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五章 苏联的热月反动[14]


一　斯大林因何能胜利？
二　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
三　热月反动的社会根源



一　斯大林因何能胜利？


　　研究苏联史的人，不能不承认：统治的官僚在大的问题上经过了好多次自相矛盾的摇摆。要拿“环境改变”来解释或辩护这些摇摆，那显然是说不通的。所谓领导，至少应有某种程度的先见之明。斯大林派则毫不能预见事变发展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每次都在毫无准备中惊醒。他们唯有用反射式的行政手段来应付这些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每次转变的理论都是事后才造出来的，而且很少顾及他们昨日所说的话。根据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和文件，研究历史的人不得不推论说：所谓“左派反对派”对于国内发生事变过程之分析要正确得多，而对于事变往后之发展也预见得远较真实些。

　　这话，骤然看来，似乎是与底下简单的事实相矛盾的：即无远见的政派总是得胜，而目光锐利的集团则屡次遭受失败。这种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反对意见，对于那些思想上是唯理主义的人，才显得那么具有说服力；他们将政治看作逻辑的辩论，或者如同下棋。政治斗争本质上乃是利害和势力之斗争，而非论据之斗争。领导的素质之于斗争的结果自然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后分析起来，也不是决定的因素。况且，斗争的每个营垒，都按照各自的形象要求各自的领袖。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15]和策烈铁里[16]送上政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起统治的沙皇党羽要“聪明些”或“机敏些”，而是因为他们代表（至少暂时的）起来反抗旧制度的革命群众。克伦斯基之能够驱使列宁隐藏起来并且幽囚其它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也并不是他个人才能胜过他们，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兵士还跟随着爱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走。克伦斯基个人的“优越”——如果在这里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一一即在于他并不比大多数的人看得更远些。布尔什维克后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之个人的优越，而是因为社会势力发生新的结合。最后无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不满的农民去反对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中各个连续的阶段（在上涨时和低落时一样），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即那些相互接替的“领袖们”和“英雄们”，他们的力量，主要的就是在于他们与那些拥护他们的阶层的性质相符合。并不是任何不相干的个人的优越，而是这种符合，才使某个领袖或英雄在某一历史时期留下个人的印记。弥拉波、布里索、罗伯斯比尔、巴拉斯和拿破仑之相继当权，乃是遵循一种客观的规律，这规律比起这些历史主角自身的特点来，是更无限地有力多了。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固然不错，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有许多同志从前曾经提出一些疑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的活动力现在变成怎样了？他们的革命创造力、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现在那里去了？为什么代替这些东西而兴起的，是这么些卑鄙、畏惧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赖可夫斯基[17]援引了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的活历史回答他们，并且举出巴贝夫[18]做例：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是怎么了。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新的力量来不及填补旧的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之被排挤出行政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两皆削弱，以致于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实行新的暴动。

　　在苏联的文献之中，常常看到这种彷佛不证自明的断语：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断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决定于世界的情势和国内的各种力量的特殊相互关系。但是各个阶级是在沙皇专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环境之中形成的，决非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定制的。恰恰相反呢。正因为是一个在多方面都还落后的无产阶级于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跳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所以无法避免其内部发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串连续的浪潮。而各种外部的状况和事变则竞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后又继之以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的帮助。国家没有达到预期的繁荣，反而陷于长期的贫困。并且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死亡，就是上升几步而脱离了群众。于是在极度的紧张、希望和幻想之后，就来了长时期的疲乏、消沉和对于革命结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涨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义。新统治层就是在这种浪潮之上，达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阶层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胜仗回来的指挥人员，在地方苏维埃、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中，都取得领导的地位，他们并且很顽强的把在内战中保障胜利的制度运用到各方面。于是在各方面，群众就逐渐的被挤开，不能实际的参加领导国家的工作了。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发生极大的希望和自信，他们的新生活本为新经济政策所唤醒，现在愈发大胆了。新的官僚阶层，起初是以无产阶级代表的身份而兴起的，现在觉得它自己是各阶层之间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独立性是日益增加。

　　国际的情势也以极大的力量向这同一方向推进。世界无产阶级所受打击愈大，则苏维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这两件事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官僚的领袖们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无产阶级的失败又促进了官僚们上升。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之失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之不名誉地退却，1924年爱沙尼亚暴动企图之瓦解，1926年英国总罢工之遭受背叛，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在皮尔苏斯基上台时之可耻的行为，1927年中国革命之惨遭屠杀，而最后，德奥两国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败，这些历史上的大灾祸，消灭了苏联群众对于世界革命之信心，并且使官僚层愈向上升而成为唯一的救星。

　　至于这十三年以内世界无产阶级失败之原因，必须请读者去读笔者的其它著作；在那些著作之中，他曾经揭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他们在各国革命运动之中，是怎样完全脱离了群众并且非常的保守，又怎样发挥了灾难性作用。但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这一无可辩驳且富于教训的事实：在欧洲和亚洲的革命之不断的失败，虽然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层。在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是特别有意义的。1923年下半年，苏联工人以最大的热忱注意着德国，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有夺取政权之势。但德国共产党之张皇失措的退却，给了苏联劳动群众以最大的失望。而苏联的官僚也就立刻向“不断革命论”进攻，给左派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1926年至1927年之间，苏联的人民又感到一种新的希望。大家的眼睛都注意到东方，中国革命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左派反对派从上次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并且得到大批新信徒。但1927年底，中国革命又惨遭刽子手蒋介石屠杀，而共产国际实实在在把中国工农出卖了给他。于是失望的冷水重新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们在报纸上和会议中对于左派反对派肆行攻击以后，终于在1928年下手，整批的逮捕我们。

　　固然不错，有几万革命战士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无疑同情于反对派，但是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情势可以因一次新的斗争而改变。同时官僚却宣布说：“为着世界革命，反对派想把我们拉入一个革命战争之中。震动已经够了啊！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我们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信赖我们罢，信赖你们的领袖罢！”这种休息的福音，巩固了官僚机关和军政两方面的官吏，并且无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应和，在农民群众之中得到更大的应和。他们自问道：反对派真要为着“不断革命”观念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斗争是与苏维埃国家的生死攸关。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错误政策，造成十年以后希特勒的胜利，造成从西方来的战争危险。而在中国的同样错误的政策，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东方的危险更迫近。但一切反动时代之主要的特征，就是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孤立了。官僚们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极使他们中间落后的阶层起来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愈发大胆的依靠与富农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几年以内，官僚们就这样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

　　如果以为素不为群众知道的斯大林，是突然一下子挟着完满的战略计划而现身出来的，那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天真。事实绝不是这样。斯大林寻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们先寻到斯大林。他带给他们一切必须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光，而他的势力的唯一源泉，又是与政治机关之密切的联系。胜利之落在斯大林身上，当初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的。这胜利是新的统治集团对于他的友好的欢迎，这集团想抛弃革命的原则和免除群众的监督；而在它自身内部的事务上，又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斯大林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变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为热月反动派官僚无可怀疑的领袖和第一号人物了。

　　新统治层立刻就露出自己的观念、感情；最重要的，还流露出自己的利益。现在官僚较老的一代，其绝大多数在十月革命之中都是站在反动的营垒里。（只拿苏联的驻外大使作例来说吧：杜洛雅诺夫斯基、马易斯基、波丹金、金丘克等都是如此。）或者，最好的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之中，那些在十月革命中站在布尔什维克营垒的人，多半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年轻一代的官僚，他们都是老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并且多半又都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在利用十月革命方面却非常适合。

　　自然，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个人事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譬如列宁之病和死，无疑的加速了结局的来临。如果他能多活几年，那官僚权力之发展至少在开始的几年之中要缓慢一些。但早在1926年，当着几个左派反对派的面前，克鲁普斯卡娅[19]这样说道：“如果依里奇[20]还在的话，他多半已经关在监狱内了。”这时侯，列宁的忧虑和警告还很新鲜的在她的记忆之中，而且她也没有怀着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限权威可以抵抗得住反动的历史潮流。

　　官僚层所征服的不只是反对派，它还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打败了列宁的政纲，列宁认为主要的危险在于国家机关“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官僚打败这些敌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并不是用思想和辩论，而是用它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屁股，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联的热月反动之秘密。


二　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党也创造了苏维埃国家，供给她一副强有力的骨架，这个党的堕落乃是这个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又是其结果。我们必须简单的说明一下这堕落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制，其特点即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民主”和“集中”这两个观念之联在一道，绝无矛盾。党所要严密注意的是：不仅是严格划清党的边界，而且要使所有入了党的边界的人都享有真实权力来决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的自由和思想斗争乃是党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党内各种派别的存在，那完全是堕落时期的一种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派别斗争的历史。一个真正革命的组织，既以改变全世界为任务，并且集合了最大胆的迷信破坏者、战士和反抗者在它的旗帜之下，那它怎能平静地存在和发展下去，而没有思想的冲突、没有内部集团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的远见，常常能使冲突减轻，并能缩短派别斗争的时期，但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完全依靠在这种活跃的民主制的支持之上，因此它才有胆量来作决定并发布命令。在一切最重大的转变时期，领袖们之明显的正确，给予中央一种最高的权威，这就是集中制之最宝贵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的党制，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是与现在共产国际各支部所行的党制完全相反的。现在各国党的“领袖们”，都是从上面指派的，一纸命令，即可以改变全盘的政策，党的机关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它对于下层的态度是骄横和跋扈，而对于克里姆林宫则是奴颜婢膝的驯服。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虽然那时候官僚主义的色彩已经略现于党内，但如果有一个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情形描绘出来，那每个布尔什维克派，连斯大林在内，一定要骂那一个人是个最恶毒的毁谤者。

　　列宁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所注意的中心，就是想经常的保护布尔什维克党人，免为那些当权者的恶习所传染。然而党与国家机关之间密切得有时甚至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在开头几年给予党制上的自由和弹性以无可置疑的损害了。随着困难之增加，民主制日益缩小了。开始时，党立意并希望在苏维埃机构之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然而国内战争使这个计划大大改变了。反对的党派相继被禁止。这种办法，显然是与苏维埃民主制的精神相冲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并不把这个办法看成一种原则，只认为是一种权宜的自卫手段罢了。

　　统治党的迅速生长，其任务又非常的新颖和艰巨，必不可免的要使内部发生不同的意见。国内各种反对的暗流，经过各种孔道而影响到这个唯一合法的政治党派，于是加剧了派别斗争的激烈性。在国内战争刚告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达到极其剧烈的程度，几乎达到动摇国家政权的地步。在1921年3月，发生克朗斯塔德暴动[21]，布尔什维克党员参加其中的也不在少数，这时候党的第十次大会觉得有禁止派别组织之必要——亦即，把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扩展到统治党的内部生活中来。但是，这种禁止派别组织的办法也是被看作一种非常的手段，只要情势好转则应放弃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在运用这新法律的时候，是十分小心的，它最关心的是避免因此而窒息党的内部生活。

　　可是，当初原只是对困难环境的一种必要的让步，而在官僚们看来，却非常对胃口，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完全拿行政上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1922年，当列宁的健康暂时改善的时候，他已经惊骇于官僚主义之可怕的生长，于是准备向斯大林的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成了党的机构的轴心，以此作为夺取国家机构的第一步。但列宁的再病和逝世，使他无法与这一内部的反动势力抗争。

　　从那时以后，斯大林的全部努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时是同他携手工作的），完全是想使党的机构脱离党员群众之监督。在这个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而斗争的时候，斯大林在他的同僚当中所表现的是最彻底和最可靠的。他用不着摆脱国际问题；因为他从来就不关心国际问题。新统治层的小资产阶级的见识，就是他自己的见识。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在本质上是民族的和行政上的任务。他将共产国际看做是一个不可少的可厌物，应该尽量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目的。在他的眼里，连他自己的党的价值也不过是驯服地支持官僚机关罢了。

　　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外，官僚们又宣扬一种理论，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中央委员会是一切，而党则等于零。这第二种理论，在各方面都比第一种实现得成功一些。利用列宁的死，统冶集团进行了一次征收党员的运动，名之为“列宁主义的征收”。于是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党门，现在大大地打开了。工人们、雇员们、小官员们，都成群结队的挤进来。这一运动的政治目的，是想把革命的先锋队溶解在没有经验的、没有独立性的，但是还带着服从威权的老习惯的落后人群之中。这一计划成功了。官僚脱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结果“列宁主义的征收”给了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关得到所必需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至下都有极大的更替。服从被人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美德。在反对反对派的口实之下，革命份子大批地被所谓“奇诺夫尼克”（职业的政府官吏）所代替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成了它迅速堕落的历史。

　　因为左、中、右三派的领袖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机构即政治局，这一事实使许多人对于这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弄不明白了。在只知皮相的人们看来，这好像只是个人的冲突，为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铁的专政的条件下，社会的冲突，初时除了经过统治党的机关之外，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许多热月反动派是从雅各布宾的营垒中出来的。拿破仑本人早年时，就是属于这营垒，随后，这个法兰西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布宾派当中选择他最忠实的臣仆。时代变迁了，雅各布宾派也跟着变迁，而二十世纪的雅各布宾派也不例外。

　　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就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了。其中两个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多年的流亡时的合作者，现在为着他们所不曾犯过的罪受着十年徒刑的监禁。别的委员如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22]，已经完全被撤去领导的地位，但是他们表示了屈服，所以现在还担任些次要的工作，最后，是本书的作者，现在还在流放之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也在软禁之中，因为她终究不能用全力来完全迎合热月反动。

　　现任政治局诸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都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如果在革命的头几年，有人预言他们后来的高升，那他们自己首先就会惊讶起来的，而他们的惊讶也的确不是虚伪的谦逊。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更加严格规定：政治局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反对政治局的人都不可能正确。不过，还有：政治局如果反对斯大林就不可能正确，而斯大林是不可能犯错的，他自然不可能反对自己而正确。

　　要求党内民主制──在这时期成了各反对派的口号；这要求愈无实现的希望，人们就愈加坚决地提出来。上面说过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在1927年就要求在刑法上加入一条特别的法律：“工人因为批评之故而直接或间接受迫害，则迫害行为应视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加以处罚。”可是这条法律不但没有成立，刑法上反而加入了一条取缔左派反对派的法律。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1928年赖可夫斯基写道：“用败坏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机器，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人格和尊严，藉此当权派才能造成一种不可撤换、不可侵犯的寡头政治以代替阶级和党。”自从这几句义愤填膺的话写下之后，党制的堕落愈走愈远了。格别乌[23]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因素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够向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夸口说党内已经没有什么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不同的意见现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动的干涉来解决了。老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了，再没有力量能够复活它。

　　随着党的政治堕落，不受监督的机关也发生了精神上的腐化。“sovbour”（Soviet Bourgeoisie苏维埃资产阶级）这个字眼是用来称呼那些享受特权的显贵的，很早就出现在工人的字汇之中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得着更广大的活动范围。在1922年3月第十一次的党大会上，列宁已经警告过统治层堕落的危险了。他说，当被征服者的文化比征服者高出一筹的时候，征服者就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旧官僚的文化，当然是非常可怜的，但可惜新的统治层不能不常常向这文化脱帽致敬。“四千七百个负责任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管理国家机关。“谁在领导谁呢？我很怀疑你们是否能说共产党员在领导着……”在随后几次党大会中，列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在他能够活动的最后几个月之中，他的全部思想是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以抵御官僚的压迫、任性和腐化。然而在那时候，他不过只看出病症最初的征兆而已。

　　赖可夫斯基，以前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及苏联驻英驻法的大使，1928年流放时曾寄给他的朋友一封简短的信，讨论苏维埃官僚制度。这信我们在上面引用过好多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文件。赖可夫斯基说：“在列宁心中，以及在我们大家心中，党的领导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工人阶级和党，免得受当权者方面的腐蚀（如特权、地位、恩宠等），免得同贵族和市侩的残余修好，免得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免得受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思想诱惑。……我们必须公开的、决断的和高声的宣言：党的机关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暴露出它完全不能履行它那作为教育者和保护者的双重的使命。它失败了。它破产了。”

　　不错，赖可夫斯基自己终于为官僚的压迫所摧毁，他后来竟收回了自己的批评。但是七十岁的老伽利略也是一样的，当他陷于异端裁判法庭的魔手时，迫不得已否认了哥白尼的学说──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阻止地球之继续绕日而行。我们并不相信六十岁的老赖可夫斯基的悔过，因为他不止一次对于这种悔过作过毁灭性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评，在客观事实的发展之中，比在他自己的主观意志之中，找到了更可靠的根据。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结构。运用政权成了某一社会集团的专门事业，这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就越发急于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赖可夫斯基继续解释说：“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之中，统治党的党员是不容许有资本主义的积累行为的，所以，分化现象，开始时是职务上的，但随后就变成社会上的了。我说的并不是阶级的分化，但是社会分化。……有汽车、有美屋、有定期的休假并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他的社会地位，与那些在煤坑中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显然是大大的不同。”列举了当权的雅各布宾派堕落之原因，如追逐财产、参加承办政府所批出的合约以营利等等之后，赖可夫斯基又引述了巴贝夫的一个新奇的言论，巴氏认为新统治层之堕落与过去那些贵族小姐是不无关系的，雅各布宾派对于她们十分的殷懃。巴贝夫这样叫道：“你们这些小器的平民们，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要绞死你们了。”如果对于苏联统治者的妻室作一调查，我们就可看到同样的景象。苏联有名的新闻记者索斯诺维斯基[24]曾经指出：苏维埃官僚之腐化，“汽车和闺阃的因素”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固然不错，跟着赖可夫斯基之后，索斯诺维斯基也悔过了，并且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进官僚的道德，相反的，他的悔过证明了官僚道德的加深的堕落。

　　索斯诺维斯基的旧文章，只能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传，里面包含着许多关于新统治层的生活的令人难忘的片段，很明白的显示出征服者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同化至何等可惊的程度。我们不用回溯到过去的年份去──因为索斯诺维斯基在1934年已经放下批评的鞭子，而换上一张颂圣的七弦琴了──我们只看最近苏联报纸中的例子就够了，同时，我们并不选择那些弊端及所谓“过火的事件”，只选取社会舆论所认为的正当日常现象。

　　莫斯科某工厂经理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夸扬他所指导的企业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有一节说：“一个机器工人在电话里问道：‘老爷，您有什么命令，立刻停止镕炉呢还是等候一下呢？’我答复说：‘你等候着罢！’”机器工人很恭敬的同经理说话，用的是第二人称的众数的“您”，经理回答时候则用单数的“你”。[25]这一可耻的对话，在任何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不会有的，而在《真理报》上，却当成十分平常的事情由经理自己叙述出来了！《真理报》的编辑并没有异议，因为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读者们并没有异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同样，我们也不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中，“领袖们”和人民委员都是“你”呀、“你”呀的称呼他们属下的工厂经理、集体农场主席、车间主任和劳动妇女等，尤其在授予什么奖章的时候。在帝制时代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取消上级对下级用“你”的称呼，这件事情他们现在竟完全忘记了！

　　克里姆林宫官僚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对话，其态度骄横之惊人，已无误的证明了：虽然经过十月革命，虽然生产手段已收归国有，农业已集体化，“富农阶级已消灭”，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苏联金字塔的最上层，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有文化的资本主义。近年以来在上述这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巨大的后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之复活，其根源无疑是苏维埃的热月反动，它使一种文化甚低的官僚得到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而不受群众的监督，而它所给予群众的福音则是沉默和服从。

　　我们绝不是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并在纯理性的天平上来衡量此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迁”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证明是历史进步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这里借用诗人的话来说，也是“合理变成了荒谬，仁慈变成了灾殃”的。禁止反对党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由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内一致，使官僚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


三　热月反动的社会根源


　　我们将苏联的热月反动定义为：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曾指出这一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一部份被吸收到行政机关而逐渐腐化，一部份在内战中消灭，一部份则被排挤出去和被压倒了。至于疲倦和失望了的群众，对于上层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冷漠。可是，这些条件，其本身不管是怎样的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层能够高踞在社会之上，而且能够紧握住自己的命运。单单靠它自己的意志，显然是不够的；一个新统治层的兴起，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布宾党的胜利，也是由于群众的疲乏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些本质上为附带的现象之下，还有一种深刻的有机的进程在进行着。雅各布宾党是依靠在那些被革命的大浪潮所抛起来的下层小资产阶级身上的。然而十八世纪的革命，按照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长远来说只能使大资产阶级走上政权。“热月反动”不过是这不可避免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究竟有什么同样的社会必要性表现在苏联的热月反动之中呢？我们在前面其中一章中，讨论到宪兵为什么胜利的问题时，已作过初步的答复。在这里，我们必须展开研究，去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在这个进程中国家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拿理论的预言和实际做个比较。1917年，列宁关于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始的阶段，这样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这种“消亡”从那里表现出来呢？主要的是在这个事实，即：“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压制的职务。列宁还加上一句自明而无可辩驳的话：“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愈不需要了。”生产手段私有制之废除，取消了历史上的国家的主要的任务，即：为保障少数人的财产特权，而反对绝大多数人。

　　按照列宁的意思，国家的衰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之当日。这就是说，在新制度还来不及处理经济问题及文化问题的时候。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每一次的成功，即表示对国家之进一步的清算，以及国家之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这种溶化的程度，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度和效率上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规定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定理：在一个工人的国家，群众所施行的强制的力量大小，是与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成正比例，而与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之普遍的忠诚成反比例的。因此官僚制度（即“特别的官僚和常备军长官”）是代表一种特别的强制，这强制是群众不能或不愿施行的，而且它这总是反对群众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仍保持其原来的力量和独立，可是仍不能不采取像头几年的那种规模的镇压与强制，那么这种情况的本身就可引起严重的忧虑了。何况现在群众的苏维埃已经不复存在，而强制的职务完全落在斯大林、雅戈达[26]等人之手，这当然更加值得忧虑。而他们用的又是怎样一种强制的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自问：国家现在不仅还顽强的存在，并且是一天一天的警察化，在这后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随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若不是根本改变我们一般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就是应该坚决拒绝官方对于苏联的估计。

　　让我们从最近的莫斯科报纸上找一条关于苏联现制度之公式化的说明吧，这说明是全国每天要说而学校儿童则用心熟记的许多公式之一：“在苏联国内，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完全肃清了，因此，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永远终结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而日益发达的斯塔罕诺夫运动，正准备着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真理报》1936年4月4日。）用不着说，共产国际属下的全世界报纸，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但是，如果剥削是“永远终结了”，如果苏联现在真的处于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去的道路上，那么社会就应当卸除国家这件拘束衣了。可是与此相反，苏联国家现在正带着一种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这是何等难于了解的矛盾呀！

　　同样的矛盾，在党的命运中也看得出来。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提出：从1917年至1921年之间，旧的统治阶级手里还拿着武器在作战，他们正得着全世界帝国主义积极的帮助，而武装的富农破坏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给；在这样一个时候，党员为什么能够公开而毫无忌惮的在党内争论那些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呢？而现在，外国干涉已经停止了，剥削者阶级已经被推翻了，工业化无疑地成功了，绝大多数农民也已集体化了，为什么反不容许对于不可撤换的领袖有半个字的批评呢？为什么只要有任何党员要求按照党的章程如期召集党的大会，就要立刻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怀疑斯大林的永不犯错，就要被当作恐怖主义份子来判罪呢？压迫和警察机关加强到这么可怕、怪诞而不可忍受的程度，是因什么缘故发生的呢？

　　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请现实兑现的。如果证明理论是错误了，我们必须改正它或修补它的缺陷。我们必须寻出那些真正的社会力量，那些使苏维埃现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发生矛盾的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在暗中摸索，不应该重复那些仪式上的辞句，这些辞句对于领袖们的威权固然有用，但完全不合于活的现实。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席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演说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除阶级的问题（鼓掌）。”可是过去还遗留下一些“在本质上是仇视我们的份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并且在集体化的农民、公务人员、甚至工人之中，也都有“小投机家”，还有“贪污国有及公有财产的人，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毁谤者等等”。因之，专政有继续加强之必要。与恩格斯的意见相反，工人的国家不应该“睡眠”，反而要愈发警觉起来。

　　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述的情况，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倘若不是自相矛盾的话。社会主义已经支配了全国，“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消除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消除了，那么在所有其它意义上也应一样的“消除了”）。固然不错，社会的和谐还偶而的被过去的残余份子所破坏，但是若以为这些梦想恢复资本主义的零碎份子，既被夺去了一切的权力及财产，还能与“小投机家”（还不是投机家呢！）或“毁谤者”联合起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那真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看来，一切事情似乎都进行得很好。但是，既然如此，铁的官僚专政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家可以逐渐的消灭，而那些“小投机家”和“毁谤者”，只要高度民主的苏维埃的一笑，也就可以解决的。1917年，列宁在关于官僚国家的问题上，答复资产阶级和官僚国家的改良派理论家时说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27]这些话听起来就好像是列宁已经预见到那个继承他做政府首脑的人所将作的议论了。苏联公立学校中固然教授列宁的学说，但人民委员会里面显然是没有人提起列宁言论的。否则，便不能解释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的说出一种列宁极端反对的见解了。开创者与他的不肖门徒之间的矛盾，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了！列宁认为，即使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也用不着一个官僚机关就可以完成，而莫洛托夫在解释为什么官僚机关在消灭阶级之后，还要扼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他找不出更好的借口，只能说：为着对付被消灭的阶级之“残余份子”。

　　然而，按照官僚的权威性代表的自白，要拿这些“残余份子”做借口，仍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他们曾说：过去的阶级敌人，已经顺利的同化于苏维埃社会之中了。1936年4月，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上，党中央委员会一个书记普斯特舍夫说道：“许多破坏者……已经诚恳的忏悔了，并且加入苏维埃人民之中了。”因为集体化的成功，“富农的儿女不必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甚至“富农自己现在也不相信有恢复他们以前在乡村中的剥削地位之可能了”。所以政府把社会出身的限制加以取消，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普斯特舍夫的话（这话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一点意义，那只是：不仅官僚制度变成不合时宜之物，就是国家的一般的强制，在苏联的领土以内也没有任何作用了。可是，无论莫洛托夫或普斯特舍夫，都不同意这一无可非难的推论。他们只要能抓住政权，即使自相矛盾也不要紧的。

　　事实上，他们也不能抛弃政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客观地说：现在的苏维埃社会，是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于──在某种限度内──不能没有一个官僚制度的。但其原因，绝不是那不足道的过去的“残余”，而是现在的巨大的势力和倾向。苏维埃国家之作为强制机关而存在，其理由是在这一事实之中，即：现时这种过渡的社会结构还充满了社会的矛盾，这矛盾在消费的方面更是极度的紧张（这是人人最切身、最明显地感觉得到的），而且常常有扩展到生产方面的危险。社会主义既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了，也不能说是不可改变的胜利了。

　　官僚统治乃是建立在社会缺乏消费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斗争这个基础之上。若是店铺里的货物很充足，那么购买者要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若是货物很少，那么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长，就必须派一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权力之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骤然一看，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可以减少特权的必需性，可以缩小“资产阶级法权”的适用范围，因此也就可以动摇此法权的保护者即官僚的根基。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恰恰与此相反：随着生长力之生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渔利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官僚制度也大大发展起来了。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个时期，苏维埃政制无疑比现在要平等得多，而官僚主义的程度也要少些。但是，那只是一种大家都贫穷的平等。国家财源枯竭，不可能从人民群众之中分出什么广大的特权阶层。同时，“平等化”的工资破坏了个人对工作的兴趣，因此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之中有了更高的发展，那特权的储积才是可能的。目前的生产状况固然不足以保障每个人都能得到必需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以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作成一个鞭子以驱策大多数。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并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牠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掉这种经济因素以外（这因素使资本主义的报酬方法在现阶段成为必要的），还有一种与之相平行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政治因素即官僚本身。官僚在本质上乃是不平等的树立者和保护者。初时，它是以工人国家中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机关而兴起的。它规定和保障少数人的特权，它自然首先要取去最肥美的部份给自己用。没有一个操有财产分配权的人会忽略自己的。从社会的必要性所发展出来的官僚机关，自身又继续发展到远超过它必要的社会职能以上，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重大危险之源泉。

　　苏联的热月反动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了。群众的贫困和文化落后，现在又表现在那手操大棒的统治者的恶毒的形像中了。曾被废黜及辱骂过的官僚，现在又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已经在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远离人民群众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现在无论在它的活动方面或进款方面，它都不能容许任何的批评和监督了。

　　官僚们对于“小投机家，贪污者和毁谤者”之近乎神秘的畏惧，如此就得到完全自然的说明了。苏维埃经济还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在每一步上都要产生并复活贪污和投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唤醒人民一种倾向去倾听那“对于苏维埃制度的毁谤”——即倾听任何敢于批评（虽然是低声的）官僚们之贪婪和任性的话。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不复存在的“过去的残余”的问题，而是关于新的、巨大的、不断生长的个人积累的倾向的问题。国家第一个繁荣的浪潮仍是很薄弱的，但正因为薄弱，所以没有削弱反而加强这些离心的倾向。在另一方面，无特权的群众同时发展了一种欲望，想阻止新贵族的贪婪之手。于是社会斗争又尖锐化了。这些就是官僚制度的权力之源泉。但是，从这同一源泉，又产生了一种对于官僚权力的威胁。



[14] 热月(Thermidor)是法国革命（共和）历法的第十一月，约相当于现行公历的七月廿日至八月十八日。在共和二年（即1794年）的热月九日，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从此革命由步步高潮变为步步退潮。这次政变后得势的人被称为热月派。从此热月一词就有革命停止前进趋于反动之意。

[15] A.F. Kerensky (1881-1970)，原为律师，1917年3月参加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历任司法部长、总理及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之后流亡海外。

[16] I.Tseretelli (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

[17] (Rakovsky1873-194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活跃于巴尔干的工人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后历任要职。他是托洛茨基的好友，亦是左派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流放，1934年投降斯大林，1941年被杀。

[18] (Babeuf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热月政变后，巴贝夫组成秘密团体平等会，企图建立劳动人民政府，策划武装起义，未实现而被捕处死。

[19] N.Krupskaya（1869-1939）列宁妻子，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斯大林当权后被实际软禁。1926年一度参加反对派。

[20] 即列宁。列宁本名是弗拉基尔米．伊里奇．乌里扬洛夫 (Vladimiv Ilich Ulyanov)

[21] 1921年，正值俄国内战期间，苏维埃俄国的克朗斯塔德(Kren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叛变，经过十日的剧烈战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

[22] 头四人后来都在1936-39年的大清洗中被枪毙，托姆斯基则在被捕前吞枪自杀。季诺维也夫(1883-1936)，从1905年起即为列宁左右手。十月革命后历任政府要职及担任共产国际首脑。1923年起同加米涅夫(1883-1936)一起与斯大林结盟反对托洛茨基，1925年底又反过来与托结盟反对斯大林。布哈林(1888-1938)自1909起即参加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活动。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23] ＧＰＵ──当时苏联的政治警察。

[24] 索斯洛维斯基(Sosnovsky,1886-1937)，有尔什维克记者，1928年作为反对派流放巴尔瑙尔，死于大清洗时期。

[25] 这段对话很难无误地译为中文。在俄文中，第二人称的单数，只能由尊长对后辈如孩子或仆人使用。

[26] 雅戈达是当时格别乌的负责人。

[27]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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