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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年一年内，许多军事工作者和我，口头上与文字上，交换了好几次意见。关于军队中一些明显的不好现象以及腐臭的差事主义[1]发生出来的坏风气。在最近一届海陆军政治工作人员大会上，我已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我认为将它在一般报纸上讨论一下是适当的，更何况这毛病绝不以军队为限呢。
差事主义与官僚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前者乃后者的诸般表征之一。由于习惯用同一方式工作的结果，人们做事时就不再充分思索；他们自满地应用习用的语言，却不想想这些语言的意思；他们习惯地发号施令，却不问问那些号令是否合理；他们害怕听见每一个新字，每一个批评，每一个创议，每一种独立性的表示——这样就表示出他们陷进了差事主义的罗网，是危险万分的。
在军队政治工作者大会上，我举了我们军事单位的一些历史记载，当作差事主义思想的例子，这例子初看起来仿佛是天真无害的。出版我们各军、各师、各旅的历史中一宗有价值的成就，它证明出我们的军队是在战斗中组成的，它证明出这些军队无论在组织方法，或作为活的机体的精神方面，都是在技艺的学习中组成的；它又表明了我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关心。不过，我们没有理由隐瞒过失，我们得指出：这些历史记载的最大多数，是用扩张和吹嘘的笔调写成的。
不但如此，这些作品中的某几篇，使你读了甚至会想起往日为沙皇御林军而作的那些历史记载。这譬喻无疑会引起白党报纸的讪笑。但若我们因为害怕予敌人以有利之牌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我们成为老废物了。从有益的自我批评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比之于但或欠尔诺夫[2]将会复述我们的批评而引起的害处，要无比地大些。是的。让那些听见了第一声自我批评便陷于狼狈（或在她们周围制造狼狈）的虔诚的（或不虔诚的）老婆婆们懂得这些道理吧！
当然，我们的军队，以及全国和它们一起，有权利为他们的胜利而自傲。不过我们有的不仅是胜利而已，我们也不是直接达到了这些胜利的，而是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在内战中，我们见过无可比拟的英勇精神的发挥，这种精神之所以更加值得怀念，因为它十九是无名的，集体的；但我们也有过相反情形：软弱，狼狈，胆怯，无能，甚至还有过变节。我们各个“老”队伍（在革命时期有四五年存在就已经算老了）的每一队的历史，如果忠实而生动地，即是说，如果能一如它在战场上和营房中所展开的方式写下来，那是最有兴趣与最有教育意义的。可是事实上，人家不那样作为，你时常读到的，只是些最平凡的差事主义方式的英雄传奇。读了它，你会以为我们队伍中只有一些英雄；会以为每一个士兵都燃烧着战斗的愿望；会以为敌人总是数量上占着优势；会以为我们的命令总是合理的，适合时机的；其执行是漂亮出色的，等等……。
谁若以为这样一做，一个军事单位便能在它自己眼中变得很崇高起来，而青年人的训练会发生好的影响，那些人可说是浸透了腐臭的差事主义精神的。最好，这样的“历史”不会留下丝毫印象；一个红军士兵将以他父亲当年听人讲“诸圣列传”的方式来读它或听它：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呀，却不是生活中所实有的。至于那些较老的，曾经参加过内战的人，或单是比较的聪明一点的人，那就会对他们自己说道：军人也在向我们的眼睛撤沙子哩。或者更干脆单纯些，他们会说：人家在给我们“大洒狗血”[3]。至于那些更加天真的，那些将万事往好面看的人，则会想道：“我，一个懦弱的人，怎么能提高到这些英雄的水平呀？……”这样，那“历史”不但没有提高他们的士气，反而沮丧了他们[4]。
历史的真相对我们说不单具有纯粹性的历史兴趣。我们需要这些历史记载，首先因为它们是教育工具。如果，举例说吧，一个年青指挥员习惯了关于过去的传统诳话，那他很快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日常工作甚至在军事活动上都会认可它。例如他偶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会自问道：我应该忠实地报告的！不过他已经被提高到差事主义的精神，他不愿意做不成那些英雄们——他在本部队的历史上曾经读过英雄们的伟迹的；或者，很简单，他心中的责任感已经死去了。在此场合中，他便修剪事实，即歪曲事实，欺骗上级。而下属的虚伪报告，终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上级的错误命令与错误处置。最后，那是最坏的事情，指挥员简单地害怕把真相报告长官们。此时，差事主义就具备了最可恶的性质：以说谎取悦上级。
不论在军事艺术或革命中，最高的英勇精神都是真诚与责任感，我们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点，即不是从教人切勿说谎，切勿欺骗邻人这种道德的观点，来谈到真诚的。在阶级社会中，那里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存在着斗争与战争，这种唯心主义的原则是纯粹的伪善。特别是军事艺术中，势必要包含狡计，伪饰，奇袭与欺骗。不过，以我们为之舍命的那个事业的名义，有意和故意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或由于诌媚取悦，或简单因为受了官僚化的差事主义影响，于是发出有害的假报告，向上级保证“万事顺利”，则是另一回事。
（二）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差事主义问题？在革命最初几年中它是怎样被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心目中所想的还是军队，不过读者自己可以将我们的话和我们工作的其他所有方面作必要的类比，因为在一个阶级的发展中，在它的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发展中，是有某一条平行线存在的。
我们军队的新干部系由革命者、战士与游击队员补充的，这些人干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获得了某种资历，特别是获得了一种品格。这些指挥员们的特性并非在于是创意力的不足，而在于创意力的过多；或者，更加恰切些说，在于他们对行动中的协调需要以及坚强的纪律需要，了解得不当（即是说，他们脱不了“游击作风”）。军队组织的第一时期，充满了反对各式各样军事“独立性”的斗争。那时候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与坚强的纪律。内战那几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艰苦的学校。到最后，个人独立性与纪律感之间的必要平衡，是胜利地在首批最好革命指挥员中间建立起来了。
在停战后几个年头中，我们年青的军事干部的长成发展，采取了很不同的途径。一个年青人，以未来指挥官资格进入了军事学校。他既无革命资历，又无战争经验。他是一个新参加者。他并不像老辈那样地去建立红军；他是参加一个既成的组织，这组织业经具有内部制度与明确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其关系正和党内年青共产主义者与老卫士之间的相似。因此，设法将军队的战斗传统，或党的革命传统转给年青人，是有巨大意义的。没有承继的血缘，因而没有一个传统，便不可能有稳定的进步。不过，传统不是僵硬的规则，亦非官定的典范；它不能被当作福音来死记与接受；也不是老辈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仅凭他的“荣誉之言”而相信的。相反，传统可以说，一定要经过一阵内部分娩的痛苦才能获得；它一定要被各人自己以批评态度加工一番，然后加以消化。否则，整个儿便是建筑在沙上的房屋。我曾经谈起过那些“老卫士”（经常是二三等的）按照法摩索夫[5]的方式向年青人灌输传统：“学学老辈吧，譬如说，学学我们，或者我们过世了的伯伯吧……”。但是，无论从这位老伯伯或他的侄子那里，你都不会学到任何值得一学的东西。
我们的老干部，对革命曾立了不朽的功业，在年青的军事人员的眼中享有很大威望，这是无可争辩的。这原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它保证了高下两级指挥员之间不可拆开的结合，而且巩固了他们和普通士兵的联系。不过得有一个条件：老辈的威望不要消灭年青人的独立品格，（最重要的），不要以此威吓年青人。
在军队中最容易建立，也最容易诱人去建立如此的原则：“闭起你的嘴，别想东想西！”不过即使在军事方面，此一“原则”之为善，正和它在任何其他方面同。主要的任务不在于阻止人的思想，而在于帮助年青的指挥员去形成他自己的意见，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品格，在此品格中，一定要使独立性和和纪律感相辅而行的。一个指挥员，乃至一般的任何受过训练的人，如果只能说：“是，长官！”那他是无用的。我们旧时的讽刺作家沙尔透可夫曾经论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一味对你说：是，是，是，终于会把你弄得一无是处。”军事行政机关，即军事办公处的整体，有了这些唯唯诺诺的人，事情自然仍旧可办的，至少在表面上，也仍旧不无成功的。但一支军队，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所需要的终究不是那些阿谀诌媚的差事主义者，而是些道德上有坚强锻炼，深怀着个人责任感的人，他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会觉得有责任真诚地作出自己的意见，并以一切方法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却又能不破坏合理地（即非官僚主义地）了解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
红军的历史，一如其所属各单位历史，乃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藉使新旧两辈的军事干部之间相互了解，并建立联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历史中容不得诌媚，虚伪的卑屈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善祷善颂者，这些人只知道趋附奉承。这里所需要的是批评，是事实的考验，思想独立，对现在与未来之独自的研究，独立的品格，责任感，对于自己与自己工作的真诚。可是差事主义却是这些美德死敌。因此让我们来扫除它，烟走它，从每一个角落里烟走它！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
[1] 原文为Functionarism，著者应用此一名词，想表现出为官吏所特有的那些习惯和作风。中文里一时不易找到非常近似的名字，本拟译“官职主义”，兹改为“差事主义”，自然仍不是最合适的。
[2] 但（Fyodr Dan）门雪维克领袖；欠尔诺夫（V.M.Chrernov）社会革命党领袖。二者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者。在海外流亡中，二人继续与苏维埃政权及布尔什维克派为敌。他们在国外发行的报纸上，凡是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歧见，特别是著名领袖对政府与党所作批评，必予以特殊宣扬，作有利于他们立场的附会。这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以“三头”为首的官僚们却最爱利用这一点钳制与压抑反对派的批评，说这种批评会被国外敌人转载并加以利用云。
[3] 译注:这是中国戏台上的俗语，意思是用十分过火的表演来掩饰真实感情和内容的缺乏。原来的英译文为Hokum，意思与此相同。
[4] 诚然，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包括艺术界在内，都有些人拥护这种传统方式的诳骗，以为它可以“易扬精神”。在他们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梦”，会消解意志的。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需要假正经的安慰，受不得批评。但这是不适应于我们革命军队与革命党的。青年人一定要无情地和他们队伍中的此种想法作斗争——托洛茨基。
[5] 法摩索夫（Famusov）乃俄国大作家格烈巴也独夫的喜剧：“有心人的不幸”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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