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鲍威尔的一般评论
很自然，我将不去纠缠鲍威尔在表格里列出的运算。他的态度和对我的书的批评，主要是依据他用作积累基础的人口理论，它本身的确与任何数学模式毫无关系。我们必须研究的就是这个理论。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鲍威尔是通过什么途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表格中的运算的。即使它们对于解决纯属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积累问题毫无价值，也仍然不失为鲍威尔本人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意识到要探索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与众不同的。这个过程用几个非常简单的甚至普通人亦能判断的例子便可说明，普通人通常感到畏惧的是那些挖空心思搞出来的表格和神秘符号。
举三个例子就足够了。
在《新时代》④的第836页上，鲍威尔说明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怎样发生的。他假设出（像马克思那样）两大部类的生产（I，生产资料的生产；Ⅱ，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一部类起初有120,000的不变资本和50,000的可变资本（它可以代表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的马克，总之，是货币价值)。在第二部类中，他假定有80,000不变资本和50,000可变资本。这些数字当然是随意想出来的，但它们相互的关系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示一定的经济假设，鲍威尔就是从这点出发的。这样，两个部类中的不变资本都大于可变资本，这表示了技术进步的阶段。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支配地位比第二部类的大，因为第一部类的技术通常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根据这一点，第一部类的总资本最后大于第二部类的总资本。这些全是鲍威尔自己的假设，它们既然同马克思的假设一致，那它们就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现在来谈积累。鲍威尔开始给两个不变资本都增加10,000，给两个可变资本都增加2,500。[1]但是，他这样就立即放弃了他的经济前提。因为（1）第二部类的较小资本不可能与第一部类的较大资本以同等数量增长，因为这会破坏它们的彼此关系，而这些关系是技术进步所决定的；（2）追加资本不可能在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以同种方式进行分配，因为原资本不是以同种比例进行分配的。鲍威尔又一次摧毁了他自己假设的技术基础。
这样，鲍威尔开始用他走的第一步武断地摧毁他自己的前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算术结果的缘故，是为了获得一个顺利的加减运算，否则不可能会这样。
鲍威尔用这种方式扩大生产之后，试图向我们说明积累的第二个行动是怎样进行惊险的跳跃而实现剩余价值的。他正在试图说明数量增加的商品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交换，以致我们达到进一步的积累，即生产的另一次扩大。这出现在第863页上。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两堆商品的交换，它们是第一年生产的结果：220,000生产资料和180,000消费资料。它开始进行得很正常：每个部类都使用它的商品的最大份额——部分直接地，部分通过交换——来更新旧的消耗掉的资本，并且向资本家自己提供消费。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当然，到目前为止，鲍威尔仍在步马克思的后尘。但现在形势变得微妙了：下一年要扩大生产，积累。这个过程是用一句引语解释的：“而且，资本家想使用第一年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扩大现有业务并建立新的业务。”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关心我们在前面谈论的问题：资本家是否有足够的“意志”。我们在这里同意鲍威尔关于“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干出许多事来的说法，但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使资本的独立意志得以施展的手段。
鲍威尔的第一部类中的资本家“想”再投资12，500剩余价值。为什么要那么多呢？因为，鲍威尔需要用这个数字来进行运算。好，我们将毫无怨言地服从鲍威尔的计划，并且只允许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坚持他自己随意构想出来的假设。继续谈吧，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已经决定把他们的12,500剩余价值投资于生产。他们已经把他们的10,000商品投放到他们自己的不变资本里，另外把2,500转到另一个部类，来为他们扩大的工厂里所增加的工人购买生活用品。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在货物总储量中，他们仍然有4,666的剩余。他们已经消耗和更换了旧的用掉的资本，为扩大投资了新的资本，而且现在，他们仍然有这部分令人为难的剩余。他们怎样处置这4,666的剩余呢？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资本家“想”在第二部类和第一部类都得到积累。第二部类的这些资本家也打算投资12,500，虽然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拥有的资本少得多，而且他们甚至想用同一种方式分配它们——他们要仿效比较富有的同事的虚荣心，甚至使他们忽视了技术因素。无论怎样，为了使这个扩大得以发生，他们需要从第一部类中获得另外一部分生产资料；这能否成为清除那个部类尚未消耗的剩余的机会呢？不，那已经清除了，情况已经发生了。第二部类的扩大已经“按照计划”即按照鲍威尔自己发明的计划进行。那里甚至再也没有插针之地了。然而，无论怎样，第一部类里仍然有4,666的剩余。我们如何处理这部分剩余呢？“它们从哪里找出路呢？”鲍威尔问道。现在，发生如下情况：
消费品工业中的资本家把第一年期间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到生产资料工业：或者他们自己建立工厂生产生产资料，或者他们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通过银行转到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家那里，供他们使用，或者他们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公司里购买股份……
这样，生产资料工业向那部分在消费品工业里积累起来的但将要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出售价值为4,666的商品。因此，除了价值为85,334的生产资料（它们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外，消费品工业购买了价值为4,666的生产资料，它们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2]
这样，答案是：第一部类把没有消化的4,666剩余出售给第二部类，它却没有加以利用，而是把它“转”回……到第一部类，它在那里被用来进一步扩大不变资本I。
我们再不必探讨鲍威尔把剩余价值从第一部类“转”到第二部类的经济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盲目地跟随鲍威尔经历艰难困苦；我们只是想注意一下他自己任意构思出来的运算是否进行得干净利索，他是否还在遵守他自己的假设。
资本家I把他们4,666的剩余商品“出售”给资本家Ⅱ，他们通过把他们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给第一部类的办法“购买”了它。但是且慢！他们使用什么来“购买”呢？为了购买而支付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哪里呢？在鲍威尔的表格里，一点也看不到！第二部类的全部商品已经用于两大部类的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以及可变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见865页鲍威尔自己的计算），至少除了剩下的1,167之外。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存留下来的消费品就只有这1,167了。现在鲍威尔不是把这1,167用作一种支付4,666生产资料的现付手段，而是用作增加工人的可变资本，为了这个所谓“被购买”的4,666生产资料，需要这些工人。这件事怎么看都行，但资本家Ⅱ已经把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光了；他们翻出钱袋，找不到一分钱来购买这部分贮存起来的4,666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购买已经真正发生，我们就得在第一部类中找出4,666交换消费品。但是，它们在何处呢？第一部类如何处理它们呢？鲍威尔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在“购买”中必须用来交换的这部分神秘的4,666消费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进程设想为：也许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拥有某些在表格里没有出现的多余资本；也许他们在德国银行有某些存款并提走4,666现金，来购买那些生产资料？很抱歉！如果鲍威尔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建造表格是要说明“社会总资本”，同时用一只眼睛盯着装有资本储备的秘密抽屉，在他的表格失去任何意义时，他可以把资本储备提出来，那对于马克思的模式来说，是一个侮辱。社会总资本就是社会总资本！不能把它弄得糊里糊涂。一切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加以说明，甚至银行存款和整个流通都必须在模式的框框内发生，否则，这个模式就不值得用纸把它写上！
事实仍然是，鲍威尔的资本家的手段纯系欺骗。这些先生们装作去购买和出售4,666的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购买手段。当资本家I把他们剩余的商品给予资本家Ⅱ的时候，这是一件可爱的生日礼物。为了不显得寒酸，资本家Ⅱ用同样高尚的举动回答这个高尚的姿态，他们把礼物直接送回给同行，并慷慨地加进他们剩余的价值1,167的消费品（无论怎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乡亲们，送给你们，拿走吧，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现在就有这部分可变资本来使你们多余的机器运转起来了。这样，作为第一部类积累的最后一个行动（根据鲍威尔的观点“按照计划”把它完结之后)，我们仍然有一个新的4,666不变资本和一个1,167可变资本。而且，鲍威尔亲切地微笑着转向观众，补充说：你瞧！
两个范围的总生产价值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就这样实现了……同样，表Ⅳ清楚地表明，两个范围的总生产价值，包括总剩余价值，不仅在第一年里而且也在其后的每一年里都顺顺当当地实现了。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那部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不可能实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3]
结果是美妙的，但是这种兴奋却受到那些使它得以产生的手段的某些限制。说明白一些：两大部类之间为了更新和扩大资本发生交换之后，第一部类余下价值为4,666的没有消化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也同样余下价值为1,167的消费品。如何处理这两部分东西呢？首先，至少较小的部分可以作出决定，交换它们行吗？但是，在第一部类里仍然存在着毫无用处的剩余；我们只不过改变了数字，但没有改变困境。其次，这种交换能有什么经济目的和意义呢？第一部类如何处置它用此种方式为增加的工人购买来的消费品，而它又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雇佣这些工人呢？同样，第二部类如何处置它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因为它在这种交换中卖掉了它需要向增加的工人提供的消费品呢？因此，交换是不可能的，模式中的两部分剩余是不可能销售的。
鲍威尔使用下述手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困境。第一，他捏造那部分不可销售的剩余商品从第一部类“出售”到第二部类，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后者是怎样支付的。第二，“出售”被捏造出来之后，他让资本家Ⅱ做一些甚至更加神奇的事情：他们带着新获得的生产资料，走出他们自己的部类，进入另一部类，并把他们作为资本投资在那里；第三，他们带着自己的不可销售的消费商品，同样把它们作为可变资本投资于另一部类。
人们不禁要问，鲍威尔为什么想出这种神奇的交易，为什么不干脆把剩余的生产资料留在第一部类，让它在那里用于扩大（根据他的手法，这是最后要发生的）呢？但是，鲍威尔这样就会跳出了煎锅又掉进了火里；就是说，他将不得不解释以1,167消费品形式出现的那部分必要的可变资本怎么能够从第二部类转到第一部类。因为，这完全是行不通的，通过交换用掉每一个产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鲍威尔弥补一下他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糊里糊涂的新鲜玩意，以便把第一部类中这些不可销售的剩余商品放在一起，作为积累的最后行动。
这无疑是个大胆的想法。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并用图解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把社会再生产的整个问题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上，使第一次准确考察成为可能。
但是，马克思的区分和他的模式，假定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的只是交换关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或商品生产经济的基本形式。当马克思运用他的模式的时候，他也严格地坚持这个基本条件，正如他始终一致地坚持他的所有假设一样。鲍威尔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通过商品不经交换地在两个部类之间“转”来“转”去以及在严肃的模式里像只大雁在空中飞来飞去（用一句波兰谚语）的办法把马克思的整个分析掷在地上。
鲍威尔求救于这个事实，即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资料的生产将要牺牲消费品生产的利益而得到增长，后一部类的资本家将因而经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过银行，持有股票或者建立新的企业）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放到前一部类中去。这一切妙极了。但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转移”，只能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即那种一视同仁的绝对的资本形式来实现，因此它对于社会波动和推动社会商品生产的更替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批不可销售的蜡烛不能购买铜矿股份，一个堆满不可销售的胶鞋仓库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机械厂。关键在于说明一般交换如何把资本家的商品转变成货币资本，惟有它才能使波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这样，当交换不再是可能的时候，一味不经交换地把不可销售的产品“转”到另一个生产部类的做法纯粹是逃跑主义。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鲍威尔关于让一个社会生产部类参加另一个生产部类的思想。马克思说的部类并不意味着登记雇主的名字，而是指客观经济范畴。如果第二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想用他的部分货币资本在第一部类“建立”和积累什么，那不意味着消费品部类正在生产资料部类中进行生产，这在经济上是荒唐的，而意味着这个人在两个部类中同时充当一个雇主。因此，从经济的意义来着，我们是在谈论两个资本，一个生产生产资料，另一个生产消费商品。对于分析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来说，两部分资本同属于一个人和从两部分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合并起来进入一个钱袋这种事实，客观上是不实际的。因此，交换仍然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唯一联系。否则，如果有人把这两者搅拌成一碗糊涂汤，像鲍威尔所做的那样，马克思的严肃解释，这个为澄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而奋斗一百年的结果，就瓦解了；这个对于再生产进程的分析就要混乱不堪，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萨伊及其相类似的才子们却勇敢地在“稀薄的空气”中游来荡去。
请注意，首先，鲍威尔自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例如，就在他开始建造他的表格的时候，他说：“因此，消费商品工业的产品价值在下年里必须达到188,000，因为消费商品具有这些价值数量才能进行交换。”[4]同样，他的表格已经完整和积累能够进行之后，他问道：“谁购买这些商品呢?”[5]因此，鲍威尔自己制造出一个条件，即他将通过提高社会商品的总数量来获得积累。到头来，经过各种交换之后，他在两大部类里仍然留有一些不能交换的商品。然后，他通过使两大部类互赠礼品和让一个部类参加另一个部类的生产来摆脱困境。这样，就在他的表格的出发点上，鲍威尔放弃了自己的前提和马克思的模式的根本前提。
现在，举第三个例子。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以这个假设来展开他的模式说明积累的，即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关系是固定的，即当资本也在不断增长的时候，剩余价值的比率同样是固定的。在我的书中，除了其他方面外，我还解释说，这个假设是与现实生活不相符的，但它为马克思的模式里积累进程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方便。我说，对技术进步稍加考虑，即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逐步变化以及对剩余价值比例的增加稍加考虑，就会给马克思的模式里关于积累的解释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它将表明，积累不能仅仅局限于纯粹资本主义工业的相互关系。
现在，奥·鲍威尔与马克思不一样，他对他的表格里的技术进步十分注意，并且十分明确地把它塞进到他的计算中去，结果，他每一年都让不变资本以可变资本的两倍速度增长。实际上，当他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的时候，他对处在商业状态变化中的技术进步赋予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通篇看到的是什么呢？同时，鲍威尔为剩余价值假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来简化考察”。[6]
请注意，如果情况需要，科学分析可以无视现实条件或者任意把它们结合起来，以使问题简单化。数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降低或者提高他的方程式。物理学家可以在真空里计划试验，解释落体相对速度。同样，政治经济学家可以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而置经济生活的具体条件于不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著作里，马克思都是从这种假设出发的，即（1）全部商品都以它们的价值出售；（2）工资与劳动的全部价值一致，这一假设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每走一步都与实际发生矛盾。马克思使用这个办法，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甚至当工人处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是如何完成的。他的分析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的科学准确性；相反，他恰恰是用这种办法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来准确地估计日常实践及其例外情况。
但是，如果一个数学家用2来乘以他的方程式的一边，而让另一边不变或者除之以2，人们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比较各种落体相对速度时，把一个放在大气里而把另一个放在真空里，人们会怎样想呢？鲍威尔就是这样胡来的。当然，马克思在他关于再生产的全部模式里为剩余价值假设了一个永远固定的比率，人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假设对于考察积累问题是行不通的。但是，马克思的确严格地遵守他的假设，并且在那个假设的范围内：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没有考虑技术进步。
鲍威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不同：他像马克思那样为剩余价值假设了一个固定比率；但他又不像马克思那样，而同时假设强有力的不断的技术进步！他把技术进步放进他的计算里，但这点绝不能提高剥削水平——这两个条件完全相互矛盾，相互中立。然后，他慷慨地让我们去试验他建立在剩余价值比率不断增加（这一点，他起初是“忽视”的）这个假设上的全部计算，并使我们确信，一切都会令人满意地进行下去。很可惜，鲍威尔认为不值得亲自费神去继续完成他的这点叙述，而是像其他计算专家那样中断他的天才运算，并且由于在他的论证应该开始的这一点上遭到紧迫的耽误而离开了我们。[7]
至少说，这是为鲍威尔的断言提供一个算术“证据”的唯一途径。他现在所提供的东西再也无助于科学分析，只不过是骗术而已，它什么都解释不了，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
直至现在，我仍然没有触及到鲍威尔的表格的经济内容。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试图说明鲍威尔是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坚持自己的条件的。我没有十分详尽地深入讨论他对表格的运用，来庆祝在揭露他的笨拙的图解运算上一文不值的胜利。通过稍微巧妙一点地建造表格，他的许多错误能够很容易得到避免——比如，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这方面可谓一名老手——不是因为这对论证问题有多大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鲍威尔如何运用马克思的模式；事实上，鲍威尔在他的表格上制造的混乱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在运用马克思的表格方面能做些什么。
鲍威尔的同行专家埃克什坦可以随意谴责他，因为他“根本误解了马克思的模式”，在“运用马克思的模式”方面“无能”透顶。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象他的同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十分严厉地评判鲍威尔，所以我才不满足于强调这么几个试验，而是因为鲍威尔非常天真地解释说：
罗莎·卢森堡满意地指出马克思的模式变幻莫测——我们建议用一种理智的态度来试图看看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并且用一个没有主观臆断的模式来进行我们的考察。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建造表格的原因，它们不再是变幻莫测，它们的一个计量必然引导出另一计量来，只要大家首先把这个假设作为先决条件。[8]
现在，我作了这些试验之后，鲍威尔将会原谅我想与这个不正确的马克思及其“变幻莫测”在一起停留。最后，我们将仍然有机会来看看一个马克思的错误与他的“专家”信徒们的大错之间的不同之处。
但是，鲍威尔并不满足于教训我，而且——他是一个完人——他也认为有必要说明我的错误。他发现了我的错误的根由：他的表格通过上述运算证明“没有余剩”之后，他写道，“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卢森堡同志怎能得出这个不正确的假设呢？”下面是他的令人惊讶的解释：
“我们已经假定，资本家在第一年里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通过第二年里增加的劳动力而得到运行，同时，资本家在第一年里购买消费品并于第二年里出售给增加的劳动力。如果不是这样假定的话，要在今年内实现第一年里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又说：
“罗莎·卢森堡认为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不能实现的。实际上，它在
第一年里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追加的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直到第二年才购买的话。”
[9]
这样，奥·鲍威尔真地相信马克思的公式与“年份”有关，同时，这个好人用两页的篇幅、简单的语言以及三层公式、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煞费苦心地向我指出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模式与日历年份毫无关系。马克思论述的是产品的经济变态和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系；他论述的是这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进程在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里的先后次序是：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交换——消费，等等。由于交换是所有产品的不可避免的传统阶段和生产者之间唯一的环节，所以，当商品实现的时候，它起初对于获取利润和积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下面两个事实是有关系的：
1．总体资本家，像每一个单个资本家一样，他没有交换他的商品数量之前不能计划扩大生产；
2．总体资本家，像每一个单个资本家一样，他在没有表明存在一个扩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不能计划扩大生产。
那么，整个资本家阶级从什么地方找到那个日益增长的作为他们积累基础的市场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最后，鲍威尔提供了下面的详细阐述：
“事实上，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已经实现了。无论怎样，这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实现的。因此，比如，将在第二年用来养活额外的工人的生活用品，一般地是在第一年里生产出来，出售给批发资本的。这样，存在于这些生活用品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第一年里将已经得到实现。然后，另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在批发商向零售商出售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零售商再出售给工人的过程中得以完成——这样，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模式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10]
当然；就单个资本家而言，对于消费他的商品来说，张三和李四，工人和另一个资本家，国民和外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并无两样。不管单个资本家把商品出售给谁，他都把利润装到钱袋里。同时，在生活用品部门向工人出售商品的雇主捞取利润，和在奢侈品部门向“最上层的一万名”贵妇人出售如饰带、金制品和钻石等高级货物的雇主捞取利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鲍威尔对此毫无察觉，把单个雇主的这个陈腐的经验主义转嫁到总体资本家身上，如果他不能区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单个资本再生产的条件——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呢？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即鲍威尔的同事希法亭所称的这部“惊人著作”的决定性的成就，在于马克思最后从魁奈、亚当·斯密和追随他们的可怜的模仿者的矛盾混乱状态和笨拙尝试中第一次无比清晰地推断出两个类别的根本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及其各自的运动！让我们尽可能简单地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鲍威尔的思想。
工人从什么地方得到他们将要用来购买生活用品并因而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呢？只要单个资本家得到钱财，他对他的“顾客”从何处获得钱财就根本不去理会——它可能是赠送的、偷来的或者通过卖淫而赚得的。但是，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仍然存在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即工人通过交换劳动——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我在上面解释的那样，他们根据现代生产的条件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获得这些手段：首先作为货币，后是作为商品，货币总是以这种方式回到它的出发点即资本家阶级的钱袋。这个可变资本的流通，通过与资本家的交换，完全耗尽了工人的购买力和堵塞了他们的门路。因此，如果生活用品配给了工人，从社会的意义上说，那并不意味着资本正在实现剩余价值，而是意味着它正在传递着商品（物质工资）形式的可变资本，因此，它以同等数量的货币资本从前一个时期中重新获得自己的资本。这样，根据鲍威尔的公式，剩余价值的所谓实现就在于，资本家把一部分商品形式的新资本同已经属于他们的数量相等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反复地进行交换！事实上，资本家阶级的确进行这种交易，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痛苦的必需，把总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给予他们的劳动力，以让他们能够生产出新的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阶级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正在“实现”它先前的剩余价值。这有待鲍威尔来发现。[12]
无论怎样，鲍威尔自己对剩余价值向可变资本的转变根本不代表“剩余价值的实现”这个问题也有一点怀疑。例如，只要论述在老框框内更新可变资本的问题时，他对此就只字不提。“追加的工人”出现之后，这个聪明把戏才开始拿出来。已经被资本雇佣多年的工人仅仅获得工资——先是作为货币，后是作为生活用品——并反过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而最近被雇佣的工人，甚至完成更多的东西；他们通过使用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货币工资并从这些相同的资本家那里购买生活用品来“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普通工人只是实现自己的商品——劳动力——为的是他们自己，而当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时，他们为资本家做的就太多了。但是，这些所谓“追加的”工人，据说要为资本完成一个双料的奇迹：（1）他们生产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2）他们实际上实现这个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
就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入口处，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再生产进程的基本概念。现在已经十分清楚，鲍威尔不仅是应命解释马克思的第二卷，而且是应命“剔除”它的矛盾和“武断性”并“合理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在批评我的书的总论部分冠之以如下段落：
“卢森堡同志认为，包含着（α＋β）的商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包含着用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那些商品——罗莎·卢森堡），必须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出售才能使它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它们是些什么商品呢？它们是资本家扩大生产机器所必须的那些生产资料和喂养追加的工人所必需的那些商品。”
鲍威尔对我的迟钝感到惊讶，喊道：
如果那些商品被扔出资本主义世界，下一年的生产就不可能扩大。需要用来扩大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或者需要用来养活追加的劳动力的生活用品，都得不到供应。从资本主义市场消灭这一部分剩余价值，会像罗莎·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使积累成为不可能，甚至会使任何积累都成为不可能。”[13]
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再次断言：“包含着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不能出售给殖民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需要它来扩大生产。”[14]
天啊，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种思想，这种批评好呢！我们又回到老基尔希曼[15]或者那个尊敬的俄国大混淆专家沃龙佐夫[16]那种水平的经济无知的范围里。鲍威尔真地相信，如果资本主义商品被“扔”到非资本主义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要全然消失，就像被扔进海里一样。他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这是今天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即如果商品出口到国外，它们并没有丢失，而是得到交换。通常是从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阶层购买其他商品，给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高傲地说我对资本主义历史里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现实无知，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十分有害的无知！
这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把煤和铁“扔”到当时非资本主义的北美和南美；它并没有灭亡，反而成长和发展起来，红光满面。德国资本主义急切地向土耳其输出机器、铁、火车头和纺织品，并没有崩溃。相反，它准备点燃整个世界，以便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垄断这个贸易。为了开创机会，把资本主义商品“扔”到非资本主义的中国，法国和英国在东亚打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本世纪初，欧洲的联合资本进行了一次反对中国的国际性十字军远征。贸易，与农民和手工业者——欧洲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交换，是今天每一个国家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同时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工业生存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奥·鲍威尔又突然宣称：如果资本家要把他们及其工人没有消费掉的商品“扔”到非资本主义世界，积累将会成为不可能！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上将会是可能的，如果资本完全依赖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话。
一个人就是这样因为热衷于愚蠢理论而作茧自缚！但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体“专家”信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征——我们将在下面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证实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埋在一个抽象的“模式”里，对现实失去一切知觉；他们越是勇敢地手持拐杖在理论的雾霭中徘徊，他们就在现实生活铁的事实面前跌撞得更加可悲。
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鲍威尔的基本观点，我们熟悉了他的方法和步骤。但我们还没有谈主要问题：他的人口理论。
[1] 1913年第23期。
[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
[3]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5—866页。
[4]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7页。
[5]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
[6]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5页。
[7] 潘涅库克用迅速增长的资本但用不变的剩余价值率来计算他的表格之后，也说：“如上所述，剥削率的逐步变化亦需要考虑了”（1913年1月29日《不来梅市民》）。但是，他也把困难留给了读者。
[8]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2页。
[9]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6页。
[10]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8页。
[11]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仆人。——译者
[12] 一个小“专家”已经在《德累斯顿人民报》（1913年1月22日）上出色地解决了积累问题。他告诉我们说，工人获得的“每一个额外的马克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十多个马克的资本投资，因此，工人的斗争……为剩余价值创造了一个市场，使资本积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成为可能。”这个小家伙多么聪明啊！如果这样一位“专家”下一次有一个美妙的想法，打算在经济观察当中仅仅写上“喔喔喔喔”，那么，他就完全可以肯定，这亦将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而不受任何检查。看来，这些尊敬的编辑们，至少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正在忙于在议会的休息厅和走廊里颠倒整个世界历史的工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亲自阅读理论书籍以便对于出现的问题形成某种意见，是浪费时间。要把这种东西传给一个用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统计刊物来校对经济评论的最亲近的文痞，那就容易得多了。
[13]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着重点全是鲍威尔加的）。
[14] 同上，第873页。
[15] ﹝尤利乌斯·基尔希曼（1802—1884），德国律师、哲学家和政治家。对于他的思想的评论，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版；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1969年版）。另见卢森堡的前引书。﹞
[16] V.P.沃龙佐夫（1847—1918），民粹主义理论家。见格·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观点的发展史》（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另见卢森堡的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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