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二 三圈二步
一九六七年夏天，晋东南革命委员会仅仅代表一种图有虚名的“大联合”。团结已变成了符合时宜的，不加掩饰的伪装，虚情假意就象演戏一般。而委员会内部两大敌对派系头头们，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尽可能发动一切可能动的联盟，和调动一切可能的财力上，为夺权进行最后的较量而作准备。
在地区的竞争舞台上，双方不仅都在偷偷摸摸怂恿进行诽谤性的互相宣传，而且还暗中支持下属单位，突击抄查文件、绑架人、肉体攻击、夺权。高层的纷争暗斗需要各方动员下级进行支持，从而导致乡村的群众发生两极分化，引起广泛的纷争和混战。由于双方都不想使自己孤立无援，或遭受挫折，每个行动都会激起报复行动，而且在程度上往往比原先更加激烈，采取行动导致过度反应，过度反应导致了暴力冲突。一旦爆发武力冲突，几乎不可能理智地恢复谈判，更不用提和平解决了。由于不满引起不满，伤害引起伤害，征服招来征服，两派甚至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进行和谈就更不用说了。双方几乎都热衷于武斗。
地、市发生分裂的根源和张庄大队一样，都可迫溯到1966年的学生运动。市一中初期号称“要武大队”的一群“造反派”，为了压倒一群叫做“红色风暴”的“保皇派”，找到了同盟者，并结成了联盟，叫“红旗”，作为报复“红色风暴”成立了“北京公社”。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革命造总反司令部”夺权之时，晋东南就或多或少存在着两大群众组织网。每个网络都固定在一个学生联盟的周围，每一方都在持续不断为争取下面的成员和上级承认而竞争。然而在初期，组织的路线还显示出某种不稳定性，同盟不断进行调整，组织的成立、解散，或者改换观点的组织形式，就象“联络站”、“司令部”以及所有其它特殊的群众活动形式变化一样，因此，彻底把原属“造反派”和原属“保皇派”的人混合在一起了，要再进行这样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尽管通过合并，所有的“红联”和“北京公社”仍然可以追溯出他们前后的一致性，但是，最后出现的敌对两大联盟只简称为“红字号”和“联字号”。
当“红字号”和“联字号”逐渐形成的时候，他们仅仅进行随意的活动——这是风暴前的安静时期，去河南省矿山城镇串联的长治学生回来后，讲述了各种尖锐对抗的情况和形势，但是，他们在上党地区却煽动不起类似的事件来。从省府太原下来的一支学生小分队，发现长治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十分扫兴，不等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就张贴大字报，遣责晋东南地区死水一潭的局面。他们呼吁采取能挑起争端，制造混乱的行动。没有激烈的辩论，没有战斗和混乱，旧秩序不可能摧毁，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如果没人唤醒群众，如果组织之间不进行斗争，文化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那些日子里，赞颂暴力和混乱不仅证明倍受欢迎，而且也是强制性的。那些对此犹豫不决不肯赞扬的人自然被看为“保皇派”修正主义者、反动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拨弄是非，诽谤中伤，先发出指责，以及最终诉诸武力的人才是革命派。
晋东南地区的斗士们迅速奋起，迎接太原启蒙者的挑战。上海夺权的消息，于一月七日传到山西。一月十四日，上层“造反派”推翻了在太原的省政府。不到一周时间，“红联”（通称为“红字号”）发动长治所有可能发动的联盟，包围了市委和地委。全副武装的小分队把公章监护起来了。但是，他们没能得到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反对派组织拒绝承认这次突然行动，所以几天内“红字号”政权就垮台了。
一月二十五日敌对联盟“北京公社”（通称为“联字号”）向掌权的干部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代表着一万群众的五十二个组织，把数以千计的好斗者派到大街上。这一次，当头头们夺取公章时，命令精锐部队在市政府前面来回走动。由于得到这样制造的“合法气候”，这次夺权成功了，“联字号”在市和地区当家作了主。
我们在张庄已非常熟悉的烟鬼范机灵，在接管市政大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原先是粮食局一名保管。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写大字报抨击局领导不去开展群众运动，不去批判和揭露北京邓拓的《三家村夜话》，因而声名大震。接着，他抨击粮食局局长杨青写的一本有关粮食销购、储存、处理，跟踪粮食变化的手册中，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或阶级斗争。范机灵的攻击尤其得到粮站工人的支持，他们对必须掌握区分粮食贸易复杂的等级、温度以及价格十分反感。他们谴责所有的这些做法是“业务挂帅” ，尽管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时，还没有出现这个术语。
曹副局长把范机灵的大字报作为基础，在自己周围集结一群人跟踪杨局长。为了加强自己势力，他指控杨的历史不清白，杨不甘示弱，动员一些支持者对曹进行了穷追猛打，指责曹副局长充当日本人的汉奸，为一个朝鲜人的资本家买海洛因；他为一个姓吴的嫌疑叛徒掩盖事实。这个人从日本监狱获释后，利用自己战争经历窃取了长治副市长的职务。
当粮食局两个局长相互攻击的时候，普通党员们和范机灵携手合作，把他们两个人统统赶下台了。一个新选出的党支部满腔热情地承担了这项任务，继而向前任曹副局长开了火，指控他参与了一起大的叛徒案件。一九六八年曹在绝望中，在一个放扫帚的小屋子里悬梁自尽了。
在这期间，范机灵积极肯干精神和文才引起了市领导的注意。得到外面支持的学生好斗分子，已经发动造了“长治日报”的反。党委需要有个具有“造反派”牌子的人来处理危机，他们选中了范机灵，把他提拨到市党委，并让他负责长治日报，这样他们请来了这位最终把他们全部轰走的人。
市委成立的文化革命大型组织称作“红旗战斗队”。最高峰时，其成员多达一百八十名，全部是党员干部。尽管这个组织与自称为老造反派的“红字号”建立了联系，但是它却支持市委书记，因此被范机灵授与“保皇派”的雅号，“红旗战斗队”为其成员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每个成员必须是干部、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而且是历史上从未犯过错误的革命者。
由范机灵领导的报社十八位党员中，只有两人阶级成份和历史合格，可以参加这个受大多数人信任的进行新革命的组织。范机灵就是两者之一，但是“红旗战斗队”排外的法规驱逐了他。于是，他决定和十三位创始者成立自己的组织——“红色新闻造反派”。后来，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发展到十七名成员，它的目标是在报社认真开展“斗、批、改”运动，支持学生要求，为长治的文化革命制造舆论。
被驱逐出“红旗”的另外八名党员成立了“红色造反队”，并发誓要搅动市委的一潭死水，和它的反革命路线算帐，清除长治文化革命中的一切绊脚石。
这两个少数派组织与广泛的学生、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松散地附属于所谓“保皇派”、“联字号”联盟，其中有长钢、柴油机厂、国营建筑公司，以及报社印刷厂的工人小分队。联络的学生包括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长治一中、二中组织，以及在张庄的潞安中学支队。
当上海大革命的消息传到山西省后，范机灵的“红色新闻造反派”和“红色造反派”领导的七个联盟组织，夺取并查封了“红色新闻造反派”控制的市报社，然后从后门发布了一封叫做“长治新闻”的煽动性文章，它的纲领是：谴责市委并准备夺权。
范机灵给我们描述了冲突是如何产生发展的：
在我们接管报社后，我们问为什么市委能镇压学生和干部，并且得出结论，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大权。显然，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市委的大权统统接管过来。
我们派出两个红色造反者去打探同我们一派的组织，征求对夺权的意见，结果他们回答说：“今天晚上就是机会。”
我给弄糊涂了，怎么能成功呢？
他们说：我们必须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所有领导干部集合到一起，告诉他们无权了，命令他们靠边站，并成立我们自己的指挥部。
我问省城太原是不是这样干的。
他们说是。
可是，我仍然有几个疑点，这是北京中央号召干的事吗？我们究竟真正代表谁？我们能组织个什么样的管理机构？一旦我们掌了权该怎么行使权力呢？
外来的学生们还是老调重弹他们以前说过的话，太原造反派是学习上海模式，我们应该模仿太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一切都符合中央指示。
报社的一些人辱骂我害怕承担这样一件重大任务，外来的学生不耐烦的说“没有你我们也要干！”
干就干，我想，如果他们要采取行动，我最好和他们一起干，即使看不清将来命运如何，于是，我说“好吧，咱们别担心对错了，只讨论一下如何采取行动。”
同意那个方法后，我们成立了指挥部，并作了安排，我的组织负责把所有市委书记们召集到一个地方，扣留他们，并把大楼关闭起来，不让其他人进去。这话听起来容易，但是我们只有十七个人，怎么能把他们五个人逼在一个地点，又同时把大楼封住呢？那座楼里有五百多人上班，怎样处理这些人呢？
其他人说，如果我们能对付党委书记们，他们会帮助我们看好大楼。于是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另外，我们还决定每个参与行动的人，要在左臂上佩带白毛巾，那样我们就能确定所看到的人是那一派的。
二十五日下午，市党委召开一次会。我们走进去，责问党委成员们，我们关闭长治日报社是否正当，他们中有些人怀疑有阴谋，立即走出了会议室逃跑了。我们命令剩下的人别动。王景生市长、副市长以及三名常委服从命令了。党委会的老郭问，他是否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吃，但是，我们不允许，我们说他必须首先回答我们的问题。其他人甚至连走的要求都没有提，他们担心我们要动武了。
反对派组织“红旗”派出小分队封锁了大楼的出入口。几个成员进楼内和我们进行辩论。他们说至少应该让老同志们出动吃点东西，可是我们不答应。我们进行了分工，一半人和“红旗”谈话，另一半人和市领导说话。我们从晚上六点一直忙到八点。这时，一个只有八名成员的组织“红色造反派”发动三千名学生工人包围了大楼，他们齐声呼喊“打倒王景生！”到那时，市长才意识到他遇上了麻烦，他问：“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说：“不知道。”
“红旗”派人出去看去了，但是再也没有能返回来，因为他们没有佩戴白袖章，我们人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一楼看管起来了。
我们抓住三位最重要的市委领导，把他们拖下楼梯，拉到前门。
楼门前，一位来自长北机务段的名叫徐治有的工人，和一位来自北京名叫罗定战的学生，代表我们“夺权指挥部”宣布，我们已解除了他们三位的职务，其职务由我们司令部负责。外面传来了我们的支持者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我们把三位市委官员硬推进一辆轿车，送往地区宾馆，在那儿，把他们扣留了几天。在我们夺市权的同时，其它小分队夺了地委机关的权，于是，仅仅一天功夫，地、市大权就双双落入我们的手中。
附属于“联字号”的组织，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一举成功，迫使那些坚持站在另一派的许多人怀疑起自己的立场来，毕竟夺权是时代的潮流，如果他们反对，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呢？数十名市级干部脱离了“红旗”，成立了一些新组织，大约有十五个，他们有些人要求参加新造反“指挥部”，但是，其他觉得虽然夺权是正当的，但是，采取行动时机尚未成熟，“指挥部”并没有得到下面足够的支持，一些特邀组织也不符合联盟所要求的标准，他们的历史似乎也不清白，甚至是反动的。这样考虑问题的人联合一起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总部设在市府南端，号称为“南站”，并和地区“红字号”建立了关系；支持夺权的人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联盟联络站”，司令部设在市府北端，号称为“北站”，并和地区“联字号”建立了关系。
南站成员举行秘密会议，策划推翻“指挥部”，但是，还未采取行动，就走漏了消息。“1．29黑会”遭受毫不留情的攻击之后，他门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从一月二十五日地、市政权更选后，到四月五日，南北站最终组成联盟，长治市处于一片骚乱之中。外面的学生，尤其是太原的山西大学学生，不断煽起新的争端，把省城学生运动的分裂带到了地区。他们辩论的分歧，反映了为争夺校园的控制权所发生的对抗。
山大“8﹒14”的几个成员和南站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一看见与北站联盟的山大“8﹒8”的几名成员就忍无可忍。“8﹒14”指责“8﹒8”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那些日子里，关锋经常以主要的左派大员身份出现在新闻媒介中，“8﹒8”公然违抗关锋，退出了在太原掌权的联盟，这样，在其对手看来，正是暴露了它自己的反动本质，这样的一个组织怎么能声称有权分享长治的权力呢？它们一出现就对“指挥部”的合法性提出责疑。
由于“8﹒14”与“8﹒8”相对抗，“红旗”与“红色新闻造反派”相对抗，而且“南站”对“北站”相对抗，群众运动似乎是绝对两极分化了。然而，曾有一段时间，一些持异议的独立派，仍然犹豫不决，左右摇摆。其中之一是由市政府六个科级干部成立的“遵义尖刀队”，他们支持指挥部，而指挥部却拒绝和他们有任何交往，所以他们徘徊不定，想寻找一个有组织的大本营。
一九六七年最初几个月的冲突，仍然主要是以舌战引发的。市政府和大街周围到处都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由于大部分人白天必须上班，学生们从八点一直辩论到四点，但是，傍晚时分，工人们下班、政府干部离开办公室后，半个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辩论。晚上九点左右，激动人心的辩论达到高潮，直到凌晨两点左右，顽固派认输回去睡觉，辩论才骤然平静下来。
在大街上，成群结队来回激荡的庞大人群又组成了许许多多小股人群，经常不断地解散又重新组合。一个地点有十几个进行激烈辩论的活跃分子，只要他们能坚持大声争辩，就能吸引一倍的人，当声音减弱时，旁观者就渐渐溜走而挤到其它地方了。一派可能在某一个地方辩论失败，但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混乱之中经常爆发武力冲突，许多次辩论都引发了武斗。
一派的成员往往把一个辩论小组团团围住，然后派人进去参加辩论。一旦他们在人群里被挤散的话，他们就捡起砖头往外扔，于是就引起“自卫”，他们外面的同事就把石块砖头扔回去。接着发生了激烈的武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怒之下爆发的，实际上，每次这样的事件都是某个组织幕后操纵的结果。独立无援的辩论者也可能引起争斗。一个青年人会一手把小红书高举过头顶，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而用另一只手猛击一个对手的腹部，并踩他的脚。街上的大部分人都穿着布鞋，但是许多工人穿着沉重的皮鞋。如果他们猛踩一脚，会把骨头给踩碎的，如果受害者说：“嘿，这是干什么呀？”讲演者会肆口否认：“挨打了？我可没有打你，冲动什么呀？”
大部分旁观者都感到莫明其妙。
人们从一个叫“东方红”的组织，学会把辩论变成武斗的可靠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叫做“三圈二步”。一群好斗者会把几位反对派头头领到一边去商量事情，然后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样围起来的人群，看起来是漫不经心的，但是，实际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内圈里站着年青姑娘，第二圈站得是同一派给他们撑腰的男子汉，而他们后面是更多的兄弟组织的男女成员，尤其是专门动员来的人组成了第三层包围圈。当辩论进行到激烈的时候，前面的妇女就大叫起来，用手指头戳人，甚至用织毛衣针刺人，反对派的人或迟或早会掴一个妇女的耳光进行报复。于是，男人们就跳上前去“保护女性”。当妇女们逃走时，兄弟组织的身高体壮的就开始大打出手了，而中间的一小组人却偷偷溜到一边，到武斗达到高潮时，那些惹起事端的人早已溜之大吉了。
“东方红”的组织是依附于“红字号”的一派的医专学生。他们选择一个叫王进奇的人当头头，他的敌人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无赖，能说会道，而且还懂得如何哭，当部队司令叫他去，责向其卑鄙的伎俩时，他开始大哭起来，他的三十个追随者也和他一起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有些人甚至晕倒在地。其实这是他们玩弄的一个诡计。
“如果青年人不受迫害，会哭得晕过去吗？”王反问道。
在大街上自由争论的过程中，大字报是对大辩论的补充。相互竞争的组织在大街上竖起了临时宣传栏，主要的英雄大街上从南到北，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许多其它街上也随处可见，各个团体本来应该各自使用自己的宣传栏，但是，他们很快学会蔑视规定，想在那个地方贴就贴，写大字报的人，在他们新写的大字报的所有边缘都写着：“保留五天”的字样，但根本没人理睬。旧大字报浆糊未干，对手们早在上面贴上了新大字报。一开始人们在家写大字报，然后拿出去张贴起来，后来他们很快放弃了这种方法，而直接把纸张，墨法和浆糊带到街上，就象他们匆匆写大字报一样，又匆匆忙忙随心所欲地贴起来。甚至，当他们到了街北时，对手已开始复盖他们在街南留下的大字报了。
大字报之战迅速漫延到市外。仍然以只有八名成员为骄傲的“红色造反队”，把大字报沿公路一直贴到太原。这种热情从那些反对夺权和长治新“指挥部”的人那里赢得了“铁杆保皇派”的称号。“红色造反派”头头李继忠也被称为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黑走狗”，这种指责把李继忠和被推翻的卫恒联系在一起。谣传卫恒在太原失权后，曾派出追随者去长治夺权。
写大字报、张贴大字报，往往会引起武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且愈演愈烈。然而，最严重的武斗并不是由大字报引起的。二月二十九日，山西大学“8·14”成员和200名支持者一起向市府游行。他们要去抓“8·8”的12名成员“修理他们” ，就是说要狠狠揍他们一顿。
“8·8”组织十几个人把自己锁在北站办公室放声高歌，以示反抗，他们的同盟者范机灵，命令他的支持者去保卫大楼，为了确保胜利，他还报告了市里的解放军司令部。部队派出一个摩托班，一个骑兵班去维持法律和秩序。看到这支半机械化、半骑马的部队就够遏制200人了，他们仓慌撤退了。
四月五日，为了响应全国上下加强团结的号召和当地部队指挥员的迫切要求，长治市北站“联字号”加入了南站的“红字号”的“大联合”。四月八日，大联合联盟的头头选择了由军官、老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四月十七日，晋东南地区大联盟选定了类似的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新组政府一旦接管了两级政权，他们就宣布政治斗争过时了，号召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并鼓励大家携手改造社会发展生产。
到五月，已清楚表明这样的和平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成立大联盟和统一委员会，就象往活火山上贴纸一样。从文革一开始，就使人们互相妒忌、仇视，敌对情绪仍然在恶化、增强并迅速加剧，派性斗争和武斗迟早会重新爆发的。
第一次冲突的迹象是五月初成立的反对“1·25”夺权的组织引起的。这个组织叫做“批刘邓红联站”，不仅联合了那些仍不能接受现状的红色联盟成员，而且联合了各团体反对派联字号联盟的叛逃者，晋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淮海兵工厂”工人，组成了一个庞大兵团，他们曾支持“红字号”首次的夺权尝试，但是，却没有参加“联字号”进行的第二次成功的尝试。当最后选定革命委员会时，这个反对派称之为“大混乱”、“大杂烩”、“一桶泥沙”，代表复辟派，不代表革命派。在他们看来，真正掌了权的是部队，他们认为这支部队是一股保守势力。
的确，这支部队在那奇特的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月二十五日夺权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得到了驻地部队的支持。部队司令员武天明和参谋长李英奎没有和第一次夺权合作（可能根本没有请求过他们），但是却全力支持了第二次夺权，甚至派部队上街制造一种“合法气氛”。很久以后，当各派联合成立新的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时，武天明和李英奎自然在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们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许多人得出结论：“枪杆子指挥一切”。如果他们在处理与不满的人们和团体的关系中能大公无私，他们或许会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任人唯亲，和那些服从命令，阿谀逢迎他们的干部、运动的头头密切合作，而孤立其他人。
新生革命委员会主任程首创不是军人，而是省革委最初指定的领导地区“核心领导组”的共产党干部。因为他是外来的被任命者，联字号造反派夺权时，就忽视了他。再则，因为他是地区级别最高的党的官员，也没有反对“1·25”夺权，所以他们选定他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然而程首创很早就和武天明司令、李参谋长闹翻了。分歧的产生是由于对被推翻的老干部估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预料中的事。到五月时，在哪个干部该复职，哪个干部靠边站的问题上对立十分尖锐，以致程首创帮助建立了分离的组织，叫作“华北为王尚志复仇造反大军”。
四清工作队队长，前地委书记王尚志，在文革开始时，从内蒙分配到晋东南地区还不到一年时间；市公安局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现他死于一个机井里。六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调查他的死因。是自杀，还是某个敌对派把他扔到井里的？没人知道。然而，曾在王尚志领导的四清工作队任政治指导员的程首创，指责解放军对王的死负责。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数千名示威者，包括一支淮海兵工厂庞大的队伍，包围了长治城的部队司令部。他们谴责部队在地区独揽大权，镇压左派，支持修正主义复辟，更加具体的就是把王尚志迫害致死。他们要求解散执政的革命委员会，选择由人民赞同的新的革委会。
七月二十一日又一批示威者，以淮海厂工人为战斗中心聚集在一起，包围了联字号堡垒地区医专，并企图冲进去。在随之发生的武斗中，据后来“联字号”指控所说，淮海工人毒打了200名保卫者，打伤90多人，严重受伤的17人，损坏价值10万元的财产。
七月二十二日，“红字号”组织包围了晋东南地区军分区，要求武天明司令员出来，当面接受批判，他们粗暴责问了他好几天，联字号说“斗争了他”。曾领导攻击在张庄的铁路机务段遭惨败的工人徐彪说：“必须打倒武天明，如果我们一周内打不倒他，我保证把我的头割下来挂到他司令部门前。”
七月二十三日，李英奎司令带领西沟劳动模范李顺达，上首都北京，找到被召往北京讨论晋东南地区混乱局势的山西省副省长、省革委会主任刘未老。刘主任说，尽管“复仇大军”包围部队包围军分区并不错误，他还是劝告这个兵团中止这种行动，次日，七月二十四日，“复仇大军”确实取消了示威活动。
几天以后，市革委、常委严厉责问了“红字号”的同情者程首创有关反军示威，和医专武斗问题。这一次是他上京找省革委主任去了。当他去了那儿时，刘主任邀请他参加讨论有山西问题，六十九军一个护卫队于八月十一日把程护送回长治。后来，据“红字号”说，“联字号”的支持者叫程首创参加群众大会，反过来“斗争他”。
在拉锯战冲突时，最严重的对抗，发生在淮海工人包围了部队军分区的时候。据李英奎司令说，他们的示威活动，最后一天下午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天，只有一名士兵站岗，当敌对的人群呼喊着反军口号列队游行时，从站岗士兵附近走过的人，都朝他吐唾沫，孤立无援的哨兵，仍然持枪直立，从没有改变过姿势，据大家所见，他甚至连肌肉都没动一下，数以千计的敌对工人，把唾液吐到他的脸上、手上、枪上和军服上，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当人们继续不断唾唾沫时，过多的液体开始从他的身体前部流到地面上。当最后一个示威者从他身旁走过时，哨兵仍然纹丝不动地站着，唾液开始慢慢从脚根向外流淌，几分钟后，李司令叫哨兵得到解脱。但是那位军人身穿湿军装，站在不断流淌唾液中的情景，并没有很快在目睹过他的人们心中消失。
一九七七年，地区领导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然而，我倒是倾向于相信李参谋长说的是真话。就是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轻易凭空想象出这样不同寻常的场面，和如此可耻的举动。假设确有其事，前任地委书记的死，会引起数千计的工人，往一位解放军战士身上唾唾沫吗？在这种耻辱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为什么兵工厂的工人们首先攻击部队呢？
这些工人们憎恨在晋东南地区部队，无可辩驳的首要原因是部队司令员和工人们所属的派别不和，在本地区主要政治生活中，他有效地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那年春天，全国上下刮起的反军之风，更加深了这种不满情绪。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文革小组内王力、关锋的好战同事，警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临即将到来的四层资产阶级包围圈的威胁，尤其是包括“山西部队所支持的右翼倾向”。七月十四日王力严厉批评陈再道司令员走资本主义道路，陈后来扣押了王力本人。当程首创“复仇军”的斗士们包围了长治军分区，并进而向哨兵唾唾沫时，他们的英雄王力，仍然被单独禁闭在华中的武汉市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现在可以懂得，普通工人对初次夺权的方式不满，对向他们进行的诽谤性指责，及取消了他们的优越地位极为愤慨，可以明白，被武汉事件感到震惊的普通工人，是如何赞成这股从北京吹来的强劲的政治之风，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在长治的中心，的确面临穿着军装的反革命。
我们现在还能理解当地武天明司令、李英奎参谋长，是如何能把针对部队的造反示威，看作是极左分子所煽起的全国性的、反军阴谋的一部分。“复仇军”的阴谋，与北自沈阳，南至广东的多起攻击部队设施和部队机关的事相巧合。部队司令解释说，这样多方面的进攻，几乎不可能是同时自发而产生的。他们坚信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保垒，确信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策化了攻击部队的事件。九月五日，当毛夫人江青，谴责全国性反军之风，指责 “五·一六”阴谋集团一伙时，武和李感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很清楚，正是他们自始至终保卫了革命，而其他人在反对革命，反对他们的对立派领导人，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在以后的几周内，武天明和李英奎发动了旨在使反对派永远名誉扫地的反攻。他们的策略是把火力对准地区革委主任，反对派力量的领导者程首创，怀疑他是叛徒、反革命和国民党分子，用这种手段使他的整个组织，以及在他领导下联合一致的，一切大小组织威风扫地。
进行这个反攻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李英奎司令。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