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被绞杀的革命
安德烈·马尔劳[1]的书，「征服者」[2]，从各方面有人寄给我，我想共有四本了，但是抱歉得很，延搁了年半或两年之间，我方才读到它。那本书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即是说，是关于最近五年中一个最大的题目的。优美与编织完密的体材，一个艺术家的明晰眼光，地道的与勇敢的观察——这一切使那小说具有了非常的意义。不过我们在此地写到它，却不是因为那本书是天才之作——虽然这并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泉源，由此能得出具有最高价值的政治教训。这些教训是从马尔劳来的吗？不是的，它们来自那叙述本身，为作者所不知，而且反对着他的。这一点光荣可以归于著者，但是仅就观察者与艺术家的地位说是如此，倘就革命家的地位说便不然了。虽然如此，我们有权利从革命家观点来评量马尔劳；用他的名义，首先用他另一个自我喀林[3]的名义，著者是并不犹豫就批评了革命的。
该书被称为小说。其实呢，我们所见的只是中国革命自第一时期至广州时期的一篇小说化的记事。那记事是不完全的。有时候图画上缺少了社会的活力。但不管这些，在读者眼前驰过去的不仅是革命的一些光耀的插话，且还有许多轮廓明显的剪影，鑴刻在记忆之中，有如社会的象征。
用了不大加色彩的笔触，遵守着虚点笔法，马尔劳给总罢工绘了一幅不能忘却的图画，诚然，它没有画出下层，没有画出它如何发生的情形，而只是从上面观察罢工：欧洲人吃不到早餐，他们在炎热中流汗，中国人停止在厨房中作工，不开风窗。这是不能责备著者的，因为外国艺术家无疑是不能以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题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责备著者，而且不是小的：在著者——不管他所知，所懂与所能做的一切——与其主题——革命之间，缺乏一种先天的爱力。
著者对于蜂拥而起的中国具有积极的同情是不错的。但有时却破坏了这些同情。它们被个人主义的泛溢与美学的幻觉所腐蚀了。以持续的注意阅读这本书，我们时时会经验到一种恼人的感觉，在那动人的叙述的语调中，人们体味到作者对于一些能有热情冲动的野蛮人的一种保育式的讥刺声调。中国是落后的，它的许多政治表现带有原始性质——没有谁要求对这些事默然地放过。但一个正确的远景是需要的，在此远景中，一切事物均置于其应份的位置中。中国事变，马尔劳的小说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比欧洲国会中空洞与可怜的嚣嚷及停滞文明的如山的文学产物，要无比地更加重要些。马尔劳似乎有点害怕去考虑到这一点。
在小说中，有几页，紧张得出色，它表示出革命的仇恨心如何从羁轭，从愚闇，从奴役中产生出来，煅炼得有似钢铁一般。假使马尔劳以更大的自由及勇敢去接近群众，假使他没有把一点子无聊的优越味带进他的观察中，那末他的那几页本该可以被收入革命文选中的。马尔劳是那种无聊的优越味似乎要在他自己面前，乃至在法兰西的学院官僚及精神鸦片的贩子们面前，为他和中国人民的暴动有了短暂的接触作辩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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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在广州政府中，以「高等顾问」的职位，代表着共产国际。喀林，著者的心爱人物，负责宣传。一切工作是在国民党的框子中完成的。鲍罗庭，喀林，俄国「将军」加仑，法国人齐拉特，德国人克拉因，以及其他几人，构成着革命的地道官僚，他们超出于暴动人民之上，进行官僚自己的「革命」政策，代替着革命的政策。
国民党的地方党部被描述如下：「狂人之群——勇敢的……一些富豪，他们出来或是为了要出名，或是为了求安——还有大群的学生与苦力。」（见法文本24页）不仅资产阶级参加每一个组织，而且他们完全领导着党。共产党人屈服于国民党。工农受人之劝，叫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来吓退忠诚的资产阶级朋友。「这样的社团便是我们所控制的（多少控制罢了，在这上面你别欺骗你自己）。」一个有益的自白！共产国际的官僚企图「控制」中国的阶级斗争，像国际的银行巨头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样。但革命是不能被控制的。人只能给革命的内部诸力量以一个政治的表现。人一定要知道将他的命运联结到这些力量中的那一个。
「今天，苦力们开始发现他们是存在的，简单发现他们是存在的。」（法文本26页）这话是一言破的。但感觉他们是存在的，那些苦力们，产业工人们与农民们一定要推翻那些妨碍他们存在的人。外国人的统治与国内的羁轭结着不解缘。苦力们一定要不仅驱逐鲍尔温与麦唐纳，而且要推翻自己的诸统治阶级。这两个任务的完成是分不开的。如此，人口超过法国十倍的中国群众的人格觉醒，便立即变得社会革命的熔岩了。这是一个洋洋大观！
但在此地，鲍罗庭出场了，并且宣布说：「在革命中，工人必须替资产阶级做苦力工作，」陈独秀在一封对中国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这样写着。工人们要从社会的奴属中解放自己，却发现着自己被置身于政治的领域中了。这一背信的手术该归功于谁呢？该归功于共产国际的官僚。企图「控制」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实际上帮助着寻求「出名与保障」的资产阶级去奴属那需要存在的苦力们。
时时刻刻都被安置在背景中的鲍罗庭，小说中被形容为「行动家」，为「职业革命家」，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活的化身。再没有比这更远离真实的了！这儿是鲍罗庭的政治传记。1903年，十九岁，他侨居美洲；1918年，他回莫斯科；因为他的英文知识，他「和外国诸政党保持了接触」；1922年，他在格拉斯哥被捕；然后他被派赴中国充共产国际代表。于第一次革命之前离开俄国，于第三次革命之后回来，鲍罗庭乃是革命胜利后才承认革命的那些国家官僚与党官僚的完成代表。假使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那末它有时不过是年代关系。但对于四十或五十岁的人，这便是一个政治评价了。假使鲍罗庭在俄国很成功地归依了胜利了的革命，那这丝毫也不表示他派到中国来是保证革命之胜利的。这流人是毫不费事，就能学会「职业革命家」是姿态与语调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由于保护色作用，不仅欺骗别人，而且也蒙蔽自己。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大胆的执拗，极经常地被这班人转化为官僚们无所不为的犬儒主义。呀！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弄张委任状来啊！这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险单，鲍罗庭是永远放在口袋里的。
喀林不是职业官僚，他是比鲍罗庭更本质的，也许甚至更接近革命家型。但他缺少了革命家必需的品性；他是票友式的与戏剧式的，他无可奈何地被纠缠进大事件中，且在每一步中都表示出这一点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口号，他是这样表示了意见的：「……民主的废话——「人权」之类。」（见法文本32页）这听起来是激烈，但这是虚假的激烈主义。民主主义的口号在普恩凯是，赫里欧[4]，莱翁•勃伦[5]，法兰西手法灵巧的艺术家以及安南，阿尔及尔与摩洛哥的狱卒们的口里，乃是十分可恶的废话。但当中国人在「民权」的名义之下造起反来，便完全不是废话了，它和18世纪法国革命的口号一样。在香港，当罢工时候，英国的鹰犬们想恢愎体罚。「人权与公民权」在香港的意义就是说中国人有权利不被英国人的皮鞭鞭笞。揭去帝国主义者民主腐败的假面具，乃是替革命服务；称被压迫者的暴动口号为「废话」，乃是不自知地帮助着帝国主义者。
好好地给著者种一下马克思主义痘苗，也许能使他免除这一种致命的轻蔑。但喀林一般地认为革命学说是「教条的劳什子」。他乃是，你们看，一个这样的人，他们觉悟革命只是某一种「事态」。这不令人惊奇吗？但是正因为革命是一种「事态」，这是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受客观原因所决定，遵守着某些法则，所以一个科学头脑能预见过程的一般方向。只有研究了社会的解剖学及其生理学，人才能根据着科学的预见而非票友的臆测，去应付事件的进程。革命家「鄙视」革命学说，完全与不懂得医学而鄙视医学的大夫一样，也跟抛弃工程学的工程师没有两样。那些无科学之助，企图矫正那名之为疾病的「事态」的人，被称为妖巫或走方郎中，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假使世间有一所裁判革命妖巫的法庭，那末鲍罗庭，跟他的莫斯科的教唆者们一样，多半该受严厉处罚了的。我怕喀林自己从这法庭中出来，也不会不受到损伤的吧。
小说中有两个人物互相对立着，像是国民革命中的两极：老陈达，国民党右派的精神权威，资产阶级的先知与圣者，另一个洪，恐怖党人的年轻领袖。二者都被着力描绘的。陈达是翻译成欧洲教养言语的中国文化的化身，披着这件精致外衣，他将中国全体统治阶级的利益「圣化」了。不错，陈达需要民族解放，但他害怕群众比害怕帝国主义者更甚；他仇恨革命比仇恨加于民族身上的羁轭更甚。如果他走向革命，那只为的要和缓它，抑制它，耗竭他。他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消极抵抗，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革命，这是甘地在印度的政策，这政策，在某些时期与这一或那一形式中，资产阶级曾在每一经度与纬度上执行了的。消极抵抗是从资产阶级想纳群众运动于一定孔道并断送这运动的倾向中发生出来的。
当喀林说：陈达的影响是超出于政治之上的时候，我们只能耸耸肩膀。在中国以及在印度那个「正人君子」的假面具政策，乃是以最崇高与抽象道德化的形式表示出占有者们的保守利益。陈达个人的淡泊与他的政治作用绝不反对，因为剥削者之需要「正人君子」，有如腐败的教会各级僧侣需要圣者一样。
谁围绕在陈达周围呢？小说以可赞美的确切程度回答道：一个由「老官僚，鸦片及春宫画的私贩，学者改行的脚踏车商，巴黎的法学士，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所结成的世界。在他们后面站立着一个与英国结合的更坚实的资产阶级，这英国则武装了谭将军来反对革命。反革命如属胜利，谭准备叫陈达当政府首领的。同时这二人，陈达与谭，继续作国民党党员，而鲍罗庭与喀林则替国民党服务。
当谭将军的军队进攻一个村子，当他准备从他的党内同志——鲍罗庭及喀林开头，屠杀革命者时，鲍罗庭与喀林便得到洪的帮助，动员并武装了失对者。但当他们击败了谭以后，这些领袖们并不想改变一件以前存在的事物。他们不能破裂与陈达所缔结的模棱的同盟，因为他们不信任工人，苦力，革命群众，他们自己就怀着陈达的成见，他们是陈达的够格的膀子。
为了「不推开」资产阶级，他们不得不向洪进行斗争。洪是谁？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最下层的渣滓」（见法文本36页）。那些人是干革命的，不是革命胜利之间才趋奉它的，洪便是这些人之一。他一起意去杀死香港的英国总督，洪只顾念到一件事情：「当我被判死刑后，你们一定要告诉年轻人学我的榜样。」（见法文本36页）我们一定要把一个明确的政纲给洪：唤起工人，团聚他们，武装他们，反对陈达，像反对敌人一样。但是共产国际的官僚却寻求陈达的友谊，排斥洪，激怒了他。洪一个子消灭银行家与商人，就是消灭那些「拥护」国民党的人，洪杀死牧师：「这些教人忍受贫苦的人必须受罚，那些基督教教士或别的……」（见法文本274页）如果洪没有找到这条正确道路，那这是鲍罗庭与喀林的过错，他们将革命放进了银行家与商人的手中。洪反映着群众，他们已经在起来，但还不曾拭清他们的眼睛，或揉软他们的手。他企图用手枪与刀子替群众行动，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们则正在瘫痪这些群众的行动。这样便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赤裸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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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广州政府正在「企图站直自己，动摇于一方面喀林和鲍罗庭，他方面陈达之间，前者控制着警察与职工会，后者一无所有，但还是存在的。」（见法文本68页）我们看见了一幅几乎完美的只权政制的图画。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手中有的是广州的职工会，警察，黄埔军官学校，群众的同情，苏联的援助。陈达有一种「道德的权威」，就是说，有那些极度错乱了的占有者们的威势。陈达的朋友们坐在一个无权的却为妥协派所自愿支持的政府中。但这不是二月革命的政制，克伦斯资产阶级的制度吗？唯一不同之处，即孟什维克的角色由伪布尔什维克们在扮演罢了。鲍罗庭对这一点没有疑问，虽然他装成了布尔什维克，而且郑重其事地装扮着的。
喀林与鲍罗庭的中心思想是禁止一切前来广州的中外船只停靠香港。用这商业抵制之法，这些自命为革命现实主义者的人们，希望摧毁华南的英国统治。他们从来不认为首先得推翻广州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政府只是在等待时机将革命投降给英国。不，鲍罗庭与喀林每天在敲「政府」的门，脱帽在手，请它颁发那道救命的法令。有人提醒喀林说：政府到底不过是一个幽灵吧。喀林并不张皇。他回答道：管他幽灵不幽灵，只叫我们还用得着它，让它去吧。这就是教士的法门，他需要圣物，他自己用油蜡和棉花制造一些出来。在这个挫弱革命与屈抑革命的政策后面隐藏着什么呢？隐藏着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殷实的保守的资产者的尊敬。正是为此，法国最红色的激进党人却老是准备在普恩凯賫的面前屈膝的。
但也许广州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足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吧？整个的空气叫人相信：如无共产国际的反对，则幽灵政府也许很久以前就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给推翻了。不过让我们退一步承认：中国工人的力量还太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那末一般说，群众的弱点是什么呢？是他们要跟随剥削者的那个倾向。果真如此，则革命者的第一个任务就在于帮助工人们从奴属的信任中解脱出来。可是共产国际官僚所做的工作，恰正反对着它。他们对群众注入一种观念：必须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宣布：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是群众自己的敌人。
不要推开陈达！但若虽然如此，陈达还是退出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也不是说喀林与鲍罗庭将免除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自愿的臣属关系。他们将只选择蒋介石作他们活动的新的焦点，而他则属于陈达同一种阶级，是陈的弟弟。蒋介石任布尔什维克创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不以消极抵抗自限，他准备诉于流血的武力，不是平民形式的，群众形式的武力，而是军事形式的，只在这样的限度内，即能使资产阶级对军队保留着无限权力的。鲍罗庭与喀林武装了他们的敌人，以此解除了他们的朋友的武装，排拒了他们。他们是这样地在准备大失败的。
但我们不过份估计了革命官僚对事变所予的影响吗？不，并不过份。这影响表现得比所能想象的要强得多，如果不是在利，至少也是在害的方面。在政治上开始存在的苦力们，需要一个勇敢的领导。洪需要一个勇敢的政纲。革命需要数百万蜂拥起来的人们的力量。但是鲍罗庭及其官僚们却需要陈达与蒋介石。他们绞死了洪，阻止工人抬起头来。在短短数月内，为要不推开资产阶级的军事长官们，他们将窒息农民的土地暴动。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代表着俄国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国际。官僚们僭窃了一切革命中最伟大一次革命的权威，旗帜与物质的资源以后，却阻挡着另一次革命的道路，这次革命本来也有一切机会使之成为伟大的。
鲍罗庭与洪之间的对话，乃是鲍罗庭及其莫斯科教唆者的最可怕的罪状。洪和往常一样，是主张坚决行动的。他要求处罚最著名的资产者。鲍罗庭发现了唯一种反对论据：那些「给钱」的人是一定不能碰动的。「革命不是这么单简的」，喀林也说上句。「革命又在于付钱出去养活一支军队哩」，鲍罗庭再添一句。这几句金石之言包含着那条绳索的一切成分，中国革命便是用这条索子来绞死的。鲍罗庭保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则报之以对「革命」的捐助，那些钱放进到蒋介石的军队里去。蒋介石的军队摧毁了无产阶级，消灭了革命。这真的是无法预见的吗？它真的不曾被预见吗？资产阶级只愿对替它服从去反对人民的军队给钱。革命军队不等待人家捐助：它叫人家给钱。这称之为革命的独裁。洪出席工人会议，大声疾呼地反对「俄国人」，反对那些摧毁革命的负责者，颇为成功。洪本人的道路不会达到目标，但他之反对鲍罗庭是正确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有俄国顾问吗？义和团有俄国顾问吗？」假使让1924-27年的中国革命自己生长，也许不会立即得到胜利，但也不会采取切腹之法，不会有可耻的投降，并它也许已有了历练的革命干部了。在广州的两重政权与彼得格拉的两重政权之间，有一个悲剧的不同点，那便是：在中国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被蒙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称，被宣布为反革命学说，且被以种种式式诬蔑与压迫的方法逼害着。克伦斯基在七月事变中[6]所不曾成功的事情，十年后斯大林在中国得到成功了。
喀林对我们保证说：鲍罗庭及「他那一辈的布尔什维克们」，是以他们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出名的。著者需要这一点说明，好叫读者以后读到鲍罗庭进行斗争反对洪的一派时，不致觉得吃惊。这就史实说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不能在俄国抬头，并非因为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它得到了成立场，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掘毁了无政府主义足下的地基。无政府主义，如果它不是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咖啡室与编辑室的四壁之内，而已更加深入，则反映着群众中的失望心理，表示出民主欺骗与机会主义变节的政治的惩罚。布尔什维克派提出革命问题及其解决法时的勇敢，使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余地。但若马尔劳的历史研究是不确实的，那末他的叙述却出色地表示出斯大林——鲍罗庭的政策如何给无政府的恐怖主义在中国准备了基地。
被此政策的逻辑所逼，鲍罗庭同意颁布命令反对恐怖主义者。那些坚决的革命者，被莫斯科领袖们的罪恶驱上了冒险主义之路，广州的资产阶级，受共产国际的祝福，便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用恐怖行为来反对保护出钱资产阶级的那些假革命的官僚。鲍罗庭与喀林抓住恐怖主义者，消灭他们，现在不仅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而且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脑袋了。便是这样的，妥协政策一直滑落下去，到最卑劣的叛卖了。
此书被命名为「征服者」。当革命与帝国主义一较颜色之时，这名字具有双重意义，著者所指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或者更确切些，指其中的某一部分。是征服者吗？中国群众起来从事革命暴动，以十月暴动的影响为其榜样，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其旗帜。但是「征服者」一点都没有争取到什么。相反的，他们将一切投降给敌人了。如果是俄国革命召来了中国革命，则俄国的不肖门徒们绞死了它。马尔劳不会得出这些推论来。他甚至想不到有这些推论。但因如此，这些推论更清楚地从他那本出色的书中显现出来了。
1931年2月9日于普林基博岛
[1] Andre Malraux——法国小说家，中国革命时曾来华。以着有二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征服者」和「人生」而出名。后书曾得「贡果尔文学奖金」。曾长期倾向斯大林主义，现则转变为戴高乐派，最近曾任法国政府情报部长。——译者
[2] 「Le Conquerants」——以陈炯明叛变及省港罢工时期的广州政情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化的记事」。中文有译本，名「中国革命序曲」。——译者
[3] Garine——书中主角之一，影射马尔劳本人。书中其它人物，大多虚构，如右派领袖陈达，反叛军人谭，无政府主义者洪以及法人齐拉特与德人克拉因等等，均非实有其人者。——译者
[4] E. Herriot——法国激急党与激急社会党领袖，法国资产阶级「左派联盟」发言人，里昂市长，曾任内阁总理等职。——译者
[5] Leon Blum——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党的中派，曾任内阁总理，积极推行法国帝国主义政策。——译者
[6] 七月事变。——1917年7月3日——5日，彼得格拉工人与兵士激剧左倾，举行武装示威，但未能转变成胜利的暴动。克伦斯基利用这次事件，企图根本消灭布尔什维克及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结果亦未成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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