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俄国革命中的波拿巴主义分子）

　　假如让一个思想明确和性格坚强的人取代克伦斯基成为政权的首脑，后来的不幸，包括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本来是能够避免的，关于这个题目有人已经写了不少。可是，相关的社会阶级为什么只得正好把克伦斯基这个人物抬举到自己的肩上呢？
　　好像是为了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清晰起来，西班牙事件再次向我们指明革命是怎样冲刷人们熟悉的政治界线的，在其初期阶段又是怎样用玫瑰色的浓雾遮蔽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在这个阶段，甚至革命的敌人也在竭力涂上革命的色彩：这种表象里面反映了保守阶级半本能地力图去适应危险变化，以便尽可能少地遭受因这些变化而造成的损害。建立在泛泛空谈基础上的民族团结使妥协主义政策化作了必不可少的政治功能。在这个阶段，那些用超阶级的观点去观察事物的、用陈词滥调进行思考的、不知道想要些什么的以及希望一切变得更好一些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成了多数人唯一想象得到的领袖。假如克伦斯基有明确的主张和坚定的意志，那他就完全不适宜自己扮演的历史角色。这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评价。在时局紧张的时刻，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看待他的。“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身为劳动派首领的社会革命党人、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经历的激进分子——克伦斯基，这个人再充分不过地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模糊不清的‘全民性质’，革命在希望与期待方面富于激情的理想主义。”七月危机以后关在克伦斯基设的监狱里的本书作者是如此描写他的，“克伦斯基大谈土地和自由、秩序、各族人民的和平、保卫祖国、李卜克内西的英雄举动，大谈俄国革命应当以宽宏大量让全世界感到惊奇，并且拿着这条红色的丝绸头巾来回摆动。那些处于半苏醒状态的俗人异常兴奋地倾听这些言论：他们似乎觉得这话像是自己在讲台上说的，军队把克伦斯基当作摆脱古契柯夫的解救者来欢迎。农民所听到的就是他是一个劳动派分子，是农夫们的代表。他那在没有定准的激进言辞掩盖下的极端温和的思想博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好感……”
　　然而，全民拥抱的蜜月为期不长。革命初期的阶级斗争仅仅是为了在后来的国内战争形式中复活而处于静止状态。就是在妥协主义政策梦幻般的高潮中，它不可避免的破产事先就包含在其中了。法国御用记者克洛德·阿内解释了克伦斯基迅速失去声望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分寸感促使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做出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称”的行为。“他去看了皇帝的卧榻。他住在冬宫或者皇村的宫殿里。他在皇帝的床铺上睡觉。过分的并且是太惹人注意的虚荣心确实有一点点：这在一个世界上最简朴的国家里是很不得体的。”分寸感在小事情上也像在大事情上一样，必须以对形势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了解为前提，而克伦斯基连这种了解的影子都没有。因群众的轻信而高升的他完全是他们的陌路之人，他不了解他们，他对他们如何认识革命以及从中得出了结论一点也不关心。群众期望他采取大胆的行动，而他要求群众不要妨碍他的宽宏和雄辩。就在克伦斯基做戏般地探望被捕的沙皇全家时，看守皇宫的士兵对警卫队长说：“我们就在这铺板上睡觉，我们的供给也很差，而小尼古拉，尽管被捕了，可是他身边的人把肉扔进了泔水缸。”这是“非宽宏”的活，但是它们反映了士兵的感受。
　　冲破了数百年束缚的人民每走一步都跨越了有教养的领袖为他们设定的界限。4月底，克伦斯基曾经就这个问题哭诉说：“难道自由的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叛逆奴隶的国家么？……我惋惜没有在两个月前死去，我应该怀着伟大的幻想去死。”等等，他指望用这种拙劣的高调来影响工人、士兵、水兵和农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后来在苏维埃法庭上讲述了这位激进的陆海军部长走访黑海舰队各船舰的情形，他此行的目的是劝说水兵同军官和解。在每次演讲完事之后，演讲人似乎觉得目的达到了：“这就是您看见的，海军上将，一切都已经调解好了……”但是什么都没有调解好，舰队的分裂才刚刚开始呢。
　　时间越久，克伦斯基因其装腔作势、傲慢无礼、妄自尊大引起群众的愤慨就越来越强烈。在遍访前线期间，他在车厢里经常这样气愤地髙声呼唤自己的副官：“您把这些讨厌的委员会给我赶出去！”这可能是出于让将军们听见他的声音的考虑。抵达波罗的海舰队后，克伦斯基命令水兵中央委员会到海军上将的舰艇上去见他。“波罗的海中央”作为一个苏维埃机构并不隶属这位部长，并且认为该命令是侮辱性的。委员会主席、水兵德宾科回答说：“如果克伦斯基希望跟中央委员会对话，那就让他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不是令人难堪的粗鲁吗！在克伦斯基与水兵进行政治谈话的军舰上，情况不见得就好一些。特别是在充满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共和国号”军舰上，水兵们逐条逐项地质问部长：他为什么在国家杜马投票支持战争？他为什么在米留科夫4月21日发出的帝国主义照会上签名？他为什么指定给沙皇的枢密官每年6000卢布养老金？克伦斯基拒绝回答由对他“心怀敌意的人”提出的这些阴险狡诈的问题。全体船员严厉地认为部长的解释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在水兵们死一般的沉默中，克伦斯基离开了军舰。“暴动的奴隶！”激进的律师咬牙切齿地说。而水兵们体验到了自豪感：“不错，我们是奴隶，而且我们起来暴动了！”
　　由于自己对民主派舆论采取毫无礼貌的态度，克伦斯基每走一步都会跟苏维埃的领袖们发生准冲突，这些人走的其实就是他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只不过他们比较顾忌群众的反应罢了。早在3月8日，被下层抗议吓坏了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已经告知克伦斯基，称释放被捕的警察是不能容许的。几天之后，妥协派分子认定自己不得不对司法部长把沙皇全家送到英国去流亡的意图表示抗议。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与克伦斯基“调整关系”的总体问题。但是这些关系没有也不可能调整好。在党的那一方面，事情实在是太不顺利了。在6月初举行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克伦斯基只得到270名代表中的135票，结果落选了。该党领导人百般狡辩，他们向左右双方解释说：“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投票给克伦斯基同志是因为他负担太重了。”实际上，如果说在司令部和政府机关工作的社会革命党把克伦斯基当作幸福的源泉来宠爱的话，那么与群众联系密切的老社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信任和尊敬。可是无论执行委员会还是党没有克伦斯基就不行：他作为联合政府的结合环是不可或缺的。
　　在苏维埃联盟中，主导作用属于孟什维克：他们发明决定，也就是发明躲避行动的方式。但是在国家机关，民粹主义者相对孟什维克有明显的优势，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在克伦斯基所占据的优越地位中。半立宪民主党人、半社会革命党人的克伦斯基在临时政府里面不是像策烈铁里或者切尔诺夫那样作为苏维埃的代表，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和民主派之间活的联系纽带。策烈铁里—切尔诺夫代表联合政府的一方，克伦斯基则是这联合本身的个体化身。策烈铁里抱怨克伦斯基有太多的“个人因素”，他不明白它们与克伦斯基的政治功能是分不开的。策烈铁里本人作为内务部长也曾就各省特派委员一事发过通告，称后者应当依靠当地所有的“积极力量”，即依靠资产阶级和苏维埃，贯彻临时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屈从“党派的影响”。这种理想特派委员超越互相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以便凭借自身和通告来克尽自己的职守，他们就是些各省各县范围内的克伦斯基。要完善这个体制，冬宫里面有一位独立的全俄特派委员是很有必要的。没有克伦斯基，妥协主义就是没有十字架的教堂穹顶。
　　克伦斯基的发迹过程充满了许多教益。正是多亏了他害怕的二月起义，他才得以当上了司法部长。“暴动的奴隶”举行的四月示威使他成为陆海军部长。“德国间谍”发起的七月战斗把他送上政府首脑的位置。9月初，一个群众运动又让他这个政府首脑当上了最高总司令。妥协主义制度的辩证法及其辛辣的讽刺就在于，在推翻克伦斯基之前，群众必得用自己的压力一直把他抬升到顶点。
　　克伦斯基对赋予他权力的人民令人震惊地弃之不顾，从而去贪婪地追求上流社会的赞扬。早在革命初期，莫斯科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基什金医生从彼得格勒回来后说：“假如不是克伦斯基，也就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他的名字将用黄金字母载入史册。”获取自由主义者的颂扬是克伦斯基最重要的政治准则之一。但是他不能够，而且不愿意简单地把自己的名声置于资产阶级的脚下。相反，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需要看到所有阶级都拜倒在自己的脚下。米留科夫证明说：“从革命刚一开始起，使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代表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和相互平衡的想法对于克伦斯基来说并不陌生。”这一方针是他途经介于自由主义律师职业与地下小组二者之间的整个生活道路的自然产物。在恭敬地说服布坎南相信“苏维埃将以自然死亡的方式消亡”的同时，克伦斯基往往用苏维埃的愤慨来恐吓自己的资产阶级同事。而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与他发生分歧的场合，克伦斯基又经常用最可怕的灾祸——自由主义者的辞职来吓唬他们。
　　克伦斯基一再说他不愿做俄国革命的马拉，这就意味着他拒绝对反动派采取严厉措施，但是绝对不会拒绝对“无政府状态”采取严厉措施。其实，政治生活中暴力反对者的道德准则大体都是这样的：他们拒绝暴力是因为这将牵涉现存的东西会发生改变，但是为了捍卫秩序，他们不会在最无情的镇压面前停止下来。
　　在前线准备发动进攻期间，克伦斯基成了有产阶级最宠爱的人物。捷列申柯到处介绍说我们的盟国是如何高度评价“克伦斯基的工作”；一向对妥协主义态度严厉的立宪民主党《言论报》始终强调自己对陆海军部长的好感；罗将柯本人认为：“这个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每天以双倍的精力活跃在岗位上。”自由主义者想利用这样的评论来反复抚爱克伦斯基。可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不看到，他在为他们而工作。列宁问道:“……请想一想，要是由古契柯夫来命令在前线发动进攻，解散团队，逮捕士兵，禁止召开代表大会，对士兵大声直呼‘你’，把他们称为‘胆小鬼’，那情况又会怎样呢？而可伦斯基能够豁出去追求这种奢侈的东西——因为他确实暂时还没有花掉那些今人眩晕地快速隐含起来的信任，这是人民赊销给他的。”[1]

[1]这段活没有收入《列宁全集》。——译者

　　提高了克伦斯基在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声望的前线进攻最终损害了他在人民当中的声望，进攻的失败实质上是克伦斯基在两个阵营的失败。但是令人惊讶的现象是：从那以后正是他在双方阵营名誉受损这一事实使他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物”。关于克伦斯基在建立第二届联合政府方面的作用，米留科夫是这样说的：“他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可惜“不是所需要的那个人……”其实无论何时，居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政客都没有太看重克伦斯基，而更大范围的资产阶级圈子越来越把命运遭受的全部打击的责任推给了他。按照米留科夫所说明的，就是“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集团无法忍受的处境，促使其去寻找强有力的人物”。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一段时间里曾经充当这种角色。为国家政权确立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要考虑谈判和妥协方式以外的方式”。要相信这一点并不难：斯坦凯维奇是这样描述立宪民主党的：“对民主主义、对人民自由意志、对立宪会议的希望已经放弃了。因为在全俄国举行的市政厅选举让社会主义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开始急匆匆地寻求一个不是能进行说服，而仅仅是发布命令的政权……”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能够把革命逼上绝路的政权。
　　从科尔尼洛夫的经历以及他的个性中不容易辨认出证明他能作为拯救者职位候选人的那些特征。从前和平时期科尔尼洛夫服役时的长官，而战争时期和他住在同一个奥地利战俘营的马丁诺夫将军用这样的话描述科尔尼洛夫：“他以对劳动的不懈爱好和充分自信而与众不同，不过就自身的智能来看，他是一个没有开阔眼界的和不怎么出色的平庸之辈。”马丁诺夫列出了科尔尼洛夫的两个优点：个人勇气和大公无私。在人们把关心个人安全放在首位和肆意为盗的环境中，这些品质无疑十分令人瞩目。科尔尼洛夫丝毫没有战略能力，首先是从整体上运用其物质与精神因素评判形势的能力。“而且，他缺乏组织天赋”，马丁诺夫说道，“由于自己的性格暴躁和情绪不稳，一般他很少能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战争期间一直在监督自己这位下属作战行动的布鲁西洛夫评论他的时候带着十足蔑视的口吻：“一个剽悍勇猛的游击队指挥官——其他什么都不是。”围绕科尔尼洛夫指挥的那个师制造的官方传奇是由于要在阴沉背景下找出一个明亮耀斑的爱国主义舆论所左右的。马丁诺夫写道：“第四十八师的牺牲仅仅是因为……科尔尼洛夫本人指挥混乱而造成的，他……不善于组织后撤行动，而主要是多次反复改变自己的决定，因而浪费了时间……”在最后关头，科尔尼洛夫把由他领进陷阱的那个师抛弃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这样做仅仅是试图为了使自己免遭被俘。可是，经过四昼夜的逃亡迷路流浪以后，这位不走运的将军还是被奥地利人抓住了，只是后来他又逃出了俘虏营。“回到俄国以后，科尔尼洛夫在同各报记者访谈时用天花乱坠的谎言粉饰自己的逃亡经历。”我们没有理由停留在那些见多识广的见证人对这一传奇故事做作的平淡乏味的修汀上面。看来从此时起，科尔尼洛夫对报纸的宣传产生了兴趣。
　　直到革命爆发之前，科尔尼洛夫都是一个带黑帮色彩的保皇派分子。做俘虏期间他在读报时不止一次地说过，“把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这类人物统统绞死才大快人心”。但是政治理念对他来说，总是像对类似性情的人一样，那就是仅仅限于与他直接相关的才感兴趣。二月革命以后，科尔尼洛夫很轻松地把自己说成是共和派人士。马丁诺夫是这样评论他的：“他根本没有弄清楚俄国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冲突的利益，他既不了解党派集团，也不了解社会活动家个人。”在他看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已经合流成了一个庞大的敌对群体，这个群体妨碍指挥官进行指挥，妨碍地主享有庄园，妨碍工厂主开工生产，妨碍商人做生意。
　　早在3月2日，国家杜马委员会就已经紧紧抓住了科尔尼洛夫将军，手持签名文件的罗将柯在大本营面前坚持要任命这位“全俄勇敢的著名英雄”为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的总指挥官，在已经不再是沙皇的沙皇给罗将柯的电报中写着：“执行”。就这样，革命的首都得到了自己第一位红色将军。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3月10日的会议记录里面，关于科尔尼洛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想终止革命的旧式将军。”其实，在革命初期，将军竭力从有利的一面来显示自己，而且并非没有争议地执行了逮捕皇后的手续，此举为他加了分。但是从被他任命为皇村警卫队长的科贝林斯基上校的回忆录中可以发现，科尔尼洛夫玩弄了两面手法。科贝林斯基很有分寸地叙述说，皇后出现以后，“科尔尼洛夫对我说：‘上校，让我们两个人留在这里，您自己到院子里去走走。’我出来了。5分钟过后，科尔尼洛夫又喊我，我走了进去。皇后向我伸出了手……”显然，科尔尼洛夫把上校作为朋友进行了介绍。后来我们还得知沙皇与他的“狱吏”科贝林斯基之间互相拥抱过。作为负责人员，科尔尼洛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的表现糟糕透了。斯坦凯维命写道：“他在彼得格勒最亲近的助手也经常抱怨他没有能力开展工作和主持事务。”不过科尔尼洛夫在首都并没有待多久。四月危机期间，在并非没有来自米留科夫方面的暗示情况下，他企图对革命进行第一轮血腥镇压，可是遇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抵制。于是他辞了职，却得到了一个集团军，后来则得到了西南战线的指挥权。还不等从法律上规定实行死刑，科尔尼洛夫就下令枪杀逃兵，并且把写有罪名的尸体摆放在大路上。他用严历的惩罚来恐吓损害地主所有权的农民。他组建了一些突击营，并且每逢合适的场合，就用这些突击兵团威胁彼得格勒。这些作为使他的名字在军官和有产阶级心目中立即绕上了一道光环。不过，很多克伦斯基的特派委员也自认为：除了寄托在科尔尼洛夫身上的希望，再没有别的什么希望了。过了几个星期以后，这位具有指挥过一个师的可悲经历的好斗将军当上了一支趋于瓦解的数百万人大军的最高总司令，而协约国还想逼迫这支军队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
　　科尔尼洛夫的头脑晕乎起来了。政治上的无知和眼界的狭隘使他成了猎奇者轻易得手的俘获物。这是一个顽固维护自己个人特权的人，“一个长着狮子心脏和公羊脑袋的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这样评论科尔尼洛夫。紧随他之后的是韦尔霍夫斯基，后者说科尔尼洛夫很容易为外界影响所左右，如果这些影响与满足他的虚荣心刚好相符的话。对科尔尼洛夫态度友好的米留科夫则指出，他“对善于奉承他的人怀有孩童般的信赖”。最高总司令最亲近的鼓动者是一个谦称为传令官的叫扎沃伊科的人，这个阴沉的人物是一个前地主出身的石油投机商和冒险家，他尤其以自己的笔杆子使科尔尼洛夫佩服不已。扎沃伊科具有无论在什么情况面前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行骗者所具有的堪称机敏的文笔。这个传令官是以位广告宣传的导演，是科尔尼洛夫“民间”传记的作者，是各种报告，最后通牒以及那些总之用将军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富于艺术风格的”文献的编辑者。另一个名叫阿拉季因的猎奇者加入了扎沃伊科的工作。此人是以前第一届杜马的代表，在国外侨居了数年时光，嘴里老是叼着英国烟斗并且因此便自认为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这两个人站在科尔尼洛夫的右手边，把他与反革命中心连接起来。给他蒙上左派旗帜的是萨文科夫和菲洛年科；在尽量支持将军自吹自擂的同时，还令他们操心的是，他不要过早地让自己在民主派看来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投奔他的既有正直的人，也有卑鄙之徒；既有诚实的人，也有阴谋家；既有政治家，也有军人，还有冒险家。”令人感动的邓尼金将军写道，“所有人都用同一种声音说：拯救祖国吧。”正直的人和卑鄙之徒的比例到底怎样，不容易查明。无论什么场合，科尔尼洛夫都严肃地认定自己是负有“拯救”使命的人，因此跟克伦斯基是直接竞争对手。
　　两个对手丝毫不掩饰相互之间的憎恶，按照马丁诺夫的说法就是：“克伦斯基在同高级将领打交道时，自己习惯于表现出一种高傲自大的派头。为人谦逊的勤快人阿列克谢耶夫和颇有外交官风度的布鲁西洛夫能容忍对自己的轻视，但是类似的策略对自尊心强和好使性子的科尔尼洛夫行不通，何况这个人……同样居高临下地看待克伦斯基律师。”两位首领中较弱的一位做出了让步并且郑重其事地向对方表示怀有好感。至少在7月底，科尔尼洛夫对邓尼金说过，政府圈子里有人建议他进入内阁。“嘿，不行！这批先生与苏维埃联系太密切了……我对他们说：把政权交给我，那时我就开展决定性的斗争。”
　　克伦斯基脚底下的地面开始下沉，就像站在泥炭沼泽上一样。他像往常那样在仓促的言论形式中寻找出路：召开会议，宣布决定，发表声明。7月21日，即克伦斯基高居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两个相互敌对阵营之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的时刻，个人的成功提醒他萌发了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的想法。在冬宫封闭大厅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应当搬到公开的舞台上来。似愿国家能用自己的目光看到，一切都会土崩瓦解，如果克伦斯基不把缰绳和马鞭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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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官方提出的名单，吸收参加国务会议的是：“各种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民主组织、民族组织、工商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的代表，民主机关的领导人，军队、科学机构、大学的高层代表人士、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成员。”原定大约有1500人与会，结果参加会议的却有2500人左右，而且扩大的部分完全是为了满足右派的需要。莫斯科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带着责备的口气谈论自己的政府：“120名工商阶级代表出来反对150名劳工代表。100名土地所有者被邀请来反对100名农民代表。反对100名苏维埃代表的有300名国家杜马成员……”克伦斯基本党的报纸对这次会议能否给政府带来“它所寻求的支持”表示怀疑。
　　妥协派分子十分勉强地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互相开导，务必怀有实现达成协议的真诚意图。可是，该怎样对待布尔什维克呢？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妨碍民主派与有产阶级进行对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项特别决议规定，各党党团未经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意无权上台发言。布尔什维克决定以党的名义宣读一份声明便离开会议，机警地注视着布尔什维克每个举动的主席团要求他们放弃违法的打算。于是布尔什维克毫不犹豫地退还了入场券。他们准备采取其他行动，做出更加有力的回应：诉诸无产阶级的莫斯科。
　　差不多是从革命开始时起，秩序拥护者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都在把纷扰的彼得格勒与平静的“全国”进行对照。在莫斯科召开立宪会议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口号之一。国家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波特列索夫也曾诅咒过把自己想象为“新巴黎”的彼得格勒。好像吉伦特党人也不曾用惊雷霹雳吓唬过旧巴黎，也不曾建议它把自己的作用缩减到八十三分之一！（法国当时有83个省。——译者）外省的孟什维克在苏维埃六月代表大会上说过：“在反映全俄国生活环境方面，任何一个诺沃切尔卡斯克这样的地方都要比彼得格勒可靠得多。”妥协派分子实质上像资产阶级一样不是在“全国”真实的情绪中，而是在正是由他们制造的令人慰藉的幻景中寻求支持。现在，亦即需要摸清莫斯科的政治脉搏的时候，等待国务会议举办人的是无比强烈的失望。
　　从8月初开始轮流举行了一系列反革命会议，以土地所有人代表大会为开端，以教会代表会议而告终，它们不仅把莫斯科的有产阶级集团动员起来了，而且同时促使工人和士兵行动起来了。里亚布申斯基的威胁、罗将柯的呼吁，还有立宪民主党人与哥萨克将军的握手言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下层民众的眼前发生的，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人员则马上抓住报纸上的综合报道来解释这一切。这一次，反革命的危险采用了可以看得出来的甚至是全体出动的形式。各个工厂里涌起了愤怒的浪潮。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写道：“如果苏维埃无能为力，无产阶级就应该团结在自己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织织的周围。”被推到最前列的是工会织织，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工厂里的情绪对国务会议是如此敌视，以至从下层萌发的总罢工想法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所有支部的代表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反对就被采纳了。工会响应了这一倡导。莫斯科苏维埃以364票对304票的多数否决了罢工的提议。但是既然在事先的党团会议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工人投票赞成罢工，只是要服从党的纪律才改变态度，那么很久都没有进行改选的苏维埃做出的这个决定其实违背了它真正多数的意愿，因此也就根本不能阻止住莫斯科的工人。41个工会组织的理事会会议做出决定号召工人举行为期一天的抗议罢工。各区苏维埃多半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一边。各工厂旋即提出改选莫斯科苏维埃的要求，因为它不仅落后于群众，而且已经处于跟群众尖锐对立的境地。在莫斯科河南岸区苏维埃和各工厂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更换那些“违背工人阶级意愿”的代表的要求以175票赞成，4票反对和17票弃权通过了！
　　然而，罢工前一天夜晚对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全国在沿着彼得格勒的道路行进，可是落在了它的后面。七月示威在莫斯科是不成功的，不仅大多数卫戍部队，而且大多数工人也不敢违背苏维埃的主张去上街。这一次将会怎样呢？结果清晨就有了答案。妥协主义者的阻挠并没有妨碍罢工演变成为仇视联合，仇视政府的大规模示威。在此之前两天，莫斯科工业界报纸还颇为自信地写道：“让彼得格勒政府快点到莫斯科来吧，让它仔细倾听克里姆林宫圣地、大钟和圣洁的高塔发出的声音……”结果今天圣地的声音消失了——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
　　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比亚特尼茨基后来写道：“罢工……开展得很好。没有灯光，没有电车，工厂、铁路停车场和车库都没有开工，甚至食堂服务员也罢工了。”米留科夫用清晰的线条描绘了这幅图景：“前往国务会议会场的代表……无法乘坐电车和在食堂用早餐。”据这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承认，这让他们对没有获准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做出更恰当的评价。莫斯科苏维埃的《消息报》全面界定了8月12日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置苏维埃的决定于不顾，他们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共有40万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举行罢工。5个星期以来，该党还没有从遭受打击的阴影中走出来，它的领袖仍然处于地下状态或者被关进了监狱。彼得格勒党组织新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在被查封之前还来得及向妥协派分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彼得格勒来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又将走向何处呢？”
　　局势的主宰者应当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基辅、科斯特罗马和察里津也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抗议总罢工或局部罢工。宣传鼓动活动遍及全国。在各个地方包括最偏僻的角落，布尔什维克都发出了如下警告，国务会议“明显地反映出反革命阴谋的性质”：到8月底时，这个结论的意义在全体人民的眼前充分展示出来了。
　　国务会议的代表就像资产阶级的莫斯科一样，期待群众手持武器出动，期待出现冲突和战斗，期待发生“八月危机”，但是工人一上街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渴望对罢工进行报复的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军官团、士官生、独立骑兵部队的打击之下。号召卫戍部队上街就意味着使它陷入分裂，使已经打开扳机的反革命事业变得更加容易。党没有号召上街，受过正确辨别能力教育的工人自己避免了一场公开冲突。为期一天的罢工是对局势再好也不过的回应。不能像在国务会议上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那样对罢工置之不理。当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时，整个俄国就会看见是布尔什维克掌握着开关。不，彼得格勒并不是孤立的！“在莫斯科，当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古遗风和谦让恭顺的时候，工人区却急不可耐地露出了利齿。”苏哈诺夫就是如此判定那一天的意义的。虽然布尔什维克缺席，但是联合派的国务会议还是不得不在无产阶级革命露出利齿的标志下举行。
　　莫斯科人俏皮地说，克伦斯基是来他们这里“接受加冕”的。可是在第二天，科尔尼洛夫也怀着同样的目的从大本营赶来了，他受到了为数众多的代表，其中包括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代表的欢迎。火车还没有停稳，身着鲜红长袍的帖金人就跳下月台，他们抽出弯曲的军刀，排成两列横队。兴奋不已的贵妇们用花瓣撒向正在巡视卫兵和代表团的英雄。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致欢迎词，欢迎词最后说：“请您来拯救俄罗斯，心怀感激的人民要为您加冕。”爱国主义人士的哽咽声传开了。百万富商的妻子莫罗佐娃还跪倒在地。一群军官簇拥科尔尼洛夫走向人群。就在总司令检阅列队在车站前面广场上的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士官生、在校准尉、哥萨克连队的时候，作为陆海军部长和竞争对手的克伦斯基正在检阅莫斯科的卫戍部队。科尔尼洛夫沿着以前沙皇的脚印，从车站前往伊维尔圣像教堂，在那里当着头戴硕大毛皮高帽的穆斯林帖金人卫队的面举行了祈祷仪式。关于这次祈祷，哥萨克军官格列科夫写道：“这种情形使整个虔诚的莫斯科对科尔尼洛夫进一步产生了好感。”同时，反革命分子想方设法占据了街道。他们从汽车上毫不吝啬地往下面分发带有传主肖像的科尔尼洛夫传记。墙上贴满了号召人们协助这位英雄人物的海报。作为有产阶级的权力象征，科尔尼洛夫在自己车厢里接见了众多政治家、工业家和金融资本家。银行的代表向他报告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十月党人希德洛大斯基意味深长地写道：“杜马全体成员中只有米留科夫一个人去科尔尼洛夫的车厢与他见面，并且跟他进行了交谈。至于谈话的内容，我并不知晓。”关于这次谈活，我们后来才从米留科夫那里了解到他本人认为需要讲出来的那些内容。
　　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在国务会议召开前几个星期之内，科尔尼洛夫以援助里加为借口命令四个骑兵师做好准备向彼得格勒推进。奥伦堡哥萨克团本来被大本营派往莫斯科去“维持秩序”，可是遵照克伦斯基的命令，结果在途中被拦住了。在后来自己向科尔尼洛夫案件侦讯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克伦斯基说道：“我们得到了消息，说是有人要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宣布建立独裁。”就这样，在全民团结的庄严日子里，陆海军部长和最高总司令各自忙于从战略上配置力量互相反对。然后又要尽可能做到不失体面。两个阵营的关系在正式发表的友好声明和国内战争之间游移不定。
　　在彼得格勒，尽管群众很节制（七月的经验教训毕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将要发生布尔什维克暴动的谣言还是从上层、从参谋部和报纸编辑部极其顽固地传了出来。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发表公开文告，警告群众说敌人方面有可能发出挑衅性号召。与此同时，莫斯科苏维埃采取了自己的措施。由每个苏维埃政党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派出两名代表共6人组成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发布了一道秘密命令，禁止在科尔尼洛夫行经的道路两旁由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军官和士官生夹道列队。对布尔什维克来说，通向兵营的正式入口自从七月危机以來就被关闭了，现在又完全同意把通行证交给他们，因为没有布尔什维克就不能控制士兵。就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公开与资产阶级进行关于建立牢固的政权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群众的谈判时，同样是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暗地里跟被他们排除在国务会议之外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准备发动群众来同资产阶级阴谋展开斗争。昨天还在反对举行示威罢工的妥协派分子，今天却号召工人和士兵做好斗争的准备。群众鄙视性的愤怒情绪并没有妨碍他们起来响应做好战斗准备的号召，而这种战斗准备与其说使妥协派分子感到髙兴，不如说更令他们感到害怕。假如妥协派分子继续蓄意推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具有几乎是对双方公然背信弃义性质的可恨的骑墙态度真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自食其果而已。
　　重大的事件明显高悬在空中。不过在举行国务会议期间，大概谁也没有打算发动政变。不管怎样谁也没有掌握能证实后来克伦斯基所引用的传闻性证据，无论是在正式文件当中，还是在妥协派人士的作品中，或是在右翼人士的回忆录中都找不到这种证据。问题暂时只涉及政变的准备工作。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而他的证词正巧与后来事态的发展相符——那就是科尔尼洛夫已经在国务会议召开前就为自己采取行动定好了日子：8月27日。当然这个日子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知道。听到不完整消息的人就像在这种场合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发生重大事件日子提前了；于是预先风传的流言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当局那里来了；看起来攻击眼看就要发生了。
　　可是，正是资产阶级和军官团的激昂情绪能够在莫斯科发作，如果不是导致未遂政变的话，那也将导致举行旨在检验反革命势力的游行示威。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企图从国务会议成员中选出一个不论什么样的拯救祖国中心来同苏维埃竞争。右翼的报刊已经公开谈论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因为群众进行了干预。如果说有人存在着把坚决行动的时间提前的想法，那么在罢工的打击之下他也不得不对自己说：给革命一个措手不及的扼制没有成功，被工人和士兵阻止了，因此必须暂缓行事。甚至因为牧师和自由主义者按照跟科尔尼洛夫协商的结果而突然打算举行的向伊维尔圣像教堂进发的全民游行也被取消了。
　　刚一知道直接的危险消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赶紧装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他们甚至拒绝让布尔什维克重新进入士兵营房，尽管兵营继续坚持要求派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到那里去。“摩尔人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他们再也用不着了。”策烈铁里、达恩和当时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欣楚克想必是神情狡黠地相互这样诉说。可是布尔什维克根本不想落到摩尔人的境地，他们一心只想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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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阶级社会都需要政府意志的统一。两个政权并存实质上是社会危机的独特体制。这种状况标志着国家出现了严重分裂，孕育着潜在的或公开的国内战争。谁也不愿意让两个政权的状况继续维持下去；相反，大家都在盼望出现巩固的、统一的“铁腕”政权。克伦斯基的七月政府拥有没有限制的全权。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超越于瘫痪的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之上，在双方的赞同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命运主宰者的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波拿巴主义。
　　如果用力匀称把两个插头插进软木塞，那么在向左右大幅度摇摆的情况下，它甚至能立稳在大头针尖上。这就是波拿巴式最后仲裁者的力学模型。如果撇开国际环境不谈，那么这样的政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国内各敌对阶级之间平衡的牢固程度。5月中旬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次会议上把克伦斯基定义为“俄国波拿巴主义一个教学意义上的点”。这种称它没有形体的评论表明不是涉及个人，而是涉及一种功能。我们还记得，7月初所有部长都根据其所在政党的指示辞了职，授权克伦斯基去组建政权。7月21日，这种事情以更加令人瞩目的形式又重复了一次。敌对的双方都诉诸克伦斯基，每一方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部分影子，双方都发誓说忠于他，当时身在监狱中的托洛茨基写道：“由什么都害怕的政治家所领导的苏维埃不敢执掌政权。各种私有制的代表立宪民主党还没有能力执掌政权。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个大人物调停者、中间人和仲裁法官。”
　　在克伦斯基以个人名义发布的告人民书当中宣称：“我作为政府首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在变动（政权结构）一事前停下步来……这些变动将扩大我在高层管理事务中的责任。”这是纯粹的波章巴主义用语。尽管得到了左右两方的支持，后来事态发展还是跟这种语言风格不相符。那原因又在何处呢？
　　那个小个子科西嘉人为了能高升到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上，需要革命预先解决自己的基本任务——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及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所向无敌的军队。18世纪的革命后来无处可去：它只能急速后退。在这种后退中，它的基本成果毕竟还是处在了危险之下。无论如何也必须保卫这些成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已经加深了的、然而还极不成熟的对抗使一个彻底动摇的国家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全民的“裁判员”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保证了大资产者——发财的可能性，保证农民——保持他们一小块土地，保证农民的儿子和流浪汉——在战争中进行劫掠的可能性。裁判员手执军刀，他自己就履行着一个裁判警官的职责。第一位波拿巴的波拿巴主义的根基是牢固的。
　　1848年的革命没有也不可能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这不是一场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而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政治重组。拿破仑三世后面没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经典波拿巴主义两种最主要的成分都不复存在。但是存在着其他并不少起作用的有利条件。半个世纪内成长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在6月显示了自己可畏的力量，可是，他们结果还是没有能力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也害怕自己对后者取得的血腥胜利。农民小私有者也害怕六月起义，他们希望国家保护他们，以免有人分掉他们的家产。最后，工业生产没有遇到多大障碍，获得了持续20年之久的巨大发展，这给资产阶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源泉。这些条件对于剽窃的波拿巴主义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同样“超越各阶级”之上的俾斯麦的政策中，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也有不容置疑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尽管是在王朝正统主义的掩盖之下。在一场软弱无力的革命过后出现的俾斯麦体制的稳定保证了如德国统一那样一项伟大的民族任务得到了解决或者说一半解决。它导致了三场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大量赔款，带來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繁荣。这使得该体制延续了几十年时间。
　　波拿巴的俄国候选人的不幸根本不在于他们丝毫不像第一位波拿巴，甚至也不像俾斯麦：历史很善于使用代用品。但是他们碰见了一场反对自己的伟大革命，而这场革命尚未解决其本身的任务，也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强迫还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去为地主的土地作战。战争结果带來了一场失败。也没有工业的高涨；相反，经济崩溃造成了越来越频繁的毁灭性破坏。如果说无产阶级做出了退让，那么原因只有一个：为了更加严密地集结队伍。农民刚刚才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的是对老爷们发起最后的冲击。被压迫的民族也转入了反对俄罗斯化专横行为的行动。在寻求和平的过程中，军队越来越紧密地追随工人及其政党，下层人民团结起来了，上层势力不断在削弱。力量平衡不再存在。革命依旧生气蓬勃。如果说波拿巴主义变得衰弱不堪，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波拿巴主义体制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中的作用与早先的绝对君主专制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相似之处无疑存在，可是它们正好在政权的社会内部向外凸显的地方见不到了。在新旧社会成分之间进行仲裁的法官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两种剥削制度都需要保护自己免遭被剥削者侵犯。可是在封建主和农奴之间已经不可能有“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了。沙皇专制制度在调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年轻的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同时，在对待农民一事上不是作为调停人，而是作为剥削阶级的全权代表出现的。
　　因此波拿巴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法官，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最集中的政权。眼前这位波拿巴用皮靴踩踏在全民的脖子上以后，不可能不从政治上保护私有财产、地租和利润。该体制的特点并没有超出保护方式，守卫者没有站在大门口，而是坐在房顶上，不过他的职能是相同的。波拿巴主义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表面的、供人观瞻的和装点门面的：皇帝的长袍乃是它的象征。
　　俾斯麦巧妙地利用资产者面对工人的恐惧。他在自己全部政冶和社会改革中始终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没有背叛这个阶级。可是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压力无疑让他超越于士官生和资产阶级之上，作为代表笨重的官僚制度的仲裁人：他的职能就体现在这里。
　　苏维埃制度允许政府当局在对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一事上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之间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调停者”，是因为它们的利益虽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是并非不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调和。可是，在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不偏不倚的”仲裁法官是不容易找到的，至少在双方根本利益方面是如此。国际舞台上阻挠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正是这样一些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排除了政权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表现出真实的，而不是仅仅是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可能性。
　　克伦斯基现象没有波拿巴主义的力量，却有它的全部缺陷。它高居于全民之上仅仅是为了用自己的无能来瓦解全民。如果说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领袖口头上应允“服从”克伦斯基，那么事实上是这位全能的仲裁者在服从米留科夫，特别是服从布坎南。克伦斯基从事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保护地主所有制财产免受侵犯，在最有利的时机到来之前一直搁置社会改革。如果说他的政府是衰弱不堪的，那么这也是出于与资产阶级根本无力把自己人推上政权的原因相同。但是，在“拯救革命的政府”完全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其资本主义的保守特征也随着其“独立性”的增长一同增强起来。
　　明白克伦斯基体制是那个时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然形式，这既不排除来自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克伦斯基的极端不满，也不排除他们准备尽可能地摆脱他。必须让一个自己人中间的人来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出的国家仲裁人对抗，这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没有意见分歧。为什么恰好就是科尔尼洛夫呢？因为波拿巴的候选人应当与后起的、脱离人民的、没落的和无能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性质相符。在遭到过几乎一场场全是大失脸面的失败的军队里面不容易找到一位有声望的将军。科尔尼洛夫是通过排除其他更不适宜的候选人而被推出来的。
　　这样一来，妥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既不能在联合政府中真正团结起来，也不能在确定一位拯救者候选人一事上达成一致：许多尚未解决的革命任务妨碍他们做到这一点。自由主义者不信任民主派人士，民主派人士也不信任自由主义者。不错，克伦斯基是向资产阶级敞开了怀抱，可是科尔尼洛夫明白无误地暗示，一有机会，他就会拧断民主派的脖子。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冲突是从先前的事态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它把两个政权的固有矛盾翻译成了个人野心的爆炸性语言。
　　到7月初，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很不耐烦的群体，它不满布尔什维克过于谨慎的政策。与此相类似，到8月初的时候，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对立宪民主党领导层的观望政策也积蓄了极不耐烦的情绪。例如，这种情绪在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流露出来了，会上响起了要求打倒克伦斯基的卢音。在立宪民主党范围以外，在生活在对士兵不间断的恐惧之中的军队指挥机关，在沉没在通货膨胀浪涛之中的银行，在屋顶在贵族头上熊熊燃烧的地主庄园，这种政治上的不耐烦情绪显得更加狂躁。“科尔尼洛夫万岁！”成了希望、绝望和渴望报复的口号。
　　在同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全面妥协的同时，克伦斯基又同他展开了关于实现该纲领期限的争论：“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一切。”米留科夫认为必须摆脱克伦斯基，同时不同意过于急躁：“现在也还为时尚早。”就如7月期间由于群众的激愤情绪迸发而出现了准起义一样，8月期间由于私有者的不耐烦而产生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正如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被迫站在武装游行示威立脚点上，以便可能的话保证它获得成功，而且不管怎样也要防止它遭到失败一样，立宪民主党怀着同样的目的站在了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立脚点上。在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令人称奇的对称性。但是在这种对称的范围内，目的、方式还有后果都是截然相反的。在时局发展的进程中，它将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