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十一 攻击受害者
九月二十日晚上，在地里又整整干了一天后，我们顺便到办公室打听消息。我们发现高法官在来回踱步，态度严肃认真。小偷齐忠纪在书面交待自己的犯罪经过。齐忠纪是一位发育不良的青年，面容憔悴苍白，下巴上留着刚刚长出的黑黑的胡茬子，看上去他象十五而不象二十，很清楚地在地里干活儿他是很难应付的。有人告诉我们，他一天只能挣七分工，而他的同伴却挣十分，由于他要赡养两个人，他家的生活水平肯定不会高。
齐忠纪旁边的桌子上，放着许多在他家里找到的各色各样的五金器具。我们可看到电灯泡，把手上刻有“养猪场”字样，铁道的月牙形扳手、折叠刀、一些套筒扳手、修自行车用具、小钻子、大电动机罩壳、挠性管末端的油脂套筒装置，地上放着有名的李家的箱子，15×15×20英寸大小，是棕色木头做的，没有油漆过，一把小金属锁紧紧锁在箱子上。
桌子上的一些东西似乎和那天农民向大队办公室指控齐忠纪所偷的东西相吻合，上个月全村各处丢了许多东西。他们所丢失的东西包括：两付新自行车轮胎，帆布带，八种各色各样的木工用具，新抽水站的电线，一套扳手，猪场的一付钳子以及灯泡等。
高法官没有审问嫌疑犯每件物品的来龙去脉而是要求他重新写供认书。如果这位年轻人的拘捕和一整天的询问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不需要进一步对质了。他将把自己一切东西都列出来。
当齐忠纪坐在一个低功率的昏暗灯光下吃力地写每个字时，高法官告诉我们齐自从半夜三更逃跑后村里所发生的一切。
凌晨四点钟，民兵狗孩发现可疑小偷又回家上炕睡大觉了。他第二次逮捕了他，把他押送到大队办公室，由治安主任申和范机灵一直审问到天亮。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齐断然否认他知道任何关于民兵申二江从他手中夺过的箱子的事情。
“我从头到尾都在看演出，”齐说，“当申说有人偷了箱子后，我和其他人一起跑出去抓贼。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我朋友何贵，孟大年或武宝贝。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当齐忠纪只能详细叙述所演出的七个短剧和滑稽剧中的三个时，他的话就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后面三个节目他只能想起个大概来，而说不出谁扮演哪个角色。（与此同时，民兵们在他家找到了许多东西，各种工具以及零碎东西，似乎是以前被盗的东西。）申趁机给小齐讲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正当黎明的晨曦驱散了院外的黑暗时，这位年青人崩溃了，他痛哭流涕地承认是他偷了李家的箱子。
次日大约中午时分，高法官接着进行了审问。
“姓名？”
“齐忠纪。”
“年龄？”
“二十。”
“出身？”
“下中农。”
“家里几口人？”
“三口，父亲、弟和我。”
“他们的年龄？”
“父亲七十，弟弟十四，还在上学。”
“你上过学吗？”
“在马厂小学大约上过一年。我还很小时我母亲就死了，所以我就回大队干活儿了。”
“你参加劳动几年了？”
“五、六年。”
“参加过什么组织？”
“没有，但是文革中参加过红色兵团。”
“听说你母亲把你给了她弟弟。”
“对。”
“你父亲姓什么？”
“程，可是我舅舅姓齐，所以我姓了齐。”
“你舅舅家有几口人？”
“没有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过继我的这一家的任何人。我舅舅在给我改姓让我当继承人以前就死了。”
这惊奇的回答使高法官迷惑不解。他询问后发现，忠奇母亲与她哥哥齐思德商定安排这个男孩当另一个无儿无女的年长哥哥的孩子，以便他的房子仍然属于齐家。忠奇改姓他死去的舅舅的姓，成了死者的儿子，因此继承了他的半部家产。另一半家产归齐思德的养子，消极怠工的贯偷齐大红。大红不乐意这种安排。由于他是父方关系最近的男姓继承人，因此他希望继承全部房产。他不理会忠奇的要求，找大队领导要求准许卖掉全部财产。这使已故舅舅的遗孀大为恼火，她觉得一旦她侄子把房产卖掉，齐家就会烟消云散，齐家的姓就会消失，那么近处就没有子孙给祖宗上坟了。她谴责当时的大队主任张兴发，副主任张贵才为了几包香烟几个鸡蛋和其它礼物，出卖了齐家利益。她说大红为了得到大队领导的同意，给他们送了大量的礼物。当大队领导拒绝听她的抱怨时，她向长治市法院提出起诉。
林法官传唤了兴发和贵才，生气地责问他们接收了齐大红什么礼物而偏袒他。
张贵才大发雷霆。“你妈的，”张对林法官说，“你坐在人民法院，吃上人民的小米是干什么的？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被收买了，最好告诉我是怎么收买的，我的价钱是多少。至于我，我不在乎。我尿你一身，我叫你现在在这儿把我逮捕了。”
张贵才一顿狂轰乱炸，把秦总法官惊动到了现场。他曾是潞城县第五区的联络官，和贵才是老相识，知道他是不容易被收买的，因此，要林法官赔理道歉。林法官向贵才道歉后，贵才也为他挑衅的态度，不文明的语言向林法官表示歉意。然后他们和解了，心平气和地了结了此案。法院起草了一封判决书，规定大红拥有一半房产，忠奇拥有另一半，各人均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售房屋。最后是齐忠纪卖掉了自己的两间房子，得三百八十元钱。他仍旧和他亲身父亲程和弟弟住在一起。但是齐家的姓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他得到三百八十元钱，就继承了需要照看贼头坟的责任，此外也继承了注定要当贼的命运。村里有一半人确信他最终不会有好下场，而他们的蔑视态度有助于保证这种预言最终成为现实。
然而高法官与一些土生土长的张庄人不同，他根本不相信贼头祖坟对齐是什么不祥之兆。他向这个年轻人保证，不管是谁，只要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老实坦白，村里人都会是宽大谅解的。
“你还很年轻，出身下中农家庭，如果你和我们合作，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照我看，我完蛋了，”齐忠纪悲观丧气地说：“我的前途黯淡。我身上有了这污点，怎么能洗得清呢？”
“一个污点不能毁掉你的一生，”高说，“只要你吸取教训，你的前途任你选择。人人都会犯一、二个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迅速纠正错误，避免将来重犯。因此最好把你过去几个小时内你的思想情况说出来。我们关心你的前途，你自己也应该关心自己。你选择什么道路呢？”
此时此刻忠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泪如泉涌。“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我对不……”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好啦，你最好把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演出开始时，我在人群里在看到了李天池的母亲，这就意味着他们家可能没有人。我经常去他们家，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保存东西，因此我偷偷溜出去闯进老太太家，扛上箱子藏在地里后又返回去开会。当听说有人偷了李家东西时，我跑出去和别人一起调查了解此事。”
“是你一个人进去的吗？”
“是。”
“你用手钳了吧？”
“嗯，我离开会场先回家拿上手钳。他们用铁丝换了一个链环，我是用手钳剪断进去的。我拿上箱子藏在地里，后来村里平息了后，我去要把箱子拿回家。可是二江看见了我，夺过箱子跑了。他对我喊‘你不来吗？’我说‘不去，’就回家了。我很想睡一觉，狗孩就是在我家找到我的。”
“你是什么时候溜出会场的？”
“第三个滑稽剧演完后。”
“你回家拿手钳时没人在家吗？”
“我父亲在。”
“他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吗？”
“他知道我回去了，可是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是什么样的手钳？”
“绿把儿的。”
“你在哪儿弄到这样的手钳的？”
“我弟弟拿回家给了我的。”
“昨晚把手钳放什么地方了？”
“鸡窝顶的砖上。”
“你知道你拿的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要偷箱子呢？”
“嗯，我看见箱子上锁着锁，估计里面一定有宝贵东西。”
“你说的是实话吗？”
“当然是。”
“现在你不会再欺骗人了，是吧？”
“当然不会，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发誓。”
高法官把话题转向了新的话题，犯罪的动机上。
“为什么你要抱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的态度呢？你已经考虑了好长时间了吗？”
“没有，小李是我的好朋友，我经常去他家。”
“你在他家时他们开过那个箱子吗？”
“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要选择箱子呢？”
“有两个箱子，可是那个小箱子上锁着锁。”
这并不能使高法官满意。他要的是自我分析。“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偷东西的。你必须从思想上找到根源，否则你是不会改邪归正的，最初是什么东西使你产生了这个念头的？”
忠奇没有立即回答。他略加思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李家有个妹妹，我想她一定有些衣服。我家根本没有东西可锁，只有我们三个人。”
“可是这和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妇女衣服干什么？你又不能穿，而且他们领到的布票和你家是一样的。”
“可是李家干活儿的人比我们多，我家三口人，只有我一个人劳动，要养活三口人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那么你不知道他们有贵重东西吗？”
“不知道。”
“你只是认为他们干活的人多就可能东西多对吗？”
“对。”
“可是还有许多其它人家生活并不困难，是吗？”
“可能吧，可是我对他们了解的不那么清楚，我对他们不熟悉。”
“但是小偷往往偷自己不认识人的东西，所以你最好说清为什么你要偷你朋友的东西呢？”
“我对李家很熟悉，我看到他们全家都在看戏。”
“就是在你看到李老太在看戏时，你有了偷的想法了吗？”
“嗯，我常想他们家比我家富裕多了，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偷他们的东西。”
“你没有考虑过偷那个箱子吗？”
“没有，我只想把箱子打开。”
“有这种思想多长时间了？”
“五、六天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富。”
“是什么使你想到能进了门儿呢？”
“我看有一个门链用铁丝补着。”
“如果你只想把箱子打开，为什么要拿出外面呢？”
“我怕他们会回来。”
“所以你怕被抓住？”
“唉，这就象一场恶梦一样。我在他们家时确实不太害怕，只是事后才害怕起来。”
“今天早上他们拘捕你时，你说是在篦麻地里发现那个箱子的，为什么？”
“唉，我知道我要坦白就会得到宽大处理，如果抗拒就会被枪毙。”
“那么你写的这是什么样的交待呢？”
“抗拒。”
“怎么不要宽大处理了吗？”
“要。”
“那么为什么这样交待问题呢？”
“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什么想法？你怀有什么幻想吗？”
“幻想？我不知道，‘幻想’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我只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只是想，如果我不砸坏门没人会知道我进了他家。”
“现在呢？”
“现在我想通了，我要把事情的经过统统告诉你，然后回家下地劳动。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劳动，我得为此操心。”
“这个想法好，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而且要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那么你怎样才能回家下地劳动呢？”
“坦白交待一切。”
“好，这回你把什么都讲清了吗？”
“对，都讲清了。”
“那么，”高法官用一种沮丧失望的语调说，“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东西呢？”
“有些是我弟弟带回家的。”
“凿子呢？”
“那是陈石田的。”
“扳手呢？”
“我向水泥厂小杨借的。”
“我认为你没有讲实话。”
“我自己还有一把扳手。”
“哪儿来的？”
“买的，杨林老婆去黄碾时给我买的。还有林跃龙给我买的灯炮。机务段老裴给我的插座，他住在村南我姐家。”
“还有斧子呢？”
“我自己的，我在漳沂买的。”
“多长时间了？”
“一、二个月了。”
“多少钱买的？”
“三块三。”
“是藏在炕底下那把吗？”
“不是，你们从我家拿的那把根本不是我的。”
那一点已得到了证实，他们在忠奇家炕下发现了李快腿老早以前借给猪场的那把斧头。猪场为斧头赔了四元钱，结果斧头跑到了忠奇家。
“显然你只说出了部分真实情况，”高法官说，“你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统统讲出来，甚至包括那些你自以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是保证你前途的唯一方法。”
“至于前途，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忠奇说，“我想我已经完了。”
此时，长治市委范机灵插言道：“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没有把你送交警察？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政策。我们可以把你交给警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然后统统告诉我们。你家还有其它东西吗？”
“一节铁管子，是我用二毛七从林耀龙那儿买来的。”
“值那么多钱吗？”
“他们按斤收费，每斤三分。”
“绝缘线是哪儿来的？”
“小秃架电线时给我的。”
“你家还有什么？”
“值五毛钱的小插座，那是我买的，可是我还没有给钱呢。”
“说完了吗？”
“噢，还有一些零碎东西，可我记不清了。”
“什么零碎东西？”
“我记不清了。”
“好吧，请记住，你隐瞒任何事情对你都没有好处。”
“现在天气不早了，”治安主任申说：“晚饭后我们继续谈，那时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对，”高法官说，“你最好回去把今天下午你告诉我们的事都写下来。”
“我能回家了吗？”
“不行，只有把事情全部讲出来并想通后，你才能轻轻松松地回家。”
“可是从早上到现在我连什么东西也没吃。”
“他们没有给你送饭？”
“我父亲告诉我弟弟什么也别给我送，反正我也不值得吃东西。可是我要喝水，有水吗？我能喝水吗？”
“当然，我们让你吃让你喝，我们要好好对待你，但是我们要你承认你的问题。我们要你憎恨你肮脏的过去。”
“即使我痛恨过去也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和你父亲谈谈。”
“啊，不，别对我父亲说，我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他伤心。”
“但是这不是坏事，对他也是个教育。”
“可是他连自己也料理不了，他只有一只手，他顾不了自己。”
“我看出你知道什么羞耻，可是你从未考虑过箱子丢了对李家是多大的打击呀！那些东西是一天又一天辛勤劳动挣工分才买来的，而你却转眼间却据为已有，这难道不是剥削吗？李家母亲气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好啦，我们保证你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同时你最好试着重新交待自己的问题。这一次可要完全彻底。”
忠奇写完后，宣传队员管工黄大声朗读了起来：“昨天晚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人们来看戏时，我去李家砸开门链，拿上箱子藏在蓖麻地里。后来我想把箱子拿回家，可是李抓住了我。人们和我谈话后，我承认偷了箱子。现在我感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保证决不再干这种事情，只要求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下走革命道路。”
这个青年的文化水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想，他只在小学上过几年学，但是他和村里大部分的同龄青年人一样，竟能坐下来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了。
当我正在对齐的文化水平惊叹不已时，管道工黄在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所写的内容连连摇头。
“太简单！”黄严厉地说，“对你的动机只字未提，你必须把你闯进别人家门时的想法写出来。而且你还必须把我们在你家找到的全部东西和我们让你上厕所你却跑掉的事都统统写出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承认，你问题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劳而获思想。通过偷盗你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取财富，这样就占用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个阶级问题。”
“对，”高法官说，“你必须仔仔细细把你的全部历史回顾一下，把每个问题都回想一下并逐一写下来，然后进行分析。你用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你做的错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别做错事。如果干了错事，总会有人知道的。你可能希望没有做过错事，但你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待坚决改正。”
“我们还必须批判你没有前途的说法，”治安主任申急不可待地插话，“当然这次偷东西会沾污你的历史，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前途。你还很年轻，阶级出身是下中农，如果你肯努力，光明前途就在你眼前。如果你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贫下中农是会原谅你的；但是如果你不肯坦白，那就越少说越好，因此考虑考虑吧。”
把齐的行为划成阶级斗争，并把它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我感到迷惑不解。似乎犯罪并非仅仅是犯罪，而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这种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失去控制了吗？我为小齐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他似乎在沉重的压力之下生活。他一天只能挣七分工，几乎连一个人都不能养活，可是他得赡养三口人——年迈的残废父亲，上小学的弟弟和他自己。他越来越深深陷入贫困之中，而他的邻居有四个人劳动，生活富裕，而且箱子里还积攒着钱。
这两家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可能必须看作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所带来两极分化的例证。“同工同酬”的平均主义诺言必须被不平均的劳动力和不平均的需求和负担所破坏。赡养人少的强劳力往往会积累剩余财富，而赡养人多的弱劳力会逐渐变得缺钱少粮，以致最后陷入困境。正如毛泽东几年后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哪里“资产阶级法权”占支配地位，这样的两极分化就会使哪里的人深受其害。但是只要生产力依然落后，任何国家都不能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如“同工同酬”之类的东西。而且只要国家，集体，个人生产同时存在，社会就不得不保持市场，就不得不允许人们进行商品交易，而且商品的价格也必须大致反映体现在商品上的劳动。
大队能为小齐所做的唯一的事是象必须对全体社员做的那样，向小齐全家保证最低限度的人均口粮。这种保证就相当于免费供应。但是甚至这一点也有料想不到的困难。如果齐挣不到足够的工分来养活三口人，大队就得给他们三人提供粮食。根据合作社章程，大队必须把帐记在齐家名下。齐家不会挨饿，但是因为所挣工分不够买粮就会债台高筑。如果大队不在将来某个时候注销他的债务，那么尝还债务将使他终身受苦。然而一旦其弟弟开始参加劳动，两个人有可能靠辛勤劳动来还清债务。
一个二十岁的人竟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从这种观点来看，其前途一定黯淡无光。我把小齐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牺牲品。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似乎是给其父亲找一些轻活儿，为这个家庭找到经济上的出路。如果大队能找到一些办法帮他们增加一些额外收入，盗窃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大队领导，宣传队员和张庄老百姓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这种情况下唯一受害者是暂时失去箱子的李家成员。小齐是新生的阶级敌人，问题的核心是小齐的思想意识，是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大队新面临的问题是阶级问题，其解决方法是要加强阶级教育。他们问齐忠纪是否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当他说没有时，他们给他找了一本。“学学有关阶级斗争和青年问题部分”，他们劝告说：“你就会明白离毛主席对中国青年提出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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