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作者生平简记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
布哈林是一个比卢森堡复杂而微妙得多的人物。从他的相对来说短暂而有效的政治生涯看来，其立场态度的转折和变化是相当大的。在他的事业开始的时候，他被认为是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极左一边；但是到1929年，他已成为公认的右翼领柚。
在1888年的秋天，他诞生于莫斯科；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因此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数学家，他把尼古拉描绘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不实际的人”。[1]布哈林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有机会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接触，所以在学生时代就作为革命者而开始了他的事业。这是1906年的事。同年，他帮助一家皮靴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罢工。
1909年他因进行政治活动而被捕；最初关进监牢，后来则被流放。1910年他逃脱并奔往国外。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第一次同列宁相遇。这是二人之间进行长时期而有成果的合作的开始，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没有摩擦的。在战前的这些日子里，布哈林在一些欧洲国家过着流浪生活。1913年他才在维也纳定居。对这个时期的布哈林，罗莎·迈耶-莱文有一段描述：
“1913—1914年的冬天，我在维也纳第一次见到布哈林，那是在一次俄国海外殖民地通常安排的聚会中。这种聚会有文学和政治演讲，有讨论，有时甚至跳舞。听众中常有许多引人注目的面孔，连托洛茨基有时也参加这种聚会。但是布哈林以其特有的气质而显得突出。他的外表有些像圣者，而不像叛逆者或思想家。
这使人们不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梅什金伯爵的形象，至少像俄国演员试图所表演的那样。也许是这个原因，使我立即发现这位不寻常的人的主要特征。他的身材瘦小，看上去甚至比他的真正年纪还要年轻，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他那开朗的面孔，宽宽的前额和闪闪发亮的眼睛，呈现出一种宁静的真挚，有时几乎显得永远那么年轻。”[2]
就是他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成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位第一流理论家。布哈林在维也纳的时候，听博姆-鲍沃克教授在大学的讲课，研习奥地利经济学边际派理论家的理论。大战爆发时，他被流放到瑞士，在那里同列宁合作。后来他从瑞士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在那里又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挪威。1916年他到达纽约，同托洛茨基共同主办俄文报纸《新世界》。
正是在这段放逐和流浪时间里，布哈林写出了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等。其中许多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才出版的。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布哈林经日本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回到俄国。到这个时候，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党的主要宣传家之一。他和列宁在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上的分歧至此得到克服。列宁大大接近了布哈林关于国家的思想，《国家与革命》就是一个例证，而布哈林则依从了列宁关于一切民族拥有自决权的立场。[3]
布哈林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并以这种身份在1917年10月夺取首都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同年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主要日报《真理报》的主编，并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布哈林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他仅担任过《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的主席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委员。因此他的父亲对他的评语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实质上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而拥有他的职务和权威，列宁不无道理地把他称为“党的宠儿”。甚至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他都抽出时间来同艾夫吉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共产主义入门》（译者按：又可译作《共产主义ABC》）。在二十年代他的著作以及或许包括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著作中，这是一本得到最广泛的阅读、流传和翻译的书，以致成了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圣经”。在一份晚近编印的书目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再版或重印了近四十次。[4]布哈林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写作此书，但一点也没有缩小他的作用，因为布尔什维克进行那场战争时用笔和用枪是同样借重的。
在到1922—1923年期间，布哈林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左派；对于1918年同德意志帝国缔结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他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支持同德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的思想，谴责缔结和约是放弃革命的完整性。他在日报上，甚至在莫斯科《真理报》的上下午版上，公开反对签订和约。布哈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追随者就接受德国要求一事辞了职，并继续公开反对这种要求，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州委员会作为活动基地。但是在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及其同伙被重新选任他们原来担任的职务，这主要是由于列宁的坚持。[5]
在内战期间，布哈林成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实行征用、减少使用货币和最大限度地致力于为红军生产军火的时期。这个时期使许多布尔什维克产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他们认为有可能取消市场和废除货币。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布哈林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最著名的著作是《过渡时期的经济》。这可以说是他作为共产党左派的最后一次“冲击”。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很快开始转向党的右翼。最初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成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的理论发言人；后来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决裂而在1926年成为反对派时，布哈林又变成斯大林的理论发言人。
在这个时期，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开始作为农民的发言人出现。1924年共产国际采纳了资本主义已使本身稳定的论点，布哈林就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俄国的现实。这个现实使他确信，需要把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发展为向农民和小生产者作出让步。在党的各部分人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退却。这种政策容许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的因素重新出现，从而促使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极其需要的恢复。从那个时候起，布哈林认为，苏维埃经济只能按照占优势的农民成分所决定的步调来发展。实质上，这种做法所采取的形式是，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就会提高对消费品的要求，从而鼓励轻工业的发展；而轻工业的发展依次又会刺激重工业的发展。1923年末和1924年初，在苏维埃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布哈林同他以前的亲密同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了公开论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6]，其含义是，非国营经济部门首先一定要对发展重工业作出贡献，其次再通过市场的作用而发挥其作用。这个理论同布哈林的论点正好相反。布哈林的看法很快就为党的统治机关所认可，看来苏维埃经济就此决定了按照他所谈论的蜗牛爬行速度发展。（布哈林谈到过，用农民的老马把车子拉向社会主义。)
随着1924年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失败和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的失败，布哈林的权力和影响似乎达到了顶峰。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免去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布哈林被任命担任了这个职务；布哈林还是莫斯科州党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是国家最强有力的机关。他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地位似乎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联合反对派失败以后过了一年稍多一些时候，布哈林本人及其追随者被攻击为“右倾”，并被剥夺了一切有效的权力。右翼反对派和斯大林派发生争论的原因是，在工业化速度和对农民特别是富农的态度这些问题上有分歧。促成这次争论的因素要从这一点上去寻找，即苏维埃经济按照布哈林规划的路线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农民没有为市场提供消费品，而宁愿把剩余粮食留在家里，因为苏维埃工业不能按照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向他们提供他们所要的商品。1928年春天发生了粮食危机，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来为城市获得粮食，例如征粮等。该年秋天城市又发生了粮荒（更不用说出口粮食了，而原先在这方面抱着很大希望，以便获得外国资本的货物）。
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决定不同斯大林新出现的工业化热情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宁愿继续试图幕后达成妥协。结果争论公开以后，布哈林及其追随者已经一败涂地了。斯大林一面在口头上同他们搞妥协，一面采取组织措施剥夺了他们的任何有效斗争手段。[7]到1929年，布哈林向斯大林投降，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了。虽然他被容许保留某些职务，但他只不过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囚徒。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哈林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帮助发出了一连串的谎言和歪曲来攻击以前的反对派，同时也帮助创造了那些毁掉他自己的方法和机器。
布哈林剩下的九年生命，只不过是他以前的活动的一个脚注。他没有再创造任何新思想，甚至也没有再提他过去的那些信念；他完全生活在胜利的斯大林的影子下，逐渐失去了他还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形式上的权威，而滑进一个昏暗没落的世界。
但是，他没有被容许糊里糊涂地结束他的生命。1938年他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受到审讯，被控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并多年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津贴。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讯中，布哈林是最后也是最惊人的怪事。在这次审讯中，实际上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整个领导层都被控犯有类似的罪行并被处决。斯大林爬向权力高位，首先靠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誉，后来则靠踏着那些曾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人们的尸体。布哈林在受审期间曾试图拯救他的革命完整性的一些残余，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乔治·卡特柯夫评论说：“……他同起诉人合作编织了他在其中被逮住……的网，只不过为的是公开驳斥这个荒谬而卑劣的控告——说他是间谍，是阴谋暗杀他热爱的导师列宁的谋杀犯。”[8]最后，他遭到了和那些宁死不屈的人相同的命运，他被枪决了。
罗莎·迈耶-莱文在回忆布哈林的文章中最后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布哈林……他把他的整个人格投向狼群后，那样悲惨地试图拯救他在个人和革命方面的荣誉剩下的一些残片：布哈林在词句上战斗，天真地提醒迫害他的人维辛斯基搞一项秘密交易，容许他保留一些尊严，而与此同时，他开始为自己蒙上永恒的耻辱；他有时很像一个孤单无助、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子。
“一些骄傲而才华横溢的人，在审讯中成为泣不成声的蠢夫，不敢承认自己光荣的过去以及自己本来的面目；在这些人当中，布哈林是最具有悲剧性的人物。
“杀害他的刽子手们要他承认的那些罪行，他一个也没有犯过。但他因为犯了一个超过一切罪行的罪行而受到惩罚——那就是在毁掉他一生工作的同时，也毁掉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当布哈林默认对手们伪造的思想时，他就开始毁掉他自己，毁掉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老卫士。他一旦踏上这条道路，就一步比一步难于再弯回来了。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他那一代最优秀的人物的悲剧。布哈林尽管有那么些错误和弱点，仍然稳固地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投向他的种种谎言和诽谤，并不能抹掉他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标记。布哈林这部著作的出版，将有助于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智力巨人中恢复他应有的地位。
[1] 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第1卷第177页。
[2] 引自一部未发表的回忆录。对作者允许我从这个来源中援引这段话谨此表示感谢。
[3] O.H.甘金和H.H.费希尔在《布尔什维克和世界战争》一书中用文件说明了列宁和布哈林的争论。
[4] 《尼古拉·布哈林著作书目》，由悉德尼·海特曼编纂。
[5] 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第3章。
[6]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
[7] 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第13章。
[8] 乔治·卡特柯夫《布尔什维克受审》，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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