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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曾颇有信心地希望能够很快复原，让我能参加关于国内局势与党的新任务的讨论。但是我的病来得比以前任何一次更不合时，而且医生们最初预见的更为拖延。无法想，只得将我的意见在这封信里向你们说明。
政治局关于党组织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示出，党在其历史的路上已临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正如许多党部会议上所正确指出的，需要谨慎小心；可是同时还需要有坚定和坚决。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乃是此类场合中最糟糕形式的不谨慎。
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党的创意力，某些心地保守的同志们批评着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委员会正在给自己负担起一些不可能做到的责任；说那决议将只能产生幻想与消极结果。很显然，这种态度泄露出人们对党的一种深刻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旧方向将重心错误地置于机关之中，而中央委员会宣布的新路向则将此重心转到全体党员的活动上，到他们的创意力及其批评精神上，将他们视作无产阶级的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新路向的意思根本不是说：要对党机关发出一道命令，要它们于某月某日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不，这种制度将由党本身实现出来。简单地说：党一定要把它的各机关从属于它，不许片刻停止其为一个集中的组织。
在新闻的辩论与文字中，人们曾经着重指出：“纯粹”、“完全”、“理想”的民主是不现实的，而且一般说，民主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我们有同等的理由说：纯粹与绝对的集中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与一个群众政党的性质不相容，它之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正如党机关之不能成为目的一样。民主与集中是党组织的两个方面。问题是要在最正确的方式中，即是说，在最符合于局势的方式中，使二者协调起来。在最近时期中，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平衡。重心被错误地放置于机关之中。党的创意力被减低至最小限度。由此发生的那些领导习惯与领导方式，根本违反了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精神。扼杀党的创意，机关实行过度的集中，这便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这情绪使党在穷迫之中取了不健全的形式发泄出来，其中之一乃是非法小组织的产生，它们是受着显然敌视共产主义的份子所领导的。同时，全党愈来愈不赞成用机关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思想，或至少是这种感觉，以为官僚主义有使党进入死巷的危险，已经是很普遍了。指出此一危险的呼声已经叫出来了。关于新路向的决议乃是党内业已发生的变化之首次正式表示。它将会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得看党，即要看它的四十万党员，想它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够实现它到什么程度。
在不少文章中，有人努力指出：为要给党以生命，必须从提高党员水准开始，做到这一点以后，其他的一切，即工人民主，自然而然会来到的。无须争辩，为要使我党能完成落在它身上的巨大任务，我们必须提高党的思想水平。但正因为此，这样纯粹教书式的，教授式的提出问题是不够的，因而是错误的。坚持这个办法，一定会使危险加重。
党要提高其水平，除非是完成其主要的任务，除非采用集体领导——它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创意力。我们一定要从政治观点而不从教育观点去接触问题。工人民主的实施不能视党员对民主的“准备”程度来决定。党就是党。对于想加入党的人，我们可以提出严格的要求；但他们一经被接纳为党员，他们就得最积极地参加于党的一切工作。
官僚主义杀害了创意力，以此妨碍了党的一般水平的提高。这是它最主要的毛病。因为机关总是由最有经验与最有功绩的同志们组成，所以官僚主义的最可悲的反拨作用，正发生在对年青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训练上。同时，因为青年人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他们对党的官僚主义发生了最强烈的反应。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几乎完全让党干部解决问题——对于较老一辈没有影响，虽然这一辈乃是党的政治经验与革命传统的化身。对于老辈们的危险也是很大的。毋需看成为绝对的，那便是大错特错。他们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之内，与新一辈保持不断的与积极的合作，才能使老卫士们长保其为革命的因素。当然，老卫士们会僵化的，会不自愿地成为官僚主义之最完整的表现。
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过“老卫士”堕落的例子。让我们举出最新近与最显著的例子，即第二国际各党的领袖们的情形吧。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维多·亚德烈，考茨基，培恩斯坦，拉发格，格德，以及许多人，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亲炙弟子。但是我们知道在议会运动的大气中，在党机关的自动发展影响之下，这些领袖或者部分地转到了机会主义。我们见到了，在大战前夜，社会民主党那个可怕的机关，蒙上了老辈们的权威，变成为妨碍革命前进的最有力的制动机。而我们，这些“老人”，应该明白地对自己说：我们这一辈，很自然地起着党的领导作用，却非绝对保证能免于本身队伍中革命精神与无产阶级精神之逐渐地与不自觉地减弱。只要党容许官僚主义方法（这方法将年青人变成被动的受教育的材料，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党部与群众，老辈与年青人之间的脱离）继续生长与稳定，则此种减弱的危险就难于避免。要想防止这个无疑的危险，除了郑重深刻与激烈地转变方向，转向于党的民主，让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份子大量入党，此外就没有办法了。
我不想给党的民主做一些法理上的定义，也不想讲到党章对此民主所加的限制。这些问题纵然重要，但总是次等的。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光照中审核它们，且将予以必须的修改。不过比任何事情更加应该改变的却是笼罩于我们组织中的那个精神。党的每一单位必须回复其集体的创意，恢复它自由与同志般批评——没有恐惧与没有报复的——的权利，恢复组织自决的权利。必须使党机关更生与更新，要使党机关觉得它不是别的，只是集体意志的执行机关吧了。
党刊上近来登载了不少例子，刻划出党的道德与党的关系业已产生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对于批评的第一句回答总是：“把你的党证拿出来！”在中央委员会决定公布“新路向”以前，你只要指出必须改变党内制度，就会被官僚化的党机关的干部们视作异端，视作小派别精神，视作破坏纪律。现在呢，官僚们形式上是准备“注意”这个“新路向”了，这也就是说，他们准备用官僚方式来取消这个决定。要使党机关更新，——当然必须在明确的党章范围之内——就必须以撤换那些木乃伊化的官僚为目的，代之以新的份子，他们是与集体生活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个联系的。而比一切都更首要的，是要把下述那种人从领导地位上清除出去，那些人一听见批评，一听见反对或抗议，便将惩罚的法宝在批评者的面前舞动起来。“新路向”的第一步一定要使每一个人觉得从今以后谁也不敢向党施行恐吓了。
让我们的年青人反复背诵我们的公式是完全不够的。他们必须争取到革命的公式，必须消化它们，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面貌；他们必须具有发自信心深处与独立品格之中的勇气，以此去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服从，利用权威作机械的平压，压制个性，奴颜婢膝，升官发财主义，这些作风全要被逐出党去！一个布尔什维克不单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人；在每一情形与每一问题上都能造成他自己的一个坚决意见，能勇敢而独立地加以卫护，不仅反对敌人时是如此，便是在他自己党内也能如此的。今天，他多半会居于组织中的少数一边。他会服从多数的，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并不常常表现出他就是在错误一边。多半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见了或懂得了一个新任务或一次转变的必要。他会执拗地一次再一次地，如果需要的话，会第十次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他将会替党服务，他帮助党能以全副武装地迎接那个新任务，或者使党能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不经过小派别斗争的痉挛而完成那必要的转变。
是的，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几个小派别，将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小派别是不应该发生，也不将发生的。党不会这样瓦解，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自活的集体，但其机体会抵抗得住派别的分解。不过要想胜利地克服小组织的危险，唯有发展和巩固那个走向工人民主的新路向。机关官僚主义恰恰是小组织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粗暴地镇压批评，将不满驱回到组织的深处。它总是要把小组织的帽子扣在任何批评与任何警告的头上。机械的集中主义必然要用小组织主义来补足的，后者乃是民主主义的恶毒的讽刺画，同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危险。
党如果清楚地了解了这个局势，将能以落在其肩上的诸任务所要求的那种坚定，去完成这个必须的转变。用了同样的坚定，它将把党的革命团结提高到更高水平，以此作为保证，让党能完成其无限重大的国际间的诸般任务。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深怕耗费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在此谈到几个重要方面。不过我希望不久我的疟疾会痊愈，这毛病，对我本人说，是显然反对新路向的。一俟病愈，我将能在口头上，更充分地补充并阐明我的见解——这在本信内是不能做到的。
致同志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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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真理报稽延了两天才刊登这封信，利用这个稽延我再补充几句。
我从某些同志那里听说，当我的信被向区的各次会议宣读时，有些同志曾经表示了这样的恐惧，说我关于“老卫士”与年青一辈之间的关系所说的意见，许会被人利用来使年青人与老年人对立（！）。毫无疑问，感到此种恐惧的只能是那些人，他们在两三个月之前曾经诚惶诚恐地排斥了必须改变路向这一思想本身的。
无论如何，在目前这时机与目前的情势中，将此类恐惧置于前列，总表示出他们对真正危险及其相对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年青人现在的情绪（它具有最高度的象征意义），恰恰是那种用以维持党内“平静”的方法所造成的，这个平静已被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在形式上谴责过了。换言之，像从来所了解的“平静”，有使党的领导部分愈来愈脱离年青共产主义者的危险，也就是说，有脱离党内最大多数群众的危险。
党机关代替全党思想与代作决定的某种倾向，会使领导层的权威完全安置于传统之上。尊重传统，不用说是共产主义训练与党内团结的一个必要因素，但要使它成为有生命力的因素，就只有靠积极地检讨这个传统，使它不断地获得滋养与巩固，这也就是说，要靠我们集体地为目前来研订党的政策。否则，传统可能堕落成为一种纯粹官式的情绪，除了空洞的形式之外，一无所有。老辈与小辈间这样一种联接显然是不够的，最最脆弱的。可能在表面上看来很坚固的时候，其实却正是快要破裂了。这恰恰是党内“平静”政策的危险所在。
再，如果那些不曾官僚化的元老们，他们还保持着活跃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最大多数的战士是如此的），清楚地体会到我们上面指出的危险，以全力帮助党去实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那末使两辈代对立的任何理由都会消失的。那时候要想安静年青人的热情，阻止他们可能做出的“过火”举动，是相当容易的。可是首先需要的是行动起来，务使党的传统不被集中操在领导机关中，而要在整个党组织的日常经验存活着，不断地被更新着。如此一来，又可以避免另一个危险：年老的一辈也不会分成为以保持“平静”为己任的“官派”与非官派了。党机关，也就是党体上的骨架，如果不再自我封锁，则其结果绝对不会减弱力量，而定会愈见强大。不容争辩，我党需要一个有力的集中化的机关。
我信中举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堕落的例子，也许有人会不赞同，会说它是不正确吧，因为在他们看，他们与我们年处的时代是深刻不同的：昨天是停滞的改良主义时代，今天是革命时代。当然，例子不过是例子，二者间绝非完全相同的。不过，将两个时代作无差别的对比，其本身并不决定任何事情。我们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危险并非没有缘故的，因为它和世界革命的迟延密切相关。我们日常的实际的政务工作（那是愈来愈琐碎和专业化的），诚如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指出，隐含着一个危险，即：我们的视野日益狭小，这便是机会主义堕落的危险。很明显，如果各级党部“书记们”的老板作风愈加代替党的真正领导，则此等危险将愈加严重。我们的困难，首先是我们的内部困难，如果想靠“时代的革命性质”不加以克服，那我们更成了劣等的革命家。“时代”一定要靠政治局所一致宣布的新路向的合理实行来帮助的。
临了，还要说明一点，二三月之前，那时作为目前讨论对象的诸问题尚未出现于党的议程，某些从各省来的负责同志曾经宽慰地耸耸肩，对自己说：这是莫斯科的发明，在各省却是万事如意的。[1]即使在现在，此种语调仍旧反映在各省发来的一些通讯中，将平静的与合理的外省和纷扰的与污秽的首都相对立，就是发挥了我们上面说过的同样的官僚精神。实际上，莫斯科的组织乃是我们所有党组织中最大、最强与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即使在那所谓“平静”（这个名词是很具表现力的，应写进我们的党史中去！）的最沉闷时期，它的活动也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紧张，如果今天莫斯科与俄国的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则其不同处在只在于莫斯科已经发动起来，重行审查我们党的路向。这是它的好处，并非一种坏处。全党将会跟踪着它，将会前去对现时期的一些价值作出必须的重新估定。各省党机关对此运动的阻力愈小，则各地组织愈易于过渡这个有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经阶段，此类批评的结果，将被转变成党团结的增长以及思想水平的提高。
里昂·托洛茨基
[1] 为要反对反对派，“三头”也曾利用过各个落后省份的党组织。他们说：反对派不过是“莫斯科超级政治空气中”起着作用的一小群“知识份子与学生”。乡村对于城市，较小政治中心与僻远政治中心对首都的政治中心，都不免怀有成见，自来的反动政治家总是利用这些成见来反对进步的与革命的敌对者。“三头”也应用了这件政治武器，并且收获了相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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