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奥托·鲍威尔的“新”人口理论
“每一个要发展的社会都必须每年扩大它的生产机器。这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对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一种必需，或者像过去它对自给自足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农民经济是一种必需一样。”
[1]
首先是生产和人口的平衡状态，即波动发生时所围绕的中线。
为了便于说明，鲍威尔假定人口每年增长5%。
“如果要保持平衡的话，可变资本必须增长5%。”技术进步增大了不变资本（死生产资料），但牺牲了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工资）的利益。为了强调这个事实，鲍威尔假定它以两倍的速度增长，即每年增长10%。在这个基础上，他建造了一个“无可争辩的”表格，他的许多表格我们已经熟悉，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只是它们的经济内容。在这些表格里，鲍威尔完全无视社会总产品。他得出了这个结论：“生产领域的扩大，是积累的先决条件，是人口增长所提供的。”
[3]
用他的例子来说，人口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这样，可变资本也必须增长5%。这是什么意思呢？“可变资本”是一个价值数量，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体现在一定数量的货币上。这可以代表货物的不同总量。一般来说，假定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那么，可变资本的一个相对减少的数额就与消费资料的一个不变数额相符合。如果人口每年增长5%，可变资本也只需要增长比如说4.75%、4.5%、4.25%、4%等等，来提供一个同等的生活水平。鲍威尔的确假定了技术上的总进步，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预先假定不变资本以两倍的速度增长。鉴于这个假定，可变资本与人口平衡地增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即如果价格保持不变，尽管技术在各个生产部门进步迅速——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但是，这不仅在理论上埋葬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且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在实践上是不可理解的：因为降低价格是竞争斗争中的一件武器，是促进单个资本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的一种刺激物。
但是且慢！当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这种进步而提高的时候，尽管生产率不断增长，生活用品变得便宜，难道我们就必须认为货币工资保持不变吗？在这里，要考虑工人阶级的社会提高。但是，如果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猛烈，以致可变资本（货币工资的总额）必须每年完全以工人人口的相同比例增长，那么，这意味着所有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资本家既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剩余价值的比率。我们知道，鲍威尔确实为剩余价值假定了一个不变比率。他说，他只是“为了简化起见”而假设出来的，……“首先”，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知识界的糊涂虫去掌握他的理论要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能看见的那样，这个假设实际上是鲍威尔的理论的经济基础，整个“平衡状态”都依赖于它。鲍威尔自己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一点：
“我们的模式(表格Ⅳ）预先假定，（1）工人人口每年增长5%，（2）可变资本以工人阶级的同等速度增长，（3）不变资本（即死生产资料的成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达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不存在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这不会令人惊讶。”①对了，但这些条件本身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荡，而是站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面上，那么，如果全部利益只是为了工人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刺激资本家去利用技术进步并把越来越大的金额投资于不变资本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创造“相对剩余价值”，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剥削率，是整个资本家阶级要促进技术进步的唯一客观理由；它是单个资本不知不觉地追逐额外利润的竞争的真正客观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鲍威尔的令人惊讶的假设在经济上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顺着他的观点走下去，假定有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很清楚，我们就得出结论，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不可能以人口增长的“同等速度”增长。如果人口增长速度不变，可变资本只能以稳步下降的比率增长，比如说4
5∕6%，4 4∕5%，4¾%，4½%，等等。反过来说，要使可变资本每年固定不变地增长5%，人口就得以不断增加的比率增长——比如说5¼%，5½%，5¾%，等等。
鲍威尔的“平衡”规律像一座纸糊的房屋那样倒塌了。他的“平衡”理论建造在两个经济谬论的窘境之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实质和积累的目的相矛盾——要么技术进步根本不降低商品价格，要么降低价格不是为了积累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
让我们看看现实吧。鲍威尔关于5%人口增长率的假设当然只是理论上的假设。他是满可以选择2%或10%的。但是，人口的实际增长绝不是无形的，因为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进行调整，来与之相适应。他的全部积累理论就是依赖这个基本原则。比如德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情况如何呢？
根据官方统计，1816至1864年间，每年增长为0.96%，1864至1910年间为1.09%。这样，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增长率实际上从0.96%提高到1.09%——提高0.13%。如果我们看看德国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从1871至1880年，每年增长为1.08%；1880至1890年为0.89%；从1890至1900年为1.31%；从1900至1910年为1.41%。这里，在四十年间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期间，它是怎样与德国资本主义的增长率一致的呢？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甚至看到更好的例子。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的数字，人口的年增长率是：
| | 百分比 |
| 奥匈帝国 | 0.87 |
| 欧洲部分的俄国 | 1.37 |
| 意大利 | 0.63 |
| 罗马尼亚 | 1.5 |
| 塞尔维亚 | 1.6 |
| 比利时 | 1.03 |
| 荷兰 | 1.38 |
|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 0.87 |
| 美国 | 1.9 |
| 法国 | 0.18 |
人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以及不同国家的比较，为这个所谓资本积累基础的观点提供了极妙的数据。开个玩笑，要寻找鲍威尔假设的5%，我们恐怕需要迁居到气候暖和一点的地区，像尼日利亚或者巽他群岛什么的。实际上，下列国家(和地区——译者）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 | 百分比 |
| 乌拉圭 | 3.77 |
| 英属马来亚 | 4.18 |
| 南尼日利亚 | 5.55 |
| 北婆罗洲 | 6.36 |
| 香港 | 7.84 |
很可惜，那些诱人的丰美的牧场，只存在于那些尚未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地方，而我们一旦靠近资本主义庭院，就会觉得这些地区成了荒原！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件事吧。鲍威尔说，资本积累依赖于人口增长。比如说，法国的情况怎样呢？那里的人口增长已经稳步下降；现在只有0.18%。那里的人口增长正在慢慢地或为停滞状态，也许将来甚至是绝对的下降。尽管如此，法国的资本积累进行得十分痛快：如此顺利以致法国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它的资本储备。在塞尔维亚，人口增长比英国快两倍；但是，众所周知，资本积累在英国比在塞尔维亚猛烈得多。这怎么解释呢？
这些疑问的答案完全指出了我们的愚钝：鲍威尔的理论与单个国家及其人口没有关系。它说的是一般的人口问题。整个人类的增长是重要的。妙极了！但是，还有甚至更加离奇的不解之迷哩。
很明显，只有在人类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的情况下，“人类”的每年增长才和资本主义有关。毫无疑问，在北婆罗洲和在南尼日利亚令人鼓舞的人口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资本积累没有多大关系。资本主义的顾客数量的增加与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否多少有点联系呢？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资本要等待通过自然再生产来增加顾客，它充其量会仍然是处于它的生产初期的襁褓之中。事实上，资本没有梦想等待。相反，它运用其他简要的方法来扩大积累的基础。它利用一切政治手段来进攻（1）易货经济，（2）简单商品生产经济。它逐步把这两者摧毁掉，同时在世界各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但是，这些方法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人口增长发生激烈的矛盾。
在人口下降的情况下，顾客数量可以增加。事实上，制造一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方法是与大量屠杀部落人民甚至灭绝整个部落齐头并进的。这个仍然进行着的过程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西班牙人十六世纪在墨西哥和秘鲁是这样干的，英国人十七世纪在北美和十八世纪在澳大利亚是这样干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十九世纪分别在马来群岛、北非和印度都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二十世纪在西南非也是这样干的。欧洲资本为“打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也导致中国人民经常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因此，不可避免地减缓了他们的自然增长。
同时，由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基础的扩大是与那里的人民的部分灭绝联系在一起，所以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扎根的那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不同的变异。
在后者的两个要素（出生率和死亡率)里，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运动。一般来说，出生率正在下降。因此，下面这些是德国每1,000居民的出生率数字：1871至1880年为40.7；1881至1890年为38.2；1891至1900年为37.3；1901至1910年为33.9；1911年为29.5；1912年为29.1。当你拿高度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作比较时，存在着同样的明显趋势。1911至1912年，每1,000人当中，在德国出生的是28.3，在英国是23.8；在法国是19.0；在葡萄牙是39.5；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40.3；在保加利亚是40.6；在罗马尼亚是43.4；在俄国是46.8。所有的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和博士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大城市生活、工厂、人身的不安全、文化提高等的影响——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现代发展和文化提高成功地抗御死亡率。因此，在德国每1,000人当中每年死亡：1871至1880年为28.8；1881至1890年为26.5；1891至1900年为23.5；1901至1910年为19.7；1911年为18.2；1912年为16.4。拿高度发达国家同落后国家比较，出现同样的图景：1911至1912年每1,000人当中在法国的死亡人数是17.5；在德国是15.6；在比利时是14.8；英国是13.3；俄国是29.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26.1，罗马尼亚是22.9，葡萄牙是22.5；保加利亚是21.8。人口增长的快慢，有赖于这两个因素谁强谁弱。但是，无论怎样，影响人口增长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经济上、社会上、物质上和学术上的附带现象，是资本主义积累，而不是倒过来。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迟早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香港和婆罗洲与德国和英国形成鲜明对照，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与法国和意大利形成鲜明对照，这些例子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说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鲍威尔的理论颠倒了实际关系。他把资本积累从属于人口增长，否定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资本确定人口形式：它有时候大规模灭绝人口，有时候加速它的增长，有时候又减缓它的增长——一般的结果是：积累越快，人口增长越慢。
这是对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绝妙的报答，他忘记要面向现实，忘记问问自己：对了，资本积累依赖于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本身又依赖于什么呢？
弗·艾·朗格[4]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一书中说：
“这些年里，我们德国仍然有些所谓哲学家，他们用一种笨拙的形而上学方法写出了关于思想根源的伟大论文——也许甚至号称是通过内部感官而得到的精确观察——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存在着托儿所这个事实，也许这些托儿所甚至就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在那里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观察思想根源的征候。”
我不知道德国今天是否仍然存在着这种“哲学家”。但是，这种企图通过完全图解式的计算，通过使用“内部感官”和忘记眼睛，耳朵、世界和托儿所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笨描的形而上学方法”，似乎在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中间找到了精干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
但是，事情甚至变得更加美妙。直到现在，我们始终在考虑人口增长的经济条件，因为鲍威尔看来正在把他的积累理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他的理论另有一个基础。当他谈论“人口”和“人口增长”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佣工人阶级，而且指的只是这个阶级。
下述引语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口每年增长5%。如果能够保持（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那么，可变资本（即所支付的工资总额）也必须每年增长5%。”[5]
如果计算生产所依据的人口消费等于可变资本即所支付的工资总额，那么，这个“人口”指的只能是工人。但是鲍威尔自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人口增长获取生活用品，是通过可变资本的增加体现出来的。”[6]他在下面的段落里甚至说得更加清楚，这是我已经引用过的：
我们的模式假定，“（1）工人人口每年增加5%，（2）可变资本以工人阶级的同等速度增长，（3）不变资本（即死生产资料的成本）比可变资本增加更快，达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不存在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这不会令人惊讶的。”[7]
请注意，根据鲍威尔的假设，社会里只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他在几行之后接着说，“因为在一个只是由资本家和工人构成的社会里，失业无产者只有挣来的收入，”[8]等等。这个假设绝非偶然；相反，它对于鲍威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的任务，像其他“专家”的任务那样，是要驳斥我，其办法是要证明，根据这个“模式”，资本积累是可能的，甚至在一个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里也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鲍威尔的理论里，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只是与无产阶级有关。鲍威尔先是把人口仅仅归结为工人和资本家（用他的明确的假定），然后偷偷把它归结（用他的运算）为工人。这些就是资本适应他们的需要的“人口”。这样，当鲍威尔把每年“人口增长”5%作为他的图解说明的基础时，这意味着只是工人人口每年增长5%。或者，我们也许应该把无产阶级这个增长仅仅看作总人口每年正常地固定地增长5%的一部分？但是，那会完全是新的发现，而且专业统计学家早已证实；在今天的世界里，每个阶级都遵循着自己的人口规律。
事实上，鲍威尔不是在考虑总人口的固定增长。无论怎样，这对于他的资本家是无效的，可以很容易证明，资本家的年增长率根本不像是5%。
鲍威尔在835页里列出下述连续四年的消费货物数字：
75,000；77,750；80,539和83,374。如果鲍威尔假定工人的工资随着这些数字而增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假定，资本家的生活水平至少不比工人的生活水平更糟；而且他们为消费而获得的收入是和他们的增长并驾齐驱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鲍威尔的模式里资本家的消费就可以得出下列数字，作为在相应的四年里资本家阶级每年增加的结果；第二年为5%；第三年为3.6%；第四年为3.5%。如果这将继续下去，鲍威尔的资本家会很快开始死光，这会是解决积累问题的最奇特的办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过问鲍威尔的资本家的个人命运；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证明，鲍威尔在谈论作为积累基础的人口增长的问题时，他总是指工人阶级的增长。
鲍威尔自己最后作出了说明，在869页上解释说：“它（积累率）必须继续这样增长，直到可变资本的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为止”。
他在871页上再次同样清楚地制定了这条总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积累总是需要根据人口的增长来调整。一旦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以工人人口增长的同样速度增长，这个调整就完成了，但是不变资本增长得更快，它的速度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
鲍威尔在文章的结尾作了最简要的说明，他把主要意思概括为：
“首先,（在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像他的模式所依据的那个社会）
积累受到工人人口增加的限制。
因为——在资本的特定有机组成下——
积累数量取决于可以得到的工人数量的增加，等等。”
[9]
我们看到，当可变资本即那部分拨出来支付工资的资本以人口的同等速度增长的时候，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就达到了。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断地企图破坏这个平衡，先是向下——成为“积累不足”——然后向上——成为“积累过剩”。让我们开始考虑这个摆动的第一个运动吧。
鲍威尔说，如果第一个“积累率”太低，就是说，如果资本家不留出足够的新资本用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增长就要落后于寻找工作的人数的增长。“我们可以把那时出现的状态叫做积累不足状态。”[10]然后，鲍威尔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个状态。积累不足的第一个结果是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一部分增加的人口失去工作。失业无产者对受雇者的工资施加压力，工资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因为，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里，失业无产者只有工资收入，而没有其他收入；工资必须下降，剩余价值率必须上升，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找到工作为止，尽管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在产品分配中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是这种情况造成的，随着体现技术进步的有机地组成的资本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价值已经下跌，从而创造了相对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的增长为资本家提供了新的资金，用来进行新的更加猛烈的积累，结果导致对于劳动更加强烈的需求：“因此，将被用于扩大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也增大了”。它将继续这样增大下去，“直到可变资本的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11]就这样，我们从积累不足中解脱出来，回到了平衡。在这里，我们已经描述了资本钟摆运动的一半；让我们再费点时间，谈谈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动作吧。
平衡状态意味着——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无产阶级人口的增长相互平衡；这样，整个工人阶级都找到职业，来维持它的自然增长。那时，生产被扔出了这个平衡，对于工作的需求落后于无产阶级的增长。是什么东西把它扔出了平衡的呢？是什么东西使钟摆第一次移过平衡的中心点呢？要从鲍威尔的深奥的废话中发现这个秘密，一般的人觉得有点困难。很幸运，他在下一页里用稍微清楚一点的语言帮助了我们，他说：“通向更高一级的有机组成的资本的进程，总是带来积累不足。”[12]
这至少是清楚的，中肯的。技术进步用机器取代了活的劳动力，并因此周期性地减缓对于工人的需求，创造了产业后备军，降低了工资；总之，它造成了“积累不足”的状态。
让我们拿鲍威尔和马克思作个比较吧。
1．鲍威尔说，在积累不足的状态中，“劳动价值下降”，“相对剩余价值”就这样形成，充当新的资金去进行积累。如果机器的使用使得“一部分增加的人口失去工作”，而且在这些失业者的压力下“工资下降”，那仍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下降；它却意味着，由于供应过剩，商品劳动的价格（货币工资）降到了它的价值之下（即低于工人先前获得的生活水平）。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相对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工资因对于工人的需求的减少而降低到劳动价值之下产生的；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点——它在这个明确的条件下，就是在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与它的价值相等的条件下，换句话说，就是在劳动的供求处于平衡状态的条件下产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在这个条件下产生，是由于维持劳动的成本的下降，就是由于鲍威尔在解释时所忽略的那个因素，大家看到，他解释说，“可变资本以工人人口的同等速度增长”，这对于“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幌子下，鲍威尔事实上只是从通过资本主义钟摆的向下摆动强加给工人的工资下降中，来实现新的资本的形成，并打算用这新的资本来提供将来的积累。
2．支配工资运动并使工资必须“不断地下降”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受到雇佣的那个非凡的经济规律，是一种什么规律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工资降得越低，就业水平就升得越高。当工资达到最低点的时候，整个后备军将被吸收！在实际生活中，事态的正常发展则完全相反：工资的下降与失业的增加一致；工资的上升与就业的增加一致。当工资达到最低水平的时候，产业后备军通常是最庞大的，而当工资达到最高水平的时候，这支后备军或多或少得到吸收。
但是，在鲍威尔的模式里，奇怪的事情还多着哩。
资本主义生产用一种既简单又突然的办法把自己从积累不足的死亡幽谷里解脱出来：当工资最低的时候，资本家能够积存新的利润（鲍威尔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解有点不当，他把它们称作“相对剩余价值”）。然后，它们为投资提供新的资金，来扩大生产，提高对劳动的需求。再一次，我们不是站在干硬的大地上，而是在鲍威尔的“社会”里随波逐流。在这些日子里，资本将不得不从工资的总下降中艰难地积攒起它的微薄储蓄，然后它才敢于开始新的投资和新的企业！它必须等待工资下降到最低水平，以便获得新的投资资本来扩大生产！在鲍威尔梦幻般的推测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的发展的终极水平。所有中间阶层已被吸收，唯有资本家和无产者留在那里。然而，这个社会没有资本储备，它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就像十六世纪英国“艾金大夫的艰难岁月”一样。很明显，那个社会还没有银行，而在这里，银行早就开始积累巨额资本储备，正在等待机会用各种工资水平进行投资。目前发生在所有交战国家和中立国家里最高水平的疯狂积累，把世界战争的残酷收获放进它们轻易得来的利润仓库里。这是对于鲍威尔幻想的贫血资本的最富于戏剧性的讽刺，这个贫血资本依赖于劳动力周期性的总萧条下降到最低水平，以便鼓起勇气，进行它的冒险性的积累活动。鲍威尔描述“恢复平衡”时自我重复地说：
“在产业后备军的压力下，剩余价值率，以及伴随出现的社会积累率，将要提高，
直到它大得足以用工人人口增长的同等速度来增加可变资本，不管有机组成是否增加。
这点一旦达到，产业后备军就被吸收（
请注意：这是第二次了，它以前曾被吸收过，那时工资达到最低水平即处于最严重的“积累不足”。——罗莎·卢森堡），积累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就得到恢复。”
[13]
“如果社会积累率上升（由于有意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缘故！——罗莎·卢森堡)，可变资本比人口增长更快这一点将可达到。我们把这个状态叫做积累过剩状态。”
这就是鲍威尔谈的全部关于“积累过剩”的问题，他只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所发现的仅仅是，积累率（即适用于投资的资本的形成）“最终”增加到对劳动的需求大于供应这一点。但是，它为什么“最终”必须达到这一点呢？是它遵循着一条物理贯性规律，因为它已经处于增长的过程之中吗？让我们想象一下是什么东西推动这个增长吧！在失业的压力下，工资下降，导致了可处理（？）资本的增长。这个增长只有在所有工人恢复就业之后才能继续下去，而且，在鲍威尔的奇怪社会里，工资达到最低点时才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一旦整个工人人口都得到雇佣，甚至在这个奇怪的社会里工资就停止下降，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实际上又开始上升了。每当它们开始上升的时候，“积累”率——根据鲍威尔的观点——只能从那个源泉才能增长的“积累”率，必须停止增长。那么，当全体工人都受到雇佣的时候，它怎能继续增长，达到“积累过剩”的“最终”阶段呢？我们等待答案是徒劳的。
积累过剩的根源，我们仍然不得而知。把我们蒙在鼓里的，还有这个运动的最后一个动作：积累过剩得以克服和平衡状态得以恢复的过程。
“如果积累率太高（当然如此：对于劳动力及其增长来说——罗莎·卢森堡），那么，后备军很快就被吸收，工资上升，剩余价值率下降。”导致利润率甚至更加迅速下降的是这个，而不是有机组成的资本增加的结果。这引起“一切灾难性的危机，资本的大规模失业，价值的大量破坏和利润率的突然暴跌”，而我们再度回到“积累不足”，因为积累下降和“可变资本的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
[14]
鲍威尔从来没有提到，对商品的“需求”的增长或者下降会引起“价格和利润的上升”。鲍威尔只是看到两个数字的相互作用：可变资本和无产阶级即“人口”。他从来没有提到对商品或者市场的需求以及它们的问题。积累过剩只不过是可变资本（即对工人的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方面的过剩。鲍威尔所谈的只是这个“需求”。那应该引起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吗？我们倒要看看这个奥妙！
诚然，在我们这个凡世上，一切危机的爆发也是出自一种形势，那里对劳动的需求非常强烈，而且工资上升。但是，这个现象实际上不是危机的原因，而只是它的“暴风雨中的海燕”，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称的那样，它对于形势、生产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次要因素。
无论一个人怎样在理论上解释周期性的危机，事实上它们很明显是由于生产（即商品供应）和市场（即对商品的需求）之间比例失调而造成的。对于鲍威尔来说，甚至不存在市场的问题，他的周期性危机，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工人阶级的自然繁衍之间的调整不当。由于工人的繁衍不像资本不断增加的需求所要求的那样迅速，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就发生了。周期性的劳力短缺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原因——那的确是“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15]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不仅是马克思以来而且是威廉·配第[16]以来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的各个方面，鲍威尔进而得出了这个和谐的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带有一种把受阻碍的积累率提高到人口增长（即工人人口的增长）的水平的机能。”他再次强调：
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个整体的话，调整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就作为一个周期而出现。繁荣就是积累过剩，它在危机中摧毁了自己。接着而来的萧条是积累不足时期；它自我恢复起来，因为萧条本身为回到繁荣创造了条件。周期性地回到繁荣、危机和萧条，这经验般地体现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动地克服积累过剩和不足，资本积累反复地根据人口的增长得到调整。[17]
真是再明白不过了。鲍威尔的“机能”完全依赖于下面这个情况：居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是工人阶级。经济生活围绕工人人口和它的自然增长的轴心而转动。可变资本有时太小，雇佣不了所有的无产者，因此，它通过降低工资来促进增长。资本有时又铺得太广，不能找到足够的劳动；它在危机中毁掉自己。在两种情况下，生产的整个运动都是不断努力进行调整，以适应工人的数量及其自然繁衍。
这就是鲍威尔的“机能”、他的复杂数学技巧和解释的精华。
深知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已经可以猜想到隐藏在鲍威尔的积累理论后面的哥白尼式的努力。但是，在我们能够充分估价这个努力之前，我们必须看看鲍威尔是如何轻易地解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特征的：
“调整积累来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驾驭着国际关系。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把它们每年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外国，而且这部分剩余价值越来越大。例如：法国和英国。（我想，还有德国。——罗莎·卢森堡）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向外国引进资本并向它们提供劳动。例如：东欧的农业国家。”@@
这一切说得多好啊，既清楚又中肯。人们几乎能够看见鲍威尔满意的微笑，在他新近获得的原理的帮助下，他得意洋洋地像解决小孩游戏那样解决那些最复杂的问题。让我们通过触及几点来参加这个游戏吧。
有些国家“经常出现积累过剩”，而有些国家则“经常出现积累不足”。但是，什么是积累过剩呢？什么是积累不足呢？答案在下一页：“繁荣是积累过剩，积累不足是萧条。”因此，有些国家经常出现繁荣：英国、法国、德国，而有些国家经常出现萧条，就是东欧的农业国家。那不是太妙了吗？再问一下：积累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在前一页：“通往更高级的有机组成的进步（简单：技术进步）导致积累不足。”因此，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必然是技术上最先进的——东欧的农业国家。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必然是那些进步最慢最弱的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太妙了，不是吗？
所有之中最突出的，似乎是北美。它同时既有“经常积累过剩”又有“经常的积累不足”，既有蒸蒸日上的技术进步又有最缓慢的进步,既有经常的繁荣又有经常的萧条。它同时而又一直从其他国家引进——真是奇迹啊——资本和劳动力。……
让我们拿鲍威尔的“机能”说与马克思的观点作个对比吧。
鲍威尔理论的精华是调整资本来适应人口及其增长。对于鲍威尔来说，积累过剩意味着资本的增长快于无产阶级的增长；积累不足——就是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什么呢？鲍威尔从《资本论》第三卷里引用了一段话，马克思在那里论述的是积累过剩的问题，鲍威尔以此来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理论完完全全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说明：
“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C＋ΔC同增加ΔC以前的资本C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种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
[18]
就在鲍威尔引用的这一段的前面，马克思说：“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19]马克思说的与鲍威尔说的完全相反：资本和工人人口两者的同时过剩——是同一个第三者造成的。在鲍威尔在246—247页上引用的同一章里，马克思说：
“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
[20]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这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它是作为绝对的过剩资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的；这是两者同时并存和互为条件的一个例子。”
[21]
在那里，鲍威尔想从那一章里摘引一段并添上一句，来使人得出他是在忠实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印象。光是这一章的标题,就是十分强而有力,足以使鲍威尔的大厦崩溃。鲍威尔的“积累过剩”和马克思的积累过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术语,事实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鲍威尔的积累过剩，等于繁荣，等于对劳动的最高需求，等于产业后备军的吸收。马克思的过剩资本是等于工人的过剩，等于最严重的失业；积累过剩意味着危机和萧条。鲍威尔宣称：周期性地出现过多的资本，是由于工人过多。马克思说：周期性地出现过多的资本，结果出现过多的工人。这两个“过多”是与什么有关呢？在“正常的”条件下，与市场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市场周期性地变得太小，资本就必然被搁置起来，结果一部分劳动力也被搁置起来。经济的因果关系是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的市场，始终是一个出发点。可变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这个市场及其运动。而失业工人的数量，则取决于那种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反复阐明这个问题。因此在第240页上，他专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调整自己的。鲍威尔也引用了“生产范围的扩大”，来作为积累的根本，并加上了他自己的固有观念：“生产范围是通过人口增长而扩大的”。[22]但是，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他认为的“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含义。“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23]他又在第250页上描述了危机及其复苏之后说：“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同时，在第250—251页上，我们已经看到：
“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
很清楚，“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指的是市场而不是工人人口的增长。同市场的扩大一起出现的，是工人的过剩，失业大军的增加，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缩减。
在第251—252页上，又谈到：
“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危机并不是由可以处理的资本和可以处理的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失调所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不平衡所造成的。他甚至说，这个交换是积累的自然基础。几行之后他又说：“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在这里，他说得十分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取决于为资本主义商品寻找“国外市场”的可能性。
关于鲍威尔从第三卷中使用引语的问题，谈这么些就足够了。但是，鲍威尔继续引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477页上的话：“把积累当作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人口增加好像就是积累的基础。”这能否是鲍威尔理论总的概括？又搞错了，他只是从糕饼里挑出了一粒葡萄干。全段的意思是相当不同的。在这里，马克思考察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投资的条件。他解释说，新增加的那部分资本必须转化为较大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和较小的一部分可变资本。
“首先，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和生活资料形式上的相应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必须要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被用来购买新的劳动。这件事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劳动者的人数已经增加，或劳动者从事工作的劳动时间已经延长。”
[24]当只是部分时间受雇的工人变成全天受雇的时候，或者当工作日的正常时间被延长的时候，后者才发生。而且，也许还需要有尚未参加生产性劳动的无产阶级的额外阶层：妇女、儿童、贫民。
“最后（马克思说），随着人口一般增加，劳动人口也能绝对增加。积累要成为一个经常的连续的过程，人口的这种绝对增加（虽然和所用资本相比来说可以是减少）就是条件。”
[25]
这是马克思在鲍威尔所引用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章里的同一页上说的话，鲍威尔把它作为他的“机能”说的最杰出的证据。如果这个引语里有什么需要读者必须立即掌握的话，那就是下面的那个马克思的推断：如果积累即生产扩大要发生的话，那么，也需要增加劳动。因此，没有不断增加的工人人口，生产就不可能不断扩大。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工人也能明白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好像是积累的基础”。
但是，鲍威尔的问题不在于工人人口的增加对于积累是否需要（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而在于条件是否充足。马克思说：没有一个不断增加的人口，积累就不可能发生。鲍威尔把这改读为：不断增加的工人人口足以使积累发生。这里，马克思把积累作为先决条件，他假设了一个宽容的市场的可能性；他正在考察的是积累发生的各种形式，他在那里发现，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必要的。鲍威尔把工人数量的增加看作一个特定的因素，生产是由于并根据这个因素扩大的，不需要进一步考虑市场问题！这和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出的奇言妙语一样，同样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颠倒。
但是，我们也许对马克思的语录谈得太多了；鲍威尔也许能够对马克思的话作出自己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叫做曲解吧？人们仍然感到十分困惑的是，如果一个人认真地看一下这一章的话，他又怎能把马克思这一点理解错了呢？数页之后，他用下面清楚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和他所分析的真正问题：
“问题现在必须照这个样子提出：
假设有普遍的积累（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也就是假设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或多或少的有积累——这在事实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种普遍积累的
条件又是什么呢？分解起来，这种普遍积累又是什么呢？”而他回答说，这些条件就是：“用货币的一部分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
[26]
“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说到这种情形，积累资本大于生产上能够投下的资本，以至必须在货币形式上，例如把资本存放银行不用，由此产生了对外贷款等等，一句话，也就是产生了投资的投机。我们也没有考察这种情形，即所产商品的总量不能售出，出现危机等等，这是竞争那一节应当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
我们只要研究资本在其过程不同阶段上所采取的形式，总是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
[27]
人类把必须呼吸空气作为生存的一个条件。按照鲍威尔的说法，结论是：人靠空气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呼吸空气，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仅仅是“自动”调整他的体内机能，来适应呼吸。这就是那些手持拐杖在愚蠢透顶的空气中游来荡去的人得到的奇妙结果！
但是，我们的玩笑到此为止，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的。他所谈论的，不再是我这个小人物和我的书，而是马克思自己教导的基本概念。我们现在可以不去谈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高深学问，很遗憾，这些学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读者几乎是陌生的，只有几个例外。让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一卷，它至今已经构成社会民主的实际经济基础。在这里，熟悉马克思的巨著第一卷的每一个读者，自己都能很容易检验鲍威尔的理论：他只需打开第25章第637页阅读：
“对于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的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它表面看起来要使
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而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劳力的供求，”
[28]就是说，
根据它的需要。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教条”；这个所谓的工资基金。它把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特定数量，使受雇的工人依赖于自己的自然增长。马克思同这个“教条”进行了详尽的论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偶然地对他的“专家”学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训斥。
“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
骰子是假造的。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
[29]
“社会财富即
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
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
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
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
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
[31]
哪一个更“愚蠢”呢：是那个向工人宣传调整他们的繁衍来适应资本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呢，还是这个告诉工人资本总是调整自己来适应他们的数量的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呢？我认为后者更坏。那个老“蠢货”只是无知地主观地反映现实关系，而这个新蠢货却颠倒了现实。
在谈论劳动人口及其增长的一章里，马克思通篇谈的是资本的“需要”。对于劳动的需求、工资水平、繁荣或者危机，全都取决于这些。马克思一直提及而鲍威尔在他的整个“机能”说里一次也没有提及的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呢？
马克思在同一章里不断地谈到关于资本“突然扩大”的问题，他把资本突然扩大看作资本积累运动和工人人口运动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突然和无限的扩大能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一大特征。对于这些马克思十分重视而鲍威尔甚至不屑一提的资本“突然扩大”，我们要了解些什么呢？
马克思在同一章的开头部分（第613页）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清楚的回答：
“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
开辟了新的市场，
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积累的规模能突然扩大……”
[33]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
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
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
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
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
[34]
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36]
鲍威尔是怎样谈论这一切的呢？在他的“机能”说里，没有资本突然扩展的余地，因而没有它伸缩的余地。这有两点理由：第一，因为生产完全依赖于工人人口及其增长，所以市场是无关重要的。通过自然繁衍而增长的人口，当然体现不出突然扩展。工人人口周期性地引起产业后备军的迅速增长，但对于鲍威尔来说，那是在“积累不足”和增长最缓慢并且可处理资本较之工人阶级短缺的时候才发生的。
第二，突然扩展不但意味着市场突然扩大，而且意味着已经积累起来的可处理资本储备突然增大，那个储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是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鲍威尔排除了那种可能性：在他的“机能”说里，从“积累不足”的阶段复苏过来，这只有在失业压力通过压低工资来允许新的积累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由于资本的突然扩展像危机的爆发那样，从鲍威尔的观点来看仍然无法解释，所以，产业后备军在其中是没有实际职能的。它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而出现，但不起任何作用，除了马克思在他的第二个计划中提到的那个作用：通过向受雇者施加重压去压低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个“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杠杆”，鲍威尔对此没有注意。在一次工业循环中三次被吸收这个滑稽过程，证明鲍威尔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后备军；先是在“积累不足”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后是处于“积累过剩”顶峰的时候，再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这些奇迹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对于鲍威尔来说，工人人口的运动不是因为资本及其需要所引起的（对于马克思和现实来说），而是相反。资本的整个运动围绕着工人人口而旋转。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资本的行动像那只野兔和那只野猪：它总是在工人人口的后面气喘吁吁，有时在中间超过它，有时落在它的后头，最后总是听到：嘿，我比你先到一步！
对于马克思来说，关于工人人口彻底调整来适应资本及其市场前景的理论，是第一卷的整个最后一部分的基本思想。从609—648页的四十页里，他仔细地解释了这个重要的经济发现。他最后强调说，“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总规律。”然后，他接着加以“说明”，另外填满了六十五页。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和主要国家的英国的例子中,他说明些什么呢？——在英国人口每年的增长从1811至1861年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它的财富即资本主义积累却飞速地扩大！马克思用无数各种各样的统计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鲍威尔也许会插话：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这个大量增长，当然不能单独拿英国人口来计算，绝不能单独与它相比较，来作为经济基础。请注意英国向北美联邦、中美和南美的销售；请注意1825至1867年之间英国工业的周期性危机，它们都是在那些国家的市场扩大之后出现的！说得太好了！但是，如果鲍威尔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懂得了一切，那么他也懂得，这个关于调整积累来适应人口增长的理论是胡说八道，那么他也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想要论证的东西，即工人人口进行调整来适应资本积累及其不断变化的需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最高潮之处。马克思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的精神实质、劳资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这个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人口规律”全都汇集在一起了。
鲍威尔过来了，他把这整个大厦弄了个底朝天，并向世界宣布说，资本的全部运动都是调整资本以适应工人人口增长的趋势所引起的！从内容上看，鲍威尔的理论是个肥皂泡。
通过用马克思的观点假设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永久化（它的职能是要满足资本的需求，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如此）这一说法来纠正他，那么，他的特殊“积累过剩”就完蛋了。
通过用马克思的观点假没可变资本因为技术进步较之工人数量不断相对下降这一说法来纠正他，那么，他的“平衡”就完蛋了。
他的理论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但是，在这个自命不凡的立论后面有一个基本思想：这个所谓资本调整其运动来适应工人人口的趋势。这把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抛到九霄云外。想想看,这一整套学究式地炮制出来的令人发指的胡言乱语,居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官方机关报上刊登出来！他们急切地为一个伟大事业而奋斗——要烧死一个傲慢无礼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攻击的是一个更大的人物！全面控制和公开批评,监视着自然科学家们。有谁声称要对地球周围的所有星球的运动作出准确的计算,以便解释现代天文体系,他将不会受到重视。这种思想甚至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因为没有哪个科学杂志的编辑会为这种无稽之谈开放绿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的统治下,这种事情容易发生。为了寻求科学知识,从那个讲坛上宣布鲍威尔的积累理论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样的事有可能出现。完全撇开它对我的书的态度不说,它是目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耻辱,社会民主党的一件丑闻。
[1]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4页。
[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页。
[3]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4] 弗·艾·朗格，十九世纪《唯物主义史》一书的作者。见马克思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博士的信。
[5]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5页。
[6]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4页。
[7]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8]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
[9]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10]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11]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1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0页。
[13]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0页。
[14]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页。
[15] 通常被译作“经济学”，但这个德文词具有某种无法直译的涵义——编者。
[16] 威廉·配第（1623—1687），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出生于汉普郡的一个穷苦的纺织家庭，他的一生做过多种工作，当过海员、小贩、医生、解剖学教授和音乐教授。他曾在法国耶稣会神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写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比如《政治算术》、《爱尔兰政治剖析》、《论赋税》等。
[17]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2页（着重点全是鲍成尔加的）。
[18]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80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80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85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85页。
[2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2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卷第273页。
[24]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2页。
[25]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3页。
[26]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9页。
[27]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6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28]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这里的译文是参照《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9页的译文译出的。——译者）
[29]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702页。）
[30]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707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32]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33]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73页。）
[34]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3页。）
[35]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2—694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36] 同上，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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