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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好的报告文学”
王独清
（1939年1月3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9年3月3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署名：秦佬。
几天前，《自由谈》上有飞白先生底一篇谈到报告文学的文字，说因为读了辛克莱底《不准敌人通过》，便“不免感到一点惭愧”，因为“十八个月来”，我们“简直很少看到好的报告文学”。这确是实在的情形，一点也不是“抹煞”的。不过这却引起了我底一点意见。
好几年以前，有些批评家曾经主张过文学家是可以一手开枪，一手写小说的。但后来终于找不出那样的天才，才证明了只是批评家在说梦话。自然，传说上曾经有过马上吟诗的作家，但吟诗是可能的，写小说可不行，而且吟出的诗也不会是“伟大”的诗。理由很简单：小说最需要飞白先生所说的“艺术的描写”，而作家要真的去做“描写”的工作，却多少要有一些事实上的条件。
巴比塞底《火》，不是在大战的当时写出来的；雷马克底《西线无战事》，也不是在大战的当时写出来的。就以目前西班牙战争来说，始终还留在西班牙的作家就没有见写出《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荷兰底名作家耶夫·拉斯特（Jef Last）到西班牙去参加了战争，却只写了几篇通信，——自然，那倒可以说是“好的报告文学”的，然而也不是《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
虽然就是并不“伟大”的报告文学，却也还得经过一般写作的两种过程：首先是要有“报告”的材料；目前材料自然遍地都是，但跟着却是要有坐下去写成“文学”的一点时间，用飞白先生底话，便是不“信笔直书”的一点时间。这倒不是好几年前说梦话的批评家所攻击的“把文学看成了神秘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要是文学不要坐下去的一点时间便可以写出来时，那才真是“神秘的东西”了。现在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作家自然是有一些的，他们也许有安心写作的时间的罢，但那却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必都是一向便专门从事于“文学”写作的人。在我想来，“十八个月来”老实地在参加战争的文学作家，材料固然是用不完，但坐下去的时间却一定是很少的。
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报告文学就应该是“流水账似的，缺乏艺术的描写，没有感人的力量”（请爱加人帽子的批评家且慢点加我“悲观主义”的帽子，如何？）我只是说，目前对于在斗争线上奔走的作家暂且不必责备得太严。有《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自然是最好，倘是没有，只要有真实的通信，真实的纪事，只要是还用文学的手法，而且还不算是坏的作品，就都不妨且认为是过得去的报告文学。那些作品能“有声有色”，能“精彩”，自然也是最好，但是这儿却也有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十八个月来”能老实地参加战争的，只怕多半是些青年作家，他们除了生活上难得到一点坐下去的时间而外，写作上的技术大概不免总要差一些。然而老作家又往往不肯像他们那样去打滚，或者因为要准备将来的“杰作”，不愿意写那些通信和纪事，这便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们只有暂且用那些不算“有声有色”，也不算“精彩”的作品满足一下自己再说。但这也只是暂且：那些作家会很快地用他们动人的生活把他们“笔尖下”的“故事”化为“有声有色”，也化为“精彩”的。
所以我以为，要是因为“简直很少看到好的报告文学”而“不免要感到一点惭愧”，那应该不是笼统地替一般的作家“惭愧”，而应该替几个老作家“惭愧”才对。（在这儿预先留下一句回答别个反问的话罢：假如我也是作家，而且假如也可以称之曰老，我承认我也是逃不掉的一个）至于飞白先生说到“将领访问记之类”太多，这我倒认为是切实的忠告。和将领合拍一张照相，请将领题几个字或一首诗，接着自己也和一首，再郑重地用铜版制了出来，结果都是和报告文学不相干的。“访问”固然是重要，但我以为最好还是多去访问一下士兵。从士兵底周围一定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村料，那材料一定能够使访问者写出“好的报告文学”，——虽然并不一定便是“伟大的报告文学”。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