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英文版编者绪言
一
本绪言的职责是分节说明一些问题。第二节概述就罗莎·卢森堡的两部著作展开争论的前因后果：一部是她的主要作品《资本积累论》，另一部是被认为续篇的《反批判》，后者收在本书中。第三节简述马克思关于扩大资本再生产的图式，包括不熟悉这些图式的人们所应了解的内容。第四节转向扼要说明卢森堡和布哈林就争论的问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第五节谈其他作者对卢森堡的意见，但只是有选择地谈一点。第六节在说明我们对卢森堡的理论的一些想法的同时，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作一阐述；我们在这当中陈述我们认为卢森堡存在的主要误解和缺点。帝国主义问题放在第七节中谈，这一节简要地叙述其他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同卢森堡的关系。最后在第八节中，我们试图总结并得出一些结论。
有的读者可能愿意把本绪言的某些节暂时放一放，等到读完原著后再回过头来看。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些节的内容，因为我们有必要不得不简述某些论据。对卢森堡和布哈林进行研究后，这些节的内容可能更清楚些。
我们在书后还补入三篇附文，我们希望这些附文有助于澄清书中所讨论的某些部分。这些附文只能这样处理，因为如果我们试图把附文的内容写在本绪言中，就会使行文受到妨碍。
二
关于资本积累问题的争论，一般认为来自卢森堡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给她的朋友们的印象是，她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她试图写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还因为她钻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以后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看看卢森堡的传记和对那个时期进行一次考察就会明白，总的说来正是由于帝国主义问题——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德国垄断资本结合的具体形式，才使一些表面上抽象的问题卷进激烈的政治争论。
卢森堡受过作为经济学家的学院训练，并且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足够她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进行教学。因此，她不可能不熟悉她所提出的问题，而这就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到1912年这些问题对她才具有严酷的意义？这只有把这些经济研究放到政治的范畴中才能找到答案——卢森堡为反对修正主义而斗争，她试图警告德国党注意帝国主义的危险及其在该党内日益增长的影响这样一些范畴。她对社会民主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堕落所抱的忧虑，到1914年8月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当时该党的议会党团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赞成战争贷款。
《资本积累论》初版于1913年，这本书在德国党的报刊上以及甚至其他方面都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这连卢森堡本人似乎也大为惊异。考虑到她通过社会民主党取得的相当巨大的进展，这本不应使她那么惊异，这一点表明了她是怎样把她的生活和思想区分开的。
《反批判》是1915年在狱中写成的，但到1921年以前还不曾出版；本书收入的这篇著作是第一次用英文出版。文章使用的轻蔑口气和高度论战性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卢森堡对于她遭到猛烈攻击感到的惊讶，但也一定同当时支持或反对战争的争论有关。由于当时严厉批评《资本积累论》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同时也是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人，毫无疑问，这使卢森堡在捍卫自己的理论主张方面产生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感觉，从而使她看不到她的对手们提出的某些正确的论点。毕竟当时关在监狱里的是她，而不是那些批评她的人。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虽然写于1924年并且印刷了几次俄文版和德文版，但以前一直没有译成英文。由于该书直接攻击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中提出的思想，把后者收入本书将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争论的问题。《反批判》虽然是对批判者作出的答复，但自成体系，可以说是一本单独的著作，因为它以无可辩驳的形式概括了散见于原著中的论点。因此，布哈林针对该书提出其大部分批评的做法是正确的。
布哈林写这个著作的时候，正是他作为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发言人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因此他以这种身份说出的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很重的份量。另外，还必须把这部著作放在历史的范畴里：布哈林写此书时，正值德国共产党内进行一场反对“卢森堡主义”运动。因此，这部著作帮助了德国共产党诸如马斯洛夫和费希尔等领导人，这些人是想从党内清除卢森堡主义的遗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卢森堡主义”是被当作右倾提出来的，而后来到三十年代初期进行另一场反对它的运动时，却又把它看作左倾了！）虽然如此，布哈林并没有攻击卢森堡的整个思想体系，因而他的论战不能只看作派别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著作就不会依然有其价值了。
三
在写下去以前，有必要向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些文中使用的名词以及它们同所争论的问题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社会总产品流通时，假定闭关自守的经济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所有其他阶级都被排除在外，因为据认为其他阶级的收入都来自那两个基本阶级的收入。社会总产品分为C、V和S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不变资本指一定时期（一般是一年）消耗的原料和固定资本。同这种提法有联系的问题之一是，在任何特定时期消耗掉的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等)只有一部分。这有时导致混乱，因为图式中并不包括固定资本的主要部分——似乎可以说，这一部分被抛到一边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假定来克服，即所有的固定资本在一定时期全部消耗掉了。但在计算利润率时，这可能引起一些问题，因为马克思表述的利润率是S／（C＋V）；这事实上是流通额的利润率，而不是全部投资的利润率。还有，在计算平均利润率时，整个资本是考虑到的。但是在不变资本中，如果来自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被认为是折旧部分，这个问题就不定妨碍人们的理解。
可变资本通常指作为工资支付的那部分资本，即为了购买劳动力而支付的资本。
重要的是要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使用这些名词。不变资本这样定名是因为它在整个生产周期中都保持着它的价值；它本身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仅仅在生产的每个阶段转移到新商品中去，所以它的价值被认为是常在的、不变的。另一方面，可变资本则购买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当劳动力作为劳动进行操作时，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即支付的工资），而且创造一项额外的价值。所以马克思选择了“可变资本”这个概念。
这种分类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学说扼要地说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这里用数字举一个例子：资本家为一天的生产支付值五个单位的原料和机器折旧等，比如说5C，还支付值两个单位的工资，比如说2V。在这一天的过程中，劳动者生产十个单位价值的商品。这样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即十减去五再减去二，也就是3S。因此，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无偿地生产的那一部分。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一种和每一件商品都包括O—V—S的因素，商品没有哪个单独的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公式，他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指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指消费资料的生产。马克思首先用这种分类来说明简单再生产，即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仅仅再生产任何一个时期用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没有扩大社会总产品。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式，但它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几个重要论点上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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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类 C＋V＋S |
＝社会总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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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类 C＋V＋S |
现在把数字填入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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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类 4,000C＋1,000V＋1,000S＝6,000 |
＝社会总产品 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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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类 2,000C＋ 500V＋ 500S＝3,000 |
这个公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开始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第一部类的1,000V和1,000S，从自然形式来说是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的，但是从价值形式来说，则代表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由于只有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这就意味着，第一部类必须用同等数量的价值同第二部类进行交换，才能得到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同样，在第二部类中，商品的自然形式是消费资料；这意味着，为了继续生产，第二部类必须取得商品来替换生产中用掉的2,000C。这两种情况都表明，每一部类都必须用自己的某些产品同另一部类进行交换。实际上，这意味着，第一部类用1,000V+1,000S交换第二部类的2,000C。
第一部类的4,000C和第二部类的500V+500S又怎样处理呢？它们都在本部类内部消费了。在第一部类中，4,000C用于生产性的消费，重新构成不变资本；在第二部类中，500V+500S被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消费了。这两种情况都是假定交换在有关的部类内部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在简单再生产下取得平衡的条件，我们必须接受下列公式：
Ⅰv＋Ⅰs＝Ⅱc
在每个生产周期开始的时候，有7,500资本投入流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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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类 4,000C＋1,000V＝5,000 |
＝社会总产品 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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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类 2,000C＋ 500V＝2,500 |
在周期过程中，社会总产品为9,000，其中1,500为剩余价值，由资本家阶级在没有任何替换的情况下用于非生产性消费。
当然，必须说，这样一种情况是高度抽象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各种形态的社会都会留下一些差额以防天灾等。但是，这个图式的用处在于，它为任何要生存下去的社会突出地指出了必要的条件。其次，对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确定了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和剩余（价值）周转的具体形式。马克思进一步用这个图式强调工人阶级遭到剥削。应当着重指出，这种剥削不是用诡计花招来进行的，因为假定工人劳动力的全部价值都得到了偿付。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也是决定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数量。[1]
剥削就是被认为不从事生产的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用。但是，简单再生产的图式是静态的，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基本上是一种扩大的能动的模式。他开始说明这一点时，介绍了一种扩大再生产图式，即资本积累图式。
运用马克思自己的图式，我们在第一年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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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类 5,000C＋1,000V |
＝7,715 投资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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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类 1,430C＋ 285V |
在生产周期的过程中，剩余价值产生出来，它向我们呈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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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类 5,000C＋1,000V＋1,000S |
＝社会总产品 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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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类 1,430C＋ 285V＋285S |
这里应当说明几点。第一，马克思假定百分之百的不变剩余价值率。第二，第一部类总是使它的百分之五十的剩余价值变为资本，而第二部类不是这样。在积累的第一周期，第二部类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但在以后的每个周期是百分之五十。还应当指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率保持为一比五，这个比率假定在生产方法上不发生技术上的变化。
在第一轮积累结束的时候，获得的结果是：总资本从584增加到8,399，社会总产品从798增加到9,798。[2]
应当着重指出，人们不应当寻求给予这些图式过重的份量，因为这些图式本来是准备说明一个理论模式的。一旦某些假定作了修改，就会开始出现一种不同的图景。马克思深知这种状况。但是，这个模式的确阐明了这样一点，即对产生积累来说，某些比例还是需要的。但需要的比例对每个周期都是特有的，这表明平衡是一种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的状况。
四
卢森堡在讨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时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归纳如下。一旦人们开始去掉一些限制性假定并观察实际运行的资本主义，那个图式的缺点就开始出现，其中最严重的是马克思假定他的图式中不发生技术上的变化。一旦采纳了这种假定（即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而这意味着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的价值增加），第二部类就会开始出现一种生产剩余，而这种剩余在假设的关闭体系内是不能被吸收的。这意味着，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要实现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就必须在两个阶级的体系以外寻求市场。实际上，这意味着，只有在资本主义扩展到第三市场即小商品生产、封建制度生产等基础上，才能产生积累。这种经济在市场关系上同资本主义越密切，它作为独立实体遭到毁灭并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就越迅速。但是，这个“第三”市场并不一定是外国或海外市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很近时期以前，在本国往往可以找到这种市场。卢森堡说，没有这个“第三”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没有这个市场，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因为缺乏一种实现全部剩余价值所必需的有效的需求，而这是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需要争夺新市场和出口——的基础。
布哈林从《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中提出一系列问题，试图表明卢森堡自己的若干假设是有毛病的。撇开从技术上说明扩大再生产这一点，也许他反对她最有力的一点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前提问题。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创建并借以吸取超额利润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机器同卢森堡的前提即所有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假定按照正常的比率）作了鲜明的对比。布哈林问道，在开始到海外从事冒险事业以前，在国内剥削那些第三市场，那不是更安全和少费力气了吗？布哈林提出的其他有趣问题使他离开原来讨论的问题，而从理论上说明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组合，它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从而以一种即使不快但总是有规律的比率进行积累。毫无疑问，布哈林是批评卢森堡的最老练的人。他坚持自己的论点，但他仍把卢森堡当作诚实而有才智的对手。
五
在英语世界中，有为数较少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讨论罗莎·卢森堡关于积累的思想，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作过真正详尽的说明，布哈林的论述或许是现有最详细的。许多人承认卢森堡具有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甚至更加具有作为革命战士的能力；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是想使之具有一种一般的安慰性质。但是与此同时，她的名字却在许许多多书中出现，即使仅仅在脚注中出现。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哈林甚至就更加漠视了，因而他们没有写出什么有份量的东西。
在讨论过卢森堡思想的少数作者当中，我将只提出几个最杰出的人物，因为他们的作品将会拥有最（相对来说）广泛的读者。其他批评家大多数是从这些流派中派生出来的。
保罗·M·斯威齐[3]认为卢森堡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属于消费不足思想派。他认为，卢森堡的立场是混乱的，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她在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讨论中盲目地坚持关于简单再生产的一些假定。他争辩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她就不能看到由于增加不变资本而雇用的额外工人有可能成为第二部类的额外市场。不仅如此，他还断言，如果资本家必须同“第三”市场进行交换来实现剩余价值，那么，这只会延缓问题的解决，因为只能进行货物交换。
“只向非资本家消费者销售而不向他们购买，这是不可能的。就资本主义流通过程来说，剩余价值不能这样处理；它顶多只能改变其形式。”
[4]他进一步争论说，如果问题真像卢森堡所说的，那就不是资本主义日益接近崩溃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
[5]读者将会看到，布哈林也提出了这一点。但是，问题似乎是，两位作者关于“第三”市场有
必要性或无必要性的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他们也都陷入了另外的错误。从含义上说，他们似乎无意识地接受了萨伊规律，这个规律假设，每一笔销售也是一笔购买，因此总的说来保持平衡。马克思在其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花了些力气，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销售和购买并
不等同。在小商品生产下，可以说流通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C—M—C）。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生产者出售他们的商品，所以他们可以买进其他商品；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事物的顺序是：销售商品，变成货币，购买商品（C—M—C）。对资本家来说，过程不同：他从货币开始，买进商品，又试图卖掉商品来获得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式将是货币——商品——货币（M—C—M)。
[6]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用他的货币买进商品时，并没有得到保证能够卖掉这些商品；即使他得到保证，在两次行动之间也需要一个时间滞差。此外，他向之买进商品的人不一定就是他向之出售商品的人。因此，每次出售和买进商品都是
独立的行动。那些向“第三”市场输出商品的资本家并不就是那些输入商品的资本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出入将相互抵销；所以向“第三”市场销售的东西将不得不同买进的东西相等。但是，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指出的，
[7]同非资本主义市场进行交换，不一定意味着交换商品；这种交换可以是交换非资本主义的货币
收入。所以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另一答案是莫里斯·多布提出的，它实际上很少回答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回答什么。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关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怎么能够进行积累？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直到第二卷的最末尾，马克思才对这个谜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向黄金生产者（他们被含蓄地包括在第一部类内）出售他们的产品来
换取黄金。这个回答的关键不是我所想象的货币……进入体系，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同黄金生产者进行的交换代表一种换取货币的单方面商品交换，而不是商品换商品的交换。”
[11]
多布还十分错误地谈到卢森堡用对外贸易来实现剩余价值，其实她在许许多多段落中说得很清楚，这种“对外贸易”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认为的对外贸易，而是同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贸易，并且不一定是同外部的贸易。所以多布似乎把这一部分的问题所在搞乱了。
汤姆·肯普作了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和批评，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大多数提出批评的人都趋向于在误解的基础上否定卢森堡的立场。他说，“对卢森堡的立场进行批评必须依据诚实的态度，承认她是在力图抓住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想象的问题”。[12]不幸的是，他自己就没有抓住问题，而只不过是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他否认扩大到非资本主义市场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但他承认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同非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这说明资本主义还可以选择其他手段；但是，我们被告知，在“第三”市场进行积累的做法是一种必要的做法。这样，不是可以选择就是面对必要性，而后者包括前者。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必要性来自需要实现剩余价值本身，而同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交换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部分。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提出的严格理论性问题和一种历史分析之间就面对一种混乱。肯普想维护卢森堡提出的公平听取意见的要求，结果不知不觉地两头落了空。
肯普是考察过卢森堡这一理论的少数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军火开支是克服实现剩余价值问题的手段之一。[13]他一方面指出卢森堡在这个领域是一位创新者，同时评论说：“罗莎·卢森堡在国家预算平衡这一思想的束缚下，不可能把军火开支的可能性描绘为实现剩余价值并在现代的规模上进一步积累的手段。”[14]这似乎有些苛刻，因为卢森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仅缺乏预见，而且缺乏具体经验，所以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并不损害她的概念的真正光辉，因为这种概念使她在这件事上远远走在她的任何同代人的前面。不仅如此，肯普由于提出平衡预算和反提出赤字财政（即通过贷款而债台高筑）而忽视了关键的一点：有一个平衡的国家预算，就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避免一次危机——因赤字财政固有的贷款“气泡”破裂而引起的危机。甚至一个平衡的预算可以对经济发生真正刺激效果（这与通货膨胀的预算相反），只要掌握真正未使用的资源（即因为消费与节省的限界倾向中某些不变因素，收益增殖率将仍然起作用)。的确真实的是，实行赤字财政可以发生大得多的效果，但是卢森堡图式具有的“长处”在于，即使是一种得到充分利用的经济，也还要考虑到军火开支，因为它容许把价值从工人阶级方面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为其他用途而解放生产。
肯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忽略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即卢森堡在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来说明军火开支时，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部分在较后阶段产生的收入。从为这个图式提出的那些假定看来，这将是不容许的。她也没有表明这种额外收入如何列在这个图式中，这使这种收入不清不楚和缺乏根据，因为它将代表没有供应的额外需求。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友好的评论者，那就是托尼·克利夫。他在《罗莎·卢森堡》这个小册子中用了一章篇幅论述她的积累理论，独一无二地涉及到她的原作。不幸，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她对问题的提法完全搞混了。克利夫按照罗莎的评论重述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第一个图式。这些评论十分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在第一次尝试中得出了一些奇特的结果，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在每一时期积累其剩余价值的百分之五十，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则以非常不稳定的情况积累其剩余价值。克利夫接着说：
“……如果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关系制订了任何合乎逻辑的规则，那么，在为第二部类等等建立这些关系时，本来是可以牺牲任何原则而得到这些规则的；如果这些合乎逻辑的规则像运用于第一部类那样也运用于……第二部类的积累。第二部类中以过分生产为形式的不均衡就会出现并且累进地增长。”
[15]
克利夫提到对图式的一些修改——剥削（即剩余价值）率的不断增长、积累率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然后说：“如果考虑到这些，卢森堡说的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下经济不平衡将是一种绝对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的现象这一论点，将会大大加强。”[16]但是，卢森堡的确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不是不变的5对1比例……我们假定，例如，伴随着资本的这种增长而来的是累进地重新调整资本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在第二年是6对1，第三年是7对1……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剩余价值率也按照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而累进地增长，因而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像图表〔第二个〕所列的数量，虽然因为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剩余价值率不会仍然是原来的百分之百……”
[17]
六
显然，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进行的争论牵涉到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大多数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有时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市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根本性问题，基本问题是生产问题。对此的简单回答是，市场问题仅仅是同一硬币的另一面。
让我们来考察这个基本问题，并首先回到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我们已经指出从这些图式产生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仍然需要作一些阐述。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这些图式表明了在没有竞争的理想的和理论上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如何为此规定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些图式，而不应当试图把它们直接套在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的现象上。这不是说这些图式同现实没有关系；相反，它们说明，制度是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运行，不受真实生活中任何抵销倾向和变动的影响。例如，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总是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方法并存而具有关系的，但是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显然并不认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方法是一种必要的关系，因此排除了它们。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似乎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考察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和亚当·史密斯的错误，马克思声称，史密斯抽掉了不变资本，而只留下V+S作为社会生产的数额（工资、利润和租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资本的不变部分就会溶解在V+S中，工人阶级也用不着为反对占有它的无偿劳动而斗争，而只等待其劳动产品溶解在工资中就行了。恰恰相反，马克思表明，不变资本远远不是这样溶解自己，而是变成资本家用来支配活劳动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称之为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情况。马克思进一步用他的再生产图式、特别是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来回答消费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争辩说，因为缺乏有效的需求，就不可能实现全部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和生产只是间接地联系着，即在钢的生产和为个人使用的消费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对了解下述论点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扩大得更快，只有到最后消费才能赶上生产。这意味着，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自己最好的市场，市场问题就基本上为资本主义本身所“解决”。
再生产图式应当提到的另一方面是用两大部类来划分社会生产。在讨论价值计算转变为价格时，各种各样的作者设计了使用三个部类（有时四个部类）的图式。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的讨论中也包括第三部类，她把黄金生产放在这一部类，说这是马克思所认可的。但是，事实上，马克思非常谨慎，他只用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他十分具体地把黄金生产列为第一部类的一个次部类。这可能看来仅仅是一种诡辩之词，但事实上它是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使用两个部类，而且仅仅两个部类，这是因为他要表明制度最深处运行的情况：创造再多的部类意味着偏离他工作所依据的抽象水平，从而可能最后陷于混乱。不仅如此，分为两个部类的再生产图式不仅是一种技术性说明，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是描述社会中两大阶级——即资本家和工人——的具体份量。马克思是在表明一种阶级关系。
卢森堡争辩说，《资本论》第二卷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和第三卷在资本主义矛盾方面提出的思想有矛盾。此外，卢森堡还以最刻板的态度对待图式，她假定积累是一个行为或者一瞬间的事，而不是通过时间展开的一个过程。她还没有看到，图式事实上只是事情发生以后的一种事后提法。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和现实之间的混乱不断地掺杂进卢森堡的阐述。如果人们以同等的条件把这两卷《资本论》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实际运行情况的描述，人们只能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卢森堡对向她指出这一点的批评者很厌烦，但她的确犯了这个错误。进一步说，卢森堡心里显然不十分明确这一点：如果没有“第三”市场，资本主义是否不能实现任何剩余价值，或者是否只能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
也许可以对卢森堡提出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卢森堡把“第三”市场当作这个过程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从来自剩余劳动产生的东西改变为一种从外部来源吸取其主要营养的过程。换句话说，她是把对“第三”市场的剥削而不是把对工资劳动的剥削作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根据这个前提，那就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劳动者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同资本家阶级一起成了联合的剥削者！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再是一个正确的主张了。资本主义将要么通过“第三”世界的袭击而崩溃，要么在这个市场因为没有能力实现剩余价值而取消时陷于崩溃。[18]在每种情况下，这都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垮台中顶多只起一种纯粹被动的作用；或者他们将同其本国的资本家阶级一道击退“第三”世界的反叛。
从另一个水平上说，卢森堡关于剩余价值实现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为，剩余价值不是从工人阶级中得到，而是资本家通过同“第三”市场进行贸易来得到利润，其方式很像在一个组织不完善的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商人资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通过一种不平等的价值交换。[19]这将好像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的思想似乎把我们带回到十八世纪重农主义者中间，只有农民阶级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这正好割裂了马克思在分析纯粹资本主义时提出的主要假设，即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价值交换的。另一方面，布哈林在介绍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家托拉斯这一思想时甚至试图表明，在关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实现剩余价值是可能的。他没有说这是一种盖然性，但他的确认为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过，如果这种社会存在的话，那将不再是资本主义，它将不是商品生产经济（像马克思所下的定义），它将没有竞争，而且它将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交换。这样，他就犯了他指控卢森堡所犯的同样错误——把某些想法当作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他们在这个结论上实际上都是不合逻辑的。
卢森堡不断地寻求那些推动资本家去积累的“动机”时，在寻求市场中陷于绝望。她这样做就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关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假设中所包括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即假定所有的剩余价值都可以实现（也就是所有的商品都卖掉)，这样，只有在寻求更大的利润这一意义上寻求市场才可以说得通。而寻求更大的利润又决定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马克思把危机的真正原因归之于这一点，而不是归之于缺乏有效的需求。但是，当然，《资本论》第二卷中没有提到这个论点，只是第三卷中才提到。人们不得不间，卢森堡除了寻找矛盾以外，不去看看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而只死抱着第二卷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七
帝国主义问题是从这个讨论中产生的。卢森堡认为，她的“第三”市场具有必要性的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说明。但是，像她自己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一个从这个制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的过程。不看这个制度中发生的任何变化，就说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而争夺殖民地和进行随之而来的战争仅仅是过去的发展趋势的继续，这种争辩是看错了形势。实际上，卢森堡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尽管她的第一部著作中有丰富的说明材料。
布哈林认为，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把她不知不觉地引进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人们的阵营。他指出她对现象下的定义：“帝国主义在竞相争夺非资本主义环境中仍然空着的地盘的斗争中，是资本积累的政治表现。”布哈林争辩说，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有巨大的唯意志论成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她置于像霍布森所属的一样的阵营。
“帝国主义”这个词汇是在进入本世纪前后通用起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去探讨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次要的方面。然而，我们要强调指出，第一个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那种适用于殖民主义的普遍用法——使用这个词汇的是英国的自由派J·A·霍布森，他是在1902年写《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一书时使用它的。这比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讨论都要早些，的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者都承认他的工作起了先锋作用。
霍布森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对帝国主义作了实质性的解释，而不是庸俗的侵略主义的或军国主义的解释。他宣称，帝国主义的主要根源是：
“如果这个国家的消费公众按照每次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那就不可能有过剩的商品或资本需要采取帝国主义的做法来寻找市场；对外贸易的确还会存在，但用我们生产的一小部分剩余产品来交换我们每年输入的粮食和原料是不会有困难的，而我们积攒的全部储蓄如果选定在国内工业使用，那也是能够做到的。”
[20]
霍布森对垄断化趋势提出一些尖锐的评论意见后，作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就是大工业控制者努力扩大其剩余财富流通的渠道，即寻求国外市场和国外投资来处理掉他们在国内卖不掉或用不完的商品和资本。”[21]作为“消费不足”派的追随者，霍布森争辩说，要使消费能力的重新分配有利于工人阶级，那就要铲除帝国主义。但有一个大缺陷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只有利于一小部分资本家阶级的政策。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用不着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改变这种政策，这将意味着，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必要改变根本的阶级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在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必然时更接近于现实。
起先是希法亭，后来是列宁，是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是帝国主义背后的力量。希法亭的著作《金融资本》可以称为分析这种现象的第一次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尝试，尽管从世纪之交起就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进行了充满活力的讨论。这场讨论是伯恩斯坦——最早的“修正主义者”——和帕沃斯煽动起来的，考茨基和卢森堡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希法亭的著作最早识别出，银行的作用在于促进垄断资本的发展，促成它们用来保护和扩大其特殊利益的侵略政策。他强调的特殊方面是银行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配，他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经验中吸收了大量东西来论证其论点。但这种情况现在只能看作是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自我筹措资金的企业组织大规模地出现了。
列宁从那些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比他论述早的人的著作中吸取了大量东西。不像卢森堡那样，他十分明了帝国主义的性质，他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22]。我们在考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时候可以看出，列宁的态度与卢森堡有明显的分歧。虽然列宁在写作时主要是说明1914—1918年的大战，但是他明白，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卢森堡只看到延续性的存在。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23]
我们从上述可以看出，列宁把过去已经提出的许多论述捏合成一个新的东西来说明帝国主义。
我们注意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列宁概述的第二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失效，即使它曾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认为银行本身今天已经不起主要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亲眼看到的不是银行支配垄断组织，
而是二者统一起来了。第五点从列宁写那本书以来似乎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老殖民帝国解体并代之以“自治”国家。但是，只要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在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垄断组织（或者像有些人所喜欢说的，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的产生和扩展大大地加快了。这种发展已经为马克思主义作者和非马克思主义作者用大量材料所证明。但是，有一点也许将表明这种趋势已经走得多么远。我们从1968年8月19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
“在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坚实的金融中心是由不多于六十家商号、合伙商行和公司组成的，它们为大约一千人所拥有或控制。这些人领导着纽约城的投资银行，伦敦的商业银行冒验事业，巴黎的商业银行以及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类似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他们直接间接地提供每年需要用来促进工业国家长期发展的一百七十亿英镑新资本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五。”
因此，这样说将是真实的：列宁概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某些明确的特征，在他提出以来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变得更明显了。
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问题时抓住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思想，一个是垄断组织的成长和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之促成的变化，另一个是与商品不同的资本输出的需要。在这两方面，卢森堡都没有把它们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明显分歧。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并发展了一个新的观点。与卢森堡相反，他们争辩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处理“经济剩余”的问题。“剩余”的定义被定为“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东西和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24]巴兰在其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更早一些说明了“剩余”的概念，书中说：
“麻烦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坚持经济剩余就是统计上可以观察到的利润……但是，事情的关键在于，利润并
不等于经济剩余，而是构成……仅仅冰山的可见部分，而其余部分则为肉眼所看不到……因为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利润、租金和利息作为经济剩余的因素，而且在成本的招牌下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剩余部分。这是由于必要的生产工人的生产率与国民收入中给予他们作为工资的部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5]巴兰详细阐述了这个论点，他指出，从合理的观点来看，同现代垄断组织有联系的活动有多少是浪费的，例如做广告。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中发展了这项理论，他们试图指出，现代垄断组织远远不是利润率下降（这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竞争情况下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是正在面对
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这就产生了剩余处理——或者像他们所称的“吸收”——问题。
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28]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答了某些批评这种立场的人。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经济剩余”的处理问题与实现剩余价值问题没有关系。具体地说，他们争辩说，海外投资是经济剩余的来源和使用。这样，他们就站到这样奇特的立场上：试图处理经济剩余，结果导致取得进一步的剩余。他们争辩说，现代帝国主义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动力是需要取得并控制原料产地，虽然较低的生产成本也可以说是一个辅助因素。尽管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展示了大量统计材料，[29]而由于他们使用“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所引起的混乱，他们似乎只做到这样一点，即他们自己在帝国主义问题上陷于混乱。
尽管混乱是斯威齐——巴兰派引起的，这一派写出的著作对卢森堡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不仅不同意她的结论，而且不同意那个不得不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着重点上以及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的转变。卢森堡不断地设法了解工人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怎么能同她正在讨论的现象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劳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和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几乎不值得一提，这不是偶然的。这种不提的做法来自分析所使用的方法，而这样就把上述不提的事物同卢森堡在其中工作的那种传统大大地割裂开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欧内斯特·曼德尔既从历史上也从当时的表现上（要考虑到该书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写成的）论述了帝国主义。在说明主要的题目方面，它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这是一部紧跟列宁论点的著作，只有一点例外，他修改了列宁的这一看法：垄断组织倾向于放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列宁的这一看法由于下列事实而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无价值的，一个是现有工业中工艺革新的迅速发展，另一个是1945年以来建立了若干新工业，例如电子工业。垄断资本家在国际竞争的逼迫下不得不加快技术革新并为剩余资本开辟新的出路。事实上，1945年以后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这种革命导致大大加强资本的活动程度和毫无疑问按照价值来说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
由于这种日益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30]曼德尔关于资本输出的主要论点是，今天资本输出决定于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货物输出，而这些国家倾向于更换较旧的输出形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消费品工业有了发展，而这些工业倾向于换掉宗主国生产的这种商品。可以说明这种趋势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英国棉花工业的绝对下降。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遭到了全部损失，因为它们从它们参与的这种海外工业或者通过特许权和专利权都可以经常获得收入。
当我们回顾卢森堡的论据是消费品工业将会出现剩余时，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和卢森堡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依据是，如果某些假定作了修改，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就会出现剩余。在这方面，曼德尔处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流中。列宁和曼德尔都把剩余资本的思想放在帝国主义经济活动的中心。
八
在本绪言中，我们试图对两位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并说明了他们撰写各自的书以来有关领域的一些发展。我们不可避免地不得不集中到卢森堡的思想上来，因为这些思想都是“置于被告席”（姑且这么说）的思想。关于以后的发展，我们只能接触到很少的一部分有关帝国主义的材料。但是，在对这些材料进行的任何考察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大部分材料要么遵循已定——特别是列宁所定——的路线，要么基本上是说明性的和叙述性的。除了巴兰—斯威齐派思想以外，从本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任何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少试图发展帝国主义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斯大林统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期间把列宁思想提升为经典性教义的缘故。我们希望出版这本书将促进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我们还没有解决卢森堡和布哈林提出的问题，因此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仍然是恰当的；我们的确会说，这些问题甚至更加中肯了。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自从1917年以来，仍旧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域缩减到不足世界的三分之二了。同时，自那个时候以来从“第三世界”榨取的财富量已经大大增加，因此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从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个空前的繁荣和成长时期，这似乎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与1945年一种几乎普遍的期望相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可以正确地称为的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这种新情况的最后结果迄今还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
然而在写本绪言的时候，这样一点好像也是真实的：某些理论家一度宣称已经消除的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再一次重新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例如，某些国家日益增长的长期失业趋势和大规模的破产现象。这甚至没有去接触可能发生的生态上的和环境上的灾难——而这作为这种“返老还童”的资本主义的后果似乎正在隐约地出现在前面。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亲眼看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各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日益高涨的斗争。同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面对这种反帝斗争却主要采取沉默的态度。难道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没有指出一点这种现象吗？我们在这里没有试图回答这一类问题，只是指出来而已。
本书的形式也许说明了我们的态度。只有以自由坦率的态度进行思想交锋，这一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把以某一个个人的思想为基础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其结果只能扼杀一切创造力。本书应当看作是古典科学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一个部分。
肯尼思·塔巴克
[1] 琼·鲁宾逊夫人在《资本积累论》英文版的绪言中，对马克思所表述的工资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说，“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是要把工资水平降低到工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维持费用所规定的限应。但是，一个家庭有多大呢？如果由一个工人的一定工资所供养的平均规模的家庭，形成一种正好适应资本积累率的人口增长率，那将是非常偶然的……”(《资本积累论》第15页)
这里可以提出三点。第一，马克思对工资水平的表述并没有说工资将降低到最低生活维持费用水平。马克思明确地说，工资水平将因国而异，因时而异，因为在计算和决定总的工资水平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第二，鲁宾逊夫人可能认为平均工资应当足够维持平均家庭人口的生活是一种“偶然”，但这是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正常的工资解决办法并没有规定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的不同需要。工资解决办法并不是以这些假定为基础，而是以提供的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与此有关的另一点是，鲁宾逊夫人没有把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同他的劳动后备军（即失业者）理论联系起来，这个劳动后备军是资本主义人口增长（这与人口的绝对增长无关）的特定形式。今天在西德和瑞士这样一类的国家可以找到这种最邪恶的形式，它们从贫穷的国家输入劳动，而在不需要的时候把他们送回国。这种做法十分清楚地说明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现实情况。
[2] 关于再生产图式的详尽说明和讨论，参阅附文一、二。
[3] 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4] 同上书，第205页。
[5] 同上书，第205页。
[6] 事实上，公式应当是这样的：
，M是货币资本；C是商品资本，由劳动和生产资料构成；P是生产过程；C’是扩大的商品资本；M’是扩大的货币资本。
[7] 欧·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362页。
[8] 同上书，第363页。
[9] 同上书，第362页。
[10] 参阅《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分。
[11] 莫·多布《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第269页。
[12] 汤姆·肯普《帝国主义理论》，第55页。
[13] 参阅《资本积累论》第32章。
[14] 肯普：前引书，第58页。
[15] 汤·克利夫《罗莎·卢森堡》，第80页。
[16] 同上书，第81页。
[17] 卢森堡：前引书，第356—357页。（这里原文对“前引书”没加书名号，不知道需不需要加，我没搜到这本书）
[18] 要考察一种表明这种思想的尝试，可参阅附文三。
[19] 我很清楚，世界市场上有一种不平等的劳动时间交换，特别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的价值交换。
[20] J·A·霍布森《帝国主义》，第81页。（有趣的是指出霍布森这部著作曾经不断地重印，这表明它的创新具有的重要意义。）
[21] 同上书，第85页。
[2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页）。
[2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采取的做法是把列宁这本书（由于其书名）说成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描述。但是，在原稿中本来想用的书名是“现代（现今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参阅《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0页。由此可见，列宁并不想把他的这本书当作在这个主题上的最后断语，也不想把他概述的发展阶段当作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断语。
[24]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第9页。
[25]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61页。
[26] 《垄断资本》，第194页。
[27] 《垄断资本》，第195—198页。
[28] 《每月评论》，1970年11月。
[29] 关于马格多夫的著作，参阅《帝国主义时代》。
[30] 关于这一点，把巴兰和斯威齐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理论同约瑟夫·吉尔曼的著作《日益下降的利润率》（伦敦多布森公司1957年版）作一比较是有益的。这部著作从更长的时期考察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使用与巴兰和斯威齐很相同的做法考察非生产性开支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吉尔曼争辩说，根据他的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并没有失效，而是还在起作用。令人惊奇的是，巴兰和斯威齐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时决定无视吉尔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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