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二 本地人回来了
1962年恐怕是中国解放后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一对穿普通工作服的青年夫妇在长治北站下了火车，正沿公路向南走去，他俩要步行3里地到张庄去。两人背上背着行李，手里提着许多再也打不进行李卷里的小包裹，像往常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男的走在前面，妻子吃力地紧随其后，一方面怕落了后，另一方面又怕丈夫嫌她慢。 这男的长相挺特别，又宽又高的额头使他的脑袋显得比一般人的大。大部分人不管是圆头、尖头、大头、小头都理的是平头，与他们相反，这个人剃了老头，他的脑袋、脸、眼睛都比一般人的又圆又大，头就象倒立的鸡蛋，像一个胖的圆球，又圆又大又宽，脑袋不仅长得大，而且特别灵，也许脑袋本身并不比其它人聪明，但他特别好问，总是迫切地去学、去看、去了解，而且总能很快地接受生活中一切有影响的，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新事物。
不寻常的脑袋指挥一个不寻常的身体，他的体形有点儿畸形，两肩下溜，脖子前伸，突出了看来是经常用扁担挑重物造成的驼背。他的劲椎有些前倾，所以脖子不是直的而是向前伸出，因脑袋总伸在前面，走路时样子总好像是急于到达目的地在寻找一条最快的路。
然而，这男人的驼背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健康，他背着一个大行李，走起路来象飞一样快。
那位在竭力赶上这男人的青年妇女是一个漂亮的小个子。她的长相也很特别，也是一张圆脸，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差不多与她丈夫的眼一样大一样明亮。她梳着齐耳短发，看上去活泼可爱，就像一个第一次出门去上学的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穿着布鞋，两只脚很小，从她的脚就可以判断她的身材也定苗条纤细，她穿上又宽又大的工作服和电厂工人的宽裤子就好像装在了麻袋里，身子在里面晃来荡去。
这个青年男子叫李正宝，就是这个人在九年以后的整风运动中成了主要的耙子。这时他才19岁，回张庄来是因为他丢了在电厂当工人的工作。这位年轻的女子是他才结婚几个月的妻子，叫关季英，18岁，她的电器设备技术员的工作也丢了。这个青年人丢了工作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撤走了专家，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1960年确实是灾难性的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全国各地粮食奇缺（库存已几乎挖空）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为了强迫中国同意他们的世界政策撤走了专家，带走了许多他们插手的建设项目的图纸和计划，并停止了完全这些项目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的供应。这些突然的变故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使五年计划陷入一片混乱。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放慢速度，最后只好停止了许多大的建设项目。这些停止不是立即一次执行，而是在苏联撤走了专家几个月后逐步逐项停止的。
由于工程建设项目的下马，工人们开始成百成千最后成万地被压缩了。这些被压缩的工人中不仅有建设工地的人，而且包括为这些工程提供设备和服务的国营工厂的工人。关键设备，尤其是重型设备靠从苏联定购，但轻工机械和许多别的设备却是靠国家自己生产，现在工程一下马，定购终止了，设备也不需要了，工人们就失业了，所以就被压缩了。压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他们几年以前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怀着美好的希望汇入了国家建设的洪流，现在突然一切都变了，前途变得涉茫，又要回到家乡去扛一辈子锄头，真有些受不了。
但这些工人的返乡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几十万掌握一定技术，具有在农村不可能获得的一定经验的工人忽拉一下回到了家乡，他们回去的不仅仅是人，与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大量较先进的文化，习惯和技术，对他们的家乡来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那些对突然返乡适应较强的人，在乡村一级的改革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文革”中，几百万知青被送到了农村插队落户，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到农村去，农村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总的来看，问题很多。但相反地，中苏关系破裂后，大量受过工作训练的年轻人返回了农村，却在农村干得很不错，他们的家乡也愿意接受这些人，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了这些年轻人的技术和才干，而且还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拨到了领导岗位上。
确实是这样，至少在张庄是这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正宝（李快腿）。
李快腿虽然生在张庄，却不是生在李家。他的父亲叫陆金顺，是1948年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陆家四兄弟中的老大，他们可以玄耀的就是他们的木匠技术和一些木工具，哪儿能找到活他们就在哪儿干，没活干时就挨饿，他们从张庄搬到了高家庄，因为高家庄盖房子的人多。
但1943年因为饥荒，到处找不到活干，陆金顺又只好返回了张庄，李快腿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他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家里连两个大人吃的东西都没有，更不用说养活5个孩子了，母亲的乳汁已被吸干了。
金顺和老婆便把新生的儿子送给了他老婆的妹妹，她嫁给了张庄一个姓李的中农，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很想要个儿子，但就在李正宝出生的时候她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因为她不想一下哺养两个婴儿，只好很不情愿地拒绝了正宝，陆金顺和老婆找不到要孩子的人，就把他扔在了玉茭地里。
由于仍想要儿子的愿望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孩子的姨姨作出了强烈的决定，她把自己的亲生女婴送到了张庄天主教堂的育婴堂，交给了修女，到玉茭地里把李正宝换回了家，哺养了起来。就这样正宝在李家长大了，直到许多年以后他还不知道住在村那边的那位善良的“陆大妈”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许多年以后，陆金顺已经很富裕了，他不仅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而且是杨忠盛或乞的互助木工社的发起人之一。开始几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之后，这个木工社在50年代开始兴盛，社里所有成员都干得不错，日子也过得蛮好。可与此同时，李家的环境却非常艰难。李快腿两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死了，不久养母也患了子宫癌，一直发展的病情使她干活越来越少，全家经济负担日益加重，除了正宝，她还得养活她丈夫的老母亲的两个小女儿，家里什么都不够用，不是缺这就是少那，正宝8岁时开始上学，但没钱买书，纸、笔和石板，因为他常到陆大妈家玩，他的亲娘知道他的实际困难，他饿了就给吃的，渴了就给喝的，是她给他钱让他去买上学的用具，还替他交了一半学费。和他亲爹陆金顺一起干活的木工社的同事们看到正宝就和他弄着玩，“你的石板真好呀，你知道给你买石板的妇女是谁吗？”“你叫她什么？”“谁给你买的这些铅笔？”每天见到他，他们就问他好多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正宝才知道“陆大妈”就是他的亲娘。
当他问起李家妈妈这些事时，她告诉他说，她是从玉茭地里把他拣回来的。她不敢告诉他实情，因为她害怕他离开李家，害怕等她老了他就不会像亲儿子一样孝顺她了。
正宝10岁那年，家里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就在这一年人们开始合并土地搞生产合作，建立起了互助组，李家妈妈把土地入了互助组，她的驴也每天能去挣工分了。两年以后互助组买走了这头驴，李家妈妈从此有了点现钱。
加入了互助组而且还有一头驴，李家的生活开始比没有劳力自己单干时好过了一些，但他们仍很穷。
1955年李正宝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但他没有钱继续上学。这学校在十几里以外的南垂，他没到那儿去住校，不仅自己要吃还得交学费和书本费，而且高小收费远比初小高不论是养母还是亲娘亲爹，谁都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最后他的邻居张存善（1948年的村长）那儿借来7升小米，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宝的亲哥陆晋中那会儿已经能挣工分，还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让正宝坐在车梁上，把借来的小米装在一个口袋里搁在车后面，把行李卷捆在上面，骑车送正宝到南垂上学。在路上不知什么时候口袋擦住了一直转动的自行车车轮磨了一个洞，等他们到达南垂后，小米已经漏完了。
这可使正宝陷入了困境，他已经被学校登记注册，他希望能另想办法交了费，他留在学校读书，上课，但他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再也借不到粮食了。他呆了下来，但一旦他吃了学校的粮，还不了是不让走的，因为还不了就得呆下来吃更多的粮，那样就更还不了了，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最后他的亲大哥陆晋发从北京回来了，他是北京航空学校的学生，自己攒的有一点钱，他到南垂才还了学校的债，把正宝和行李一起带了回来。李正宝的正规教育就这样结束了，那年他12岁。
因为不能再上学了，他便开始在合作社干活，他赶一辆小毛驴车为互助组拉粪拉肥拉粮及其它。虽然劳动了一年，最后家里还是欠合作社6元钱。已够干活平分的二姐结了婚，离开了家，养母的病发展到了白天黑夜都出血的地步，她的脸色惨白——象衬白色的面具，后来奶奶去世了，正宝把他养的两头70来斤重的猪卖了，卖得47块钱，又从合作社借了20块，买了一口棺材把老人埋葬了。但除了他和养母的粮款，除了其它一些必要的开支，他再没能力上合作社的借款了。
1957年正宝开始加倍努力地劳动，播种的时候他用平车拉，用扁担挑，把每个撒籽的坑里灌上茅粪，新芽长出后他精心管理，除此之外，他还辛勤劳动，负责帮队里记工分，那一年情况有所好转，他除还清了家里所有的欠款，还剩下40元现金。
那时李快腿就开始积极参加村上的社会政治活动，他学会了采高跷，参加高跷表演，还参加了戏曲小组，在“文化”之夜大显神手，他开始政治夜较的学习，参加政治讨论，9月份他加入了共青团。
同年，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重体力活，特别是用扁担挑重物使他的肩膀溜了，脖子弯了，背也驼了，不久人们就说他看上去象头骆驼。 李快腿怎么也搞不清楚他的驼背是因为长身体时干了重活，还是天生的遗传的。他的哥哥陆晋中十来岁就开始干重活，也和他一样有点驼背。可是张庄许多人都和他们一样很小就开始干重活，背却一点也不驼。
不过这不算什么问题，驼背并不影响正宝的健康，他吃的好、睡的好、玩的好、工作的也好，而且比大多数的同龄人精力旺盛。有一点不好就是驼背影响了他的美观，使他失去了年轻小伙子应有的英俊和风度。
1957年，国家在张庄以北十几里的安阳建设了一个发电厂。这个厂不仅要为当地的工业送电，而且要为周围的农村送电。附近各大队都要送派年青人到电厂去学习，然后回村为各家各户架电线按电灯。张庄大队选了五个人，三女两男，其中就有李正宝。学习三个月后，他们就应该回来为村里服务，但由于他们几个学习成绩都很好，给厂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山西省水电部基建处把他们招收成正式工人了。一个女的被安排去搞电表修理，两个男的和另外一个女的搞发电，李正宝被安排到电厂工地开起重机。
他们是1958年3月安排工作的，一年以后已经掌握了自己工作技术的李正宝被调到了内蒙的包头。当时大型的包头钢铁厂正在建设，包头发电厂是靠蒸汽发电，所以当时的工作就是架设管道使蒸汽砖通过管道被输送到解决厂大型的新的一号高炉。这项工作完成后，李快腿又帮助火车发电厂安装了一个大型锅炉和汽轮机。他记得的当时最激动的一件事是站在锅炉上看到了开往1号高炉的一长串首长们坐的小轿车，第一辆车上坐的是周总理，站在高处只看了总理一眼，李正宝就觉得自己一下子上了天，因为他参加了一项真正的国家重要工程的建设。
“参加这种大型工程的建设拓宽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思想。”几年以后李快腿说：“只要你肯动脑筋，肯看，肯做，就能学到许多许多东西。还有许多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的好人。原先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明白，但只参观了一个地方我就开始明白了。所以我就开始琢磨我看到的一切。”
“第一次在太原火车站我看见到处是火车头和车箱，我就想仅仅一个省就这么多，那全国该有多少？我们的国家多大，多富强呀！我觉得中国确实伟大，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富裕，我看着这个伟大的城市想到了全国有那么多这样的城市，多大！多富！多光荣！”
“我当主人翁的第一天就系上安全带爬到了30米的高空。从高处往下看，我看到了一片毫无秩序的景象，人们南来北往，匆匆忙忙，方向不一，显然是没有组织，没有安排的。后来我才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目标，都在为国家的建设奔忙，这与我们在农村随便松懈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工作上有严格的保养、维修、折旧制度。为什么在农村不能用同样的制度来要求呢？一台机器如果只使用不维修，很快就会报废，地里的庄稼也一样，你必须按时锄草、施肥、喷药，否则你就什么也收不上。一个人可以从工业的经营方式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个人责任的有关问题。”
李快腿操纵起重机已成了老手，他总是负责安装电厂所有的重型物件——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的旋转部件和发动机外壳，然后再用管道或管子把它们连接起来，每个部件的定位必须准确无误。这些设备都很重（一个锅炉就有50吨），所以提吊时需要特别小心。一个经验丰富的装配工当领班，他通过手势和信号指挥为正宝如何准确无误地操纵起重机，指挥新工人如何拉紧绳索，如何准确无误地把数个设备安排到位，除了起吊和定位，他们还得修锅炉架，接几里长的管道。他们常常是在让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搞焊接，李快腿也常常离开他的起重机去搞焊接，所以也掌握了这门技术。
李正宝把建设工地视为“大学”，他总随身带着一个钢卷尺和一个笔记本（因为写在散纸上容易丢失），看到他感兴趣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他就拿尺子量一量，在本上画张草图，并加以简单的文字说明。
“那会儿，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李快腿说，“看到我喜欢的东西就把它记在本子上，如果记在散纸上容易丢，所以我总带着一个本子、一把尺子。过去我有一个钢卷尺，可后来给丢了，我就买了裁缝用的皮尺，更好用，很软，你可以把它绕在物件上测量。哪怕看到一张普通的桌子，我也要量一量记下尺寸，多宽、多长、多高、用什么材料做的。”如果看到一个电动机，我也量被动轮、主动轮即三解皮带轮，还要算他们的比例“就这样我不仅学会了技术，而且使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我一直呆在农村，每天在地里干活，恐怕早已把那点知识忘干了，现在我能写一些小文章，并不至于拿不出去。”
“一个建设工地就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因为它包括的职业和技术太多了——锅炉、管道、车床、焊接、测量，每一个单位常有他自己的运输、动力、各种要求，每一项技术都是复杂、多方面的。如果从一种工作调去干另一种工作，你见识得就会更多，到的地方越多，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各种不同型号的机器、各种不同的做事方法。”
“如果我一直呆在包头，就只能看到一套方法，可我从包头调到了临汾，又调到了安阳，后来又到了晋城、高城，最后到了太原的河西第一发电厂。每到一处我总能学到一些新东西。”
“除了在工作中学习以外，我还参加各种学习班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开始我只学了三个月的电，后来在工作中我不断参加技术学习班的学习，我认为既然干电就必须学电、懂电，但我从未和高压电打过交道。在建设工地，我们安装的所有设备都与电无关，工厂一修好就交给了厂里，我们又到新的地方去施工厂，因此，尽管我们安装大型变压器，电线杆在高空架电线，但从来没有接触过高压电。起重机上最高的电压也只有380伏。”
“我学到了许多技术，提高了文化水平，还学会了吸收者工人的优点和长处，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爱护国家财产，按时上下班，对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起来踏实肯干等优秀品质。在30米的高空，在冬天恶劣的气候下他们都能很出色地完成任务，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立脚手架的时候要用许多钢丝把木桩捆牢，因此拆了脚手架那些用手捆木桩的短钢丝就没用了，但老工人们没有把它们扔掉，而是把它们收集起来，把两头焊在一起，做成了钢圈，这样下一次又可以用它们捆绑木桩。这样的效果很好，木桩下陷时，紧套在木头上的钢丝圈还牢牢地固定在木桩上。上级领导听说了还表扬了我们的这个创新。”
“那时候，人人争当英雄白秀丽。白秀丽是一位广东姑娘，在她工作的工厂失火时，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国家财产保住了，她却牺牲了。我们学习她的事迹，学习其它建设英雄的事迹，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还把描写英雄事迹的书籍和毛主席语录的卡片送给家里，送给兄弟姐妹，送给同学朋友。”
建设工地的生活条件是很原始的，工人们总是住在传统垒成的临时房屋中，有时甚至住在帐蓬里，在包头工作时，李快腿住的是蒙古包，外是蓬布，里有毛毡。李开始是学徒工，挣钱很少，每月工资只有12元，半年后每月17元，一年后又升到每月19元，两年后他晋升为一级工，每月工资34元，1961年即参加工作的第四年他晋升为二级工每月工资40.5元。
李快腿是按级别不是按工作量领工资。在包头的时候他在共青团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1959年10月调到山西临汾后，又被安排到共青团工作，在办公室干了四个月的秘书工作，为调到新单位的同志开介绍信，寄挂号信，收团费，给各支部发通知，抄写文件和报告，还干许多杂事儿。
1960年回到太原后，被安排在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分管工人的福利，白天为需要救济的家庭分配救济款，晚上为职工们演电影。电影队有两部放影机，一部36mm，一部16mm，李快腿的工作是租影片、安排放影时间、卖票、收票、操作放影机，负责电影队的那位工人生病退休后，就李一个人负责这一切，这样他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电影放映员，文化生活的组织者。
总之，1957—1962年对李快腿来说是一段旅游、学习、现场研究、努力工作、个人成长的非同寻常的，值得自豪的岁月。除了这些，他还认识了一位姑娘，与她相好并在被压缩回乡前与她结了婚。这位姑娘就是关秀英，实际上，秀英对李正宝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虽然她是从章义公社来的，但正宝在安阳学电时她也参加了那个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安排去搞电表修理，他们分开了。可一年以后，她也来到了临汾，象李一样也搞共青团工作，也正是在这时李开始注意她，很明显，他俩互相都有好感，并开始互相了解，很快就会相爱的。当地的团委书记叫张根治，老家也是长治的，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在关键时刻插了进来，给他们当了介绍人。有一天，张叫来李正宝，对他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确实需要个媳妇，就想给你介绍一位从你们那儿来的姑娘，她叫关秀英，如果你将来回去，可以带她一起回去，要是你跟外地人结了婚，以后返乡，人家恐怕不愿跟你回那么远的农村去呀。”
有了团委书记的官方的介绍，李正宝和秀英就可以正式确定他们的关系了。张书记一捅破这层窗户纸，他俩就公开相好了，其实没有他的介绍，他俩也会相好并相爱的，但李正宝愿意让别人知道是张书记介绍他俩相好的，他不是那种喜欢浪漫的人，不是那种没经人介绍就自己搞对象，谈恋爱的人，尽管他们的相爱那么摩登，那么特别，那么开明，但李正宝的头脑中仍隐生着一些封建思想，这是富有战斗精神的中国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他们在政治、技术、国家乃至国际事务方面都显示出很强的开拓进取精神，但对于家庭事务和其它亲密的个人亲戚他们却常常不自觉地遵守孔夫子的思想。
李正宝和秀英订婚后，工作又把他们分开了，他被调到了安阳，而秀英却到了运城，不过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两年以后，张书记说过的被压缩返乡的事儿突然降临了，所有1958年招的工人都接到了被压缩的通知。苏联专家撤走了，留下的工作连老工人都不够干，更不说新工人了。李快腿工作的总工会的领导想留下他：“我这儿可以留下一个人，就决定让你留下。”可电力厅不同意，他也没什么办法，厅里要留下管理人员，解雇建设工人，总工会毫无办法，所以李正宝被解雇了。但不久办公室为他和秀英举行了婚礼，并送给他俩许多礼物带回家。
李快腿和关秀英的婚礼是在工会总部举行的，工会用大红纸写出了他们要结婚的通知，到了晚上客人们来了，太原总工会的主席为他俩当主婚人，他向来宾们正式宣布婚礼开始，并告诫新郎新娘以后要好好学习、互相帮助，然后要求他们谈谈恋爱经过，他们是如何认识如何了解，如何相爱，后来又如何通信的，李快腿和关秀英当然得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做一些在中国年青人结婚的那天来宾们起哄要求他俩说的做的事儿。
在李的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至少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谈起这件事儿时说印象最深的是经济上的好处。象总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在省城为他举行婚礼，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他能印象不深吗？1962年是很困难的一年，是缺吃少喝，没穿短用的一年，有的地主甚至在闹饥荒，不仅粮食、布匹、食油和猪肉定量供应，就连香烟和糖也是定量供应。工会的党委书记说“给他们供应券，让他们买布，买毛毯、买蜡烛，尽可能让他们回家后能成起一个家。”所有这些东西在太原都比在张庄便宜，他俩买不起的东西工会都送给了他们，他俩把平时积攒的钱都买了家庭必需品，因为回家的路费工会也给出。李的母亲送给他俩一条新被子，所以回家后，他们没什么问题就成起了一个家，家里所用的一切基本上都具备了。
回到张庄，他俩很快就找到了与自己学过的专业相近的工作。秀英当了马厂公社的电话话务员，李快腿当了张庄大队的电工，他当了三年电工，而秀英不久就怀孕生了孩子，不得不放下工作哺育孩子，这样她在外面的工作就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政治上，李快腿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仍然很活跃，很积极，1965年6月，经长治市武装部政委，派到张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长肖察的推荐，李快腿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马上就成了张庄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哥哥陆晋中是书记。
党支部没有给李快腿任何试用期，一天时间内他成了共产党员，并被指定为党支部副书记。这是不寻常的，那些对这种现象不满意的人说张庄成了“陆家王朝”、“陆氏”掌握了张庄的绝对权力，他们随心所欲地安排村里的一切，根本不考虑其他人的愿望，李快腿成了“直升飞机”，干部，当然，推动这“直升飞机”的力量是个人的关系。
1962年是李快腿回乡的那会，也是妇联副主任杨莲英回张庄的那一年，被淮海兵工厂食堂精减回乡的杨莲英是和由于苏联撤走专家被迫回乡的李正宝一起回到张庄的。杨莲英到张庄来不是因为这是她的家乡，因为这是她的丈夫长大的地方，象我们前面已叙述的一样，她一回来就开始在村上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莲英的提拨不象李正宝那样好像坐了“直升飞机”，她是靠自己的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和贡献赢得了大伙的好感，一步一步地走上来的。
在同一年里回到张庄来生活和工作，李快腿和杨莲英加强了张庄的领导班子。李快腿加入的领导班子有他的哥哥陆晋中，还有过去的支部书记现在的大队主任张兴发，过去的大队主任现在支部的关键领导人物张贵才，还有1948年就负责治安工作，60年代仍负责治安工作的王文则。杨莲英作为文则的哥哥启发的妻子，自然能适应这个班子，不光大队干部们能接受，而且小队的干部们也能接受她的提拔。所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都成了那些没有掌过权的人起来向大队干部们挑战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杨莲英和李快腿的命运是那样地相似，两个人都出生在解放前的灾难的岁月里，都是很幸运地活下来的弃婴，两个人都是刚学会走路就得干活。如果不是解放，不是土改，不是合作化，说不定他俩都会死于战争、疾病或饥荒，即使勉强活了下来，他们也将是愚昧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他们的才能将得不到发挥，得不到赏识，得不到重视，他们也将会象数百万数不清的普通劳动者，受别人的领导和管束。然而，他们却都在自己的社会里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远远超过了长治范围，甚至山西省的范围，至少李快腿的情况是这样。
这两个青年人回到张庄正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要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全面颠倒过来的时候。很明显，毛还决心要把自己那一年在庐山会议上所遭受的个人挫折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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