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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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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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四章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一 货币与计划
二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三 卢布的复兴
四 斯塔罕诺夫运动
一 货币与计划
我们已经在国家的剖面上拿苏联制度考察过了。我们可以在货币的剖面上同样考察一次。这两个问题，国家与货币，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因为最后分析起来，二者都归结到那个“问题中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正如货币的强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离开“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无法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吓人的东西，即用牙咬着大刀的“国家”，来保持这些关系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要消灭。二者之渐渐死亡，在社会主义之下就理应开始了。只有当国家变为半真半假的国家，而货币也开始失去其魔力之时，我们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之真正的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物神”之下解放出来，开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的那些要求，譬如“废除”货币，“废除”工资，“取消”国家和家庭等，只不过是机械思想的标本而已。货币是不能任意“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们必须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蒸发”完了，然后消灭。只有当社会财富之不断增长能使我们两足动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钟工作的吝啬态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粮太少的羞耻心理的时候，才能给予金钱崇拜致命的打击。货币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惨的能力以后，那它就要变为一种记账凭据，以便利统计和计划。在更远的将来，或者连这种记账凭据也变为不必要了。但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完全留给后代人去解决，他们将比我们更聪明。
生产资料和信用工具的收归国有，国内商业之合作社化和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遗产法的制定，这些都是对个人贮积金钱加以严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货币转变为私人资本（高利贷的，商业的与工业的资本）的方法。虽然货币的这些作用当初是与剥削相联系看的，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过是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转到国家之手而已，这时国家变成了总商人、总银行家与总工业家。同时，货币更基本的作用，如当作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资本主义之下，其活动范围还更扩大了。
行政的计划，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它的力量，但同时也表现了它力量的限度。一个先验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领有一亿七十万人口，而城市与乡村之间又有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并不是一种明确的福音，而是一种粗略的假定，它必须在实行的过程之中，加以检验和改造。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定则：行政的任务若完成得愈“精密”，则经济的领导便愈坏。为了计划的调整与实行，有两个杠杆定必需的：第一是政治的杠杆，其形式是有利害关系的群众要员能参加领导，但这若没有苏维埃的民主是谈不到的；第二是财政的杠杆，其形式为藉助于一种普遍等价物来真实地验证事先的估计，但这若没有稳固的货币制度，也是谈不到的。
货币的作用在苏维埃经济中，不但没有完结，并且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它还要有长期的发展。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当中，就全体说来，商业不但不会缩小，反之还会非常的扩大。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在改观并且在生长。新的部门还在继续兴起，一切部门都必然会相互发生关系，数量上如此，质量上亦然。自足的农民经济之被消灭，闭关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义即等于把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农民私人住屋里所消耗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当中来，实际上就是移转到货币流通的范围里来。一切的生产物和劳务，这时才第一次能够彼此互相交换。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若不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的直接利益，即他们的自利主义，包括在计划当中，那便谈不到成功；而这种自利主义又只有在一种经常可靠而又灵活的工具，即货币，能为它使用时才能够有效地显露出来。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改善其产物的质量，若是没有一种正确的尺度，自由通行到工业的一切细胞当中去，换言之，若是没有一个稳固的通货单位，那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很显然的，在过渡经济之中，如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样，那唯一可靠的货币，还是以金子为基础的。一切其它的货币，只是一种代用品。固然，苏联国家握有大批的商品，同时又具有印刷纸币的机器。可是这并没有改变情势。商品的价格，政府虽然可以操纵，但这也丝毫不能立下或代替一种稳固的货币单位，无论对于国内的或国外的贸易都一样。苏联的货币制度，缺乏了一种独立的基础（即黄金基础），它与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必然要带有一种闭关的性质。在世界市场看来，卢布是不存在的。假使说苏联较之德国或意大利更能够忍受这种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那一部分是因为有对外贸易的垄断。主要的还是因为国家富有自然财源。仅仅由于这一点，她才未曾为自足经济所勒死。可是历史的任务，并不在避免勒死，而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能与世界市场上最高的成就相比，它要完全合理，要能保证最大的节省时间，因之保证文化最高的繁荣。
富有活力的苏联经济，尽管还在继绩经历技术的革命和大规模的实验，却比其它的经济更加需要一种稳固的价值尺度，作为继续验证的手段。从理论上说来，毫无疑问的，假使苏联经济已经拥有金卢布，那么五年计划的结果，一定比现在有利得多。自然，“巧妇难为无米炊”。但你决不能把无可奈何的事当作好事，因为那样会造成更多的经济错误和损失。
二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苏联通货的历史，不仅是经济的困难、成功和失败的历史，而且还是官僚思想左摇右摆的历史。
因转变到新经济政策，于是有卢布的恢复（1922—24年），这是与消费品的分配恢复“资产阶级法律规准”直接相联系的。当过去富农路线继续进行的时候，卢布还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反之，在五年计划的早期中，膨胀的一切水闸便都开放了。通货的总发行额，从1925年初之七亿卢布，升涨到1928年初之17亿卢布，这还是比较温和的数目，与沙俄在大战前夕所发行的纸币数目差不多，不过当然没有以前的准备金了。此后的通货膨胀，更是年甚一年，从20亿到28亿，到43亿，到55亿，到84亿！这最后的数字，84亿卢布是1933年初达到的。自此以后，又来了一个考虑与退却的时期，其数字是69亿，到77亿，到79亿（1935年）。1924年照官定兑换价，一卢布当13郎，但是1935年11月，一卢布减到只当3个法郎，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还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约等于战争结束时法郎的惨样。新旧两种汇价，都是带有条件的。现在卢布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苏联通货的价值，一直到1934年，以怎样一种惊人的速度向下跌落。
经济的冒险主义正在盛行的时候，斯大林承诺要把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全部报纸，如同在1918年一样，都大书特书，要以“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来替代商人的贩卖，其外部的表现，便是粮食券制度。同时通货膨胀也被人们坚决的否认，认为是与苏维埃制度不能兼容的现象。1933年斯大林说道：“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种谜样的话，既没有得到什么发挥，又没有什么解释。虽然如此（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这话已变成苏联货币理论的基本规律了，或者更正确的说，已变成被他们所否认的通货膨胀的基本规律了。自从那时以后，卢布已证明不是一种普遍的等价物，而是那种“巨大数量的商品”之普遍的阴影而已。如同一切阴影一样，它也有权利可以伸长和缩短。假使这种自慰的理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能是这样：即苏联的货币，已经不是货币；它已不再是价值的尺度；所谓“稳定的价格”，乃是用国家政权来指定的：卢布已变成计划经济的一种约成的纸券，换言之，即一种普遍的分配券而已。总之，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
军事共产主义时代那些最空想的观点，便如此地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恢复了，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固然提高了一点，但是为了取消货币的流通，还是不够的。这时当权者都执迷于这种观念，以为有了计划经济，通货膨胀是用不看害怕的。这就差不多等于说，你要是有了指南针，你虽乘坐一只破船，也不会有危险的。实际上，通货的膨胀必然要产生信用的膨胀，其结果一定是虚幻代替了现实，而且要从内部来腐蚀计划经济。
用不着说，通货膨胀，就是表示在劳动群众身上，加上可怕的重税。至于说它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固然，工业继续迅速的发展，不过这种巨大建设的经济成果，是以统计数字来计算的，而不是以经济的效果来计算的。官僚们既取得卢布的管制权，便给它以各种任意的购买力，随人民各个阶层和经济的各种部门而有差异；这样一来，官僚自身便失去了一种能客观的衡量他们自己成败的必要工具了。没有正确的核算，而以“约成卢布”在纸上之堆积为掩饰，实际上就会导致个人利害关心之减低，生产率之低下，以及更低的货物质量。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这种坏现象达到可怕的程度。1931年7月，斯大林提出他那有名的“六条件”来，其主要目的，便是要减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并没有包含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规定报酬要按照个人劳动生产力，以及生产成本核算等。“资产阶级法律规准”，早在所经济政策初行时，就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在1923年初第十二次党的大会上，更得到发展。斯大林到了1931年，在投资效能减低的影响之下，才偶然认识到这些规准。在此后的二年当中，苏联的报纸上就很少有一篇文章不说到这“六条件”的救世功能。但同时通货膨胀还在继续，而由它所产生的病症，自然也没有医好。对破坏者和怠工者，虽有许多严厉取缔的手段，但并没有使情形改善一点。
官僚们一方面发动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倾向，这就是说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那雷同的“平均”工资；一方面又要把新经济政策“送到阴间去”，这就表示要把以货币来估量一切物品（劳动力也在内）的办法送去阴间。这种事实，我们如今看起来，简直是难以相信。他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规准”，另一只手又毁灭在这些规准之下唯一有用的工具。既以“封闭的分配机构”来代替商业，而市价又完全混乱，那么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对照，自然就消灭了，因之工人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兴趣也就消灭了。
关于经济的核算，货物的质量，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等最严厉的训令，都是悬在空中的。但这并不妨碍领袖们宣称，一切经济困难的原因乃是下级人员带有恶意的不实行斯大林约六条件。如果有人即使是极谨慎的提到膨胀政策，官僚们便要当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凭着同样的良心，当局者时常指责学校的教师破坏了卫生的原则，但同时卸禁止他们提到肥皂的缺乏。
关于卢布命运的问题，在共产党内各派斗争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上（1927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之绝对稳固”。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几年当中，变成我们要求的主要部分。1932年反对派的国外机关报写道：“用铁的手腕停止通货膨胀，恢复稳固的通货单位”，甚至“大胆减少投资”亦在所不惜。以前“乌龟速度”的拥护者，和超工业化的主张者，现在好像是暂时掉换立场了。在答复他们那个关于把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约吹嘘时，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一条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
在农业方面，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也是同样严重的。
倾向富农的政策尚在进行的时候，人们都以为农业中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开始的），将用合作社的方法于几十年过程之中完成。合作社既相继的有购买、贩买和信贷的职能，最后它也要使生产本身社会化。这一切合拢起来，被人们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但实际的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采取了完全不同并且几乎是相反的道路，即用武力来消灭富农与实行全部集体化。到了这时，各个经济职能之逐渐社会化，以及为这种社会化准备物质与文化的条件，这些话都不谈了。这时好像集体化一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便即刻在农业中实现了一般。
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不仅是消灭了一半以上的牲畜，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场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和他们自己劳动的结果都漠不关心。于是政府又被迫得作一次手忙脚乱的退却。他们又拿鸡雏、猪、羊和母牛来供给农民作为个人的财产。他们又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他们，作为自留地。这时集体化的电影片，又开始倒演了。
在恢复小型个体农业经济的时候，国家采取了一个妥协办法，好像企图用钱把农民的个人主义倾向收买掉。集体农场是保留下来了，因之骤一看来，这个退却好像并不很重要。但事实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假使把集体农场的贵族阶层丢开不谈，则一般农民每日的需要，依靠他“独自”工作的，还是较之依靠他参加集体工作的要多。一个农民从个人经营所得的收入，尤其当他种植工艺作物、种果树或饲养牲畜时，较之在集体经济中的收入常常要大两倍。这个事实，已由苏联报纸自身证明了，它一方面明显的指出在小的农业中，要野蛮的浪费几千万的人力，特别是妇女的劳力；另一方面它又指出集体农场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极度的低下。
要想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去和农民谈他们所能懂的话，这就是说要恢复市场关系，并且要从实物税回转到商业来，简单的说，要从阴间那里把新经济政策请回来，因为官僚们太早把它送到阴间去了。所以，转变到一种多少稳固的货币核算，已经成为农业继续发展之必需的条件了。
三 卢布的复兴
人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在日落以后才飞出来。同样，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与价格的理论，也是在膨胀论者的幻想快没落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苏联那些驯服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述斯大林那个谜样的语句之故，于是创造一整个的理论，认为苏联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同，具有纯粹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价格不属于经济的范畴，而属于行政的范畴，并且这样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对于人民的收入实行更好的再分配。可是这些教授们忘记了解释：如果你不知道实际的成本，你如何能“指导”价格呢？如果一切价格，只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示所消耗的社会必需劳动量，那你又如何能计算实际的成本呢？实际上，要实行人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手中已经握有强大的杠杆，如赋税，国家预算与信贷制度等。根据1936年预算的支出部份，对各经济部门直接的拨款超过376亿卢布，间接的还有许多十亿卢布。预算与信贷机构，对于国民收入有计划的分配，完全足够了。至于价格，如果它愈能诚实的表现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服务就愈好。
对于这个问题，经验已能决断地告诉我们：“指导”的价格，在实际生活上，并不像在学者的书本上那样动人。对同一的商品，竟订立各种不同的价格。在这些种类价格的差异上，一切投机、营私、寄生的营业以及其它坏事，都找到了地盘，并且这还不是例外的情形，而是常态。同时卢布本应该是稳固价格的稳定的阴影，实际上却变成它自身的阴影了。
这时又需要一次急剧的转变了，不过这次转变，是由经济的成功所产生的许多困难而来的。1935年一开始，便废除了面包券。到了10月，其它食物券也废除了。1936年1月，又废除了一般工业消费品的凭券购买制。城市和乡村对于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此都由货币来表示。卢布是全体人口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开始。要想使苏联经济合理化，没有别的办法。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于1935年12月宣布道：“现在这种银行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改正，银行必须认真用卢布实行监督。”如此，对政府计划的迷信，以及对政府价格的幻想，现在都打碎了。假使说社会主义的临近，在财政上的表现，就是卢布接近于分配券，那么1935年的改革，就应该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了。可是实际上，这种估计是大错特错。用卢布来代替凭券制度，只是表示排除幻想，而公开承认必需回转到资产阶级分配方法去，以此替社会主义创立先决的条件。
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若以为这种说话完全是吹牛，那便错了，苏联的国家预算，每年都是收入超过支出，而且盈余年年增加。国外贸易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1926年只有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增加到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出产，增加得非常迅速。1936年产金工业据说占世界第一位。商品流通之增长，在恢复的市场之下，也来得非常迅速。纸币的膨胀，实际上在1934年就停止了。卢布相当稳固的元素是存在的。可是财政人民委员的这种宣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应当了解为过份乐观的表现。假使说苏联的卢布能在工业的一般的增长之中得到有力的支持，那么，生产成本高得怕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点。只有当苏联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其它国家之时，因之只有当卢布自己考虑到自身的最后时刻之时，卢布才会变成世界上最稳固的通货。
若从财政的技术观点来看，卢布更不能自鸣得意了。黄金的储备固然超过十亿卢布，但全国流通的纸币，则有八十亿。因此储备率只达12.5%。此外，国家银行里的黄金，其作为不可动用的战争准备金的性质远较为通货基础的性质为大。从理论上说，真的，苏联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并非不可能采取金本位制，使国内经济计划确切可靠，并使与国外的经济关系简单化。所以苏联的通货，在送到阴间去以前，还能再一次发出纯金的光辉。但无论如何，这不是最近将来的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还谈不到转变为金本位的事。不过只要政府增加黄金储备，努力提高黄金对纸币的百分比（那怕就是纯理论的百分比也好），只要纸币发行的限度，不是由官僚的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客观条件来决定，那么，苏联的卢布至少可以达到相对的稳定。只要做到这一点，也会有巨大的利益。将来若能坚决的排斥膨胀的政策，苏联的通货虽然没有金本位的优点，无疑也能帮助医好多年来官僚的主观主义所加于经济上的多处重创。
四 斯塔罕诺夫运动
马克思说：“一切的经济”（亦即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一切人类对自然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都归结到力求时间的经济。”归根究底，历史也不过是为了节省工作时间的斗争而已。社会主义不能只用废除剥削来辩护；它还必须比资本主义更能保证社会节约时间。不实现这个条件而仅仅取消剥削，会仅仅成为戏剧性的插话，而没有前途。使用社会主义方法的第一次历史性实验，已经表明这方法包含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联的经济，还远远没有学到怎样利用时间，利用这最宝贵的文化原料。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技术，原是节省时间的主要工具，但在苏联的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通常产生的那些效果。在这意义上（这对于一切文明是有决定意义的），社会主义还是未曾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并且应当胜利。但是现在还没有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与冒充内行的结果。
公平的说，莫洛托夫比起苏联其它领袖，能够稍多一点摆脱官腔。他在1936年1月中央委员会上说道：“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较之欧美，仍然低很多。”要把这句话弄得确切，大致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等于欧美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有时甚至十分之一，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则相应地高许多。在那次演说中，莫洛托夫还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平均的文化水平仍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低。”这里应当加上一句，平均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我们已用不着解释，这些顺便说出来的清醒的话，是怎样无情地驳倒了那无数的官方当局的吹牛，以及那些外国“友人们”加了蜜糖的胡说！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作的斗争，以及国防上的顾虑，乃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进的各种不同阶段上，这个斗争也带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在第一次五年计划当中与第二次五年计划初期所实行的方法，即所谓“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的模范、行政的压迫以及各种集体的鼓励和特权上面的。在1931年的“六条件”基础上，实行计件工资的企图，因与通货的虚幻性及价格的不统一相冲突，结果失败。国家分配生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赏制度”，代替了那弹性的有差别的劳动评价。这种“奖赏制度”，在本质上，只是表示官僚任意行事而已。为了争取许多特权，突击队当中发生了越来越多特别占便宜的骗子。最后，这整个制度变成完全违背原本的目的了。
惟有凭券购物制度之废除，通货稳固之开始和价格之统一，才创造了实行计件工资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运动便被所谓斯塔罕诺夫运动代替了。工人因追求卢布（这时卢布已有很真实的意义），于是开始比较关心到他们的机器，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开始比较谨慎的利用了。斯塔罕诺夫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增加劳动强度，甚至延长了工作日。在所谓“非工作”的时间以内，斯塔罕诺夫份子便把他们的工作台和工具理好，并且把原料拣选妥贴，队长也在这时候发指示给队员，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所谓七小时的工作日，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已。
计件工资制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管理人发明的。这种制度，表面上看不出外来的强迫，却使工人的神经紧张，马克思称之为“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改革，不仅不欢迎，反而仇视。自然不能希望他们采取任何别种的态度。参加斯塔罕诺夫运动的，也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这种人究竟能比那些钻营者和骗子多多少，特别是在管理层方面，那就很难说了。大部份工人群众，对于工资的新支付方法，都从卢布观点去看，而他们不能不察觉到工资已渐渐减低了。
虽然乍看起来，苏联政府在“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以后又回到计件工资的制度，好像是向资本主义的关系后退，其实，这里也和上面所说的卢布复兴的问题一样，并不是丢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丢弃明明白白的幻想而已。现在工资支付的方法，不过是与国家实际的资源更符合一些罢了。“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结构”。
可是苏联的统治层，没有一种社会的伪装是过不下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卢布已经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报酬原则之唯一真实的手段了”。虽然在过去帝制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小便处都叫作“皇家的”，可是这并不是表示，在工人国家里，每一件东西都会自动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乃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劳动报酬原则之“唯一真实的工具”，即使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基础上，也是如此。这种矛盾，我们已经熟悉了。麦日劳克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的”计件工资制新神话的时候，又补充道：“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乃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们在玩弄理论时真不害羞！当劳动的节奏，还决定于卢布的追求之时，人们绝不是“各尽所能”（即按照他们的神经与筋肉情况）工作的，而是毫不顾惜自己地工作着。这种方法，只能说是无可奈何而有条件地加以辩解。若是把这个方法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犬儒主义地把一种更高更新的文化观念践踏到今日资本主义的污泥中去了。
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多走了一步，他说斯塔罕诺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现在读者当会看到，给那些在苏联按照官方的便利而使用的概念下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但无论如何，控制的方式要比资本主义的剥削天才所发明的方式要人道些。但现在苏联正在以无情严厉的手段使落后的人材与借自资本主义的技术结合起来。因为想达到欧美的标准，那些典型的剥削方法，如计件工资，都在以那样赤裸裸的粗暴形式实行，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的工会也不允许。认为苏联的工人是“为他们自己”而工作，这只有在历史前途上来说才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预言一句）：即工人们并不是屈服在一个专横的官僚统治之下。无论如何，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不能把粪土变成黄金，也不能给那耗尽一切生产力之中最伟大的因素（人）的汗血制度围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说到准备“从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那恰恰要从相反的一端出发，即不是从实行计件工资来开始，而是要从废除这种野蛮主义的残余来开始。
现在要判定斯塔罕诺夫运动的功过，似嫌太早；可是要辨别某些特点，不仅是这运动所具有的，而且是整个制度所具有的，已经是可能的了。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无疑是极端有趣的，证明了那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可是，想要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普遍实现这些可能性，那还要走一段长远的道路。因为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生产过程是密切地互相依赖的，要获得继续不断的高产量，不是纯粹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要想提高平均的生产率，若不把每个工场的生产以及各个企业相互问的关系重新改组，那是不能成功的。此外，要想把几百万人的技术稍稍提高一点，比起刺激几千个选手更进一步，要无比困难得多。
我们听到那些领袖们时常诉苦，说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可是这只说出一半实情，而且是一小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灵巧、聪明的。随便派一百个苏联工人，转到比如美国工业的条件之下来工作，那么在几个月以后，或甚至几个星期以后，不见得会比同一部门中的美国工人落后。困难是在于一般的劳动组织。苏联的管理人材，一般说来，远比工人更够不上新的生产任务。
有了新的技术，计件工资制必将有系统地提高现在很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要为这种前途建立必需的基本条件，还必须首先提高管理的水平，自车间管工起，一直到克里姆林宫里面的领袖为止。斯塔罕诺夫运动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官僚们拼命地试图跳过他们所不能跳过的困难。因为计件工资本身，并不能如人们所希望的即刻就产生奇迹，所以一种狂暴的管理上的压迫便来帮助它了，一方面是赏金和表扬，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处罚。
这个运动的最初步骤表现为：大批压迫工程技术人员，控告工人抗命、怠工，有时甚至是谋杀斯塔罕诺夫份子。政府压迫之严厉，证明了抗拒力量之坚强。上司把这种所谓“怠工”当作一种政治的反抗。实际上，大部份都是由于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困难所造成，而相当大部份的困难又是出于官僚本身。“怠工”表面上很快就被压迫下去了。不满意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都不作声了。庆祝空前成功的电报如雪片飞舞。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个别先锋的问题，地方管理机关就都遵照命令，预先精心准备，特别安排那些先锋份子的工作，即使牺牲同一矿场或同一行业的其它工人，亦在所不惜。但是当几百个和几千个工人，忽然都能列入“斯塔罕诺夫份子”之林的时候，管理机关又陷入极度的混乱当中了。既不知怎么办，而客观上又不可能在最短时间以内把生产组织整顿好，于是便来滥用劳动力和技术了。机器渐渐松懈下来，便拿一枚钉子将小轮子拨动一下。实行“斯塔罕诺夫”工作日或“十日周”的结果，使许多企业都发生了全面的混乱。这就解释了下面这个初看颇为稀奇的事实，即斯塔罕诺夫份子数量的增加，往往不仅没有使这个企业一般的生产率提高，反而使它减低了。
现在，这个运动的“英雄”时代显然是过去了。日常辛苦的工作开始了。现在必须去学习。那些教别人的人，特别需要多多学习。可是他们正是最不愿意学习的人。有一个社会行业使苏联经济的一切行业难以进步并陷于瘫痪，它的名字就是：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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