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四篇 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第九章 「国败官邪」党政机关应速革新 一一国政治的良善，制度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同其重要。没有好制度一切弊病丛生，虽有好人，政治仍不能臻于善境；反之，有了好制度，而因运用政治机构的人们的品德不良，也不易有善良的政治产生。这是互相关联的，互为因果的。可巧，福不单至，而祸却双行。这两种毛病都降临于危难中的中国。 稍微留心于政治的人们都知道，专制帝王统治的弊害，在那种制度下，很多时人民得不到自由，政治是少数人玩弄的把戏。贪官污吏是不断的存在，人民是被剥削得无以复加，只能维持饥饿线上的生活，而统制者却过其豪华淫侈的享乐。在此种情形下，不是因国内纷争而统制者倒台，便是由外患日急而亡国，这是历史上常给指明的。不过，在专制时代，制度虽然不好，然而若遇到为政者深知大义，品德兼良，矫正过失，解救不足，如此也可维持一些时日，这就是「人治」补救了制度的缺点，而亦未能取消该制度本质的矛盾。故这并不是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必须在制度与人的方面均好，互相辅助，收两全其美之效。好的政治制度能限制人，督促人，教育人，使人民机会均等的参与国事，使人民共享国家的所有；品德兼良的人们运用政制机构，能改善，能补制度的不足，能活用政治机构。这是谈政治而必兼顾制度与人的。 我国数十年来即不断向此方面努力，大家反对专制，专制被推到了，大家要求民主制度，而民主政治始终未能满足人意的实现。我们明知民主制度是让人民管理这个国家，人民以自己的经验与迫切的要求运用政治。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平等的参政，人民管制政府，人民决定国是。这个制度自身虽不一定把政治运用得十分满意，（因为尚有人的问题），然而这个制度到底是最理想完善的制度，它没有专制的种种不可泯灭的弊病。能确定此制度，至少我们完成了善良政治的一面，同时求其它一面（即人的问题）的完善。如此，我们不是不可能成为廿世纪的新国家。 然而历史的演变是未尽如国人的要求。民国以来，临时约法，约法及宪法上规定的民主，让官僚政客玩弄得一塌糟，但是仍不失民主制度，有了此种制度，再求人事的调整，也并不是不可救药，人民好歹是从教练中学着管理国事。这样长久下去未始不可真正的让人民管理了国事，共享有这个国家。等到国民党北伐之后，（他们看见了当时民主制度下官僚的罪恶），他们得了政权即先训政，然后再实行民主。从民国十六年起到现在，国民党专政了十多年，训政时期经过十余年，民主制度始终是没有确立，人民没有参政权，没有过问国事权，一切都有国民党及其政府自作主张。这样是犯了制度上的弊病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若在人事方面有些补救也好，不幸的很，在这方也是大失人望。 国民党专政虽然在理论上只是过渡到民主政治一种临时的状态，但是屈指一算已十载有余，目前尚不知延长到多久。在此期中一切政治责任都放在国民党自己的肩上，一切兴革设施都由国民党包办。而在法理上中央政府向国民党负责，国民党不向任何个人及团体负责。德国纳粹党向希特勒负责，希特勒向上帝负责。这是独裁者不伦不类的论调，大有昔日帝王承天之命而管治万民之慨。国民党虽无此种理论，而实际不向任何团体或个人负责，任何人在法理上也不能管制它，督责它，人民更不能直接限制它，其它党派在法理上也无权利与之争辩，监督，其结论也不外是等于向天负责。这样的政治制度，即使充其量能好，也不外过有贤人在上，一切循着正轨前进，而不致陨越，若人事稍有不齐，一则是易于出现暴君，再则是易于出现分赃的官僚政治，而社会上表现的，在民众能忍受的范围内，大家要忍受，服从；然而一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将反抗，捣乱，革命是随之而兴。在历史上这类事实谁都看到的！ 国民党在运用此种制度时，虽然国人认为不当之处而尚能忍受者，一则因现在国民党所行的不过是过渡期中的办法，而国民党所号召的尚给民众一个未来的希望。这样缓和了大众的民主政治的要求，然而这个要求始终在呼叫。再则因一般国民尚有一些未洗去的习养，就是「谁当皇上给谁纳贡」的习养。这样只若能使他们过得去，他们是不轻意挑眼的。故许多人，尤其是政府的官员口不绝声的说中国人民「好」，他们口中的「好」，就是好在人民不管政事，只去「纳贡」「摊捐」的角色。有了此种原故，在过去他们忍受过帝王的压迫，此时他们忍受国民党的统治并不算稀奇。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而相反的，他们只能在某种限度内忍受，历史上洪水般样的人民势力推到帝王的统治，谁都是知道的。 不过，大家虽推重国民党，爱护国民党，忍受国民党，而国民党统治十多年，其政绩如何呢？其从公服务人员之表现如何呢？凡属国人有目共见，不待本文著者详为例举而后知。然一经国家多事时期之试验，千疮百孔，丑态毕露。平时歌舞升平，赃官污吏充斥，大家不去深究，也无人敢究。现在到了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此辈贪官丑类仍不知激发天良，以报国家，以对人民，这有各报不断的报告贪污的事实为证。七月三日报载张治中枪决污吏华容县财政局长张作典。据报在其任内侵吞公款二万余元，六月十一日报上又载戴传贤入康致吊班禅有人民拦马喊冤，控告县长邓明枢贪污不法。同时又有雄汀县长贪赃枉法，被人控告，七月廿九日报载中惩会又惩戒县长宋岱风，陈中岳一批小官吏，再有在去年报上零星看到的，有「抵抗」第十九期内，这样的一篇通信：「我所住的湖南晃县，……近来因为川黔滇三省的军队，奉命向长江移动，而公路上的交通车，大都早已调赴前方工作，所以这些赴前方加入抗战的军队，只有步行，可是天气太热，武装同志身边背的东西既多，步行的路又远，所以有些不胜其负担，有些竟生了病，于是托各县代雇民夫民船（有代价的）以济挑东西和运兵之用。这本来是一件很对的事。但是我们的县长和警官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刮特刮，于是到处拉夫，甚至半夜由床上拉起来，挑得动挑不动不问，只要出几块钱就放回。弄得人心惶惶，市村不安。河里也是一样的，见船封差，不分大小，大船十几块饯，小船几块钱，弄得有些船故意将船身打通，沉没在水里。交通上受了极大的影响。」再有那些官吏抽丁索钱，买货取佣，私吞公款……这些例子太多，我们将不胜例举。总之，据人统计，我们官吏贪污的范围是充满了各机关，若拿官吏职别来分，『则有财政，誉察，行政、司法，工程，地政，禁烟，教育，药业，邮政等』。若论等级来说，从上至下是一贯的贪污。国难严重至此，而贪污官吏又如此，国家前途，令人念及，不寒而傈！ 我们在报纸上只看见了极少的不善逢迎的小官吏之被举发，被惩罚，而政府大员难道没有贪污的？这样国人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若不贪污，以他们的所得收入，就没有盖几万元或数十万元的洋楼及豪华生活的可能，更提不到存入外国银行大批金元。有许多钱而又过豪华生活的大员他们也必是贪污之辈无疑。我想这有许多事实证明，国人也都这样相信的。蒋委员长有见于此，虽在百忙之中特通令饬属改革豪华生活，除深致申戒之意外，一则是暴露党政人员的丑态，再则是使国人兴国败官邪之叹，我们不避麻烦，特录于此。其言有曰：『现值国难严重，敌寇深入之际，欲求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端赖全国上下，共懔忧患，交相惕厉，痛革豪华之生活，奋发刻苦之精神，厉行节约，长养国力，乃足冲开艰难之前路，完成救国之事功，且我党政人员，尤应如何愧痛修省，以身作则，为各地民众之模楷，不变风气，方毋忝于职责。乃迭据报告，中央党政人员，前赴内地各省，所有起居生活，多沿过去不良旧习，奢侈浪费，漫无检束，无论行动旅居，仍唯安适是求，毫无薪胆自励之觉悟，不唯予当地军民以不良之观感，滋国败官邪之慨叹！且使外人之观吾国者，认为我党政人员，精神坠落，不足有为，复兴难望，从而减少其同情援助之热诚，兴思及此，至足痛心。须知忧豫亡身，古有明训，今日何时，存亡安危，争于岌岌。试一念前线士兵，经历寒暑，浴血壕堑，被难同胞，庐舍荡析，流离沟壑，应必食不下咽，寝不安枕；尚何心肝，犹图宴安，若复自忘责任，罔顾艰虞，是直丧尽廉耻，何颜居于公职，更何以领导民众，完成革命，兹为洗伐颓风起见，不能不整饬纲纪，严予纠绳，务希我党政人员，咸各激发天良，深切猛省，以先忧后乐为任，以茹苦含辛为当然，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务循简单朴素之原则，上下纠检，互相规责，勿拘于阶级，勿拘于情面，倘有言不顾行，或阳奉阴违者，一经察觉，除按情议处外，并当公布，或与国人共弃之，而为玩视危难毫无血气者戒。』 我们看见了贪官污吏的事实，读了蒋委员长痛心申斥中央党政要员的豪华生活及「不良旧习」免致「当地居民不良之观感」的通电，及三令五申的惩戒贪污官吏。就此数端，谁都能断定中国此时党政人员之腐化，谁都能想象党政机关之陈腐，上至蒋委员长及有天良的党政要员，以至一般国人，在此国家垂危之时，莫不想从根本改革党政机构及刷新党政人员。这虽是国内问题，而不是抗日，但是抗日的力量是必须由我们自身整顿起，能把自己充实调整，然后抗战御侮的大任才易如愿完成。这是千载不移的定理。 现在我们提出，党政机关应速革新，以定国本，以完成抗战，真正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关于革新的办法，我们应从两方下手：一是按战时原则，调整党政机构，一是彻底人事的调整。 二现在政治的体系，仍为国民党的统制，我们此处只按既存的状态而提出的改革。现在的政府是由党产生，向党负责。不过为了抗战办事顺利，免去双层责任，国民党只应责成政府办理一切政治及军事设施，党本身只居于监督政府的地位，而无扰乱政府之行动，且无越俎代庖之行为，如此严格的说，党只是产生政府之组织，监督政府之行为，给与政府最大之方针，而不使党与政府混乱不清，搅在一起，这不只免去党的无谓担负，又可使政府本着方针作去，不必有牵涉太多之顾虑，同时又可免去党之复杂责任。人民既受制于政府，同时可免受制于党部之苦。中国国民党年来之不得人民称赞，此种毛病受之最深，下级党部在地方行政上牵扯的权威俨然高出于当地政府，使人民对党部多一层担负，这在国民党所得的收获并不算好。若国民党只操纵中央政府，而一切政治责任由政府担任，自己不轻意对任何事插足，其成绩必较现在为可观。如此既可免下级不知大体的党人胡作非为，又可免人民之多层应付，更可使行政人员责任专一。我们以为现在提改革党政机构至少清清楚楚要作到这一点，把党与政府的责任划得十分清。如此可免去许多弊病。这不但有利于行政及人民，也可免去国民党多担罪过。 政府的权限与党的权限划得十分清楚之后，国民党只能办党，不能参与一切行政事务，（例如办一新闻杂志除向行政机关办手续还得向党部办手续。最近组织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又是其中的主角。）国民党在各地更不应藉党的关系代管民事（如地方民众团体开会党部常去监督，本来这种责任是由警察当局担负。）这样行政上方便许多，责任也专，国民党专意于党务，组织民众，在教育上用功夫训练民众，其成绩必较好。免得现在国人一提贪污等罪恶就牵及国民党，因为党政不分，实难免人民如此责难。 党政的权限既然划清，政府的机构必须改善。在过去政府的机构实如一盘破机器，东拉西扯，残缺遗陋，动用不灵。不是因人设机关，便是同一职责而机关重复，或职责不分。如从前经济委做一事（例如修路），建设委员会，交通部都在做；而在省府范围内，建设厅作的事，实业厅也抢着作，诸如此类重复之事甚多，而各机关有的因职责重复，有的因分外多事，结果事倍功半，空耗国帑。视在战争时期，一切应集中化，简单化，合理化。这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已经提及，而现在着重的是在「行」。所谓集中化是使各机关职责专一，而有一贯的系统，免得一个机关向八方负责，减少行政效率；所谓简单化，是要每一机关专司一事，不要旁拉乱扯，务使其「熟能生巧」，增高行政效率，免得庞大复杂，反足误事；所谓合理化，一切职责务分给其适当之机关，不要把经济方面的工作交给非经济机关，或把其它一切不适宜于某机关的事，而强使其作，这是徒劳无功。这不但在分配职务上要合理，在行政组织联系上亦要合理，如此的行政机构才能运转裕如，才能增高行政效率，才能配合了战时急需。这个原理是适合政府一切的机构，论等级可用之于中央，及省市县，论部别可用之经济，实业，交通，教育等等组织。均应本此原则从新改造。 现在我们行政上的缺欠是什么呢？除了上边所说的职责不清，机关重复，牵制太多等等外，我们处处又是表现的，有的机关在战时无事可作，就连公文的往来都很少了；有的机关是忙得昏头，弄得精疲力尽，这都应调整。宜把闲散的归并，再把太忙的机关扩大或把不必要的责任分出。如此才能调济此种不足或多余的缺欠，惟此处尤须注意，我们不能因战时事多，而多添名不副实的机关，这样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不但有了巧立名目之嫌，藉而有按置亲近之弊，他们有许多人还要乘机分肥，剥削百姓，这在年来层出不鲜。不过，战时工作是浩大的，实须大部人士完成此种工作，故政府应按上边所述原则按目前所需而把大部有用人材收拢进去。 现在我们讨论革新党政机关第二个办法。政治机构和机械一样，其运用指使是在人为，故人事的调整实为必要。在这个范围内不外有几种办法，而又有两个前题。第一个前提：大家要公忠为国，而无论党派个人都须无自私自利的念头；国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两原则必须作得十分够。第二个前提：除了国民党如其它各党派一样修养其口身，调整其人事外，一切政府范内的事须由政府自作主张，政府负责调整，而不受牵制。国民党虽然在实际上能影响了政府行政的调整，而国民党人应尽量避免此种牵制。虽然他们在关系上既是党员又是官吏，但在政府内就当以官吏的身份自居，不必以党员的资格骄慢的常以政府的主人自居，能如此我们方可谈调整人事的几种办法。 第一，严苛的处罚非法人员。上至要人，下至小卒苟有不遵守规法贪污误事或其行为为国人共弃者，应科以严刑，毫无情面之牵就。重者处死，没收财产，轻者坐监或免职褫夺公权。如此可除官邪，勉励人心向善。 第二，裁撤冗员。党政机关多因人情而位置不胜职责之亲近，此概为通病，所谓吃粮不管事者。现在国家危难，政府机关不容使人得位养老，既耗国富，又足误事，故必须毫无情面彻底削除此等积弊。 第三，用人本人材主义，不必分党派门阀之见。国有大难，而多赖众力，若将许多有用人材排之于外，而许多足供干部使用的青年学生又多使各处流浪，且使彼等有救国无路之苦，而党政人员不但包办国事，又行贪污，国难至此，有此现象，真使人欲哭不得。为矫正此弊，政府应决然不问党派关系，凡能胜任之人，即以相当工作，此不但增强抗战力量，及行政效率，亦所以振刷精神，又可免有些救国之人咒骂党政人员误国，而增强国人团结。 第四，训练干部。我们准备长期抗战，非准备长战的力量不可，训练干部乃为急需，因一切中层工作，及组织民众，非有大批干部不可，此时应急速将青年学生加以训练，而于训练之中，不必专以任何党派之主义为先，因此固能吸收一部青年，然亦能使许多青年裹足不前。 举上四则，除污去奸，任材使用，凡事为公，使事事有人，人人有事，其陈腐不堪者自当淘汰，稍堪造就者自知奋勉，其前进有为者必更努力。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国之得救，端在于此。 总上所谈，我们以为国势至此，官吏贪污，要人歌舞，大家真应彻底觉悟，急速更新，爱护中国者，必以吾等之言为是，前进之国民党人亦必以吾等之言为是。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