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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国友人摩南书
王独清
（1927年5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7年4月15日《洪水月刊》第3卷第31期第277-281页。
摩南（Monin）至友：
现在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了。这时正是去年我们在广州分手的时候，光阴毕竟是很快的，这一年中我们几个同人底离散和我们中国时局底变迁，都足以使人吃惊。我接到你底信一直到现在才复，一半是我底疏懒，一半也实在因为生活不会安定，又常被病痛所苦。你是知道的，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幸，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是最大的不幸。我对你底信所以迟复的原因，还望你能了解，并望你能原谅。
你寄我的报章都已收到。蒙你论到中国现在诗人，提出我和沫若。我底“吊罗马”更蒙你译成法文，并附上了注释，沫若底“星空”也劳你很费力气翻译了。你对我们的这种热心，我先在这里给你致谢。
近来我们几个人底行踪都像是秋风中的黄叶，已经分散在各方了。沫若已置身政治，达夫在最近期间内因病赴日本休养，仿吾尚居广东，我则暂留上海继续着孤独而流浪的半生不死的生活。回想起去年我们在广州聚首，真是有如隔世。你大概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座茶楼上谈心，你像是完全浸迷在我们中国南方——不，广东特有的那种茶楼的趣味里，那对于你，特别是一种异邦情调。我们曾谈到了种种的问题。谈到法国近代的文艺，谈到中国的近代文艺，谈到法国最近社会思想的趋势，谈到中国最近社会思想的趋势，谈到日本，谈到德国，并且谈到呻吟于法国压力之下的安南！你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的革命抱着无穷的希望，你对于我们几个从事文学的朋友也抱着无穷的希望。你曾问到我们各人自己所打算的自己生命的前途，你也曾说到你自己。你最后结束的一句话，使我至今不能忘掉，你说：“无论如何，现今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都要革命！”
好的，朋友，“我们都要革命”！你这句话常留在我底心里，并且常使我发生着很惭愧的反省。我总觉得我是过于偏向个人的伤感方面去了，一年来我很想在我这个缺点上作一番补救工夫，近来的心境似乎比较去年时变迁了许多。这固然由于中国环境底刺激，而其实你那句话也给我暗示不少。
我觉得文艺家决不能忘记他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固然，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随着时间变易的，世界决没有不朽的律理；但是这个我们却不应该去顾虑。譬如但丁底作品完全是以宗教的信仰作背景，中国屈原底诗中满填着怀念君主的单思病的呻吟，这些都是为近代所不容许的思想，但是但丁屈原并不因此而失去他们底价值。思想不过是时代底产物，我们既了解了作家底时代，便不能因为他底思想与现代不合而竞抹杀到作家底本身；不但不能抹杀，反而为他能代表某个时代，却使他底价值更形增高。不过这里所说的价值，只是历史的价值。即就摆伦来说，他底影响自然是很大，雨果崇拜他，维尼崇拜他，歌德崇拜他，许多许多诗人想学他。但崇拜他想学他的人都是因为和他底时代相近的原故。我们现在对于摆伦却只承认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者，只能承认他历史上的价值。我们这时代所要求的革命家却决不是摆伦。摆伦式的革命诗人还不外以个人为中心，还不外是一种英雄式的破坏者，这种思想表现出的行为固然可以帮助希腊独立，但也可以成Don Quixotte式的骑士，对于现代却不特无益反而有害了。
处在我们现代的文艺家正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现代决不是个人的时代，个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文学史上自浪漫派以来都是个人的文学，一直到了颓废派个人主义算是达了熟烂的时期，正和现在的巴黎代表最末的拉丁文明一样。在艺术上来说，正如中国古诗人诗中所说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文艺家本身上来说结果只是走上了“自杀”与“灭亡”的一条路，这正因为浪漫派的时代，个人主义还可以存在，像摆伦一类的人物也正可以作他英雄的事业，及至到了近代，社会已不能容许这种个人主义行动，所以摆伦式的人物便再也不能产生；要在近代履行个人主义，那是只有在咖啡馆，只有在赌博场，只有慢性或不慢性的自杀了。我们据此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觉悟，可以明白现代个人的文艺已失了它底权威。我们所要求的是民众的文艺家，是置身于普劳列搭利亚中的文艺家，我们愿把文艺献给民众，去安慰他们底灵魂与鼓舞他们底勇气；我们不愿使文艺被资本家或支配阶级买去充作他们底阿片烟和侍妾。这才正是抬高文艺底价值，并且对于文艺的尊崇要在“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们以上。
在法国现在还存在的两个文学家，巴比塞与罗曼罗郎：这两个人在中国也常被人提起的。当我还没有离法国时，他们两个曾处于极相反对的地位，我想现在他们底态度也必定没有变更。若依我来评论，巴比塞才是现代的文学家，他知道文艺不能脱离时代，文艺家把自己底生活与艺术合而为一，他知道文艺家对于时代的重要，他更知道现在是民众的时代，是反抗压迫阶级的时代，他确是实行作他底活动了。罗曼罗郎底思想恰恰相反，但依我看来，罗曼罗郎已经是一个在现代落伍的文学家了。他很安适的住在瑞士底湖边。他闭着眼睛不愿看现在无量数的被压迫群众，他只追想着过去的“英雄”在过着他天才崇拜狂的迷瘾，他一面与保守印度贵族阶级的太戈儿相周旋，一面又仰慕着那用无聊的无抵抗不合作主义断送了印度的甘地：总之他还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确是已经落伍的了。法国现代文艺最大的危险便是个人主义流毒很深，虽然文艺家之多正可以同巴黎地道车中那些时装妇女人数相比拟，但是可惜结果也只等于那些时装的妇女罢了。我以为要使法国文坛产生真正时代的作品，第一先要肃清Decadent式的个人主义。
上面讲了许多话，其实我自己还是一个空有理想的懒惰者。不过我这许多见解都是一年来所变化的，并且我可以对你说我们几个朋友都差不多有一致的倾向：沫若不用说了，仿吾也在作着实际的工作，就是病弱的达夫也改变了他底作风了。还有如木天虽然还住在北京，但是他底思想也必没有甚么触牾的。
蒙你问到我们底作品，一年来沫若和其他的人都有新的著作。我自己是在努力着使我一向趋向于个人伤感方面的艺术完全死去，希望有一个新生到临。我在《死前》里面说道：
最好能到我墓前常述我死前的疲倦，
好使我；使我常在墓中感着悔恨不安。
朋友，我请你，请你希望我死罢！
你底朋友
王独清
二〇，五月，一九二七（五月二十五日译出）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