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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记（摘录）
托洛茨基
（1935年2月7日～9月29日）
1935年2月7日
日记并不是我所喜爱的写作样式：我现今会更喜欢日报。但是没有报纸……与积极的政治生活相隔绝的状态迫使我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日记这类政论文章的代用品。战争初期，当我在瑞士处于封闭状态之时，写过几周日记……后来在西班牙，当1916年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后，也曾短时间记过日记。这似乎已是全部了。如今又不得不再次采用写政治日记的做法。会写很长时间吗？也许是几个月。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几年。事态总应当朝某一方面得出结果，然后把日记本合起来。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或他们的法国朋友兼敌人们派来的特工从角落里射来的子弹没有更早地合上这本日记的话。
拉萨尔有一次写道只要能把所能做的事哪怕实现一部分，他乐意把他所知之事情留存不写，任何一个革命者对于这样的愿望是太理解了。不过应当如实地掌握形势。正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过重大事件，我的过去才排除了我如今行动的可能性。只能对事件加以说明，以及力求预见它们今后的发展进程。从事这种活动至少会比消极的阅读给人以更大的满足。
在这里我几乎只能通过报纸，有时也通过信件，来同生活接触。如果我的日记从形式上能够像期刊的评论，那倒不错。但并不是办报人本身使我感兴趣，而是通过报刊歪曲反映出来的更深刻的社会力量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我自然不会预先就用这种形式来限制自己。日记的长处，唉，也是仅有的长处，恰恰在于它可以不受任何写作的责任或规则的限制。
1935年2月12日
丘巴尔从哈尔科夫调到莫斯科当时是悄悄进行的，我现在甚至难以回忆起这到底是什么时间的事。不过这项调动是有政治意义的。丘巴尔作为莫洛托夫的“副手”［俄文эаместитель既有“副手”的意思，也有“取代者”的意思。］，迟早要把莫洛托夫排挤掉。另外两名副手鲁祖塔克和梅日拉乌克，不是这样：前一个地位已经下降，而且开始懒散慵惰，后一个在政治上又太微不足道了。不管怎么说，莫洛托夫在3名副手的监管之下生活，正在盘算末日何时到来。
再也没有什么货色比一个正在积累的小资产者更加令人厌恶的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地观察过这样的家伙。
1935年2月13日
恩格斯，毫无疑问，是伟大人物行列中最为优秀出众，最为完美无缺，在品格气质上最为高尚可贵的少数人之一。重塑他的形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同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在普林基波时，我曾从事一本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的写作，素材都烧掉了。未必会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能把关于列宁的书写完也就很好了——然后可以转而写作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书——关于瓦解中的资本主义。
基督教创造了耶稣的形象，目的在于使不可着摸的万能之主具有人的特点，更加贴近凡夫俗子。站在奥林匹克神马克思身旁，恩格斯更加“人化”，更加贴近普通人；他们两人是多么和谐地相互补充；准确点说，恩格斯是多么自觉地去补充马克思，尽自己终生之所能消耗自己去补充马克思，把这看做为自己的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丝毫没有作牺牲的影子，而是始终如一，永远乐观愉快，一贯高出于自己的环境和时代，具有广阔的智力兴趣，从不冷却的思想炉灶之中总是燃烧着真正的天才之火焰。在日常生活方面，恩格斯总是比马克思更能赢得好感（但这无损于马克思）。记得，我在自己的军用列车上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之后曾把自己对于恩格斯这个人物的赞赏心情告诉列宁，意思是说：在同巨人马克思交往的背景下，忠实的弗雷德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地，却获益多多。列宁兴奋而热切地，我应当说，欣然赞同这一看法：他热爱恩格斯，正是因为恩格斯的天性和丰富的人情味。记得当时我们颇为动情地一起注视着少年恩格斯的照片，发掘着存在他身上的，后来在其一生中大大发扬光大起来的那些特性。
当你读够了勃鲁姆们、波尔－弗尔们、加香们、多列士们平淡无味的作品，从而吸满了琐事细节、放肆无礼、卑躬屈膝、粗俗无知的细菌时，没有比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他们相互间的通信，以及他们同别人的通信）更能够使人顿感清新舒畅的了。以嘲讽挖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暗示、对个人的评价，有时是难以置信的，但却始终是深思熟虑的准确精当的，充满着多少深刻的教益、清新的智慧和山野的清风。他们自始至终生活在顶峰之上。
1935年2月14日
恩格斯的预测始终是乐观向上的。它们往往超前于事态此后发展的实际进程。但是，总的说来，不烧毁若干中间阶段（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历史的预测是可以想象的吗？
归根结蒂，恩格斯始终是正确的。他在致威什涅威茨基夫人[1]的几封信中就英国和美国发展所说的，历经40～50年之后，直到战后年代才完全得到验证，但却是多么充分有力的验证！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中有谁哪怕稍稍预见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当前的局面？劳合－乔治们、鲍德温们、罗斯福们，更不用说麦克唐纳们了，和年事虽高但眼睛明亮、具有远见卓识的恩格斯相比，就是今天也仍然显得（今天甚至比昨天更加显得）像一些瞎了眼的黄口小儿。所有这些凯恩斯们的脑袋是多么冥顽不化，竟然宣告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已告破产。［……］
夜里1点。我很久没有在这样晚的时间写作了。我已经几次试着躺下睡觉，但是愤怒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把我从床上掀起。
在霍乱流行的年代，愚昧无知、惊慌失措又被激怒了的俄罗斯农民曾杀死医生，焚烧药品，捣毁霍乱隔离病房。难道迫害“托洛茨基分子”，把他们驱逐出境、开除出党，以及告密出卖而且是在部分工人支持下进行的，不正像是绝望无告的农民在毫无意义地任性发作？但是，这一次发作的却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充当调唆者角色的又是工人政党的“领袖们”。打手只是一小批人。群众惶惑不解地注视着，惟一知道病因和药物的那些医生们正在遭到殴打。
1935年2月15日
《时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一篇很表同情的电讯，说及对集体农庄庄员，特别在私人饲养大小牲畜方面的新的优惠规定。看来，正在准备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继续作出让步。目前的退却能够在哪一条线上停止下来，暂时还难以预料。退却本身是由前一时期官僚主义的宏伟幻想造成的，这是事先不难预见的。从1929年秋天开始，俄国反对派通报就曾对集体化的冒险主义做法敲过警钟。“在步履严重失调的状态中蕴藏着在最近的将来必然发生危机的因素。”后来看到了：宰杀牲畜、1933年的饥荒、无数人惨遭牺牲、接连不断的政治危机。现在则是全速退却。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又开始去砍杀他左边的所有的人。
革命就其本性而言常常不得不去夺取比它所能坚守的地方更大的范围：当有地方可退时，退却才有可能。但是这条总的法则决不能用来为全盘集体化作辩解。全盘集体化之所以不合理，并非群众自发施压造成的，而是官僚机构盘算错误造成的。不是根据生产和技术资源的状况来对集体化作出调整，不是根据实际经验来扩大集体化的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吓坏了的官僚们开始用鞭子把吓坏了的农民驱赶进集体农庄。斯大林的经验主义和才智不足，在他对于全盘集体化的阐释中最为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出来。然而，对于如今的退却不作任何阐释。
《时报》2月16日说：“我们的议员准备埋葬经济自由主义。莫非他们竟没有看到，这样做他们也就是在给自己准备葬礼？因为如果说经济自由注定要灭亡，那么议会也必然要随着它们走进坟墓。”
这话多么精辟！《时报》的“理想主义者们”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签字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议会民主制无非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竞争体制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和它一起存在，也将和它一起消亡。但是，被迫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来的话却使《时报》的政治立场比之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立场来更加强大有力，后者想赋予民主制以“其他的”经济内容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空谈家并不懂得，政治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恰如罐头食品与铁皮包装罐之间的关系。
结论：议会民主制如同自由竞争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问题仅仅在于，谁将成为继承人。
1935年2月17日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样一名受过相当教育并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他竟日复一日地眼看着他这名老医生的一位亲人在一些庸医和走方郎中的治疗下濒临死亡，而只要遵守起码的医疗规则这个人即可得救。这几乎是我如今眼看着法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罪恶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是自命不凡？不是，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自信。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与蹲监狱并无不同：关在房子里和院子里，会见的人不比探监时更多。近几个月来固然装起了TSF无线电收音机，但是要知道，现今就是在某些监狱里也有了收音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法国当然没有）。几乎只听音乐演奏，如今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相当显著的地位。我听音乐经常是浮光掠影而已（音乐有时有助于写作，有时则有妨碍——总的可以说，有助于构思纲要，但妨害细致地完善加工）。娜塔利娅总是十分投入和精神集中地听。现在她正在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
TSF提醒我们，生活是那样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又给予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极端经济而又轻巧淡然的表现。总之，收音机对于监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真是监狱一般的环境。
1935年2月18日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3年多时间和斯大林一起共同密谋反对我以后，参加到反对派一边来了。他们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并非多余的警告。
“您以为，斯大林现在正在寻思怎样来反驳您？”加米涅夫在论及我对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的对华政策、对英国政策等等进行批评时大致这样说“您错了。他想的是怎样来消灭您。”“？”
“从精神上，如果可能，也从肉体上。污蔑诽谤，策划军事密谋，还有，一旦准备好土壤，则进行恐怖活动。斯大林在与您不同的另一个层面作战。您的武器对付他是无效的。”
另一次，也是加米涅夫对我说：我通过以前的工作，通过共同的流放，和通过在“三驾马车”中的合作，对他（斯大林）了解得太透彻了。我们刚一同斯大林决裂，我和季诺维也夫就拟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其中声明：一旦我们“意外”死亡，应当认为斯大林是罪魁祸首。这份文件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劝您也这样做。
季诺维也夫曾经有些愧疚地对我说过：“您以为斯大林没有讨论过从肉体上消灭您的问题？考虑过，而且讨论过。是同一个想法制止了他这样做：青年们会要他本人对此承担责任，并报以恐怖行动。因此，他认为必须分化反对派年轻骨干。但是，有备无患。请您采取必要的措施。”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说斯大林（其实他自己和季诺维也夫在此前一个时期内也是这样）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和使用另一类武器进行斗争的，他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的可能性本身之所以得以存在，则是因为一种完全独特的、独立的苏维埃官僚系统已经形成。斯大林力求把权力集中在官僚体系手中，并把反对派从官僚的队伍中排挤出去；而我们则正在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从而使自己与官僚体系的保守主义和追求安宁、满足和舒适的企图对立起来。在世界革命长期低落的情况下，官僚系统的胜利，即斯大林的胜利，是预先注定的。被漫不经心和头脑愚笨的人们归功于斯大林个人力量（充其量也只是他的异常的狡诈而己）的那些结果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力量的进程之中。斯大林只不过是革命第二章的半昏迷状态表现，它的醉酒状态。
当我们在阿拉木图（中亚）居住时，曾有某一个苏联的工程师来找我，似乎是他自己主动要来，而且本人同情于我。他详细问及生活条件，深表痛心，并十分小心地顺便提到：“您不认为有可能采取某种步骤求得和解吗？”显而易见，这名工程师是被人派来探口风的。我大体按这样的意思给予回答：现在根本谈不到和解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斯大林不可能采取和解的做法，他不得不沿着官僚机构为他设置好的道路一直走到底。
“这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会很糟糕，”我回答说，“斯大林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结束此事。”
我的来访者不禁抽搐了一下，他显然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很快便走了。
我想，这次谈话对于作出将我驱逐出境的决定起了重大作用。很可能斯大林早就想这样做，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对。现今他获得了有力的论据：托洛茨基自己声称，冲突要一直发展到流血的结局。驱逐出境，这是惟一的出路！
斯大林用来证明必须将我驱逐出境的理由，我早在俄国反对派通报上予以披露了。
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关注为何未能阻止斯大林这样做？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对他而言，关于力量的观念是同关于机关的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在事先已能保证由他最后作出定论时才开始公开进行论战。加米涅夫讲的是真话：他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作战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于纯粹的思想斗争的危险估计不足。
1935年2月20日
1924～1928年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把他们日渐加强的活动指向我的秘书处。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个小小的“机关”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我未能很快理解到有人对我的一小批工作人员（5～6个人）存在的那种迷信般的恐惧情绪的原因。一些由自己的秘书代为起草演说和文章的高层官员们真的以为，排除了对手的“办公室”便能使其解除武装。关于我的工作人员的悲惨遭遇，我当时曾经在报刊上加以叙述：格拉兹曼被逼得自杀，布托夫死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中，布柳姆金被枪决，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遭流放。
斯大林没有料想到，没有“秘书处”我仍能进行系统的文字工作，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有助于建立新的“机关”。可见，甚至连某些很聪明的官僚在某些问题上也显得令人难以理解地欠缺才智！
在又一次侨居国外的年代里，我大量从事著述和通信，这样又在各国和世界各地促成了数以千计的自觉而积极的志同道合者出现。为建立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斗争也间接打击了苏俄的官僚体系。于是经过长期间歇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反托洛茨基运动的时期。如果能够收回把我驱逐出境的决定，斯大林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举行“公开”审判的情景多么诱人。但是，过去的事不能挽回。不得不寻找审判之外的别的办法。无庸置疑，斯大林正在（按照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警告中提到的意思）寻找这类办法。但是，被揭露的危险实在太大：自基洛夫事件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对斯大林的卑劣伎俩的不信任感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诉诸恐怖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白卫组织的配合下，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其中派有许多间谍，或者利用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找到他们也并不困难）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一种是战争迫在眉睫，一种是斯大林本身的地位急剧恶化。当然，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我很难说清，这类恐怖行动会对第四国际形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会将第三国际置于死地……
只要活着，就能看到。我们看不到，别人也会看到。［……］
1935年3月7日
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7～8月联席全体会议的记录中（似乎正是在这一批记录中），人们（能够接触这类秘密记录的人们）可以看到玛·乌里扬诺娃为斯大林进行辩解的特别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列宁在第二次发病前不久中断了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纯属个人原因；（2）如果列宁不是把斯大林看做一个革命者，那列宁就不会向他提出只有向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提出的那种请求。声明中有意识地没有讲明的话，涉及一个十分重大的情节。我想在这里把它记下来。［……］
在我的自传中讲到过，斯大林在列宁患病的第二阶段（在第二次发作之前）力求把他隔离起来。斯大林以为，列宁已经不会再好转了，因此千方百计妨碍他书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斯大林力图阻止印发列宁关于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官僚机构，也就是首先同斯大林的派别作斗争的文章。）克鲁普斯卡娅是病中的列宁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于是便开始迫害克鲁普斯卡娅，而且采用最粗暴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了冲突。1923年3月初（好像是5日），列宁写了（口授）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表示要断绝一切私人的和同志的关系。由此可见，冲突的起因完全不是私人性质的事，而且列宁也不可能有私人的……
乌里扬诺娃在书面声明中提到的究竟是列宁的什么请求呢？当列宁感到自己的病情再次恶化时，在2月份或3月的最初几天，他找来斯大林，向他提出了极其坚决的请求：给他弄毒药来。由于害怕自己再次失去语言能力而成为医生手中的玩具，列宁想自己成为个人今后命运的主人。他曾经对于表示宁愿“join the majority”［英语，意即死去］而不愿作为废人活着的拉法格表示赞赏，并非偶然。
玛·乌里扬诺娃写道：“这样的请求，只有向一个革命者才能提出。”……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坚定的革命者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然而，要向他提出这样一个特殊的请求，只具备上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列宁显然认为，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者中，斯大林是不会拒绝给他弄毒药的一个。不应忘记，提出这项请求是在宣告最后决裂的几天之前。列宁了解斯大林，知道他的打算和意图，以及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和他因预期列宁不能再好转而采取的行动。列宁是在这种条件下问斯大林要毒药的。有可能，这样做［……］，除了主要目的以外，也是为了考验斯大林，以及考验医生那牵强的乐观态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没有按这一请求去做，而是将此事转告政治局。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医生仍然继续认为有希望痊愈），斯大林则避而不谈……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向我转述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他缺乏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在遗嘱中表达的实质上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更谨慎一些。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直到如今才充分展现出来。谎言、伪造、作假，拼凑假案等等做法达到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规模，而且正如基洛夫案件所表明的那样，又直接威胁着斯大林的政权。
1935年3月9日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就其对古代俄罗斯的感觉的纯真自然而言。当然，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阿·托尔斯泰完全是在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上培养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无庸置疑，恰恰是革命——根据反差法则——教会了他（也不是一个人）特别敏锐地感觉到古代的俄罗斯，包括它的始终不变的、充满野性的、未加装饰的独特之处。革命还教会了他某些更多的东西：在意识形态观念、幻想、迷信的背后寻找出各个社会集团及其社会代表人物的朴素的切身利益。阿·托尔斯泰以极高的艺术洞察力揭示出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各种思想冲突的物质内涵。于是，描绘个人心理的现实主义便由此而上升为社会的现实主义。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直接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成就。
莫里亚克——一个我不熟悉的法国小说家、“院士”，有关他的介绍不多——不久前写过或者说过：当苏联创作出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新的长篇小说时，我们就会承认苏联。看来，莫里亚克是用这条艺术的、唯心主义的标准，来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唯物主义的标准相抗衡。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矛盾。12年以前，我在自己所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
“成功地解决起码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是对每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高检验。”
但是，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无论如何还不能被看做是新时代的“精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正式列入“无产阶级艺术”范围（在彻底消灭阶级时期！）的那些长篇小说，还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当然，这并没有“吓唬人”的意思。为了使全部社会基础、道德、观念的彻底变革能在新的轴心上产生艺术结晶，那需要时间。艺术始终落后于新的时代。而宏大的艺术门类——长篇小说，更是特别步履迟缓。
当前还没有新的宏大的艺术，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这一点，如上所述，不应当也不会“吓唬人”。但是，按照官僚的命令而令人生厌地假造新的艺术则是可怕的。企图对艺术发号施令的现今“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前后矛盾、弄虚作假和愚昧无知，排除了进行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因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是真诚。旧工程师倒还可以不心甘情愿地生产涡轮，正因为不是心甘情愿地工作，涡轮可能不会是第一流的，但他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心甘情愿就不可能写出诗歌来。
阿·托尔斯泰退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时代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艺术自由。
1935年3月10日
我仔细地翻阅了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经济计划的各种文件。思想多么贫乏！但又仓促地用官僚主义的华丽词章加以掩饰。而且在老板面前又是多么令人屈辱地表现了懦弱卑怯！这些改良主义者不是在向工人说话，呼吁他们挺身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是在向老板倾诉，以便让他们相信，计划实质上是保守性质的。
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任何“计划”，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经济计划应提出的不是代数公式，而是确定的算术数值。当然也根本谈不到这一点：要编制这样的计划，必须自己成为主人，也就是说，要手中掌握有所有基本的经济要素，而这只有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才能做到。
但是，就是若奥一伙的代数公式，也简直会让人们对其中显现出的毫无内容和模棱两可而大感震惊，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老爷们全神关注的惟一目的的话。那就是：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工团主义改良主义破产的事实上引开。
1935年3月21日
春天了，阳光灼人，紫罗兰盛开已经有10天了，农民在葡萄园里忙碌着。昨天听波尔多来的瓦里基利亚谈到半夜。规定了两年制的兵役期限。德国在增强军备。正在准备新的“最后一次”战争。农民平静地砍掉葡萄的藤蔓，在两行葡萄之间的地块上施厩肥。一切正常。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写文章反对两年兵役制，而为了造成声势，动用起最大号的铅字。可是在心灵深处，“领袖们”希望，一切总能过去。这方面也是一切正常……
但这种正常秩序毕竟是在无可挽回地挖自己的墙脚。它必将可耻地崩塌……
1935年3月22日
在挪威，几天以来是工人党掌权。这在欧洲历史的进程中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在我的生活进程中……至少，出现了签证的问题。
只是在1917年从纽约去彼得堡途中路过挪威——我对这个国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对易卜生倒记得更多一些；年轻时写过有关他的文章。
1935年3月23日
费定在长篇小说《攫取欧洲》中——这部长篇小说从文学上说写得不够深刻，常有矫揉造作之处——指出了一点：革命教会了（或者迫使）俄罗斯作家更加仔细地注视那些反映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社会依附关系的各种事实。正常的资产阶级的长篇小说都有两层楼：只有在二层才有感觉的体验（普鲁斯特！）；地下一层的人们刷靴子和倒夜壶。关于这一切在小说中讲得不多，这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主人公不断叹息，女主人公呼吸着空气，也就是说，他们也完成着其他的功能：应当有什么人跟在他们后面打扫收拾。
记得我看过一本路易斯的长篇小说《阿穆尔和普叙赫》（一部异常虚假和庸俗的文字垃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结尾竟是由令人无法忍受的克洛德·法雷尔续写完成的）。路易斯把仆人们安排在某一个阴暗的地方，这样相爱中的主人公们永远看不到他们。对于相爱中的无所事事者和他们的艺术家们，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
实质上费定的注意力也集中于二层楼上的人们（在荷兰），但是他在努力地——尽管是一带而过地——展示出司机和金融巨头、水手和船主之间关系的心理状态。他并不曾有什么新的感悟，但毕竟对于现代社会借以建立的那种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角落作了描述。十月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还要到将来才能显现！［……］
1935年3月25日
只有在记述了［……］关于娜·的事件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前面几页中我记的并不是私人日记，而更像是政治和文学日记。其实，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从实质上说，正是政治和文学构成了我个人生活的内容。只要把笔拿到手上，思路本身就自然而然地驶向政治性陈述……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特别是在55岁的年纪。
顺便记起，一次列宁（重复屠格涅夫的话）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您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罪孽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答不上来。“年龄超过55岁。”列宁自已没有能活到这个“罪孽”的年龄……［……］
拉柯夫斯基实际上是我同老一代革命者之间的最后的联系。在他投降以后，再也没有剩下谁了。虽然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已经中断——由于信件检查的原因——自从我被驱逐出国之时起，拉柯夫斯基的形象似乎仍然是同老战友们之间的象征性的联系。现在再也没有谁留下了。在一起共同交流思想、共同讨论问题的需要早就无法得到满足。不得不同报纸进行对话，也就是说通过报纸同事实和观点进行对话。不过我仍然认为，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尽管分量极端不足，而且十分零碎片段——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更加重要，比国内战争时期等等更加重要。
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想这样说，1917年如果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只要有列宁在和有他的领导。如果列宁那时不在彼得堡，而我也不在，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一定会阻止其发生（对这一点我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彼得堡，那我未必能应付得了布尔什维克上层分子的反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早在1917年5月就会展开，革命的结局就会成为问题。但是，我重复一句，只要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反正一定会取得胜利。关于国内战争总的来说也可以这样讲。（虽然在国内战争初期，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失守期间，列宁曾经颤抖了一下，表示过犹豫，不过这无疑只是短暂的情绪，而且除了对我以外甚至几乎没向任何人承认过。）
因此，即使对于我在1917～1921年期间的工作，我也不能说我的工作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且是就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在这种想法中并没有丝毫的傲慢自大。两个国际遭到覆灭的事实提出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但是这两个国际的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绝对不能胜任此事。我个人遭遇的特点使我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来面对这个问题。超越第二第三国际领袖们之上，以革命的方法来武装新的一代，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完成这项任务。而我又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屠格涅夫的看法），即最大的罪孽是活过55岁。我还必须至少进行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才能保证前后的继承性。
1935年3月27日
1903年，为了给《火星报》募集经费，曾在巴黎上演高尔基的《底层》。人们试图让娜塔利娅扮演一个角色，这差不多是我的倡议：我感觉她能很好地、“真诚地”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不行，角色让给了别人。我感到惊奇和懊丧。直到后来我才懂得，娜·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扮演”。她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整个一生，以及不论情况如何（而我们经历的情况不少），她始终如一地是她自己，不允许外界环境影响她自己的内心生活。
今天我们散步——登山……娜·累了，她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坐到了干的落叶上（地面还是潮湿的）。她很能走路，至今走路不累，而步履轻快得像年轻人，如同她整个体型一样。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心脏有时不好——她工作得太多，太专注（她干什么事都是如此），结果今天登山上陡坡时有所发作，娜·一下子坐下，看来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表示歉意地笑了笑。我顿时为青春感到惋惜，为她的青春感到惋惜……一次夜间我们从巴黎的歌剧院手牵着手跑回加桑迪路46号，作为步行练习……那是1903年，我们两人加起来46岁，娜·当时看来简直是更加不知疲倦。有一次我们一大群人在巴黎郊外游玩，走近一座桥梁。陡峭的水泥桥墩从很高处降低下来。两个小男孩从桥的护墙爬上桥墩，从上面看着行人。娜·突然沿着陡峭而光滑的桥墩斜坡向这两个男孩走去。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以为，是不可能走上去的。但是，她穿着高跟鞋以谐调匀称的步伐，脸上带着笑容走向两个孩子。他们期待地等着她。我们全都紧张地停了下来。娜·不看我们走了上去，和孩子们说了一回话，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没有多用一点不必要的力气，没有多做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当时也是春天，阳光和今天一样明亮地照耀着，而今天娜·突然一下子坐到了草地上……
“现在没有任何手段能防治此事……”恩格斯这样论及年老和死亡。按照这条无可更改的弧线，在生死之间安排着人一生的事件和感受。这条弧线便是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这条弧线，那么不仅没有老年，也不会有青年。老年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积累着经验和智慧。青春之所以如此美好，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老年和死亡。也许所有这些思想是由于电台转播了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
1935年3月29日
应当说一下，国家政治保卫局怎样从我的档案库里偷走文件的。不过，这不必着急……
1935年3月30日
“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臭不可闻的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当然，这是从《真理报》摘引来的。没有提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也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人：“合在一起”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公爵！在这则消息中有某种无比蠢笨的东西，而在蠢笨之中又有某种命定不可避免的东西。只有历史注定要灭亡的集团才会如此堕落和愚蠢！
与此同时，这种蠢笨行为的耀武扬威的架势，又证明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情况存在：（1）他们有什么不妥当之事，而且是很不妥当之事；这种“不妥当”又位于官僚系统自身内部深处，甚至就在上层统治集团之中；把渣滓和败类合在一起，目的在于对付第三种人，他们既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也不是公爵们，很可能是为对付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体系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倾向；（2）正在策划某些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新的实际步骤，以便对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某些更加接近的和更加亲密的敌人的打击作准备。可以设想，正在准备某种新的“苦迭打”，以求从法律上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这种苦迭打能够表现为什么呢？总不至于是王位吧！莫非是“领袖”的终身称号？但这太会让人想起“元首”来了！波拿巴主义的“技术”问题，看来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困难。正在准备某种新的阶段，对这一新阶段来说，暗杀基洛夫只不过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935年3月31日
真是奇闻！……苏联历史学家弗·伊·涅夫斯基[2]比之其他的许多苏联历史学家，既不坏些，也不好些：粗枝大叶，漫不经心，刻板守旧，但是又带有一些天真幼稚，这一点在“有意识”地捏造事实的大背景下却显得颇为真诚。涅夫斯基不属于任何一个反对派。尽管如此，他还是长期受到迫害。为什么呢？且看原因之一。在自己所著，于1924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历史》中（在著作评述中），涅夫斯基指出：
“诸如康斯坦丁·莫洛托夫的小册子《论党史》之类的书籍，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直接带来危害，其错误竟多到这样的程度：仅这本书的39页内容中我们就发现了19处错误！……”
在1924年，涅夫斯基不可能知道，莫洛托夫的命运之星竟会升得如此之高，而小册子中的“19处错误”并不足以妨碍它的作者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看来正是莫洛托夫通过他一度（很早了！）在其中为所欲为的组织局迫害了可怜的涅夫斯基……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莫洛托夫的这颗星已经发暗，而谁又知道，涅夫斯基关于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学无术的话，也许还会使惨遭厄运的历史学家获得更大的荣耀。真是奇闻！……
1935年4月2日
艾登在莫斯科的谈判，以广为传播的外交公告的形式宣告结束，其中包含有相互承担义务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和福利的内容。在去华沙的路上，艾登立即强调说明，这不仅是英国对苏联承担的义务，也是苏联对英国承担的义务。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印度、共产国际、“苏维埃”中国。那么，在这些方面莫斯科作出了哪些承诺呢？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可以验证克里姆林宫所承担义务的性质。代表大会没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谈判之后，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代表大会有可能召开吗？
归根结蒂，如果斯大林保证悄无声息地取消共产国际，那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倒有极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义务又明白无误地证明，苏联官僚体系已经同世界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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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又进入发病状态。身体虚弱无力，有轻度的寒热，两耳轰鸣。上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亨利·莫里尼埃正好在当地的行政长官那里。地方长官询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生了病，他确实惊慌得大叫起来：“这非常令人不快，非常令人不快……如果他死在这里，我们便不能用假姓名来掩埋他！”各人有各人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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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收到巴黎的来信。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的我的前妻，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国外已经收到她发自托博尔斯克的明信片，她是在去西伯利亚以远地区而路经此地的。小儿子谢廖沙在工学院任教授，它的音讯也已中断。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他周围传播着一些令人担心的谣言。看来，他也从莫斯科被流放到外地了。我不认为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近几年来会表现出什么政治上的积极性：上年纪了，又有3个孩子要照看。《真理报》几个星期以前在一篇论述同“残余”和“渣滓”作斗争的文章中，用通常的流氓方式，提到了亚·李·的名字，不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给她安的罪名是：对一批似乎是林学院的大学生——在1931年！——造成过有害的影响。《真理报》揭发不出以后的任何罪行。但是，提到了名字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也要准备好接受这方面的打击。
普拉东·沃尔科夫，已故季努什卡的丈夫，在流放地又一次被捕，发配去了更远的地方。谢武什卡（外孙），普拉东和季娜的儿子，8岁，不久前刚刚从维也纳来到巴黎。在他母亲生前最后一段时期内，他在柏林和母亲在一起。当谢瓦在学校时，她自杀而死。他们迁到大儿子和儿媳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由于法西斯制度明显逼近，他们不得不仓促离开德国。他们把谢武什卡送到维也纳，以免重新学习语言。由老朋友们把他安排进了学校。在我们迁来巴黎和奥地利发生反革命动乱以后，我们决定把孩子接到巴黎来，交给大儿子和媳妇。但是，7岁的谢武什卡怎么也拿不到签证。在交涉奔忙中，好几个月过去了。直到不久以前才得以把他接来。在维也纳停留期间，谢瓦把俄语和法语完全忘了。当他5岁时随妈妈来普林基波看我们时，他讲一口多好的俄语，一口莫斯科腔调！在那里的幼儿园里，他很快学会了法语，以及一些土耳其语。在柏林又转学德语，到了维也纳完全成了德国人。现在，在巴黎的学校中，他又转而讲法语。他知道母亲的死，也不时询问“普拉托沙”（父亲）的情况，对于他来说，父样［疑为“父亲”——录入者注］已经成了神话。
小儿子，谢廖沙，与大儿子相反，而且部分地也是为了直接和他对立，从12岁起就脱离政治而不再过问政治：从事体操运动，醉心于马戏，甚至一度想当一名马戏演员，后来学习技术课程，工作很努力，当上了教授，不久前还和别的几个工程师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发动机的书。如果他确实遭到流放，那绝对是有人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理由！
至于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谢廖沙结婚很早；他和妻子一起在一个房间里住了几年，这是我们迁出克里姆林宫后所住最后一套住所中留给他们的。1年半以前，谢廖沙和妻子离了婚；但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他们继续一起生活直到最后的日子。看来，现在只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得以使他们分手，各奔西东……也许，连廖利娅也被流放了？这不能排除！
1935年4月3日
我显然对于有关“托洛茨基分子渣滓”的声明（见3月30日所记）的直接实际意义估计不足；“行动”的矛头这一次又指向我的一个个亲人。当我昨天晚上把大儿子从巴黎的来信交给娜塔利娅时，她说：“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流放他［谢尔盖］的，他们将拷问他，以得到些什么，然后将他消灭……”
看来，流放1074人是在针对反对派采取新的行动前有意安排的前奏。“伯爵、宪兵和公爵”只是混合配方的前一半，是它的基础。不过，最好还是更完整地摘引《真理报》上的一段话：
“针对敌人的阴谋，必须采取完全现实的措施。由于存在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轻信之风，由于对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而行动的反党分子和敌人采取机会主义的宽容态度，他们有时得以钻进我们的机关。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近日反党分子被揭露的事实、不久前发表的有关列宁格勒逮捕、放逐的审讯原沙皇官员的报道表明，有一批政治和刑事恶棍正在无孔不入地打进来。
不久前，莫斯科审判了一个骗子，名叫沙波什尼克，他到了许多城市，冒充工程师。一些傻瓜给他安排了工作，把国家财产托付给他，过了很久他才被揭露出来，关进监狱。再如另一个骗子和敌人克拉夫斯基，他又名扎格罗德尼，自称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会委员［疑为“委员会候补委员”之误——录入者注］。一伙傻瓜信以为真，使他得以混入选举委员会担任委员，在那里犯下了罪。在萨拉托夫边疆区，一名间谍利用一张可笑的伪造证件，担任起负责工作，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被揭露和处决。”（见3月25日《真理报》）
那么，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话指的是谁呢？指公爵们，还是托洛茨基分子们呢？《真理报》补充说，他们“合在一起”。至少，把一切人都罗列在一起，意思是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以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作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处置。这是绝对清楚的。
且看关于1074人的最初报道：
“近日来，在列宁格勒，因破坏居留规定和身份证制度的法令，逮捕和放逐了一批公民，他们是原先的贵族、沙皇官员、大资本家、地主、宪兵、警察等。其中：原公爵41人，原伯爵33人，原男爵76人，原大工厂主35人，原大地主68人，原大商人19人，原沙皇各部高级官员142人，原沙皇军队和白军的将军和军官547人，原宪兵队、警察署和暗探局高级官员113人。
部分被放逐者因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和为外国效力而受到检察机关的追究。”（见3月20日《真理报》）
在这一次还没有一个字提到托洛茨基分子，而关于“为外国效力”的活动暂时指的只是原“公爵和宪兵”。直到5天以后，《真理报》才向我们报道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他们“合在一起”行动！这种把不同事物糅合在一起的手段是多么拙劣。
1935年4月4日
对谢廖沙、亚·李·、孩子们的惊恐不安，把当前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窘困艰难”都推到了次要地位。昨天我对娜·说：“直到接到廖瓦最后一封信之前，我们目前的生活令人感到几乎是极其美好和宁静安详的……”娜·表现得非常勇敢，那是为我着想，但对所有这一切的痛苦感受要比我更加沉痛得多。
在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中，个人报复的动机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加米涅夫曾向我说过，他们3个人斯大林、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1923年（或1924年？）一个晚上在祖巴洛夫度过一天，一面喝酒一面“倾心”交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开始了反对我的斗争）。酒后他们在阳台上谈起了触动感情的题目：个人兴趣和爱好这样一类的话题。斯大林说：“最大的享受是：瞄准敌人，做好准备，尽情地报复，然后去睡觉。”
他对我的复仇感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可以说，身体上的打击是有的，但道义上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既没有放弃工作，没有“悔过”，也没被孤立；相反，开始了一个新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飞跃。这就是斯大林极度担忧的根源所在：这个野蛮人最怕思想，知道思想的爆炸性威力，也知道自己在思想面前软弱无力。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聪明，即深知就是今天我也不会同他交换位置：这种深感被刺痛的心理就由此产生。但是，既然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报复未能成功，而且显而易见也不会成功，那么剩下的只有运用警察手段对我的亲人进行打击了。毫无疑问，斯大林没有一分钟不在想对我策划暗害行动，但他又害怕承担政治后果：罪责必然无疑地会落到他的头上。对我在俄国的亲人进行打击并不能使他得到必要的“满足”，同时也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难道宣布谢廖沙“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工作？过于荒诞不经，也会过于直接地暴露出个人复仇的动机，对斯大林个人名誉的损失未免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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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承担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义务[3]
伦敦4月3日电。在不久前同艾登先生举行谈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生声明，他将莫斯科政府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决定通知了掌玺大臣。
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用于进行这种宣传的费用近几个月来日渐减少。”
这很像真话。李维诺夫——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早就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无利可图和极其有害的机构。在心灵深处斯大林是同意他的。资助经费逐日递减的细节是十分具有深意的：克里姆林宫给每一个党规定了一定的“清理”时期。当然，共产国际各支部即使在这个时期之后也不会消失，但必将大大收缩，并不得不根据新的预算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会出现人员的变动、离去、脱逃和揭发。共产国际的大部分“领袖”、记者和宣传人员都纯粹是卖干乳酪的人，卖夹肉面包的人：既然不付款，那就再也没有信用。
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右转，迫使斯大林竭尽全力向左面出击：这是预防反对派活动的保险措施。但这种保险措施是绝对无补于事的。苏联整个社会生活体制的变化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尖锐的政治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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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撰写关于列宁的书是十分困难的。思想怎样也无法集中到1893年。近几天来，天气骤然发生变化。虽然花园里面百花盛开，但今天下了雪，从清早就开始下，一片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后来融化了，现在又下了起来，但随即融化。天空是灰蒙蒙的，浓雾从山顶向山谷降落，室内既寒冷又潮湿。娜·带着沉重的心情忙着搞家务。
生活不是轻松的东西……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崇高的思想，使自己高出于个人琐事之上，高出于软弱胆怯之上，高出于种种背信弃义和愚蠢粗俗之上，就不可能在生活中不陷入意志消沉或厚颜无耻……
1935年4月5日
我们在这里收不到邮件。大部分邮件是遇有机会从巴黎（每月2次）捎来的，特急件则是通过中间人转寄，但也稍有迟误。现在我们正等待关于谢廖沙的消息——娜·等得更是焦急，她的内心生活完全处于这种等待之中。但是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消息并不简单。就是在更加平安的时期，同谢廖沙的通信也是如同摸彩票一般。我根本不给他写信，为的是不让当局对他借端兹事。只有娜·写信，而且只谈些生活琐事。谢廖沙的回信也是这样写的。常有很长一段时间收不到书信。后来突然一张明信片自天而降，通信又恢复一段时间。最近的一些事件（基洛夫被暗杀等等）之后，对国外通信的检查必然会更加粗暴凶狠。如果谢廖沙被关进监狱，自然不会让他向国外写信。如果他已经被流放，那么处境要好一些，但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流放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拉科夫斯基一家同外部世界完全断了联系。连一封信，甚至连一封近亲的信都没有收到。关于谢廖沙被捕的消息只有近亲才会写信来。但是，谁呢？看来，没有人……而且即使有些友好的人在，也不知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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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停了。从16时至17时我和娜·外出散步。天气宁静、温和，天空布满阴云，山间浓雾笼罩，空气中有一股粪肥的气息。“3月那时像是4月，而现在4月又像3月。”这是娜·说的。若不是娜·把我的注意力拉回来，我对以上景色几乎视而不见。她的声音击打着我的心。她的声音略带嘶哑。在痛苦之中，显得更加低沉深远，似乎是由灵魂直接说出来的。我多么熟悉这个充满柔情和痛苦的声音！娜·（经过很长间歇之后）再次谈起谢廖沙。“他们能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呢？要他悔过吗？但他并没有什么可悔改的。要他和父亲‘断绝关系’吗？……在什么意义上说呢？但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于是也就没有前途了。要把他关押多久呢？”
娜·回忆起，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这是1926年的事）在我们住所里坐着一个当时的朋友等待会议的结果。我和皮达可夫一起回来（他作为中央委员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万分激动的皮达可夫介绍着“事件”的过程。我在会上说，斯大林把自己彻底放到了党和革命的掘墓人的地位上。斯大林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根据惊慌失措的李可夫和鲁祖达克的建议，对我作出进行“斥责”的决定。谈到这里时，皮达可夫转向我用力地说：“他为此永远不会忘记您，不会忘记您，也不会忘记您的孩子们，甚至孙子们。”当时，关于孩子和孙子的话——娜·回忆说——感到极其遥远，更像是句习惯用语；但果然波及到孩子，甚至孙子们了：他们和亚·李·被迫隔绝开来，他们还有什么呢？而大孩子列武什卡，已经15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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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本性，它的深度和力量，是由它的精神储备所决定的。人一旦被迫脱离习惯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本性就会完全显露出来，因为到这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储备动用起来。我和娜·结合在一起已经33年了（三分之一个世纪），而我每到境遇悲惨的时候总是对她的本性的储备惊叹不已——是否因为力量已经衰竭，或者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非常想把娜·的形象留刻在纸上，哪怕铭记一部分下来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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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瓦转寄来一张亚·李沃夫娜已是从流放地发出的明信片。还是那种清晰的，略带稚气的笔迹，仍然没有抱怨的话语……
1935年4月9日
白党的报刊曾经十分热烈地争论过，是根据谁的决定把沙皇一家处死的……自由派似乎倾向于认为，是与莫斯科消息断绝的乌克兰执委会自行其是处置的。这是不正确的。决定是由莫斯科作出的。事情发生在国内战争中万分紧张的时期，当时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前线度过的，因此我关于沙皇家庭事件的回忆是不连贯的。下面把我所记得的记述下来。
在一次我短时间回莫斯科期间——我想是在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几周之前，我在政治局曾顺便指出，由于乌克兰局势紧急，应当加速对沙皇的审判。我建议举行公开的司法审判，以便把沙皇统治的情景全部展现出来（农民政策、工人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两次战争等）；要通过无线电（？）把审判过程向全国播发；在乡里，要每天宣读审判的报告和进行评论。列宁的反应大体是：如果能够实现，这倒是很好的事。但是……时间可能不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且据我记得，我们在政治局只有3～4个人：列宁、我、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好像不在，列宁在这一时期情绪相当忧郁，他不很相信能够把军队组建起来……我再一次来莫斯科已是叶卡捷琳堡失陷以后了。在同斯维尔德洛夫谈话时我顺便问起：
“那么，沙皇在哪里呢？”
“当然，枪决了。”他回答说。
“那他的家人呢？”
“家人也跟他一起。”
“所有人？”我问道，看来带着惊奇的口吻。
“所有的人！那又怎么样？”斯维尔德洛夫回答说。
他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没有作任何回答。
“是谁决定的呢？”我问。
“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特别是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之下。[4]”
我再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再过问。实际上，这项决定不仅是适宜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严厉的镇压措施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处决沙皇一家不仅对于恐吓、威慑敌人，打破敌人的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振奋自己的队伍，表明已经没有退路，前面不是彻底胜利就是彻底灭亡，对这一切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党的知识分子群中，很可能存在怀疑和否定的看法。但是，工人和士兵群众一分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别的决定。这一点列宁感觉得很清楚，他具有一种非凡的为群众思考和感觉以及和群众一起思考和感觉的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的政治转变问题上……
在《最新消息报》上我看到关于枪决、焚烧尸体等等的描述，那已经是在国外了。至于所有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我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来不曾对如何实施处决感过兴趣，坦白说，也不理解这会有什么兴趣。［……］
1935年4月10日
今天同娜塔莎一起上山散步时（天气几乎同夏天一样），我回想了就审判沙皇一事同列宁的谈话。很可能除了时间问题的考虑（“我们来不及”把大规模的审判进行到底，因为前线决定性的事件可能较早来临）以外，列宁还对沙皇一家人另有其他的考虑。通过司法审判程序，要想镇压沙皇全家当然是不可能的。沙皇一家是构成君主制核心的那项原则，即王位继承原则的牺牲品。
关于谢廖沙没有任何消息，也许不会很快有消息来。长时间的等待使最初几天的惊恐情绪有些麻木了。
※ ※ ※
当我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两处失守之间第一次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时，列宁的情绪消沉。“俄罗斯人太老好”，“俄罗斯人磨磨蹭蹭，笨头笨脑……”，“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我对他说：“要使坚强的革命核心成为部队的基础，他们可以从内部维持铁的纪律；还要建立一些可靠的拦阻支队，他们可以从外部同部队内部的革命核心一起发挥作用，不惜处决临阵脱逃者；要保证有懂行的军队指挥人员，但要派有带手枪的政治委员监督专家；要成立革命军事法庭和设置表彰个人作战英勇的勋章。”列宁的回答大体是：“这都正确，绝对正确，但时间太少了：如果行事过于陡急（这是绝对必需的），——我们党自己就会加以干扰：有人会大诉其苦，有人会到处打电话，有人会抓着一些事实进行干扰。当然，革命能够锤炼一切，但时间太少了……”当列宁通过谈话看出我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就全力支持我外出巡视，多方为之张罗，关心备至，一天来10个电话询问准备情况，要不要装一架飞机在火车上等等。
喀山陷落。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伤了列宁。我们又收复喀山。把辛比尔斯克也夺了回来。我去了趟莫斯科。列宁在哥尔克养病。斯维尔德洛夫告诉我说：“伊里奇请您到他那里去一下。想一起去吗？”我们去了。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接待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迫和热切地等着我。列宁情绪极好，身体看起来也很好。我感觉到他用某种不同的眼光看着我。他善于钟爱别人，如果这些人向他展示出某一个方面之时。在他的热切的关注之中就有这种“钟爱”的成分。他贪婪地听我讲述前线的情况，时而欣慰地，几乎是怡然自得地出着长气。“我们党赢了，”他说，突然，又转而用严峻、坚定的语调说，“既然我们能够在军队中建立起秩序，那也就是说，我们到处都能做到这一点。而秩序井然的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
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上汽车时，列宁和娜·康·站在阳台上（恰好在正门上方）——我又一次感觉到伊里奇用他那种略显腼腆的、眯着的目光看着我。可以看出，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突然警卫人员搬来几盆花，放到汽车上。列宁的脸因感到担心而阴暗起来。“您会感到不方便吧？”他问道。我没有注意到花，也没有理解列宁担心的原因。直到驶近莫斯科，这是1918年秋天饥饿而脏乱的莫斯科，我才感到极其尴尬：现时载着花驱车行驶合适吗？我这才理解了列宁的担心：他正是预见到了这种尴尬。他善于预见。
在下一次会面时我告诉他：“您上一次问起花的事，在会见忙碌之时我没能理解到您讲的不方便是指什么。直到进市区时我才突然领会了……像是个投机倒把的贩子？”列宁生动活泼地问道，并且温和地笑了。我再一次捕捉到他那种特别友善的目光，反映出他因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而甚感欣慰……在哥尔克会面的种种情景和细节都清晰无遗、细致入微地印入脑海而无法抹去！
我和列宁之间有过几次尖锐的冲突，因为每当我在重大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时，我总是要争论到底。这类情况许多人都清楚记得，后来也有不少人人云亦云地相互流传和写将出来。但是比这类情况多一百倍的事例是，我和列宁通过讲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而且我们的团结合作保证了一些问题毫无磨擦地在政治局通过。列宁对这种团结和合作是极为珍视的。
1935年4月11日
在最近一届工党政府成立之前，还在竞选期间，维伯夫妇，即悉尼·维伯[5]和比阿特里萨·维伯[6]，到普林基波来看我们。这些 “社会主义者”很乐于赞许斯大林在俄国倡导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他们有些幸灾乐祸地等待着美国爆发激烈的国内战争。但是，对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却仍然宁愿维护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为了给不愉快的事情（十月革命、阶级斗争的爆发、法西斯）让步，以及为了保持自己费边主义的成见和偏爱，维伯夫妇给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创立了一种社会发展“类型”论，并给英国从历史上安排了一种和平类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悉·维伯正准备从自己国王手中获得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以便以陛下大臣的身份来和平地改造社会。当然，比之对列宁的态度，维伯夫妇更接近鲍德温。我听维伯夫妇讲话时，感到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上的人，虽然他们学识非常渊博。固然，他们自己夸耀说，他们不属于教会。
1935年4月14日
3个社会主义的逃兵：墨索里尼、赖伐尔[7]和麦克唐纳各自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其中最微不足道和最没有才干的是麦克唐纳。他身上散发着某一种奴仆性格的东西。甚至当他同墨索里尼谈话时连动作手势都是这样（见报纸上的照片）。很能说明这个人特性的事是，在自己的第一届部长任内他忙不迭地给了莫斯利一个职位，而这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只是为了寻找飞黄腾达的捷径才在前不久参加工党的。如今这个莫斯利正在试图把古老明智的英国变成欧洲疯人院的一个分院。而且，即使不是他，只要法西斯在法国获得胜利，也会有别的什么人照样乐意地做到这一点。工党有可能上台的形势这一次将会强有力地推动英国法西斯的发展，并且总的说来能在英国历史上揭开一个和鲍德温们和维伯们的历史哲学观背道而驰的充满风暴的篇章。
1935年4月27日
关于谢廖沙的命运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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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莫斯科电中报道说，今年的五一节口号只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作斗争，而根本没有谈及右翼反对派。这一次的向右转将走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远，比斯大林所预见到的会远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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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期（第43期）我出版的俄国反对派通报上，我未免惊讶地看到一则注记：出版第7年。这就是说，第三次侨居国外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第一次为时2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长达10年（1907～1917年），第三次……第三次会持续多久呢？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侨居国外期间（直到战前），我自由地遍游欧洲，并且毫无阻碍地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的报告。只有在普鲁士才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在德国其他地区警察大都宽大为怀。至于欧洲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巴尔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我旅行用的是一份十分可疑的保加利亚护照，但似乎仅仅只检查过一次，那是在普鲁士边境。那时还真是自由自在的时期！在巴黎的公开集会上，俄国侨民的不同派别就恐怖行动和武装起义问题论战到半夜和后半夜……两名法国警察站在街上，好像是舒瓦齐大道，110号，他们从来不进入大厅，也从来不检查进出的人。只有咖啡馆老板在半夜以后有时熄掉灯光，以便驱散过于放肆的激情——对侨民中的有害活动没有其他的监督。
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要强大和自信得多！
1935年4月29日
从最近的电讯知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仍将于5月在莫斯科召开！显然，斯大林已无法再取消或推迟大会召开了，否则就太丢脸了。也可能是因艾登的访问毫无结果和同法国的谈判存在困难，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用代表大会来“恫吓”当事人。唉！这次代表大会吓唬不了任何人！……
1935年5月4日
法苏协定得以签署。法国报刊的所有评论，虽然细节上存在差别，但都在一点上取得一致认识：条约的意义在于，它约束了苏联，不容许苏联同德国眉来眼去；我们真正的“朋友”仍然是意大利和英国，加上小协约国和波兰。苏联更像是人质，而不像是盟友。《时报》报道了5月1日莫斯科军队检阅的引人入胜的景色，但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评价军队的实力不是看检阅，而是看工业实力、运输水平、供应状况等等。
波将金同赫里欧互致贺电，开头是“我国的朋友……”。在国内战争初期波将金曾去过前线，显然是在接连不断的动员中的某一次被征召入伍的。当时斯大林坐镇南方战线，任命波将金为某集团军（或师？）政治部主任。在巡视期间我到过那个政治部。我第一次看到的波将金用异常低声下气和虚伪客套的词句致词欢迎我。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们都为之甚感尴尬。我几乎把波将金从桌子边上推开，不致答词而直接谈起前线的形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政治局在斯大林的参加下研究了南方战线工作人员的组成。讨论到波将金。我说：“是个讨人嫌的家伙。显然，根本不是自己人。”斯大林袒护他说：他在南方战线似乎曾把某一个师“引上东正教信仰”（即整顿好了纪律）。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期间对波将金略有了解，对我表示支持。他说：“波将金像雷斯涅尔教授，只是比他更坏。”这时我才似乎第一次得知，波将金也曾是教授。列宁问道：“那他究竟坏在哪里呢？”我回答说：他是沙皇廷臣！列宁看来是这样理解的，即我暗指的是波将金对斯大林的卑躬屈节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过。我指的只是波将金那篇对我的欢迎词。不记得我是否就这一误会作过解释……
1935年5月5日
TSF正在播放《蝴蝶夫人》。是星期天，只有我们两人在家：主人一家外出了，有的去做客，有的去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投票……街上驶过一群骑自行车的人，为首的唱着《国际歌》：看来是工人竞选宣传队。2个工人政党和2个工团主义组织都已经虚弱不堪，但仍然拥有历史惯性赋予的强大力量。社会过程，其中也包括政治的有机物特性，在危急时期，即当旧的“革命”组织尾大不掉，无法及时实行必要的转变时，就特别直接地表现出来。M．伊斯特缅等人关于革命工程师的说法荒谬无比——这些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设计图纸用现有材料制造出新的物质形式。而这种美国的机械理论竟被说成是比辩证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社会过程更加像是有机物（从广义上说），而不像机械。依靠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革命者，从思维和关注的类型来说，更接近于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而不像工程师（尽管美国人伊斯特缅对桥梁建造也只有真正儿童般的认识）。如同一名医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仍然应当依靠生命过程的自主机制……在目前法国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看起来像是一个宗派教徒，历史的惯性，其中也包括工人组织的惯性，是与他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正确性必定要显示，但是它可能以两种方式显示出来：通过群众及时转上马克思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方式，或者通过无产阶级被击溃的方式（这就是现今时代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1926年，当时我和娜·在柏林时，魏玛民主制国家还处于兴旺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早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是因为德共毕竟曾一度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但党本身却仍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我们用化名在亚历山大广场参观五一节游行。人群汹涌，旗帜飘扬，发表的演说令人振奋。人们不禁感到：要扭转此等汹涌大潮的方向是很难的……
但是，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个星期四的政治局会议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当时由莫洛托夫领导共产国际。此人不笨，很有性格，但才智有限，十分呆板，缺乏想象力，他不了解欧洲，不能阅读外文书刊。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弱点，他更加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他人则硬是予以支持。记得，鲁祖塔克有一次同我争论，试图修改我所作的《人道报》的一篇译文，说是“有倾向性”：他从我手里把报纸拿过去，用手一行行比划，颠三倒四，搞不清楚，又用厚颜无耻的办法进行遮掩。其他人则又一次予以“支持”。连环保被作为不可更改的法律规定下来（1924年通过秘密的特别决议，规定政治局委员保证任何时候都不公开相互进行争论，而在同我辩论时则一定相互支持）。我站在这些人面前简直如同面对一面严实无缝的墙壁。但这当然并不是主要的。在个别人的愚蠹无知、才智浅薄、顽冥不化、怀抱敌意的背后，甚至可以用手指触摸到这个特权帮派的社会特征，即一旦涉及他们的私利，就十分敏感，十分有洞察力，十分积极主动。德国共产党就整个地依附于这个帮派。局势的历史悲剧因素就在这里。1933年结局到来了：人数众多的德国共产党，由于已被谎言和伪造从内部蛀蚀一空，一遇法西斯的进攻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这一点莫洛托夫们和鲁祖塔克们却没有预见到。而这本来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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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的紧张工作以后病了，读了几部长篇小说。［……］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俄罗斯短篇小说《科尔希达》。作者看来是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派海员。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从技术上看要高出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对大自然的描写很精彩。看得出有一双海员的锐利的眼睛。在描绘苏联的生活时（在外高加索），常常像是被捆住胳膊的杂技体操演员。但是也有反映努力工作、勇敢牺牲、热情洋溢的动人场面。他写得最成功的，尽管令人惊奇，是那一个流落在高加索而被卷入共同工作的英国海员。
读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雅科夫·伊利英的《巨大的传送带》。这已是被叫做“无产阶级文学”的纯粹样板了，而且是不坏的样板。作者讲述了一个拖拉机厂的“故事”——从建造到投产。有许多技术问题和细节以及更多的有关争论。尽管仍然存在学生腔，但写得相当生动。在这部“无产阶级”作品中，无产阶级却远远站在一边的次要位置上，处于近景的是组织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以及机床。上层与群众的脱节现象贯穿着位于伏尔加河上的这部美制传送带的整个史诗。作者对于总路线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虔敬，对领袖们的态度也浸透了官方的崇拜之情。这些感情的真挚程度很难判断，因为它们具有人人必须遵守和强制推行的性质，正如同时对于反对派必须憎恨一样。在小说中，托洛茨基分子占有一定的位置，诚然是次要的位置，作者力求赋予他们以从《真理报》社论里抄袭来的观点。但是，尽管有人如此的蓄意精心安排，这部小说仍然有不少地方像是针对斯大林制度的讽刺作品。庞大的工厂尚未完工即投人生产：机床有了，但工人却无处住宿，工作未组织好，水源不够，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必须停工，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停工？那斯大林会说什么？！不是向代表大会提出过保证吗？令人厌恶的拜占庭主义取代了务实的考虑。结果是惊人的人力浪费和质量低劣的拖拉机。作者转述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降低速度？不行。那西方呢？”（1927年4月斯大林力图证明，速度问题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总之，降低上面规定下来的速度“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提出的指数是25，而不是40或75？提出的指数反正是达不到的，而力求接近它则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质量低劣，消耗工人的生命，浪费设备。这一切伊利英都看得很清楚，尽管作者表现了官方的虔诚……
某些细节令人吃惊。奧尔忠尼启则对工人说话（在小说中）用“你”相称，而工人回答他时则称呼“您”。整个对话都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而作者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传送带故事中最阴暗的一面，则是工人们，特别是只受到凡事均要服从教育的无产阶级青年，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而且一个个都看不出个性。对于一名反对接受过重任务的年轻工程师，党委向他提醒他不久前表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以开除相威胁。年轻的工人党员争论的题目是：为什么青年一代中间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一个人作出杰出的贡献？谈论者以混乱不堪的看法安慰着自己。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个调子：莫非是因为我们受到压制？于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我们不需要自由争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斯大林的指示”。党的领导——没有争论——那就是“斯大林的指示”，而“斯大林的指示”则不过是官僚用经验主义方法总结的经验。官僚永远不犯错误的教义扼杀了青年，使他们的神经浸透了奴隶主义、拜占庭主义精神、虚假的“领袖英明”。必定无疑有一些大人物在工作，也许静悄悄地待在某处。但是，给年轻一代涂上官方色彩的人们身上必然存在无法抹去的尚未成熟的印记。
1935年5月8日
老年是人生中最令人感到突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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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工人党政府似乎不可改变地应允发给签证。看来不得不使用这一份签证。继续留居法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且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是反革命势力不断取胜，还是革命运动顺利发展都一样。由于不可能把我驱逐到其他国家去，政府从理论上把我从法国“驱逐出境”，但又不敢把我遣送到某一个殖民地去，因为这会引起太大的风波，而且会提供给人始终不停地进行宣传鼓动的口实。不过随着国内关系的日益激化，这些次要的考虑就会被放弃，而我和娜·就可能移居某一个殖民地。当然，不是去条件相对舒适的北非，而是很遥远的某处……这将意味着一种政治隔离，比在普林基波更加严密得不知多少倍的政治隔离。在这种条件下，不如及时离开法国。［……］
挪威当然不是法国：语言不通，一个小国，远离大路，邮件不能及时到达，等等。但毕竟比马达加斯加要好多了。语言要学到能看报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挪威工人党的经验本身就极有价值，而在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前夕就更有意义。
当然，一旦法西斯在法国得胜，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堑壕”也支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当前形势下，能够谈到的也只是“喘一口气”而已……
在娜·收到的谢廖沙最近一封信中，他似乎不经意地写道：“总的形势看来极其严重，要比可能设想的严重得多……”一开始让人感到这是指个人的处境而言。但现在十分清楚，指的是基洛夫被害以后以及在与此相关的新的迫害活动浪潮以后（信是1934年12月9日写的），对于谢廖沙而言的政治形势。不难真正地设想到，他不得不经受的是怎样的处境：不仅在会议上和阅读报纸时，而且还在私人接触、交谈以及（无疑！）一些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徒和坏蛋的大量挑衅中。要是谢廖沙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怀有帮派情绪，所有严酷的感受也算罪有应得。但他完全没有这种内在的动机。这样他就会更加痛苦。［……］
1935年5月13日
皮尔苏茨基[8]死了……我从来没有和他本人见过面。但还在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1900～1902年），就听到波兰流放者对他的热烈反应。当时，皮尔苏茨基是（波兰社会党）的青年领袖之一，因此，从广义说，也是“同志”。曾经是同志的还有墨索里尼，还有麦克唐纳，还有赖伐尔……多么长的一串叛徒群像！［……］
1935年5月14日
皮尔苏茨基自愿充当列宁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案件的证人。皮尔苏茨基的弟弟也卷入同一案件（1887年3月1日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案），是被告人……
最近几十年中历史发展很快。其间，某些反动时期，特别是在1907～1912年期间，却似乎无休止地存在着……布拉格前几天庆祝了老民粹党人拉扎列夫的80岁生日……在莫斯科，活着的还有维拉·菲格涅尔[9]和其他一些老人。在沙皇俄国从事过最早的群众革命工作的人们还没有全部退出舞台……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已面临工人国家出现官僚主义蜕化的问题……不，我们当代的历史是按第三挡的速度运转的。可叹的只是，破坏有机体的微生物活动得更快。如果它们在世界革命取得新的大步进展之前把我打倒——而这极有可能——，在我死去的时候，我仍将对于我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的胜利充满不可动摇的信心。［……］
1935年5月17日
昨天报纸公布了关于赖伐尔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正式公告。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即惟一重要的地方是：
“他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忠于和平事业的政府，应当通过参与寻求保证这种和平的相互担保而表明自己和平生活的愿望。这首先要求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放松自己的国防。据此，斯大林先生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为使其武装力量保持相应水平而执行的国防政策。”
尽管我对于斯大林在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无视原则和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有足够的了解，但读了这几行文字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狡滑的赖伐尔很善于讨好这个徒慕虚荣而又才智有限的官僚。斯大林无疑因法国部长请求他对法国的武力作出评价而深感得意，因而泰然自若地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名字从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中单列出来以示突出。外交人民委员当然会由于如此公开而又狠狠地踢了共产国际一脚而狂喜不已。莫洛托夫也许稍感不安，但莫洛托夫又算什么？在他背后已经站着准备接替他的丘巴尔。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为官方的办报人，对什么都可以对“人民”作出解释……
但是，5月15日的报道不会不受到惩罚。问题过于尖锐，而背叛也过于赤裸裸了。正是背叛！……在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之后我曾经写道：这是第三国际的“8月4日”（1914年）[10]。有些朋友表示反对说：8月4日是背叛，而这里“只不过”是投降。问题也恰恰在这里，那就是：不战而降揭露出内部的腐朽，由此又必不可免地要发生进一步的蜕化。5月15日的公报已经是从完整意义上讲的背叛行为的公证性文件。
法国共产党受到一次致命的伤害。可怜的“领袖们”避而不采取社会爱国主义的公开立场：他们想慢慢地和不知不觉地把群众引向投降。如今他们背信弃义的阴谋已暴露无遗。无产阶级由此只会得到好处。新的国际的事业正在不断前进。［……］
1935年5月25日
今天收到廖瓦的信。和往常一样，信是用隐语写的。
这就是说，挪威政府发出了签证，该准备动身了。“Crux”指的是我。正如阿拉木图一位老工人所说：“不断乔迁之喜"。［……］
1935年6月1日
日子难过得真是度日如年。3天以前我们收到儿子的信：谢廖沙蹲在监狱里，如今这已不是猜想，即使是几乎真实可靠的猜想，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被捕，看来就在通信中断的时候，即12月未至1月初。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已经半年了……可怜的孩子……还有可怜的，我的可怜的娜塔莎……［……］
1935年6月8日
我收到一群爱丁堡大学学生（他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的建议，要我竞选校长。这个职务常常是“名誉的”，校长每3年选举一次，公布什么住址，还采取某些象征性的行动。在其他校长中提到的有：格莱斯顿、史密斯、南森、马科尼……只有在英国，也许现在只有在苏格兰，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要我竞选大学的校长。我当然友好地婉言谢绝了：
“我非常感谢你们向我提出的出乎意外的而又使我引以为荣的建议：提名我为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候选人。这项建议表现出来不拘泥于民族主义观点的态度，使爱丁堡大学学生的精神获得崇高的荣誉。你们自己说，即使英国政府拒绝发给我签证也不能阻止你们这样做，这使我更加珍惜你们的信任。但是，我仍然认为自己无权接受你们的建议。如你们在信中所说，校长选举是在非政治基础上进行的，而你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但我本人却持有过于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从青年时代起的全部活动都奉献给了使无产阶级从资本的枷锁下获得革命解放的事业。我并没有任何其他功劳，足以担任负责的职位。因此，我会认为自己不在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进入任何公众舞台，既会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背信弃义，也是对你们的不忠诚。我不怀疑，你们一定能找到更加符合你们大学传统的候选人。
衷心祝愿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将永远感谢你们。”
关于我们受到的打击，我日前有一次对娜塔莎说起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传记。不安分的大司祭和他忠实的大司祭夫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浪，一次陷入大雪之中，疲惫不堪的可怜女人一次次跌入雪堆。阿瓦库姆叙述道：“我走了过去，可怜的人对我抱怨说：‘大司祭，这样的苦难还要很久吗？’我说：‘马尔科夫娜，要一直到死为止。’她叹着气回答说：‘好吧，彼得罗维奇，再慢慢走一阵吧。’”
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娜塔莎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从来没有，现在，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抱怨，在这人们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
1935年6月9日
约翰·冯·赫耶诺尔特来到这里，带来了挪威工人党政府发出签证的消息。预定明天从这里动身，但是我不以为在两天之内能拿到从比利时过境的签证：轮船是从安特卫普启航的。可我们还是一面等待签证，一面收拾行装。显得异常匆忙……娜塔莎又要准备午饭，又要整理东西，又要帮助我收拾书籍和手稿，还要照顾我。至少，这使她稍稍摆脱谢廖沙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考虑。除了种种事情之外，还要加上我们没有钱了：我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党的事务，最近两个月又病了，一直没有好好工作。到达挪威后我们会一文不名……但这毕竟是各种忧虑中最小的一件事。［……］
1935年6月20日
政府表示了一种愿望，要我们居住在离奥斯陆2小时路程的农村。报纸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我们的避难地点。总的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过看来一切都能顺利。保守党人自然“深感愤慨”，但表示得相对节制。小报采取中立态度。农民党这个党对于政府的存亡在议会方面至关重要并不反对发给签证。工人党报刊如果不是坚决地保护我，也是坚定地维护避难权。保守党人想向议会提出质问，但看到其他党派不表支持也就作罢。只有法西斯分子举行了抗议集会，口号是：“世界革命的首领想在奥斯陆干什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分子第一千零一次宣布我是世界反革命势力的首领。［……］
1935年6月26日
还在生病……
这天夜里，准确点说已经是早晨了，我梦见同列宁谈话。从周围环境看，是在轮船上，在3等舱的甲板上。列宁躺在铺板上，我不是站着，就是坐在他身边。他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看来，您是精神劳累，积劳成疾，应该休息一下……”我回答说，疲劳以后我总能很快恢复，因为我天生精力充沛，但是这一次是更深刻的病理现象……“那就应当认真地（他强调了这个词）听取医生的意见（提了几个人的姓名）……”我回答说，已经多次找过医生，并开始叙述那次柏林之行，但是，看着列宁我想起他已经死了，不过我当即尽力驱走这个念头，把谈话进行到底。当我讲完1926年柏林看病的事，我想加一句：这已是您去世的以后的事了，但是我制止了自己，说：这是您生病以后的事。
娜·正在整理我们的住所。不知是第几次了！这里没有衣橱，缺了许多东西。她自己钉钉子，拉绳了，挂衣服，改动位置，绳子常常断掉，她叹口气，又重头开始……这时她关心的是两条：清洁和美观。记得她1905年曾经无比投入地，甚至十分动情地向我描述了一名女刑事犯的事，说起她如何“懂得”清洁，怎样帮助娜塔莎整理牢房。我们共同生活33年以来换了许多次“环境”，无论是日内瓦的顶楼、维也纳和巴黎的工人住宅，还是克里姆林宫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或者是阿拉木图郊区的农舍、普林基波的别墅，以及法国更加简陋的郊外住所……娜·对环境从来不是毫不在乎的，但一切不取决于她。我在困难条件下很容易“降低身价”，也就是说，听任周围肮脏杂乱，而娜·则从不如此。她要把任何环境都提高到一定的清洁整齐的水平，而不允许水平下降。然而，这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智慧和生命力！……［……］
1935年7月13日
这些天里一直躺在院子里，看书报，向扬［弗连克尔］口授信函。报纸和信件开始直接寄到这里，数量也逐日增加。
近几天，我们的房主人有客人来，也是党的刊物和编辑，来认识一下。“挪威不可能有法西斯主义。”“我们是老民主派。”“我们人人有文化。”“此外，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限制了我们的资本主义。”“而如果法西斯在法国、英国取得胜利了呢？”“我们会坚持住的。”“为什么当英国货币贬值时，你们不控制住自己的货币？”什么也没有学到。实质上，这些人并不怀疑世界上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战争、十月革命、法西斯造成的动荡却对他们没有留下印象……未来却正为他们准备一桶冷水和当头棒喝。［……］
1935年9月29日
从我住进奥斯陆的医院起，已经10天了……差不多在20年以前，当我躺到马德里监狱的床上时，我十分惊讶地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随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直到入睡为止。而现在我有时仍然十分惊讶地问自己：我是怎样住到奥斯陆的医院来的？竟然是这样……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558
[1] 凯利－威什涅威茨基夫人，弗·（1859～1932）——美国社会党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者。
[2] 涅夫斯基，弗·伊·（1876～1937）——历任交通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党史委员会副主任。
[3] 贴在日记上的一则从法国报纸剪下的消息。
[4] 稍后，托洛茨基援引某别谢多夫斯基的回忆录，把处死沙皇一事归咎于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
[5] 维伯，悉尼（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两度出任工党政府大臣。
[6] 维伯，比阿特里萨（1858～1943）——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悉尼·维伯的妻子。
[7] 赖伐尔，皮埃尔（1883～1945）——法国政治活动家。1925年起多次参加政府，曾任总理。1942～1944年是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的首脑。
[8] 皮尔苏茨基，约·（1867～1935）——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任国防部长（1926～1935）和总理（1926～1928，1930）。
[9] 菲格涅尔，维·尼·（1852～1942）——俄国革命活动家，女作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0] 1914年8月4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投票赞同军事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