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反革命势力抬头

　　最初两个月，政权形式上属于古契柯夫—米留科夫政府，实际上它完全集中到了苏维埃手中。在随后两个月里，苏维埃遭到了削弱，对群众的一部分影响转移到布尔什维克那里，社会主义部长们又把少许权力装进自己的公文包带到联合政府中去了。从筹备发动前线进攻一开始，大本营、财政资本机构和立宪民主党的作用就自动增强了。还在士兵流血之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把自己很可观的鲜血输进了资产阶级的动脉。幕后的操纵线都集中掌握在协约国的大使馆和政府手里。
　　在伦敦召开的盟国国际会议上，西方朋友“忘记了”邀请俄国大使，直到他自己提起这件事以后，亦即直到会议开幕前十分钟才把他叫去。而且他的席位后面没有座椅，于是他只好挤在法国人中间坐下。7月2日发生的两件事——对临时政府大使的侮辱和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性地退出内阁——有一个相同的目的：迫使妥协主义者低头。紧随其后爆发的武装游行示威必定特别令苏维埃领袖们震怒不已。在双重打击之下，致使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径直相反的道路上去了。既然在与协约国的同盟中不得不承受流血的重负，那么比立宪民主党更好的中间人反正是找不到的。最年长的俄国革命家之一柴可夫斯基流亡多年以后变成了温和的不列颠自由主义者，他带有劝谕性地说道：“战争需要金钱，而盟国是不会把钱交给社会主义者的。”妥协主义者因为这个论断感到尴尬，但是他们明白其全部的分量。
　　力量对比明显发生了不利于人民的变化，可是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谁也不能说清楚。不管怎样，资产阶级的胃口膨胀到了比其可能膨胀的程度不知大了多少倍。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包含着冲突的源头，因为各个阶级的力量要在运动中受到检验，而革命事件就是归结为这类不断重复的检验，可是，权力无论在多大规模上从左向右移动，这种移动也很少触动仍然是空洞无物的临时政府。七月危机期间关心李沃夫公爵内阁的人屈指可数。正是那位曾经与古契柯夫谈论过废黜尼古拉二世的克雷莫夫将军（后面我们将很快最后一次遇见这位将军）以大公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最后是以这样的训令结束的：“是从口头议论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劝告听起来引人发笑，它只不过更突出地强调了政府的无能而已。
　　自由主义者纳博科夫后来写道：“7月初，有一段当局威信似乎在重新上升的短暂时光，这是在镇压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暴动以后。但是此刻临时政府不善于利用形势，因而与当时的有利时机失之交臂。于是它们便一去不复返了。”右翼阵营的其他代表人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事实上，在七月危机期间就如同在历来所有紧急时刻一样，组成联盟的各个成分都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如果不是能斗过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哥萨克、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和突击队员明显要击溃妥协派自身的话，妥协派分子是完全打算允许彻底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想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而且想消灭苏维埃。所以在整个紧张时期，立宪民主党人置身于政府之外就绝不是偶然的，最后分析起来，把他们赶出政府的正是不顾妥协主义者的一切缓冲行动的群众压力，即使自由主义者能成功地掌握政权，他们也不可能维持它。后来的时局发展非常透彻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7月期间似乎错过了时机的想法乃是追溯往昔的幻想。无论如何，七月胜利不仅没有使政权得到巩固、相反开始了一个拖延政府危机的阶段。这个危机表面上看在7月24日就结束了，而实质上它进入了二月体制为期四个月的垂死挣扎时期。
　　妥协主义者在恢复同资产阶级的半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与缓解跟群众的敌意的需要之间毁掉了自己。对他们而言，随机应变变成了生存方式，迂回前进变成了猛烈摇摆，不过其基本路线正在急剧地向右转。7月7日，临时政府决定采取一系列镇压措施。不过，就在这次好像是偷偷摸摸举行的会议上，社会主义部长利用“长者”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缺席的机会，建议政府着手实施苏维埃六月代表大会的纲领。这旋即就导致了政府的进一步瓦解。前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大地产所有者李沃夫公爵指责政府，称它的土地政策“破坏了人民的守法意识”。令地主们感到不安的还不是他们有可能失去继承得来的领地，而是妥协主义者“竭力使立宪会议去面对业已解决了的问题的这一事实”。所有保皇反动派的支持力量都变成了纯粹民主政治的热烈拥护者！政府把内阁主席的职位交给了克伦斯基，同时保留他原先的陆海军部长职务。新任内务部长策烈铁里不得不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逮捕布尔什维克一亊做出答复。马尔托夫提出了抗议性的质询，而策烈铁里毫不客气地回敬这位自已党内的老同志说，他宁愿与列宁交手，也不愿跟马尔托夫纠缠，他知道该怎样对付第一个人，而第二个人使他感到束手无策……“我个人将为这些逮捕行为承担责任。”部长在凝神细听的大厅里发出了挑战。
　　在向左方实施打击时，妥协派分子用来自右方的危险作掩护，“俄国正处在军事独裁的前夜”，达恩在7月9日的会议上证明说，“我们有责任夺走军事独裁的刺刀，而我们只有靠承认临时政府是一个公安委员会[1]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赋予它无限的权力，以便让它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和来自右边的反革命……”在与工人、士兵和农民做斗争的政府自己手中，除了反革命刺刀以外，好像还可能紧握着另一种刺刀！联席会议以252票赞成，47票弃权做出如下决定：“一、国家与革命正处在危险中。二、临时政府宣布自己是拯救革命的政府。三、承认它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决定就像一个响声特别大的空木桶。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投了弃权票，从而证明在那些日子里党内上层无疑处在手足无措的状态。
　　群众运动，哪怕是被击溃了的群众运动，任何时候都不会不留下—点痕迹。一位激进律师当上了政府首脑，占据了有爵位的贵族的座位，内务部则是由一位以前的苦役犯掌管。政权发生了平民革新。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切尔诺夫、斯科别列夫，以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如今决定着政府的面貌。这不是实现了六月事件喊出的“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吗？不，这只是它破产的体现。民主派部长只是为了把政权归还资本家部长而掌握政权的，La coalition est morte，vive le coalition！（取合政府死了、联合政府万岁！）
　　在冬宫广场上演了一出解除机枪手武装的盛大而可耻的闹剧。许多团队被解散了。士兵们分成不大的队伍被派去补充前线兵力，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还被迫服从他人、在战壕里弄得精疲力竭，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反对克伦斯基体制的宣传员。他们的人数数以万计、在秋季到来之前，他们一直在执行重大的任务。同时被解除武装的还有工人，尽管成效甚微。在将军们的压力（我们很快就将看到它采取什么形式）之下，前线重新实施死刑。可是就在7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限制订立土地交易契约的法令。在农夫们斧头下采取的为时已晚的这一敷衍措施引起了来自左边的讽刺挖苦，来自右边的则是切齿之声。在取缔全部街头游行——制止了向左转的威胁以后，策烈铁里又对任意逮捕举起了手——尝试制止向右转。解除了军区司令官的职务以后，克伦斯基对左方解释说——是因为他粉碎了工人组织，对右方解释说——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决心。
　　哥萨克成了资产阶级彼得格勒的真正英雄。哥萨克军官格列科夫讲道:“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每当任何一个身着哥萨克制服的人走进政府机关，走进挤满人群的饭店时，所有人都会站起来，并且对进来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剧院、电影院和花园里为哥萨克伤兵和牺牲者的家庭举办了一系列慈善晚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局被迫选出了一个以齐赫泽为首的委员会参加为“7月3—5日政履行革命职责时牺牲的军人”举行的葬礼的领导工作。妥协主义者不得不把这杯屈辱的苦酒一饮而尽。送葬仪式从圣以撒大教堂举行的弥撒开始。棺材在罗将柯、米留科夫、李沃夫公爵和克伦斯基的扶持下抬了出来，他们为死者举着十字架前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行进途中没有见到警察，哥萨克承担了维持秩序的任务，举行葬礼的这一天乃是他们完全支配彼得格勒的一天，被哥萨克打死的工人和士兵，这些二月牺牲者的亲兄弟的下葬是悄无声息进行的，就像沙皇统治时斯埋葬1月9日的遇难者一样。
　　临时政府以封锁喀琅施塔得岛做威胁，要求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立即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罗沙利和列姆涅夫准尉交由侦查当局处置。在赫尔森福斯，头一次发生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士与布尔什维克一起被捕的事情。已经去职的李沃夫公爵在报纸上撰文指责说：“苏维埃处于全国范围的道德水平之下，它们没有清除列宁分子——这类德国的间谍……”证明自己具有国家道德对妥协派人士而言是事关荣誉的大事。7月13日，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由达恩提交的决议：“所有遭到司法当局起诉的人，直到法院做出判决之前需要停止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事实上就成了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克伦斯基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报刊，在外省，发生了逮捕土地委员的事件。《消息报》有气无力地诉苦说：“仅仅几天之前我们还是彼得格勒大街上无政府主义猖獗的见证人。今天在同样的街道上，反革命和黑帮的言论不可遏止地流传起来了。”
　　解散了最革命的团队和解除了工人的武装以后，这股合力还在继续进一步向右转。相当大一部分的实际权力明显集中到了上层军人、工业—银行家和立宪民主党人小团体手中、其他部分的权力仍然像以往一样留在苏维埃手中。两个政权的局面照样存在，但已经不是先前几个月那种合法化的、密切联络的和互相合作的两个政权，而是相互害怕却同时又互为需要的军人—资产阶级的和妥协主义者的团伙的爆炸性的两个政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重建联合政府。米留科夫说得对：“在7月3—5日的暴动以后，联合的主意不仅投有消失，而且相反，一时间它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力量与影响。”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迫不及待地活动起来，并且做出了一项反对挽救革命的政府的严厉决议。这是最后的一次冲击。全体部长都把自己的职位托付给了克伦斯基，从而使他变成了国家主权的中心人物。二月体制在后来的命运就像在克伦斯基个人的命运一样，这个时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结帮、辞职和任命的混乱状态中，出现了某一个像是固定不动的点位，所有其他东西都围绕其转动。部长们辞职仅仅是作为与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工业家进行谈判的前奏。立宪民主党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政府成员的义务“仅仅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与盟国保持完全一致；在军队里恢复纪律；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不进行任何社会改革。没有写在纸上的一点就是延期举行立宪会议选举。这些要求被称作“超党派的全民纲领”。工商界的代表报以同样的回答，而妥协派人士曾经力图唆使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结果是白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重申了自已关于赋予拯救革命的政府“一切全权”的决议，这意味着同意政府独立于苏维埃。同日，身为内务部长的策烈铁里发出了关于采取“火速而坚决的措施，以禁止在土地关系方面一切擅作主张的行动”的通令。至于说粮食部长佩舍霍诺夫，他则要求禁止“对土地所有者采取强制和违法行为”。拯救革命的政府说明自己首先是拯救地主所有制的政府。不过，不仅仅是这一种所有制。工业大亨、工程师帕利钦斯基以工商业部主管、燃料和金属首席特派员以及国防委员会领导人的三重身份精力充沛地贯彻辛迪加资本的政策。在苏维埃经济处工作的孟什维克经济学家切列瓦宁指责民主制的良好创举因遇到帕利钦斯基的怠工而遭到了破坏。被立宪民主党人指控为与德国人有牵连的农业部长切尔诺夫认为自己是“为了恢复名誉”而被迫辞职的。7月18日，社会主义者在其中占优势的政府颁布了解散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尚未屈服的芬兰国会的公告。在世界大战三周年纪念日发给盟国的庄严照会中，政府不仅重申了忠实遵守宗教仪式般的誓言，而且通报了幸运地镇压了由敌方间谍挑起的叛乱情况。一份闻所未闻的奴颜婢膝的文件！同时公布的还有针对破坏铁路运输纪律的残酷法律。在政府展示了自己在国务方面的成熟性以后，克伦斯基最终决定答复立宪民主党的最后通牒，意思是它提出的要求“不能成为加入临时政府的障碍”。可是，对自由主义者遮遮掩掩的屈服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需要妥协主义者真正的投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联合破裂以后于7月8日颁布的政府声明——民主派共同点的集合——对于它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中止了谈判。
　　攻击具有同心协力的性质。立宪民主党不仅与工业家及盟国外交官，而且与军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本营属下的军官协会总委员会处于立宪民主党事实上的领导之下。立宪民主党通过最高指挥人员给妥协派人士最难受的部位施加压力。7月8日，西南战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令用机枪和大炮对临阵后退的士兵开火。得到战线特派委员、社会革命党前恐怖组织首领萨文科夫支持的科尔尼洛夫最先要求在前线实施死刑，并且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自行辞去指挥职务。这封秘密电报很快就见了报，科尔尼洛夫关心的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比较谨慎和含糊的最高总司令布鲁西洛夫写信给克伦斯基提出劝诫：部分为我们所忘记的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仍然有权提醒人们注意它……”教训就在于徒劳地尝试过在“人道的基础上”改造军队的法国革命家后来走上了实行死刑的道路,“结果他们的胜利旗帜遍及了半个世界”。除此以外，将军们从有关描写革命的书籍中什么也没有读到，7月12日、临时政府宣布“在战争时期对犯有某些严重罪行的军人”恢复使用死刑。但是过了两三天以后，北方战线总司令克列姆博夫斯基写道：“经验表明，补充了许多兵力的作战部队却变得毫无战斗力了，如果军队的补充来源是腐烂的，它本身就不可能是健康的。”俄国人民就是这腐烂的补充来源。
　　7月16日，克伦斯基带着捷列申柯和萨文科夫在大本营召集一批高级指挥官开会，科尔尼洛夫缺席：他所在的战线正在全速后撤，直到几天后德国人自己停留在原先的国境线上以后才停止撤退。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包括：布鲁西洛夫、阿列克谢耶夫、鲁兹斯基、克列姆博夫斯基、邓尼金、罗曼诺夫斯基，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掉进久远时代的无底深渊发出的回响一样。四个月来，高级将领们觉得自己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他们认为眼前这位政府主席是曾经令他们烦恼不堪的革命化身，现在他们复活了，可以毫无忌惮地让他领教充满愤恨的难堪滋味。
　　根据大本营的资料，西南战线的军队在6月18日—7月6日期间大约损失了56000万人【有疑点，要检证——】。相对战争的规模而言这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可是二月和十月两次大变革的代价就要少得多。除了死亡、破坏与灾难以外，自由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发动的进攻还带来了什么呢？1917年的社会震荡改变了世界上六分之一土地的面貌，并且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既不想否认也不想淡化革命的残酷和恐怖，但是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布鲁西洛夫报告了一个月前发动的进攻的结局：彻底失败，原因就在于“从连长到总司令的所有指挥官都没有权力”。他没有说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失掉权力的，至于未来的作战行动，“我们不可能在春天之前把它们准备就绪”。克列姆博夫斯基与其他人一起坚持进行镇压，不过他旋即又对镇压的效果表示怀疑：“死刑？难道可以把一整个师的人都枪毙吗？交付法庭审判？……可是这样一来，军队的一半人都将要流放到西伯利亚……”总参谋长报告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有五个团被解散了，主谋将交付法庭审判，……总共要从彼得格勒调出大约9万人，这个建议被如愿采纳了。谁也不去考虑撤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委员会？“必须取消它们……历时数千年的军队历史产生了自己的规则。如果我们去破坏它们，我们就会遭到彻底失败。”阿列克谢耶夫说道。此人把历史规则理解为操练条令了。鲁兹斯基吹牛说：“人们跟着往昔的旗帜就像跟着神圣的东西，就不怕牺牲。而红旗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军队整军整军地逃跑。”这位衰老的将军忘记了，1915年8月他本人是怎样向大臣会议报告的：“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赶不上德国人。”克列姆博夫斯基幸灾乐祸地强调，摧毁军队的其实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其他不懂军队生存习惯和条件的”、实行不良军事立法的“人”。这是向克伦斯基直接挑战。邓尼金对部长们的攻击更加坚决：“你们污辱了它们——我们光荣的战斗旗帜；你们要把它们举起来，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而克伦斯基是怎样回应的呢？被质疑没有良心的他卑躬屈膝地感谢这些粗野的军人“坦率和真诚地表达意见”。士兵权利宣言么？“假如在宣言制定期间我是部长，它就不会问世。是谁第一个制伏了西伯利亚轻步兵？是谁第一个为制伏不驯服的士兵流血？是我的人，是我的特派委员。”外交部长捷列申柯谄媚地安抚说：“我们的进攻，甚至我们的失败也增强了盟国对我们的信任。”盟国的信任！难道没有它地球就不围绕自己的轴心转动吗？
　　“在现时、军官是自由和革命的唯一支柱。”克列姆博夫斯基告诫大家说，布鲁西洛夫进一步解释说：“军官不是资产者，他是最地道的无产者。”鲁兹斯基将军则补充说：“就连将军也是无产者。”取消委员会、恢复旧指挥人员的权力，把政治也就是革命从军队中清除出去，——这就是将军衔无产者的纲领。克伦斯基没有对这一纲领本身表示反对，只是时机问题困扰着他。他说，“至于建议的措施，我想就是邓尼金将军也不会坚持马上就付诸实施……”将军毫无例外地都是些平庸之辈。但是他们不可能不对自己说：“同这些先生交谈就得要用这样的语言！”
　　由于这次会议的结果，高层指挥发生了变动。柔顺易变的布鲁西洛夫原先接替的是反对前线进攻的小心谨慎的办事员阿列克谢耶夫，现在他被解职了，其职位被任命给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各方看待这一变动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它们令立宪民主党人相信，科尔尼洛夫将建立起铁的纪律；而令妥协主义者深信不疑的是，科尔尼洛夫将成为委员会和特派委员的朋友。萨文科夫本人则替科尔尼洛夫的共和制感情做担保。作为对任命为高级职务的报答，这位将军向政府发出了新的最后通牒：要他科尔尼洛夫接受这一任命，除非满足这样一些条件：“对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负责；不干涉高级指挥人员的任用；在后方恢复死刑。”第一点令人产生了困窘：克伦斯基已经开始在“对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负责”，而这事是不容他人来竞争的。科尔尼洛夫的电报刊登在一份发行最多的自由主义报纸上。反动派谨慎的政客皱起了眉头。科尔尼洛夫的最后通牒本来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最后通牒，只是翻译成了哥萨克将军无法自制的语言而已，不过科尔尼洛夫的盘算出了漏子：最后通牒的过分要求和粗鲁语气引起了所有的革命的敌人，首先是骨干军官无比兴奋。克伦斯基惊慌起来了，并且想马上解除科尔尼洛夫的职务，可是他在自己的政府里面也没有得到支持。最后根据自己的怂恿者的建议，科尔尼洛夫同意以口头说明的方式承认，他把对人民负责理解为就是对临时政府负责，至于最后通牒的其他方面，被有些许保留地接受了。科尔尼洛夫当上了最高总司令，同时军事工程师菲洛年科被任命为他身边的特派委员，而两南战线前特派员萨文科夫则出任陆军部的主管，一个是偶然出现的暴发户，另一个是有着漫长革命经历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冒险家，或者在所有方面都已够格，比如菲洛年科；或者至少在许多方面是如此，比如萨文科夫。他们与科尔尼洛夫的密切关系促使这位将军飞黄腾达，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关系在时局的后续发展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妥协主义者在各个领域都投降了。策烈铁里强调指出：“联合政府——这就是拯救革命的联盟。”尽管出现了表面上的中断，幕后的谈判还是在全速进行。为了加快取得结果，克伦斯基根据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的公开协议，采取纯粹戏剧性的亦即完全符合他的政治本性的措施，然而同时对于达到他的目的来说这又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他辞去职务并且到郊外去任由妥协主义者陷于他们原先的绝望之中。米留科夫据此说道：“他用自己示威性的离去……对无论是自己的敌人，还是自己的竞争者或是自己的支持者表明，无论他们怎样看待他的个人品德，在那个时刻，单凭他在两个相互斗争的阵容之间所处的政治地位，他就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按照先下手为赢的特殊规则，党输掉了棋局，妥协主义者带着遭到压制的诅咒和公开坦白的祈求急忙投奔“克伦斯基同志”。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双方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把自我取消的决定强加给了失去了首脑的政府，并且委托克伦斯基根据他自己个人的裁定重新组建政府。
　　为了最终吓倒其实已经被吓坏了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就要让他们得到关于前线形势恶化的最近消息。德国人紧逼俄国军队，自由主义者紧逼克伦斯基，克伦斯基紧逼妥协主义者。7月23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党团整夜都在开会，为孤立无助感到烦恼不堪。两个执行委员会终于以147票的多数赞成，46票反对，42票弃权——前所未有的反对派！——同意无条件和无限制地把权力交给克伦斯基。在同时举行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则响起了要推翻克伦斯基的声音，可是米留科夫阻止了那些迫不及待的人，他提议暂时以施加压力为限。但这并不等于说米留科夫自己对克伦斯基抱有幻想，不过他在后者身上看到了有产阶级的着力点。使政府摆脱了苏维埃以后，再使它摆脱克伦斯基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那时，联合政府的诸神仍然还在感到口渴。逮捕列宁的决定是在7月7日，即过渡政府建立之前做出的。现在需要某种强硬的行动来表明联合政府的复活。早在7月13日，高尔基的报纸（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已经不存在了）刊登了托洛茨基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可能有把我置于在那个法令效力之外的任何逻辑依据，因为根据那个法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同志必须遭到逮捕。至于说事情的政治方面，那你们也不可能有理由怀疑我像上述同志一样，也是临时政府总体政策毫不妥协的反对者。”就在新内阁成立的当天夜里，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彼得格勒，而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最高总司令克雷连科准尉在前线分别遭到逮捕。
　　在历时三周的危机以后来到世上的政府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风的小家伙。它是由根据最小祸害原则挑选出来的二三流人物组成的。副主席是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工程师涅克拉索夫。为了镇压革命，2月27日他就曾提议把政权委托给一位沙皇将军。栖身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界线上的无党派人士和毫无个性的作家普罗科波维奇成了工商业部长。先前的检察官、后来的激进律师、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派大臣”的儿子扎鲁德内伊应召来主管司法部，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先季耶夫得到了内务部长的职务。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当上了劳动部长，人民社会党人佩舍霍诺夫担任粮食供应部长。从自由主义者队伍中进入内闻的同样是一些二流人物，无论在此前或此后都没有起过领导作用，切尔诺夫出人意料地重返了农业部长岗位：从他辞职到重新上任只有短短的4天时间，他成功地为自己恢复了名誉。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米留科夫冷静地指出，切尔诺夫对待德国当局态度的性质“仍然是不清楚的”；接着他又补充说：“也有可能是，无论俄国侦查机关的证词，还是克伦斯基、捷列申柯以及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怀疑走得太远了。”恢复切尔诺夫农业部长的身份不再是作为对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威望的应有贡献，因为切尔诺夫其实在该党内部越来越失去了影响。可是，策烈铁里预先就被排除在政府之外，5月时人们认为，他成为政府一员是对革命有利的，现在让他待在苏维埃是对临时政府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策烈铁里实际上履行着苏维埃体制下资产阶级特派委员的职责。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次会议上说过：假如国家利益因联合而遭到损害，我们的职责就是从政府召回我们的同志。”这话的意思实在不是如同达恩不久前承诺的那样，在耗尽了自由主义者的能量以后再清除他们，而是在觉得自己消耗殆尽以后及时离开政权，策烈铁里准备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
　　在5月6日组成的第一次联合内阁中，社会主义者是少数；然而他们是局势事实上的主人。在7月24日组成的内阁中，社会主义者是多数，然而他们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影子。米留科夫承认：“在社会主义者名义上占不大优势的情况下，内阁中实际上的优势绝对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如果说更准确一些，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拥护者。民主制度的情况则不太确定。基于同样的精神，部长佩舍霍诺夫把七月联合内阁与五月联合内阁进行了对比，尽管提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论据：当初资产阶级需要来自左边的支持；现在有出现反革命的可能危险，来自右边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吸收的右翼力量越多，剩下攻击政权的人就越少。”真是一条奇妙无比的政治战略规则：为了打破对堡垒的包围，最好是自己从里面打开大门。这就是新的联合内阁的公式。
　　反动派在进攻，民主派在后撤，在革命第一阶段感到害怕的阶级和集团抬起了头。昨天还在遮遮掩掩的利害关系今天暴露出来了。商人和投机者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要求贸易自由；他们提高嗓门反对一切限制流通的措施，甚至包括在沙皇统治时期就已实行的措施。在生活所必需的食品匮乏的情况下，旨在与投机行为进行斗争的粮食管制也被说成是造成生活必需食品匮乏的犯罪行为。对粮食管制的愤怒迅速转化为对苏维埃的愤怒。孟什维克经济学家格罗曼报告说，商人们的进攻势头“在7月3—4日的事件以后特别加强了”。苏维埃要为战事失败、物价飞涨和抢掠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因保皇派阴谋而感到不安的临时政府害怕左翼予以某种猛烈的回击，因此于8月1日把尼古拉·罗曼诺夫及其全家遣送到了托博尔斯克。第二天，新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人和士兵报》就被查封了。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大肆逮捕军队委员会委员的消息。7月底，布尔什维克只能在半地下的状况下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军队代表大会则被禁止了。以前龟缩在家里的人——地主、商人、工业家、上层哥萨克、僧侶、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开始聚集在一起。他们发出相同的喊声，只是粗鲁无礼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尽管不总是公开的，指挥权无可争辩是属于立宪民主党的。
　　8月初，召开了有大约300名交易所和企业家组织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参加的工商业代表大会。在会上，锋芒毕露的纺织大王里亚布申斯基发表了纲领性演说。“临时政府只是徒具政权外表……实际上登上王位的是一伙政治骗子……政府加紧征收税款，首先是向工商阶级严苛征税……把它们给了浪费者，这合理吗?为了拯救祖国而对浪费者严加管束不是更好些吗？……”最后，他果然以威胁作为结束语：“饥饿与赤贫的人民的骨瘦如柴之手必将掐住人民之友的膀子。”骨瘦如柴之手这个概括同盟歇业政策的词语从此就稳固地进入了革命的政治词典。它让资本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名省特派委员的代表大会也在彼得格勒召开了。这些临时政府的代理人原本计划应当是作为环绕政府的防护墙，现在他们抱成一团实际上是来反对它，并且在其立宪民主党核心领导下对倒霉的内务部长阿夫克先季耶夫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政权应当实行统治，而不是傀儡。”妥协派人士进行了辩解，并且低声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偷听到他们与盟友之间的争吵。这位社会主义部长（指阿夫克先季耶夫。——译者）像被开水烫伤了一样离开了代表大会会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说起话来日益带着抱怨和委屈的语气。报纸版面上开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揭露性内容。8月6日，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刊登了几个左翼士官生从开赴前线途中写来的一封信，令作者震惊的是：“士官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实施肉刑，士官生参加的是伴随着不经审判和侦讯，仅凭营长的一道命令就执行枪决的讨伐……一些凶狠的士兵从隐蔽的角落朝单独行动的士官生开枪射击……”整顿军队方面的工作看起来不过如此而已。
　　反动派在发起进攻，临时政府则节节后退。8月7日，参加过拉斯普京团体和参与过反犹暴行的一些臭名昭著的黑帮活动分子被释放出狱，布尔什维克却继续关押在十字监狱里，那里即将发生被捕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绝食。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当天向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其他遭囚禁的人发来了慰问信。
　　工业家、省里的特派委员、在诺沃切尔卡斯克举行的哥萨克代表大会、爱国主义报刊、将军、自由主义者——所有这一切都认为9月举行立宪会议选举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好是把选举推迟到战争结束之际。但是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折中的办法还是找到了：立宪会议的召开延期到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没有埋怨地接受了这一延期，他们顽固地指望在剩下的3个月期间必将发生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使它们能把有关立宪会议的问题本身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这类希望越来越公开地与科尔尼洛夫的名字联系起来了。
　　围绕新的“最高总司令”这个人物所进行的宣传从此开始成为资产阶级政策的中心。在大本营的积极推动下，“第一位人民总司令”的传记大量发行。当身为陆军部主管人的萨文科夫对记者说到“我们认为”的时候，他所说的“我们”指的不是萨文科夫和克伦斯基，而是萨文科夫和科尔尼洛夫。围绕科尔尼洛夫出现的喧嚣使克伦斯基警觉起来。关于存在着以大本营属下军官协会总委员会为中心的阴谋传闻越来越顽强地流行起来了。8月初，政府首脑和军队首脑的个人会面不过是使得他们之间相互的嫌恶变得更为强烈罢了。“这个容易上当的夸夸其谈的人物还想支配我吗？”科尔尼洛夫必定对自己这样说。“这个智力平平和不学无术的哥萨克决意要拯救俄国吗?”克伦斯基不会不想到这一点。依据各自的理由，双方都是对的。科尔尼洛夫的纲领把对工厂和铁路实行军事化，把死刑推广到后方和使彼得格勒军区连同首都卫戍部队一起隶属大本营都纳入自己的内容之中，当时这在妥协主义者圈子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紧随正式纲领之后没有说出来的，然而更为真实的另一种纲领毫无困难地被识破了。左翼报刊发出了警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议以切列米索夫将军作为新的总司令候选人。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科尔尼洛夫即将辞职的话题。反动派惊慌起来了。
　　8月6日，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等12支哥萨克部队联合委员会在萨文科夫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定，“大声和坚定地”告知政府和人民，一旦撤换“英雄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它就会取消自己对前线和后方的哥萨克部队的行为所负的责任。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联合会的代表会议更为强硬地威胁临时政府，假如科尔尼洛夫遭到撤换，那么联合会立即就“向全体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发出与哥萨克共同行动的战斗号召”。没有任何一位将军对这种破坏隶属关系的行为表示过抗议。秩序党的报纸异常兴奋地刊登了这类意味着有引发内战危险的决定。陆海军军官联合会总委员会四处发电报，声称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敬爱的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身上”，号召“全体诚实正直的人”表达对他的信任。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召开的右翼阵营“社会活动家”会议给科尔尼洛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会议让自己的声音融入军官、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以及哥萨克的声音：“整个独立思考的俄罗斯带着希望和信赖的目光仰望着您。”话不能说得更清楚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像里亚布申斯基和特列季亚科夫这样的工业家和银行家，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布鲁西洛夫将军，僧侣和教授代表，以及以米留科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领袖。作为装饰的半虚构的“农民联合会”的代表也到场了，它理应为立宪民主党在农民上层中找到支持。高坐在主席席位上的是大块头人物罗将柯，他向一个哥萨克代表团致谢，因为该团镇压了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作为国家拯救者角色的候选人资格就这样由俄国有资产的和有教养的阶级中一批最有威信的代表公开提出来了。
　　在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最高总司令再次出现在陆海军部长那里，就他提出的拯救国家的纲领进行谈判。科尔尼洛夫的参谋长卢科姆斯基将军讲述了他这次拜访的情况：“一到达彼得格勒，他便由携带着两挺机枪的帖金人陪伴去了冬宫。在科尔尼洛夫将军进入冬宫之后，帖金人把这两挺机枪从汽车上卸下来，他们就守卫着冬宫的大门，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总司令。”可以这样假定，帮助总司令就可能需要反对政府主席。帖金人的机枪是瞄准手足无措的妥协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机枪。独立于苏维埃的拯救革命的政府看来就是这祥的！
　　在科尔尼洛夫拜访过后，临时政府成员科科什金马上向克伦斯基声明，“如果今天还不接受科尔尼洛夫的纲领”，那立宪民主党人便宣布辞职。尽管没有机关枪，立宪民主党人还是采用了科尔尼洛夫最后通牒式的语言跟政府讲话。这很快就见了效。临时政府赶忙审议最高总司令的报告，而且认为采纳他提议的措施，“直到包括在后方实行死刑”的措施原则上是可能的。
　　全俄高级神职人员会议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动员反动势力的事业中来了，按照自己的正式目标，它本该实现使东正教会挣脱官僚制度桎梏的任务，可是实质上它必定起着把教会与革命隔离起来的作用。随着专制制度的覆灭，教会失去了自己的官方首领。它与国家、与原先的庇护人和靠山的关系一直悬而未决。在3月9日发布的文告中，最高宗教会议固然对业已实现的革命赶紧表示祝福，同时也号召人民“信赖临时政府”，可是未来仍然笼罩在威胁之中。临时政府对教会问题就像对其他问题一样故意避而不答。僧侣们感到非常惊惧惶惑。有时，从某个边远的地方，例如从靠近中国边境的城市维尔内，由当地牧师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请李沃夫公爵相信，他的政策是完全符合福音书教义的。教会努力去适应大变革，它没有胆量去干预时局。这一点在前线得到了再清晰不过的证明，在那里，僧侣的影响与对纪律的恐惧一起崩溃了。邓尼金承认：“如果说军官团还在花费宝贵时间来争取自己的指挥权与军事威信，那么从革命的第一天起，牧师的声音就消失了，他们参与军队生活的一切行为都完全停止了。”僧侣代表大会在大本营和各级司令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高级神职人员会议首先是僧侣特别是其高层自身的帮派事业，不过它还是没有封闭在教会官僚制度的小范围里。自由主义社会竭尽全力抓住它不放。在人民中间没有找到任何政治根基的立宪民主党幻想把改革了的教会作为它联系群众的传输装置。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诸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奥尔苏菲耶夫伯爵、罗将柯、萨马林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教授和作家等各种世俗政治人物起到了与教会显贵同样的甚至是超过后者的积极推动作用。立宪民主党试图围绕会议创造一种教会改革的气氛，结果徒劳无功，因为那时它害怕因行动不慎而动摇腐朽的结构。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无论僧侣还是世俗改革人士都没有提及。教会显贵自然愿意削弱国家对自己内部事务的控制，但是又想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国家将来不仅保护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土地和收入，而且还将继续支付他们极大的一份花销。至于自由资产阶级，则准备保证东正教会维持其统治教会的地位，但条件是它要学会以新方式在群众中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然而就在这里出现了主要的困难。还是那位邓尼金忧愁地指出，俄国革命“没有创建出一种无论什么样的令人瞩目的人民宗教运动”。假如要说得更正确一点，那就是随着人民中新的阶层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几乎是自动地转过身去，让背朝着教会，即使以前他们与教会联系密切也罢。在农村，个别牧师由于凭借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还能够维持个人的影响。在城市里，不仅在工人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人群当中，没有任何人为了解决革命所引发的问题而头脑中产生过去找僧侣的想法。人民根本没有参与神职人员会议的筹备工作。群众的兴趣和激情在社会主义口号的语言中，而不是在神学经文中得到了自己的反映。发展滞后的俄罗斯通过速成班走过了自己的历史：她不仅被迫跳越了宗教改革阶段，而且跳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阶段。
　　高级神职人员会议早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几个月期间就筹划好了，召开时恰逢几个星期的革命低潮。这使得它的反动色彩变得更加浓重了。会议的组成人员以及他们所提问题涉及的范围，甚至会议开幕的仪式——统统都说明各个阶级对待教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季耶夫与罗将柯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出席了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举行的祈祷。莫斯科市长、社会革命党人鲁德涅夫在祝词中说道：“只要俄罗斯人民还活着，基督教信仰就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燃烧起来。”这些人昨天还认为自己是俄国启蒙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系后裔呢。
　　神职人员会议把印好的告人民书发送到了各个角落，它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揭发布尔什维克的罪行，用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的口吻恳求说：“工人弟兄们，全身心地去工作吧，让你们的要求服从祖国的利益吧。”不过，会议特别关注的却是土地问题。总主教和主教被农民运动的规模吓坏了，因此变得冷酷起来，其程度并不亚于地主；于是他们内心对教堂和修道院土地的忧虑远远超过了对教区民主化问题的恐惧。会议的文告用上帝的愤怒和革出教门进行威胁，要求“马上把从教堂、修道院、僧侣以及私有主人那里劫掠的土地、森林和收获归还给他们”。这令人相应地想到无人应答的旷野呼声！会议拖了一个星期又一星期，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达到自己的顶点——恢复早在两百年前就被彼得大帝废除了的总主教制。
　　7月月底，临时政府决定于8月13日在莫斯科召开由全国各个阶级和社会团体参加的国务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由政府自行决定。与国内举行的毫无例外的全部民主选举的结果完全相背，临时政府采取了措施来预先保证有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派出相同人数的代表参加会议，拯救革命的政府还希望仅仅依靠这种人为的平衡来拯救自己。这个全民会议指望不到任何确定的权利。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就是：“会议……得到的……最多也只能是咨议性的发言权。”有产阶级想给民主派做出舍己为公的榜样，以便以后更可靠地独占整个政权。“国家政权与全国所有有组织的力量团结一致”被宣布为会议的宗旨。报纸也大谈团结、和解、鼓舞、振奋精神的必要性。换句话说，有些人不想，而另一些人则不能明确说出，召开会议本身是为了什么。在这里，说明事物名称的本质便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