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普通党员轮流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六　普通党员轮流发言

　　九月十五日各队又开会整党，五队办公室王老太的儿子王仁保，前张庄妇联主任胡雪珍、前党支部书记张兴发都发了言。
　　王仁保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首先说他被刘少奇路线毒害了。这可是顶大“帽子”，但是，经他解释以后，我们才明白他的意思。仁保是个经验丰富的修理工，利用这一技之长，他在大路边用砖草率地盖了个自行车修理铺，招牌是“X和庄五队修理铺”，实际上是私人开办的，只是通过队里领的许可证。在他开这个铺子之前，大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他每天交队里一元捌角钱，队里给他记一个劳动日，每年队里分红时，他可根据其所挣工分的总数领自己的一份。由于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从来也没超过一元，所以这种分配法对队里有益处。
　　队里每天收进一元捌角，只付出一元；这种分配法也有利于仁保，因为几乎每天他都可挣一元捌角以上，那么每天超出部分的报酬就装入自己的腰包了。而且每月只算二十个劳动日，剩余十天的收入百分之百归他自己。如果诚心诚意干一个月，仁保的收入要比下地干活儿的社员多得多，有时甚至可多二、三倍。社员们的尖锐批评，使他承认这种做法不太公平，对一个党员来讲确实不合适。
　　“这场整风运动提高了我的觉悟”，他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个路线问题。我是为自己干？还是为集体干？我是个贫农，在共产党帮助下才翻了身，我认为成立这样的私人企业是错误的，我走错了路。”
　　仁保提出的建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由张庄大队主办成立一个联合机器，铸造修理铺。除了修理自行车，还能修理各种农具、运输设备或大队所需要的任何其它东西。由于有现成的电石气焊设备，有收集好的铁、钢，以及其它材料，成立这样一个集体单位有雄厚的基础。大队为这项工程提供资助，其成员在各自生产队挣工分，除去消耗，全部收入归大队。为什么不马上就成立这样的企业呢？
　　这个想法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兴趣，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议，个个赞不绝口，并鼓励他尽快干起来。
　　下一个发言的党员是张兴发，我们更渴望听他发言。二十年来，他实际掌握着张庄的命脉，只是因为做房产投机买卖，才在四清中下台。自从被撤职后，他感到自己的威信还不如一般平民百姓。他打定主意首先照顾好自己，关心好自己小家庭的冷暖，尽可能过几天舒适的日子。
　　他不学习，没有给自己制定任何政治目标。他被分配去建一个集体养猪场，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他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别的主意，他担心干不好，担心如果失败了大队会责怪他，再次严厉批评他。尽管他态度消极，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样样事情进行的确实是一帆风顺。一开始仅有三头母猪，现在已有十五头了。另外，他和他的助手们用粉房的下脚料养了四十头肥猪，如果一头母猪一窝生上六只小猪，一九七二年他们可望达到二百只猪。不管怎么说总是个大飞跃。
　　养猪的成功和整党的挑战，使得兴发对自己重新进行了评价。“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永远也不能保证我家过上富裕生活”，他说，所以他决心重新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之中。
　　社员们非常欢迎他的决定，都说兴发养猪真是创造了奇迹，他们希望他不仅能为集体养几百头猪，而且为个人提供猪崽。
　　整风对胡雪珍没有多大意义，在自评时，她只说了三言两语。她强调她有许多缺点，没有优点，没有成绩。因为身体不佳，她既没有参加生产劳动，也没有参加党务活动。
　　几个人问她，为什么不能象过去那样组织发动群众呢？为什么不对妇女们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呢？
　　她回答说，她已下定决心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她私下告诉治安主任申，工作很难干，因为她丈夫王文则把她的话从来是当作耳旁风。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他大四岁，他喜欢说个顺口溜：女大四岁，满家富贵。实际上，对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开心过，总是闷闷不乐的。”
　　“别再为此烦恼了”申说，然而他和她都清楚地知道那首顺口溜是文则挽回面子的方法。后来申告诉我们，漂亮的先娥提出离婚，文则失去了他真正喜欢的妻子，因此，他现在用这无聊的顺口溜来进行自我安慰。
　　如果胡雪珍的发言可以和二队裴良顺简短的自我批评竟相妣美的话，那么四队的申东良比他们就胜一筹了。申在小学教锻工活儿，心满意足地说了三句话：“我没有起到作用，我想好好干，我准备想办法干好一些。”
　　听了这些话大家都笑了。
　　尽管如此，社员对他评价还不错。他们觉得自从整风开始以来，他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都有进步。他们鼓励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干一辈子革命。”
　　以前，申东良从不以争强好斗而著称。有一次当他看到有些邻居贴大字报揭发文则问题时，却设法阻止了他们。
　　“你们竟敢写他的大字报！给我贴上一百张有什么关系？但别给他写！”
　　“过去”治安主任申说，“你就是朝申东良开三炮，他都不会吭一声。他当队长时，曾经一大早去敲门叫人们去上工，几分钟后要是没人到场，他就一个人下地了。”
　　如果有些党员缺乏“斗争精神”，那么有些党员显然斗争过了火。齐风腾在不存在斗争的地方能看到阶级斗争，经常无端攻击韩满文。韩满文是一队六个党员之一，他父母亲一九四五年前充当日本人的汉奸，因此，土改时财产分配给别人，此后便印上了“斗争对象”的污名。满文自己一九五三年参军，当兵时入了党，一九五六年返乡回到张庄，成为大队党支部的积极分子。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攻击为“斗争对象”的儿子，因此，决定退出政治舞台，无论怎样劝说都不能阻止他。现在整风的方法使他相信毛泽东思想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他又开始活跃起来，积极带头工作了。其他人每人往地里拉四车粪，他自己拉六车，其他人上坡时要帮手推车，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拉上去，队里的同伴们个个赞不绝口。
　　但是，队里主要党员齐风腾是个爱吹毛求疵的人，他指责韩满文拣近的地方倒粪，在统计表上引人注目，但是却躲避往远地里倒粪。
　　“两个不同的阶级，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风腾说，“贫农选择最艰巨的任务，而中农却鬼鬼崇崇拣容易的干。”
　　因此，风腾把微小的矛盾说成了对抗性矛盾。
　　其他队的社员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两个人干的活儿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在地的近端卸粪，而另一个在远端卸粪，随着人们从地里往过走，人人都要移动卸粪的地方，最后整个地都要上粪，开始往远端卸粪的人在近端完工，而在近端开始的人在远端完工，最终拉粪强度证明是公平的。
　　人们说风腾对别人太苛刻，劝他对自己的活儿操点心。一九六四年队里让他放六十只山羊，四年后只剩下十八只，“你批评别人的缺点，可对自己的缺点却视而不见”，他们说，“你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别人，而是发火骂人。”
　　风腾似乎老是骂骂咧咧的，他的工分低了大惊小怪，粮食吃完了指责生产队。他为自己的阶级出身而自豪，往往轻视那些出身富家子女。
　　“他觉得自己是一朵漂亮的花，别人只是一块烂豆腐。”
　　另一个对人刻薄的党员是申起昌，号称“三多同志”，他牢骚太多、废话太多、考虑自己太多。他思想落后，工作差劲，有时甚至有偷窃行为。此次整风批评，使他进步很快，不仅成了副业队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热情帮助队长工作，而且在家里养猪积肥，又挣了一百个劳动日。
　　如果一些人斗争性不强的话，另一些人则是盛气凌人。据说仍然有三分之一党员敢于坚持原则，处理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大队会计三队的申许文。
　　同意当会计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冲突，因为许文父母觉得无论谁当会计，最后必定会陷入困境。他们劝他不要参与此事，常言道：

　　“一二、一二、一二三、灯光下细心打算盘，
　　不分白天和黑夜，运动来了准过关，
　　最后当个老百姓，老实下地把活干。”

　　申许文不同意这种看法，没有会计革命怎么能成功？并非当会计就过不了“关”，而是那些违背毛泽东路线，把自己置于人民大众之上，利用职权办坏事的人才过不了关。据申许文说，他安然自得地接受了大队会计职务。
　　宣传队刚到时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一个小组查看所有的帐目、帐单；一个小组全力揭发大队各级贪污受贿行为。专案组邀请了数字概念极强的申许文参加调查工作，但是，这一回又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
　　这怎么能不引起麻烦呢？当然，揭发贪污受贿是件好事，但很容易犯错误，跟踪假线索，进行无把握的指控，最终只能疏远人们。因此，你不会迈向阳关大道，而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求个稳妥，安分守已别惹麻烦为好。
　　但是许文又不同意，一个人如果不愿冒风险，反对贪污受贿，革命怎能成功呢？当然，他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如果犯了错误就改正，好人是会理解的。如果工作中惹下了罪犯，惹就惹下了，怎么能挡住前进的道路呢？
　　由于申许文承担责任，群众同意了。但是，自从当了会计和调查员，他发现没有时间下地干活儿。面对的一切都需要仔细计算分析，说声：“我很忙。”是很容易的，但是要说他有点变懒了、脱离了生产劳动，在他和老百姓中间形成了鸿沟不是更加真实吗？
　　申许文不得不同意他应该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多下地参加生产劳动。
　　整风运动一开始进展缓慢，从来都未能发展成为热烈的群众运动。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消失，一个会接着另一个，整风形成了某种热头。参加会议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多了，发言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更加直言不讳、从容自由。似乎没有一个人的检查是令人注目的，没有一个人的批评单独就可以震惊全大队，或者震惊一个社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气氛有所改善，在地头人们不再谈论天气或庄稼，开始谈论整风了，简略地一次又一次地回顾每个党员的经历。
　　“过去谁敢批评党员？”许多人说，“他们忘记了五、六十年代许多运动中，党员就象目前一样站在‘关口’前。过去党内问题都要在大队进行讨论，现在又交回到群众之中，整风应该是定期的，一月一次，二个月一次，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密切了。”
　　党员们发现人民群众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远远不是泄私愤、图报复，就感到好多了。进入自我批评阶段后，他们曾犹豫不决，担心被开除党籍，而现在他们发现群众鼓励支持他们。
　　尽管对他们寄于很高的希望，但群众还是支持他们的。这样他们就扬眉吐气了，接受批评就好象洗澡一样，可以清除污垢，使人振作精神。这种积极的结果，立即在地里显示出来。二队的陆何仁和裴良顺过去道德品质恶劣，本周末也下地参加劳动，各自带着一伙同伴个个精神焕发。
　　“党员带了头，群众往前走。”高法官说。
　　没有人反驳高法官的说法，也没有人太当真了，很清楚整风运动并没有能激励全体群众。在分析原因时，我得出结论，一九四八年使人人心醉神迷的说理对质的新奇感早就烟消云散了，几乎没有期望人们会以二十三年前的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中进行整风。全国解放只标志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新社会艰难繁重的任务必须花几十年，甚至可能几个世纪的时间。
　　毛的这一论点由种种事实所证明。既然如此，没人会幻想任何一个运动就能奇迹般地改造好整个社会，及其党员和干部。张庄必须反复不断经历这样的运动，一个年代接着一个年代，以保证不断向前迈进。
　　无论如何，如果经历一次运动，整个团体确实会取得进步，人们就会满腔热情地承担任务。了解夺取丰收，需要来年长期奋斗，决不会减弱人们责任心，忽略当年的耕耘。那么，为什么农民对于发展培养建立社会联系，这样缺乏责任感呢？他们经历整风运动，但是没有真心态意地参加，整个过程缺乏“热情”。由于我期待一九四八年“过关”所取得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进步，我灰心丧气了。我意识到比过分暴露更严重的东西阻碍人们进步，但是我不能明确说明是什么东西。
　　然而，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理解这些印象，更不用提得出结论了。小麦下种即将达到高潮，白天人们每时每刻都为此而奔忙。在地里来回奔忙一天后，我发现在会山会海之中，晚上人们很难保持清醒而不睡觉，我并不孤立，有一、二个农民几乎总是还不等最后一个人讲完话就背靠着土墙睡着了。整个团体似乎已全力以赴了，不可能期望承担其它事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大忙季节，张庄会勇敢应付二种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