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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反对派与革命派
于是，宣言非但没有恢复秩序，反倒帮助揭开了俄国社会两极之间的全部矛盾——煽动大屠杀的贵族—官僚反动派和革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在最初的几天里，或者更确切地说，甚至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宣言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反对派中最温和分子的情绪。但这也只是“似乎”。10月18日，其中一个最强大的资本组织，即所谓的“钢铁工厂主咨询办公室”给维特伯爵写了封信：“我们必须直言不讳：俄罗斯只相信事实；她的血和她的贫穷不再允许她相信话语。”在提出全面大赦的要求时，咨询办公室“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革命群众的暴力表现极其有限——他们行动的纪律性是前所未闻的。根据该办公室自己的声明，它并不是普选权“在理论上”的支持者。但这一办公室确信，“工人阶级已经有力地彰显了其政治意识及其政党纪律，必须吸纳其参与人民自治。”心胸多么宽广！但是，唉！转瞬即逝。如果我们要说这纯粹是一种装饰性的政策，那还是太蠢了。毫无疑问，幻想元素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仍抱着某种希望，即广泛的政治改革将会立即使工业的飞轮畅通无阻地转动起来。这里就解释了一个事实：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对十月罢工本身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几乎没有关闭工厂的情况。莫斯科地区的金属工厂主决定拒绝哥萨克人的服务。但对斗争的政治目标表示同情的最普遍的方式还是在整个十月罢工期间支付工资：在等待工业在“法治社会”下开花结果的同时，他们也把这笔开支记在了“特殊生产成本”一栏。但是，在支付这些工人罢工日的工资时，资本也很清楚直白地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了！工人身上体现出的行动力量使他们意识到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资本最美好的愿望仍没有实现：群众运动并没有在宣言公布后平静下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独立性和社会革命性质越来越清楚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就像当制糖业的种植园主受到没收土地的威胁时那样，整个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会被迫在工人面前一步步地退却：提高工资，缩短工时。
除了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外（这种恐惧在1905年的最后两个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还有一些更狭隘但同样尖锐的利益，促使资本立即与政府结盟。首先是对金钱平凡而又不可抗拒的需求，而企业家们虎视眈眈并展开攻击的对象，就是国家银行。这一机构承当了专制“经济警察”的液压机，而维特在其主宰财务的十年中一直是这液压机的大师傅。对巨型企业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取决于银行的运作，并辅以部长的观点和同情心。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不合规章的贷款、梦幻般的票据贴现、经济政策领域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所有这些都为资本重生为反对派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银行在战争、革命和危机的三重影响下将其业务减少到最低限度时，许多资本家发现自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不再关心一般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需要钱。他们在10月18日到19日的凌晨两点对维特伯爵说：“我们不相信话语，给我们事实。”维特伯爵于是就把手伸进了国家银行的钱箱里，给了他们“事实”……大量的事实。核算本里的数字疯狂上升——1905年11月和12月到1.385亿卢布，而去年同期才8310万卢布。对私人银行的借贷增加得更为迅猛。1904年才3900万卢布，1905年12月1日就已经达到1.482亿卢布了。其他所有业务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增长。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维特政府适当考虑了资本主义辛迪加提出来的口号——“俄国的血液和贫穷”，其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联盟”的成立。这个党的诞生，与其说是源于政治恩惠，不如说是源于一次普通的金钱贿赂。工人代表苏维埃，从一开始，就遇见了一个坚决的、有意识的敌人，那就是在自己“专业”或者政治的联盟中组织起来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说十月党人至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反革命立场，那么，在那些日子中最可悲的政治角色则是由知识分子—小市民激进主义者的政党扮演的。在这六个月后，这个党在塔夫利宫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非同寻常虚假的古典主义悲情表演。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十月罢工的高峰期举行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余的人都被铁路罢工堵在了路上。10月14日，新党定下了自己对事件的基调：“鉴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的要求，我党认为有责任宣布自己与罢工运动的完全团结。我党断然（断然！）拒绝通过与政权代表进行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想法。我党将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冲突，但事先声明：如果失败了，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站在人民一边。”三天后，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革命政党终于摆脱了地下状态的诅咒，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额头上的血迹和汗水的时候，就一头扎进了人民群众，向他们发出呼吁，团结他们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的心脏被革命的铁锤重新锻造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穿着燕尾服的政治家，法庭上的发言人，乡绅会议上的政论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消极地等待着宪法之水开始流淌。宣言有了，但还没有议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议会，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到来，更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到来。他们不信任政府，更不信任革命。他们的秘密梦想就是把革命从自身拯救出来，但无计可施。他们不敢参加人民的会议。他们的报刊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也无人问津。因此，在俄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是局外人。一年后，米留可夫完全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为自己的政党辩解——不是辩解自己没有把力量放在革命的天平上，而是辩解自己没能试图阻止革命。他在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时候写道：“即使是像立宪民主党这样的政党的行动，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些指责我党在当时没有举行集会抗议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只是单纯不理解，或者忘记了参加集会的民主派公众的情绪。”这就是“人民”政党的自我辩护：它不敢走向人民，因为害怕人民会被它的丑恶嘴脸吓跑！
工会联盟在这一期间则起到了更值得尊敬的作用。十月罢工的普遍化有激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他们通过组织罢工委员会并向其派出自己的代表，阻止了那些不处于工人直接影响下的机构的活动。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市议会、银行、办公室、法院、学校甚至参议院的工作都被停止了。知识分子的左翼向工人代表苏维埃提供的财政支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如果是论它在一切领域中的公开活动的话，那俄国和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它巨大作用的描述就显得很荒谬了。工会联盟负责革命的补给，充其量只是一个辅助的战斗单位。它自己也从未声称过自己处于领导地位。
事实上它能做到这一点吗？它最初的组成单位，一直到现在，都是被历史剪掉了翅膀的受教育的庸人。革命唤醒了他们，把他们放到了原先高不可攀的位置。革命让其没有了报纸，熄灭了公寓里的电灯，在黑暗的墙上用火书写下了新的、模糊不清但伟大的落款。他想信，但不敢信。他想向上飞，但飞不起来。也许，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他的灵魂大戏，那最佳的观察时机不是在他写激进决议的时候，而是在他坐在自己的茶桌前的那一刻。
※ ※ ※
罢工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认识的一家人那里做客，这个家庭生活在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正常城市氛围中。在餐厅的墙上高挂着的，是我们党刚刚印在大纸上的纲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在罢工后出版的第一期中的附件。整个家庭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氛。
“嗯，嗯……不坏嘛。”
“这是啥？”
“您说呢？是你们的纲领啊！请您读一下这上面写了什么。”
“我已经读过不止一次了。”
“不，这不够！……这里每个字母清楚明晰地写着，‘本党把推翻沙皇专制作为其当前的政治任务……’您明白吗？推翻！‘……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共——和——国！您晓得不？”
“我觉得我是晓得了。”
“但这是合法印刷的，是在警察眼皮底下发售的，您可以在冬宫旁边用5分钱[1]买到一份！消灭沙皇专制——‘零售价5戈比’！怎样？！”
“那您喜欢它吗？”
“哎呀，‘喜欢’……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呢？指的是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彼得宫城闻着这新报纸的油墨香味呢。现在再让我来问问您：他们会喜欢这样吗？”
“我怀疑！”
一家之主（pater familias）是所有人之中最激动的一个。两三周前他还带着从青年时代就浸泡在民粹党人偏见的激进小市民习气来憎恨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他就用一种全新的感觉——崇拜和恐惧的混合物，来替代这种仇恨了。
“今早我们在帝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处那也读到了这同一份纲领——那也收到了这份报纸……您应该瞧瞧那些先生们！主任把他的两个副手和我一起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把这纲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老实跟你讲吧，当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您怎么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主任这么问了我一句。”
“然后我回问了一句：‘不，您怎么看，谢苗·彼得洛维奇？’”
“‘你们知道吗，’他说，‘我哑口无言。难道，不正是在不久之前，报纸上连批评个小警官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吗？而今天他们居然就能公开地对我大俄国当今皇上（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ь Император）说：滚出去！这群人一点也不讲礼数……一点也不……说话口无遮拦……’其中一个副手开口道：‘语气确实有点重，要是稍微轻点就好了……’而谢苗·彼得洛维奇透过眼镜框看着他：‘毕竟这对你来说不是周日的小品文，而是最值得尊敬的党纲……’您知道这群公共图书馆的先生们，他们是怎么结束对话的嘛？他们问，‘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呢？’您觉得这怎么样？”
“非常喜欢。”
“唔……那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你们那个党的党员呢？”主人有点犹豫不决地问道。
“没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可这个纲领。然后你就加入当地的组织，定期交党费。毕竟你喜欢这个纲领嘛。”
“妈的，的确，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您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不过请您不要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的编辑一样回答我这个问题，要绝对坦诚……当然，离民主共和国还远着呢，但是宪法不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吗？”
“不，在我看来，共和国要比您认为的近得多，宪法才是远得多。”
“那我们他妈的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难道这不是宪法吗？”
“不，这只不过是戒严的序幕。”
“啥玩意？扯淡。这只不过是您报纸式的行话罢了。您自己都不信。天方夜谭！”
“不，这是最纯粹的现实主义罢了。革命的力量和勇气都在增长。您看，工厂和车间，还有大街，在发生什么……最后，看看您挂在墙上的那张纸吧。两星期前您还不可能会这么做。那现在让我问您刚才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们在彼得宫城，怎么看这件事？毕竟，他们还活着，也想活下去。他们手头上还有军队。您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不战而降？不，首先，在离开之前，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行动中去，直到最后一把刺刀。”
“那宣言呢？那大赦呢？难道它们就不是事实了？”
“宣言仅仅意味着暂时休战，只不过是一声喘息。那大赦呢？……从您家的窗户，还可以看到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它仍然坚固地矗立着。克雷斯蒂监狱[2]是这样，保卫部[3]也是这样……您怀疑我的坦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么我现在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个人完全有资格接受大赦，但是我不急于恢复合法身份。到收场以前，我都会以这个假护照继续生活。宣言既没有改变我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我的策略。”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你们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政策？”
“举个例子？”
“比如不要谈论有关推翻专制制度的内容。”
“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更礼貌的语言形式，彼得宫城就会同意建立共和国并没收土地？”
“唔……我觉得您在夸大其词……”
“我们将拭目以待……先失陪了，我要去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入党的事情怎么说？您只要说一声，我们就能马上给你做登记。”
“感谢，感谢……有的是时间……局势太不确定了……我们之后再谈谈……祝您好运！”
[1] 1卢布合100戈比，戈比在我国相当于分。——中译者注
[2] 克雷斯蒂监狱（Кресты，意为“十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所监狱，位于市中心以东涅瓦河畔的复活滨河路，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道，包括两座十字形建筑（因此得名）和东正教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监狱有960间牢房，最初为1150名囚犯设计。在建造一个现代化的监狱设施（也以十字架的形式）之后，计划关闭。——中译者注
[3] 即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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