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十三章 书报检查的风暴



  彼得堡苏维埃发动了一场辉煌的运动来捍卫出版自由。这场运动组织良好,政治上完美并取得了胜利。它在这场斗争中的忠实同志是一个崭新但团结的行业—政治组织——印刷工人工会(Союз рабочих печатного дела)。
  一位工人发言者在十月罢工前的一次工会大型会议上说道:“我们需要新闻自由,因为它不仅是一项政治权益,同时也是一项经济要求。摆脱了审查制度虎钳的文学将使印刷业及其相关的所有分支行业的工业繁荣兴盛。”从那一刻起,印刷工人就开始了系统性对抗审查规章的运动。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整个1905年,合法的印刷厂就已经开始印刷非法出版物了。但这项工作秘而不宣、规模较小且谨小慎微。从10月起,大量排字工人被吸引到出版非法印刷品的工作中去了。印刷厂内的阴谋手段几乎完全消失了。同时,工人对出版商也在施加更多的压力。排字工人坚持不顾审查条件出版报纸,并威胁说,如果不能这么做,就拒绝继续工作。10月13日举行了一次定期刊物出版社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时代报》的爬虫们和最激进的分子并肩而坐。这一彼得堡新闻界的诺亚方舟决定“不与政府接触以要求出版自由,而是不经许可地直接实现这种自由。”这份决议是多么鲜明地体现出公民的勇气啊!幸运的是,总罢工庇护了这些出版商,在受到考验前就保卫住了他们的勇气。接下来救驾的则是“宪法”。政治蒙难的殉道地,在“与新内阁达成协议”的诱人前景面前,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对出版自由保持了沉默。然而,维特伯爵向自由派代表解释说——这种沉默是一种同意的信号,宣称的言论自由也会延伸到出版方面。但是,首相补充说,在颁布关于出版的新法律以前,审查制度仍然有效。呜呼,他错了:事实证明,他那种宪法下的审查就和他本人一样无力。它的命运,不是由出版商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决定的。

  10月19日,苏维埃表示:“沙皇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的‘言论’自由,但最高出版事务局仍然存在,检查员的铅笔仍然在发挥作用……出版言论自由仍需要由工人来争取。代表苏维埃决定,只有那些编辑无视审查委员会,拒绝将自己的报纸交给审查机构检查,像代表苏维埃出版自己的报纸那样出版的刊物才可以出版。因此,排字工人以及其他参与报纸出版的印刷工作的工人同志,只有在编辑宣布‘准备落实出版自由’时才会继续工作。到那之前,报社工人将继续罢工,而代表苏维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使罢工同志领取到他们的工资。不接受本决议的报纸将被没收充公并销毁,并且印刷机也会被捣毁;而不接受代表苏维埃决议的工人将被排斥。”

  这一决议的范围在几天后被扩展到所有的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出版物,变成了新的出版法。印刷业的罢工连同总罢工一起持续到了10月21日。印刷工人工会作出决定:即使是要印刷《立宪宣言》,也不给它开小灶。这一决定得到了严格遵守。宣言只能出现在由士兵负责印刷的《政府公报》上。除此之外,只有反动的《光明报》(Свет)偷偷地背着自己的排字工人出版了沙皇10月17日的‘地下传单’”。《光明报》因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他们的印刷厂被工厂工人捣毁了。
  这不是离1月的冬宫朝觐才过了仅仅9个月吗?难道这群人恳求沙皇给予他们新闻自由的景象,不是前一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吗?不,我们的旧历法在说谎!革命有自己的历法,几个月对它来说是几十年,而几年对它来说则是几个世纪。
  沙皇的宣言,在两万名工人中,找不到半双忠诚的手,来把自己印刷出来。与此相对的,是写有有关宣言的消息和对其的评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传单,在10月18日就已经有大量被散发了出去。与此相对的还有苏维埃《信息报》的第二期,也在同一天被散发到了每一个街角。
  罢工之后,所有的报社都做出了声明:从今往后,他们将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进行出版活动。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于这项措施的真正发起人只字未提。只有《新时代报》通过斯托雷平[1](未来首相的兄弟)的笔,战战兢兢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说什么自己完全准备在新闻自由的祭坛上做出牺牲,但苏维埃找到了他们,要求了他们,强迫了他们——摧毁了他们“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的喜悦感。除此之外,还有某位巴什马科夫[2],《人民之声报》(Народного Голоса)的编辑和一家法语外事报纸《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 de St.-Petersbourg)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自由主义式准备——幸福微笑地面对安灵弥撒(bonne mine a mauvais jeu)的准备。巴什马科夫从内阁取得许可:不需要向审查机关递交其校样,也不需要提交成品报纸。《人民之声报》还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以下愤慨的声明:

  这位警察式法制的守护骑士写道:“尽管我坚信,法律,哪怕是恶法,也应该被遵守,只要它还没被合法权力废除,就应该被遵守,但是,我还是在胁迫下犯法了——我不得已在规避审查的情况下发布了这期的报纸,尽管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衷心抗议我所受到的胁迫,并且,我宣布,只要有些许的可能性,我就会遵守法律。因为,我认为,在目前的动荡时期,把我的名字和那群罢工者相提并论,是一种耻辱。——亚历山大·巴什马科夫”

  这段话,几乎最为完美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官方法制和革命法律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公平起见,我们认为应该补充一点,即巴什马科夫先生在行为上要优于半十月党人(Полуоктябристского)的《言语报》(Слово)——后者正式地从工人代表苏维埃那里得到了“不将自己的报纸送交审查”的书面许可。这些人在敢于蔑视旧政权的权威之前,需要得到新主人的许可。
  印刷工人工会一直保持着警惕。今天,它制止了一个出版商的图谋——他试图通过与一个无所事事的审查办公室建立关系来规避苏维埃的决议;明天,它又伸手阻止了一个利用闲置的印刷机煽动大屠杀的计划。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与煽动屠杀的出版物进行的斗争,始于一份订单的没收——订单要求印刷10万份由“一群工人”签署的、呼吁起义反对“新沙皇”(即社会民主党人)的传单。在这份煽动屠杀传单的原稿上,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3]伯爵和穆辛娜—普希金娜女伯爵的签名。排字工人向执行委员会请求指示,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停止印刷机,销毁铅板,没收任何成品副本。而执行委员会则把高贵流氓的宣言和自己的评论一起刊印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上。
  执行委员会和印刷工人工会采取的一般原则是:如果不直接包含呼吁暴力和屠杀的语句,就不阻止出版印刷。在排字工人的努力下,所有煽动屠杀的出版物都被赶出了私人印刷厂。因此,现在只有在警察部门和宪兵局里,在大门和百叶窗紧闭的情况下,血腥的呼吁才能从那些很久以前从革命者手里没收的手摇印刷机里印刷出来。
  一般说来,反动报刊的出版是完全不受阻碍的。不错,在最初的几天里,确实有少量例外情况发生。我们知道,在彼得堡,曾有排字工人尝试给反动文章加上注解,还有几次是对反革命的拙劣狂妄举动进行了抗议。在莫斯科,排字工人拒绝印刷那时出现的十月党人集团的纲领。
  未来的“十月十七日联盟”领导人古契科夫在一次乡绅大会上抱怨道:“这就是你们的新闻自由!这就只是旧制度翻了个儿。能做的就只有这个制度用过的方法:把印刷材料送到国外,或者开办地下印刷厂。”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自由式法利赛人的愤慨是个无底洞……在他们那看来,排字工人不必对他们自己排好的文章负责。但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热情已经如此紧张,以至于工人在自己的专业工作的时候,也丝毫不曾有一刻在自己的意识中失去革命责任感。一部分反动出版社的排字工人走的更远:他们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自愿陷入贫困。当然,他们拒绝为反动派或自由派对本阶级的诽谤排字,一点也不算违反“出版自由”。最糟也只不过算是违约。
  但是,“自由雇佣”这一残酷的形而上学是多么深深浸透了资本,迫使工人从事最令人厌恶的工作(建造监狱和铁甲舰,锻造脚镣,印刷充满资产阶级谎言的纸张),以至于它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种出于道德动机拒绝工作的行为说成是对人身“劳动自由”权或者“新闻自由”权的侵犯。

※     ※     ※


  10月22日,俄罗斯的报纸第一次从世世代代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对蜂拥而至的新旧资产阶级报纸来说,畅所欲言的能力不是一种福报,而是一种诅咒。要么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无话可说;要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他们可以或应该对新读者说的那些话语;要么还可能是因为审查制度的崩溃还是在他们内心里留下了自我审查的习惯和作为他者的审查员[4]。社会主义报刊那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在这一兄弟会上泛滥的那政治上的笨口拙舌之间,——它们要么被穿上了最高政治智慧的长袍,要么就被用粗糙的激进主义铃铛装饰了起来——立即脱颖而出。
  社会民主主义的《开端报》(Начало)[5]如此宣称:“我们的报纸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俄国无产阶级以其无私的斗争为我们开启了言论自由的大门——我们自由的言论将为俄国无产阶级服务。”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的时评员,多年以来一直像鼹鼠一样过着革命的地下生活,知道开放的蓝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言论对我们的价值。我们人少、弱小、分散且缺乏经验,就像小孩一样,对抗可怕的末日野兽。我们,仅以对国际社会主义福音的无限信仰为武器,来对抗用国际军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躲在“合法”社会的犄角旮旯里,向专制宣战。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字。如果要计算我们的党为每个革命单词而坐牢和流放的小时数,会得到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倾注了精气神和心血的统计数字!
  在这条布满陷阱漫长道路上,在非法作家与非法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法的中介:排字工人、运输工人、推销员……这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危险的链条啊!只要走错一步,就会使所有人都功亏一篑……有多少印刷厂,在开始工作之前就被充公了;有多少文献,在到达读者手中之前就在宪兵局的院子里被烧毁了;有多少劳动被浪费,多少力量被瘫痪,多少人的生活被打破!
  我们可怜的秘密胶印机,我们自制的手工秘密印刷机,就是我们与政府官方谎言和被许可的自由派的旋转印刷机相抗衡的武器。这不就像用石器时代的武器来对抗克虏伯的大炮吗?他们曾经嘲笑过我们。而现在,在十月的时日里,石器时代的斧头赢了。革命的言论出现在了公开场合,为自己力量感到惊讶和陶醉。
  革命报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彼得堡出版了两份大型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两者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拥有超过5万名订户。还有一份较为便宜的报纸,其发行量在开头的两三周内就上升到了10万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同时,在短时间内各自创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报纸的各省对首都的革命出版物的需求也很大,并且不断增加。
  出版条件,和其他所有政治条件一样,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一切都取决于是反动派与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力量状况。在首都,审查制度实际上不复存在。在外省,审查制度虽然继续存在,但受首都报纸语气的影响,变得非常宽松。警察对与革命报刊的斗争缺乏任何统一的思想。没收个别出版物的命令被发出,但得不到认真落实。“被没收”的社会民主主义报刊公开出售——不仅在工人区,甚至还在涅瓦大街上。各省像得到天赐甘露一样吸收着来自首都的报刊。买报纸的人在火车站排起了长队,等待着邮政列车的到来。卖报人几乎被撕成了碎片。某个人会打开新的一期《俄罗斯报》(Русская газета)开始大声朗读其头版文章。火车站会人满为患,变成一个喧闹的礼堂。这种情况重复了第二天,第三天,于是之后就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但有时,甚至不少见到警察的完全被动性被肆无忌惮的暴力取代。宪兵队的军士会在彼得堡的“煽动性”报刊还没来得及离开车厢的时候,就将其没收,并成捆销毁。讽刺杂志为警察的狂热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目标。反对它们的活动是由内务大臣杜尔诺沃领头的——他后来提议恢复对出版物图画的初步审查制度。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援引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做过的权威性描述:漫画家们总是把内务大臣的愚蠢脑袋安在一只猪身上……然而,杜尔诺沃并不孤独。他有着沙皇所有的御前侍卫、高级宫廷侍从、皇室侍从长、猎骑兵军官、御马监带着复仇的愤恨陪着他。
  这个匪帮也最终成功地篡改了出版法——就是那部内阁决定“从现在起,一直到国家杜马通过,用于实现出版自由”的法。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成功地约束了那归功于彼得堡无产阶级已实际赢来的出版自由。11月24日的暂行办法将出版界重新置于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规定任何煽动罢工或示威的行为、侮辱部队的行为、传播有关政府活动的虚假信息,以及任何传谣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在俄国,各种各样的“暂行办法”通常是最持久的立法形式。出版方面的暂行办法也是如此。在国家杜马召开之前颁布的这些暂行办法受到了普遍的抵制,并且像维特的整个内阁一样,一直半悬在空中不得落地。但是,反革命在12月的胜利却为维特《出版法》的实施扫清了障碍。暂行办法开始生效,并伴随着一个补充条款:一方面,“美化犯罪”也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总督和市行政长官获得了自由裁量权。这些恶毒的办法经历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考验,无疑,也将安全地度过第三届……
  在争取出版自由的历史方面,我们还得讲讲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这些革命公报的出版史,无疑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章节中有趣的一页。

※     ※     ※


  在“立宪”前出版的第一期,无论在报的容量上,还是在印刷量上,都不大。它是由一家私人印刷厂为赚钱而秘密印刷的。第二期是在10月18日印刷的。[6]一群志愿者被派到了激进的《祖国之子报》(Сына Отечества)的印刷厂——这个厂稍后落入了社会革命党人手里。管理层犹豫不决。当时的情况还很动荡,谁也说不清印刷革命出版物会有什么后果。
  “那你得先逮捕我们。”管理层中有人这样警告道。
  “你们被逮捕了。”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以武器的力量。”另一个志愿者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一边补充说。
  “你们被逮捕了!所有人都被逮捕了!”编辑室和印刷厂里响起了这样的话语声。
  “所有人都可以被放进去,但都不准出来!”
  “你们的电话呢?去拿电话来!”命令被下达了。
  工作开始了,印刷厂里不断出现新面孔。这些人是职员,其中包括有排字工人。排字工人被邀请到车间去,并开始了排字工作,职员们则被要求撰写短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利益报》(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的印刷厂被占领了。入口被封,岗哨进驻。
  定型工头走进了定型车间。字型在被敲打,炉子被点燃。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
  “谁在这里发号施令?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刚进来的人如此喊道,并试图扑灭炉子。他被制止了,并被威胁关进储物室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向他解释道,这里正在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第三期。
  “你们干嘛不早点说呢……至于吗?……我时刻准备着呢……”岗位上出现了一双有经验的手,并开展工作。
  “你们打算怎么印刷?我们不都停电了吗?”被逮捕的管理人员问道。
  “你们是从哪个发电站取电的?半小时后就会来电。”
  管理人员说出了发电站的名字,但却心存疑虑。几天来,他一直试图恢复电力供应,哪怕只是为了公寓里的照明,但都徒劳无功。因为,被海员取代了罢工工人的发电站,只向国家机构供应电力。
  正好半小时后,灯亮了,机器也可以开始运转了。管理人员的脸上出现了带有尊敬的诧异。片刻之后,被派往发电站的工人带着负责军官的字条回来了。“应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已恢复对大亚切斯基街(Большая Подъяческая улица)39号的电力供应,供《社会利益报》的印刷厂使用。”跟着的是一个签名。
  在和谐甚至是愉快的气氛中,突击队员和“被捕者”一起印刷了大量第三期的副本。
  最终,《消息报》的印刷地点被警察发现了。他们出现在印刷厂,但为时已晚:《消息报》已经被带走了,活字盘也被打乱了。直到11月3日至4日的第二次罢工期间,警察才成功地捕捉到了《消息报》“飞行队”的行动。这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的印刷厂,而那里的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两天了。在得到拒绝开门的回复后,警察破门而入。斯曼诺夫斯基[7]写道,“在一个步兵连的保护下,警察手持左轮手枪闯入印刷厂,但他们自己也被印刷工人在刺刀出现时平静地继续工作的和平场面弄得很尴尬。”

(亚·斯曼诺夫斯基,《苏维埃消息报》夺取大印刷厂行动的组织者)


  “我们都是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命令来的,”工人们宣称道,“我们要求警察撤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印刷厂财产的安全。”
  在与警察谈判的时候,在警察收集原稿与校样并把它们封在桌子和构图框上时,被捕的工人并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立即开始在士兵和警察中进行鼓动工作:悄悄地小声向他们宣读苏维埃对士兵的号召,并分发《消息报》在他们手上。然后,排字工人被登记名字并被释放。印刷厂的门被封住,入口处有警察驻守。但是,哈!第二天到达的调查单位什么也没找到。门是锁着的,封条还是完整的,但既没有排好的字版,也没有样稿和原稿。所有东西都被转移到了《证券交易所公报》的印刷厂——那里正在毫无阻碍地印刷着《消息报》第六期。
  11月6日晚,这类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发生了——《新时代报》的巨型印刷厂被占领了。第二天,这家有影响力的报纸的爬行动物,用两篇文章报道了这起事件,其中一篇的标题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是怎样被印刷出来的》。
  以下是“受害者”眼中看到的故事:

  “晚上六点左右,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印刷厂……经理恰好也在这时进来了。经理得知了来访者们的身份,并邀请他们进入印刷厂的办公室。
  ‘让所有人都出去,’三个人中的一个开口道,‘我们必须和您单独谈谈。’
  ‘你们有三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经理说,‘我宁愿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和你们讲话。’
  ‘我们请求您让大家在隔壁房间等候,我们只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经理同意了。来访者于是开始向他解释,他们是奉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前来的:他们要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以便在那里印刷第七期《消息报》。
  ‘我没法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经理说,‘这地方不是我的,我必须征求我主人的意见。’
  ‘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把您的主人叫过来。’代表们回答。
  ‘我可以在电话里传达你们的提议。’
  ‘不,您能做的,只有请他来这里。’
  ‘好吧……’”
  经理在两位代表的陪同下,走到了电话机前,把(小)苏沃林[8]请过来。那边拒绝了,说自己不舒服,并让编辑部的成员戈尔德施泰因代替他来。后者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只不过强调了几点,以便显示自己作为公民的勇气。他讲述道:“当我前往印刷厂时,煤气灯已经不亮了,街道上几乎一片漆黑。我注意到有几号人在印刷厂大楼旁边和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有那么八到十个人。院子里,在围墙门旁,还站着三四个人。一个工头接待了我,并把我带到了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印刷厂的经理和三个不认识年轻人——显然是工人了。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想说什么?’我问道。
  其中一位年轻人默不做声地给我递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指示,要求在《新时代报》的和印刷厂印刷下一期《消息报》。命令被写在了一张碎纸上,并被盖上了某种好似印章样的记号。
  ‘轮到你们印刷厂了。’其中一位使者对我如此说道。
  ‘什么叫做轮到我们了?’我问道。
  ‘我们已经在《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祖国之子报》、《证券交易所公报》那出版过了,而现在轮到您这了……您必须代表苏沃林向我们保证: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您不会举报我们。’
  ‘我不能代表苏沃林,也不打算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让您离开这里了。’
  ‘我想走就能走。警告你们,我是有武器的……’
  ‘我们和您一样有武器,甚至更好。’代表们一边掏出左轮手枪,一边说道。
  ‘请打电话给看门人和工头。’代表们跟经理说道。
  他带有疑问地瞟了我一眼。我摊了摊手。看门人被叫来了。他们要求他脱下短皮大衣。我们都被逮捕了。一分钟后,我听到人群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办公室门口和前厅里都站着人。
  ‘接管’就这么发生了。
  三个代表进进出出,表现得极为活跃……
  我对其中一位代表说道:‘恕我冒昧问一下,您打算用哪台机器?’
  ‘那台旋转式的。’
  ‘万一您弄坏了它呢?’
  ‘我们有一流的师傅。’
  ‘那上哪去找纸张?’
  ‘就用您的。’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抢劫嘛!’
  ‘这也没办法啊……’”
  最后,戈尔德施泰因先生屈服了。他答应保持沉默,并被允许离开。他叙述道:“我下楼了。门口一片漆黑。大门边上有一个拿着左轮手枪的‘无产者’,穿着从看门人那里拿来的短皮大衣,正在值班。另一个人划了一根火柴,而第三个人把钥匙插进锁里。咔嚓一声,大门打开,我走了出去……”
  “那个夜晚宁静地过去了。印刷厂经理被告知,只要他能保证不说什么,他就可以走。但是他拒绝离开。无产者也让他留了下来……排字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手稿的到来更是缓慢。最新的印刷材料还没有来。当经理提出加快工作速度的提议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着急,能成的。’直到早上五点,看上去很有经验的拼板工人和校对员出现了……”
  “排版工作是在早上六点完成的。然后他们开始敲打字模,为铅板上色。由于罢工,没有煤气来给炉子点火,以便加热铅板。两名工人被派到了某个地方,煤气就通了。所有的商店都被禁止营业了,但整个晚上都能毫无困难地获得食物。商店为无产者开放。早上七点,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开始印刷。工作是在旋转式机器进行的,进行得很顺利。印刷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11点。这时,印刷厂被清空,一捆捆印刷好的报纸被抬到马车上送走。这些马车的数量充足,来自各地……警察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

  工作结束一小时后,一支庞大的警察勤务班在步兵连、哥萨克连和看门人的陪同下,冲进了印刷工人工会的房舍,准备没收第七期《消息报》。警察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警察被告知,他们不会自愿交出现有的副本(35000份中的153份)。许多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再听到警察闯入它们的工会建筑后,立即停止了才刚刚在十一月罢工后恢复的工作,以等待进一步发展。警察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在场的人转过身去,警察偷走《消息报》,而执法记录将会把没收写成是由武力进行的。但这一妥协被愤然拒绝。警察没有冒险使用武力,并在完全的战斗队形中撤退,未能拿走任何一份《消息报》的副本。
  在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后,市行政长官通知警察局:今后在自己辖区内倘若发生类似接管事件,那么辖区警官将受到严厉处罚。执行委员会给出的答复时,只在总罢工时出版的《消息报》,今后在必要情况下将以同样的方式印刷。而事实上,在十二月罢工期间,第二届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届成员被逮捕以后的那个)又出版了四期《消息报》。
  《新时代报》中关于对印刷厂的突袭的详细报道产生了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各省的革命者也运用了这种模式。从此,为出版革命文献而接管印刷厂的做法在整个俄国变得很普遍……然而,在使用“接管”(Захват)这个词的时候,应该说有相当的保留。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那些管理层只知道逃避责任,并因此表示完全准备好被逮捕的左翼报纸的印刷厂。但即使是关于《新时代报》最振聋发聩的情节,如果没有全体人员消极或者积极的同情,也是不可能实现接管的。一旦接管的带头人宣布了“包围状态”,从而免除了印刷厂人员的责任,被围困者和围困者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被捕”的排字工人非常乐意设置革命的原稿,师傅站在自己的机器旁,而经理则鼓励自己的人和外人都加快工作。当然,成功不是靠任何提前精心准备的接管计划,当然也不是靠物理上的武力,而是靠那种普遍同情的革命气氛。没有这种气氛,苏维埃的任何活动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乍一看,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苏维埃选择夜袭这种危险的方法来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在这期间是完全公开的。它的语气和《消息报》比起来差距不大。它公布了苏维埃的决议,并且完整地报道了它的会议。不错,《消息报》几乎只在大罢工期间,其他报刊保持沉默的时间出现。但是,苏维埃难道不能让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破格不参加罢工,从而使自己不必突击资产阶级报刊的印刷厂吗?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孤立的,那么就没办法得出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苏维埃当作一个整体,从它的起源和它的所有策略来看,把它当作是最高革命权利在最紧张时刻的有组织的化身,那么当它不能也不想适应自己的敌人时,当它不顾一切前进,英勇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并扫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一切就显而易见了。在总罢工期间,当所有的生活都完全停止时,旧政权以不间断印刷自己的《政府公报》为荣,并且这还是在士兵的保护下进行的。与此针锋相对,苏维埃使用自己的工人战斗队,确保了革命机关报的出版。




[1] 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Александ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3年?月?日—1925年11月23日),俄国记者、诗人、作家,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的弟弟。1902年起担任《彼得堡新闻报》编辑。1904—1917年任《新时代报》编辑。1905年加入十月党。十月革命后流亡南斯拉夫。1925年死于贝尔格莱德。

[2]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什马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шмаков,1859年1月6日—1943年8月1日),俄国律师,泛斯拉夫主义者。1881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189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04—1905年任内务部官方外交刊物《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 de St. Pétersbourg)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鼓吹血腥镇压革命。1906年加入俄罗斯议会。1906—1913年任《政府公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主编。十月革命后同邓尼金合作。1919年经土耳其流亡塞尔维亚。1924年流亡法国,继续参与流亡君主派活动。1943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3] 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奥尔洛夫·达维多夫(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Орлов-Давыдов,1871年12月13日—1935年1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进入首相府工作。1907年加入进步党。1909年加入共济会。1912—1913年、1913—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支持克伦斯基,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4] 原文直译为“审查制度的崩溃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侵犯的内部审查员,和环顾四周对统治的谨慎。”——中译者注

[5] 《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中译者注

[6] 后续的所有情节,都是根据苏维埃“飞行印刷厂”的主要组织者斯曼诺夫斯基(Симановский)的笔记《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进行描述的。——原注

[7]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曼诺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имановский,1862年?月?日—1926年5月20日),俄国革命家。12岁时成为纺纱工,后来成为车工。1905年革命期间在科斯特罗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科斯特苏维埃成员,同年被捕入狱。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科斯特罗马金属工会,十月革命后当选为科斯特罗马市执行委员会成员。1926年5月20日去世。——中译者注

[8]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沃林(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Суворин,1860年12月18日—1936年8月17日,“小苏沃林”),俄国作家、记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沃林的长子。1903年起担任报刊《新时代》主编,持反犹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逃离彼得格勒,同邓尼金合作。1920年经保加利亚流亡南斯拉夫。1936年死于贝尔格莱德。——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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