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与国家


一 　过渡制度
二　 纲领与实际
三 　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四　“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五　“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与“专政加强”



一 　过渡制度


　　苏联的当权者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这是真的吗？假使不真，那么现在获得的成就，至少是不是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实现，而不问其余世界上事变发展如何？我们在上面对于苏联经济主要指数之批评的估计，可以给我们作为出发点，来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在理论方面，稍加论述。

　　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出发，并且以生产力的动态为基础建立共产党的纲领。假使你们以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宇宙的灾难，来毁灭我们的地球，那你自然要抛弃共产主义的前途以及其它许多东西。可是除了这种渺茫可疑的危险之外，就毫无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预先设定极限。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乐观的，顺便说，单单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不可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类的经济力量发展到那样的高度，使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经常都很丰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监督，只靠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持，好像现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体面”的公寓里那样。坦白说，我觉得，假使认为这样一种其实不算期望过高的前景是“乌托邦”，那真是相当愚蠢的。

　　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那就是技术，科学与无产阶级。可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立刻就去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从过去承受下来的物质与文化的遗产，完全不够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工人国家的初期阶段，还不能使人人“各尽所能”，这就是说，还不能使人人尽他能力所及并且按照他的意愿去工作；也还不能使人人“各取所需”，而不问他做了多少工作。为了增加生产力，这时还必需采取向来的工资支付方法，即按照个人劳动所生产的数量与质量来分配生活品。

　　马克思把这个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叫作“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以别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贫乏的最后阴影和物质的不平等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常常用来指新社会的低级和高级阶段。现在苏联官方理论宣布：“我们自然还未曾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即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引证国家托拉斯在工业中，集体农庄在农业中，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商业中，都占着统治的地位。乍看起来，这好像与马克思预想的（因而是假定的）方案完全相符。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不应该只从财产形式上去观察，而不管劳动生产力达到何种程度。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无论如何马克思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这社会一开始，其经济的发展已经比最进步的资本主义更高。从理论上说来，这种观念是毫无瑕疵的，因为以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即使在最初的阶段，发展的水平也要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而且，马克思曾设想由法国人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继续它，而英国人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是把他们排在最后的。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已经被事实推翻了。现在谁要是机械地把马克思这种普遍的历史概念，应用到目前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例上，他立即就要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中。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中，俄国本不是最强的一环，而是最弱的一环。现在的苏联，在经济上，并不超过世界的水平，它只是在企图赶上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已。假使马克思把那种立足于当时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之上、而且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名称，很显然的还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日的苏联，在技术、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还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低。所以，对于今日具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与其称它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如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

　　这样寻求名词上的准确性，并没有一点学究气味。一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性，长期来看，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若是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技术水平，它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确实得到自动的保证。不幸，对于苏联经济来说，现在还完全谈不到这一层。

　　多数庸俗的苏联辩护者，大致都是这样论述：即使你认为现在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可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迟早总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所以只有时间的因素，还没有确定。难道值得因此大惊小怪吗？不管这种论述骤眼看来是怎样理直气壮，事实上是极其肤浅的。当历史的进程成为讨论的问题时，时间决不是次等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现在和将来弄错，比在文法上把它们弄错，要危险得多。进化的内容，并不是韦布式的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那样，就是现存事物的不断累积和继续“改进”；它还有它的从数量到本质的转变，还有它的危机、跳跃和倒退。正因为苏联还远未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它还不是一种生产和分配已达到平衡的制度，所以它的发展，还不能和谐进行，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经济的矛盾产生社会的冲突，社会冲突又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它并不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这点是多么正确，我们刚刚已经在富农的例子上看到。富农并不愿意渐进地“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反而出乎官僚及其理论家意料之外，要求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那些把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手中的官僚自己，是不是愿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呢？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问题上所说的话，那是太轻率了。今后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苏联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冲突将向那一方面发展，这是现在不能作出最后确定答复的问题。结局要由各种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决定，而且不是在一国范围以内，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所以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趋势如何相互结合并且不断相互作用，必须作具体的分析。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在国家这个问题上，这种分析是多么重要。


二　 纲领与实际


　　列宁追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在剥夺了剥夺者之后，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会之上的官僚机关，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能告诉你这点，但他们忘记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就是组织得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3]这段评论，当时是针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俄国的孟什维克、英国的费边派等说的。现在它以双倍的力量打击那些崇拜苏联的人们，这些人崇拜一个丝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国家。

　　社会需要官僚，是因为有尖锐的对抗需要“缓和”、“调节”、“控制”（总是为了特权者和占有者的利益，也为了对官僚们本身有利）。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多么民主，总是加强并完善了官僚机关。列宁说：“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撕裂了这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4]

　　从一九一七年起，即是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种“寄生虫”的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里再三指出并且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原有的官僚机关，建立由工人和雇员构成的自己的机构。无产阶级还要设法防止这些人变为官僚，办法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要实行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5]你不要以为列宁是在谈十年内怎么办的问题。不是的，这是初步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6]

　　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大胆见解，在取得政权一年半以后，又以完整的形式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上，包括关于军队的一章。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老爷；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军阀！并不是防卫的任务产生出军事和国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官僚制度带入防卫的组织中。军队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覆印本。为抵御外来的威胁，工人国家自然与其它国家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军事技术组织，但是决不需要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党的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去代替常备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一开始就不是原有意义的“国家”了，即不是用来压制大多数人民的一种特殊机关了。物质的权力，连武装在内，都直接并且立刻转到工人阶级组织（如苏维埃）手上。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天起，那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这是党的纲领的呼声，这纲领一直没有宣布作废。真奇怪：它的呼声现在好像是来自坟墓中的幽灵。

　　不管你怎样理解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可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这国家存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没有开始“消亡”。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暴机关了。官僚不但没有消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军队不但没有被武装的人民所代替，反而产生了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以元帅为首，至于人民，即“专政的武装体现者”，现在连携带非爆炸性的武器，都被禁止了。即使把想象力发挥到极限，也很难想象到一种反差，比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制作的工人国家的图样，和斯大林所领导的现实国家之间的反差更加鲜明。现在苏联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思想代表者，虽然还在继续出版列宁的著作（固然被检查人删除和歪曲过），但是对于纲领和实际之间何以有这样严重分歧的问题，他们连提也不敢提。我们愿意替他们作这工作。


三 　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所以，按照它的本质，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一项附带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本身的消灭。这种“附带”的任务实现到多大程度，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显示它完成基本使命达到了多大程度，基本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也没有物质矛盾的社会。官僚制度与社会的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他反对杜林的著名论战中写道：“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人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7]一般庸人，以为宪兵是一种永恒的制度。其实，宪兵控制人类，只能维持到人类能够彻底控制自然界为止。为了使国家消失，“阶级的统治和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也必须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中，几十年时间简直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在担负革命重任的几代人看来，事情就不同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固然造成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但是麻烦在于，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并不自动的就消除了“为个人生存的斗争”。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刻满足每个人所有的需要，因此就被迫要鼓励人人尽可能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国家，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工资支付方法，虽然加以各种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补充说：“既然在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法权，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9]这个极有意义的结论，已被现在的官方理论家完全忘记了，但它对于了解苏联国家的性质，却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此种了解的第一步，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那负担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还被迫以强制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它就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即使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不是恭维，也不是责骂：它只是以真名呼实物。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由于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这只是归根究底的说法。工人国家一开始立即带有两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它又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它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这种方法的各种的结果。这么矛盾的说法，也许会使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学者震惊起来，我们只好对他们致以慰问。

　　工人国家的最后的面貌，要由它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变迁来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亦即国家溶解于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不论它本身还是作为征兆！

　　因为列宁凭着他全部智力上的勇气，将马克思的观念，极端尖锐地表示出来，所以他揭示了未来困难（连他自己的困难在内）的根源，虽然他自己未能把他的分析发挥到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证明了是与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不相融洽的。国家的两重作用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结构。经验显示出理论所不能明白地预见的东西。假使为了保社会化的财产，防御资产阶级反革命，那么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就完全足够了，可是，调节消费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被剥夺了财产权的人，不愿意创造这种制度和保护它。大多数的人，不会关心少数人的特权。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律”，工人国家不得不设立一种“资产阶级”型的工具，那就是同过去一样的宪兵，虽然穿了新的制服。

　　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纲和苏联的实际间基本的矛盾，已经作过初步的解说了。假使国家并没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专横起来，假使工人阶级中那些全权代表已经官僚化，而官僚们已经高踞在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说由于过去时代心理的残余所致；这是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只要还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要产生并支持一批享受特权的少数人。

　　官僚主义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扼制了工人运动。即使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它仍会到处出现。可是非常明显，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贫乏，这个“规律”的表现就越加严厉而赤裸裸，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也更露骨，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危险性也更大。苏联国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消亡，而且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阻力并不是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过去统治阶级的“残余”，因为这些残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阻力是强大得多的因素，包括物质的贫乏和文化的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每一个人最直接息息相关的方面，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上面，“资产阶级法律”的支配作用。


四　“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青年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共产主义之）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马克思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挥下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会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列宁也没有发挥这个思想，而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苏联国家会孤立到这样长久。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论断，一种反面推论，但是对于我们暸解苏联制度的具体的困难和病态上，却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上的钥匙。俄国向来就是非常贫穷，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的破坏，在这种基础之上“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不仅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的倒台而消灭；不仅在随后几年也没有减轻，反而在有些时候，还带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国内某些地方，曾有两次走到吃人肉的境况呢？

　　帝俄和西方相隔的距离，只有现在才看得清楚。在最顺利的情形下，即内部没有纷扰外部没有侵略的情形下，苏联还需要许多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消化那先进资本主义文明国耗费若干世纪所得来的经济和教育的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苏联的经济与文化工作的本质。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力上固然已超过马克思时代最进步的国家。但是第一，在两种制度作历史斗争之时，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是在于相对的水平。现在苏联经济的对面，是希特勒、鲍尔温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俾斯麦、帕墨斯顿和林肯的资本主义。第二，人类需要的范围，已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并不知道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可是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若是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简直不可想象。

　　“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要从那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快要达到的水平来开始的。最近将来苏联五年计划的实际意义，却还是要“赶上欧美”。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要建立全国的汽车路和柏油路网，这要比从美国移植汽车工厂，和学得他们的技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资。要使苏联每个公民，能够使用一辆汽车，到他自己所愿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不发生添油的因难，这究竟还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的社会里，骑马的人和徒步的人，构成两个阶级。今日汽车之分化社会，并不减于鞍马。那怕是一个普通的“福特汽车”，只要它还只能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便会继续存在一天，同时保卫不平等的工具——国家——也还要继续存在一天。

　　列宁完全站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上，可是，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以经济落后和国土孤立为前提，对于工人国家的性质，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在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党纲里都是如此。党纲里，将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归于群众不熟习行政事务，以及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困难，所以只规定了一些政治的方法去克服“官僚主义堕落”：如一切全权代表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废止物质的特权，群众积极的监督等。那时以为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使官僚从首领，转变为简单的临时的技术人员，而国家也要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消亡。

　　这显然是对当时的困难估计过低，可是这可以从纲领完全是以国际的前途为基础，而得到解释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全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纲领的引言上，便是这样写的。那些起草人，不仅没有提出“在单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那时这种观念，还没有钻进任何人的头脑里，尤其没有钻进斯大林的头脑里），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被迫得要在二十年那么长的孤立状态中，去解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解决了的经济与文化的问题，苏联国家会变成什么性质。

　　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在欧洲造成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拯救了资产阶级。列宁和他的同伴认为是短短的“喘息期间”，竟至延长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了。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度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特而“未能预见”的历史停滞的直接后果。这历史停滞，同时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到法西斯主义或准法西主义的反动了。

　　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因群众不熟习自治，及缺少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优秀工人等原因而遭受挫折。随后，很快又遇到其它更深刻的因难。党纲要求把国家转变为“计算与监督”的机关，逐渐缩小其强制的作用，这，至少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一般人得到满足。恰恰没有这必要的条件。西方并没有给我们帮助。当前的任务还是去迁就那些特权的人群，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国防、工业、技术和科学上所必需。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维埃的政权就有妨碍作用，甚至是不能忍受了。就是在这种取自十人给予一人的决非“社会主义”的业务中，形成并且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分配专家的阶层。

　　近年来经济上巨大的成功，并没有缓和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更加尖锐化了。同时官僚主义也更加发展了，从前只是“变态”，如今变成行政制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听一听，苏联官僚有权威的领袖们是怎样看他们自己的制度罢。


五　“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与“专政加强”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宣布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了，在谈到“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时，语气更特别坚决。1931年1月30日，《真理报》这样解释斯大林的一篇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当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将要消灭了。”从这个前景看来，在同一时期内，国家应该彻底消亡，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消灭后，国家就无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政权公开的承认，只要社会分为阶级的情况以及一切国家政权还没有完全消灭，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阶级的性质。”可是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真的消灭了，因而推论出国家的消亡，结果官僚们即刻宣布这理论是“反革命”。

　　官僚们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基本的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错。第一次宣布“完全胜利”时，左派反对派曾回答道：你们不应该自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这些关系是未成熟的、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这些社会法律形式本身也是抽离开基本的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要看它所依据的技术水平之高下，便有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内容。“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假使苏联的财产关系，建立在最近代化的美国技术上，而且把这种技术，广布到各个经济部门当中去，那的确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初步阶段。但是苏联的财产关系，由于建立在低下的劳动生产力之上，便只能说是一种过渡的制度，它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最后的衡量。

　　我们于1932年3月写道：“这不是很奇怪吗？国家不能摆脱用品荒。每一步都发生供应中断。儿童们缺乏牛奶。但是官方的神谕宣告：‘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能够比这样更恶毒地污辱社会主义的名字吗？”拉狄克，现在是苏联当权派的著名政论家[11]*，他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苏联专号”（1932年5月）上，对于我们的批评以如下几句堪称不朽的话答复：“牛奶是母牛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与奶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同起来了，以致于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能在一个时期上升至较高的发展水平。”拉狄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苏联全国正闹着可怕的饥荒。

　　社会主义是一种让人类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否则她便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假使母牛已经归社会公有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乳不够，那时就要因牛乳供给不足而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冲突，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冲突，无产阶级各阶层互相冲突，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官僚冲突。事实上是因为母牛收归社会公有，所以才引起农民大批屠杀母牛。由贫乏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又可以引起“往日一切丑把戏”复活。这就是我们答复的要点所在。

　　共产国际[12]第七次大会，于1935年8月20日，通过了一个决议，肯定地说：国有工业的成功，集体化的成就，排除资本主义份子和消灭富农阶级等，合起来表明：“社会主义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的加强，在苏联已经成功了。”尽管口气那么肯定，共产国际这个证词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活的社会制度上，已经“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加强”，便显然是无意义的事。反之，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实际的需要所引起的，那就表示社会主义的胜利还远得很呢。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者都应当了解：专政若有“加强”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压迫若有“加强”的必要)，不是证明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胜利了，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增长了。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资料。

　　列宁曾经把社会主义刻画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个警句的片面性，是为了当时的宣传作用，可是他至少把资本主义国家电气化的水平作为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现在苏联平均每人所能得到的电力，只及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假使你考虑到，现在苏维埃已经被一种与群众脱离的政治机关所代替了，那么，共产国际的宣告只剩下了：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权加上约当资本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电气化。这个定义好比照片一样准确反映了现实，可是对社会主义来说，还很不够呢！斯大林于1935年11月，在对史塔罕诺夫运动份子[13]的一篇演说上，为了达到会议本身的实际目的，出人不意的说道：“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应该并且必然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供给…… 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他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用未来式说的，不幸竟无意间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问题上所做的决议案，并且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现在他说，社会主义将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它的劳动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话。如我们所看见的，官方说的话，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变化，而且社会的标准也常常变化。难怪苏联的公民要想遵守“总路线”而毫无差错，实在是不容易了。

　　最后，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与罗依．霍华德的谈话当中，又给了苏联的制度一个新的定义，他说：“我们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可以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组织，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不过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有意含糊的定义当中，其矛盾之多简直如其字数一样。社会的组织，被他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苏维埃是一种国家形式，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是不相同的，而且由我们感兴趣的观点看来还是矛盾的。一旦社会组织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那么苏维埃就应该消失，正如同一个建筑物落成以后，那供建筑之用的棚架必然要拆去一样。斯大林说了一句修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成功”。我们要请问所谓“没有完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5%没有完成，还是75%没有完成呢？这一点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正如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组织“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财产的形式，还是说技术呢？然而，正是这个定义的含糊性，暗示了他已经从1931 -35年那种无限坚决的语气后退一步了。若沿着这同一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要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本”，就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力，而苏联的根本，恰好没有强大到足以扶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即不足以扶持人的福利。



[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二章，第一节

[4] 同上，第二章，第二节

[5] 同上，第六章，第二节

[6]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第三节

[7] 《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

[8] 《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

[9]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四节

[10]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11] 英译者按：本书在拉狄克被捕以前写的，他以前曾是左派反对派，1929年投降斯大林，后被斯大林判处十年徒刑，罪名据说是「阴谋暗杀领袖」，1939年被处决。

[12] 又名第三国际，继承由马克思及恩格斯先后创立的第一及第二国际的纲领，即推行工人阶级国际革命。共产国际在1919年由列宁、托洛茨基等创立，1923年以后变成斯大林的外交工具，1943年被他解散。

[13] 史塔罕诺夫是卅年代一个矿工，以超额16倍完成劳动定额而闻名。1935年官方正式展开史塔罕诺夫运动，即劳动竞赛。竞赛引起工资差距拉大和工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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