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
托洛茨基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的教训与任务，现时对国际无产阶级具有最大的教育意义。一九一七年所得经验，为那乘世界工人阶级失败潮浪而踏上政权的不肖门徒们所窜改、歪曲与伪造到了不可认识的地步。此后，人们不得不从那如山的葬物之下，掘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了。「中国」革命是用了荒唐反衬术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派政策底正确。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乃是一场大规模的「败者胜矣」之戏。我们一定要用十月革命经验的反命题即中国革命的教训，来教育年青一代的革命者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ABC。中国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这个国家中发生的事情，不但决定着它自已底命运，确实也决定着共产国际底命运。第六次大会非但不将过去作一正确的清算，或整理清楚，反而将犯过的错误尊为神圣，又补充以新的混乱，这能使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年中陷于绝望境地。当问题有关于国际革命命运之时，以驱逐出党相威吓的那种官僚办法，显然不能叫我们缄口不言。驱逐我们出党的，正是那些直接对失败负责的人；因此他们害怕泄漏光明。
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在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将孟什维克政策应用于革命时代的完全例子，而这恰好就是中国走到了一个灾难的理由。这还不算，孟什维克主义又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因为它受了共产国际的威望与苏维埃政府的物质机关之保护，抵挡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这样条件的凑合是稀世难逢的。结果，一次按其可能性可入于最伟大的革命之列的革命，被中国资产阶级完全破坏了；它反而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可是凭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资产阶级本没有理由期待这种结果。机会主义的错误尚未改正。大会中讨论的全部经过，布哈林与古西宁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员的演说，──所有这一切，都表示出领导机关在中国政治中所执行的行动路线不但曾是错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错误的。最初以合作方式公然进行机会主义（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则用冒险办法来了一次突然的迂回。广州暴动后，它放弃了盲动主义，转入到第三阶段，最无出息的一个阶段，它企图将旧时机会主义的前提与纯粹形式的，无效果的激烈主义联合起来，此种激烈主义以前在俄国曾得到「哀的美顿主义」[2]与「召回主义」[3]这些名称，乃是最坏的一种极左主义。
不先把三个阶段中（上海、武汉、广州）将革命引入失败的机会主义领导作一正确的估计，不完全懂得这些失败在中国社会，政治与国内外地位上所造成的大破裂，则现在没有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再能前进一步。
大会讨论表示出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概念中，还保持着何种粗鲁的与致命的幻想。中国代表团之一，当为广州暴动作辩护时，神气十足地指出这个事实：在该城遭受了失败以后，党员数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即令在距离革命事变舞台数千里的此地，仍觉得在世界大会上提出这样可惊的报告而未立即遇到愤怒的驳斥，乃是不可相信的。不过幸亏有一个演说者在另一点上做了说明，我们才知道，当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能有多久呢？）数万农民的新党员时，另方面却失去了它工人党员的大多数。正是这个可虑的过程，无误地指出党的衰落的某一阶段的，却被中国共产党员形容成党的生长与进步的标志了。当革命在城市中与工农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地被击败以后，特别在中国那样的庞大国家，时常会有一些新的区域──其所以会新，正因为它们落后──还包含着尚未竭尽的革命力量。在辽远的边远区域，革命潮浪的头还在一个长时期内扩张开去。关于中国西北[4]部回教徒区域的情形，因为我们没有直接材料，难于确定地说在那些地方是否在下一时期行将发生革命骚动。不过中国全部历史，使这样事情的发生成为可能。这种运动只将是上海、汉口与广州的各次斗争之过迟的回声，乃是显然的。革命在诸大城市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之后，党，在某个时期内，还能从正在觉醒的农民中吸收数万新党员。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可作为未来伟大可能性的一个预兆。不过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时期中，它只是中国共产党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
一个革命的低落时代，由于其本质使然，孕育着许多对于革命党的危机。一八五二年，恩格斯说过，一个党，假使放过了革命局势，或在这局势中遭了决定性的失败，则必然要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内从舞台上隐退出去。假使那革命的被击溃不是因为一种不利的力量关系，而是恰恰像中国的情形一样，乃因领导方面的公开与无可争辩的荒谬，则反革命时代之打击革命党将更加残酷。加以中国共产党存在得短，没有久经锻炼的干部与稳固的传统；最后，又加以领导机关中如此轻率的撤换。（这在其它各国党中亦然，领导者成了共产国际错误的代替负责人。）这些情形合拢来，替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时代造成了确实致命的条件，而那反革命时代将延长多久，则事先不能决定。
只有将今天与昨天底根本问题，明白而勇敢地提出来，纔能使中国共产党免于恩格斯所说的命运，换言之，即从政治观点上说，在一个时期内，趋于消灭的命运。
中国革命底阶级关系，我们已在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底基本提纲的批评中，用一个专车来研究过了。今天，我们对那一章毋需加添什么话，或者对它有什么变更。我们在那一文件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只能以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千百万贫农夺取政权这一方式而进行。要在中国解决某本的资产阶级的与民主的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于一种反动企图，要将革命拉回到国民党合作时代所已走过的诸阶段去。这个一般的政治诊断，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或更恰切些说，未来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行动的战略路线，却决没有取消了今天以及明天的策略任务的问题。
一 不断革命与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底决议案说：
「存在于中国目前的客观形势是如此：其直接革命局势之持续将不是以几星期或几月，而是以几年来计算的。中国革命具有持续的性质，但在另一方面，它是没有休止的。按其性质，它构成了马克思所称的不断革命。」
这是对吗？若被明智地了解，这是对的。但它一定要照马克思而非照洛明那兹[5]的见解来了解。布哈林揭发洛明那兹的错误，为了后者应用这个公式，但他自己并不比被揭发者较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真正的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大国中发生的，特别在现在这帝国主义时代，都倾向于转变为一种不断革命，换言之，它不停止于所到达的任何阶段；不将社会全部改变，不最后取消阶级差别，因此，不完全与最后地铲除再起革命底可能，它是不肯停止的。这正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所由形成的，它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后者是为它的民族范围及其特定的目的所限制的。中国革命本身含有其成为不断革命的倾向，只因为它含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不谈这可能性与离开这可能性而谈不断革命，那好像是企图盛满但那伊特姑娘们的无底桶[6]。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且变那政权为反对国内外一切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工具，纔能保证革命的不断性，换言之，保证它走向前去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这，有一个必需条件，就是要一贯地进行一个政策，能准备无产阶级在适当时候夺取政权的。现在，洛明那兹将革命（在共产党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的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弄成功一个学究的公式，一劳永逸地保证着「在许多年间」会有革命局势。这样一来，革命底不断性成了一个超于历史之上，与领导者的政策无关，且与革命事变的实在发展不相干的法则了。在这类情形中，事情常是如此的：只当斯大林、布哈林、陈独秀与谭平山的政治领导对革命局势彻底怠工之后，洛明那兹及其同类们才决定宣布他们关于革命不断性的玄学公式。
保证了在许多年间行将继续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置丝毫怀疑，便从这公式中推演出有利于暴动的条件。
「……不但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力量不曾耗竭，而且正是在目前，它开始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前进中表现出来。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必须承认今天（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有一个直接革命形势存在于全中国。」
广州暴动是从同样的局势估计中完全不可避免地推演出来的。假使真正存在着一个革命局势，则广州失败这一简单事实，将是一个特殊的插话，同时无论如何，不会使这个城市中的暴动变成一次冒险行为的。即使遭遇到了广州本地或其四郊暴动的不利条件，领导机关的责任是要尽一切必需的努力，去最迅速地实现暴动，以便因此分散与减弱敌人力量，使国内其它部分的暴动得以容易胜利。
不过，不是在「许多年」，而是在几个月之后，人们就逼得承认政治局势已激剧地低落了，而且广州暴动以前便是如此的。叶挺与贺龙的南征业已是在革命低落的空气中展开，工人从革命离开去，离心倾向正在获得力量。这跟各省农民运动之存在是不相冲突的。情形时常是这样的。
现在让中国共产主义者问问自己吧：假使他们早懂得了在某一时期内，革命的几个基本力量业已耗尽，大退潮已经开始，他们敢不敢决定在十二月举行广州暴动呢？假使他们及时懂得了局势中这个激剧的中断，他们决不会将号召广州的武装暴动置于日程之上了。领导机关决定了与举行了这次暴动，其政策的唯一解释，便是他们不懂得上海与湖北那几次失败的意义与后果。其它的解释是不能有的。对于新局势与新危机，反对派已及时警告过了，因此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之缺乏此种了解，更加不能原谅。反对派被这些蠢才与诬蔑家攻击为有取消派精神。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证实了这个事实，即对「盲动情绪」没有加以适当的抑制，以致造成了湖南湖北等地的无结果的暴动。「盲动情绪」该作如何了解呢？中国共产党员，同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训令，判断中国局势为直接革命的，且以为部分的暴动有一切机会能被顺利地扩大为总的暴动。这样看来，这些盲动，乃是对一九二七年后半期由失败造成的中国局势作了错误估量的结果。
在莫斯科，他们能够空谈「直接革命局势」，攻击反对派为取消主义者，同时替自己事先对未来（特别广暴以后）留了一个关于「盲动主义」的后步。可是在事变舞台上，在中国本地，每一个忠实的革命家的责任所在，是要尽他分内的一切可能去加速暴动，因为共产国际宣布了的，一般局势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暴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两面手法这种制度，暴露了它的明知故犯的罪恶性质。
同时，大会决议案说：
「大会认为企图视广州暴动为一次盲动是完全不恰当的。它乃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刚才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所作的一次英勇的后卫战（？）；不管领导方面犯了大错，这暴动仍将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苏维埃阶段的旗帜。」
此地的昏乱是达到了极点。广州无产阶级的英勇气概，被显示出来用作烟幕，去掩盖莫斯科的，并非广州的（决议案上完全拋开它不谈）错误领导。还只在昨天，莫斯科的领导者并不说什么「后卫战」，而是说要推翻国民党政府。
为什么在广州经验之后，斥责号召暴动为盲动主义？因为亏了这个经验，暴动的不合时宜是被证实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需要一个新的实例教训，藉以发现那无此教训即已清楚的事理。但是用生命供给这些过后方知的人们以补充教训，对无产阶级言，不是太浪费了吗？
洛明那兹，革命战略的神童们之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赌神罚咒地说，广州暴动所以是必要的，正确的与有益的，恰恰因为它开辟了工农夺取政权之直接斗争时代。他获得了赞同。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洛明那兹承认那暴动并不开辟一个胜利时代，而是结束了一个失败时代。但跟以前一样，那暴动被认为必要，正确与有益的。它的名称被简单地改变了一下吧了：从前锋接触一变而为「后卫之战」。其它一切都跟过去一样。企图躲在广州工人的英勇气概后面以逃避反对派的批评，其力量有如，让我们举个例证吧，有如雷能康泼夫将军[7]因自己的战略而使俄国兵土溺死在马楚尔的沼泽中，如以这些兵士的英勇气概作护符一样。广州无产阶级不曾犯过错误，他们的错处只在于他们过分相信了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领导者的错处则在于盲目地相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由政治的盲目与冒险精神结合而成的。
以一九二七年的广州暴动比一九○五年的莫斯科暴动，是根本错误的。当一九○五这整整一年中，俄国无产阶级逐层兴起，从敌人那里取得让步，使敌人的队伍瓦解，将愈益广大的民众集合在先锋队周围。一九○五年的十月罢工乃是一次大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俄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党，它不服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纪律。党的自尊，明察以及进攻精神，是一级一级地升高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在数十个城巿中建立了苏维埃，并非在暴动前夕，而是在群众罢工斗争的过程中。经过这些苏维埃，党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关系；它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它动员了他们。沙皇政府看见各个力量的相互关系每天都在改变得于革命有利，便转取反攻，因而阻碍了革命领导机关，使它没有必需时间去继续动员革命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领导者能够而且应该作孤注一掷，以便用行动来测验那个最后的决定因素——军队的心理状态。这便是一九○五年十二月暴动的意义。
在中国，事变是在正相反的方式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由一连串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所构成的，它使工人习惯于耐性地拥护国民党底羁轭。 一九二六年三月，党投降于蒋介石之前：它减弱自已的地位，巩固了蒋介朽的势力；它辱没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它将自己变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辅助工具。党实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四阶级联盟的训令，因而扑灭了农民运动与工人罢工。它拒绝了苏维埃底组织，以便不扰乱中国将军们的后方局势。这样，它将上海工人们缚好了手足，交给了蒋介石。上海溃败以后，党，服从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训令，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左派国民党，于那个所谓「土地革命的中心」。共产党人加入了武汉政府，这是镇压罢工斗争与农民暴动的。这样，他们给革命群众准备了一次新的与更残酷的蹂躏。做了这一切之后，一个完全渗透着冒险精神的命令发出去了，命令人立刻转向着暴动。从这里，百先产生了叶贺的冒险，然后是一次更痛苦的广州政变的冒险。
不，这一切都完全不像一九○五年十二月的暴动。
假使一个机会主义者称广州事变为冒险，乃是因为它是一次暴动。假使一个布尔什维克用同样名称以称呼这些事件，那是因为它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暴动。一句德国成语说得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说：二人说着同样事情，但不指着同样事情。泰尔曼[8]式的官僚们，在中国暴动这题目上，可以继续对德国共产主义者讲述反对派的「变节」。我们将知道如何教德国共产主义者以背向着泰尔曼。实际上，对广州暴动的估价问题，乃是从第三次大会寻取教训问题，换言之，是从德国无产阶级的生命攸关之处去寻取教训问题。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企图依靠着无产阶级中少数的积极者从事一次暴动，而此时大多数无产阶级是消极的，因为过去历次失败的结果而疲倦，不信及观望的。当时领导这个企图的人，也想托庇于三月斗争中工人们所显示的英勇气概之下。不过第三次大会指斥领导者的暴动精神时，却不为此而恭维他们。当时我们是怎样评判这三月事件的呢？我们曾如此写过：「他们的本质归结于这一事实：年青的共产党为工人运动中明显的低落所惊吓，作一绝望企图，想叫无产阶级中最积极的一个队伍参加进来，干涉事件，以便「电化」工人阶级，如属可能，使事情来一次决战。」（见托洛茨基著「共产国际的五年」，三三三页。）泰尔曼对这一切是一窍不通。
从一九二三年七月起，我们要求决定德国暴动的日期，使蔡特金[9]瓦尔斯基[10]与其它几个老的，很可敬的但是无法纠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吃了一惊。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当蔡特金声明那时候她看见暴动发生将比去年「更加乐观」的时候，我们只能耸耸肩膀。
「马克思主义起码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局势中与不在革命局势中，不能用同样策略。」（「列宁全集」卷十五，四九九页。）
现在，每个人都口头上承认这个ABC，但离开他们能应用之于实际还有多么远呀！
问题不在于要晓得群众照他们自己意思暴动起来时共产党人一定要做什么。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当群众起来时，共产党人一定要同他们在一起，组织他们，教导他们。不过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的：在广州暴动之前的几个月中，领导机关曾经做了什么，以及它本应做些什么？领导机关的责任所在，应该解释给革命工人听，因为错误政策招致了历次失败的结果，力量的相互关系是完全转向到有利于资产阶级了。曾经打了几次大仗的工人大众，在冲突中被驱散，已经退出了战场。若相信当无产阶级群众正在离开之时我们能前去引导农民暴动，那是荒谬的。必须再度团聚工人群众，进行防御性的战斗，避免总的决战，因为这显然是没有取胜希望的。假使，不管做过了这样一种阐明与教育工作，违反着这工作，广州的群众还是暴动起来了（这是很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人应该出来率领他们。不过发生了的事情则恰好相反。暴动是在事先，经过深思与预谋，根据于整个空气的错误占量而奉命举行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队伍被领进于一次显然没有希望的战斗中，使敌人更加容易消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将这一点公开说出来，便是欺骗中国工人，且准备新的失败。而第六次大会可不曾说出这一点。
这一切不是表明广州暴动只是一次冒险，只许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即，领导机关完全不中用吗？不，这不是我们的批评之意。广州暴动表明出，即使在历次大败之后，当着革命的明显退潮时期，即令是在非工业化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传统的广州，无产阶级仍能够暴动起来，勇敢作战，夺取政权。我们于此获得了一个具有大意义的事实。这事实重新表明出即使在工人阶级数量上相当弱的，历史发展上落后的，其中人口大多数由农民与分散的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以其自己名义能有多么大的比重，它终于能起的政治作用有多么的大。这个事实，在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之后，又一次地完全摧毁了古西宁，马丁诺夫及其同类的俗子们，他们教我们说，在「农业的中国」，人是不能梦想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但马丁诺夫们与古西宁们，现在正是共产国际底日常指导者。
广州暴动同时又表明出，在决定关头，无产阶级在孙中山主义这小资产阶级的都市中，甚至在国民党，它的左派或极左派的残滓中，也不能找到一个政治同盟者。这个意思是说：建立中国工人与贫农同盟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完全与直接地落在共产党身上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乃是未来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条件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恢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权，它受工人与贫农同盟所拥护。
假使一定要说到「变节」的话，那么背叛广州暴动中的英雄与牺牲者的，是那些企图拋弃这个暴动的教训借以掩饰领导机关罪恶的人。必须得出来的教训有如下列：
一、广州暴动表示出，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进行暴动与夺取政权。在国共合作的经验之下，那暴动表示了与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反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完全缺乏生气且具有反动性质的。
二、设想得与执行得和革命发展过程相违反的广州暴动，加速与加深着革命的低落，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容易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所消灭。这使两革命的中间时期带上了痛苦的，慢性的与持续的性质。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复兴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
这两个结论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只有同时考虑到它们，才能判断局势与确定前途。第六次大会既未做出第一个结论，也不曾做了第二个结论。第六次大会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八年三月）保证中国革命正在「继续」中的决议案为其出发点，但在飞翔中误落进了这样一个地点，竟宣布现在革命已进入预备阶段了。不过这个飞翔帮忙不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与诚实地说话，要坚决，公开与无情地承认业已发生的革命中断，要将策略适应这局势，同时还要遵循着一条行动路线，能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暴动，在未来苏维埃中国中起领导作用。
二 两革命的中间期与这时期中行将出现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派的政策，不但以其革命的规模见长，而且也以其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其特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最大的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的与无聊的了。但这正是布哈林的专长。首先，他证明国民党与苏维埃是一个东西，而共产党人则能够经过国民党，避免着战斗，取得政权。等到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得到布哈林的帮助，击溃了工人以后，他开始拿出拳头来了。当他不做别的，只是修改与「补充」列宁之时，他的讽刺画的一方面并不超过某种起码限度。当他利用斯大林，赖可夫与莫洛托夫[11]对于国际问题知识的完全缺乏，妄想自起领导时，这个小布哈林可就膨胀起来，竟致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幅巨大的讽刺画了。他的战略归结放在革命低落时期，将那些在流产的与被污损的革命时期所幸存的一些东西，加以结果与毁灭。
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边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丑陋的一种形式。
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十分深刻的革命局势，因为这个国家的内外矛盾，只有在革命道路上寻找它们的解决。但从这个观点看，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有革命局势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公开地表露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苏联，这里虽然遭遇了五年官僚主义的后退，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仍有以改良方法使十月革命复兴的可能性。
在某些国家中，由潜在革命转变为积极革命的日期比较近些；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比较远些。要事先预言革命发生将依着怎样一个轮次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不仅决定于国内矛盾的尖锐性，而且也决定于世界因素的交错。一个人可以很有理由地假定，欧洲革命之完成将先于北美洲革命的发生。但预言革命将先发生于亚洲，然后延及欧洲；这已具有更带条件的性质了。这是可能的，甚至是篕然的，但决非必然的。新的困难与纠纷，有似一九二三年的占领鲁尔，或如在北美合众国的压力之下，商工业危机的加深，能在最近将来使欧洲各国进入直接革命的局势中，有如一九二三年德国，一九二六年英国，一九二七年奥国的情形一样。
中国还只在昨天经过了一个蓬勃的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并不会使革命接近而在今天或明天爆发，而是相反的，它使革命离得更远些。接着一九○五年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中，东方各国（波斯、土耳其、中国）发生了大的革命动乱与政变。但在俄罗斯本身，革命却只在十二年后，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复起。自然，在中国并非一定也要隔开这许多年。世界矛盾进展的一般速度，现在是加快了。我们能够说的只有这一点。不过人们一定要估计到而且记在心里，在中国本身，现在革命是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并且；革命失败的后果还不曾完全消失。在俄国，低落与衰退潮浪，通过了一九○七，一九○八，一九○九诸年，一九一○年底一部分也还处在低落期中，那时多半亏了工业复兴，工人阶级纔开始有了生气。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正是一条同样陡峭的下山路。它一定要晓得如何攀牢每一个岩崖，紧抓住每一个支点，才能不致摔跌下去，弄得身折骨碎。
中国无产阶级，从其前锋队起，一定要消化历次失败的经验，用新的方法行动，认识新的环境；它一定要重整其被击散的队伍；它一定要刷新其群众组织；它一定要以比从前更大的明彻性，确定它对国家的当前问题，即：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采取什么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一定要浪费它因胜利所积累的资本。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它与其它各阶级之间的种种矛盾，一定要再度暴露出来，且成为尖锐。各种力量的一次新的集合，一定要在农民中发生反响，使他们重新活动起来。恰好是这一切，将表示出一个革命局势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生了。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列宁说道，「……曾经在革命上升时期与革命落入深渊之时（即对群众发出革命号召而得不到回声之时），经历了悠长几年的那些人，知道无论如何革命总是会重新起来的……」（「列宁全集」，卷二十，第二册，第二一七页。）
中国革命「再起」底速度，不仅由于客观条件来决定，而且由于共产国际底政策来决定。
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只外交式地说几句偏右又偏左的为自己预留地步的话，即讼师式的预先隐藏几句便于将来销案或上诉时根据的话。
不错，大会议决案承认：「群众暴动口号变为宣传口号，……只有到新的革命进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立即变为行动口号。」我们顺便说一句：迟至今年二月，这样的态度还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哩！于此可见，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所指的只是那能够比共产国际指导机关更早一点估计到事实及其后果的本领。
但大会议决案除了将武装暴动变成宣传口号之外，就再也不前进一步了。大会上的报告关于这一点也不再说什么话。在最近的下一个时期会发生什么呢？必须预备什么呢？拿什么路线做工作呢？没有确定任何前途。
为要了解在这个问题中有多少东西需要根本地重新学习过，我们试再回顾一下昨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那个议决案——即最能明白反映机会主义加「革命的」轻率性的那一个议决案[12]。
在中派左翼的神童领导之下，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即广州暴动前夜开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估量武汉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在其八月大纲中就已经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统治之稳定，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在这篇可注意的大纲中，对于稳定的估量，与对于革命局势的估量，是用同一样的方法。这二种概念是被弄成彼此绝对不能相容的。如果革命局势，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保证能有「好几年长期间」的存在，那么显然，无论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稳定都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在玄学原则的体系中，此二者是相反的。布哈林及其朋友又兼仇敌的洛明那兹，在这情形中，都不了解革命局势及与之相反的稳定，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前提，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活的内容。在阶级斗争以外，就无所谓稳定，也无所谓革命局势。我们有一次曾经写过：稳定乃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而非其预先立下的战场。无产阶级要发展并利用一个危机的局势，资产阶级则要以自己的稳定去制止并克服它。在这二个根本的阶级力量之斗争中，稳定就是斗争的「对象」。布哈林最初嘲笑这个定义。随后以偷窃手段一字一句地将这个定义写在他对于某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书面报告里头。但布哈林将我们特别反对他的经院哲学理论之定义，偷为己有写在他的报告里头，而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定义之意义。至于说到向左作轻浮跳跃的洛明那兹，那他跳跃半径是非常之狭小的，因为这位勇武的神童并不敢跳断布哈林手里牵着的绳。
当然，绝对的稳定是绝对地与绝对革命局势不能并容的。这些绝对之相互变换，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些可笑的理论高峰上爬下来，则我们看见：在社会主义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以前，相对的革命局势将会变成相对的稳定，反之亦然，——而且这大概也不止发生一次。在其它的相等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机关愈无能力利用环境，革命局势之转变为资产阶级稳定之危险愈大。蒋介石一派的领导机关是比陈独秀和谭平山的领导机关，更加高明的。但决定事情的，并非这二个领导机关。外国帝国主义以威吓利诱和直接帮助手段来指挥蒋介石。共产国际则指挥陈独秀。两个具有世界规模的领导机关在此地枪来剑往。共产国际的指导，表现出在斗争一切阶段中都完全不中用，因之极度地使帝国主义的指导任务易于进行。在这些条件之下，革命局势转变为资产阶级稳定，不仅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这种转变正在完成中，而且在某种限度下，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布哈林曾经替欧洲宣布过一个「有机的」稳定的新时代。他教我们不要等待最近几年在欧洲会有像维也纳事变那一类的震动以及一般的革命震动。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在欧洲，夺取政权的斗争，完全被反对战争的斗争所排挤出去。可是对于中国，人们却否认稳定，就完全像一九二三年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否认德国的稳定一样。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仍固执如前。
中国工农的失败，表明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巩固是不可免的，而这正是经济稳定的出发点。国内战争停止及战区缩小之结果，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相当整理起来，这将自动地走到经济活动的恢复。国家受破坏和损伤之后，日常生活品的的需要将多少开辟其自己的道路。工商业必定会开始重振起来。在业工人的数目必定会增加。
只有盲目的人，才看不见中国已有国家生产力向前发展之某种政治上的前提存在，——这种发展自然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光是一些政治的前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经济的推动，没有这种推动，国家元气之恢复将比较缓慢。这种外来的推动，可以因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来。美国已经走在日本和欧洲之前，形式上同意「平等互惠条约」。美国国内的不景气和资本过剩，使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侵入有很大的可能性。国民党显然是会「开门」欢迎美国进来的。无疑地，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为要对付那很快严重起来的危机起见，也要企图去争取中国市场。
在地广人稠的中国，只要在道路建筑上有不甚重大的成功，只要汇兑有相当调整，而运输上的危险也相当减少，必定就会自动使商业流通有巨大进步，因此工业也能活跃起来。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关心中国的道路建筑；出售汽车的美国当然不会落在别国后面。
中国要稳定对外汇兑和建筑道路，必须有多量的外国借款。英美财政界有力的报纸，对于中国的向外借款，曾经加以讨论并认为是可能的。风传还要组织国际银行团以整理中国旧外债并供给中国新借款。消息灵通的报纸已经预称未来的事件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
这些伟大计划将实现到何种程度，我们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尤其不知道内幕的情形，是不能预言的。但在最近一时期中，中国发展将按着这个路线，这是无疑的。现在报纸上已经就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几乎是全中国，收成的良好也帮助去向这一方向的发展。国内商业，输入和输出等的曲线，已经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
自然，我们无需要走到与昨日的错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我们无需要替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稳定加上任何固定的不变的即玄学的特性。这将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稳定，时刻受世界政治以及仍未消除的国内危险的影响。但这个很相对的资产阶级的稳定，是与革命局势有极大不同的。当然，根本的物质的阶级关系还是一样。但阶级力量的政治上的关系，在现时期中，是大大改变了的。这个又表现在：共产党完全被推向后退，退到出发点去。共产党争取政治的影响，差不多要从头开始。所已获得的，只是经验而已。但这种获得，要是正数而不是负数，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必须正确地消化这些经验。目前这时候。资产阶级一天比一天更有自信，更加团结。资产阶级是进攻的。资产阶级提出自己在明天应该做的大任务。无产阶级是退守的，还非对于每个进攻都能够抵挡。缺乏任何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起地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现在，世界资本主义走来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他们怀着明显的意向，要以中国资产阶级为中介更加屈抑中国劳动群众于地下。这就是稳定过程的实际内幕。到了后天，当布哈林额头碰着了事实时候，他将宣告说：以前的稳定可以认为是「偶然的」，而现在这个稳定显然是「有机的」了。
经济复兴的过程，其本身将表示是几万几十万新的中国工人的动员，是工人队伍的团结，是工人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大，同时又是工人革命自觉的增长。说到中国工商业的再度活跃将非常迅速地加紧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是无需要解释的。可是，在布哈林洛明那兹学院派理论影响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掉头不顾中国的实际过程，将会忽视足以为工人运动复兴的经济上的基础。在最初时期，无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和阶级自觉的提高，将从罢工斗争的复兴和工会的巩固中表现出来。我们不必说，这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开辟很广大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有好长时期留在地底下工作，我们是不知道的。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最近时期内，必须巩固并改善。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离开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秘密机关愈能得到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之拱卫，愈能深入于这些组织的内部，则愈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不可戴上教条式的眼罩，必须将手按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动脉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及时地起来领导罢工，发动恢复工会组织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惟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得到确实基础以参加中国的政治生活。
有一位中国代表在第六次大会上说：「国民党政权的巩固是谈都谈不到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真理报」）这句话不对。在某个时期，甚至在一个相当重要时期内，国民党政权之某种的甚至相当重大的巩固，——是完全「谈得到」的。
中国资产阶级，以决不曾意料到的轻易，对工农赢得了在一时期内具有决定性的几次胜利。由此增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明白表示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的上海开的经济会议上面，这个经济会议可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方面的一种预备国会。这个会议表明中国资产阶级要收获其胜利的果实。足为资产阶级发展障碍的，就是以前帮助资产阶级战败民众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要关税自主，——这是经济独立的柱石；要尽可能完全地统一中国；要废除紊乱巿场的厘金；要制止扣留车辆侵犯私有财产的军事权贵之专横；最后还要裁减为现在国家经济所负担不起的过多的军队。这里面，建立单一币制和整饬吏治也包含在内。资产阶级将所有这些要求，在其经济的预备国会上完全提出来。国民党形式上答应考虑这些要求，但因国民党内部是各地军阀的割据局面，国民党现在成为实现这些要求的一个障碍物。
更强有力的障碍物，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认为它若能强迫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则能更成功地利用帝国主义者中间的冲突并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者的妥协。资产阶级这种见解并非没有根据的。现在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进步」分子，就是朝着这方向走。由此就发生「国民会议」的思想，以此保障已得的胜利，抑制军阀，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的代表去和外国资本订约借款。业已在望的经济活跃，不能不使资产阶级的勇气更鼓励起来，使资产阶级对于那些破坏商品流通秩序和扰乱国内市场的人特别地怨恨。经济稳定的第一个阶段无疑将增加中国议会制度成功的机运，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这问题中有恰合时机的政治上的发动。
对于战胜工农的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只限于建立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议会，甚至简直只限于成立上海经济会议一类的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机关。革命低落时期必然起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将提出「更民主」的口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以此方式去与城市和乡村民众的上层分子结合关系。
中国的「宪政」发展，至少在最近阶段，是与国民党内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现在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国民党内这派或那派手里。去年八月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大会延迟这样久才召集，乃是因为中央派惧怕失去政权（可见中国的「特殊性」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13]。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有关于中国的宪法问题。自然，中国国内外这种或那种事变，不仅可以耽搁明年一月国民党的大会，而且可以破坏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整个宪政时代。这种可能性时时都存在的。但如果没有新的事变爆发，则中国国家制度问题，即宪法问题，将成为最近时期社会注意之中心。
共产党将取何种态度呢？中国共产党拿什么来对抗国民党宪法的草案呢？共产党或者能说：因为它正在准备一当革命高潮起来就组织苏维埃，所以在此以前，它不管中国有没有国民会议和这个国民会议是以财产为标准的选举抑是普选吗？——这种态度是浮浅的空洞的和消极的。
共产如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但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有以新方式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
因经济活跃而引起国内政治行动的活跃，将重新提出土地问题。但在某个时期中，土地问题将以议会制度的形式提出，换一句话说，即资产阶级尤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企图以立法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当然不能够迁就资产阶级的法律范围，即是说不能够投降于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面前。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建立在没收私有土地之上的确定的和整个的解决土地问题草案。（超过若干亩以上者没收，若干亩标准依各省情形决定。）共产党的关于土地立法的草案，根本上应该是将来土地革命的政纲。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将这个政纲加进去做要求国民会议的斗争：如果国民会议召集成功，并要拿这个政纲跑进国民会议内部去斗争。
「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这样地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在这些口号里面，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阶段。在国际政策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地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与群众结合，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到来。
从革命的民主阶段抽绎出几个确定的历史任务。但这些任务的民主性质，其本身绝未预先注定须由哪些阶级或哪几个阶级的联合，来解决这些任务。归根结底说，一切资产阶级性的大革命都解决同样的任务。但这些任务，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结构来解决的。
在两个革命过渡期为解决中国民主任务的斗争中，共产党将再度集合自己的力量，证验自己的口号和行动方法。如果经过了议会制度时代——这是可能的，甚至可信的。但全不是必不可免的——那么无产阶级前锋队更有可能从议会制度三棱镜中证验敌人和反对者的力量。在筹备议会时期和议会时期，无产阶级前锋队应该与影响农民的一切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不可调和的争斗。争取对农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直接的政治指导。但是纵然国民会议真是以极度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根本问题还是要用暴力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经过议会制度时期将达到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但已经在更成熟的历史基础之上了，即具备更有希望的胜利前提了。
我们说过，议会制度之存在是盖然的，但不是必然的。这个阶段可因中国发生新的分裂而不能实现——在那时也许发生要求各区议会的运动——或者因国外的原因而不能实现。但这绝不失去要求以民主手段召集国民会议之斗争的意义，这个斗争本身有如一个锥子，会凿入有产各阶级结合的中间，使其发生裂痕，并以此扩大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
我们预先知道，所有那些宣传四阶级联盟，主张以仲裁委员会代替罢工，打电报命令不要发展土地运动，劝告不要使资产阶级惊吓，禁止建立苏维埃，屈服共产党于国民党之下，宣布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等等的「领导者」，所有这些负革命失败责任的机会主义罪魁，——现在正企图站在左方攻击我们的主张，以为是「宪法的幻想」和「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我们认为必须及时地警告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前进的工人，起来反对那些昨日还是蒋介石宠臣所高唱的这种假装的和空泛的激烈主义。伪引的辞句，含混的断语，几公里长的议决案，即各种各式企图离开事实，离开阶级的官样文章，与机关鬼计，是无法使自己离开历史过程的。事变要发生并要证验。谁还以为过去的证验还不够，请等着将来罢。不过让他们不要忘记；这种证验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前锋队的白骨上面的啊！
三 ．苏维埃与立宪会议
我们希望这里无需要提出关于形式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一般问题。我们对此问题之态度，是与无政府党人空洞的否定态度，绝不相同的。民主的口号和标准：从形式的观点看，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抽绎出来，而且对于各个国家又各不相同。在一定的时期，民主口号不仅包含着幻想和欺骗，而且还包含着历史的动力。「只要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前问题，我们就必须利用任何一种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列宁，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册二九八页）
关于形式的民主问题，我们从政治的观点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在革命进潮的条件之下，在无产阶级运动取攻势的形势之下，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之参加政治生活，在中国就反映在土地暴动，在与政府军队冲突，在各种罢业纠纷，在捣毁下层政府机关等的行动上面。现在这一类的运动显然是一天比一天低落的。获得胜利的国民党军阀高踞在社会上面。稳定的日子更多一日，则这些军阀和官僚与其它社会分子冲突也就更厉害一日，他们不仅要与前进的工人发生冲突，而且要与城巿和农村中占有势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发生冲突，在某种限度之下也要与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发展成寪公开的革命斗争以前，就过去事实看来，是要经过「宪法的」阶段的。资产阶级和本阶级军阀间的冲突，必然将吸引——经过「第三党」或其它道路——小资产阶级上层群众到这个冲突里面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群众是非常之薄弱的。这些群众的潜伏的政治力量，就在于人数众多。因此，形式的民主口号不仅抓住（或能够抓住）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抓住（或能够抓住）广大的工人群众，正因为这些口号使他们感觉有可能（本质上是幻想的），以自己的意志去对抗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意志。无产阶级前锋队就要在这个经验之上教育群众并领导群众前进。
俄国的经验证明，在革命进潮时，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应用着那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正确政策，能够领导农民，能够使农民额头碰到立宪会议一类形式的民主而认清此路不通，并能够转移农民使之走上苏维埃的民主道路。可是达到这个结果，并非经过空洞的拿苏维埃去对抗立宪会议的一种办法，而是领导群众到苏维埃来，同时又保留形式的民主口号，一直至夺取政权时候，甚至以后。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兵士和农民，由于几种特别条件的结果，十分成熟了，可以接受苏维埃制度并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中最民主的那个议会——这是完全无疑的和完全公认的一件历史事实。但布尔什维克并不抵制立宪会议，而且参加会议的选举，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甚至以后……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之值得解散，促进使这种解散容易成功，且使人们能够早些说：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一九二○年。「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一四九页）。
当我们采取直接的实际的办法来解散立宪会议时，我记得列宁特别坚持主张要调一二团由多数农业工人组成的列多尼亚的轻步兵到彼得格拉来。列宁表示他的疑虑说：「彼得格拉的卫戌军差不多都是农民，他们不要在立宪会议面前动摇才好。」这里，问题完全不关于政治的「传统思想」，因为议会民主制度的严重传统思想，俄国农民是不能有的。问题的本质就在：那风起云涌参加历史生活的农民群众，绝不是预先就信任城市方面来的领导的，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也是不信任的，尤其在非革命的时代；他们找寻一个简单的政治方式，可以直接反映他们自己的政治力量，即他们的人口众多的力量。形式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统治之政治的表现。
自然，倘若坚持说：无论何时并无论在何条件下，民众都不能够与不应该「跳越过」「宪法的」阶段，那便是表示出斯大林式的可笑的学究气。有几个国家中，议会制度时代延长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俄国，这种时代则只经过几年的假宪法制度和一天的立宪会议存在期间。就历史观点看，不必经过这几年和这一天的情形，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又譬如有正确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对国民党完全独立，苏维埃已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组织起来，则革命的发展今天就已经能够领导中国不必经过民主阶段而直到无产阶级专政。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未经农民在最危急时机试验的，未经证验的并因之未经肃清幻想的立宪会议口号，也许，在胜利的翌日，当农民和无产阶级间发生第一个严重纠纷时候，能变成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口号。而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重大纠纷，甚至在最良好的联盟条件之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的经验就可以证明。我们所占的最大的便宜，就是底下一件事实：即在执政诸政党为主张继续战争和反对农民没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立宪会议，其中的大多数人，当立宪会议召集时候，就即使在农民自己眼中，也已深深表现自己的破产了。
根据布哈林的报告做成的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怎样指出中国发展目前阶段的特性及在此阶段的任务之要点呢？这个议决案中第五十四节说：
「现在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在工人和农民中做群众工作，恢复工农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不满以反抗地主，资产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者……」
这真正是古代最有名的神谕式的妙语双关的典型例子。目前时代，说是「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这个公式，我们是知道的。第五次世界大会曾经用这个公式于德国。每个革命局势都不是按照均衡形势发展的，都各有其高潮和低潮。「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这个公式是预先埋伏下，以备将来可以解释说：我们原已认识革命局势的存在，现在不过是在大风暴前的一个「静止」。同时，这个公式将来也可以解释说是两个革命中间的整个时代。这两种情形，无论发现哪一种，将来新的议决案都可以开始这样说：「我们已经预见……」或「我们已经预言……」。
在每一个历史的诊断中，都必然地含有条件性的因素。所诊断的时期愈短，则这种条件性的因素就愈大。给了某种诊断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若从此不再独立地去分析客观状况，而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了，那么这样的诊断，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诊断并无命令的意义，而宁是指示方向的意义。诊断到了哪一地步才带有条件性，这点，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加以保留的。在某些形势中，我们可以指出几种不同的前途，小心地限制其范围。最后，在纷乱状况之下，也可以暂时放弃一切诊断，只忠告人说：等一等看看。但所有这些，都要说得明白的，公开的和光明磊落的。可是最近五年来，共产国际的诊断，并非指示人以方向，而是为各国党的指导做成的一种圈套。这些「诊断」的主要目的，就在要人去崇拜指导机关的神明，以及在失败的情境中，保持自己的「威信」——这个为弱者所崇拜的最高的东西。这个方法是神谕式的宣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个方法，先须有一些「要受鞭挞的小孩」存在于行动的舞台上。这是陷党于瓦解的办法。一九二五年德国指导机关之极左派的错误，正是从这个最卑劣圆滑的所谓「两个革命浪潮」之公式中产生出来的。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能够酿成同样多的灾难。
我们看见了上海失败以前的浪潮，随后又看见了武汉的浪潮。还有一些零星的地方性的浪潮。所有这些浪潮，都是从一九二五——二七年总的革命高潮中生长出来的。但这个历史的高潮已经涸竭了。这是必须懂得而且要明显说出来的。重大的战略上的后果得从这里抽绎出来。
议决案说必须「利用一切不满以反抗地主，资产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当然的，但太笼统了。怎样利用呢？如果我们是在革命高潮还继续存在约二个浪潮中间，那么每一个不满的表现，不管其如何不重要，都可以照齐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有名的话，说是「第二浪潮的开始」。于是「武装暴动」就应该立刻由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由此就可以生长出盲动主义的「第二浪潮」。如果，党根据正确的历史前途来观察群众的不满，则党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利用这些不满。但第六次大会，无论在哪一个问题中，都忽略了这一件「小事」——正确的前途。第五次大会的脑壳已经碰破在这种忽略上面了。整个共产国际的脑壳也将碰破在这种忽略上面。
重新攻击盲动倾向——同时共产国际自己又准备下这种倾向的基础——之后，大会议决案接着说：
「他方面，又有几个同志陷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这个口号为什么是机会主义呢？议决案并未解释。这些领导者，从前给滚牛奶烫了嘴，现在连冷水也害怕起来了。只有一个中国代表瞿秋白在他关于中国革命教训的结论演说中，企图解释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由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自然，当革命——当然不仅在殖民地如此——「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一切国民党式的工作，即一切种类的妥协，都是制革命于死命的罪恶；那时只有：或者有产者的专政，或者劳动者的专政。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即使在这种时候，革命者为要战胜议会制度，其所用手段与空洞的否认议会制度，是逈然不同的。但瞿秋白甚至说得更远：
「那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不能存在的，可能的只是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任何宪政的道路……都是不能有的。」
这是将一个正确的思想扩大成为二重不正确的意义。如果在「革命决胜负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不可免地耍破产（不仅在殖民地如此），但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但问题根本就在于瞿秋白与整个的第六次大会，都不愿意承认：所谓「决胜负的时候」，那时正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忙于最无聊的民主把戏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则是在新的「决胜负的时候」之前，现在到那时还要经过一个长的时期，在此时期中，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应付旧的问题。肯定地说在殖民地的历史发展中不会有宪政的或议会制度的时代，——这就等于不愿意利用现在最最重要的斗争手段，并且，首先，使自己难于得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陷党于没有出路。
如果说：在中国亦如在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议会制度的道路并非到自由发展，即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那是一种说法，那是对的。但如果说：在中国发展中，或殖民地发展中，一般地说，不会有任何宪政的时代或阶段——那是别一种说法，那是错的。在埃及有个议会，现在才被解散，将来还可以恢复。在爱尔兰也有个议会，——虽然爱尔兰是半殖民地的地位。所有南美洲诸国也都是一样。英国诸自治领更不用说。懦弱可怜的「议会」，印度也有。这种「议会」还可以更向前发展：对于这种事情，英国资产阶级是有充分的灵活手腕的。有何根据可以肯定地说：刚刚发生过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不会经过议会的或假议会的阶段，或经过要求这种发展阶段的严重政治斗争呢？这种肯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可能的，盖然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总是首先抓住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甚至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孟什维克派，抓住了在议会中的行动以之和革命的活动相对抗。利用议会制度的方法，将不可免地产生一切与议会制度有关的危险：宪法幻想，合法观念，妥协倾向等。要反对这些危险和病症，必须有一切政策上的革命路线。但机会主义者提出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口号这一件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拿来做自己对议会制度采取形式的消极态度之理由。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俄国政变[14]以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分子的大多数人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和狡猾的国会。孟什维克则不断地主张参加国会。这绝不能阻止列宁起来，坚决地主张甚至要利用这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联合会议上，与孟什维克一起表决赞成参加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列宁一人。自然，照以后事变的整个进程所证明，列宁的「参加」和孟什维克的参加是绝不相同的；列宁并不以之反对革命的任务，而是在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利用这种「参加」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我们的党，虽然有一九○五年苏维埃的大经验，还要利用六月三日反革命的假议会，继续为争得立宪会议而奋斗，即为争得最民主形式的议会代表制度而奋斗。应该结合群众于党的周围并领导群众去做夺取政权的公开斗争，以此去取得那拒绝议会制度的权利。想要不做这个工作，而简单地代替以空洞的拒绝——拒绝议会制度的矛盾的与闷人的方法和形式作革命的利用——这未免是太天真的。第六次大会议决案的重大错误就在这里，它在这里来了一个轻率的极左派的跳跃。
试看一看，一切事情是怎样地弄得颠倒错乱。按照现在的领导机关的逻缉，按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议决案的意思，中国不是走向它的一九一七年，而是走向它的一九○五年。领导者推论说要因此：打倒形式民主口号。真是没有一段活的关节，不为这些不肖门徒所处心积虑去打断的。在不是革命的时代，以前的革命又未解决其最直接的任务，即统一中国并肃清封建的和军阀官僚制的一切残余的任务，——在此条件下，怎样能够丢弃民主口号，尤其是其中最激进的口号即民主的人民代表会议口号呢？
据我所知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党纲。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并完成十月革命，是拿旧的党纲为武器的，这个党纲的政治部分中，民主口号占重要地位。布哈林当时曾经企图取消这个最低限度的党纲，如像他以后反对共产国际党纲里的过渡时期的要求一样。但布哈林的这一主张，在党史上只算一件轶事。俄国的民主革命，大家知道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的。这一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机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但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固执与忠诚，拥护民主的一切口号和要求，在这口号和要求中，以普通选举为基础的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对人民代表会议负责等都包含在内。只有靠这种鼓动，党才能够保持着无产阶级，使不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破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农民的影响，准备工农联盟并吸收最坚决的革命分子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机会主义吗？「尽量地歌唱罢，亲爱的，别害臊好了！」[15]
瞿秋白说：我们有苏维埃口号，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拿国民会议口号去代替苏维埃口号。这个论据将大会议决案的错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在大会讨论中，没有一个人来责斥瞿秋白。恰好相反，瞿秋白的意见竟得到赞美并被采入主要的策略议决案中。我们直到现在才明白：现在领导机关中有多多少少的人，虽然被事变进程和列宁的指导所牵引，经历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革命，但他们并未曾独立地思索发生过的各种事变之意义；也未曾消受最伟大的历史教训。因此，我们这里还须重复说几个粗浅的真理。
在我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评中，曾经指出， 那些不肖门徒怎样可怕地将列宁称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和政权机关这一种思想曲解了并伤残了。他们由此得到一个结论，即说：只有到了武装暴动之「前夜」，才能够创立苏维埃。这一种古怪思想最完全的表现，在我们不久以前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去年十一月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决议案说：
「要创立苏维埃成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必须等到群众革命运动无疑的大高潮到来时候和暴动的坚固胜利已有保证时候，才有可能，才是应该的。」
第一个条件——「大高潮」——是无疑的。第二个条件——「胜利有保证」而且还要坚固的胜利，——则简直是学究式的愚蠢。以后，这个决议案又将这个愚蠢继续扩大了：
「胜利还没有完全保证时候，自然是不能够去创立苏维埃的，因为那时将发现这种情形：即大家只注意于苏维埃的选举而忽略了武装的斗争，结果将造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将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引起对于党的领导的危险。」
斯大林的精神，穿过了神童洛明那兹的三棱镜，就从这几行不朽名言中反映出来。可是所有这些名言，纯粹是胡说。在香港罢工时候，在上海罢工时候，在以后整个的工农狂热高潮时期，可以而且应该创立苏维埃，成为公开的群众革命斗争之机关，这个机关或迟或早——但非马上——应该走到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如果在我们所考虑的那个阶段上，斗争不能提高到武装暴动，那么苏维埃自然也要消灭的。苏维埃不能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中「常态的」机关。但即在这种情形之下，换一句话说，即在武装暴动以前苏维埃被消灭的情形之下，劳动群众还可以有伟大的获得，即是从实际上熟悉了苏维埃，了解苏维埃的机能。到了下一个革命阶段，这个就可以保证苏维埃能更容易地和更广大地创立起来，——纵然在下一个阶段苏维埃还是不能够直接走到暴动，还是不能够直接走到胜利。
我们须清楚地牢记：苏维埃口号能够而且应该在群众革命进潮的初起阶段就提出来。但必须是真正的进潮。工人群众必须奔赴革命，在革命旗帜之下团集起来。苏维埃就是革命进潮向心力之组织上的表现。但由此又可证明：在革命退潮和群众离心力发展的时期，苏维埃将是教条的，无活力的，或者同样不好，是冒险主义的口号。广州的经验就是最明显的和最悲惨的证明。
现在，在中国，苏维埃口号只就前途说才有意义，因此它只有宣传价值。第三次中国革命时的苏维埃口号，与第二次中国革命以后发生出来的国民会议口号，并没有冲突。在两个革命间的时期，尤其在严重失败以后，来采取抵制主义，这乃是自杀的政策。
或者有人说——世界上的诡辩家是不少的——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绝不是抵制主义，现在既然没有任何国民会议，也没有一个人召集或允许召集国民会议，自然就无所谓抵制。这种推论，可是已经太过于可怜了，纯粹形式了，孩子气了和布哈林式了。如果国民党迫不得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起来抵制吗？不！我们将不留情地揭破国民党式议会制度的虚伪和欺骗，打破小资产阶级宪法幻想，要求普遍选举，同时又投身于政治舞台上，为的在争议会的斗争中，在选举中，在议会中，鼓动工人和贫农起来对抗有产阶级及其政党。结果，现在这个衰弱的，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将得到多大的成绩，这是谁也不敢预言的。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好处将是很多的。但在这个情形之下，不是明白证明：党可以并应该不仅要参加选举（如果国民党宣布要召集国民会议），而且要动员群众团结于这个口号的周围来要求这个选举吗？
在政治上，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今后每过去的一天都将要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在纲领批评中已经说到中国某种经济稳定之盖然性。自从那时以后，报上又登载几十种证据，证明中国经济之开始活跃（见中国劳动大学的公报）。现在中国某种经济稳定虽然尚在初起的阶段，但已不是假设，而是事实。正是在初起的阶段，应该就抓住其倾向，不然就不是应依以进行的革命的政策，而是拖在事变后面的尾巴主义。关于宪法问题的政治斗争也是一样。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预测，即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某种更具体的问题了。中国代表所以屡次谈到国民会议问题，不是无所谓的，而大会认为必须有个特别的（而且特别错误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这都不是偶然的。并非反对派提起这个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提起这个问题。这里，也必须懂得在一开始时候，就指出其倾向。中国共产党更勇敢地和更坚决地提出民主的立宪会议口号，则留给一切中间党的位置就愈少而自已的成也就愈有保证。
如果，中国无产阶级被迫要在好多年中（就算只有一年罢）在国民党的政制下周生活，那么共产党可以放弃那为扩大一切合法运动的可能性，为争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平等的斗争吗？共产党放弃了这种斗争，就将变成一种无生气的教派。但这个斗争乃是在民主主义的平面上的。在苏维埃政权底下，出版集会乃是无产阶级所独占的。难道现在共产党可以提出这些口号吗？发出这种问题的人，是幼稚和疯狂。现在共产党所奋斗的并不是为马上夺得政权，而是为维持，巩固并发展自己与群众间的联系，以帮助将来夺取政权的斗争。争取群众的斗争，必然要与反对国民党官僚压迫群众组织，摧残民众集会，禁止出版自由等暴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共产党将要为争出版自由而斗争呢？或者将这个斗争交给「第三党」呢？共产党是只限于争得零星的部分的民主要求（出版集会夺自由）呢？——那是自由派改良主义，还是要提出最彻底的民主口号？——在政治上，这就是在普遍选举之上的人民代表会议。
或者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失败后，民主的立宪会议能够「实现」吗？对于这个问题，只可以有猜谜式的答复。但在一般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或在某种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某个要求能否实现，——这对于我们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标准。譬如说，英国国王政权和上议院，多半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立前还未消灭。但英国共产党还是应该提出消灭国王政权和上议院于部分要求之内。要解决所提及的问题，并不在从事于实验式的猜度：究竟某种过渡的要求能否实现。这种要求的社会历史性质才能决定问题：这种要求对于以后的社会发展是进步吗？它适合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吗？能够坚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走近专政吗？譬如禁止托拉斯的要求，及是小资产阶级的与反动的要求，而且照美国经验所证明，乃是完全乌托邦的要求。至于工人监督托拉斯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之下，则完全是进步的和正确的要求，——虽然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圈内，这个要求之实现是非常成疑问的。这种要求在资产阶级统治底下之不能实现，必会推动工人以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如此，一个口号之下不能实现，从政治观点看比它的相对的可能实行性，能有同样多的成效。
中国在某个时期是否要走到民主的议会制度呢？这个议会制度究竟有若干民主成分，其力量如何，其时期将有几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猜谜式的问题。但设想中国议会制度是不能实现，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我们不应该抓着国民党军阀官僚使他们去受中国民众裁判，——那是根本错误的。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的证明，全体人民代表会议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前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那时的国家，不管是国民党的军政国家，或是议会制度的国家。
或者还可以说：既然只有经过苏维埃即经过暴动，才能召集「真正的」立宪会议，那么开始就去创立苏维埃而且仅仅限于苏维埃，不更简单些吗？不，并不见得更简单些。这是等于把车子放在马的前面。只有经过苏维埃才能召集立宪会议，——这是很可相信的。那时，立宪会议在未曾召集以前，也许就成为不必要的了。或者会如此，同样或者也会不如此。如果已经有了苏维埃，经过苏维埃可以召集「真正的」立宪会议，那么我们就要看：召集立宪会议是否还是必要。可是现在并没有苏维埃。创立苏维埃，只有到新的群众进潮开始时候才有可能，而新的进潮又要等过二三年甚至五年或更久以后才会发生。中国完全没有苏维埃的历史传统。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进行的鼓动，并不是力争苏维埃，而是反对苏维埃。可是在目前这个时候，宪法问题已经开始从各种裂缝中钻出来了。
在新阶段上的中国革命：能够跳过形式的民主吗？从上面所说，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就历史上说，是有的。凭这种最远距离和最少可能的事态去处理问题是完全不允许的。这是政治上的轻率。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是适用于一个月，甚至，据我们知道，也不是适用于一年的。那末，怎样可以宣布那于最近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为机会主义，以束缚中国共产党员的手足呢？
走上为立宪会议斗争的道路，无疑要使中国共产党内孟什维克倾向活跃起来并强壮起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政策转向于议会制度，或倾向于为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候，比在直接的革命进攻条件之下，是同等重要的。但像我们在上面所说，不应该因此宣布民主口号是机会主义，而应该定出斗争保障和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方法以实现这些口号。这种保障和方法，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党应该指明并解释，说：拿来与党的根本目的——以武力夺取政权——比较来看，民主口号仅仅有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这些口号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够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二）党应该，在为民主口号而斗争的过程中，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宪法的和民主的幻想及其改良主义的表现，同时解释：国家政权并非由投票选举之民主形式可以得到的，国家政权是由私产制度，教育垄断，武装垄断所维持的。
（三）党尽可能地利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间对于宪法问题的冲突；用各种方法利用公开活动的机会；争得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报纸能够公开存在；有可能的时机和有可能的地方，创立在党直接影响下之合法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只要有可能：就要使党的一部分工作或多或少地公开出来；——同时，党首先就应该保证那严密组织的集中化的党的秘密机关之存在，由此机关以指导所有一切党的公开的以及秘密的活动。
（四）党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中有系统地做革命工作。
（五）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不留情地揭破一切机会主义主张以改良手段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面前问题之动摇倾向；应该肃清党中那些有意使党屈服于资产阶级合法主义之下的分子。
只有严守这些条件，党才能够保持其各种活动间之必要的比例，才不会放过走向革命进潮的新的局势转变，以便在进潮初起时就走去创立苏维埃，动员群众环绕于苏维埃周围并拿苏维埃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民主议会制度的假面具，——如果这些假面具已经实现了。
四 再论「民主专政」口号
立宪会议口号，与民主专政公式没有什么冲突，正如与无产阶级专政公式没有什么冲突一样。关于这点，理论的分析和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都可以证明。
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在俄国，乃是代数的公式，即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合作之最普通的概括的公式。这个公式的逻辑受下一事实的限制，即它的基础的大小，尚未在行动上证验。尤其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地预言：在新时代的条件之下，农民能否成为多少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独立到何种程度，以及共同专政的结果同盟者相互问的政治关系究将如何。在一九○五年，此问题并未经过严格的证验，一九一七年就证明：当农民将一个离开无产阶级前锋而独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驼在自己的背脊上时候，这个政党就一步进一步地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五至一九一七年这个时期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之转向于帝国主义的腐化，有很大的进步。因此，到了一九一七年时，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实际上就实现为领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正因此，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已经从民主阶段「长成转化」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了。
在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如果在一九二五——二七年能够及时地提出来，以证验革命动力，以便以后能够及时地拿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代替这个口号，那也还能有相当政治上的逻辑性，但比在俄国，已经更多带着有限性质和暂时性质了。关于这方面一切必要的话，我们在「纲领草案批评」中已经说过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即：在现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阶级力量又有新的结合，民主专政口号还有复活的可能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答复：没有，两个革命的过渡期使这个可能完全没有了。两个革命之间的稳定时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长大，无产阶级的长大和团结，农村分化的加增，汪精卫型的民主派以及其它小资产阶级民主者及其「第三党」等的资本主义腐化倾向之更加浓厚。换一句话说，中国将经过一个大体上类似于俄国在六月三日议会政制之下所经过的那种过程。那时，在俄国，我们毫不怀疑认定这个政制不是永久的，也不是长年的，而要归结于革命。结果，果然是这样（并非不借战争帮助）的。但史刀留宾政制以后的俄国，已经不是史刀留宾政制以前的俄国了。两个革命过渡期的政制将使中国发生何种社会的变化，这特别与这个时代的长短有关系的。但这些变化的一般倾向，现在无疑就可以看出：阶级矛盾之尖锐化和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完全消灭[16]。但这正表示：在第三次中国革命中，几个政党间之「民主的」联合政权，其内容比一九二五——二七年底国民党将更加反动和反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前锋队直接指导之下的几个阶级联合政权，才可以容许的。这乃是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道路必然连带着有不少的困难，但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五 附录：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
以上我们曾数次引用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全体会议之出色决议。正是这个决议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指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关于此点，洛明那兹曾多方辩解，而斯大林则一味在缄默中溜开。实则该决议为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混合物，完全确切地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七月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广州暴动以后指摘此决议时，共产国际领袖们既未将它发表，而且也不征引及它。在中国的镜子内照出自己的面孔，他们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这个决议以后在很少人看得到的孙中山大学出版的「中国问题材料」里（第十期），登载出来。
当我的一篇论文「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已告完竣，我又接到该刊物之第十四期登载着同样妙的文件，虽然是别一种，即带有批评性质，——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接受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议案而通过之决议。我们知道上海是属于江苏省的。
该决议虽有原则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误会，实是一篇绝妙文字，其实质不仅死命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九次全会之决议，一般地，而且指责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之整个领导。当然符合于共产国际的现存党制，反对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带着隐藏的和外交手腕的性质。它直接攻击的乃是本国党的中央；有如在无责任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只攻击负实的宰相，大家认为皇帝是「不能作恶的」。对于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的某几部分，江苏省委甚至很客气地称赞。一切此种处理问题的「权变」，就是对于国际的党制的一种严厉的批评，虚伪和官僚主义是分离不开的。但决议本质上攻击得比较更利害的地方是关于政治的领导及其所用方法。江苏省委说：
「自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估量客观形势，认为革命虽遭三次失败，仍在高潮的阶段。」
这个估量完全和布哈林对不断革命论所绘的讽刺画相符合，他的这种讽刺画最初应用于俄国，其次应用于欧洲，最后应用于亚洲。斗争的实际事变，即三次的失败，是一回事，不断的「高潮」却是另一回事，彼此是不相影响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决议，作了如下的结论：
「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客观的可能，当立即准备组织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的政治前提应当是什么呢？江苏省委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武汉工人在严重失败之后，正在脱离党的领导，目前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然而虽然如此……中央肯定地说一般状况……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正是！——托）方面看来，是有利于暴动的。在城市中已无举行暴动之可能，于是必须将武装斗争移到乡村中去。乡村必须成为暴动的中心，城巿则成为辅助的力量。」（见第四页）
我们记得五月间国际执委会的八次全会，曾将领导土地革命之责付托于左派国民党。此后不久，左派国民党就开始屠杀工农。国际执委员的立场弄得完全不能维持。于是要求在中国无论如何不可延缓「左的」行动以抵制反对派之「诬蔑」，换言之，即抵制反对派无疵的论断。因此处在铁锤与砧子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重新颠倒无产阶级的政策。中央说虽然没有直接革命形势和工人群众脱离党，不过社会的经济的状况，据它意见，都「有利于暴动」。当然，胜利的暴动，对于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颜面是很「有利的」，工人脱离革命既是事实，那就必须对城市掉头不顾，而往农村中举行零碎的暴动去。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17]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我们即已指出如叶贺的冒险的暴动将必然要失败，因为它在政治上没有充分准备，它与群众运动又没有结合。它的结果正不出我们所料。江苏省委关于此点说：
「不管叶贺在广东的失败，中央甚至在十一月全会以后仍然根据直接革命形势之估量坚持继续即刻暴动的策略。」
江苏省委对于下面两个事实守缄默的原因是很可了解的：一、实际上，这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它将那些正确估量局势的人呼为「取消派」：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将革命潮流的低落认为是革命高潮，是因为它在被立即推翻和被开除党籍的恫吓之下。
广州暴动的发生，就是根据于此种颠倒的估量，那时的人们显然不承认它是退兵时的一战。只有发狂的疯子在「退兵一战」时候号召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并非如此，暴动是预先想好了的，作为夺取全国政权计划之一部分。关于此点江苏省委的决议说：
「在十二月广州暴动时，中央又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立即开始暴动以响应广东，以扩大暴动于全国（见十六号和二十二号的中央通告），这些计划都是根据着不合客观形势的主观估量。在此种情形之下，失败自然是不可免的。」（第五页）
广州暴动的经验不惟吓煞中国的而且莫斯科的领袖们；各处发生警告盲动的呼声，但是政治路线在实质上并无变更，政策仍然照旧的主张暴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照例传达这种两可的训令于下级机关，它也警告说，不要盲动，在通告中学院式地下盲动主义的定义。江苏省委正确而精刻地说：
「中央对于革命运动的估量，既仍根据于革命不断的高潮，则关于此一问题，并无根本变更；估量敌人的力量太低，同时又不注意我们的组织脱离群众……因此中央虽发出反盲动主义的二十八号通告，然而并未改正自己的错误。」（第五页）
这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问题。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二月全体会议也没有改变政策。二月全会的决议一方面抽象地警告盲动（以便发生盲动时有话可说），一方面则猛烈地攻击反对派，因为反对派主张必须根本改变全部现行政策。一九二八年二月依旧维持武装暴动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此种训令的传达机。江苏省委说：
「中央三月六日（注意，这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托）的三十八号通告，非常明显地表示中央还受着幻想的支配，认为当时形势有利于湖南湖北江西的总暴动，而在广东全省有获得政权之可能。当时中央政治局与湖南湖北巡视员间，对于暴动的中心地点问题——长沙抑武汉——仍继续着激烈的争论。」（第五页）
二月全体会议决议之恶毒的地方，不仅是其原则上的错误，而是它在实行方面有意滑头。该决议内幕的意义老是如此：倘暴动而侥幸发展，则我们可引据决议中攻击取消派的一段，倘暴动仅止于零碎的盲动，则我们可以用手指着决议中警告盲动的文字。
虽然，江苏省委在任何地方都不敢直接批评国际执委会——大家都知道这批评会付什么代价——然而反对派还没有过如江苏省委决议这样的文件（表面上虽然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对于国际领导施以如此致命的打击。在按月列举暴动政策的成绩以后，江苏省委进而说及此恶毒政策之总原因。
「中央如何会做出那影响实际斗争，充满严重错误的对局势的错误估量来呢？他的原因不外：
（一）估量革命运动为不断的高涨（布哈林和洛明那兹式的「不断革命论」——托）。
（二）不注意我们党的脱离群众和革命转变后之群众组织的损坏；
（三）不注意在此转变后敌人营垒中阶级力量关系之新分合。
（四）不注意领导城市的运动。
（五）不注意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
（六）暴动时不估量客观条件，又不知对于不同的客观条件，必须应用不同的争斗方法。
（七）发生了农民的倾向。
（八）中央占量形势受主观意见之支配。」
恐怕江苏省委没有读过反对派关于这些问题所写与所说的意见。我们或可断定说他们没有读过。假使他们读过，他们一定害怕将他们的完全与我们相同的意见，说得如此清楚。江苏省委重复了我们的言语而不自知。以上所引攻击中央（换言之即攻击国际执委会）错误路线的八点都同一重要。我们在此项提出第五点解释数语，因为这个问题特别「由事实上」证实了我们对于最基本问题批评之正确。江苏省委决议，攻击中央忽视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任务。这是如何会发生的呢？由于错误政治路线的辩证发展底力量。错误和一切世界上事物一样，是受矛盾律发展力的支配的。官方机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说中国革命的实质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则团结了一切阶级，至少团结了「国内一切活动的力量」。我们当时曾反驳过，我们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只有我们勇敢地发展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因此我们自然主张发展土地革命。我们曾固执地反对将阶级斗争隶属于一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之抽象目标的企图（如以仲裁委员会代替罢工运动，电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勿发展土地革命，禁止组织苏维埃等等）。这是问题的第一时期。到蒋介石政变后，尤其在「友人」汪精卫「叛变」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关税自主问题，即中国经济的（亦即政治的）主权的独立问题，是次要的和「官僚」的问题（斯大林语）。中国革命之实质被假定为土地革命了。政权集中于资产阶级之手，工人离开革命，党与群众脱离，——这些现象，比起农民暴动来，都被认为次要的。不去争取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真正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换言之即争取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只可怜地屈服于农民的原始力量之前，间或辅以城巿中次要的冒险。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的情绪，正是盲动主义的大前提。俄国以及其它各国的全都革命运动史都证明此点。最近一年的中国事变又重复加以证明。
反对派的估量与警告，都以一般理论上的思考为出发点，并以极不完全或有意失实的官式新闻为根据的。江苏省委所根据的是革命运动中心地直接观察到的事实，理论上他还陷落在布哈林学院主义的网里。它的经验上的结论与我们的结论完全符合，这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意义，等于化学中在试验室里发现一个新原子，其存在早为基于理论推断所预言的意义一样。所不幸的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理论上的胜利，在现时适以革命的致命的失败为其政治基础。
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在一九二七年中间来了一个突然的与本质上为冒险主义的转变，出其不意地袭击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痛苦的震动。现在我们舍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而论国际的党制及其组织上所用的方法问题。关于此点江苏省委的决议说：
「八七会议（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央应负盲动主义倾向之责，因为中央严厉地要求各地党都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此时全党盲动主义情绪益普遍地发展，凡对于暴动政策表示怀疑者即是机会主义者，即对他施以无情的攻击。此种情势引起党内各组织间很大冲突。」
这一切都是在虔诚的学院式的抽象的警告不要盲动的情形下发生的。突然和仓促准备武装暴动的政策，需要仓促的改组党和集合全党力量，中央只容留那些在革命显然低落时期不做声地执行武装暴动政策的分子。最好能发表国际执委会在此时期内所发的一切训令，这些训令可以总称为失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江苏省委决议说：
「中央继续地看不见失败和工人间情绪之低落，看不见这种情势是它领导错误的结果。」
尤有甚者：
「中央攻击这个人或那个人（正是如此！——托）要他为下面事实负责：
（一）地方党部未能在改组时充分地考察党员：
（二）没有提拔工农份子：
（三）地方党部未肃清机会主义分子等等。」
这些都是突如其来，用电报指出的：无论如何，总要做出一些事情以塞反对者之口。但因事情终是糟糕，不可争辩，于是中央说：
「『……若于某一省开始发出暴动的信号，群众的情绪将会变为完全相反」，这种说法不证明中央自己是百分之百盲动主义吗？」（见第六页）
江苏省委理直气壮地这样质问，但慎重地不敢说起中央只是执行国际执委会的训令罢了。
党受机会主义的领导和熏陶，已有五年之久。现在却要它向极左急进，和「立刻推出」工人领袖。怎样推出呢……？很简单：规定一个工人领袖的百分比。江苏省委抱怨说：
「一、不注意领导的干部须在争斗过程中训练出来，中央只预先机械地决定某党部的领导机关工农须占百分之几；
二、不顾屡次的失败，不注意党的恢复已到何种程度，只是机械地说党要改组；
三、中央只独断地说地方党部不提出新的分子，没有肃清机会主义，同时对干部工作者作无根据的攻击，而且轻易掉换他们：
四、中央不注意自身领导之错误，只要求下层工作者严守纪律。」
这不像从「反对派政纲」中抄录下来的吗？不是的，他只是描写实际生活。但因反对派的「政纲」也描写实际生活，所以得到符合。然则中国的「特殊国情」又在什么地方呢？官僚主义铲除了一切国情和民族特性。无论政策和党制，都是由国际执委会（或者更精确些说，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等因奉此以传达于下级机关。现在且看江苏省委如何叙述：
「一个区委同志的声明书，很有意义，他说：「现在工作很困难，中央主张十分主观。中央攻击省委说省委不好，省委转而攻击下级机关说区委不好，区委则攻击地方工作同志不好，而同志则怪群众不革命。」』（第八页）
一幅绝妙的明显图画，只是没有一点是专属于中国的。
国际执委会的每一个决议，于叙述新的失败以后，一方面声明说这一些都是预先见到的，一方面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执行者」不了解上级机关给与的路线。于此只有一个未曾解答的问题。这样远见的领导者一切都预先见到，何以未见到执行者不胜训令之任呢？领导者责任不仅是给下层以空洞的路线并写一些没有地址的信件，而是在选择和训练执行者。领导正确与否全靠执行来证实，它是否深远和可以信赖，全看它的言论与它的行动是否符合。若是在几年的长期中，由一阶段转变至别一阶段，领导者总在事后，在每一个转变时埋怨，说执行者没有了解他，曲解了他的意思，破坏了他的计划，那末这只能证明全都罪过其实是要由领导者负担的。尤其因为这种「自我批评」是不自主与不自觉的，所以更加恶毒。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意见，佐尔城一小部分反对派之变节，反对派领导机关即应负责[18]，而各国党的中央在最紧要的历史关头的行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反不负责。凡对任何事都不负责的领导，就是不负责的领导。这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抵制下级的批评，辄引国际执委会以自重，换言之它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道白圈，不许越过该圈一步。于是江苏省委真不敢越过该圈，然而在白圈界限之内江苏省委向自己的中央说了一些苦的真理，可以自动地推及于国际执委会。我们不得不再引这个出色文件之以下一段：
「中央说： 一切过去领导都与国际的训令一致。好像一切动摇和错误都应由下层工作者负责：如此中央即不能改正自己错误，亦不能领导同志去研究这些经验，也不能巩固与下层机关的联系。中央总说它的领导是对的，一切错误都是下级同志做出，永远都是下层机关在那里动摇。」
「若领导者仅仅轻率地攻击下级负责同志和机关，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事实上又不去分析此等错误之原因，则此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此种态度是不忠实的（「粗暴而不忠实」——托）
[19]，对于革命和党是没有益处的。若领导者自己隐藏错误，将罪过推在别人身上：此种举动对于革命和党同样没有益处。」（第十页）
江苏省委决议完全显明地指出：中国革命被引导至于屡次失败和中国共产党被引导至于将近灭亡，是如何促成和用何种方法促成的。因为写在中国共产党纸上的虚幻的十万党员，乃是一个大大的自欺。假使是真的，那要占共产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党员六分之一了。领导者所犯罪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贻害，还远未完结。还有更下落之时期在前面。要向上挣扎须经过极大的困难。每一错误的步调将把党推入更深的泥淖。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陷中国共产党于专走错误和荒谬的步调。在现在的国际的政策和党纪之下，胜利是不可能的。应该改变政策呵！应该改变党纪呵！这正是江苏省委决议所一再说到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于阿拉木图
[注一]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路标。它一方面替一九二五——二七年使中国革命失败的那个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加了冕，说它是为事变证明得「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它虽然在表面上斥责了「八七会议」以来的「盲动主义」，但实质上仍旧继续着这个路线，它宣布中国革命局势仍旧存在，否定资产阶级统治底相对稳定可能，继续以苏维埃为主要的政治口号，排斥国民会议口号，宣布反对派认当时中国已进入反革命时期，中国应从事民主斗争以准备新革命，这个主张为「取消主义」。托洛次基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革命失败与反革命形势确定后中国共产党底策略问题。文章写成于十九年前，这十九年来的中国政治史给斯大林与托洛次基间的争辩下了最不含糊的判断。——校者
[2] Ultimatists
[3] Recallists——布尔什维克中二派，发生于一九○八年秋，前者由AlexinSky，后者由VOlsky等领导。当时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分子中除列宁外均主张抵制国会，故后者主张召回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前者主张给国会党团一个哀的美顿书：或执行党底命令或退出国会。——校者
[4] 原文为西南，显系西北之误。——校者
[5] Lominadze,G.——联共年青一辈中有名的斯大林拥护者。十五次党大会上即着手组织小派，反对当时与斯大林携手的布哈林。中国八七会议底实际指导者，在中国工作了一个时期，化名为尼古拉。后因组织秘密小组反对斯大林，受打击，终且为斯大林所秘密处死。——校者
[6] The Cask of Danaideslo希腊神话：Danaos有五十女儿，其中除Hypermnestre，外，均杀死丈夫，死收阴曹，被罚以无底之捅汲水。这里所引只是表示徒劳无功之意。——校者
[7] Generd Rennemkanpf——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将军，曾统兵与德国战，被兴登堡大败于东普鲁土MaSurie沼泽地的但能堡。——校者
[8] Ernst Thaelman—— 德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拥护者，两次被推为总统候选人，最后为希特勒所囚杀。——校者
[9] Klara Zetkin——第一次大战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兴卢森堡合作，主编党的妇女刊物。与卢森堡及李卜克内西共同发起斯巴达克斯团。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份子，惟时常倾向右派。——校者
[10] VarSki——波兰共产党领袖Varschavski的假名。第一次大战前，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中与卢森堡等左派合作，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晚年右倾，拥护斯大林。——校者
[11] Viacheslar Molotov——老布尔什维克 ，学生出身，一九一七年斯大林未至彼得格拉翮，立场较斯大林为左，后积极拥护斯大林反对派。布哈林被排斥后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后任苏联外长，权势仅次于斯大林。——校者
[12] 这个决议案，「真理报」自然没有公布。它只是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出版的很难得到的「中国问题材料」第十期上能够见到。它是被正式宣布为「托洛次基主义」的，而其实乃是倒转过来的斯大林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原注
[13] 十月革命后，列宁死前，无论第三国际或联共党，都勤开大会，差不多每年或至多隔二年开一次，斯大林当权后，不常开会，问题决定于极少数人之手，故云。——校者
[14] 沙皇内阁总理大臣史刀留宾要求国会交出五十五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由政府逮捕审判，遭国会拒绝。史刀留宾乃径自逮捕，且解散国会，宣布新选举法，此举显然违反宪法，又因此事开始发生于一九○七年六月三日，故史称「六三政变」。——校者
[15] 这是俄国民歌中的句子。——校者
[16] 民主同盟与其它中间政团的产生，似乎「推翻」了托洛次基的这一预言，其实这反而是证实了它。几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的中间派活动，恰恰证明出它们「独立的政治力量」之缺乏。——校者
[17] 此处日期当有误，因叶贺暴动在八月间。——校者
[18] 佐尔是德国一小城市，反对派势力颇盛。一九二七年间部分反对派投降社会民主党，于是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引用此事诋毁反对派，几乎说得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无别。——原译者
[19] 按此系列宁遗嘱中对斯大林评语。－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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