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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记》序言
王独清
（1937年1日2日）
庚子之乱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底一个非常的事变。那种骇人的场面底演出，是在说明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便是：第一，中日战争后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已经进逼到了整个中国怒吼的地步；第二，中国下层民众自动地起来作了空前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义和团到底是甚么？这在当时便已经有人考过它底“源流”（见那彦成底奏疏，该文最后曾经劳乃宣印出，并附有书后）。说是一种“邪教”，一种“教匪”；而这种名称传统了下来，以后义和团便永远被戴上了“拳匪”的帽子，——除了“匪”，再也不是甚么。于是，义和团事件，就是据过去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分析，也不外是“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所谓“排外心理”与“迷信心理”（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就这样，义和团底重要意义便给踢得连影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们是要来踢翻这些胡说，把义和团底本来面目给发掘出来才行。
我们用不着去考“义和团教门”底“源流”，因为那种以原始的迷信的教条去组织群众，本是农民底本色。我们应该考的“源流”，是义和团运动的“源流”，就是说，促成这一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究竟是一种甚么原因。义和团所以把仇视洋人作了中心的目标，那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历史上遗传”的“排外心理”，而是一点不含糊地在反抗当时切身的帝国主义底压迫。所以，尽管这一运动底方式是显示了旧中国崩坏的波动，然而它却是怎样也不能否认是真正的民族的革命运动，却是怎样也不能否认。
我们且来把义和团暴动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制势力开一笔帐在这儿：
一、强迫开辟商埠；
二、大量工业品及鸦片底输入；
三、开设银行操纵中国一切金融；
四、海关管理权的掌握；
五、矿山采办权的掌握；
六、交通上权利整个的把持；
七、除了割据中国底领土外，又强迫借去租借地；
八、除索取赔款外，又放债给中国政府，所定利息都超过普通利息二三倍；
九、政治上的特权；
十、教会势力底扩张。
这一笔帐还是简略又简略的，但是这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怎样的爬在洋主人底脚下。其中像巨大的赔款以及借款过分的利息不消说完全都成了农民致命的担负。而教会势力底扩张，更给一般民众底身上撒下了爆炸愤怒的火药：那般作帝国主义爪牙的传教师，袋子里装着大批的金钱，在收买地方上的汉奸，使得民众不能得到一刻的安宁，那些汉奸——教师们所收的信徒——几乎是无所不为，而地方上的长官却不能够制裁他们。关于这层，我们且看当时一位牧师在他“自招”的著书中所引的一个旅行家底话：
“英国商业底优势之对于英国，正如天主教徒底保护权之对于法国，他们地位底影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是相等的。不过，法国由宗教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比较英国由商业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却要多着十倍。天主教在法国政府底保护之下已经有了最高的权威。它不管本地底法律和习惯，宰割异教邻舍，超越所在国底法权。无论何时，教徒和非教徒一有争执，不管争执的是非，牧师立刻为教徒袒护。若是牧师尚不能恐吓地方官，强迫地把权利给予教徒时，便自己作当事人，向法国领事控告。就这样任意横行，颠倒是非。不消说外强方面底干预是会跟着而来，天主教徒逐越发蛮横腐化。当法国教会官厅可以压迫人民时，本地底教徒更是加倍地拿出恐吓的手段。”（见斯魏士著“China in Convulsion”）
这说的虽然只限于天主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比较天主教更盛行的英美底教会，无疑地是更要横行无忌的了。据俄国底一位作家（罗得克夫）切实的记载说，当时中国“社会上渐渐地形成一种舆论：‘好人不进基督教！’”像这样的情形，试问怎么能不使全中国底民众起来怒吼呢？
然而问题还不止此。从一八九八年起，剧烈的旱灾压在了整个民众底头上，饥饿的声音布满了全国。在南方，江苏已经发生了抢米的风潮，而安徽更有劫掠官盐及强夺盐站等案件，可是结果，民众在饥荒的压迫之上更添了一层被剿捕的压迫。北方民众所遭受的更是悲惨。像山东农民为了土地底缺乏，已经不可终日，而又加上地主底暴敛，高利贷者底剥削，一稍有风潮又即刻被镇压下去。——在这所有的现象以外，又有洋人在紧紧地抓着民众底咽喉。这逼得民众不能不作着死斗的冒险的尝试。然而运动才一开始，却就引起洋人武力的对付。洋人底军队常在北方深入内地，烧毁农庄甚至俘虏当地底长官以作谈判的抵押品。这真叫民众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义和团便大规模地起来，演那历史的活剧。
全中国怒吼了！地下雷鸣似的全中国怒吼了！民众拿出了他们伟大的复仇手段在要求中国民族底解放，这使得全世界底帝国主义都一致地震动起来了！
这在帝国主义者和其同盟者看来自然是“匪”，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不应该忽略的。义和团底主要目标虽然是要“灭洋”，但是它却一样地本也在仇视着满清政府。假定没有被满清政府所利用时，那它底发展将不止是“灭洋”，而会同时也要去“灭清”。被压迫的广大的民众，对于当时统制阶级过去之不能替他们抵御外祸，他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只要看义和团到了北京以后的举动便可以了然：尽管那般王公大人在非常客气地招待着他们口头上的“义民”，尽管义和团也在喊着不是“灭清”而是“扶清”的口号，可是，这一群没有礼貌的客人，除了照自己底目标去攻打使馆以外，却以暴动的形式去报答那般主人。当时被义和团杀害或伤害的像庆恒，洪汝源，杜本崇，杨芾等都是重臣，大员；同时像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阁学贻谷，尚书陈学棻等，家中却都遭了抢劫。徐桐和贻谷，本是招待这群客人的主人中最卖力气的人，然而却也没有办法不接受这样的答礼。
这种形势，在当时政府方面，却也并不是不知道的。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并不是傻子，她对于义和团的信赖，完全是有政治作用的——虽然是幼稚的——利用。在义和团才出头的时候，她那由光绪负着名义的上谕本都是在下着缉捕的命令的，可是等到义和团底势力扩大了起来，她底态度便即刻改变了。为了束缚自己旧有的势力而恨外国人，但却只能向外国人让步的这位太后，这时不能不感觉到民众运动底起来，对于她统治地位是一个绝大的威胁。她必定也曾经估量过，要是不利用这一种势力时，那将反过来会成为和她对立的运动。当时南方已经在活跃起了反对满清卖国政府的一些团体，这难道没有和广大民众底火焰燃烧在一起的可能吗？不消说太后是很懂得这些。
当时清廷底大臣大概可分为三派：一派是慈禧的极端拥护者，便是主张用义和团的载漪，刚毅，启秀一般人。一派是取着观望的态度，像张之洞，袁世凯等。——袁世凯更是以个人机会主义者底态度处理了这个事变，他一知道了义和团躲避枪炮的话是假的以后，便一面劝阻政府，同时尽可能去压迫这个运动，一面却又用别种方式使它还发展下去，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以遂他个人底野心。更一派则是反对政府和义和团提携的政策的，这般人底代表者是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这后一派人固然知道那样无计划地围攻使馆所得到的结果是很严重，但是尤其知道义和团再那样闹下去对于清廷会有绝大的危险。
袁昶底三个奏折都是在发挥反对派底意见，而那最出名的第三折（这是和许景澄联名的）底开头便这样说：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嵎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心腹之疾也。……”
这是怎样的在和盘托出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待义和团的心理！
现在由外国保存的当时最珍贵的材料《景善日记》，其中对于清廷和义和团的关系很有些详细的记载。有一段，这位满清底贵族在描写了一个有趣的事件：和义和团合作的董福祥，为了要轰击使馆，向荣禄借武卫军底大炮，而荣禄回答的警句却是：“你要大炮，只有奏明老佛，把我底头一同拿去！我不死，大炮是拿不去的！”董福祥又向慈禧去讨，可是不是傻子的那位太后却只给了一顿乱骂，一点也没有答复他。——这是很明白的，政府很知道大炮一到了那般“义民”底手里，除了轰击使馆以外，还会再做些甚么。
义和团是终于失败了。“义民”的名称跟着义和团底群众永远地埋在帝国主义底炮灰下面了。从此上谕及一切文件上所说的就只是“匪”，“匪”，“匪”，“匪”，“匪”，“匪”，……
帝国主义当义和团快要进北京时便早有一些准备的，这消息我们从一位英国人蒲特南威尔（Putnam Weale）底一本纪录当时北京情状的著作（“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书底开首在叙述义和团底势力一天一天地扩大，而欧洲各政府对于该事件却好像是漠不关心，甚至好像是把在中国的侨民生命上和财产上的牺牲和损失都一概置之不理。这位英国人没有懂得欧洲各政府底用意，这个谜却是给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著作家（稻叶君山）所道破了，那便是各国所以要那样的，是为了“宁牺牲京津间被围之少数同胞，而借此以逞其国家的野心。”（《清朝全史》）这一计划没有落空，帝国主义真的便更加强有力地宰制了中国半殖民地底卑贱的命运。
联军在北京做了主人翁时在做了些甚么？这层在蒲特南威尔底书中已经给了相当淋漓地描写：我们才明白帝国主义底抢劫，杀淫，那种行为比较所谓“匪”的义和团不知道要“野蛮”到几百倍以上。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几乎人人手中都有元宝，而且由临时统治者下了半公开的命令，叫大家自由去拿“没有主人的财产”！就是倡言要保护的教民底妇女也都遭了蹂躏，而且头上的首饰都被抢去，连一根小银簪也不会留上！（俱见上举蒲特南威尔所著书中）一向西方人总在夸自己是“文明的”民族，说中国人是“半开化的蛮子”，可是现在才使我们了然所谓“文明的”民族原来如此！
我们假定再稍微检查一下当时外国官场中的文件时，更可以证明上面的描写不是假的。英国底电报，曾经把俄国军队抢劫皇宫的事实宣扬了出去；俄国底李烈威支将军便愤愤不平地极力声明，说宫中的东西并没有搬出，而英国才是真正在抢劫，并且说英国人所抢的东西是：“各种新的丝货，堆得像山一样，直堆得像天花板那样高；其他各种丝质的衣服，皮货，毡子，以及别种宫廷中的用品，也都堆得像山一样。”（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三日致俄国陆军总长电）其次，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曾说“联军占领北京以后，便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他又历数了日本，美国，法国，俄国等抢劫的情形，最后说到宫中，便带着惋惜别人捷足先得的口吻道：“该宫中最大部分可移动的贵重物件，都被抢去了。”（见《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像这样，你说我抢，我说
你抢，结果却只证明了大家都抢，谁也没有落后！
这场大悲剧底落幕，便是那般抢劫中国的“文明人”又把清廷救了起来，仍然把太后和皇帝请回北京。——这才是真正的“扶清”！——这因为，清廷已经愿意为他们做剿灭“拳匪”的代理人，并且肯忠实地当不平等条约的保障者。……
但是，这儿留给我们的是义和团运动底意义：它是旧中国将崩坏时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它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底怒吼——这运动是伟大的，革命的，它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一页！
现在我要来说几句关于本书的话了。
不消说一向关于庚子之乱的记载都是站在反对的观点上的。这儿所收集的三种，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我们所挹取的是其中的史料。像《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对于清廷和义和团的关系以及诸王公大臣底行状都有相当真切的叙述。《西巡回銮始末记》本是辑录当时底邸报及各种文件而成的，所以材料各方面的都有，我们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时各种人物底实供：譬如从各国底电文中间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冲突的影子，从英教士李提摩太不通的信札中，可以看出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者底“甜言蜜语”，而且最有意义的是还有当时国际间的新闻和论调，像英外务大臣底演说以及《益新》报的译文等等。
罗惇曧底两篇文字是登在《庸言》报上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原来的署名本是：“日本横滨吉田良大郎口译，大清吴郡咏楼主人笔述”。但是这无疑地都是托名，不消说为的是当时“触犯”的缘故。
《西巡回銮始末记》其中所录的上谕和国书，许多文字间和《东华录》上所录的很不相同。起初我本想依照《东华录》上的一一校勘过的，但是后来看到许多上谕又为《东华录》上所没有，而文字不相同的却有好些比较《东华录》上的还要合于当时底情形，因之，我便放弃了那项工作。《东华录》本是一种官书，关于庚子事件的上谕的存录，它已经有了一段声明，说是“凡关于战事者，概置不录，以昭谨慎”，那么，说不定已录的也都是经过了一番修改的。
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说明：《西巡回銮始末记》本是一种很粗劣的石印本子（光绪壬寅年石印），其中错误百出。我除了一一改正外，还把目录也重新改编过了。同时我还删了一章三忠（许景澄，袁昶，徐用仪。）底哀荣录，因为那几乎全部是一些公式的祭文和挽联，我认为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王独清。
二一，六月，一九三六。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