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答复）
在《工人之声报》第5号上，一位同志试图证明，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特别组织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目的是向那些为数众多且“不理解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做法”[1]的德国同志进行宣传。
《工人之声报》的读者也许乐于知道，也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谓的特别组织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在谈到特别组织的合法性时，通常会像上述文章的作者那样提出两个论据：第一是反对压迫波兰民族的必要性，第二是反驳波兰资产阶级所谓波兰社会党是“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收买的仆从”这种诽谤性言论的必要性。
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论据。
所谓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因此必须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一个政党只有“在它独立时”，才能成功地进行斗争。
现在，我们要问：立足于现实基础与归属德国党对波兰社会党人来说难道是互不相容的概念吗？而独立性——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与成功地为语言自由而斗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也反对民族压迫。
论爱尔福特纲领[2]的第二项明确要求各邦和乡镇实行自决和自治。那么，波兰社会党人怎么会将归属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他们进行特殊民族斗争的障碍呢？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归属即使在全党范围内，也不可能影响波兰社会党人在鼓动中，在报纸上，在小册子中，在集会上足够重视民族因素，除非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或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相一致。以上是关于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全部。
说到成功与否，那么不言而喻，波兰社会党人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强大组织的一部分，更能有望实现自己特殊的民族要求，而建立零星的薄弱的团体，靠自己的力量与民族压迫作斗争则不尽然。恰恰鉴于普属波兰处于极其落后的社会状态，几乎完全受土地贵族和僧侣的统治，一个特别的波兰社会党在最近的将来在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生活中将只能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尽管柏林《工人报》在这个特别组织的出色影响下订户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波兰社会党人所投的票数是“可观”的。可见，如果波兰社会党人真的想立足于现实基础，成功地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那么，他们就必须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内，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现实基础”和“独立性”与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组织有何关系？在这两个单词的背后包含着哪种现实的和独立的概念呢？其背后显然不包含任何概念，它们仅仅是两个单词，因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3]但是，在德国的波兰社会党人又论证说，让我们留在德国组织中，还怎么保护自己，不受资产阶级的料想中的诽谤呢？
而这正是阻止波兰社会党人这样做的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倍倍尔的话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如果资产阶级谩骂我们，那么我们的路便是走对了；如果资产阶级赞美我们，那么我们很可能犯了错误。[4]
资产阶级为波兰社会主义组织与德国组织的联合感到怒不可遏，这种情况极为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联合多么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波兰资产阶级试图离间波兰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那么他们追求的目的就只能是搞乱波兰社会主义。如果波兰社会党人因顾忌资产阶级的挑拨而退出德国组织，那么，他们就是让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甚至连最近的目标也达不到。他们永远也不会使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只要他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团结一致的友好关系，那么，爱国主义的煽动挑唆就不会消失。但是，如果他们要坚持现在的策略，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最终必然违背无产阶级的立场，到头来从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一个随着资产阶级的节拍跳舞的政党。
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没有受各自资产阶级的误导，没有采取波兰社会党人的策略，否则他们势必会仅仅为了让资产阶级的“叛国”喧嚣沉寂下来而不断互相争吵。
我们看到，波兰社会党人列举的证据根本不经一驳。但是，如果在德国的波兰社会党人认为，建立特别组织完全是理所当然，不需要任何理由，那么，他们就表达了一种与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完全相悖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工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受苦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国家领域决定社会主义者共同属于一个政党。民族差别不能成为这方面的隔阂，因为民族差别只在很小程度上对阶级状况产生影响。在同一国家疆域的各种无产阶级团体的特殊意图，绝不能为建立特殊的社会党创造基础。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家中的所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行统一的共同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的特殊的合理意图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统一，而不是越来越分裂。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不是国家中的这个或那个无产阶级团体所承受的压迫程度的大小，而是国家制度，是政治界限。一个社会党的建立如果仅仅基于所遭受的特殊迫害，那么，这个党简直就是空中楼阁。略施小计，放弃民族迫害，就足以使波兰社会党人的特别组织丧失所有存在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别组织从一开始便处于含混不清的困难状态便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在纲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去年的建党代表会议上，这个年轻的政党才决定，要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纲领。他们出席科隆党代表大会的代表[5]虽然声明说，波兰社会民主党接受爱尔福特纲领，但实际上，这个党仅仅声明，以爱尔福特纲领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即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结果呢？在今年的布雷斯劳代表大会[6]上，根本没有涉及纲领问题，纲领问题根本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党的困难状态使它不可能通过某个纲领。这个党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将爱尔福特纲领变为自己的纲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脱离德国党就显得令人费解。
但是，它也不能把争取波兰的独立作为其最近的实际纲领，因为它感到这个纲领既不能在理论上得到论证，也不能在实践中付诸实行。因此，这个特别组织左右为难，成了没有纲领的政党，这个怪物充分证明，单独的党派不能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而只能在政治—国家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斗争。
总而言之，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特别组织既没有必要又毫无用处——它是多余的、有害的。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及其特别组织已误入歧途。他们要么继续悄悄爬行到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要么坚决掉头，回到纯粹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他们不想逐步堕落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可行的爱尔福特纲领，重新加入德国党，《工人事业报》也已经通过波兰方面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
最后再说几句。我们当然不会自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护者，他们自己懂得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仅仅关心波兰工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明，恰在这个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策略也许有某些值得改善的地方。
1895年1月26日《工人之声报》（苏黎世）第8号
[1] 见《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署名“一个波兰工人”，载于1895年1月16日《工人之声报》（苏黎世）第5号。——1893年9月10日，建立于1890年的波兰社会主义者联盟在弗·莫拉夫斯基和弗·麦尔柯夫斯基的领导下，与其他波兰社会主义团体一同组成了普鲁士兼并地区波兰社会党。到1903年为止，该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自治的组成部分。———编者注
[2] 指1891年10月14—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编者注
[3]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5页。——编者注
[4] 据说奥·倍倍尔在19世纪80年代就在苏黎世这样说过，后来又反复说过这句话。见他1903年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奥·倍倍尔：《报告与论文选》（七卷本）第2卷（1899—1905年的报告与论文），由安·贝斯克和埃·米勒编，1997年慕尼黑版第445页。——编者注
[5]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1893年10月22—28日科隆代表大会的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是罗·尼库尔斯基。——编者注
[6] 普鲁士兼并区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2月25日在布雷斯劳召开。——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