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几个月我收到你们所寄来的好多文件和书信，用英、法、俄文写的，此外还有好多中文出版的反对派刊物。起初我忙于限期的工作，随后我又病了，所以不能早些答复你们。最近几天我曾很精细地研究你们所寄来的一切文件（自然除开中文以外），为的能够答复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先说一点，即研究了新近文件以后，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注一]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有一些策略上的不同见解，将来随着事变的进行可以走到分歧，但绝无何种根据可以设想，说将来这些分歧是同旧派别的路线一贯而来的，我打算解剖一些我所认为引起争论的和半争论的问题。
（一）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我想这一点应该——在这个文件或那个文件——完全公开地说出来，特别因为俄国反对派在这点也犯了一大部分的罪过。我们的团体（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除拉狄克及他的几个亲近朋友之外，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并反对国民党之加入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拉狄克赞成他们，以使他们在反对派总干部的比重增加起来。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认为不必为此问题同季诺维也夫派破裂。结果，联合的反对派对这个根本问题，采取模棱态度，这态度就反映于好多文件上面，甚至反映于反对派政纲上面。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即对国民党问题，凡站在季诺维也夫立场和调和派立场的俄国反对派，随后都投降了。反之，现在在监狱和戌地的一切同志都是自始就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的。你看原则上的立场，有这样大的力量！
（二）『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无产阶级在中国占民族中很小数量。它要操持政权，只有于自己的周围团结民族中大多数人，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贫农。『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口号，就表示这个意义。自然在政纲中和纲领式的论文中，我们应该明显而恰切地指出：领导权是操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是贫农的领袖，导师和保护者。但在鼓动上即使用『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这个简短口号，是完全合格的。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
在陈独秀及其它同志署名的一篇长文件中[注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法：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与城市和乡村贫民联合并领导他们而取得政权之下，才能够完成。换一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只有依照俄国道路，及依照中国的十月道路，才可以达到。』
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任何误会。
（三）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完全陷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事变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批评，已经将『民主专政』观念打成粉碎了。但如果放弃这个公式，则除开不断革命论以外，就无别的道路可走了。共产国际的一些可怜的理论家就站在这两个理论中间之一种不幸的布里丹驴子的立场[注三]。曼努依尔茨基最近有篇纪念节的论文（一九三○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讨论到这个问题。这篇论文简直是无知，狭隘和狡辩的混合品。斯大林官僚派之布里丹驴子式理论，我们在最近一期的俄国反对派公报上（十七期和十八期合刊），曾经加以批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无论如何是毫无不同意见的，这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可以看出。
（四）有几封信曾经叹息说：某几反对派或某几个同志[注四]，对于中国『红军』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即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革命的农民武装队，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斯大林派对这些武装队的政策，乃是官僚冒险主义之有罪过的政策，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攻击这个政策，我们也不可以和游击队的领导者及参加者同样地幻想，或鼓励那种幻想。我们应该对他们解释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农民的游击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但我们做这种解释工作时，应该拿出忠实朋友的态度，不应该拿出旁观者的态度，更不应该拿出仇敌的态度。我们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之下，应该坚决地和勇敢地拥护这些武装队，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污蔑造谣，我们应该对工人解释说：这些武装队有巨大的同情的意义的。我们自然不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作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另有一个活动范围，另有一些任务，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自己的人，反对派与这些武装队同生同死，注意地保持这武装队和农民间的联系，并在工作中维持左派反对派的组织。
（五）有几封信，要重新提起国民会议问题；可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任务问题，往往被一些猜谜式的问题所掩遮了；这些猜谜式问题就是：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以何种形式而实现？国民会议和苏维埃问题有何关系？等等。在这些推论中含有不少的政治玄学原素。譬如有一封信上说：
『我们认为国民会议多半是不会实现的；即使会实现，也不会变成『临时政府』，因为一切物质力量现在都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至于暴动以后组织成的政府，那无疑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且在此情形之下是不会召集国民会议的』
这样推论是非常不完全的，一偏的，因此有好多地方可以引起误会甚至于造成错误的。
第一，首先不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资产阶级自己迫不得已召集一种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如果欧洲报纸所记载的消息是真的，那末蒋介石现在正有一种思想，要拿一种虚名的议会监督，来代替那个束缚了他的国民党的监督。其中资产阶级之某些学派，因为同他们所厌烦的专政相冲突，可以走去欢迎蒋介石这个思想。『议会』将是一种更好的面具，掩盖军事专政于英国前面。报纸记载说，蒋介石受美国化的基督教洗礼，以为这样（这并非没有根据的）更容易向欧美银行家借款。美国化的基督教，欧美的高利贷者和中国的假议会——这些是彼此非常之调协的。
在议会前途之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都要活动起来，宪法问题，选举权问题和议会制度问题，都要提出于议事日程。唯有瞎子，方能设想以为中国民众早已将这些问题弃诸脑后了。直至现在，民众仅仅受过斯大林——蒋介石学校的训练，即受过一切学校中最无耻的学校的训练。在某一时代，民主问题将不仅吸引农民，还要吸引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
蒋介石召集他的议会吗？很有可能，但底下一种情形也是可能的，即立宪民主运动将经过蒋介石的计划而泛滥洋溢起来，将逼迫蒋介石更远地超过他现在所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将赶走蒋介石及他的计划。无论对何种宪法议会的前途，我们都不应采取旁观态度。我们将在我们的口号之下，首先即在革命的和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口号之下，参加斗争。如果革命的波浪未能一下赶走蒋介石及他的议会，那么我们就要在暴露买办议会制度之欺骗并推动我们自己任务前进之下，去参加这个议会。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情形呢？即是说：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实在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阶段，但这阶段是可能的。
第三，上述那个文件上说『在胜利的暴动之下，将成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国民会议是不会召集的。』这里把问题太简单化了。暴动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并在何种口号之下发生呢？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它）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免得农民疑惧，免得资产阶级的煽动乘虚而入。布尔什维克岂非在十月革命以后被迫得去召集『立宪会议』吗？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这个前途呢？农民的发展，绝非与无产阶级同行并进。无产阶级可以预先见到好多事情，农民则只有从事实学习。中国农民是需要国民会议之活经验的阶段的。
俄国资产阶级长久拖延着不肯召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就拿这点去攻击资产阶级，所以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时候不得不于短时间根据旧时选举名单召集立宪会议，因此在这个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占少数地位。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间之冲突表露于全体民众眼前，随后立宪会议就被解散了。
中国可有另一种前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进行于几个月之内召集国民会议，在农村中实行广大的鼓励，并保持国民会议中共产党人能占多数位置。为此，将有一种便宜，即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而一下取消了国内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个通俗口号。
自然上述诸种前途，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假定而已。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一般的趋向——到无产阶级专政去——是早已明显了。我们不仅要预测可能的前途，阶级和配合等，而且还要以革命因素资格干涉事变，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励。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斯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六）中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代将有何种可能前途——这个问题不是原则，而是事实。预先断定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这样的决定乃是纯粹的书生之见。外国资本之大规模投资中国，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世界的危机，使闲空资本累积起来，需要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固然连最强大的美国资本也麻痹了，迷惘了，胆怯了，失却主动力了，因为它不久以前才刚从繁荣的高台跌入危机的深渊去，但它已经开始寻找一个国际的救星，以造成新的工业繁荣。在这点上，中国无疑有很好的资格。将实现至何种程度呢？这还是不可预见的，这里不应该先天地瞎猜，而应该追随经济和政治之真实过程。无论如何不应排除底下一种可能性：即当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还陷落于危机的泥潭中尚未能振拔出来时候，国外资本的投资将在中国造成经济的活跃。我们应该准备这个前途，及时地集中我们的注意，组织工会，去巩固工会，并去正确地领导工会。
经济的活跃无疑将延缓了直接的革命前途，但同时也将替革命前途准备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和新的胜利源泉。无论如何，将来是属于我们的。
（七）有几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即究竟应该强迫地方组织完全结合起来，合并各派机关并在已经实现的统一基础上召集大会呢？ 还是统一时反对派内部保存各派存在直至一切策略问题完全解决为止呢？对这些组织上的事情，我在远方很难贡献意见，也许我的意见到时，已经延迟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高喊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我这句话绝不是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绝不是说你们（恰切点说：我们）已经有保证在将来不会发生分歧的意见了。不是。毫无疑义的，明天或后天将提出新的任务，亦即是说将发生新的分歧意见，无此，革命党便不会发展，但这些分歧意见，在统一的组织内将产生新的派别分化。不应该太过于长久地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
（八）各国反对派之经验，都可以证明新的分歧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举一个例来说，法国的共产主义同盟是由几个派别合并成立的，这个同盟是由于他的周报，曾经做了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工作，不仅是在法国本国的工作，而且是国际的工作；这可证明几派的合并乃是进步的事实。但最近几个月内，在这个已经统一的同盟里头发生了剧烈的分歧意见，尤其对于工会问题。形成了一个右翼，站在根本上错误的一种立场。问题已经严重到可以造成新的分裂之地步。自然应该坚决地尽力地去避免分裂，但如果避免不掉，那么新的分裂绝不是证明过去的统一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将统一和分裂拜物教化，一切都是受条件，时间，分歧意见的深浅，任务的性质等来决定。
（九）西班牙状况似乎和其它各国不同。西班牙现在正在明显无疑的革命昂进时代，沸热的政治空气应该大大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工作，使成为革命中最勇敢和最彻底的一翼。共产国际破坏了好几次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使正式的党疲弱无力。像在其它一切重要情况下那样，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放过革命形势，西班牙工人在严重的顷刻，只好自己行动，他们差不多没有懂得领导，竟举行一种惊人规模的革命罢工斗争，在这个条件之下，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就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以斯大林的理论和广州暴动的实践说来，似乎苏维埃只在暴动前夜才可组织的，破产的理论和破产的实践！苏维埃之组织应该在群众真正的活的运动已经要求这种组织时候。起初的苏维埃组织，就是广大的罢工委员会。西班牙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无疑，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之主动力，在这些条件之下，可以得到无产阶级前锋队方面的同情应声。在西班牙反对派面前，最近可以开启一个广大的前途，预祝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之完全胜利罢！
（十）在结论上，我们又回说到统一问题来，为的指出奥国在此问题上之一种极端悲苦的经验。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轮流地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的一般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这一年中都充分地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的小团体的自尊心。这些派别的思想基础愈微弱，则其内部斗争愈加带着毒害的性质。他们如醉如狂地将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丢在泥坑里去，同时又要求国际反对派拿它的权威来掩盖他们这个无聊的动作。
自然这是谈不上的，允许无原则的团体到国际反对派中来，这就是吞服毒药，对这团体，我们必须严格的检举，我希望国际反对派在下次大会将制就『二十一条』[注五]的加入条件，而这些条件将是充分严厉的。
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在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的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出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别的责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
你们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一九二八至年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无产者』，『十月』，『战斗』。因无重大原则分歧，进行统一运动，然以小派别的排他精神与『自尊心』作祟，久久未能成功；最后，托洛茨基此信给了一个助力，『协商委员会』加速工作，卒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开统一大会。——校者
[注二]指陈独秀等八十余党内老干部签名之『告同志书』。——校者
[注三]Buridans’ Ass——相传中古哲学家布里丹有个寓言说：一只驴子又饥又渴，看见左边有个水槽，右边有堆草料，它急得没有办法，不知先喝水好，还是先吃草料好。此处寓『彷徨无主』之意。——原译者
[注四]按此处系指陈独秀所作『论红军问题』，原则上并无错误，措辞上容有未妥，为斯大林派攻击之的，这攻击终且部分影响了托派内部的一些人。——校者
[注五]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为防止机会主义者混入起见，曾通过列宁所起草的『二十一条』加入标准。——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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