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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文学书
王独清
1925年10月22日
作人先生：
今日在友人处见到了《语丝》。忽然发现了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批评“国民文学”的话以及第二十三期上林语堂下的“国民文学”和“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东西的断语。我觉得他们实在是陷入了误会，并且是很大的误会。
他们所指摘的“国民文学”是穆木天和郑伯奇从前在经报复刊上发表的两封通信中的提议。这件事的发动本来很早一年前伯奇有日本来信和我讨论在今日中国文坛应持的态度，我们都互感觉得有提倡国民文学的必要。因为今日中国所谓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学底使命，只知道浮浅地模仿，却不知道对于自己底民族予以有意识的注意。以现在中国这样处于悲哀运命之下的时候，而没有一个真正体验国民感情的作家，我们且先不要说这是代表全部中国人的懒惰与麻木，即只就文学本身来观察，也是一个宣告堕落的先征。我们这样定了宗旨以后，不久伯奇便发表了他的《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今年春间他又来信报告他的具体主张，那时我正预备归国，拟到国内作正式的运动，不料因为我自己病和穷的原因，归国的计划到现在还未实践，我们底运动也好像是中绝了。这样空呐喊了几声，再不会见以后实行的步调，仅仅就开始提议的话上来追求，或者有可以便一诚会之点：在这一层上，我对于钱林底本意觉得是应该推重的。
但是若就事实来说，我对于钱先生首先遗憾的就是没有认清我们底目标。他把我们所提倡的“国民文学”与“赞美拳匪”和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列为一类，确是个大错。个人来说罢，我虽然在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对于中国民族抱了些行动的或简直是个无用的人所空想的热爱，但是同时却也极力恨弃那般复古式的国家主义，更说不上做赞美拳匪的梦了。国民文学，就我看来，是无论哪个民族都不可少的一种需要（除非那个民族自己不愿意有文化）。不管你怎样说，一个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内部，不宣泄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识，就是费尽心力去模仿人家，根基总是在沙上建筑的！其成绩怕也只是等于零罢了！我们所理想的“国民文学”也只是这样一个志愿，其距离一般无聊的复古派之远似乎已无待解释。况且伯奇在他具体的主张中明明列举着有“主持社会的正义”“主持阶级的正义”“主持两性的正义”，我真不知道钱先生从什么地方看出这种主张可与“赞美拳匪”等同列，而林先生底“和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的断语，也可见是未细看原文而武断的了。
我也是愤恨现代中国民族堕落的一个人，但是我只能愤恨“现代”的中国民族，我始终以为要勿忘。一个民族兴起时，尤其是文学家应该抱着两种热忱；即第一“纪念”，第二“希望”纪念绝不是复古，我们既可以纪念希腊底Parthenos，也可以纪念罗马底Forum，可以纪念埃及底金字塔，那么也就可以纪念我们底万里长城。这个历史上的趣味并非引导国民去回到古代，只是为使国民提醒意识，感觉到对以往创造者的愧心而勉励更从事于新的创造，然后方能实现我们的希望。我们恨的是那般浅薄的国家主义，只去抱残守缺，在neophobia中讨生活。但我同时也恨那般抹煞一切的褊急主张，竟至蔑视到代表人类真实情感的Nostalgia。
总之，我们所要提倡的国民文学是希望文学家受民族的洗礼，我们理想中要求的文学家是描写农民生活的Turgeniv，是代人民申诉的Sienkiewicz，是歌“Les chatiments”的Hugo，是著”Wilhelm Tele”的Schiller。
这样的国民文学，我想应该再不至于发生误会，但是若果钱林二先生排斥一切“国民文学”，甚至根本就反对“文学”，那么我也就只好再不能开口了。
住在国外，见到国内的报纸时已经很迟，此时距我才见到的《语丝》出版时已隔了好久，但所提起的问题，我却觉得是不厌重复的。“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强大的风狂”，我以十分的诚意来赞同这几句话，并请将我这封信予以发表。
王独清。
二二，十月，一九二五，Saone河畔。
原载《语丝》54期，1925年11月22日出版。
录入者注：
Parthenos：帕特农神庙
Forum：古罗马城市广场
neophobia：对新事物的恐惧
nostalgia：怀旧之情
Turgeniv：屠格涅夫
Sienkiewicz：显克微支，波兰作家
Les chatiments,Hugo：《惩罚集》，雨果（该译名采用河北教育出版社《雨果文集》）
Wilhelm Tele,Schiller：《威廉·退尔》，席勒
Saone：索恩河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管同志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