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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账

王独清

(1935年2月15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常子兄:

  你来信提到几年来我所受的各方面底毁骂,使我心头忽然的沉重起来。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便对于社会上的虐待不十分理会,以为历史总会代我判别曲直,可是就因为我太过不理会了,大家反认为我是个胆怯的人,遂更从毁骂变到用种种卑污的手段。这几年来我所得的教训真是再多也没有了。

  其实毁骂我倒不要紧,我最看不起的是那种无聊的阴谋和那种附和别人来诬陷我以表示自己英勇的行为。这种人,我始终可以说,还没有做我敌人底资格的。

  记得一九二八年底时光,骂我的人就风起云涌起来。那时骂我的中心口号是“投机”和“太革命”。许多刊物都在这种口号下面给我出着“专号”。最有意思的是一位编副刊的先生把他给我出的每日专号不记名寄给我,想要我做文章去答复他。那些每日专号上骂我真算是骂得淋漓尽致:骂我底《圣母像前》是废纸,骂我底《杨贵妃之死》是文明戏,骂我底《埃及人》是无意识的瞎叫,甚至于骂我本人是等于“朽木”……不过,我却并没有做答复的文章。骂了我,又要我给他去扬名,我虽然傻,还不会这样的听话。

  从一九三〇年起,骂我的口号却由“太革命”而转变为“不革命”。这新的口号自然是一批新的骂我的人提出来的,但是为了统一口号起见,旧的骂我的人也只有跟着转变。然而这一下却就把口号弄成了谜样的难解,从前“投机”的口号也就转变为“太不投机”了。

  这时对于骂我,就好像目前谈阮玲玉自杀一样,是一件最时髦的事体。只要有些甚么可以拉得上作为骂我的材料的,便决不放过。最为人所知的,像上海艺术大学被封,因为我在里面担任了两次所谓特别讲座,骂我的人便指定是我告密。为了这个,我发表了一篇《给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公开状》,但是有趣味的是骂我的刊物上即刻便出现了一篇《答复诗人王独清》的文字,署名的是“上海艺术大学同学马来哉等”,上面举出我的罪状是:

  “校长周xx的倚重你,你愿意和周xx打成一片,表现得十分的显明。你有课的日子,周xx早早候在校中,等你来,好多受些教训。你同他谈话,娓娓不倦,动辄好久,并且在小房里,旁无他人,很有些鬼祟祟的样子。”

  于是,这便成了我底铁案了。

  一天,“革命作家”华汉来看我,第一句话便是:“王先生,你为甚么不印全集呢?”接着又说:“田汉算是甚么!他都在印戏曲集,你怎么不可以印呢!”然而第二天,某种刊物上便登了消息,说是我在攻击田汉底戏曲集。可是这还不算,再等几天,另外的刊物上又有了消息,说是我写信给印田汉戏曲集的书店,要求停止该书的出版,最后还加了一句道:“王独清之不革命一至于此!”

  造谣这到这样,真算是尽造谣之能事了。这种风气的所至,便是一般青年为了要表示自己底革命,便先得骂几句“王独清”,然而因为材料太少,于是便去造谣,并且好像越造成任何人不会相信的谣便越是可以表示自己底革命。

  这种风气算是一直继续了两年,以后骂我的人大概因为看见废了很大的力气造了谣言,对于我也还并没有怎样,在隐隐之间好像是承认了自家底失败,于是又悄悄地休息去了。但是骂却总还是有的,只要我一提笔,便会有人喝一声“不准动!”记得《文艺新闻》要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满洲事件的意见,即刻便有人出来说我底意见和我“砰砰砰的心脏病一样”。这自然是很巧妙而且“幽默”的,我做文章的确说过我有“心脏病”,而“砰砰砰”也的确是我底《II DEC.》中所用过的字,但是我就不懂,为甚么这样连起来便可以抹煞我那个意见。

  后来骂我的人又像是变了计划了,大概觉得骂也没有用,还是用消极的方法对付我比较来得省事些,那便是尽可能地不提到我,宁可以使自己无以自解,但是不要我底名字出头。这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事实来的。

  一次,《榴花诗刊》要我底稿子,我把我那首《滚开罢,白俄!》交给了他们,但是不料被那位从前要我印全集的“革命作家”看到了,便再三地阻止那个代我送稿子的朋友,叫他不要送去。那个朋友便问他是为甚么,并且说那首诗底属性分明是革命的,应该不会受“革命作家”底厌恶。而那位“革命作家”却答复道:“就是不要王独清革命!”

  一二八事变,上海底著作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有人提出要我签名,可是骂我的人便鼓动我底一位从前的朋友何畏出来反对,理由是:“王独清只能做朋友,有了他底名字,我们这个宣言便没有意义了!”

  此外,我还要说一件可笑的事。郑伯奇从前在创造社本是不十分重要的人,《创造月刊》出世时一向便没有他底文字。算是一直到我由广东回到上海,从郁达夫手中接过《创造月刊》来编辑的时候,才由我去约他撰稿。他还再三不肯,说成仿吾和郁达夫一向便不约他,忽然当我编辑的时候他跳了出来,怕会引起各方面的不好的。结果是我再三地怂恿,他才写了一篇戏剧。这是有证据的,他底名字在《创造月刊》上出现是在第一卷第七期,而这期有我底《编辑余谈》,说郁达夫生病,此后编辑由我担任。并且我在《编辑余谈》底煞尾还因为要掩饰郑伯奇名字底突如其来,曾说:“伯奇一向忙于实际工作,无暇执笔,这次也努力写了一篇独幕剧。”但是,最近郑伯奇在写他底《创作经验》,却说他给《创造月刊》撰稿是因为郁达夫担任编辑,他才开始的。这固然是件小事,当大家都要把我压在水底下的现在,我底这位“老乡”为了自己底名誉和饭碗,说几句改窜历史的话也没有甚么要紧,不过,这就恰证明了大家对于我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说假话而不改色的风尚了。

  我并不是想来清这一笔糊涂账,只是因为提起了几年来我所受的毁骂,便忍不住说了许多。将来有机会时,我或者把这些掌故更详细地写出。若果能成一本书,那倒是很有趣的事。

  我最不高兴的是那般用大帽子压人的人。我知道我在暴露别个对我的阴谋,一定会有人指谪我是个人主义的。但是拿这种大帽子的人本身怕就带着假道学的面具。我就从来不信奉这种“无抵抗”的教条!我固然对于社会上的虐待不十分理会,但是却也还没有那种“君子”的修养,对于向我开刀的人竟连手都不肯去回一下。

  但是我“不革命”的程度到底到了怎样的一个情形呢?这个,我却要借一家书店给我登的广告来答复的。去年乐华图书公司因为要抵制我追索版税,于二月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启事如下:

  “王独清君鉴:径启者,尊著《独清自选集》在广州被没收,在汕头被罚款,在邮局被扣留,现悉为中央正式查禁,本书现已即日停止发卖,但敝公司为此书损失重大,须与台端清算,请在三天内面洽为要。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启”


十五,二月,一九三五。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