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旧《火星报》

　　 “1903年的分裂可以说是意想之中的（预料到的）……”
（摘自列宁1910年的一次谈话。）

　　毫无疑问，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年）对未来列宁的大部头传记作者将引起特殊的心理上的兴趣，同时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列宁成为列宁。这并不是说他后来就不再发展了。相反，他是在发展——并且是多么匀称！——，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不过这已经是一种更加有机的发展了。由地下状态到1917年10月25日掌握政权，这是一个伟大的跳跃；但这是一个人的表面的，可以说是物质的跳跃，它对一切，只要是可以掂量和测度的，都已掂量过了和测度过了。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前的那种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看不见的，然而却是最决定性的内在的跳跃。

　　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为未来的传记作者提供一些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发展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时期的有关材料。从那时到现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而这几十年对一个人的记忆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这可能引起自然的顾虑：这里所讲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我本人也有这种顾虑，并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还是放心不下，因为粗浅的回忆和不准确的证据本来就够多的了！在写本书时，我手头根本没有任何文件和参考资料等等。但我想这样会更好些。我只能凭自己的记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记忆自然而然地来写，多少可以避免对往事作违心的修饰，而这种情形甚至在最严厉的自我检查时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样做便于未来的研究者进行考察，那时他们会掌握到与当时有关的文件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有些地方我以对话的形式引用了当时的谈话和争论。当然，时间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未必能够保证准确无误地转述这些对话。然而我觉得我对精神实质的转述是完全准确的，而对某些最强烈的言辞，我是逐字逐句地转述的。

　　由于这里讲的是列宁的传记材料，也就是说讲的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那我就得说一说我的记性。对于一些城市，甚至一些住所的位置，我记忆得非常模糊。比如在伦敦，从列宁的住所到我的住所，距离并不远，但我却不止一次地走迷了路。我长时间老也记不清楚人们的面貌，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过去和现在对人的思想，它们的联系和有关思想问题的谈话，我却记得很牢。这种估计并非主观，我曾通过多次的检验确信这一点：别人和我听同一次谈话，可是他们转述这次谈话时，准确性却常常比不上我，他们得接受我的修改。这里必须补充一个情况，那就是我初到伦敦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乡巴佬，非常希望尽快地把一切都了解清楚。这样，同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其他成员的谈话就自然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因此，传记作者在评价下面发表的回忆录的可信程度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情况。

　　1902年秋我到了伦敦，想必是在10月的一个清晨。我用打手势的办法雇了一辆单马车，按照写在纸条上的住址把我送到了指定的地点。这里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人们事先已经教会我（大概还是在苏黎世时）敲几下门环。据我记忆，那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我开的门，一定是我敲门把她从床上吵醒的。时间是太早了，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可以说是比较熟悉文明社会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在车站上静候一、两个小时，而不是一大早天不亮就去敲人家的门。然而我还保持着自己刚从韦尔霍连斯克逃跑时的那股冲劲。我在苏黎世用大约同样的方式打扰过阿克雪里罗得的住所，不过不是在清晨，而是在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起床，他脸上显出殷切的表情，同时带着应有的惊异的神色。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和第一次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经从克勒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知道了我的情况。克勒尔在萨马拉曾经以“笔尖”作为绰号把我正式介绍给了《火星报》组织。我就是这样受到欢迎的：他们说“笔尖”来了……他们好象是在厨房兼餐室里招待我喝了茶。列宁那时已穿好了衣服，我讲了逃跑时的情况，并抱怨了火星边境上的槽糕状况；这道边境控制在一位中学生—社会革命党人手里，此人由于一次激烈的争论，对火星派不怀好感；加上一伙走私贩敲诈勒索，把我洗劫一空。我把一小包通讯处和秘密接头暗号转给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更确切地说，是告诉她必须把某些无用的通讯处销掉。受萨马拉小组（克勒尔和其他人）的委托，我走访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在所有地方，至少是在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我都发现组织联系极其薄弱的状况。我记不清是在当天早晨还是第二天，我和弗拉基木尔·伊里奇在伦敦逛了一大圈。他带我看了韦斯明斯特（从外面）和另外一些著名的建筑。记不清他是怎么说的了，但语气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著名的韦斯明斯特。当然，“他们的”不是指英国人的，而是指敌人的。这种语气丝毫没有故意加重，而是出自内心，每当列宁谈到某种文化财富或者新的成就，谈到大英博物馆的构造，谈到《泰晤士报》的丰富消息时，在他的声调中都多半流露出这样的语气。后来过了许多年，当他谈到德国的大炮或者法国的飞机时，也同样是这样：他们会了或者有了．做出来了或者达到了，——可是他们是敌人！尽管在他眼前有一种看不见的剥削阶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人类文化，但是他总是能确定无疑地觉察到这种阴影，就象能感觉到白日的光明一样。我还记得，那次我对伦敦的建筑艺术没太注意。我逃出韦尔霍连斯克后就立即转到国外，我是第一次出国，对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的了解非常浮浅，而对韦斯明斯特教堂的拱顶我就更不明其“妙”了。诚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拉我去作这次远距离散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考验我。考脸确实是“按全部教程”进行的。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我讲了在连纳流放地的成员及其内部派别。当时主要是根据对积极的政治斗争，对中央的组织和对恐怖的态度来划线的。

　　“那在伯恩施坦主义问题上就没有理论上的分歧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监狱，后来又在流放地读过伯恩施坦的书和考茨基的答复。我们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谁都没有表示赞成伯恩施坦。认为考茨基是正确的，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当时国际上的理论斗争同我国组织—政治上的争论联系起来，甚至连想都未想过，至少是在最初几号《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连纳出现之前是如此。我还讲了我们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波格丹诺夫早期的一些哲学小册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是：他也认为关于自然历史观的小册子是很有价值的，可是普列汉诺夫不赞成，说这不是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自已的看法，仅仅转述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他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威望是很尊重的，但同时又有些困惑不解。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当时也使我大吃一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了经济学问题。我讲了我们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时集体攻读了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流放时研究了《资本论》，但只研究到第二卷。我还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分析过的大量统计资料。

　　“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时我们不止一次地为这部巨著表示惊叹。”

　　“这可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啊！”列宁答道。

　　显然，他对青年同志注意研究他最重要的经济著作是很高兴的。

　　我们谈到了马哈伊斯基主义[1]，谈到它在流放所的影响，很多人上了当。我说，在连纳“从上面”送到我们手里的第一本胶印的马哈伊斯基的笔记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本笔记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而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思想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的论战而引起的。马哈伊斯基在第二本笔记里“撕下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公式的“伪装”，认为这些公式在理论上证实了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就激起了我们理论上的愤怒。后来，我们又收到了第三本笔记，其中写有正面的纲领，把经济主义的残余和工团主义的萌芽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印象。

　　这次谈话也提到了我今后的工作，当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我想首先熟悉一下已经出版的书报，然后打算秘密回到俄国。最后决定我必须来一番“巡视”。

　　为了安排住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领我通过了几道街区，走进了一所从前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开办《火星报》印刷所的勃鲁缅费尔德曾经住过的房子。在那里为我找了一间空房，这是一所普通英国式的住宅。不是水平式，而是直立式的。下边住着女房东，楼上各层住的都是房客。还有一间空着的公用房间，普列汉诺夫在他第一次光顾这里之后，管它叫黑窝子。这间房被弄得一塌糊涂，这都是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造的孽，也有马尔托夫的账。他们在这里喝咖啡，一起闲聊，抽烟，等等。由此成名。

　　我生活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着手贪婪地阅读过去出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我正是在这时开始为《火星报》撰稿。

　　为纪念什吕谢尔堡要塞[2]二百周年，我写了一篇短评，这似乎是我为《火星报》写的第一篇东西。短评的结尾用了荷马的一段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荷马的译者格涅季奇关于“无敌之手”的一段话，革命就将用这双手来对付沙皇制度（在离开西伯利亚的途中，我在火车上读了《伊利亚特》）。列宁很喜欢这篇短评。但是，关于“无敌之手”，他抱有理所当然的怀疑态度，向我流露出他那善意的讥嘲。“这可是荷马的诗”，我争辩说，不过我也欣然同意不一定要那段古典引文。这篇短评可以在《火星报》上找到，但是关于“无敌之手”的话已经没有了。

　　那时我在怀特切佩尔[3]作了最初几次报告，那里的斗争对手是“老头子”柴可夫斯基（他当时已经是老人了）和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他也不年轻了。结果，使我实在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位德高望重的白胡子老侨民竟然也如此明显地胡说八道……同怀特切佩尔的联系是通过伦敦的一位“老居民”，接近《火星报》编辑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侨民阿列克谢也夫进行的。他向我介绍了英国的生活，而且一般来说他是我各种知识的源泉。记得在去怀特切佩尔的往返途中，我和阿列克谢也夫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回来后，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告了阿列克谢也夫关于取代俄国国家制度和关于考茨基最近的小册了的两条意见。“我们的取代不是渐进的，”阿列克谢也夫说，“而是非常猛烈的，因为专制制度太残暴。”残暴一词（残酷、强硬、坚韧）我记得很清楚。“好吧，也许他是对的。”列宁听完之后说。阿列克谢也夫的第二条意见涉及到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的次日》。我知道列宁对这本小册子很感兴趣，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读了两遍，还在读第三遍；看来俄译文由他校过。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推荐，我认真研究了这本小册子。阿列克谢也夫认为考茨基的小册子是机会主义的。“笨…蛋！”列宁突然说，并且气愤地吸着嘴唇，这是他不满意时惯常的表情。阿列克谢也夫本人对列宁是极其尊敬的，他说过：“我认为，他对于革命要比普列汉诺夫重要的多。”这句话我当然没有告诉列宁，但是对马尔托夫说过。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众所周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共计六人：三个“老年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三个年青人——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住在瑞士。查苏利奇同年青人住在伦敦。波特列索夫这段时间不知在大陆上什么地方。这种分散状态造成了一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列宁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正相反。在我回大陆前夕，他很谨慎地对我讲了编辑部的内幕。他说，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整个编辑部迁到瑞士，但是他，列宁反对迁移，因为这样只会使工作更加困难。这时我第一次，当然也只是刚刚有一点明白，编辑部留在伦敦不仅是出自安全上的考虑，而且有人员组织上的原因。列宁希望使当时的组织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年人，特别是摆脱普列汉诺夫，他同普列汉诺夫已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尤其在制定党纲草案上。在这种情况下，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查苏利奇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副手，而马尔托夫则作为列宁的副手。两位中间人都非常和顺，除此之外，他们彼此之间都很要好。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纲领理论部分上的激烈争论，我是逐渐了解到的。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过我对当时刚刚公布的（好象在《火星报》第二十五号上）纲领看法如何。可是我对纲领的认识很笼统，所以回答不了列宁感兴趣的这个内部问题。分歧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展开的：列宁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生产集中、中间阶层的瓦解、阶级分化的性质等等表现得更加残酷和绝对，而普列汉诺夫一方则认为这些问题带有更稳定和小心谨慎的性质。众所周知，纲领中写进了很多“或多或少”的字眼，这是普列汉诺夫加上去的。据我回忆，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说过，列宁最初的草案同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是针锋相对的，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带有傲慢和讥笑的语气的严厉抨击。这种情况在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列宁对此自然是既不沮丧，也没有畏惧。斗争变得更具有戏剧性了。据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她对列宁说过：“若尔日（普列汉诺夫）是一只猎犬：乱咬了一阵，就又丢下不管了，而您是一只斗犬，死死咬住不放。”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查苏利奇最后这句话：“他（指列宁）很喜欢这种说法。一再满意地问：‘是死死咬住不放吗？’”维拉·伊万诺夫娜甚至还善意地模仿这句问话的语调。

　　我在伦敦时，普列汉诺夫到伦敦呆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到过我们公用的房间，即黑窝子，可是我不在家。

　　“若尔日来了，”维拉·伊万诺夫娜告诉我，“他想见见您，到他那儿去一趟吧。”

　　“哪个若尔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大人物，我于是就疑惑地问。

　　“就是普列汉诺夫……我们都叫他若尔日。”

　　晚上我到他那里去了。在一间小屋子里除了普列汉诺夫之外，坐在那里的还有著名的德国作家、社会民主党人贝尔和英国人厄斯丘。因为没有椅子，普列汉诺夫不知让我坐哪儿好，犹豫了一下，就让我坐到床上。我没有想到普列汉诺夫这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在情况万不得已时，能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谈话用的是德语，普列汉诺夫德语不太好，只能进行一些简短谈话。贝尔首先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如何善于笼络优秀的工人，而后话题又转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英国前辈。贝尔和厄斯丘不久就走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满以为我也会和他们一起走，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不能因谈话来打扰房东了。可是恰恰相反，我却认为现在才是真正刚刚开始。

　　“贝尔谈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我说。

　　“是的，关于英国的政治谈得是有趣，而关于哲学则是胡扯。”普列汉诺夫答道。

　　当看出我不准备走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建议让我陪他喝杯啤酒。他很客气地向我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这种客气之中却有一种默默的不耐烦的样子，我觉得他心不在焉。可能他只是白天太累了。然而我却是怀着一种不满和烦恼的情绪走了。

　　在伦敦期间和以后在日内瓦期间一样，我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见面要比同列宁见面经常得多。在伦敦我们住在一栋住宅里，而在日内瓦，又经常在同一些饭馆吃午饭和晚饭，所以同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一天要见好几次面。可是同有家的列宁每次会面，不是因为正式开会，就是因为有一些小事情。

　　查苏利奇这个人很持别，特别令人喜欢。她写东西很慢，饱受真正的创作之苦。“维拉·伊万诺夫娜简直不是写作，而是在搞镶嵌艺木。”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的确，她把每个句子都写在纸上，在屋里来回走动，拖鞋在地上踢达地响，手里的烟卷不停地冒烟，在所有的角落里、窗台上和桌子上，到处都是烟头和未吸完的烟卷，在她衣服上、手上、稿子上、茶杯里、甚至有时在同她谈话者的身上全弄得是烟灰。她始终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激进派分子，命运使她和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查苏利奇的文章证明，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领会得相当深。但同时，她身上也还保留着七十年代俄国激进派身上的那种难舍难分的道德—政治基础。在私下的交谈中，她可以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论断的不满。“革命者”这个概念对她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记得一次我同她谈到她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的说法时，我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提法。“这不对，”维拉·伊万诺夫娜带着遗憾的口吻，或者更确切地说，带着伤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补充说：“当然，可以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没有地方摆的人都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话。”……

　　当时德国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心，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统派同修正派的斗争。而维拉·伊万诺大娜却不然，而且说：

　　“一切就是这样。他们也将消除修正主义，并恢复马克思，成为多数，但他们最后还将同凯撒共处。”

　　“‘他们’是谁，维位·伊万诺夫娜？"

　　“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关于这一点，维拉·伊万诺夫娜并没有错，看来当时一切都是按另一方式发生的，原因也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查苏利奇对土地纲领采取怀疑态度，不是否定，而是善意的嘲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鲍威尔来到日内瓦，他是老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也是一个极不坚定的人，一度他同司徒卢威很要好，而这个时期他正徘徊于《火星报》和《解放》杂志之间。在日内瓦他开始倾向于《火星报》，可是他拒绝接受割地。他去找列宁，他可能同列宁早就认识。然而，他从列宁那儿回来后还是不服气，大概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他的哈姆雷特式的天性，而没有费力去说服他。我同鲍威尔是在流放时认识的，我们就棘手的割地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我苦口婆心地向他摆了我所有的论据，这是平年来我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一切“火星派”土地纲领的反对者的无数次的辩论中积累起来的。也就在那天晚上，马尔托夫（记得是他）在编辑部会议上通知说（我也在场），鲍威尔找他并声明他是完全的“火星派”。还说，托洛茨基打消了他的所有疑问……

　　“他也信服割地了吗？”查苏利奇几乎是吃惊地问。

　　“特别是割地。”

　　“可……可怜的人。”维拉·伊万诺夫娜用一种难以模仿的腔调说，以至引起我们大家哈哈大笑。

　　“维拉·伊万诺夫娜有很多东西是以道德、感情为基础的。”有一次列宁这样对我说，同时还讲到在维尔纳省长瓦尔用树条抽打示威游行的工人时，她同马尔托夫曾倾向于搞个人恐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一时“偏差”的痕迹，可以在某一号《火星报》上找到。事情好象是这样：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出版这一号《火星报》时列宁不在，那时列宁是在大陆。通讯社的电讯报道了维尔纳的打人事件。维拉·伊万诺夫娜又表现出了她当年作为英勇的激进派为了惩办鞭打革命者的罪行而向特烈波夫开枪的那股劲头。马尔托夫支持了她……当收到这一号《火星报》时，列宁愤怒地说：“这是向社会革命党人投降的第一步。”同时也收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抗议信。此事发生在我到伦敦之前，因而事实上可能有某些不准确，但事件的实质我记得很清楚。维拉·伊万诺夫娜和我谈话时解释说：“当然，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把恐怖作为一种常规；而是以为用恐怖可以制止打人”……

　　查苏利奇没有真正进行争论，况且她不善于公开进行争论。她从来不直接回答对方的论据，而是内心里仔细思考着什么，一激动，就会很快地发泄出来，在这里，她并不是冲着反驳她的人，而是冲着她认为能理解她的人。向主席报名参加辩论时，维拉·伊万诺夫娜是从来也不报名的，因为要她发言，得要等她火气上来。到那时候，她说起话来就完全不顾报告人的所谓发言登记顺序，而且以一种十分蔑视的态度对待它，她经常打断报告人、主席的话，直到把她要说的说完。要理解她，必须很好地熟悉她的思路。而她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总是很有趣味的，并且只是属于她自己的。不难想象，维拉·伊万诺夫娜，她那模糊的激进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她的粗疏的作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立面。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好感，不能说感情上格格不入。然而查苏利奇却象一个精明的心理学家，对列宁的力量有一种不太友好的感觉；在她所谓“死死咬住不放”的这句话里就已经流露出了这一点。

　　编辑部成员之问所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仅仅是逐渐地和好不容易地才弄清楚的。我来到伦敦，正如前面说的，各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在这之前，不要说出国，就是连彼得堡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在莫斯科也象在基辅一样，只不过是在流放犯羁押监狱里住过罢了。我也只是从文章里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我在西伯利亚读过几号《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关于伊里奇、《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作者，我只是模模糊糊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里听说的（好象是从万诺夫斯基那里），知道他是一位新起的社会民主党的明星。关于马尔托夫我知道得很少。至于对波特列索夫则一无所知。在伦敦，我仔细地研究了《火星报》、《曙光》杂志和一般的国外出版物，在一期《曙光》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旨在反对普罗柯波维奇的论工会的作用和意义的丰富多采的文章。“这位莫洛托夫是谁？”我问马尔托夫。“是帕尔乌斯。”然而我丝毫不知道帕尔乌斯是何许人。我是把《火星报》看作一个整体的，在那些月里，我很本没有想在《火星报》和它的编辑部里寻找各种不同的倾向、色彩、影响等等，甚至对这种念头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记得我看过《火星报》上的一些社论、小品文，虽然没有署名，但在行文里却用人称代词“我”，如：“在某一号上我说过”，“关于这一点，在某某时候我已写过”如此等等。我曾打听过这是谁写的文章。原来都是列宁写的。在和他谈话时，我指出，依我看，在不署名的文章中用人称代词“我”来叙述，行文上是欠妥的。

　　“为什么欠妥？”他很感兴趣地问，也许他认为我不是偶然提出来的，也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啊，因为……”我含糊其词地答道，因为我对此没有任何定见。

　　“我不认为是这样。”列宁说道，而且神秘地笑起来。当时在这种创作方法上能够觉察到“自我中心说”的气味。实际上把自己的文章（即使没有署名）分出来的这种作法是对自己路线一种保险，是对最亲密同事的路线缺乏信心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看到构成列宁作为领袖的基本特点的东西，即他那坚定顽强的、不顾一切常规的、不拘泥于一切形式的坚定的目的性。

　　《火星报》的政治领导者是列宁，但是写政论的主力是马尔托夫。他写起东西来很轻松，就象他说话一样滔滔不绝。列宁经常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在那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我记得列宁在图书馆大厅里写过一篇批判纳杰日丁的文章，此人当时在瑞士办了一个私人的不大的出版社，某些地方正动摇于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其实在前一天夜里（他一般是在夜里工作），马尔托夫就已经写了一篇论纳杰日丁的长文并把它交给了列宁。

　　“您读过尤利[4]的文章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博物馆问我。

　　“读过。”

　　“有什么看法？”

　　“觉得还好。”

　　“好是好，不过还不够明确。没有结论。我在这里扼要地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作为补充注释加在尤利的文章里？”

　　他递给我一篇用铅笔写的四开纸大的东西。在下一号《火星报》上登出了附有列宁脚注的马尔托夫的文章。无论是文章，还是脚注，都没有署名。我不知道这篇脚注是否收进了列宁全集。我可以保证那是列宁写的。

　　几个月之后，在代表大会前几周，编辑部里列宁与马尔托夫在游行示威的策略问题上，准确地说，是在同警察武装斗争的策略上，插曲式地发生了意见分歧。列宁说：必须建立一些武装小组，必须使工人武装战斗队员习惯于同警察搏斗。马尔托夫表示反对。他们把争论提交到编辑部。“从这当中会不会发展成一种类似小组恐怖的东西呢？”我就列宁的提议说道。（我要提请注意的是，那个时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策略的斗争，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马尔托夫抓住了这个意见，并开始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必须学会保卫群众游行免受警察的迫害，而不是建立一些单独的小组同它进行斗争。我，大概还有其他人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普列汉诺夫，而他则回避对问题的回答，他建议马尔托夫拟出一个决议草案，以便手头有了文件以后再来讨论所争论的问题。但是，这段插曲已隐没在同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之中了。

　　除了在各种会议场合以外，在私人交谈中，我能观察到列宁和马尔托夫的机会很少。冗长的争论、不拘形式的谈话往往变成侨民间的闲扯和聊天，马尔托夫很愿意搞这一套，而列宁却不喜欢。这位最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他的理论著作、哲学研究，外语学习以及同人们的谈话上都始终不渝地为同一个思想——目的性所控制。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实验室曾经制造出的那种最强烈的功利主义者。然而，由于他的功利主义具有最广阔的历史范围，所以这种个性不但没有被压扁，没有被减弱，反而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马尔托夫这个列宁当时最亲密的战友已经觉得同列宁在一起不很自在了。他们虽然还以“你”来称呼，可是在相互关系中已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冷淡。马尔托夫更注重于今天、他所关心的问题、眼前的写作、政论、论战、新闻和谈话。列宁在抓住今天的同时，也想到明天。马尔托夫曾提出很多而且常常是很出色的推断、假定、建议，但是，这些他自己常常很快就忘掉了，而列宁却能在他所需要的时候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拿过来。马尔托夫的思想象透花似的脆弱，使列宁常常不安地摇头。各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不但没有确定，而且也没有暴露出来，只是事后才被人感觉到。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分成了坚定的人和软弱的人。大家知道，这种称呼最初是非常流行的，它证明，如果说不存在明确的路线分歧，那么处理问题的态度、决心和彻底程度是有差别的。现在再回过来谈列宁和马尔托夫的关系，可以说，无论在分裂之前，还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列宁都是一个“坚定的人”，而马尔托夫则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们俩也知道这一点。列宁以批评的，几乎是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曾经很器重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感到这种目光就很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见面互相交谈时，既没有亲昵的言语，也不说开玩笑的话，至少我看见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不是正视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低垂着眼，戴着那副从未擦净过的夹鼻镜，显得那么呆板无神。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到马尔托夫时，他的语调有些特别：“这是怎么回事，尤利说的吗？”而且把尤利这个名字的发音讲得很特别，略带加重的语气，好象警告似地说：“好是好，甚至非常出色，就是太软弱。”无疑，维拉·伊万诺夫娜对马尔托夫也是有影响的，她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同列宁分开。当然，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上的描绘比实际材料更多，而且这些描绘是在事过二十二年以后出现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对在私人关系上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节的描写也可能有错误和有损于前景的地方。这里，哪些是回忆的，哪些是无意中作了修改的呢？我认为总的说来，记忆力还是使事情如实地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在怀特切佩尔作了“实验性”演说（阿列克谢也夫就此向编辑部成员作了“报告”）之后，我带着专题报告被派到大陆——布鲁塞尔、列日、巴黎。我的专题报告的题目是《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对它的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把详细提纲和引文等交给他审阅。他建议把这个报告再作一番加工，以文章的形式在下一期《曙光》杂志上发表，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不久来了电报，催我从巴黎回伦敦。原来是要派我秘密回俄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那边的人在对失败、对人手不够提出抱怨，好象是克勒尔要求我回去。但是没等我回到伦敦，计划就变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列·格·捷依奇和我很要好，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为我进行了“辩护”，以证明“年轻人”（否则他不这样称呼我）需要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和学习学习，而列宁在进行了一些争论之后终于同意了这一点。到《火星报》俄国组织去工作是令人向往的，然而我更愿意留在国外再呆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伦敦的一个社会党人的教堂去，那里在举行社会民主党集会，中间穿插着革命—赞美诗的演唱。演说者似乎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一位排字工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声地给我们翻译他的讲话，他讲话的调子至少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革命的。随后全体起立唱：“全能的主啊，请你既不要再让国王，也不要再让富人存在吧”……或者诸如此类的词句。“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大量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当我们从教堂出来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但他们所有人都同保守主义、宗教、偏见溶合在一起，并且总也冲杀不出来和普遍行动起来，”……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完全生活在英国工人运动之外，一头埋在《火星报》及其有关的事务里。而列宁有时却在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独立的探索。

　　不用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她的母亲生活非常俭朴。从社会党人的教堂回来后，我们就在两间一套的那所住宅的小厨房兼餐室里吃了午饭。我记忆犹新，端上的是一小锅炸肉排。我们喝着茶。如平常一样开着玩笑，问我能否自己一个人找到家，因为我分辨街道的能力非常差，由于喜欢分类，我把自己的这种缺陷叫作“地形呆小病”。

　　召开代表大会既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最后终于决定把《火星报》的中心迁到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无比低廉，而且同俄国联系也比较容易。列宁勉强同意了这点。派我先去巴黎，以便我从那里和马尔托夫一起到日内瓦。加紧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列宁也到了巴黎。列宁曾在一个由被驱逐出来的俄国大学教授组织的所谓的高等学校里，就土地问题作了三次讲演。当切尔诺夫在高等学校进行了讲演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坚决邀请列宁去讲演。教授们担心并请求讲演人尽可能不陷入论战。但是列宁丝毫没有使自己受此限制，他的第一次讲演的开头部分是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是论战性的，但是它的这种论战性绝不是同它的科学性相矛盾的。我记得在第一次讲演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非常紧张。但当上了讲台，他立刻控制住了自己，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前来听他讲演的加姆巴罗夫教授向捷依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这位殷勤的人想这样来表示最高的赞赏。通过论战的形式，列宁批驳了民粹派和土地社会改良主义者大卫，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他们的共同性，讲演总是停留在经济理论的范围，没有触及到当前的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问题。讲演人所以接受了这种限制，是因考虑到讲演的纯理论性。在第三次讲演结束后，列宁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治报告，似乎是在什瓦齐大街一百一十号，但不是高等学校组织的，而是《火星报》巴黎小组组织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听取理论性讲演的实际结论，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来了。报告谈到当时火星派的土地纲领，包括归还割地问题。我不记得是谁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我记得在报告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十分神气。一个巴黎的火星派分子临走时对我说：“列宁今天可大显身手了。”报告之后，火星派分子同讲演者照例一起到了咖啡馆。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而讲演者本人也极其兴奋。小组的出纳员满意地汇报了《火星报》从这次报告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数目：大约总在七十五到一百法郎之间，这个数目可真了不起！这一切都发生在1903年初。更确切的时间我现在也说不准，但我认为这并不难做到，也许人们已经做到了。

　　趁这次列宁来，决定让他看看歌剧。此事委托给了火星报小组的成员伊·谢多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剧院（喜歌剧），从剧院回来时仍然带着在高等学校讲演时带的那个公文包。演出的是马斯内（？）的歌剧《路意丝》，题材是非常民主的。我们一起坐在楼座[5]里。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以外，好象还有马尔托夫、其余的人我就记不得了。在这次看歌剧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虽然完全不带有音乐性，但是我却记得很牢。列宁在巴黎曾买了一双皮鞋，他穿着很挤脚。这双鞋使他受了好几个钟头的罪，最后决定不穿它了。好象故意为难似的，这时我的鞋也真该换了。我要了这双鞋，起初我很高兴，这双鞋正合脚。我决定穿着它去看歌剧。去的路上还很顺利。但是在剧院里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记得歌剧给列宁和我自己留下了什么印象的原因。只记得他十分开心，很有乐趣地开着玩笑。在回来的路上我痛苦极了，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毫不怜悯地开了我一路的玩笑。在他的玩笑里毕竟隐藏着一种相同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正如已说过的，穿着这双鞋已经受过几个钟头的罪了。

　　我前面提到过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黎讲演之前的紧张心情。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自那时过了很久以后，列宁讲演时也有过表现紧张的时候，而且听众越是不是“自己的”，讲话的因由越是庄重，这种情况就越厉害。列宁说起话来在外表上总是很有信心、很坚定，而且很快，他讲话对速记员简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当他力不从心时，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是他的，而象是反射回来的失去个人特征的回声。而当列宁感觉到这些听众强烈需要的正是他所要讲的时，他的讲话就特别有声有色，说服力很精巧，它不是本来意义的“演说式的”，而是会话式的，只不过场合是讲坛而已。这并不是演说的艺术，而是一种比演说更重要的东西。的确，是否任何一个演说家在“自己的”听众当中都会讲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式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在于什么样的听众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使演说家感觉到是自己的。按照议会的样板培养出来的王得威尔得式的欧洲演说家们需要的正是庄严的场合和慷慨陈词的机会。在纪念会和庆祝会上正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而每一次这样的集会对于列宁来说都是一种小小的个人不幸。在分析战斗性政治问题时，他常常是最鲜明和最有说服力。十月革命前夕，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也许是他演说的最好典范。

　　在巴黎报告之前，我只是在1902年12月底在伦敦听过一次列宁的演说。奇怪的是，我对这次演说的性质、题目已经毫无印象了。我几乎怀疑这次报告是否是他作的？但事情看来是这样，在伦敦举行过一次大型的俄国人的集会，列宁也出席了这次集会，如果他不作报告，他就未必会出席。我记不清楚的原因是：报告他是作过，就象通常那样，报告的题目可能也就是当时那号《火星报》登载过的，因为列宁的相应文章我已看过，所以报告的内容对于我没有什么新东西；不曾有过争论，因为软弱无力的伦敦的反对者们没有勇气反对列宁。听众中一部分是崩得分子，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不大高尚的人，结果报告很平淡。我只记得在集会快结束时，久居伦敦的原彼得堡《工人思想报》小组的成员特某夫妇走到我跟前说：“请到我家过新年吧！”（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记起集会是在12月底。）“为什么？”我粗野地迷惑不解地问。“大家聚会聚会。乌里杨诺夫也去，还有克鲁普斯卡娅。”我记得他们说的是乌里杨诺夫，而不是列宁，以至于我没有马上明白这指的是谁。原来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也被邀请了。第二天在“黑窝子”里讨论怎么办，大家问列宁是否去。好象谁也没有去。真遗憾，要不然这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能够看到列宁在新年晚会的气氛下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在一起。

　　从巴黎一到日内瓦，我就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应邀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好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去了。可是这天晚上的事我只有一种极模糊的印象。总之，这个夜晚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世俗性的”，且不说它带有庸俗性。记得我是相当孤单和忧郁地坐在椅子上，在主人或者主妇关切中间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们分别送来了茶和饼干。处处都感到拘谨，觉得不自在，并且大概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样感觉。也许由于年轻的关系，我对冷漠比其他人更敏感。这次拜访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这次“拜访”在我的印象里是很仓卒的，可以说是纯粹偶然的，就象我同普列汉诺夫的所有会面都是仓卒的和偶然的一样。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光辉形象我打算在其他地方简略地加以描写。这里我谈的只是最初几次见面时的零碎印象，唉！这几次见面我太倒霉了。这一切使查苏利奇大为恼火，她对我说：“我知道若尔日常常令人讨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畜生”（她喜欢用的赞语）。

　　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有一种朴实而真挚的同志式的同情气氛。我至今还在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回想着我常去苏黎世时阿克雪里罗得对的我的盛情接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止一次地到过那里，——我从在他家里的谈话中得知，——他也感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和亲切。在阿克雪里罗得那里我没有碰到过他。

　　至于查苏利奇，她对待青年同志的那种朴实和诚恳态度真是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她的好客，那只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比她能给予的还要多。她住的、吃的、穿的象个极其俭朴的大学生。在物质价值上，她最大的享受是烟草和芥末。她对其中无论哪一样都要消耗很大数量。当她把厚厚一层芥末抹在非常薄的一片火腿上时，我们就说：“维拉·伊万诺夫娜又在美餐了……”

　　“劳动解放社”的第四个成员列·格·捷依奇对青年人也非常关心。在此之前我尚未讲过，他是作为拥有发言权的《火星报》行政负责人出席编辑部会议的。捷依奇通常是和普列汉诺夫走在一起，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持更温和的观点。有一次，使我惊奇的是他向我宣称：“年轻人，任何武装起义都不会有，而且也不需要。我们服苦役时，有一些人好打架斗殴，他们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打死。而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抱定，使行政管理人员懂得，事情可能达到大搏斗的程度，但我是不会参加搏斗的。这样我就受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而且使事态得到缓和。我们对沙皇制度也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否则，我们将被打得粉身碎骨，也丝毫无济于事。”

　　这种策略说教使我大为震惊，我把它分别告诉了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列宁。我不记得马尔托夫是怎样反应的了。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叶甫盖尼（捷依奇的老外号）总是这样，本人倒是非常勇敢的，而在政治上却是极端谨慎和温和。”列宁听了之后好象说什么：“嗯，嗯……是，是。”我们两人都笑起来了，没有更进一步地去评论。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批代表陆续来到日内瓦，同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在这项准备工作中，列宁是无可争辩的领导，虽然不总是那么明显。举行了《火星报》编辑部的会议，《火星报》组织的会议，各代表的分组会和全体会议。部分代表是带着疑问、带着反对意见和小团体的要求来的。准备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

　　参加代表大会的总共有三个工人。列宁非常详细地同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并把他们三个人全都争取过来。其中一个是来自彼得堡的绍特曼。他虽然还很年轻，却是一个谨慎和善于思考的人。我记得他同列宁谈话之后回来（我和他住在一起）还反复说：“他的双眼闪烁发光，洞察一切……”

　　尼古拉也夫的代表是卡拉法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向我了解他的情况（我是在尼古拉也夫时认识他的），随后，他狡猾地一笑，接着说：

　　“他说他原以为您有点象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

　　“嗯，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几乎发火了。

　　“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不知是安慰我，还是戏弄我，列宁反驳说，“你那时也就是十八岁吧，要知道，人不是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倒也是，”我答道，“不过，我和托尔斯泰宗教学说毫无共同之点。”

　　党章问题在会上占很大的地位，其中中央机关报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组织提案和争论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是带着中央机关报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这样一种思想来到国外的。多数“俄国的”火星派分子的情绪也都是这样，不过，并不是很坚决和很固定。

　　“行不通，”列宁反驳我说，“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这样。哼，他们怎么能从俄国来领导我们呢？行不通……我们是坚定的中心，我们将从这里来领导。”

　　有一个提案说，中央机关报有义务刊登中央委员的文章。

　　“甚至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也登吗？”列宁问。

　　“当然。”

　　“这有什么必要？毫无必要。中央机关报两个成员的争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有益的，但‘俄国的’中央委员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争论则是不能容许的。”

　　“这不成了中央机关报的全面专政了吗？”我问。

　　“这有什么不好？”列宁反问，“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机关报就应当是这样。”

　　在这期间，围绕着所谓自行遴选权问题发生了纷争。在一次会上我们年青人谈到了积极和消极遴选。“要知道，所谓消极遴选，按俄国的说法叫做‘驱逐’，”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对我说，“这不那么简单。哈—哈—哈！请把消极遴选搬到《火星报》编辑部试试看吧！”

　　对于列宁说来，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今后怎样组织中央机关报，使它在实际上同时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列宁认为不可能使老的六个成员保持不变。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路在任何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始终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这样一来至多也只是三比三。无论是这三个人，还是另外三个人都不同意让其中任何一位编委离开。只有一种相反的办法，那就是扩大编辑部。列宁想要我当第七名编委，以便往后从七人中，即从扩大的编辑部中分出一个由列宁、晋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更小的编辑小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渐向我透露了这个计划，不过他只字未提他正是建议我作编辑部的第七名编委，这个建议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余全都通过，但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原因，整个计划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吸收第七名编委本身在普列汉带夫看来意味着利用“劳动解放社”中的多数拒绝少数的建议，即以四个“青年人”对付三个“老年人”。

　　我想这个计划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我态度极端恶劣的最重要原因。而凑巧在这里我们又当着代表们的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公开冲突。事情似乎由于报纸大众化引起的。一些代表坚决主张，根据在俄国的可能性，有必要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大众化机关报，例如，“南方工人社”的意见就是如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有不同的考虑，但主要是担心在党的基本核心没有很好地巩固之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大众化”的基础上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小集团。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创办大众化机关报，站在与列宁对立的立场，并公开争取各地方代表的支持。我支持了列宁。在一次会上我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对还是不对，现在已无关紧要），即我们需要的不是大众化的机关报，而是大量的能帮助先进工人把自己提高到《火星报》水平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大众化的机关报将会挤掉《火星报》，使党的政治面貌模糊起来。把它降低到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水平。普列汉诺夫表示反对。他说：“为什么会模糊起来呢？当然，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我们在报上只提出要求，口号，而不是研究策略问题。我们对工人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但是，我们自然不是去研究怎样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我抓住了这个论据说：“要知道，无论是‘经济主义者’，还是社会革命党人都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而分歧恰恰始于怎样进行斗争。假如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就“抹杀了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区别。”……反驳的意见获胜了。普列汉诺夫无言可答。显然，这件事不会改善他对我的关系。不久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解决编辑成员问题之前吸收我参加会议（只有发言权）。普列汉诺夫断然拒绝这样做。而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那我带他来。”实际上也是她“带”我参加了会议。此事的内幕我自己很晚才了解到，因而出席会议时还一无所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用一种很文雅的冷淡态度和我打了一下招呼，他是很善于这一套的。可巧编辑部就是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捷依奇和前面提到过的勃鲁缅费尔德之间的争论问题。捷依奇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勃鲁缅费尔德是印刷所的总管。于是就产生了权限之争。勃鲁缅费尔德埋怨捷依奇干预印刷所的内部事务。普列汉诺夫出于老交情支持捷依奇，并建议勃鲁缅费尔德只管印刷所的技术工作。我表示反对，不能只是在技术上管理印刷所，还有组织上和行政上的任务，所以勃鲁缅费尔德在这些问题上也应当有自主权。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极恶毒地反驳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技术上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上层建筑，行政管理的以及其他的，就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所教导的那样，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此等等。然而，列宁和马尔托夫很慎重地支持了我，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更加难以忍受了。在这两种场合，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赞成我的。但同时他又十分焦虑地注视着我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在恶化，因为这有可能使他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彻底落空。在后来的一次同新到代表一起召开的会上，列宁把我叫到一边说：“关于大众化的机关报问题最好让马尔托夫去反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会和稀泥，而你去会干起来。”干起来与和稀泥这些字眼我记得很清楚。

　　在“兰多利特”咖啡馆召开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之后，也许就是刚刚说的那次会议之后，查苏利奇用她在这种场合所特有的一种胆怯而坚决的口气抱怨我们对自由派攻击得“太过分”。这是使她最难过的事。

　　“请看，他们多么卖力气，”她说着，眼睛故意不看列宁，但她恰恰是主要讲给列宁听的，“在最近的一期《解放》杂志上，司徒卢威给我国的自由派指出了饶勒斯的榜样，要求俄国的自由派不要同社会主义决裂，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可悲命运，所以最好以法国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为榜样。”

　　列宁站在桌旁，前额罩着那顶轻便的“巴拿马式”草帽（会议己经结束，他准备走了）。

　　“对他们尤其要狠狠打击。”他说完，愉快地笑了，好象在有意逗弄维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能这样，”她大失所望地喊道，“他们迎着我们而来，而我们却要打击他们！”

　　“正是这样。司徒卢威对他的自由派说，必须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但不是采取粗暴的德国方式，而是采取更巧妙的法国方式，要学习正在向饶勒斯主义暗送秋波的法国左翼激进派，采取招徕、献媚、欺骗和诲淫的办法。”

　　我转述这次重要的谈话，当然不能一字不漏。但它的意思和精神却相当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我手里没有可供验证的材料，但是要验证也并不难，只要读一读1903年春季的几期《解放》杂志，查一下司徒卢威谈到关于自由派对一般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即可。我记得这篇文章正是维拉·伊万诺夫娜在刚才所讲述的那段情况时说出来的。如果把那期《解放》杂志的出版日期同该杂志被送到日内瓦、送到维拉·伊万诺夫娜手里和经她阅读所需要的时间（即花三、四天的时间）相加，那就可以十分准确地确定上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里的争论的日期。我记得那是春季的一天（也许已是初夏），阳光明媚，列宁那发不清“P”音的笑声是那么开心。我记得他整个平静而好讥讽人的表情，自信而“结实的”身影——的确是结实的，尽管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他后半生要瘦得多。维拉·伊万诺夫娜象往常一样，时而责骂这个人，时而指责那个人。但是好象谁也没有参与争论，即使有过争论，时间也很短，很快就散会了。

　　我和她一起回的家，查苏利奇当时闷闷不乐，她觉得司徒卢威的计划失败了。我对她也没有什么可安慰的。然而，那时我们当中任何人也没有预感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门口的这场简短的对话，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多么成功地使俄国自由派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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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我前面写的那些事件的所有不足之处，结果还比不上我在着手写这本书时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把记忆中的一切，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都精心地收集起来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更详细地讲述这段时期了。普列汉诺夫死了。查苏利奇死了。马尔托夫死了。列宁也死了。他们当中未必有谁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莫非维拉·伊万诺夫娜会留下？但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现在健在的还有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但是他们两人不用说提任何其他的意见，就连编辑部的工作也很少参加，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他们是稀客。列·格·捷依奇可能会讲出点什么，但他是在我写的这个时期快结束时，即在我之前不久才来到国外，况且他没有直接参加过编辑部的工作。我们希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能够提供非常宝贵的资料。她当时处在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接待外来的同志，为要离开的同志送行，建立联系，规定暗号，写信，翻译密码。在她的屋子里几乎总有一股烧纸的气味。她也常常用她那种温柔的坚定口吻抱怨有些人写信太少，或是把密码搞错，或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字行与行重叠在一起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组织工作中同列宁并肩前进，每天都监视着列宁身上和列宁周围的一切。然而我希望这几行字不是多余的，——其中因为至少当我在场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是很少参加编辑部的会议的。而主要是因为有时旁观者能看出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能讲的都讲出来了。现在我还想谈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即为什么我认为旧《火星报》时期，在列宁政治上的自我感觉中，也可以说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一定会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为什么说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

　　列宁到国外已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无论在俄国国内和在大学生团体里，还是在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在流放者之中，他都居于为首的地位。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力量，因为所有他与之接触过和工作过的人都承认这种力量；他到国外时已经具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这一切都贯穿着构成他精神本质的那种坚决的目的性。在国外，他期望同“劳动解放社”合作，首先是同马克思的精辟而卓越的解释者、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名震欧洲和与欧洲有密切关系的演说家——普列汉诺夫的合作。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两个最著名的权威是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不仅是英勇的过去把维拉·伊万诺夫娜推上了最前排的位置。不，她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思想家，她具有广泛的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修养，具有非凡的心理学方面的洞察力。当时“劳动解放社”就是通过查苏利奇同老恩格斯联系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所密切联系的是拉丁语系的社会主义，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不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这种“势力范围”的差别同样在他们的住地上也有表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多半住在日内瓦，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住在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注重策略问题。众所周知，他没有一本关于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他一般写东西很少。但是只要他动笔，几乎都是写关于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题材。在这方面阿克雪里罗得既显示了独立性，也显示了敏感性。通过和他多次谈话（就象和查苏利奇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也非常要好），我明显地感到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问题的著作中有很多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而这一工作中阿克雪里罗得的贡献比仅仅根据发表过的文献所证明的要大得多。阿克雪里罗得本人不止一次地对“劳动解放社”(1903年分裂之前）不容置疑的和受爱戴的领袖普列汉诺夫说：“若尔日，你的手好长，到处捞你所需要的东西。”——大家知道，从俄国寄来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手稿是阿克雪里罗得作的序。“劳动解放社”通过这种行动收留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俄国工作者，同时这似乎也证明是收了一个学生。列宁正是以这种身分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到国外。我没有参加学生和老师们最初的会面，也就是在那几次谈话中制定了《火星报》的基本路线。然而，从半年来的观察，特别是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冲突之所以那么尖锐，是不难理解的，这里除了刚才指出的原则方面以外，老年人在评价列宁的成长和意义上的看法不正确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会后，阿克雪里罗得和编辑部其他成员对列宁行为的不满也夹杂着一些不理解的成分：“他怎么能这样干呢？”在代表大会过后不久，就发生了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决裂。而列宁却仍在继续斗争，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不解。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的情绪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不知为什么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年人纷纷议论：“要知道，他来到国外的时间并不长，来时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阿克雪里罗得在他关于《火星报》初期的描述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从哪儿突然来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劲儿？他怎么能这样呢？”后来人们推测：他在为自己回俄国创造条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掌握着全部通信联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那里已在悄悄地对俄国的同志们进行工作，让他们反对“劳动解放社”。查苏利奇要比别人愤怒得厉害些，但也许她比别人懂得更多些。难怪在尚未分裂以前，她老早就对列宁说他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是“死死咬住不放”了。谁知道当时这些话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列宁不是也重复说过：“是的，这完全正确。除了查苏利奇还有谁更了解普列汉诺夫呢？他只会乱咬，乱咬了一阵之后就扔掉不管了，而任务却完全不是乱咬一阵再扔掉……这里需要的正是死死咬住不放。”关于预先对俄国的同志“做工作”的谈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信的这个问题，当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比任何人都能回答得更好。但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不需进行实际调查就可以说，这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列宁确立和加强今天，常常是在准备明天。他的创造性的思想永远不会停止，警惕性永远不会放松。一旦他确信在革命到来的形势下，“劳动解放社”没有能力直接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时，他就由此为自己作出了一切实际结论。老年人犯了错误，而且不只是老年人：这是一个不光年轻而且也很出色的工作者，阿克雪里罗得出于友谊和爱护曾为他作过序，这是一位领袖，他充满着坚定的目的性，而且看来他也完全感觉到自己是领袖，当他开始同老年人，同老师们并肩工作时，他就确信自己比他们更强和更有用。的确，据马尔托夫说，在俄国国内列宁在同辈人中是出类拨萃的。但是那里老是在一味地议论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青年组织。俄国人的名声总还带有土里土气的痕迹；当时有多少人是俄国的拉萨尔和俄国的倍倍尔！“劳动解放社”则是另一种情况，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同考茨基、拉法格、盖得和倍倍尔，同真正的德国的倍倍尔是平起平坐的！列宁在工作中同他们较量了自己的力量，用大的欧洲尺子测量了自己。正是在同普列汉诺夫发生冲突，编辑部分成两派的时候，列宁才锤炼了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定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以后也就不会成其为列宁。同老年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因为事先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概念的革命运动。不是的，当时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对待政治事件，对待组织和一般实际任务，以及在对待一切行将到来的革命的问题上，看法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在此之前老年人侨居国外已经二十年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对于他们首先是文化事业，而对于列宁却是革命活动的直接武器。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陷得很深的革命的怀疑论者，这在几年以后（1904—1906年）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可悲。他很蔑视列宁的坚定的目的性，对此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傲慢而恶毒的嘲笑。前面已经说过，阿克雪里罗得是比较注意策略问题的，但他的思想顽固，不想走出从准备到准备的圈子。阿克雪里罗得常常以极大的艺术来分析革命知识分子内部的各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的倾向和色彩。在对待革命前的政治上他是一个顺势治疗派。他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药房和实验室的性质。他的用药量总是卡得非常小：这是些杯子，他把最小的砝码放在天平上。难怪列·格·捷依奇把阿克雪里罗得看作斯宾诺莎式的人物，难怪斯宾诺莎是一个金刚石雕刻匠，众所周知，这种工作是要求用放大镜的。而列宁却整个一下子就抓住了事件及关系，在思想上学会了掌握社会的大局，并以此反映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意想不到的行将到来的革命。大概在老年人中只有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比较直接地感到革命的迫近。她那富有朝气的，抛弃了学究习气的，充满着直觉力的历史学修养在这点上帮了她忙。但她觉得革命和旧的激进主义是一样的。她从内心里相信，在我国，除了“真正的”、应当掌握领导权的有信心的自由主义以外，革命的一切因素都业己具备，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过早的批判和攻击，只会吓坏自由派，这种作法实质上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尽管维拉·伊万诺夫娜在报刊上没有谈到这一点。即使在私下的谈话中也不是经常都能把问题谈透。然而，这可是她内心里真正的信念。因此就产生了她同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的对抗，她认为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学理主义者。的确，在顺势治疗的策略中，阿克雪里罗得始终坚持社会民主觉的革命领导权。他只是拒绝把这种观念从小组和团体的语言译成已经行动起来的阶级的语言罢了。也就在这里显示出了他和列宁之间的鸿沟。

　　列宁到国外来不是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一般的”革命写作工作，不是单纯地为了使工作了二十年的“劳动解放社”能继续下去。不是的，他到国外来是作为一个潜在的领袖，他不是“一般的”领袖，而是革命的领袖，这一革命正在发展，已为他所觉察到了。他到国外来是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革命的思想武装和组织机关。我说列宁有一种狂热的而又有纪律的目的性，这意思并不是说他，列宁，在努力促进“最终目的”的胜利，——不是的，这样说太一般和太空洞，——我是在具体而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说的，即他为自己提出了实际的目标：加快革命的到来，并保证革命的胜利。当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国外并肩工作的时候，当德国人称之为距离的魅力的那种东西业已消失的时候，——对于这位“学生”来说，有一点在实际上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即在他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上，他从老师那里不仅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持观望怀疑的那位老师依仗自己的权威能够阻挠挽救工作的开展，并且把他即列宁与更年轻的同事分开。从此列宁便机警地关心着编辑部的组成，从此便组成了七人小组和二人小组，从此便出现了把普列汉诺夫同“劳动解放社”分开和建立三人领导小组的意图，这样列宁永远就可以在革命理论问题上依靠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政策问题上依靠马尔托夫。人的组成变化了，但是“先期行为”却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最终愈演愈烈。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争取了普列汉诺夫，然而并不可靠，与此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并且永远失去了。看来，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感到某种东西了，他在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对他和列宁的联盟提出的令人痛心和困惑莫解的责备时，至少是对阿克雪里罗得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否在某个时候这句名言在报刊上引用过，而且是否在党内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担保这句话是准确无误的。“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而且甚至还有某种更大的，即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历史的回答就是这样。但是很明显，这种历史的启示在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意识中很快就枯萎了。他同列宁决裂了，又回到怀疑主义和尖刻的讥笑，而由于时间的推移，这种讥笑的尖刻性也随之消失了。

　　但是，在“分裂的”先期行为上，问题不光是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的事，也不光是一些老年人的事。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上结束了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火星派”组织在代表大会上非常突然地分裂成几乎两半，这种情况本身说明在这个最初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阶级的党刚刚才冲破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外壳。大批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涌向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以其左翼在向《火星报》靠拢。在知识分子青年中，特别是在国外，赞助《火星报》的小组很多。所有这些人都很年轻和缺乏经验，并且多半都不很坚定。火星派的女大学生们曾向报告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火星派的妇女能否嫁给海军军官？”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三个工人，而且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吸收进来的。一方面，《火星报》在招收和培训职业革命干部，把一些年轻的、具有英勇精神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小组只是从《火星报》路过了一下，后来很快就变成了“解放派”。《火星报》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仅在于它是正在建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而且在于它简直就是一篇战斗性的政治的、非常左的、能说善辩的论文。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时激动，赞成在《火星报》的旗帜下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与此同时，渐进主义的教育家们对无产阶级的力量采取的怀疑态度从前是表现为经济主义，而如今也在十分认真地使自己染上《火星报》的色彩，可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火星报》的辉煌胜利，归根到底比它实际的成果要广泛得多。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是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和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不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他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和更充分地意识到了。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情绪相当复杂，这种情绪在编辑部中也有反映，但唯独列宁想象到了充满各种严峻任务、剧烈冲突和无数牺牲的明天。他的警觉性和战斗性的多疑就是由此而来的。组织问题的明确提法也是由此而来的，这种提法象征性地表现在关于党员的条目中（党章第一条），在准备收获《火星报》思想成果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列宁在着手新的分化工作，着手新的、要求更高的、更严肃的精选工作，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决定这一步骤上，代表大会有半数人是反对的，普列汉诺夫只是半个同盟者，所有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是公开的和坚决的反对者；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新的选择，无论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需要有非常特殊的信心。经过经验检验过的自我评定给了列宁这种信心，而这种自我评定是在同“老师们”的共同工作中，在预示着未来分裂的雷鸣闪电的最初的冲突中产生的。为了从事这种事业并把它进行到底，就必须有列宁那种强有力的目的性。列宁不知疲倦地把弓弦拉到极限，绷得不能再紧了，同时还在用手指小心地弹试着，看是否有松弛的地方，是否有断裂的危险？“不能拉得这样紧，弓要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断不了，我们的弓是由拉不断的无产阶级材料制成的，而党的弦需要拉得紧而又紧，因为得把重箭射到远处去！”射箭能手回答说。

1924年3月5日

[1] 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于1902年产生，该流派因领导者是马哈伊斯基而得名。马哈伊斯基分子鼓吹用敌对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知识分子，力图引诱工人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译者注

[2] 现称彼得要塞。位于拉多加湖奥烈霍沃岛，建于1323年。1611年为瑞典人所占领。1702年彼得一世夺回。要塞失去军事意义以后成了沙皇监禁革命人士的地方。——译者注

[3] 是伦敦市内一个欧洲移民区。——译者注

[4] 指马尔托夫。——译者注

[5] 剧院里最高、最远的座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