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五、关于《光明》杂志
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从高商毕业，三月十日开始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工作。
最初他在札幌总行的总务部工作。这一年银行录用了从大学、高商以及中学新毕业的学生共四十七人。银行的惯例每年要把新来的职员集中到总行受一个月的训练。由各部的部长分别担任教员，从银行的历史、业务的范围、经营的概况乃至信函的写法，照本宣科地讲授一番。多喜二在受训告一段落之后，于四月十八日分配到小樽分行工作。基本月薪是七十圆。
他从第一次领取的薪水中，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送给爱好音乐的弟弟三吾。
小樽分行开设在小樽市色内町的一条尽是银行和大商店的街上，这条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的大街的下首就是排列着税关、仓库和轮船公司等建筑物的海岸大街。
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描写过堤岸一带的暮景：
“一过五点钟，有高楼大厦和银行的街道上，挤满了从各式各样的楼房里涌现出来的人群。他们从那里穿过几道一条比一条高的梯形街道，向山上头走去码头工人和工场里的工人就在港街大路上向两头走回家去。——整天汽艇来往，发出来的急促的砰砰声；煤车挂钩时的撞碰声；堆卸木材、铁板和铁轨时震得大地都在咕咚咕咚响着的声音；船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一切，就好像被潮湿盐腥的晚风吸了去似的，逐渐低沉淡薄起来了。”
[1]
北海道拓殖银行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带有特殊性质的银行。它创立于一九〇〇年，资金为三百万圆；创设的目的是为了在北海道和桦太进行半殖民地式的开发。一九二四年，银行的资金扩充到二千万圆，并兼营普通银行的业务，但它的主要营业还是发放抵押田地和山林等不动产的贷款。贷款总额占北海道所有银行总贷款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多喜二开始在小樽分行工作的同一个月份里，创办了以他为主编的同人杂志《光明》第一辑。这是一种用上好道林纸印刷的二十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子，定价二角二分五，共印了二百部。
杂志的内容有新宫正辰的《明亮的影子》（小说）、小林多喜二的《暴风雨的前夕》（小说）、《红色的屋子》（匿名、杂记）、石仓雅一的《二月之歌》（短歌）、户冢新太郎的《小院素描》（短歌）、片冈亮一的《阴雨的黄昏》（短歌）、梦野草一的《梧桐的绿荫下》（新诗）、间司恒美的《白色的夜莺》（新诗）、平泽哲夫的《冬夜圆舞》（新诗）及岛田正策的《贤吉的忧郁》（小说）等。扉页上引用了亨利·巴比塞的《光明》中的一段话：“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上帝。为了指引我们无垠的内在的生命，为了指引包含在全人类的生命之中的职责，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上帝存在着。这个上帝就叫作真理。”这和他写在高商毕业论文的扉页上的话完全一样。
《光明》杂志的同人有小林多喜二、莳田荣一、岛田正策，片冈亮一、斋藤次郎、新宫正辰、户冢新太郎、平泽哲夫和宇野长作九人，从第二期起，又加入了武田暹。
创办杂志的计划早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开始酝酿，而直接原因是商校时代合办过传阅杂志《素描》的好友们这时又恰好齐集到小樽；岛田正策已经从室兰的三菱分行调来小樽分行工作；；片冈亮一从小樽商校毕业后，曾在第一百十三银行的分行工作过，但第二年又入小樽高商学习，这时是三年级的学生；斋藤次郎也在就职后的第二年辞去了第一百十三银行的工作，入明治大学学习，但因身体不好，又回小樽从事绘画；这一年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莳田荣一，也从四月开始在小樽高商担任英语讲师。除《素描》的这些旧同人之外，新同人中的户冢新太郎是短歌诗人，平泽哲夫、宇野长作和新宫正辰写新诗，武田暹曾经是小樽中学文学小组发行的《群象》杂志的同人。
在《光明》杂志创办的前后，在札幌和小樽等地盛行创办同人杂志，经常有一些文艺、新诗或短歌之类的杂志创刊年创刊，一九二四年四月停刊或停办。尤其像一九二〇的《群象》以及约两年以后，由北海道大学的同人们在札幌创刊的《平原》等杂志，相当引人注目。
不过，多喜二筹办《光明》杂志，在他的内心里是有着一个抱负的。前一年的九月，《播种人》杂志在震灾和反动的镇压中被迫停刊了。多喜二是想把《播种人》的火炬重新在小樽地方高举起来。《光明》创刊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小牧近江 、前田河广一郎和新井纪一等人，要求他们投稿和支持。
前田河广一郎和新井纪一接到了《光明》第一辑，曾经写过回信，前田河信上的意见说：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是你们意图的真诚。令人恶心的资产阶级新闻宣传的污血 ，最近也往往强烈地浸透着地方杂志。但是，《光明》杂志没有这些污浊的东西。这首先使我感动。其次在内容方面，杂志刊载的似乎都是文学作品；看来也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还应该稍微有一些有分量的评论。不论是对中央文坛，或是对社会和文艺的问题均可。照目前这样只能说是创作刊物，而不能称之为文学杂志。”
《光明》杂志的编辑工作是由同人们在一起互相朗读各人带来的稿件，然后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杂志出版之后，他们还要举行作品评论会议。
多喜二是个一本正经的青年，烟酒不尝，即使他们的集会上有酒，他也单独喝着咖啡，热烈地大声发言。七月，《光明》第二辑出版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也就是《光明》第二辑问世以前的一个月左右，《文艺战线》杂志继《播种人》之后在东京创刊。和勇于对社会发言的《播种人》比较起来，这个杂志的特点是文学的色彩浓厚。但是在质量上没有什么提高，一九二五年一月曾经一度被迫停刊，但同年六月又复刊了。从这时起，文艺运动随着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再起，再一次向前发展。十二月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这和关东大震灾相隔仅两年左右的时间。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是日本文艺运动中第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是以《文艺战线》的同人为中心，此外如岩崎一和北见与志等人的《战斗文艺》[2]、加藤一夫等人的《原始》[3]、梅原北明和中野正人等人的《文艺市场》[4]、山内房吉等人的《解放》[5]及赤松月船、村山知义等人的《文党》[6]等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杂志周围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都参加进来，并且还包括了秋田雨雀、佐佐木孝丸等人的先驱座剧团及林房雄[7]等人的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文艺研究会。
多喜二在银行里当职员，办事敏捷，待人和气，同事们都称赞他。他留着长发，平时上下班挟着一个满装着书籍的帆布包，在银行里总使人感到有些地方显得与众不同。据说分行的泷行长最初曾经对他怀有疑惧，但是后来看到他办事准确、明快，才渐渐对他放下心来。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多喜二的父亲末松患疝病住进小樽医院。经手术后病情恶化，于八月二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全家的生活担子都落到多喜二的肩上。伯父庆义的第二个儿子俊二在苫小牧开面包店，多喜二的弟弟三吾原来在俊二的店里做工。自从父亲死后，多喜二决定把弟弟叫回到自己家的小店里来帮忙。这时伯父干投机买卖失败，在新富町开设的面包店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一年的十月前后，多喜二初次见到了田口泷子。
田口是入舟町一家叫作“山喜屋”的小酒馆里的女招待，以美貌而出名。小樽是个港湾城市，公娼和私娼聚集的街道较多。不过山喜屋并不在这些娼妓聚集的地区，像这样的小酒馆子大多三两家一起开设在僻静的后街上，门前还挂着印有字号的布帘，小樽地方称它叫“小面馆”。
多喜二原是出于一种探讨人生的好奇心，被《光明》杂志的伙伴们邀去的，但是田口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口于一九〇八年五月出生在小樽郊外一个叫作高岛的海边小镇。她的母亲是从秋田迁居来的，父亲在当地摆个面条摊子养活着一大家子人。田口十五岁那年的年底，家里新开的买卖失败，实在无法可想，一家人就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偷偷地逃出了高岛，去投靠住在函馆附近的故乡森町的亲戚，但是在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田口是长女，下面还有五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这样一个十口之家完全陷在贫困的深渊里。一九二二年一月底，父亲只对田口说了声让她帮帮忙去，她什么也不知道就被卖到室兰的小酒店。
田口家用卖女儿所得的一点点钱，又从函馆搬到小樽长桥近郊。父亲外出打短工来养家糊口，生活已把他拖得精疲力竭，十二月中旬，他在多喜二家店铺附近的若竹町的道口上卧轨自杀了。
在处理丧事中，亲戚们聚集在田口家破屋里商议的结果，把泷子的四个年幼的弟妹分别送给了人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长子、次女和第五个女儿，——走投无路，不久就嫁了一个临时工。
父亲死后第四个月，田口泷子又从室兰被转卖到小樽入舟町的山喜屋。当时她才十七岁，内心里隐忍着不幸的折磨，怀抱着坚定的愿望：要摆脱这可诅咒的生活。
多喜二到银行工作以后，曾经和两个女人有过近似恋爱的关系。这两个女人一个叫作佐佐木绢子，另一个叫作笠原绢子（绰号叫柏拉图），都是在同一个银行里工作。但是这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恋爱，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近似于幻灭的苦涩的情感。
多喜二在认识田口泷子以后，他经常装成客人到山喜屋去找田口。在这里干活的妇女都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多喜二越了解这些女人的世界，他的感慨就越深。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着的田口泷子，渴望着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境遇。她的身影很快就牢牢地吸引住了多喜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多喜二在认识田口的半年后，给田口寄去了下面的信：
“‘由于有黑暗，才有光。’
“而且正是由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才真正感到光明的可贵。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幸福。正因为一方面有不幸，才在另一面有幸运。这一点请铭记在心头。所以，为了真正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先尝尝苦头。
“小泷你们目前的处境很苦，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要放弃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要忍耐，想到今天受苦是为了将来的美满生活。
“我出校门还不到两年。所以没有什么钱。虽然我想早一些能把你赎出来，可是不过是想想罢了。我上次晚上也和你谈过这事。不过我对你的爱的确是强烈无比的。请你放心，虽然看来仿佛没有多大指望，可是早晚我必定用我的爱把你救出来。当你有悲哀痛苦的时候，请你随时想起我对你的爱，更多地忍耐，去战胜痛苦和悲哀。”
[8]
他每天为机械的银行事务束缚着，想要实现自己到东京学习的愿望逐渐变得迫切起来；尤其是为了专心从事文学，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他就更想要到东京去。这一年的三月是《光明》创刊一周年，出版了第四辑。多喜二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经验》。但是杂志在经济上每期都要亏损，继续办下去很有困难。而且杂志内部也存在着问题，同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倾向，他们在发行杂志上虽然还算热心，但是缺乏真正投身于文学的热情。这也是一般地方杂志常有的现象。
田口泷子的事情也始终离不开他的脑子，他总是想设法把田口救出来，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当时他家经营的小商店虽然多少总算稳定下来，可是要进商科大学念书，学费还是没有着落。他决心去半工半读，并且只和他母亲商量过，征得同意后，才悄悄地上东京去的。
到东京投考的失败，引起了他深深的反省。四月上旬，回到小樽后不久，多喜二就准备了写稿子的笔记本。于是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创作。
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一篇稿子叫《田口回忆姐姐》。在这篇稿子的最后，他曾写了以下的附记：
“我最初打算用自己的情感来说话，这是我写这篇作品的最大的意图。过去写《暴风雨前夕》和《他的经验》是想用透彻的理智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和这次用情感来写的作品恰好相反。
“于是我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意图，起初打算运用描写的或近于描写的手法，可是一旦做起来，才感到意外地艰难。不过我还是想要冲开一条路，为此我不得不把开头的地方重写了八遍，总算把开头写成能使自己安心的程度。但是有些地方又往往容易丧失客观性，为了对此加以控制而不让它离开原来的意图，自己确实很花费了一番脑筋，因此在完成到六成的光景时，又重新改写了一下。”
[9]
从在练习本上开始创作的时候起，他就让在家经营小店铺的弟弟三吾跟中川则夫学小提琴。中川是市立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因为家贫，爱好音乐的弟弟不能上中学念书。多喜二是想让弟弟在小提琴方面有所成就。多喜二自己也非常喜爱音乐，能识乐谱，也常常唱歌，经常参加启明会[10]所举办的唱片欣赏会，并担任发起人。
若竹町的家中有铺的房间只有一间。他从银行下班回来，就伏在这间房间角落的桌子上读书、写作。母亲和弟妹都在房间里，弟弟还在那里练习小提琴，他从来没有叱责过弟弟。
北海道虽说在一九二〇年左右、从夕张煤矿发生罢工以后就和现代的工人运动发生了联系，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式的压迫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和本州[11]比较起来还是相当的落后。
日本进步的学生运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早期的“到民间去”的活动，这时已经发展成为广泛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动。北海道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首先在北海道帝国大学成立了北大社会经济研究会。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从小樽高商毕业时，小樽高商也成立了研究会。具有民主传统的小樽高商，学生组织比重视技术的、保守的北大发展得要快。在研究会改组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同年九月，东北帝国大学、弘前高等学校、山形高等学校、福岛高等商业学校以及北大和小樽高商六个学校组成了东北学生联合会。到十一月为止，全国参加的学校有东北六个学校、关东二十七个学校和关西二十个学校，共达五十三个学校、会员扩大到一千六百人左右。最先只是提出研究和普及社会科学的口号，开展研究会的活动，现在已逐渐向贫民救济运动和工人教育运动的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文部省当局为了使学校军国主义化，有计划地在学校实施军事教育，开始对进步的学生运动施加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多年以来为小樽市市民所喜爱的小樽高商学生演出外国语戏剧的活动也从一九二四年起遭到禁止。
一九二五年一月，日苏恢复了外交关系。五月，日本公布了普遍选举法，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又实施了“治安维持法”。同年五月，日本劳动总同盟分裂，日本工会评议会成立，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也重建了组织，后于九月创办了《无产者新闻》。劳动总同盟的分裂使得日本的劳动战线分裂为左右两大翼。同年十二月成立的农民劳动党，原来是希望组成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被迫解散，于第二年（一九二六年）分裂成三派，即左派大山郁夫等人的劳动农民党，右派安部矶雄等人的社会民众党和中间派麻生久等人的日本劳农党。
在北海道地方，自从政治研究会的大山郁夫和中泽弁次郎等人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到札幌、小樽、函馆和室兰等北海道主要的城市进行了巡回演说以后，也建立了政治研究会的支部，以前处于孤立分散和少数人小集团状态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和工人的组织结合起来了。政治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建立站在无产阶级利害立场上的政党”，它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在进步的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促进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运动。自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很多劳动团体参加进来并组织了无产政党筹备会以后，它的左倾色彩就加强了。
在小樽地方，以港湾工人清水清作、伊藤权之助、坂本佐一郎和菊池米吉等人为核心，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左右开始在舢板工人集中的工作现场曲文筹商组织工会。
被半殖民地式的把头包工制度所束缚的码头工人，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在他们之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只有饭盒和工伤是自己的。”每天被驱使劳动十五六个小时，要受重重的剥削，而且工资的计算复杂，经常受到欺骗蒙蔽。
从曲文的码头工人中产生的工会组织，在政治研究会的境一雄和古川友一等人的协助下，不久就举行了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约有一百名左右的工人聚集在稻穗町第二十一消防工会办事处的楼上，召开了小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会上推选境一雄为执行委员长。这个工会是一个三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主要是港湾工人和自由劳动者，但在数千名为苛酷的劳动条件所苦的港湾工人当中，组织规模迅速地扩大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日本政府不顾学生和舆论的反对，在全国中等以上的学校中配备了现役的军官，实施军事教练。十月十五日，小樽高商突然爆发了反对军事教练的事件。
当天，军事教官铃木少校指挥二年级学生，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以葛舍利沼地为中心举行野外军事演习。并在出发之前，向各组散发了五份演习假想计划。计划这样写着：
“（1）十月十五日上午六时，以天狗岳为中心，突然发生大地震。札幌及小樽的住房几乎全部毁坏，到处发生火灾，正好刮起西风，火势加强。现在小樽市民人心惶惶，不知所从。
“（2）小樽在乡军人团获悉无政府主义团体煽动不逞之朝鲜人，利用这一时机，正于札幌及小樽公园进行阴谋活动，于是立即奋起，经格斗后，将敌击退于东方。但敌人凭借潮见台高地的天险，顽强反抗，虽肉飞骨碎，鲜血溅染满山树叶，仍迅猛抵抗，一步不退，以致进攻暂时遭到挫折。
“（3）小樽高商学生队急下准备令，于上午九时集合于校园整队，其任务是协助在乡军人，歼灭敌人。（以下略）”
对这次演习，小樽高商以斋藤矶吉等人为首的四十八名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发起了抗议运动。这个军事演习假想的计划也于十六日公布在《小樽新闻》上。小樽的劳工团体认为这是仿效关东大震灾时杀害南葛工人和朝鲜人所散布的谣言，是对社会运动的恶毒的挑拨。政治研究会的小樽和札幌的支部以及朝鲜人团体的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并于二十一日会见伴校长，要求他公开道歉，但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于是代表们于二十三日以小樽总工会、朝鲜人亲睦会部分会员、政治研究会小樽和札幌支部、北潮新报社及青年同盟联名的名义，发表了质问书，要求追究责任，并召开讲演会，掀起了反对军事教练、弹劾学校当局的运动。
在这一状况下，社会科学研究会于十月三十日，以小樽高商部分学生的名义向全国学生发出了宣言。
小樽高商发生的反对军事教练的斗争很快就扩大到日本全国。从当年的秋天到年底，不仅在学生阶层中，而且联合了工会、农会以及进步的教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应。东北学联曾派了岛木健作[12]、稍后全国学联派了林房雄到小樽高商来支援。但是官宪的镇压也很猛烈，十二月十三日，学校当局命令社会科学研究会解散，开除了斋藤矶吉，勒令十四名骨干学生无限期休学。被处分的学生中就有多喜二的好友寺田行雄。到第二年，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对学联组织进行镇压。很多活跃的学生被逮捕，三十八名学生第一次被扣上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由小樽高商事件开端的反军国主义的斗争，给北海道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斗争，迅速地促进了创立无产政党的运动和组织工会、农会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旭川召开了成立大会。
小樽总工会由于工会总评议会关东地方委员长山本悬藏[13]等人的极积活动，于这一年的十月参加了评议会。由于小樽的工会参加了革命的工会评议会，就使得北海道的工人运动的主导权完全置于评议会的影响之下。函馆、小樽和室兰的三个工会加上函馆的造船木工工会于十一月组成了北海道地方评议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小樽总工会重新改组，改称为小樽联合工会。新加入了桥本铁工所工会，共三十一个分会，会员扩大到一千二百人左右。
多喜二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在休息的时间读书，利用工作的间歇在纸片上写稿。银行里的人渐渐知道他非常热爱文学。但他也是一个优秀的银行职员，经常愉快地参加同事们的聚会，平时虽不太能喝酒，但也勉强喝点，待人坦率真诚，所以人们并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他。
他每天早晨上班是从港口车站乘手宫线，到银行附近的色内车站下车。手宫线是函馆干线的支线，起点是从港口车站的下一站南小樽开始，是小樽北端的手宫（这里有贮煤场和三井贮木所）和札幌之间的货车铁道线，但每天还有八次往返的客车。
他有时也在南小樽下车，然后步行二十来分钟走到银行。岛田正策住在南小樽车站附近。岛田经常等着多喜二一起上班。
银行一下班，他经常去会见《光明》杂志的同人。武田暹所在的小樽图书馆的宿舍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他常常误了晚上十点四十分的最后的一趟火车，于是就步行四公里的路程回到若竹町的家。这约莫四十分钟的夜路是他思考最集中的时间。
这一年的秋天，多喜二了解到田口泷子为了尽快地赎身，正在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血汗钱。多喜二深受感动，反复考虑的结果，就去和岛田正策商量。岛田拿出他毕业后五年内的一大半储蓄，借给了多喜二二百圆。但是要从山喜屋里救出田口需要五百圆。为了挽救这个陷于不幸命运中的女人，他要求母亲让他使用年底的全部奖金。母亲欣然答应了他。
快到年底，地面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时，田口被救出了火坑。她一度曾住在继父的家中。但是继父生活极其贫困，住在他的家中还有被出卖的危险。两个月以后，多喜二在小樽靠山的奥泽租了房子，让田口住在那里。但像他这样一个月薪八十八圆的小职员，从经济上来说，在奥泽的生活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又过了两个月以后，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他在知道事情原委的母亲的劝说下，决定让田口住进若竹町自己的家。田口从奥泽搬来的那天，多喜二的母亲做了赤豆饭迎接她。
前一年九月左右，小林家改建了房子，建造了一间四铺半席大的小阁楼作为多喜二的工作室。这间顶棚低矮的屋子遥对着大海，打开窗户可以把广阔的港口车站一览无余，机车的煤烟经常刮到他家的玻璃窗上，一到晚上，远处海上忽明忽灭的灯塔的灯光好似就在眼前。
这时，他在继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之后，又连续地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他的杂记簿上记载着一九二五年以后约半年的时间所读的主要作品如下：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情上受到激动。）
“《克莱采奏鸣曲》
[14]（从理性和思想方面有感人的迫力。）第二次阅读。
“《死屋手记》
[15]（乏味。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都称赏过这部作品。）
“《穷人》
[16]（感情真挚，有些地方冗赘，夸张。）
“《双重人格》
[17]（冗长、乏味，但可以看出颇有描写性格的力量。）
“《不道德的人》
[18]（有些地方乏味，但到达超人的过程写得好。理智的作品。）
“《窄门》
[19]（主题清楚。有些地方乏味。六十分。）
“《田园交响乐》
[20]（看事物的眼睛公正，创作态度正确，但主题不能令人满意。）读了两遍。
“《现代人的苦恼》
[21]（撇开艺术来说，是最令人感动的作品，是一部在思想上影响了自己的作品。）读了三遍。
“《蒙巴尔那斯的比比》
[22]（淡泊的态度，纯客观的立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趣，对妓女有新的看法。）
“《卡拉马佐夫兄弟》
[23]（没有描写真实的生活，但也不单纯是‘杀人犯’的生活。不能令人信服。阿辽沙浅薄，性格缺乏衬托，伊凡比较好，多密陀尼最鲜明，父亲也还可以。）
“《女仆之子》
[24]（从艺术上批判地表现了思想、青少年时代的思想。还可以。）读了四遍”。
[25]
自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使用草稿本写作以来，他写了《田口回忆姐姐》（六月九日）、《龙介的经验》（八月十五日）及《娼家》（十一月十九日）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都经过反复的推敲，但仍然只是个草稿而已，而初次发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所写的《腊月》。
在《腊月》里，他描写了一家人在丈夫死后，妻离子散的无可挽救的悲惨生活。守夜的晚上，年幼的孩子们被人们领走了， 最后剩下了长女阿惠，因为贫穷，不久也沦为娼妓 。
在这以前，他写了大约三十个短篇。在以前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些作品是描写学生生活，或像《阿禄的恋爱故事》、《他的经验》、《龙介的经验》等那样以恋爱为主题，但是他具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来源于对穷苦的、不幸的人们的深厚同情，使得他开始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群众的现实生活上，而这种群众的现实生活也正是社会矛盾的表现。他历来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如何巧妙地去描写某一种心理状态或作为生活片断的某一件事，而是努力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也就是从内部来深入探讨整个生活。
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有意识地想把“挣脱”不幸的痛苦作为重大的任务，在悲惨的可诅咒的生活中寻求“救星”，并且希望能给予“一线光明”。他强烈地感到把悲惨的生活仅仅当作悲惨的现实来描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他感到越是要真实地探讨现实生活，而事实反而越朝着和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些矛盾的探索的过程中，他感到痛苦和焦躁。但是当时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物质上的改革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幸福”。他曾经感到过迷惘，觉得人生好像是用三除四一样，除到什么时候仍然是一点三三……永远像一个除不尽的循环小数。他这样写道：
“考虑各种各样的人生事实——即生活，一想到循环小数，自己的脑子就好像要变成一片灰暗。感到自己人生观的阴暗，同时又有一种焦虑的心情，希望从这种阴暗中追求某种光明。……
“人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呢？考虑着这件事，只是考虑着这件事！”
[26]
注释：
[1]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79页，1958年6月，人年民文学出版社版。
[2] 《战斗文艺》，1924年8月创刊，1925年4月停刊。同人都是当时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的学生。
[3] 《原始》，1925年1月创刊，1927年5月停刊。最初为加藤一夫个人的刊物，后来壶井繁治、松本淳三等诗人也参加进来。
[4] 《文艺市场》，1925年12月创刊，1927年5月停刊，为随笔杂感的杂志。
[5] 《解放》，1923年12月曾一度停刊，1924年10月由山崎今朝弥复刊。
[6] 《文党》，1925年秋创刊，1926年春停刊。
[7] 林房雄（1903—1975），作家。
[8]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37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9]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卷，第32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 启明会是1918年前后由小樽高商教授大西猪之助、早川三代治及高田红果等人所组织的一个文化启蒙团体，经常举办讲演会、唱片欣赏会等活动。——作者原注
[11] 即日本本岛。
[12] 岛木健作（1903—1945），小说家。
[13] 山本悬藏（1895—1942），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4]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
[15]、[16]、[17]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18] 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的小说。
[19] 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
[20] 同上。
[21] 挪威作家约翰·坡雅（1827—？）的小说。
[22] 法国作家菲力浦的小说。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24] 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
[25]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6]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2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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