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四、在小樽高商的三年
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和小樽商业学校毗邻，在商校上面的半山腰上。校园座落在高达二百米的高地上，从这里俯视下方，可以遥望东南边的市区和小樽湾；校舍之间的背阴的地方，五月里还残留着没有融化的雪块。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在一座把教室合并而改成的临时礼堂里，举行了欢迎第十一届新生的简单的宣誓仪式。这一天也是该校创立十周年纪念日。
一百八十九名新生被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多喜二被编入丁班。丁班完全是由商业学校出身的学生组成。在一年之内，中学毕业来的学生要补学簿记、珠算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商业学校出身的学生要补习英语和数学的不足。从二年级开始，按照学习成绩的名次再改编为甲、乙、丙三班。
当时在该校学习的伊藤整，比多喜二低一学年，他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的校风说：
“当时在这所学校里有一股重视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强烈的气氛。以《被囚的经济学》一书而成名，被视为新经济学的先驱者的大西教授当时虽然已经去世，但现任该校校长的大野纯一先生，人口论专家南博士，研究经济学史的室谷贤次郎教授，英国近代戏剧研究家小林象三教授，精通英国小说的滨林生之助教授以及以日本商业英语的权威自居、后来曾担任过该校校长、现为自由党议员的苫米地英俊先生等人，难得地会聚在一起；我在大正十一年
[1]继多喜二之后入校时，他们都很年轻，在当时自由主义的气氛中，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校风。大野、南、滨林和小林象三等教师在这里所施行的教育，从整体来看，与其说是商业实习，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事社会思想的研究，而且更偏重于带有文学性质的语言教学。当时这个学校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不用说，欧洲近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和译本以及大正时期
[2]的新文学书籍，如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室生犀星
[3]、菊池宽、葛西善藏
[4]等人的作品差不多是应有尽有，这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学校的校风。……
“在教员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像大熊信行
[5]、南亮三郎、大野纯一、室谷贤次郎这些教员的年岁当时都在二十六七岁到三十三四岁之间；苫米地英俊、滨林生之助和小林象三等英语教员都是三十岁左右；此外还有英、美、法、苏联和中国等外籍教员四五人。也就是说，那时正是该校创立十年左右，优秀的年轻教员齐备的时期。并且给予我们学生们影响的，并不是那些教商品实习或簿记之类的实习教员，而是这些教经济学和语文的文科系统的教员。”
他的家靠近小樽的南郊。从这里上学校要斜穿过一段坡度起伏、南北伸张的市街，需要走四十分钟的路程。大约在一年以前，他的家因为市区规划的关系，作了第三次的迁移。这是一座新房子，沿着港口车站前面一条扩建过的街道，有八铺席和六辅席的房间各一间，店铺门口有五坪大小的洋灰地面，后门紧挨着车站。露天的港口车站也焕然一新。这一带地方已划为小樽港的一部分，早已看不到旧日的面貌，变成了市郊新开地的典型商店区。被炸开的山岗出现一层层新的住宅区。线路如蛛网般的宽阔的填埋地区接连着遥远的海面，使街镇上的人们远远地离开了从前的海岸。
多喜二的父母仍然经营三星面包店的小买卖，一家七口的生活还谈不上富裕。姐姐智摩子在农产品检查所工作，妹妹继子在一家叫作“大正组”的搬运行里做活，弟弟三吾（1907—）在潮见台小学上学，另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叫阿幸（1916—）。
多喜二接受伯父的资助、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进入了高商，然而他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日益沉浸于文学。但是，《素描》的同人大多已经各奔东西，在高商暂时也还没有交上新朋友，只有在小樽第一百一十三银行工作的斋藤次郎和片冈亮一仍然还是他的作品的读者和批评者。他一面坚持把自己的习作稿子装订成题名为《新生的孩子》的小册子，在朋友中传阅，一面把短篇小说向《小说俱乐部》投稿。
《小说俱乐部》是一个文艺杂志，一九二一年一月由东京牛込的民众文艺社创办，二二年八月停刊。它采取《文章世界 》等杂志的办法，征募短篇小说、长诗、短歌、民谣、俳句等投稿。短篇小说的评选人是中村星湖、吉田弦二郎、上司小剑、加能作次郎。多喜二投寄的作品作为选外佳作刊载在该杂志上的有《祖母的遗嘱》（八月号、中村星湖选）和《一种忌妒》（十二月号、上司小剑选）。
暑假期间，约莫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和回乡来的莳田荣一及斋藤等人，围绕着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是什么这一问题，热烈地反复地展开过讨论。他在八月中旬写了《疑惑与开拓》一文，作为《新生的孩子》小册子之一，在朋友中传阅。他写道：
“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明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可是他们写这些作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有的显示了人生的片断，有的描绘了梦也似的空想，有的又写出了人生的灵智？他们究竟要把人生怎么办？显示了人生怎样？说是美化吧！美化了又怎样？把人的命运显示在人的面前，又打算做什么？看到了他们所要显示的东西，又会怎样？懂得决不等于解决。理解对于人生，对于任何事物并不意味着安然无事。”
[6]
“人道主义者说现在的人生不合理，应该是如此这般。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相信而成为人道主义者。但也有人违背自己的本性，高呼人道而成为人道主义者。考虑一下这两种情况，这两种人结果都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试看这些人的作品，马上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蹲在‘人道’的笼子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已变成表达人道主义的工具。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以人道的概念为主题的概念小说。（虽然有的作品并不如此，但总的看来，这些作品的基调是由此构成的。）”
[7]
大约从这个时期起，多喜二在外国文学方面，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的作家中，继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夏目漱石和菊池宽等人的作品之后，他开始热心地学习起志贺直哉的作品来了。
志贺直哉当时住在千叶的我孙子地方。他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上卷，从这一年的一月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
多喜二的弟弟三吾谈到当时的多喜二说：
“我小的时候，有时我明明知道是我自己错了，可是我还是硬要坚持，弄得哥哥很为难。
“但是，不管我怎样不对，哥哥从来也没有叱责过我。他经常朗读各种各样的小说给我们听。也许是他生性喜欢朗读吧，一读就读到夜里一两点钟。我们也喜欢听，有时冰凉的雪花从窗外飘落到脸上，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静听着。像志贺直哉的《儿童三题》就曾经给我们朗读过好几次。”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是多喜二在小樽高商的求学时代。日本的解放运动在这时期开始取得了国际上的联系，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二一年三月，无产阶级妇女团体“赤澜会”成立。十月，拥有二万五千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改名为日本劳动总同盟。
同年五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迫解散。但是在这以后不久，救济苏联饥荒的运动已成为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它团结了劳动、思想和妇女等团体以及学生阶层 ，同时又密切配合对苏不干涉运动（要求从西伯利亚撤兵和承认苏联），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积极地开展工作。十一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二二年一月，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三月，全国水平社[8]成立。四月，日本农民组合成立。七月，日本共产党在地下成立。第二年四月，日本共产青年同盟成立。
一九二三年三月，日本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六月，刚成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遭到大规模的逮捕。接着，统治阶级又乘九月里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混乱，阴险地进行了镇压。但是日本的工人阶级数年来已有了显著的成长，在工人运动内部一度曾有过很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已逐渐衰落，共产主义思想取而代之，正向前发展。
在这时，《播种人》杂志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早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前后就开始自发地萌芽；《播种人》的创刊是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的开始。
在这以前，从法国回国的小牧近江[9]接受了亨利·巴比塞[10]的光明运动的影响，和金子洋文[11]、今野贤三[12]、山川亮[13]、畠山松治郎以及近江谷友治[14]等人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秋田县土崎地方创办了第一次《播种人》同人杂志。这个杂志当时仅仅是一个十七页的小册子，发行的部数只有二百部。出到第三期停刊后，又于同年十月在东京再度刊印第二次《播种人》杂志。旧有的同人除近江谷退出外，又增加了佐佐木孝丸[15]、村松正俊[16]、松本弘二[17]及柳濑正梦[18]等新的同人。篇幅增加到五十六页，发行部数达三千部。
该杂志除了同人之外，撰稿人还有秋田雨雀、有岛武郎、 马场孤蝶[19]、江口涣、藤井真澄、藤森成吉、福田正夫[20]、长谷川如是闲[21]、林倭卫[22]、平林初之辅[23]、石川三四郎[24]、神近市子[25]、加藤一夫[26]、川路柳虹[27]、宫地嘉六、宫岛资夫、百田宗治[28]、小川未明[29]、白鸟省吾[30]、富田碎花[31]、山川菊荣[32]及吉江乔松[33]等人，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进步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并且在国际上还和亨利·巴比塞、爱德华·卡本达[34]、克里斯强·科尔奈尔生[35]、阿那托尔·法朗士[36]、约翰·保尔·卢库留[37]以及华希理·爱罗先珂[38]等人建立了联系。后来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39]、前田河广一郎[40]、中西伊之助[41]、佐野袈裟美、山田清三郎[42]等人也加入进来，成为杂志的同人。这个杂志最初是作为日本光明运动的机关杂志，其宗旨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后来文学的色彩日益增强，终于形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学运动，一直到关东大地震时才被迫停刊。一共发行了二十期，前后四次被禁止发售。
这个杂志还曾经出过《为了饥饿的苏联》、《反对军国主义》、《红色无产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的研究》、《水平社运动》、《无产阶级妇女节》、《反对军国主义·无产青年》及《农民问题》等特辑。这个杂志组织一贯积极参加救济苏联饥荒运动，尤其是向各界广泛呼吁过救济儿童，举办过募捐和巡回讲演会，对“取缔过激思想法案”进行抗议，参加对苏不干涉同盟和无产者运动牺牲者救援会等活动，在各种社会问题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对资产阶级和市民的文学进行了批判，介绍过高尔基和马尔切内[43]，翻译出版过巴比塞的《光明》。从这一系列的活动来看，它一方面积极地配合了当时的人民解放运动，同时又通过了上述的活动发起了一个新的文艺运动。在理论上大大地加深了早期的民众艺术论及第四阶级的文学理论[44]，虽然对艺术运动本身的特殊意义还缺乏充分的理解，但它毕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学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环这一基本的原则。
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中西伊之助描写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族的《赭土上的嫩芽》、前田河广一郎描写美洲航线中日本移民群的《三等船客》、江口涣取材于晓民会的军队赤化事件的《恋爱与牢狱》、金子洋文描写农民自发斗争的《地狱》以及宫岛资夫取材于金融股票市场的《金钱》等一系列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影响，但是都有各自的特色。
随着《播种人》的发展，桥浦泰雄[45]等人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创办了杂志《坏人》、佐野袈裟美等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创办了杂志《西蒙》[46]，一九二三年一月，萩原恭次郎[47]、壶井繁治、冈本润[48]和川崎长太郎[49]等人的诗刊《红与黑》，松本淳三[50]和村松正俊等人的《锁链》、陀田勘助[51]和细井和喜藏[52]等人的《悍马》等刊物都相继创刊。当时的特点是很多无产阶级诗人都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另外，《文学世界》[53]和《新兴文学》[54]等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商业杂志，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前后创刊。
一九二二年四月，多喜二升入二年级后不久，他和高滨年尾一起被选为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校友会杂志每年要从二三年级的学生中选出两名编委。高滨年尾是高滨虚子[55]的长子，经常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俳句，并在校内组织过俳句团体。
从这一年开始，多喜二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二外国语。高商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可以自由选择德文、法文、俄文或中文作为第二外国语。由于经济学和法律的课程大多使用德文的术语，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德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希望选法文的学生仅次于德文，但也只不过十多人。担任法文的教师是年轻的副教授高桥益实和一个出生于瑞士的叫作约翰·戴根的外国人。教外国语的教师都很优秀，而且对同学的要求也很严格。
另一方面，在多喜二的家庭里，弟弟三吾在这一年的三月从潮见台小学毕业，因为没有钱升学，不得不到与伯父有关系的花园町的石垣洋货店去当学徒。多喜二在《回家过节》中写道：
“‘从前，我小时候看过许多小说，里面就有讲到离开父母兄弟出去当学徒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当它是小说，看完了就算了。哪里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呢！’
“姐姐哭着朝龙介这样说着。而他只是咬着嘴唇。姐姐的话使他很震动，觉得必须深思姐姐这话的涵义。那天晚上弟弟睡下了以后，贫穷的一家子围着火盆聊天，一面想象着将来店员打扮的弟弟的样子。——姐姐又说了：‘现在倒还没关系，将来阿由长大了，想起来自己没有升学的事不知道要多么难过呢！’
“给姐姐这样一说 ，龙介觉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似的 。”
[56]
八月里，小樽由区改为市。九月二十八日，姐姐智摩子出嫁给朝里的佐藤藤吉。佐藤当时在泰北银行工作。
高商的校友会杂志每年发行四期，发行份数大约为一千七百册到二千册左右。编辑部长鱼川祐三郎是个基督教徒，担任银行论和簿记等课程的教学。杂志每期刊载论文、随笔、短歌、新诗和小说等。除论文需经部长过目外，其他稿件都是交给委员们选定。
多喜二对校友会杂志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但对文艺栏的编辑工作很热心，他自己几乎每期都要给杂志写稿。一九二二年一月的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戏剧《达涅尔的梦》，二月的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创作《苦恼》，六月的第二十五期和十月的第二十七期上刊载了他由英文转译的巴比塞的两个短篇小说。
另一方面，多喜二在这个时期继续向《小说俱乐部》投稿。《小说俱乐部》停刊后，向《新兴文学》投稿。
《小说俱乐部》在一九二二年以后由山田清三郎担任实际编辑业务，吉田金重、井东宪及伊福部隆辉等人也为该杂志写稿。多喜二投寄的作品《龙介与乞丐》被评为选外佳作在三月号上入选（上司小剑选），《正当不正当》作为选外佳作在六月号上入选（上司小剑选）。另外，《文章俱乐部》十二月号上选载了《哥哥》（加藤武雄选）。
《新兴文学》是伊藤忞与山田清三郎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同创办的杂志，它和《播种人》杂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成为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之一，一直办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才停刊。当时一些颇受重视的作品，如前田河广一郎的《离船以后》、吉田金重的《残败的人群》、中西伊之助的《机车库的早晨》以及山田清三郎的《幽灵读者》等都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应征的稿件占有相当的篇幅，编选人有宫岛新三郎[57]（担任短篇小说的编选）、前田春声（担任新诗和民谣）、吉植庄亮[58]（担任短歌）及山田清三郎（担任小品和评论）等人。
多喜二投寄的稿子《龙介和S子》在十一月的创刊号上被列为预选六篇中的第五位；《阿春的情况》在十二月号上被列为预选五篇中的第三位。
宫岛新三郎所写的选评说：“小林君的《龙介和S子》，如果能写得更紧凑些，我想会是一篇好作品。文章令人有松懈笨拙之感。”在十二月的选评中又说：“这一次的以青春的苦恼和爱情等为主题的三篇作品，都是日常惯见的材料，仅作了一些表象的说明式的描述。”一九二三年的新年号上，选载了他的作品《阿健》。
杂志的选评说：“《阿健》是一篇优秀的具有艺术天才的作品；它和以前的《阿春的情况》比较起来，几乎使人疑惑是另外一个人的作品。这是一篇很可以让人觉得是思想鲜明、表现确切的作品。从山区被带往城市的阿健的心中有着光明。可是暴发户伯母的举止行为以及不是使人们齐心协力而是在人们的心中制造隔阂的学校教育方针，又令人感到幻灭。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心灵，我们会感觉到一些什么。”正如选评中所推崇的那样，这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它通过贫穷的农家少年阿健的眼睛，对社会作了相当尖锐的批评。
杂志的七月号上又一次刊载了他的作品《回家过节》。评介说：“充满了冷酷的理性，缺乏人情味，而且哥哥怀念弟弟的心情又过于偏重于说明式的叙述。不过，我们认为这还是本月份收到的九篇作品中值得一读的作品。”这篇作品写兄弟二人，哥哥升学去学习，弟弟却去当学徒。在弟弟一次放假回家过节时，哥哥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反省，同时发现这种虚伪的放徒工回家过节是一种掩盖剥削的手段。
上述两篇作品都是刊载在创作栏内，是被当作值得重视的新生力量而加以介绍的。
多喜二的三年小樽高商的学生生活是从十七岁那年的春天开始，这一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过着相当解放的生活。
他上学时经常穿着制服，有时也穿粗布的和服外衣，大冷天也不穿袜子；怀里揣满了书本，而他“在学校内外，敢于和每一个教员正面地争论任何问题。”
在教师中他和大熊信行最亲近。大熊信行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和多喜二入学的同时——开始担任小樽高商的教师的。这位年轻的教师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三年后的三月里，正好是多喜二毕业的那年，他也离开了这个学校。在校期间，他接任了大西猪之助教授的工作，担任二三年级的经济原论的教学。他是一个生活派[59]的歌人，也是文艺评论家，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专科学校里是个相当突出的人物。
伊藤整在他的《回忆》中说：
“我们走进合班的教室上课时，经常看到多喜二站在讲台的桌子边和大熊先生谈得很起劲。
“个子矮小的多喜二毫不拘束地仰视着大熊先生，大熊先生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不时地把他那垂下的黑发往上拢拢，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谈话从前一节课下课时就一直在继续着。一眼就可以推测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谈得那样地认真，令人自然地联想到大概又是在谈革命啦、善恶的标准啦或者是文学的任务啦之类的话吧！”
多喜二一面热心地担任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在稻穗大街的田中印刷所搞杂志的设计和校对工作。从一九二三年四月起，三年级选出他和高滨年尾，二年级选出佐佐木妙二和安野安平担任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另外，他这时还参加了现代戏剧研究会，每周与福田勇一郎、乘富道夫等七、八个人聚会一次，一起阅读和讨论易卜生、斯特林堡等的戏剧。
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第二十八期杂志上，发表了描写后妻悲剧的《继祖母的故事》；在十月的第三十期和第二年三月的第三十二期上，发表了《阿禄的恋爱故事》和《一个脚色》等以学生的生活和恋爱为主题的短篇小说。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关东地方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引起了东京和京滨地区的大火，一连持续了三天之久。三百五十万的受灾人当中，死亡和行踪不明的超过十二万人。东京府受灾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神奈川县受灾工厂占百分之八十五。
统治势力乘着这次混乱和社会的动荡，用欺骗和挑拨的手段屠杀了六千多名朝鲜人，有计划地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镇压。九月五日，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创始人、南葛工会的河合义虎等八名革命工人和工人作家平泽计七[60]，在龟户警察署被习志野骑兵队员所杀害。平泽虽为工团主义系统的工会活动家，但他是劳动文学中优秀的著名作家之一，他所组织的劳动剧团为江东工人区的人们所喜爱。紧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以及他的小外甥于十六日在大手町东京宪兵队总部被害。大杉荣曾经介绍过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论》，在民众艺术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统治势力乘着大震灾有计划地进行了阴险毒辣的镇压，但是它不可能像一九一〇年制造“幸德秋水事件”[61]那样，再把日本的民主势力禁闭在黑暗中。不过，灾害带来了料想不到的重大损失，直接的受害是由于出版机构等遭到毁坏，使得《播种人》、《解放》、《新兴文学》和《文学世界》等各种刊物都不得不停办。
小樽高商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十八两日，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举办了每年惯例举行的外国语戏剧大会，作为救济关东震灾的义捐。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学生们于每年秋季演出的外国语戏剧，在小樽地方已成为受人欢迎的例行活动之一。
每年的演出是以三年级的学生为主，但是因为懂俄文和中文的学生较少，所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参加这两种语言的戏剧演出。
这一年的演出的节目中，德语剧是席勒[62]的《威廉·退尔》，法语剧是梅特林克[63]的《青鸟》，俄语剧是教员斯密尔尼茨基自己写的《连斯基的梦》，汉语剧是《路遥知马力》，英语剧分二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两组，三年级学生演多林克瓦特[64]的《亚伯拉罕·林肯》，二年级学生演丹塞尼[65]的《阿基米尼斯王与无名战士》。历年演出都是借用图书馆作为临时舞台，这一年是利用室内体育馆作会场的。
梅特林克的《青鸟》只上演了其中的第三幕第五场的《树林》，多喜二扮演其中的山羊。法文教师戴根担任导演。他们借用了稻穗小学的教室排练，每天放学之后，全体参加演出的人从下午四时一直排练到深夜，大家都很热心。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排练了十五六次。
伊藤整也参加了这次演出，他谈到最后一次彩排时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脸涂白粉，身穿褐色的服装，不安地到处走动着。彩排终于开始了，他把一个山羊头的大模型像帽子似的戴在头上 。当时我扮演橡树大王的侍童 ，在舞台的左侧，蹲在大王的身旁；小林在我旁边，对舞台右侧为守卫切尔切儿和米切儿而战斗的狗，一面是感到害怕，一面又想用角去触它，动作非常活泼。
“扮演橡树大王的茶谷，身子索索地颤抖，拄着一根拐杖，命令动物和植物进行战斗。这时候，我一直用手托着青鸟的脚。小林在我旁边，提醒我不要把鸟儿弄歪了。我是用一个膝头跪在那儿，没有转动身体的机会；在橡树大王进入橡树洞之前，我必须一动不动地呆着，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我有时就把青鸟摆动一下，有时又把它弄歪了。经小林这么一提醒，我才理解了我这个脚色的关键是要让人家看到青鸟是自然地停在我的手上。”
多喜二自己也曾经在《一个脚色》中描写过演出当天晚上的盛况：
“音乐的序奏开始了。观众突然安静下来。幕布在音乐声中很快地拉开了，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舞台在暂时之间空无一物，接着猫儿在观众的热烈的期待中出场了。法文教师， 一只手拿着油印的台词，从后台的角落里紧紧地瞅着前台。演出在进行着。切尔切儿、米切儿和狗出场了。舞台昏暗下来，切尔切儿帽子上镶的钻石在转动，小电灯泡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树精在树木沙沙的响声中跳出来，接着动物的精灵也必须出台了。……兔子最先出台。在这一瞬间，观众席上静寂无声，人们正期待着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当长耳朵的兔子砰砰砰地跳出来时，观众哗地一下发出了哄笑。
“龙介在观众的哄笑声中听出有人在说：‘兔子’！‘兔子！’马儿精神抖擞地跳出来，在舞台的前方发出‘嘘嘘’的嘶叫。这一手出人意外 ，观众哄然大笑。牛慢吞吞地走出来 ，发出哶——哶——的哼声；羊晃晃悠悠地踱出来，在舞台前方，拾起散在那儿的废纸放进戴在头上的模型的嘴里。观众对每一个动作都要发出哄笑。”
[66]
几天以后，在校友会杂志编辑部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演出评判会。参加这次评判的有现代戏剧研究会的小林多喜二、乘富道夫、福田勇一郎和大木弘基等人。扮演切尔切儿的丰田、扮演狗的高滨和扮演橡树大王的茶谷等人特别获得好评。
大震灾以后不久，《播种人》杂志出了《帝都震灾》的号外，抗议惨杀朝鲜人。关于惨杀河合义虎和平泽计七等九人的龟户事件，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和松本弘二等人最先进行了现场调查。另外山崎今朝弥[67]和布施辰治[68]等律师也开始进行调查。劳动总同盟和关东工会联合会也发起了抗议运动。
十二月十五日，由铃木文治[69]、新井纪一、冈本利吉[70]、贺川丰彦、伊藤忞、、井出秀明、菊池宽、冲野岩三郎[71]、藤井真澄、中村吉藏[72]、加藤勘十[73]、山崎今朝弥等人担任发起人，在东京芝区新樱田町山崎的家中举行了平泽计七追悼会。多喜二从小樽寄去了以下的吊文：
“我从小樽地方对平泽计七先生之灵遥致吊唁，并对诸位举行这样的追悼会，不胜感谢。我想平泽先生之灵定会感到满足。
“在今天的《读卖新闻》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寄上此信。关于平泽计七先生，我曾在《新兴文学》上读过他的作品。他那篇《群众的力量》给我留下的印象犹新，却传来了他悲壮的死讯，令人不胜震惊。我个人曾经在《新兴文学》上两度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尤其是因为在刊载《群众的力量》的同一期杂志上，也登出了我的作品，使我感慨殊深。”
[74]
多喜二的读书方法是：一方面非常广泛地阅读国内外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的时间内深入地阅读和学习某一个作家。他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起，学习上就有这样的特点，他把它称之为“毕业”。在小樽商校的时候，他曾经用这样的学习方法阅读了德富芦花的作品，进入高商以后，他又用这样的方式学习了菊池宽早期的短篇和夏目漱石的小说。
从一九二一年的秋天，也就是他在高商一年级的时候起，他开始热心地学习起志贺直哉的作品。不久之后，他就直接给志贺直哉写信了，并寄去了自己的作品，征求志贺的意见。在和志贺通信一年多以后，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写给志贺的一封信上这样说：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新年也没有向您恭贺，很感抱歉。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北海道今年比较暖和。但是每天每天都是阴惨惨的天气，甚为苦恼。我倒不是学奥斯瓦尔特
[75]，可是每到冬季，我总是想象着南方的情况。话虽这么说，冬天呆在屋子里还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感觉。当然，我喜欢冬天的这种气氛，不过我又想，这时京都一带的气候多么美好啊！学校里很忙，近来对各方面都没有问好。请原谅。
“在《中央公论》的正月号上，一口气读完了您的作品《雨蛙》。
“像我这样的人给您的作品来写读后感，未免太不自量。但是作为您的作品的一个最热心的读者，还是请您听听我的感想吧。
“我把写在《中央公论》后面的读后感，一字不改地重写在下面：
“‘看来作者对人生的某些事实，还是抱着善意相看的态度，同时还使人感到这是一种静静观望的态度。结尾处的雨蛙总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吧，可是对这篇作品来说，这种应该是偶然的事情太带有必然的关联了，因而感到担心起来。不过我觉得这篇作品没有一句废话，开头的地方抓住了要点，作者用简洁的笔触，极其鲜明生动地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妻子的面貌和主人公对妻子的心情。最后焚书一节，未免有点落于俗套。’
“另外，这里附寄上的《阿禄的恋爱故事》，是去年九月间写的作品，曾经登载在某个杂志
[76]上，朋友和先辈们都提出过不少的意见。我自己对这篇作品实在感到不满意，打算加以改写。在这方面我希望一定能听到您的意见。这是一篇有很多缺点的作品，但是，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还是希望您能过一过目，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恳请您为我这样一个今后决心搞创作的人，指出这篇作品的缺点（不会有优点，而且也不必谈优点），并给予指导。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更加顺利。”
[77]
多喜二从来没有把未经发表过的稿子直接寄给志贺直哉，一定是在校友会杂志等上面发表过的作品，才寄给志贺去征求意见。志贺有时也给他写回信，批评得相当严厉。
多喜二特别分析过志贺直哉的早期作品，并且彻底地研究和学习过。
多喜二对学校的课程和成绩等，并不很关心。三年期间的学习成绩，除语文比较优异之外，像簿记之类的实习课程都很差。升入二年级时的成绩，平均分数是七十三点六分，名次是第三十七名；升入三年级的时候，平均分数是七十八点二分，名次是第十九名。一九二四年三月毕业年度的平均分数是七十二分，在一百五十二个毕业生当中名列第四十三位（注一）。
毕业论文的题目，他最初是选了斯特林堡的研究，但指导的教师认为这是纯文学的题目，没有同意。于是他打算译卡本达的作品，但图书馆里没有他的书籍。他拜托翻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毕业论文的乘富道夫[78]，从一年级同学斋藤矶吉处借到了克鲁泡特金[79]的《面包的掠夺》，译了其中的第五章《食物》，并全译了英国剧作家阿尔夫莱德·苏特洛以失业问题为主题的戏曲《被遗弃的人》，另附上一篇序言《我的态度与备忘录》，作为毕业论文交出去。
他深深地同情不幸的穷人。他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感，早已和解放运动的前进步伐开始结合起来。但是，当时他还未达到从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的自觉。而是始终碰到矛盾，探求如何生活下去；并希望通过这样的生活来寻找一条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
他在《历史性的革命和艺术》一文中，这样写道；
“自己每当读到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作品时，总是感到某种不满足。而看到像契诃夫的某些作品时，由于获得了前者所未能给予满足的东西，因而感到愉快。……但是，如果不是像现在站在一个欣赏者的立场，而是用作家自己的心情来考虑这一切，那么自己的感受就会和先前完全相反。
“这就是说，托尔斯泰写作品并不满足于对某一事物的单纯描写，而是怀着一种为了某种目的的真正理想的信念。他这种心情和态度（不管其结果会怎样缺乏艺术性或使欣赏者产生多大的不满），不由得不使人低头诚服，因而对契诃夫就产生了相反的感觉。
“最后遗留的一个问题：既然是由这样的一个托尔斯泰所产生的作品，即使说是缺乏艺术性吧，为什么就非感到不满足不可呢？也就是说，这种具有纯真的情感的人，为什么他的态度必然要和艺术矛盾呢？难道其中什么地方有一种浑然不可分的境界吗？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在这一问题上，除了具有某种近于信仰的信念之外，目前什么都还谈不上。看来出路只有掌握这样的思想方法，抱着追根究底的精神挺身干下去。”
[80]
（注一）小林多喜二在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的分数簿
| 学年 | 修身 | 国语汉文 |
商业文 | 会话 | 英作文法 |
英文解译 | 商业英语 | 分科 |
商业算术 | 商业地理 | 商业历史 |
经济原论 | 经济各论 | 经济政策 |
财政学 | 法学通论 |
民法 | 簿记 | 会计学 |
税关仓库 | 海运 | 保险 |
交易所 | 银行 | 调查论文 |
外国实践 | 工学 | 商工经营 |
商品理化 | 商品实验 | 企业实践 |
第二外语 | 体操 |
应用理化 | 英语 | 代数几何 |
| 第一学年 | 80 |
41 | | 65 |
74 | 81 | 52 |
| | 102 |
| 100 | |
| | 75 |
| | |
38 | | |
| | |
| 86 | |
77 | | |
| 81 |
86 | 94 | 86 |
| 第二学年 | 87 |
39 | | 76 |
42 | 86 | 47 |
| 73 | |
| 125 | 80 |
| | |
127 | 75 | |
118 | | |
| 60 | |
| | 80 |
43 | 84 | |
116 | 87 |
| | |
| 第三学年 | 68 |
| 80 | 37 |
79 | 75 | 66 |
80 | | |
91 | 85 | |
125 | 70 | |
| 64 | 38 |
| 70 | 75 |
| 80 | 67 |
| | |
| | 60 |
159 | 83 |
| | |
注释：
[1] 1922年。
[2] 1912—1926年。
[3] 室生犀（1889—1962），诗人、小说家。
[4] 葛西善藏（1887—1928），小说家。
[5] 大熊信行（生于1893年），经济学家、短歌诗人。
[6]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61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6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8] 为日本被歧视的所谓“贱民”争取自身解放的组织。
[9] 小牧近江（生于1894年），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0]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1919年创办“光明社”和《光明杂志》，发起光明运动，在国际知识界影响很大，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11] 金子洋文（生于1894年），剧作家、小说家。
[12] 今野贤三（生于1893年），小说家。
[13] 山川亮（1887—1957），小说家。
[14] 近江谷友治（1873—？），曾从事农民运动。
[15] 佐佐木孝丸（生于1898年），笔名落合三郎，剧作家、演员。
[16] 村松正俊（生于1895年），文艺评论家。
[17] 松本弘二（1895—1973），画家。
[18] 柳濑正梦（1900—1945），画家。
[19] 马场孤蝶（1869—1940），评论家。
[20] 福田正夫（1893—1952），诗人。
[21]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本名万次郎，评论家。
[22] 林倭卫（1895—1945），画家。
[23] 平林初之辅（1892—1931），早期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
[24] 石川三四郎（1876—1956），笔名旭山，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25] 神近市子（生于1888年），评论家。
[26] 加藤一夫（1887—1951），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
[27] 川路柳虹（生于1888年），诗人、美术评论家。
[28] 百田宗治（1893—1955），诗人。
[29] 小川未明（1882—1961），童话作家、小说家。
[30] 白鸟省吾（1890—1973），诗人。
[31] 富田碎花（生于1890年），诗人。
[32] 山川菊荣（生于1890年），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33] 吉江乔松（1880—1940），号孤雁，诗人、法国文学研究者。
[34] 爱德华·卡本达（1844—1929），英国诗人，评论家。
[35] 克里斯强·科尔奈尔生，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36]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37] 约翰·保尔·卢库留，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38] 华希理·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精通日语。
[39] 青野季吉（1898—1961），文艺评论家。
[40] 前田河广一郎 （1888—1957），作家。
[41] 中西伊之助（1887—1958），小说家。
[42] 山田清三郎（生于1896年），作家和文学史家。
[43] 马尔切内，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44]《播种人》杂志创刊以前，日本文艺界曾由大杉荣等人提出“民众艺术论”，认为艺术是民众和为了民众而创造的，因而艺术必须为民众所有。接着由中野秀人和平林初之辅等人提出“第四阶级文学”的口号，认为未来的文学是属于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一切伟大的作家应是站在第四阶级立场上的作家
[45] 桥浦泰雄（生于1888年），美术家、民俗学研究家。
[46] “西蒙”为英文simoon的译音，意思为“热风”。该杂志从第二期起更名为《热风》。
[47] 萩原恭次郎（1899—1938），诗人。
[48] 冈本润（生于1901年），诗人。
[49] 川崎长太郎（生于1901年），小说家。
[50] 松本淳三（1895—1950），社会活动家、诗人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51] 陀田勘助（1901—1931），本名山本忠平，诗人，1931年死于狱中。
[52] 细井和喜藏（1897—1925），工人作家。
[53]
[54] 《文学世界》创刊于1922年10月，是博文馆发行的文艺杂志，主编为木下白露。《新兴文学》创刊于1922年11月，1923年8月停刊，主编是山田清三郎。这两个商业性杂志发表过不少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55] 高滨虚子（1874—1959），俳句诗人、小说家。他的儿子高滨年尾（生于1900年）也是俳句诗人。
[56]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85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57] 宫岛新三郎（1892—1934），文艺评论家。
[58] 吉植庄亮（1884—1958），短歌诗人。
[59] 日本进步的歌流派，由进步诗人石川啄木所开创，他主张短歌应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这一流派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短歌和人民短歌。
[60] 平泽计七（1885—1923），工人作家。
[61] 1910年6月，日本政府捏造社会主义年者企图谋杀天皇，在全国大肆逮捕社会主义者。次年1月判处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大逆事件”，也称作“幸德秋水事件”。
[62]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戏剧家。
[63]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
[64] 多林克瓦特（1882—1937），英国诗人、历史剧作家。
[65] 丹塞尼（1898—1957），爱尔兰剧作家。
[66]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卷，第7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7] 山崎今朝弥（1877—1954），进步律师。
[68] 布施辰治（1880—1953），进步律师。
[69] 铃木文治（1885—1946），右翼工会领导人之一。
[70] 冈本利吉（生于1885年），经济学家。
[71] 冲野岩三郎（1876—1956），小说家。
[72] 中村吉藏（1877—1941），剧作家。
[73] 加藤勘十（生于1892年），工会运动家。
[74]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5—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5] 奥斯瓦尔特是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群鬼》中的人物，是一个患遗传病的青年画家。
[76] 指小樽高商校友会杂志《樽商》第30期。
[77]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6—7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8] 乘富道夫（1903—1934），生于福冈县大牟田市，由桦太的太泊中学升入小樽高商学习，和多喜二是同期毕业生，毕业论文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毕业后就职于安田银行函馆分行。为劳动农民党党员。研究过北洋渔业 担任过产业劳动调查所函馆分所长。1930年被捕，被安田银行解雇，赴东京，1934年9月病逝。为多喜二年的密友之一。——作者原注
[79]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8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73—17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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