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列宁 十月前后 一 十月前夕关于列宁到彼得堡并出席反对战争和反对临时政府的工人集会，我是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从美国的报纸上知道的。被拘留的德国水兵们一下子就对列宁发生了兴趣，他们第一次在报纸的新闻栏里看到列宁这个名字。这些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打开走出集中营监狱的大门。他们极其注意每一个反战呼声。在这之前，他们只知道李卜克内西。但他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李卜克内西被收买了。如今他们又知道了列宁。我向他们讲述了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的情况。列宁的演说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投向了李卜克内西一边。 在路过芬兰的时候，我看到了新出的俄国报纸，上面登载着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的电讯。这样一来，真相已经大白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是在回到彼得堡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得悉的。这正是革命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是过了很久才看到列宁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那时报纸还是从瑞士寄来的。那些早期的、编号不清的革命的《真理报》，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很有味道，颇有政治收益。以此为背景，列宁的《远方来信》显得特别集中有力。文章写得非常心平气和、理论深透，就像—个绕得很紧的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和扩大的大钢丝圈，从思想上概括了革命的全部内容。 我约加米涅夫同志在到达后不久的一天去拜访《真理报》编辑部。第一次会面大概是在5月5、6日。我告诉列宁，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回国后党所采取的全部方针分开，并说我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立即“个人”加入党的组织，或者试着把区联派的优秀分子带进来，该组织在彼得堡有近三千工人，并且很多重要的革命力量都同他们有联系，如乌里茨基、卢那察尔斯基、越飞、弗拉基米罗夫、曼努伊尔斯基、卡拉汉、尤烈涅夫、波捷尔恩、利特肯斯等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好像还有索柯里尼柯夫，那时已经加入了党。列宁并没有断然表示赞成哪一种做法。首先需要较具体地把形势和人员看准。列宁认为不排除与马尔托夫的各种合作，尤其是与刚从国外回来的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合作。与此同时，需要看一看今后“国际主义者”内部在工作上的相互关系如何。由于我默默同意了列宁，所以，从自己方面来说我就不去强行推动事件的自然发展了。政策是共同的。从我到达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而由于经常重复“和”这个联词只会使发言造成困难，所以我很快就简化成这样的说法：“我们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联合就走在组织上联合的前面了[1]。 七月事变以前，在最紧急的关头，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去过两、三次。在最初几次会面中，尤其在七月事变以后，列宁给人一种高度集中、极端专心的印象，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庸碌”。克伦斯基政权那时似乎很有力量。布尔什维克只是“一小撮”。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明天的力量，可是列宁却在满怀信心地带领着党去迎接最伟大的任务…… 他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引起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慌恐不安。他们模糊地感到，这个人准是瞄准了某种非常遥远的目标。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个准确目标。于是革命的小市民们便自问：这是谁？这是什么？是一个普通的狂躁者？也许是颗具有空前爆炸力的某种历史炮弹？ 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逮捕五十个资本家的必要性的那次发言，似乎说得不那么“成功”。但这次演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对演说者报以短促的掌声，演说者退场时表现出一种言犹未尽和言非所欲的神色……当时整个大厅引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风波。大家以惘然若失的目光送走了这位如此平凡和神秘的人物，顷刻间感觉到这是未来的一场风波。 他是谁？他要干什么？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报纸上不是把列宁在彼得堡革命基地的第一次讲话称之为梦话吗？群众选出的代表不是整个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了吗？列宁的立场最初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不是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吗？ 一方面，列宁要求不但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彻底决裂。他在自己的党内组织了斗争，反对列宁所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这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2]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他削弱了自己的党。但是，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称：“似乎任何一个党都不同意现在夺取政权，不对，有这样的党，这就是我们的党。”[3]一个与别人互不往来的“宣传家小组”公开主张要在一个已彻底动摇的庞然大国里夺取政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奇特的矛盾吗？即使苏维埃代表大会也百思不解这个怪人，这个在小报上写小文章的冷酷的幻想家究竟想要干什么，是何居心。当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一种在真正头脑简单的人看来有些傻气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我们的党淮备夺取全部政权”时，场内哄堂大笑。列宁说：“你们尽可以随便发笑。”他懂得：“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列宁很喜欢这句法国谚语，因为他决意要做个笑在最后的人。他心平气和地接着说，一开始就必须逮捕五十至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翁，并向人民说明，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捷列申柯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更愚蠢些。多么骇人听闻的思想！这位偶尔受到代表大会少数人有节制的鼓掌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害怕政权吗？而我们却在准备夺取它。”不言而喻，回答他的又是一片笑声，这笑声在当时几乎是傲慢的，只是稍有慌张。 列宁的第二次发言，从一个农民的信中引用了几句可怕而朴质的话：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这样战争才会结束。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这段朴质而天真的引文是全部纲领吗？有什么费解的呢？又是一阵傲慢和不安的讥笑声。的确，作为宣传家小组的抽象纲领，“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这句话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可是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不懂得列宁正是正确地注意到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历史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被“压得粉碎”。怪不得列宁在5月向马克拉柯夫公民解释说，“工人和贫农的国家比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要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这正是列宁策略的主要源泉。他透过一层新的但已经相当模糊的民主薄膜，深刻地摸到了“工人和贫农的国家”。它已经为实现大革命作好了准备，但是对于这种准备，它暂时还不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那些假借工农的名义讲话的政党在欺骗工农，而千百万工农还不了解我们的党，还没有看到它就是自己的志向的代表者；同时，我们党本身也还没有了解清楚自己的全部潜在力量，所以它比工农要右“一百倍”。应当使之走到一起来。应当使千百万群众向党开放，也使党向千百万群众开放，既不要向前跑得太远，也不要落在后面。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做解释工作。即使非常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解释清楚。“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孟什维克不同意吗？打倒孟什维克！他们在发笑吗？为时过早……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记得我提议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先讨论正在准备中的前线进攻问题。列宁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很明显，他还想同其他中央委员讨论一下。加米涅夫同志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由列宁匆忙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进攻的宣言草案。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否还保留着。我记不清什么原因，文稿无论对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对国际主义者似乎都不适合。我们原想委托波捷尔恩上去发言，但他也反对这篇文稿。我又另起草了一篇稿子，在会上宣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组织发言的是斯维尔德洛夫，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正是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的时候。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身材瘦小，显出一副病态的样子，但却给人一种卓越、沉着有力的印象。他担任主席时，就像一台出色的马达那样不带响声地和毫不间断地运转着。其秘诀当然不在于主持会议的艺术本身，而在于他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了如指掌，知道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每次会议之前他都同一些代表会晤，详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进行一些开导。开会之前，他对会议如何进行，大体上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即使没有预先交谈，他也能比别人都清楚地知道各工作人员对所提问题的态度。对于哪些同志的政治面貌如何，他掌握得很清楚，当时在党内他了解的人是非常多的。他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和谋略家。在他看来，每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像个别人和党组织内部小集团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整个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都有其具体的组织性质。他能很快地和几乎是自动地把一些数据代入代数公式。因此他使政治公式得到最重要的检验，因为问题关系到革命的行动。 撤销6月10日的示威游行以后，当时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气氛非常紧张，策烈铁里逼迫彼得堡工人解除武装，我和加米涅夫同志到了编辑部，在那里简短的交换了一下意见，由我根据列宁的建议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 这次会面，列宁就策烈铁里最后一次演说（6月11日），谈了几句关系到策烈铁里的话：“要知道，他曾经是个革命者，服过多年的苦役，而现在却把过去全丢掉了。”这些话里丝毫没有政治性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为了政治而说的，只是在一瞬间想起了这位昔日的大革命家的可悲命运。话中带有惋惜和遗憾的色彩，但是表现得很短促，很干瘪，因为列宁最厌恶的就是伤感和心理上的琐琐碎碎，那怕只是一点影子。 7月4日或5日，我会见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好像是在塔夫利达宫。进攻已被击退，统治者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列宁说：“现在他们要向我们开枪了，眼下机会对他们最有利。”他的基本思想是这样：既然有必要转入地下，那就鸣号撤退。这是列宁的战略的一种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往往是建立在对形势的迅速估计的基础上的。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说：“我们在7月干了不少蠢事。”他这里指的是过早地采取军事行动，举行过分挑衅性的与我们全国的力量不相适应的示威游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具有冷静的果敢性，正因为如此，在7月4至5日他不仅从革命方面，而且从敌人方面仔细考虑了形势，并得出结论说：现在是“他们”消灭我们的最有利的时机。侥幸的是，我们的敌人既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没有这样的果敢性。他们只限于作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准备[4]。虽然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在七月发动之后的最初几天他们抓住了列宁，他们，即他们的军官就会用两年后的德国军官对付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办法来对付列宁。 关于隐蔽起来或者转入地下的直接决定，在刚才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没有定下来。科尔尼洛夫叛乱逐渐行动起来。在两、三天里我本人仍在外出活动。在一些党的和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题目是：“怎么办？”布尔什维克遭到的疯狂镇压，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孟什维克企图想尽办法利用在他们的参与下而造成的形势。记得我曾不得不在塔夫利达宫图书馆一个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到会的有好几十人，全是上层分子。孟什维克占优势。我向工会说明，必须抗议在德国军国主义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次会议的经过我已经很模糊了，但我却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两三个人的幸灾乐祸的面孔，简直就欠揍他们的耳光……。同时恐怖手段愈来愈加剧烈了，到处在抓人。我在列宁同志的寓所里躲了几天。后来我又出来活动，到了塔夫利达宫，接着很快就被捕了。在科尔尼洛夫发起叛乱和布尔什维克开始反击的时候，我才获得了自由。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在这段时间解决了。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让我去见列宁，列宁那时还在躲藏着。我不记得是谁带我到了秘密工作寓所（也许是拉赫亚？），我在那里会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里宁也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在场的时候仍继续向他打听工人们的情绪，了解他们能否进入战斗，能否坚持到底，能否夺取政权等等。 列宁这段时间的情绪如何呢？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深深不安的情绪。他清楚地看到，需要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问题的时候到了。同时，他还认为，可以不无根据地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并没有由此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的行为过于消极和等待。列宁不认为有可能重新公开回到工作上来，因为他担心的是，万一他被捕，就可能固定和甚至加强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消极等待情绪，而这样一来就势必错过特别有利的革命形势。列宁的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如此，列宁的警觉性，他对各种迟疑犹豫，对各种消极等待和踌躇不决的思想情绪的挑剔，在这些日子和几个星期里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他要求立即采取正确的计谋：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把政权夺过来，那时就可见分晓了。但是，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本传记作者只能把最主要的精力用来考虑列宁回到俄国的事实，考虑他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情形。除1905年间隔了不长一段时间外，列宁侨居国外达十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现实感，对富有朝气的劳动者的感受，非但没有削弱，相反，由于理论思想工作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而得到了加强。根据个别一些偶然的会见和观察，他能抓住并再创造出一幅完整的形象。但是，他一生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在国外度过的，而这段时间正是决定其未来历史作用的最后成熟的时期。他带着现成的革命总结来到了彼得堡，这些总结集中了他生活中的全部社会理论和实践经验。他几乎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这里仅仅是在开始用被唤醒的俄国劳动群众的新鲜经验来检验他所积累的、反复考虑过的、已经定型的方案。这些公式经受住了检验。不仅如此，而正是在这里，即在俄国，在彼得堡，这些公式更加具有日常不容置疑的具体性，因而充满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在已经不需要根据个别的或某种偶然的样式再创造一幅完整的远景画面了。它已化为各种各样的革命呼声。列宁在这里也显示出，或许他自己也只是第一次充分地感到，他多么善于听取正在觉醒的大众仍然处在杂乱中的呼声。他从内心里鄙视二月革命那些领导政党的庸碌之争，那些各报竞相转载的“强大的”社会舆论风潮，那些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信口雌黄的行为。一句话，他从内心里鄙视官僚气派的二月俄国。在这种用民主画面装饰起来的舞台下面，他听到了另一类事件的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当怀疑派向他指出严重的困难，指出资产阶级的舆论动员，指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时候，他就紧紧捏住颌骨，使脸上的颧骨显得更突出了。这意味着他在抑制着自己，不把他对怀疑派的想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他比谁都分毫不差地看到并且懂得各种障碍，可是，他也清楚、显著和实际地觉察到了历史积蓄的巨大力量，现在，这些力量已经冲杀出来，必将排除一切障碍。他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首先是俄国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还没有忘记1905年的经验，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教训，摆脱了战争的幻想，识破了护国主义的谎言和欺骗，现正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和前所未有的努力。他感觉到了士兵，这些人曾被三年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恶魔般的战争搞得晕头转向，现已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爆发出强烈的冷酷无情的仇恨，准备对全部无谓牺牲和屈辱予以清算。他听到了农民的声音，这些人依然拖着几百年来农奴制的锁链，由于战争的震动，现在第一次感到有了同压迫者、奴隶主、主人、老爷讨还那笔可怕的无情的债务的可能。农民仍然在孤独地徘徊着，动摇于切尔诺夫的空话和自己的土地大暴动的“方式”之间。士兵们仍然在犹豫不决，在爱国主义和明目张胆的开小差之间寻找出路。工人们仍然听完了策烈铁里最近的冗长演说，但已经产生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喀琅施塔特军舰的锅炉里的蒸气已经急不可耐地沸腾了。被那可怕的战火烧得满身伤痕的水兵们，集中了工人的钢一般锐利的仇恨和农民的熊一般沉默的愤怒，已经把那些代表着等级、官僚和军事压迫的家伙抛进了大海。二月革命在走下坡路。联合救星们又重新把沙皇的合法性的破衣烂衫拾了起来，加以拉长和缝补，变成了一件薄薄的带有民主色彩的合法性外衣。但是，在这件外衣里面，一切都沸腾起来，波涛滚滚，过去的一切凌辱都在寻找出口，人们对乡村警官、警察分局长、县警察局长、记工员、巡警、工厂主、高利贷者、地主的憎恨，对寄生虫、游手好闲者、好骂人打人者的憎恨，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就是列宁所听到和看到的，这就是他在久离之后，刚一踏上充溢着革命动乱的国土时，所明显地、绝对使人信服地、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你们这些傻瓜、空谈家和笨蛋，以为历史是在沙龙里造出来的吗？那是高贵的民主党人同有爵位的自由派狎昵的地方，是昨天的可怜的土律师学习匆忙亲吻显贵们的手的地方。傻瓜！空谈家！笨蛋！历史是在战壕里造出来的，在那里，饱受战争之苦的士兵用刺刀结果了军官的性命，然后绕道跑回自己的家乡，放火点着地主的屋顶。这种野蛮行为不合你们的心意吧？历史回答你们说，请莫恼火，我该怎样，就是怎样。这只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得出的结论。你们真的以为历史是在你们的联络委员会里造出来的吗？荒唐，胡扯，蠢话，无稽之谈。历史——等着瞧吧！——这一次选择了芭蕾舞演员、昔日的沙皇情妇克舍辛斯卡娅的宫殿作自己的预备实验室。它从这里，即从这个对旧俄罗斯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来着手准备消灭我们彼得堡沙皇的、官僚贵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和下流行径。那些烟黑满面的工厂代表，那些战壕中没有文化、粗手粗脚、满身虱子的农民代表涌到这里，涌到昔日的皇家芭蕾舞演员宫，他们又从这里把新的预言带到全国！” 不幸的革命部长们吵吵嚷嚷，想方设法要把这座宫殿还给它的合法主人。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因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的阳台上发出了社会革命的口号而亮出一副凶相。但是这种过时的挣扎，既不能提高列宁对旧俄罗斯的仇恨，也不能加强对他惩治它的决心，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早已达到了极限。站在克舍辛斯卡娅宫阳台上的列宁，同两个月后躲在干草棚里的列宁和又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坐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席位上的列宁并没有什么两样。 列宁同时看到，党内本身对有待完成的伟大跳跃存在着一股保守的反抗情绪，最初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列宁不安地注视着在部分党的领导人中和数百万工人群众中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他对中央委员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公式丝毫不感到满足。他懂得从言论变为行动的困难。他竭力用他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把党置于群众的压力之下，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置于其基层组织的压力之下。他分别把一些同志召到他的隐蔽所，收集、核实和盘问情况，运用各种迂回的方法把自己的口号送到党内，传给基层组织，传给每一个党员，使上层领导必须行动起来并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时期的列宁的行为，必须搞清一点，他毫不动摇地相信群众愿意并且能够完成革命，但是对党的司令部他却没有这种信心。同时他最清楚不过地懂得，绝不能错过时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革命形势保持到党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利用它。不久前我们从德国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甚至不久以前，还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如果我们在十月没夺得政权，那过两、三个月以后，我们也能夺得。荒谬透顶！如果我们在十月夺不到政权，那我们就根本夺不到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十月前夕群众不断地涌向我们一边，他们相信这个党能做到其他党所做不到的事情。假如这时他们看到我们动摇、等待、言行不一，那他们在两、三个月里就会迅速离开我们，就像在此之前迅速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这样，资产阶级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它就会利用这一点来缔结和约。力量的对比就会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必要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这正是列宁所懂得、所觉察和感觉到的。他的不安、焦虑、怀疑和后来证明是拯救了革命的强烈压力就是由此产生的。 十月革命时突然爆发的那些党内的意见分歧早已在革命的几个阶段上显示出来。第一次原则的，但当时还只是平和的理论冲突，是在列宁刚一回国时就围绕他提出的提纲而展开的。第二次冲突也比较缓和，导致这次冲突的是4月2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第三次是围绕试图举行6月1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而展开的：“温和派”认为列宁要把带有起义前景的武装示威暗中加给他们。后来的一次冲突已经相当尖锐了，爆发的原因是七月事变。意见分歧上了报纸。党内斗争发展的再一个阶段是预备议会的问题。这一次在党内两个派别集团面对面地公开争吵起来。这次会议作没作记录？是否还保存着？对此我不得而知。而那次辩论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两种倾向，旗帜非常鲜明，一种主张夺取政权，另一种主张在立宪会议中做反对派。拥护抵制预备议会的占少数，但比多数差不了好多。列宁针对各派的辩论和提出的决议很快从隐蔽所给中央委员会写来了一封信。列宁在信中以无比刚强有力的语言表示赞同抵制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的“布里根杜马”。但此信我在《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册中没有找到。这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不知保存下来了没有。在十月革命前夕，当问题涉及到最后采取起义方针和决定起义日期时，意见分歧达到了高度尖锐化的程度。最后，10月25日革命之后，围绕着与其他社会主义党的联合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就异乎寻常地尖锐起来。 回头仔细想想列宁在4月20日、6月10日和七月事变前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后来以及在几次私人谈话中列宁说过：“我们在七月干了不少蠢事。”记得在同德国代表团就德国1921年三月事件的会谈中他也说过此话。这些“蠢事”是指什么呢？是指努力或者过分努力的探索，是指积极或者过分积极的侦查。不一再进行这种侦查，就可能落后于群众。但是众所周知，从另一方面看，积极的侦查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转为总决战。七月事件时的情景几乎就是这样。最后总归还适时地发出了退却的信号。而那时，敌人并没有把事情进行到底的足够勇气。这种情况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克伦斯基政权实质上是毫不稳固的，因为这个怯懦的克伦斯基政权对科尔尼洛夫叛乱与其说是制止，不如说是自己对它害怕。 二 变革在“民主会议”结束前，由于我们坚持的结果，确定了10月25日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当时，不仅工人住宅区而且部队营房里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是把卫戍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日期上来，正是这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来解决政权问题，而工人和部队应当预先作好准备来支持代表大会。我们的战略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我们向政权发起攻击，但在宣传上则强调敌人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必须给他们以无情的反击。全部计划所依据的是强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当时在各地都发展到几乎同样的水平，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最落后的团队至少也会对我们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何步骤都必定会保证我们立即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是，列宁担心敌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调集小股具有坚决反革命情绪的军队先发制人。敌人如果乘我不备而取缔党和苏维埃，逮捕彼得堡的领导成员，那就会使运动失去领导，然后逐步予以削弱。列宁坚决主张：“不能等待，不能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9月底或10月初深夜的节假在苏汉诺夫家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他决心力争通过一项不容怀疑、动摇、拖延、消极和等待的决议。但是，在抨击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前，他还对那些把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人施加压力。有人向他转述了我的话：“我们已经确定于10月25日起义。”我确实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来反对那些企图通过预备议会和通过立宪会议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办法来确定革命道路的人。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去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该报废。那时就连立宪会议也很可能开不成。等到一切事情过去之后再在10月25日召开事先保证我们能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我们也就公开承担了不迟于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义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日期挑剔得很厉害。他说，他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代表大会还开得了吗？即使开得了，它又能做些什么呢？必须夺取政权，不应该把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把起义日期事先告诉敌人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10月25日也只能作为一种烟幕，但起义必须提前，不必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应当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才谈得上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立即着手行动！ 在7月的日子里，列宁曾明确预料到“他们”会枪杀我们，而现在和那时一样，他又替敌人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得出结论说：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乘我们不备用武力袭击我们，使革命瓦解，然后各个击破。像在7月时一样，列宁过高估计了敌人的洞察力和决心，也许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物质潜力。这种过高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目的是使党加倍地努力实行攻击。但党毕竟不能撇开苏维埃和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去夺取政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它的后果甚至会影响到工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在卫戍部队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困难，士兵们了解代表苏维埃，了解自己的士兵支部，他们是通过苏维埃了解党的。如果起义背着苏维埃，不与它联系起来，不借助于它的威望，使士兵看来起义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从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局出发的，那就会引起卫戍部队的危险干涉。还不应忘记，在彼得堡除了地方苏维埃以外，还存在着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与这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抗衡。 结果，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按形势的逻辑他们必然放弃“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要求立即组织起义，不指望苏维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需要把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它在时间上同后者衔接起来，列宁坚持说：“无论如何，夺取政权必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他们就粉碎你们，你们将使任何代表大会也开不成。”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起义不应迟于10月15日举行。记得关于日期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明白，日期仅仅是大致的，可以说是方向性的，根据事态发展，可以稍微提前或推后。但这里谈的仅仅是个日程而已。最必要的是期限，而且是最近的期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沿着同一部分根本反对起义的人作斗争这条线进行的。我不想重复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就下列题目所作的那三四次发言，要不要夺取政权？是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夺取了政权，我们能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当时和稍后，用这些题目写了几本小册子和几篇文章。会上几次发言的思想自然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几次激烈而热情的即席发言的整个精神是很难转述和表达的，满篇都竭力用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去感染反对者、动摇者和怀疑者。要知道，这是解决革命命运的问题！……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大家都感觉自己就像做完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部分与会者，包括我在内，后半夜都住在苏汉诺夫家里。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变进程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尝试导致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有可能利用苏维埃的威望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合法化，并把它与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存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上述这次中央会议到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我记得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10月15日至20日。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就是列宁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防御”性质采取的态度。我曾声明说，关于我们似乎准备在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日”）举行武装起义的传说完全是谣言，并提出警告，对任何进攻我们将给予坚决回击，直到最后胜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见时的情绪比较平静和沉着，甚至我要说，不那么多疑。他不仅不反对我发言中貌似防御的语气，而且认为这种语气完全适合于麻痹敌人的警惕性。但他不时地摇头，并问：“他们会不会抢到我们前头？会不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证明说，以后的一切几乎都会自动地发展。在这次会见中，或在会见的某个时刻，好像斯大林同志也在场。不过，也可能我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了。总之应当说，对革命前几天的一些事情，在我记忆中像被压缩成团似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拆散，并分别清理出来。 我和列宁的以后一次会见已经是在10月25日，在斯莫尔尼宫了。是在几点钟？完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是从我们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就卫戍部队未来命运进行谈判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谈起的。报上报道说，谈判接近圆满结束。“你们妥协吗？”列宁带着逼人的目光质问说。我回答说，我们故意在报上发表安抚人心的消息，这只是展开总攻时刻的一种军事计谋。“这样很——很好，”列宁兴高采烈，拖长着音节说，并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激动地搓着双手，“这—非—常—好！”伊里奇一般是喜欢军事计谋的。欺骗敌人，愚弄敌人——难道不是最开心的事吗？但在当时情况下，计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决定性行动的阶段。我开始报告说，军事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很快就拿下城内一系列重要据点。列宁看见了（也许是我给的）头天晚上印出的一张警告暴徒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如果他们趁着革命时机作恶，当予以就地处决。我感觉，列宁起初好像在沉思，甚至在犹豫。但后来说：“对——对。”他如饥似渴地记下了这些起义的细节，对他说来，这些细节雄辩地证明：这一次事情确实在全速行进，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度过，不会有反复和后退了。记得有一个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个消息说我曾书面命令抽调巴甫洛夫团的一个连来保障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 “怎么样，连队出发了吗？” “出发了。” “报纸在排版吗？” “在排版。” 列宁喜形于色，欢呼着，笑着，搓着双手。后来，他又开始沉默，想了一会儿说：“好，可以这样做，只是要夺取政权。”我明白，他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最后容许我们放弃用密谋夺取政权。他直到最后一小时还在担心敌人会乘我们不备而进行拦截和袭击。只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才算放了心，最后批准了事变走过的那条道路。我说“放了心”——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这里还有一系列与起义未来进程有关的各种具体细微的大大小小问题引起不安：“听着，可不可这样做？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和建议表面上互不联系，但都是从同一件紧张的立即就会影响到整个起义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 在革命事变中要善于不使自己受挫。当高潮不断掀起、起义力量自动增长，而反动势力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时候，最容易受事变自发进程的驱使。迅速取胜正如失败一样，会解除人们的武装。不要忽略事变的主要线索，在取得每次新的成功以后，都要对自己说：还什么都没有取得，还什么都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的五分钟，正如展开武装行动之前的五分钟一样，应当具有同样的警惕性、毅力和决心；而在胜利以后的五分钟，在第一阵欢呼尚未停止以前，要对自己说：胜利尚无保障，必须分秒必争——这就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行动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 ※ ※ 我曾说过，有一次，唐恩大概是在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派会议时，认出了化了装的列宁，当时他和我坐在—间过道房间内的小桌后面。这个情节甚至也被画成了画，不过，据我看，画得很不真实。但这是历史画卷的命运，而且也不仅是这一张。我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在过了相当时日以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当记下这一点，否则，以后会被人搞错。”他恢谐地和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挥说：“反正一样，他们会没完没了撒谎的……”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列宁没有出席。他留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房里，我记得，不知什么原因，房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被子，上面放了两个枕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着休息。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叫我：“唐恩正在发言，需要给予回答。”我在略作答复以后，回来仍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在一起，他当然没有睡意。哪里顾得上呢！每隔五至十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厅跑来报告那里发生的情况。此外，城里不断有人来报告消息：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率领下，已经包围冬宫，最后冲进去了。 这大概是在第二天早晨，离开过去的一天隔着一个不眠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样子有点疲惫。他微笑着说：“从地下状态、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这个转变太突然啦。Es schwindelt（头晕脑胀）”——不知为什么，他用德语补充了这么一句，并用手在脑袋旁边做了一个旋转动作。这是我听到他就夺取政权所说的唯一的、多少属于个人的意见。这以后接着就是向日常工作平静过渡了。 三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是想借机推动一下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的工人群众。为此就要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便给欧洲工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苏维埃革命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理解它的和平政策。在谈判第一次中断以后，列宁建议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屈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将军谈判的前景本身是很暗淡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拖延谈判，就要有拖延的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就谈判的总方针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是否签字的问题，暂时推后，因为谈判如何进行，欧洲反映如何，会造成什么形势，都无法知道。而我们自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 我们不能再打仗，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第一次穿过战壕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尽管事先接到通知并一再催促，但我们的同志对组织一次略微象样的抗议德国过分要求的示威，显然也已经无能为力，战壕里几乎空荡无人。谁也不敢说一句甚至有条件地继续战争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此后不久，当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的时候，我反复劝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小组的代表发表一个“爱国主义的”演说来支持我们代表团。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能回战壕去，我们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会失去任何影响”……可见，在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德国人能不能打下去，他们能不能向宣布停战的革命进攻？怎样来了解和摸清德国士兵群众的情绪？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德国的一月罢工表明变动已经开始。但是变动的深度如何？是否需要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加以考验究竟是要宣布停战的工人革命，还是要命令向这个革命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 “当然，这很吸引人，”列宁反驳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考验不会没有结果。但是这很冒险，非常冒险。如果德国军国主义有足够力量（很有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那怎么办？不能冒险，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 最初，立宪会议的解散大大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德国人开始一直担心我们会同“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这就可能导致继续进行战争的尝试。这样一种轻率的尝试会彻底断送革命和国家，但这一点只有后来才看得清楚，而这使德国人重新紧张起来。在德国人看来，立宪会议的解散意味着我们明显地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停止战争。屈尔曼的腔调立即变得蛮横起来。立宪会议的解散会给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什么印象呢？对此不难自己作出回答：协约国报刊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正是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解散“民主”立宪会议，以便与霍亨索伦签订奴役性和约。显然，协约国资产阶级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极大的混乱。而这又会促进对我们的军事干涉。大家知道，甚至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目前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上演一出角色早已配好了的喜剧。这种谣传在法国和英国更是离奇。我认为，在签订和约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与德国当局誓不两立的鲜明态度。正是在这些考虑的影响下，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想出了一种“教学式的”表述，正式的说法就是：我们停止战争，但不签订和约。我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就写信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答复说：回来再谈。顺便说一下，也许他在这次答复中已经表示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现在记不清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能肯定，信是否还保留了下来。我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切都很吸引人，要是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动他的军队来反对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他能够从巴伐利亚突击兵团中精选出几个团的兵力，而反对我们难道需要很多兵力吗？你自已不是说，战壕里空荡无人。如果他终于恢复战争，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被迫签订和约，而那时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决打击关于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有正确的一而，但这毕竟太冒险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要不惜一切保障革命的安全。” 除了这些主要困难以外，还有党内性质的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成员中间，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持不调和态度的人占支配地位。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谈判的消息加强了和激化了这种情绪。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情况自然使列宁深感不安。 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决定签署德国的条件，我们就要冒在党内引起分裂的危险。我们党也同欧洲工人一样，需要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同左派决裂，党就会严重右倾：要知道，所有那些采取战斗立场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各社会党结盟的同志，都无条件地拥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签订和约。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十月革命时期起过很大战斗作用的，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但目前，问题关系到革命的命运，我们将恢复党内的平衡。但首先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签订和约才能拯救革命。宁愿分裂，也不能使革命遭受军事毁灭的危险。左派会大闹一通，然后，——甚至闹成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回到党内来。要是德国人粉碎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回来了……好吧，就假定接受了您的计划。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以后转入进攻，那时您怎么办？" “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时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看得清楚。” “而您那时不坚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 “决不。” “照这样说来，这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试验。我们冒着丧失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爱沙尼亚的同志在我这里曾说过他们如何出色地在农业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没。牺牲社会主义的爱沙尼亚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列宁开玩笑说，“但是，为了良好的和平，大概不得不达成这种妥协。” “如果立即签订和约，难道就能排除德国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吗？” “就假定这样，不过那里只是一种可能，而这里几乎是必定的了。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列宁对我的计划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德国重新发动进攻，我们就来不及签订和约了，就是说，德国军国主义不会为此给我们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说过：这只野兽奔跑得很快。在决定和约问题的历次会议上，列宁总是非常坚决地反对左派分子，而非常郑重和平静地反对我的建议。他勉强地容忍这个建议，是因为党显然反对签字，而对党来说，折中的决定应是通向签订和约的桥梁。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会议显然表明，刚从熊熊烈火的十月熔炉中出来的我们的党，需要用行动来经受国际形势的检验。如果没有折中的提法，多数人就会赞成革命战争。 这里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点，也许是很有趣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是坚决拥护签订和约的，她说：“庄稼汉不要战争，他们会接受任何一种和约。”当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时她对我说：“立即签订和约，并取消粮食垄断制。”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折中提法，但把它作为通向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知道，德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声明的反应是，似乎德国不打算用恢复军事行动来作为回答。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了莫斯科。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吗？”列宁问道。 我们两手一摊。 “似乎不象。” “好吧，”列宁说，“如果这样，那就好了：外表保持不变，退出战争。”[5] 然而，在期满前两天，我们接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电报通知：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建议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个接到这封电报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时在他办公室里。他正在同卡烈林和某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收到电报后，默不作声地把它递给我。我记得他的眼神使我立即感到；电报带来了重要的不样的消息。列宁赶紧结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讨论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赢得了五天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这么说，现在除了签订和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来的条件。” 我提出异议，意思是要让霍夫曼转入实际的进攻。 “但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放弃德文斯克，丢失许多大炮，等等。” “当然，这意味着新的栖牲。但是，要使德国士兵实际上通过战斗进入苏维埃国土。一方面要让德国工人，另方面也要让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知道这一点。” “不，”列宁反驳说，“问题当然不在德文斯克，但是目前不能丧失一个小时。考验已经完毕。霍夫曼要想打仗，也能够打仗。不能拖延：这样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赢得了五天时间，这一点我是预料到的。而这只野兽是奔跑得很快的。”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发电报表示立即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应的电报发出去了。 “我觉得，”我在个别谈话中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在政治上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们可不采用这些议会方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 “也许，”列宁考虑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接到德军在芬兰登陆和开始击溃芬兰工人的消息。记得我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他。他情绪异常激动。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未见过他这样。 “是呀，”他说，“看来，非打不可了，虽然是赤手空拳。这一次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是列宁对芬兰革命被粉碎的电报的最初反应。但是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当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他说：“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拯救革命的芬兰，而肯定会毁灭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帮助芬兰工人，但不能离开和约的基础。我不知道，这在目前是否能拯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还可能得救的唯一道路。” 而这条道路果然使我们得救了。 ※ ※ ※ 不签订和约的决定，绝不像现在人们有时写的那样，是从我们似乎与帝国主义根本不能达成协议的抽象考虑出发的。只要在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小册子中看一看列宁就这个问题提议的极有教益的表决，就会相信：拥护“不战不和”试探性提法的人对于我们革命政党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可以签订“可耻的”和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即使霍亨索伦不敢或不能同我们作战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要承担某种风险，也必须进行这种试验。 三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冒险，用刺刀试探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这一次是列宁倡议的。我们被击退了。这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情况有什么差别？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 记得拉狄克同志有一次写道：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进军波兰期间的魄力是列宁策略思想的威力的最光辉表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军华沙是个错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不但使我们签订了割断我们与德国联系的里加和约，而且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起，给资产阶级欧洲的结合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里加和约对欧洲命运的反革命意义，如果设想一下1923年一年的形势，就能理解得更清楚。当时我们与德国存在着共同的边界，无数事实说明，德国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通过完全另一种途径发展起来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干涉及其失败，波兰本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会以无比顺利的速度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列宁本人非常重视“华沙”错误。然而，拉狄克对于列宁的策略气魄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自然，在“试探”波兰的劳动群众而未获得预期结果以后，在我们被击退以后（不可能不被击退，因为在波兰保持平静的情况下，我们向华沙进军只能是一种游击式的袭击），在我们被迫签订里加和约以后，不难得出结论：反对进军的人是正确的，最好是及时停止，保证我们和德国的共同边界。但是，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事后才清楚。而对于列宁来说，在进军华沙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计谋的勇敢精神。冒险是很大的，但目的胜过冒脸，计划可能遭受的挫折不会给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在带来危险。而只会使它削弱…… 为了向欧洲工人表明态度，是否值得去冒恶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条件的风险，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作评价。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表明态度以后，应当而且必须签订这个强加的和约。在这里，列宁的鲜明立场和果断精神挽救了局势。 “如果德国人仍要进攻呢？如果他们向莫斯科推进呢？” “找们就向东方撤退，撤到乌拉尔，同时发表愿意签订和约的声明。库兹涅茨矿区的煤矿很丰富。我们依靠乌拉尔的工业和库兹涅茨的煤，依靠乌拉尔的无产阶级和莫斯科与彼得格勒那部分随我们撤走的工人，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我们将坚持下去，必要时，我们再向东撤退，撤到乌拉尔以东，撤到堪察加，但一定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将从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境内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要是我们现在毫无意义地卷入革命战争，丧失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精华，那时我们自然就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在那个时期，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在列宁的论据中占了重要地位。有时，他用问题把反对者问得日瞪口呆：“你们知道我国的库兹涅茨矿区有丰富的煤矿吗？我们把乌拉尔的矿藏和西伯利亚的粮食结合起来，就有新的基地了。”对方往往稀里糊涂，不知库兹涅茨在哪儿，那里的煤同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瞪着两眼，或者因出其不意而大笑起来，以为列宁不知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耍滑头。而实际上，列宁丝毫不是开玩笑，而是——坚定不移地——在考虑形势的严峻后果和最坏的实际结局。他所以需要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构想，是为了加强自己和别人的信心：仍然一无所失，而从战略上来说，决不能容许悲观失望。 大家知道，事情没有发展到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地步，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毕竟可以说，未实现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拯救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如何，只有把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策略与他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和评价它。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布列斯特和约，这两种情况实质下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绪的流露。全部实质在于，列宁在主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时，发挥了象保证我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那样无穷无尽的革命毅力。只有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伟大的魄力与胆大心细的作风、果断精神与洞察力自然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列宁的方法和列宁的力量。 四 驱散立宪会议就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如果说不是头几个小时的话，列宁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 “应当延期，”他提议说，“应当延期选举。应当扩大选举权，年满十八岁的人应当给予选举权。应当尽可能更换候选名单。我们原来的名单根本不合适，因为大量的人员都是一时得势的知识分子，而我们需要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应当宣布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为非法。” 有人反对说： “现在延期欠妥。这会使人理解为取消立宪会议，况且我们自己曾对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提出过指责。” 列宁反驳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对于临时政府来说，立宪会议意味着或者可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而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尤其根据现在的候选名单来看，则必然是后退了一步。怎么能说延期欠妥呢？如果立宪会议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这样就会是妥当的吗？” “但是，到那时我们就更有力量了，”另一些人表示异议，“而现在我们太弱。关于苏维埃政权，外省几乎一点都不知道。假如现在把我们延期立宪会议的消息传到那里，就会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与外省联系比我们要密切得多的斯维尔德洛夫特别起劲地反对延期。 列宁的立场陷于孤立。他不满地摇着头，而且重复说：“错误，一个明显的错误，它可能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愿不要被这个错误断送了……” 不延期！——当这个决定得到通过的时候，列宁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实现立宪会议的组织措施上来。 那时已经发现，我们完全受骗了，即使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也将处于少数，何况他们是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编在一个总的候选名单里的。 “当然应当驱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老纳坦松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宽慰。他是来同我们“商量”的，他第一句话就说： “似乎看来不得不用暴力驱散立宪会议了。” “妙极了！”列宁大声地说。“对就是对！你们赞成这样吗？" “我们有些人是动摇不定的，但我想最终他们会同意的。”纳坦松答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正在度过它极端激进主义的蜜月：他们真的同意了。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和你们在立宪会议里的党团合并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组成一个国民议会呢？”纳坦松提议说。 “为什么？”列宁显然不高兴地说。“为了模仿法国革命吗？我们通过驱散立宪会议来确立苏维埃制度。而照你们的计划办，一切都会乱了套，变得不伦不类了。” 纳坦松试图证明，照他的计划办，我们就能把立宪会议的部分权威拉到自己方面来，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列宁认真研究了立宪会议问题。 “一个明显的错误，”他说，“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可是我们又把自己弄到为了重新夺得政权而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的地步。” 他十分周密地进行了准备，考虑到了全部细节，并在这方面使那位极其不幸地被委派为立宪会议委员的乌里茨基受到了不公平的审问。列宁还命令一个多半是由工人组成的拉脱维亚团队开到彼得格勒。 “如果发生意外，农民可能会动摇，”他说，“这里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决心。” 来自俄国各地的立宪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列宁的压力下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下被分派到各工厂和部队。他们成为1月5日“补充革命”的组织机构中的重要成分。至于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他们认为参加斗争是与民选代表的崇高称号不相容的，说什么：“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那就让人民来保护我们。”实际上，这些土里土气的小市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大部分都是胆小鬼。因此他们认真准备第一次会议的仪式。他们随身带着蜡烛，以备万一布尔什维克把电灯熄灭时好用来照明，带了大量夹肉面包，以备万一不给他们饭吃时好用来充饥。民主就是这样带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全副武装来参加同专政的战斗的。人民根本未想过要支持他们，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民选代表，而实际他们是过时的革命时期的幽灵。 取消立宪会议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后来在我回彼得格勒参加会议的那天，列宁就驱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对我说：“当然，从我们来说，没有延期召开是非常冒险的，是非常非常不谨慎的。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用苏维埃政权来驱散立宪会议也就是为了革命的专政而彻底地和公开地取消形式上的民主。这次教训将是深刻的。”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就与运用拉脱维亚步兵团的做法一致起来。毫无疑问，当时在列宁的意识中有一些思想己经最后形成，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自己关于民主的卓越提纲中论述了这些思想。 众所周知，对形式民主的批判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前辈，都把1848年革命的不伦不类的特点解释为政治民主的覆灭。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却在迫使这种民主去占据纯粹民主已无力坚守的地位。政治历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就是靠批判纯粹民主为生的，而实际上它是在履行后者的义务并浸透了它的缺陷。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反对派肩负起以保守的办法，解决业已身败名裂的旧势力所完不成的那些任务的使命。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准备条件变成为最高的准则、终审法院、不可侵犯的圣物，即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度的伪善。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10月间，资产阶级在受到了致命的物质打击之后，又企图在1月间，在玄妙神圣的立宪会议的形式下复活。在立宪会议被公开地、明显地、粗暴地驱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发展使形式民主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打击，由于这次打击，它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所以列宁说得对：“归根结蒂，好就好在这里！” ※ ※ ※ 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所体现的二月共和国再一次遭到了死亡的厄运。 在官僚的二月俄国和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苏维埃给予我的总的印象里，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代表的面孔至今仍然使我记忆犹新，就象昨天才见过的一样。他是谁？他来自何方？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想必是从外省来的。样子有点象一个神学校毕业的年青教师。一张几乎没有胡子的脸，颧骨凸出，在呆板而翘起的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这件事是发生在那批社会主义部长们初次出现在苏维埃的那次会议上。切尔诺夫滔滔不绝、阴阳怪气、东拉西扯、卖弄风情和令人作呕地解释着他本人和其他人为什么要参加政府，由此产生了哪些有利的结果。我记得有一句令人厌倦的话，报告人重复了几十次：“你们把我们推进了政府，你们也能够把我们推出来。”那位神学校学生用充满着爱慕的眼光望着报告人。一个从著名的修道院出来的虔诚教徒在聆听神圣长老的教诲时是应当有这种感受和看法的。发言无止无休，场内人们时而感到不耐烦了，开始喧哗起来。但是对于那个神学校的学生，其虔敬的喜悦源泉似乎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我们的，或者确切地说，他们的革命原来如此！”我在我耳闻目睹的1917年这第一次苏维埃会议上这样自言自语地说。切尔诺夫的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在一个角落里不满地交谈着。这部分人友好地支持了我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护国主义内阁主义的批评，这时一下子就显出他们的与众不同。那位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却惊慌和害怕到极点。但还不是愤懑，因为那时他还不会对一个归国侨民表示愤懑。然而他不明白，对切尔诺夫加入临时政府这种在各方面都令人高兴和羡慕的事怎么能表示反对。他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他那副面目成了我的会议晴雨表，惊惧和疑惑在同他还没有消失的虔敬斗争着。这副面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作为二月革命的形象，它是最好的形象，是一副天真幼稚的、下层的小市民神学校学生的形象。因为它还有另一副坏的形象，即唐恩—切尔诺夫的形象。 切尔诺夫之所以当上立宪会议主席绝非偶然。扶他出来的是二月革命的俄国，是懒汉式革命的俄国，也是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共和制—马尼洛夫式的俄国，啊，那是多么天真无邪的俄国（一方面）！啊，那是多么令人可疑的俄国（另一方面）！……农民通过虔诚的神学校学生，稀里糊涂地把切尔诺夫之类抬上了高位。而切尔诺夫也就带着一种俄国式的轻盈优雅风度，摆出一副俄国式的滑头滑脑的神气接受了这次的委任。 因为切尔诺夫在我说的这一点上同样具有某种民族性。我所以说是“同样”，是因为四年前我曾写过关于列宁的民族性。把这两个人拿来作比较，或者甚至间接地进行对比那是不恰当的。如果问题指的是他们个人，那也的确是不礼貌、不恰当的。但这里谈的是民族的“自发力”，是它的体现和反映。切尔诺夫追随的是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而列宁则结束了这种传统，并完全克服了它。切尔诺夫象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贵族在表示忏悔，并大谈特谈对人民的负责的思想，象一个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在点有神灯的父亲的房问里打开一扇通向批判思想世界的小窗；象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在动摇于社会化与个人田庄之间：象一个单身工人在围着大学生先生们转，他离开了自己人而又不与另外的人交往。这就是切尔诺夫主义的一切，它完全是一套哗众取宠、毫无定形和不伦不类的东西。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时代的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在切尔诺夫主义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不过从新兴的工业——商人的俄国那里倒是接受了一些东西，这主要就是：“不欺骗就卖不出去”。赫尔岑当年对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和卓越的影响。但是如果使赫尔岑在半个世纪里停滞不前，再把他身上的那五光十色的天才羽毛拔掉，使他变成自己的模仿者那样，并把他置于1905—1917年的背景之下，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切尔诺夫主义分子。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施行这样的手术那就要困难得多，但是在切尔诺夫主义中也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滑稽可笑的模拟成分。至于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要直接得多，因为米哈伊洛夫斯基本身的模仿性本来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切尔诺夫主义，就象我们的一切发展一样，也具有农民的素质，不过它是通过不成熟的半知识分子的城乡小市民或者通过成熟过头而酸味十足的知识分子折射出来的。切尔诺夫主义的鼎盛时期必然是瞬息即逝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二月革命中的觉醒通过志愿入伍者、神学校学生、大学生和律师这一系列中间环节，通过联络委员会和各种其他神计妙算产生了一种推力，这种推力把切尔诺夫推上了民主的高峰，而就在这时，底部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裂变，民主的高峰变成了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整个切尔诺夫主义就在2月和10月期间专心致志地祷告着：“那刹那的时光，请留步吧，你是多么美好啊！”然而那刹那的时光并没有停留。士兵变得“凶恶”了，农民也变得顽强不羁了，甚至那神学校的学生也很快地失去了对二月革命的虔敬，——结果，切尔诺夫主义把礼服的后襟一张，彻底地很不雅观地从想象中的高峰上跌落到完全实际的水坑中去。 农民的素质在列宁主义里也是有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和我国全部历史中都存在这种东西。可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不仅有消极性和奥勃洛摩夫精神，而且也有运动。农民本身不仅有偏见，而且也有理性。所有积极、勇敢、憎恨停滞和暴力、蔑视毫无骨气等这样一些特点，——一句话，所有这些在社会变动和阶级斗争变化过程中聚集起来的运动要素都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得到了表现。在这里，农民的素质通过无产阶级，通过我们的、而且也不止是我们的历史动力本身折射出来，——而列宁对这种折射曾作了完整的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民族的自发力的先头体现。而切尔诺夫主义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素质，但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完全不彻底的。 1918年1月5日的悲喜剧事件（驱散立宪会议）是列宁主义和切尔诺夫主义的最后一次原则性冲突。但也仅仅是“原则性的”，因为实际上的冲突一次也没有过，只是一种小小的带着蜡烛和夹肉而包的全副武装从“民主”舞台上走下来的后卫战式的可怜示威。膨胀的虚构已经破裂，廉价的布景已经坍塌，夸张的精神力量显出了它的愚蠢无能。Finis[6]！ 五 政府工作彼得堡的政权已被夺下来。需要成立政府。 “给它起个什么名称呢？”列宁大声地议论着，“只是不要叫什么部长大臣，这是一个可憎的和用滥了的名称。” “可以称为委员吧，”我提议说，“不过现在委员太多了，要不就称为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听，叫‘人民’委员不行吗？” “人民委员？看来这倒很合适。那整个政府呢？” “叫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和着说，“这好极了，满有革命的味道。” 最后这句话，我是一字不漏地记得非常清楚。[7] 在私下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是，关于这一段我能谈的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列宁对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极为愤怒，对于我们队伍中赞同这些要求的人也非常不满。但是，我们还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因为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暂时还得予以重视。 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士兵死刑法。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加米涅夫是向哪个部门提出这项建议的，很可能是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概是在10月25日的早晨。记得当时我在场，并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不在。这件事显然是发生在他到斯莫尔尼宫之前。当他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他怒不可遏。 “胡扯，”他重复着，“不枪毙人怎么能实行革命呢？难道你们认为解除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对付一切敌人吗？还有什么镇压手段可言呢？监禁吗？在国内战争中，当每一方都指望胜利的情况下，谁会认为监禁有什么意义呢？” 加米涅夫试图证明，问题仅仅限于废除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处置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没有妥协。他清楚地看到，在这项法令背后，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极大困难隐藏着一种轻率的态度。 “错误，”他重复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建议立即取消这项法令。人们提出反对，指出这样会造成极不好的印象。当时有谁说了一句：“当事情很明显，已经别无办法的时候，那最好还是采用枪毙。”最后终于这样结束了。 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革命的最初之日起就变成一种相当和谐的豺狼和疯狗的大合唱。只有《新时报》夹紧尾巴，企图唱出“忠顺的”调子。 “难道我们就治服不了这帮混蛋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这样问。“天哪，这还叫什么专政啊！” 许多报纸特别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通过一切方式，发社论、写诗歌和小品文反复唠叨。 “他们总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失望神情说。 “这是谁说的？”我问道，“还是捏造的？” “不，我有一次确实说过这句话，”列宁回答说，“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凡是对列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的长处之一就在于他总是善于把实质与形式分开。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强调指出，他对形式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形式的东西对意识的支配作用，从而使形式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从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时起，列宁就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作为政府而有系统地进行活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机关；同省里没有联系；官吏们在怠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干扰同莫斯科的电话谈判；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军队。然而列宁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发布决议、法令和命令。当然在这里，他比任何人走得更远，而绝不迷信那些形式上的咒语。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从基层由彼得格勒各区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机关。为了使上面的闲散的或者正在怠工的各机关的工作与下面基层的创造性工作联结起来，就需要这种形式上坚定的作风，即需要这样一个政府的作风，尽管这个政府今天还是个空架子，但在明天或者后天它将成为一支力量，正因为这样，它今天就应当作为一支力量而出现。为了加强我们本身的纪律性，同样也需要这种形式的东西。在汹涌的自发势力和先进无产阶级集团的革命即兴行动上面逐渐拉上了政府机关的网线。 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位于相对的两端。联结着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那条走廊是如此之长，以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开玩笑地提议要用自行车进行来往。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水兵们经常跑步把列宁的重要便条送来，这些小小的纸片上只写着两三句很有力量的话，每一句说得都直截了当，在最重要的字句下面划有两三道着重线，并附有结论性的问题——同样是直截了当的。一天当中我总要几次沿着那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如同通往蚁穴般的长廊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去参加会议。当时的中心是军事问题。对外交部的关照我完全交给了马尔金和扎尔金德同志，我本人只管写一些宣传材料和接见为数不多的客人。 德国的进攻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可是又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就连寻求这种手段或创造这种手段的最起码的本领都没有。我们开始发出呼吁。由我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文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讨论。这些国际主义的新兵对呼吁书的标题大为恼火。相反，列宁却非常赞成地说：“这就表明我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需要这样。”呼吁书草案中结论性的一条讲到，凡是帮助敌人者应就地处死。被一阵什么怪风卷入革命甚至被吹进人民委员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出来反对这种残酷的成胁，认为这样会破坏“呼吁书的感召力”。 “恰恰相反！”列宁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感召力（他讽刺地把重音挪到最后）。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要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可以成为胜利者吗？” 这个时期，列宁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温情主义，马尼洛夫精神，懒散作风，这样的表现多得很，引起列宁愤怒的不光是这些东西本身，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对那些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极其严重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的种种迹象。列宁在谈到敌人时说：“他们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是他们有数十万受过战争锻炼的吃得饱饱的、凶悍无比和不顾一切的军官，士官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警察和富农。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革命者’设想我们会以仁慈和友善的方式实行革命。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所理解的专政是什么呢？一个心慈手软的人能搞出什么专政呢？”这种愤激的话一天之内总能听到几十次，而且矛头总是对着在场的一些有“和平主义”嫌疑的人。每当人们谈论革命和专政的时候，特别是在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动摇不定的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的专政在哪里呢？请指出来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他非常喜欢用“一锅粥”这个词。“如果我们连枪毙一个怠工的白匪的本领都没有，那还算什么伟大的革命呢？你们看，我们那些资产阶级废物在报纸上写些什么！哪里还有专政呢？纯是废话和一锅粥”……一这些话反映了列宁的真实情绪，同时也说明是有其独特意图的：列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认为必须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来拯救革命。 从德国人转入进攻开始，新的国家机关的软弱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个别对我说过，“昨天还牢牢地坐在马鞍上，而今天只揪着马鬃了。这可是个教训啊！这个教训必将对我们那种可恶的奥勃洛摩夫精神起点作用。如果不愿意做奴隶，那就要来一番整顿，真正把工作抓起来！即使……即使德国人和白匪消灭不了我们，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你看，如果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谈话就到此结束。 司令部经常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是所有机关当中最乱的一个机关。从来也搞不清楚哪些事情究竟由谁主管，由谁发号施令。在这里第一次一般地提出了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通过同克拉斯诺夫的斗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时我们任命穆拉维约夫团长为指挥员。他又委派瓦尔登团长来领导普尔科沃城郊的战役。在穆拉维约夫跟前有四个水兵和一个士兵，他们接受的指示是，左右监视，手不离开手枪。这就是委员制的萌芽。这个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基础。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上引起了不少争论。据说这有点象从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彼得格勒逃跑的样子。说工人们想不通，说斯莫尔尼宫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而现在却又建议取消它等等，等等。列宁简直怒不可遏，他对这些说法回答说：“怎么能用这些无谓的感伤情绪来掩盖革命命运的问题呢？如果德国人一下子占领了彼得城并在那里把我们抓住，那革命就将付诸东流。假如政府迁到莫斯科，那彼得堡的陷落只是一个局部的重大损失，你们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呢？此外，在现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留在彼得堡，这只能增加对它的战争危险，那就会促使德国人来夺取彼得堡。如果政府迁到莫斯科，那么德国人夺取彼得堡的欲望也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如果占领一座处在饥饿中的革命城市，而这种占领又决定不了革命与和平的命运，那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你们胡扯什么斯莫尔尼宫的象征意义！斯莫尔尼宫之所以是斯莫尔尼宫，是因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我们迁到克里姆林宫，你们所说的全部象征意义也就会随之转到克里姆林宫。”反对意见终于被驳倒了。政府迁到了莫斯科。我在彼得堡又呆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原因。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在克里姆林官的所谓骑士楼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到处是“一锅粥”，就是说毫无秩序，一片混乱，丝毫不亚于斯莫尔尼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意地批评了充满大地方主义情绪的莫斯科人，并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拉紧了缰绳。 政府相当频繁地进行着各部门的改革，同时展开了热气腾腾的立法工作。人民委员会初期的每一次会议都表现了立法方面的一种极其伟大的即兴式创作情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都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时间有限，就连进行简单的查询都很困难。各种问题的提出都根据革命的紧急需要，即根据那种最难以置信的混乱情况而定。大小事情都稀奇古怪地搅在一起。一些不重要的实际任务也变成极其复杂的原则问题。不是所有的，远远不是所有的法令都互相协调。列宁曾对我们法令制定上的不协调不止一次地，甚至公开地进行过讥讽。这些矛盾尽管从当时的实际任务看来是非常尖锐的，但最后都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作中湮没了。这种革命思想的工作通过立法虚线为人类关系的新世界规划出了新的途径。 不用说，领导这全部工作的是列宁。他连续五六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初期每天都举行），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领导辩论，用怀表严格地控制报告人发言的时间（后来用计时器代替了怀表）。问题的提出通常是没有准备的，如前所说，往往是根据紧急程度提出来的。常常在辩论开始之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对问题的实质都还搞不清楚。但是，辩论总是很紧凑，提案报告以五至十分钟为限。然而主席总是能摸索出其中的轨道。如果与会者很多，并且其中有专家和一般不熟悉的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用他常喜欢用的一种手势，把右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上，透过指缝观看报告人和所有与会者，与俗话说的“指缝里看人”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看得非常敏锐，非常仔细，寻视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张狭小的纸片上用很小很小的字（多节约！）写着报告人的名字，一只眼看着小桌上的时钟，以便提醒报告人该结束发言了。同时主席根据他在辩论过程中发现的那些最重要的意见迅速地在纸上草拟出决议性的结论。通常列宁为了节省时间把这些便条分送给与会者，征求这些或那些人的修改意见。这些便条是苏维埃立法技术上的一种非常广泛的和有趣的书信式的文件。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找不到了，因为答案往往是写在问题的背面，主席随时把它细心地销毁了。到一定时候列宁便宣读自己的决议要点，而这些要点总是故意地写得那么率直，有点教学式的生硬（这是为了强调，突出，不使人含糊不清），接着，辩论或者完全停止，或者进入实际建议和补充建议的具体议程。列宁的“要点”奠定了法令的基础。 领导这样的工作，除了要有其他必要的品质以外，还要有巨大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初看起来，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然而它表达了事物的本质。人的想象力有各种各样：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同一个奔放的小说家一样，需要有想象力。有一种可贵的想象力能够在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把人物、事物和现象想象得象实际表现的那样逼真。运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脸和理论观点，把迅速捕捉到的个别的、细小的现象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理，把它们联系起来，根据某种非公式化的相应规律加以补充，从而把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具体地再现出来－一这就是想象力，这就是立法家、行政领导人、特别是革命时代的领袖所不可缺少的想象力。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有现实的想象力。 列宁的目的性总是具体的，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目的性。列宁好象最初是在《火星报》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在最紧急的关头，一旦事情涉及到重大的或是冒险的策略上的转折，列宁就把全部其他的、次要的或者可以延缓的事情抛到一边。这绝不能理解为他抓中心任务只是抓它的主要之点而忽视了细节。相反，他总是把他认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得十分具体，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仔细考虑它的细节，有时甚至是非常次要的细节，寻求论据加以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地提示、号召、警告、检查、督促。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那个决定性“环节”。在这里，他不仅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而且把那些分散视线、削弱精力的事情，一概抛在一边。在最紧张的时候，他对于超出他所急切关心的问题以外的那些事情，几乎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只要一提到其他的所谓中间性的问题，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危险，于是他就本能地加以回避。当一个危急的阶段顺利地度过之后，列宁经常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感叹地说：“瞧，我们竟忘记了做某某事情”……“瞧，我们忙于主要问题，这里忽略了一点”……有时当人们反驳他说：“可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而且提过具体建议，只是您那时连听也不愿意听。”他回答说：“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得。”这时他就俏皮地略有“谦意”地大笑起来，并用手从上到下做出一个他固有的特殊动作，意思是说：看来要百废俱兴是办不到的。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他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一个反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人的革命家。 列宁在1918年1月初写的关于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8]。现在觉得这些话完全不能令人理解：是不是笔误，这里是不是指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不，这不是笔误。列宁其他一些类似的话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初期，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一再重复地说过，过半年之后我们这里就会是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不光是他们，吃惊地抬起困惑莫解的脑袋，互相交换着眼色，然而却哑口无言。这是列宁的一种诱导方式。列宁要使所有的人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问题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去考虑，不是停留在“最终目的”的前景上，而是着眼于今天或明天。在这里，列宁在这种急剧转变的时刻，采取了他所特有的极端作法：昨天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而今天的思虑、言论和行动都应当从保证社会主义数月之后取得统治出发。这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吗？不，不只是这一点。在教育的坚定性上还必须加上一点，这就是列宁的炽烈的理想主义，他的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两个时代的剧烈变动中压缩了阶段，缩短了期限。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规定的这段离奇的半年期限，同列宁对待今天的每一个任务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样；也是他的一种精神职能。对于人类发展之极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遏止的信念，永远是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为了这种信念可以而且应该付出任何牺牲和痛苦代价。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中，在粮荒和其他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列宁总是极其细致地从事着苏维埃宪法的工作，把国家机关的各项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实际需要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农民国家中的原则任务作极其精心的平衡。 宪法委员会因某种原因决定修改列宁的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使它与宪法的内容相“协调”。当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收到了一些从宪法委员会送来的材料，其中有经过修改的《宣言》草案，或者说至少是它的某些部分。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见过这份材料，列宁本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在场。当时正准备召开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究竟为什么要修改《宣言》呢？”我问领导宪法委员会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微微抬起了头。 “因为宪法委员会认为《宣言》中有与宪法不一致的地方和不确切的说法。”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 “依我看这是徒劳的。”我答道。“《宣言》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修改它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正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支持地说，“我也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就让这个披头散发的婴儿这样活下去吧，因为不管怎样，他毕竟是革命的产物……如果把他送到理发师那里去，他未必会变得更好些。” 斯维尔德洛夫“出于职务的原因”曾试图为自己的那个委员会的决定作一些辩护，但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起来反对宪法委员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建议，只是不愿意为了他本人起草的那份《权利宣言》而挑起纷争。但是他非常乐意得到在最后时刻意外出现的“第三者”的支持。我们三个人共同商定不再修改《宣言》，于是这个头发蓬乱的可爱的婴儿就从理发馆里得到了解救…… 研究苏维埃立法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其中一些原则性的因素和转折性的关键，要联系到革命本身及其阶级关系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结论可能而且一定会具有头等重要的实际意义。苏维埃法令扩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全集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六 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的春天过得非常艰难。时时给人一种感觉。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假如没有十月变革，国家就会长期腐败下去。但另一方面，1918年春天使人不自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财力枯喝、一片荒凉和极端绝望的国家能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新制度维持下去吗？没有粮食，也没有军队。国家机关还只是刚在着手建立，到处都在进行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如同一个独立的大国在我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我们不能或几乎不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与之对抗。有一次，在1918年最困难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今天一个工人代表团到我这里来过。其中一个人在回答我的问话[9]时说：列宁同志，显然您也是站在资本家一边。您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承认，我简直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他。如果这个人不是出自恶意，不是一个孟什维克，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讯号。”在述说此事时，我觉得列宁比后来听到前线传来喀山陷落或者彼得堡受到直接威胁的坏消息时还要伤心和激动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喀山，甚至彼得堡可以失掉，也可以收复，而工人的信任却是党的主要资本。 “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些日子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国家在遭受一场严重的疾病之后，现在需要加强滋补、休养生息，以便继续生存和恢复元气，现在只要有一个轻微的推力就可能把它推倒。” “我也有同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可怕的恶病体质！现在任何额外的推力都是危险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的麻烦很可能起这种致命推力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下子就乘虚钻入了俄国的东南部，他们没有受到抵抗，并且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更反动的白党分子纠集到自己周围。虽然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各地的政权，但是外省的虚弱性仍然非常严重。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十月革命仅仅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完成的。在大多数外省市，十月革命象二月革命一样，只是通过电报来实现的。一些人过来，另一些人离去，这种事在首都就已经发生过。社会舆论的虚弱性，前统治者的不抵抗，也造成了革命方面的虚弱性。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舞台上的出现改变了形势，起初是对我们不利，但到了最后是有利于我们的。白军得到了军事上的结晶棒。作为回答的，红军的真正的革命结晶也开始了。可以说，只是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出现，伏尔加河流域才实现了十月革命。但这并不是即刻发生的。 7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军事委员会给我打电话。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以他那情绪激动时常有的嘶哑嗓音问道。 “不知道，什么事？”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投了颗炸弹；听说伤势很重。请您到克里姆林宫来，应当商量一下。” 过了几分钟，我到了列宁的办公室。他向我叙述了事实情况，一次一次地打电话询问新的细节。 “干起来了！”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这个完全不寻常的消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生活的单调无味了。” “是啊，”列宁不安地笑着说，“看，这就是目前小资产阶级骇人听闻的摇摆性……”他在说摇摆性这几个字时带有讽刺口吻，就象恩格斯讲到“狂热蛮干的小资产阶级”那时的情形一样。 当场还通过电话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其他机关进行了简短的问答式的匆忙谈话。列宁的思想在紧急关头一向都是这样，他同时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土义者，他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经验，注意评价新的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新花样——“摇摆性”；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领袖，他要不倦地抓紧情报工作，拟定出实际步骤。当时有消息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军队中发生了暴动。 “但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别成为一颗使我们注定要跌跤的樱桃核……” “我正好也在考虑这一点，”列宁答道，“要知道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命运也正是这样，即为了白卫军的需要而充当一颗樱桃核……现在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德国人向柏林提供的情报。他们有足够的借口进行武装干涉，特别应当注意到，米尔巴赫大概经常报告说，我们很软弱，只要一推就……” 不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象平日一样。 “看来我们又得把人民委员会重新改为革命委员会了。”他笑着打着招呼对我说。 列宁那时仍在继续收集情况。我不记得就在这次还是以后，得到通知说米尔巴赫死了。应当到大使馆去“吊唁”。决定由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好象还有契切林去。关于我的问题，经过匆匆地交换意见后决定我不要去。 “到那里怎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着头说，“我已经同拉狄克就这一点谈妥了。我想说的是‘慰问’，而应当说的却是‘哀悼’。” 他低声地微笑着，穿上衣服，毅然地对斯维尔德洛夫说；“我们走吧。”他的脸色变成了石头样的灰色。这次前往霍亨索伦大使馆吊唁米尔巴赫伯爵之死，对于伊里奇来说是件苦事。在内心的感受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受罪的一个时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互相更了解了。斯维尔德洛夫是个真正不可比拟的人，他坚定、勇敢、刚强、机智，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典型。正是在这艰难的时日里，列宁完全了解并看上了斯维尔德洛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常把斯维尔德洛夫请来，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紧急措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已经！”这就是说，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常常因此而开玩笑说；“斯维尔德洛夫可能已经了！” “当初我们曾反对过他进中央委员会，”列宁不知怎么提起这件事来了，“可见对人估计多么不足！这方面发生过相当大的争论，但是人们在下面，在代表大会上纠正了我们，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10]……”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使我们失去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和同盟者，但是结果，我们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我们的党团结得更紧密了。在机关、军队中加强了党支部的作用。政府的路线变得更加稳固了。 无疑，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暴动在这方面也有影响，它使党从那种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显然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起党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党内动员向东线进军的时期开始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共同选派了照旧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第一兵团。这里已经使未来的政治部组织有了初步的轮廓。可是从伏尔加河流域传来的消息仍然不见好转。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使东线陷于新的暂时性混乱。危险性立刻加剧了。而就在这时开始了根本的转折。 “应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上前线去，”列宁说，“应当把全部稍有战斗力的部队从幕后撤出来调到伏尔加河流域去。” 大家记得，所谓“幕”就是指设在西线的面对德国占领区的那条狭长的军事警戒线。 “那德国人呢？”大家问列宁。 “德国人不会动，他们顾不上这些，他们自己也乐得让我们去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 这个计划被采纳了，并且为后来的第五集团军作了准备。当时还决定由我到伏尔加河流域走一趟。于是我就着手列车的编组工作，这件事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也参与了这一切，他接连不断地给我写纸条、打电话。 “您有结实的汽车吗？从克里姆林宫车库挑一辆吧。” 又过了半小时： “您身边带着飞机吗！应该带上，以防万一。” “部队里将会有飞机，如果需要，我会启用的。”我答道。 又过了半小时： “我仍然认为，您应该在列车上带一架飞机，谁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如此等等。 团队的组成很匆忙，其中绝大部分是旧军队中解散的士兵，所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第一次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接触就极其惨重地溃不成军了。 “为了防正这种有毁灭危险的不坚定性，我们必需有一批坚强的、由共产党员和工人战斗队员组成的督战队。应当强迫去作战。如果等待农民去醒悟，那也许就晚了。”我在赴东线之前对列宁说。 “这当然不错，”他答道，“只是我担心即使督战队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俄国人太仁慈，不肯采取革命恐怖的坚决手段。但是必须试一试。” 关于企图谋害列宁以及乌里茨基被刺的消息，我是在斯维亚日斯克听到的。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革命经历了一次内心的转折。“仁慈”从它身上消失了。党的钢剑得到了最终的锻炼。决心增强了，一旦需要，就毫不留情。在前线，政治部同督战队和军事法庭同心协力地对年青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变化很快就显示出来。我们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我在喀山收到了列宁伤势痊愈后给我拍来的关于在伏尔加河地区首次告捷的电报。 此后不久我回到莫斯科，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到哥尔克村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恢复得很快，但还没有回莫斯科工作。我们看到他情绪非常好。他详细地询问了军队的组织，军队的情绪，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纪律等情况，并且一再快乐地说：“是的，这太好了，这好极了。军队的加强将很快影响全国——纪律性的增强，责任心的提高。”……从秋季开始，果真发生了巨大转折。象春季表现的那种虚弱无力的状况，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情况有了进展，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而事情很妙，革命这一次之所以得到了拯救，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喘息时间，而是相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剧烈险情，打开了无产阶级潜在的革命能源。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坐上汽车要走的时候，列宁兴高采烈地站在阳台上。我记得那还只是在10月25日当他在斯莫尔尼宫听到第一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时候，他才有过这样的快活神气。 我们在政治上消灭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伏尔加河流域已经变得宁静了。列宁伤后也已经痊愈。革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七 讲坛上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后，摄影师们不止一次地为列宁拍照，电影摄影师们也不例外。他的声音被灌入了唱片。讲话被记录和出版。这样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特征都已齐备了。但这也仅仅是一些特征罢了。而其生动的个性则存在于这些特征的独特多变的结合之中。 当我故意试图用生人的眼睛和生人的耳朵第一次来观看和聆听讲坛上的列宁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强壮的、个子不高的而内心富有弹性的身躯，我听到的是一种平和、从容、非常急促的声音。P、Л两个字母有些发音不清，讲起话来几乎是不住气地讲，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语调。 起头的几句话通常很一般，语气带试探性，整个身体好象还没有站稳，姿式也不固定，眼神注视着自己，脸色有些阴沉，甚至似乎有点懊丧——他思想里在考虑着怎样抓住听众。这种开场白有长有短，这要视听众、题目、演讲者的情绪而定。看，他终于站稳脚跟。题目开始铺开了。演讲者上身前倾，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由于这两个动作，头和手就立刻突出起来。头部本身在其矮小而健壮、各部位都很均匀协调的身躯上就不显得那么大了。但是前额和光秃而凸起的颅骨在头上却显得很大。手臂的动作很多，但不是乱动，也不是神经质。他手掌宽大，手指短粗，“平民般的”有力。这双手同整个身体一样带有牢靠和男性温厚的特点。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出这一点，演讲者需要从内部来显示自己，说明他已识破反对者的奸诈狡猾或者已成功地把他们诱入自己的圈套。这时列宁的目光就从宽大凸出的前额下面闪现出来，从1919年拍摄的那张非常成功的照片上稍微可以看出这种神气。甚至一个旁观者初次看到这种目光，也会聚精会神地等着静听他下面所要讲的话。在这种时刻，那凸出的颧骨在那极其聪明的宽宏风度的衬托下显得明快而柔和，在这宽宏风度的后面可以使人感觉到他对人、关系、环境局势乃至最深奥不过的内幕情况的真知灼见。那长着红灰色胡须的下半部脸就象隐没在黑影里。他的嗓音变得柔和了，运用自如了，有时变得很婉转调皮。 看，这位演讲者在列举反对者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或者敌人文章中的恶毒语句了。这之前，他认真研究了敌对的思想，他告诉大家，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皮相的或者虚伪的。他把手指从西服背心里抽出来，身体微微向后伸直，轻轻退后几步，好象是在为自己空出一段跑道，并且时而讽刺地，时而失望地耸耸肩膀和摊开双手，富有表情地伸开大拇指。他在提出反驳之前，总是根据反对者和场合的不同，先要给反对者以谴责，嘲笑或者奚落。听的人似乎事先己被告知他应当等待哪些论据和为自己的思想定什么样的调了。接着逻辑上的进攻便展开了。左手又重新插入背心的肩口，或者更经常的是插在裤兜里。右手随着思维的逻辑而有节奏地晃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左手也出来帮忙。演讲者注视着听众，走到台边，俯身向前，用双手抱成一个圆圈来帮助发挥自己的演说材料。这意味着问题已讲到了中心思想，到了全篇演说的要点。如果听众当中有反对者，有时他们会冲演讲者发出批评或者敌对的喊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十次有九次是得不到回答的。演讲者会按照他自己和别人的需要把他认为需要讲的东西讲下去。他不愿意为了有人偶然提出反对意见而打断演说。他从不因仓促应战而分散他的精力。只是在敌对的喊声之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强硬了，发言更紧凑更坚决了，思想更敏锐了，手势更猛烈了。他只是在另一种场合才会及时去理会那些敌对的喊叫，那就是当他的回答符合他的整个思维过程并有助于他更快地得出所需要的结论的时候。这时他的回答往往完全出人意料的简单。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把本来想在当时的场合下予以掩饰的情况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在革命初期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体验，他们对破坏民主的指责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我们的报纸被封闭了！”——“不过很遗憾，还不是全部！很快全部都将被封闭。（热烈鼓掌）无产阶级专政将彻底消灭这种贩卖资产阶级鸦片的可耻行为。”（热烈鼓掌）演讲者挺直了身躯。两手插在口袋里。这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迹象，声音里也没有那种修辞上的哗众取宠，可是他的整个体形，头的姿式，紧闭的双唇，颧骨和略微沙哑的嗓音却充满着对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如果你们要博斗，那就请便吧！” 当演讲者抨击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时，那无论在他的姿式上，还是在语气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激烈的抨击也保持着“劝服”的特点。有时演讲者的语调突然升高，这是因为他在急速地揭露某一个自己人，为这个人而惭傀，并证明这个反对者几乎一点也不会考虑问题，拿不出任何一丁点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就在这些“几乎”和“一丁点”上，他的声音有时会显得有点假嗓和撕裂，因此一段非常气愤的话也会变得出人意外的温和。 演讲者事先周密地考虑了自己的思想，一直到最后，到最后的实际结论，他考虑的是思想，而不是叙述，也不是公式，但不包括最简单扼要、鲜明准确的用语和词汇，这些用语和词汇后来象流通中的铮铮的硬币一样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句子的结构一般很复杂，一句扣一句，或者相反，句子套句子。这样的句子结构对于速记员和后来的编辑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然而，紧张而威严的思想却通过这些复杂的句子为自已开辟了一条坚定、可靠的道路。 可是，这是否真地出自一位有深刻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理论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之口呢？要知道，至少有时使人觉得他象一个非凡的无师自通者，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而得到这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仔细认真思考出的，没有科学资料，没有科学术语，而是按照自已的意思叙述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演讲者不仅在为自己，而且也在为群众考虑问题，他通过实践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使叙述完全摆脱掉了他本人起初对待问题所利用过的理论框框。 有时演讲者猛然冲上自己思想的阶梯，一下子跳过两、三阶，这是因为他觉得结论十分清楚，实际上再延长就是多余，需要尽快把听众引导到这个结论上来。而当他感到听众没有跟上来，感到同听众的联系断了线，他就会马上使自己镇静下来，一下子跳回去，再重新起步，但这时的步子就缓慢和适中了。他的声音也变得不同了，去掉了多余的紧张，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当然由于这样一退后，整个演说的结构就要受到影响。然而，难道演说是为了结构而存在的吗？难道一篇演说中还有什么别的逻辑能比促使人行动的逻辑更有价值的吗？ 当演讲者第二次讲到结论并在这一次把自己的听众一个不漏地引上这个结论时，场内真正出现了一片由于集体思想得到满足而发出的感激的喜悦之情。现在剩下的，只要在结论上再敲打两三下就行了，这样可以使它更扎实，显得更简明、形象，从而使人更便于记忆，然后可以让自己和别人都去歇口气，去说笑，以便使集体思想能在这时去更好地消化新取得的收获。 列宁演说时所表现的幽默是那样的平易，就象他的所有别的手法一样，假如这里可以说手法的话。任何孤立的诙谐，更不用说是俏皮话，在列宁的演说中都是没有的，而有的只是笑话，这些笑话很形象，为群众所熟悉，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笑话。如果政治形势不十分吃紧，如果大多数听众是“自己的”，那么演讲者并不反对顺便“开开玩笑”。听众带着感激的心情聆听着那种滑稽而朴实的俏皮插话和善良而无情的形容，他们感到这不是说着玩的，不单纯是一句俏皮话，而是有的放矢的。 当演讲者讲笑话时，他的脸的下半部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那张富有感染力的喜欢发笑的嘴。前额和颅骨的线条似乎也缓和了，目光也不再那么逼人了，显得那样的快活，P、Л的发音更发不清了，紧张的男性思想也松弛下来，显得那么乐观，人道。 列宁的演说，象他的一切工作一样，主要特点是坚定的目的性。演讲者不是在演说，而是在引出明确的实际结论。他对自己的听众使用各种方式，解释、开导、叱责、戏弄，再开导、再解释。通连着他的演说的不是形式上的计划，而是明显的、严格为今天拟定的实际目的，这个目的象一根刺一样刺进听众的意识。他的幽默也是服从这个目的的。他的笑话是只图实利的。每一个响亮的词句都具有其实际用途：鞭策一些人，平服另一些人。这里有象“尾巴主义”、“喘息”、“结合”、“争吵”、“共产党员的吹嘘”和几十个其他的不那么固定的词。演讲者在使用这些词之前，先划出一些圆圈，好象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找到之后，就安上一个钉子，目测一番之后，抡起锤子照钉子帽狠狠地砸去，一下，两下，十下——一直到把钉子砸进去为止，而当不需要钉子时想拔也很难拔出来。这时列宁就只好用俏皮话从左右两侧敲打这根钉子，使它松动，拔出来之后就扔进了废铁堆里，使那些对钉子己经习惯了的人感到极为心痛。 而就在这时演说就快要结束了。总结作了，结论定了。演讲者的样子就象一个工人，累得精疲力尽，但是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他不时地用手擦擦渗出汗珠的光秃的头顶，发出的声音不那么有力了，就象一堆即将着完的篝火。可以结束了。但是不必期待那种圆满的、似乎不如此就不能离开讲坛的热烈结局。别人不能够，而列宁却可以。他没有演说家式的结束语，他象写文章一样，写完了，就打上句号。“如果找们明自了，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这就是他常用的结束语。再不然就说：“这是需要努力奋斗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而有时更简单：“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仅此而已。这样的结尾完全符合列宁演说的特性和列宁本人的特性，丝毫也不会使听众扫兴。相反，恰恰在听了这种“不动人的”、“平淡的”结束语之后，使人感到它象一团认识的火光腾空而起，重新照亮了列宁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一切，引起了人们暴风雨般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热烈鼓掌。 列宁草草收起自己的讲搞，迅速地离开了讲坛，以便避开那不可避免的纠缠。他微微缩着脑袋，下巴低垂着，眼睛被埋在眉毛下边，小胡子几乎象生气的样子在那略微翘起的不满的嘴唇上竖立着。掌声雷动，一浪推一浪。万岁……列宁……领袖伊里奇……在灯光的照耀下，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的头顶闪闪发光，那不可驯服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当欢腾的气浪已经达到最狂热的时候，好象突然在狂吼、轰鸣和激浪撞击声中发出一个年青、有力、幸福和炽热的声音，它象一声汽笛透过暴风骤雨在大声地呼喊：伊里奇万岁！接着，人们从充满拥护、爱戴和热忱的万分激动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共同的飓风般的、惊天动地的吼声：列宁万岁！ 八 庸人论革命家在许多关于列宁的文集中，我见到有一本文集收了一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文章，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编者在注释中说：“甚至象威尔斯这样一些进步人士也不懂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如果为了这一点就把威尔斯的文章收录在为纪念这一革命领袖而编的文集里，这个理由似乎就太不充分了。可是对此也许不值得如此吹毛求疵，因为我本人至少也读过几页威尔斯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正如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祥，是完全无罪的。 威尔斯光临莫斯科那个时期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在1920—1921年饥寒交迫的冬天。当时笼罩着一种气氛，使人不安地预感到春天将要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饥饿的莫斯科处在积雪之中。经济政策处在急骤转折的前夕。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同威尔斯谈话后给我的印象：“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他不断重复着，同时双手举到桌子上，他一面笑，一面叹气，这是他在为别人而感到某种内心羞愧时所特有的表情。当他再一次想到他的会谈时，又反复地说：“哎，可真是一个庸人。”我们这次谈话发生在政治局开会之前，而且实质上只限于重复刚才所说的那段对威尔斯的简略评论。然而光是这一点就已经绰绰有佘了。的确，我很少读威尔斯的文章，而且根本没有见过他。然而这位前来观看共产主义试验的英国沙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分子、撰写幻想和空想题材小说的小说家的这一形象，我是完全想象得到的。而列宁的感叹，尤其是这种感叹的腔调，却毫不费力地补充了其他方面的不足。现在不知通过什么门路收集在关于列宁的文集中的威尔斯的这篇文章，不但又使我回想起列宁的感叹，而且使它充满了生动的内容。因为如果说在威尔斯论列宁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列宁的影子的话，那么威尔斯自己的名字却是比比皆是。 我们且从威尔斯起初的抱怨开始吧，你看，为了争取与列宁见面，他不得不长时间奔走，为此使他（威尔斯）“非常生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列宁召见过威尔斯吗？答应过要接见他吗？难道列宁有这样多余的时间吗？相反，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他每一分钟都不得闲；他是多么不容易地抽出一小时来接见威尔斯。即使一个外国人也并不难理解这一点。但整个的不幸在于威尔斯作为一个著名的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作为最保守的带有帝国主义气质的英国人，浑身都渗透着一种信念，以为他的访问实质上是对这个野蛮国家及其领袖的最大荣誉。威尔斯的文章从头到尾通篇都散发着这种毫无道理的自命不凡的臭气。 正象应当意料的那样，对列宁的特点的描写是从意外的发现开始的。看，他写道，列宁“完全不是一个作家”。实际上，若不是职业作家威尔斯，谁能决定得了这样的问题呢？“在莫斯科出现的有他（列宁）签名的（！）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对西方工人的心理充满者错误的见解……很少能表现出列宁思想的真正实质。”这位可敬的绅士当然不知道列宁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最珍贵的著作。威尔斯只知道一些“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还指明它们只是经过“列宁的签名”才出版的，这也就是暗示这些小册子是别人写的。真正的“列宁的思想实质”竟没有在已被写成的数十卷著作中表现出来，却是在这位来自大不列颠的知识渊博的客人如此慷慨俯就的那一小时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人们至少可以指望威尔斯会对列宁外貌作一番有趣的描写，为了一个描写得很好的特征，我们宁肯宽恕他的那些费边社[11]的庸俗行为。但是文章里却找不到这一点。“列宁有一张愉快的、经常变换表情的黝黑的（！）脸和生动的微笑。”……“列宁很不象他的相片。”……“他在谈话时略微作一些手式。”……威尔斯总也离不开资本主义报纸老练平庸的记者所讲的这套陈词滥调。同时他还发现列宁的前额同阿瑟·巴尔福那长形的和不太匀称的颅骨有些相象，说列宁基本上是个“小矮人，当他坐在椅子边上，他的脚刚能碰到地”。至于阿瑟·巴尔福的颅骨是什么长相，我们对这个可敬的物件不想妄加评论，我们愿意相信它是长形的。但在其余所有部分，那是多么的难看邋遢。列宁的头发是褐黄色的，绝不能说面孔是黑色的。他是中等身材，甚至可能略低于中等，可是他却给了一个“小矮人”的印象，说他双脚几乎刚刚碰到地，这只能是威尔斯的感觉，他自己觉得他象一个文明的格列佛大人来到了北方共产主义小人国。威尔斯还发现，列宁在谈话中间停顿时有一种用手指轻轻提拉眼皮的习惯。这位洞察力很强的作家猜测说：“这种习惯也许是由于视力有某种缺陷。”我们了解这个姿式。他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面前会有这种情形，他会迅速地把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并透过指缝注视着那个人。列宁视力的“缺陷”在于列宁在这里完全看透了对方谈话的人，看到了他的自负，他的局限性，他的文明的傲慢和他文明的无知，而当列宁把这幅形象看准之后，他就会一边轻轻地摇着头一边说：“真是一个庸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市民！” 罗特施坦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威尔斯顺便又得到一个发现，认为他的参加是“俄罗斯现状的特点”。请看，罗特施坦在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来监督列宁了，因为列宁过于耿直和轻率。对这种异常宝贵的发现能说些什么呢？威尔斯来到克里姆林官时，他满脑袋里装的都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新闻垃圾，他在列宁的办公室里以他洞察一切的眼力——啊，那当然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了！——发现了他早先从《泰晤士报》或其他谣言公司搜寻来的东西， 然而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呢？这一点我们从威尔斯那里得知，那无非是些十分无聊的老生常谈，它表明列宁的思想通过别人的颅骨折射出来后显得多么贫乏而可怜。附带说一句，我们并不把这副颅骨是否对称视为怀疑的根据。 威尔斯到这里来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即“他要同这位坚定的学理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一点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已经知道，“列宁的思想实质”不是在他二十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揭示出来，而是在他同这位英国庸人的谈话中揭示出来的。威尔斯接着说：“我曾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他并没有对我这样做。”的确，哪能教训一位自我评价如此高的绅士呢？说什么列宁喜欢教训人，这完全不对。要说列宁能够循循善诱，那倒是真的。但只是在他认为他的谈话对方能够学会点什么时他才这样做。在这种场合他真是丝毫不惜时间，不遗余力。至于这位高贵的格列佛大人大驾光临“小矮人”的办公室的这一义举，只经过了两、三分钟的谈话，就使列宁形成了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就象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题词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 谈话讲到了大城市。威尔斯第一次到俄国，正象他声称的那样，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城市的外貌是由商店和市场的交易情况决定的。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交谈者，列宁“承认”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将大大缩小。威尔斯向列宁“指出”，城市的恢复需要做巨大的工作，彼得堡很多巨大的建筑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的意义。列宁也同意了威尔斯的这种无可比拟的陈腐之见。威尔斯补充说：“我觉得，他很喜欢同懂得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的人交谈，而他自己的追随者中却有很多人忽咯了这种必然后果。”看，这就是一把现成的测量威尔斯水平的比例尺！他认为他的最伟大的洞察力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发现在共产主义情况下大城市的杂乱无章将会消失，很多现在资本主义建筑上的巨大怪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如果有幸而未被毁坏的话）的意义。当然，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威尔斯称之为“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哪里会想得到这种发现，尽管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旧纲领的通俗注释中就己阐明了这些发现，且不用说古典空想主义者也是了解这一点的。 现在我想大家都会明白，为什么威尔斯在谈话时竟“完全没有发觉”人们多次讲过的列宁的笑容了，这是因为列宁顾不上笑。我甚至担心，是不是因为有一种与笑完全相反的动作使列宁的腭骨抽了筋。但在这方面他那好动而灵巧的手却为他帮了大忙，他的手总是能及时地把他那失礼打呵欠的动作掩饰过去，而不被只顾忙自己事情的交谈者所发现。 正如我们早就听说的那样，列宁没有教训威尔斯，——理由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威尔斯却坚决地教训了列宁。他传授给列宁一个完全新的思想，即为了社会主义的成功，“需要改造的不单单是生活的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整个人民的心理”。他向列宁指出，“俄国人生来就是个人主义者和商人”。他向列宁阐明，共产主义“走得太快了”，它在任何东西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就先破坏，如此等等。威尔斯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分歧点，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应当说，所谓进化的集体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博爱主义、经济社会立法以及礼拜日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所构成的费边社的大杂烩。威尔斯本人对其进化的集体主义的实质是这样描述的：“我相信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制度，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文明起来，变为集体主义的制度。”威尔斯本人没有说明究竟是谁对谁来实行“有计划的教育制度”：是勋爵们的长脑壳对英国无产阶级，还是相反，无产阶级对勋爵们的脑壳来个当头一棒呢？噢！不，怎么都可以，只是不要是后者。那些文明的费边社分子，那些有思想的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们，那些绅士和太太们，那位威尔斯先生和斯诺登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活在世上呢？那还不是为了通过有计划地和持久地宣传隐藏在他们自己脑壳下面的思想，来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起来，并使之巧妙成功地逐渐变成集体主义社会？而这种转变，就连大不列颠王朝也根本察觉不了。 威尔斯向列宁所叙述的和列宁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威尔斯宽厚地表示：“对于我来说，同这位不寻常的小矮人交谈简直是一种休息（！）”而对于列宁来说呢？——哎，伊里奇做了多么巨大的忍耐啊！他大概暗自说了几个富有表现力的和形象化的俄国词儿。他没有把它们大声地译成英语，也许这不仅因为他的英语还远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而且是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原故。伊里奇是非常注意礼貌的。但他不能只局限于礼貌的沉默了。威尔斯说：“他不得不向我反驳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贪婪和浪费，教给它什么也是白费。”这里插一句，列宁还引证了莫纳一本新书讲到的一系列事实，资本主义破坏了英国国家造船厂，不允许合理地开采煤矿等等。伊里奇是懂得事实和数字的意义的。 威尔斯先生出人意料地作出结论说：“我承认，同他辩论我感到很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在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投降呢？不，不。“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这句初看起来出人意料的话绝不是偶然的，它已成为常规，具有严格彻底的费边社的、进化的、教育的特性。这句话的预定对象是英国的资本家、银行家、勋爵和他们的大臣。威尔斯对他们说：看，你们搞得这样恶劣，这样带有破坏性，这样自私自利，甚至使我在同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辩论中，往住很难维护我的进化的集体主义原则。醒醒吧，快实现每周的费边社清洗吧，文明起来吧，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吧。可见，威尔斯的沮丧的措词不是自我批判的开始，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那种教育工作的继续，使这个社会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凡尔赛和约变得更加所谓完善、道德和费边化了。 威尔斯略带同情地提到列宁说：“他对自己事业的信仰是无限的。”对此不必争论。列宁对自己事业的信仰程度是足够高的。对就是对。同时，这种高度的信仰使他在那些封锁闭塞的日月里能有耐心同每一个即便是只能为俄国和西方的间接联系效一点力的外国人交谈。列宁与威尔斯的谈话就是这样的。而他同来访的英国工人的谈话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情况。他同他们的谈话，那可是生动活泼得多。他既向他们学习，也对他们予以教导。相反，同威尔斯的谈话实质上具有半被迫的外交性质。作者总结说：“我们的谈话不了了之。”换句话说，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场对抗赛是以平局而告终的。威尔斯回到了大不列颠，而列宁依然留在克里姆林宫。威尔斯为资产阶级公众写了一些浮华的通讯，而列宁则摇摇头，反复说：“这个小市民！哎呀呀！一个多么庸俗的人！” ※ ※ ※ 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今天，几乎隔了四年之后，我会来谈论威尔斯这篇不起眼的文章。当然，说是因为在纪念列宁逝世的文集里转载了他的文章，这一情况并不是理由。说是因为我这篇小文章是在苏呼姆治病期间写的，那这个理由也不充分。我有更重要的因由。须知，如今在英国执政的是威尔斯的党，而这个党是由进化的集体主义的有文化的代表人物领导的。在我看来，而且我不是毫无很据地认为，威尔斯关于列宁的这篇文章也许比起许多其他人向我们暴露英国工党领导阶层的灵魂的文章要好一些：归根结蒂，威尔斯不是他们之中最坏的。这帮人最落后，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他们的傲慢——英国资产阶级伟大历史作用的一种过时的东西，——阻碍他们认真思考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新的思想现象和超出他们头脑的历史过程。这些老顽固、老保守被禁锢在资产阶级舆论里，这些老爷在把自己和他们的偏见撒到全世界，而在自己周围他们除了自己之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列宁在欧洲各国都住过，精通多门外语，他能阅读、研究、听、思考、比较、概括。当他成为伟大革命国家的领袖后，他仍不失时机地真心实意地认真学习、探听和求教。他孜孜不倦地观察整个世界的生活。他能流利地用德语、法语、英语进行阅读和讲话，能够阅读意大利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作十分繁忙，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悄悄地攻读捷克语法，以便能够直接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此事有时被我们“抓住”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并替自己辩护几句……而相比之下，威尔斯所体现的则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狭隘的小市民，这些人视而不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他们学习，因为他们身上的传统的偏见多得是。而麦克唐纳先生是他们当中另一种类型的比较稳重和忧郁的清教徒式的人物，他安慰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说：我们与莫斯科进行了斗争，并且我们已经战胜了莫斯科。他们战胜了莫斯科？他们可真是地道的可怜的“小矮人”，尽管个子高！弄来弄去，他们至今连对自己明天的情况还一无所知。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生意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任意摆布执政的“进化的”社会主义的学究们，使他们名誉扫地并有意识地在为他们的内阁和政治上的垮台作准备。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为——不过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执政作准备。是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所谓“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因为英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在按照马克思规定的法则进行的。 威尔斯曾以他特有的象布丁一样难以消化的俏皮话威胁说，要拿剪刀剪掉马克思的“学理主义的”头发和胡子，使马克思英国化、尊贵化和费边化。但这个意图毫无结果，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仍将是马克思，同样，列宁也仍将是列宁，尽管威尔斯用一把钝剃刀使他受了一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我们敢预言，在不远的未来，在伦敦，比如在特拉法尔加街心公园里将并排建立起两尊铜像：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国无产阶级将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工党的矮子们曾企图给这两位巨人剃头刮胡子，但结果办不到，真是妙极了！” 我希望争取能活到那一天，在我闭眼的一瞬问能清晰地看到列宁仍旧坐在威尔斯会见他时所坐的那把圈椅上，并且就在他与威尔斯会面后的第二天，也许就是在当天，我会听到他发自内心的抱怨：“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 1924年4月6日 [1]尼·尼·苏汉诺夫在其革命史中创立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列宁路线的我的路线。但是，苏汉诺夫是一个地道的“构成主义者”。 [2]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页。——译者注 [3]同上，第95—106页，下同。——译者注 [4]彼列维尔泽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1917年7月，他公布了由阿列克辛斯基伙同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伪造文件，造谣说列宁及同伙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间谍。托洛茨基将此事件称为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武器。——译者注 [5]本章内所引用的对话自然都是大致的，但关于“外表”一词记得很清楚。 [6]英语：剧终。——译者注 [7]米柳亭同志对这段情况的叙述稍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上述说法更准确。无论如何，列宁说的“满有革命的味道”这句话是针对我提议把整个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而言的。 [8]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弟三卷第41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9]很遗憾，我怎么也不记得代表团是为什么问题而来的。 [10]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知为什么人们始终称斯维尔德夫为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不对。第一任主席是加米涅夫同志，尽管时间不长。后来，党内在试图同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根据列宁的倡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代替了他的职务。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中说，加米涅夫同志被斯维尔德洛夫所取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前者要动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参加谈判。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引起改选的原因是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我曾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由我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为主席。 [11] 费边社联合了英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为了对费边·孔克达特（缓进者）表示敬意，他们自己取名为费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