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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走笔

王独清

(1939年12月12日、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2月12日、14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一)


  丹麦哲人吉尔刻哥尔虽然以神秘论者出名,但他却总是常用峻烈的笔调把眼前的社会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从杜林格尔(R.Dollinger)所编纂的德文本《吉尔刻哥尔警语集》(So Spricht Soren Kierkegaard)中看见了这样的一段:

  “所谓时代,从全体看来,便是革新的,完全要从最初开始而舍弃传统的……但是看罢,在日常生活,在实际生活,形成这时代底当前的人们,却都以呼出援救传统为最上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又极不容易抛弃。例如商人每日在新闻上登广告,希望从重复不断的事件上,得到非经过几十年不能得到的传统力量,便是。
  这情形到处皆然。是的!可以说我们时代底商业与贸易,实际正是由巧妙的方法来追随传统的。
  这样,人们所想的事是如此:想从已经无用了的那种古式的传统中离开,而希望尽可能地快一点确立作为代用物的传统,即由巧妙的方法来实践的传统。
  人们以为自己是革新的,而讨厌所称为传习的所有的东西。——但集纳主义者尽可能地在短时期之中对于民众推进一种传习,却又正是为的显示革新的。——注意罢,这种传习对于这种所谓人类底恩惠者是怎样的便利呀!”

  这话说得好像隐晦了一点,但却实在深刻得很。这现象在我们眼前到处都是,用不着再来举例。照吉尔刻哥尔看来,凡是用巧妙的方法维持传统的,都是商人底行为罢了。可是真正说来,这意思也并不过分。我们且看看目前那般用了许多巧妙的解释要青年去读“古文”的先生们,实际上是不是为了生意经?

  在同一书中又有一条:

  “我在犹太底巨骗狄莱所写的东西里面读到了传布很普遍的那个柏林人的——也就是黎本达尔一族中之一人的——强盗的故事。他是犹太人,先本是当着扒手,因为做得极不顺利,于是在公正的‘天界’之下(在犹太人,所谓‘天界’是特别有重大的意义的,至少狄莱是这样说)发了大誓,对神说:无论如何再不作扒手那样的事了。他守着他底信约——但转瞬间他却去做了强盗。等到他再从牢里出来了,他便再向神请愿,发誓再不做强盗了。——但这回他却去做了骗子。”

  这虽然说的是犹太人,但却和我们目前时髦的“排犹”无关,所注重的只是在说明这样的一种典型。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底神经过敏,我总觉得这好像是在我们某一些不断转变的名人和作家底身上开刀。

(二)


  偶然在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底《狱中通信集》里面发见了一段对于高尔斯华绥的批评,说得极其透彻,但也极其刻毒,而目还带累了一下我们熟悉的萧伯纳。那信是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乌弄克监狱中写给李卜克内西(K.Liebknecht)底夫人苏尼亚的。话是这样说:

  “……在一部小说中,我本来不去追求倾向的,首先是迷惑着艺术的价值,可是这部《世界上的同伴》却使我反了常态。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书中显示的智慧太厉害了。那真会使你吃惊。不过高尔斯华绥本身却是属于萧伯纳或王尔德一类的典型人物,也就是现在英国知识群中最普遍的典型人物:他是许多人中间最聪明的,文雅的,但却也是腐朽的;他面对着世间一切的经过,却用怀疑的或游戏的态度去观察。高尔斯华绥使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摆出世界上最严肃的面孔,那面孔却都被注出了巧妙的带嘲弄的记号,常常使我哄然大笑。但这样的,那些主人在实际上却又都是受过好教育的而又优雅的人,对于他们底周围从来不去笑骂,或者很少去笑骂,就是他们真的瞥见了可以笑骂的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永远不应该以一种嘲弄的态度去和他本来创造的章义对立的。但是,苏尼亚,请了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个便排斥伟大风格的讽刺。例如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底《基督的愚事》便是近代社会最残酷的讽刺,那种讽刺是自从百年以来聪明人写着的文体。但霍普特曼自己却并不在写作中露出冷笑……高尔斯华绥便完全相反,他用装满了他处处要避免一点的那种智慧的描写,使我结果得到的只是一种桌面上的感觉,——是每次一位新客走进客厅里的那种桌面上的感觉,——就是说,不过有一种狡猾的语言要从我底耳旁滑过而已。”

  其实这段话的本身已经是带着极浓厚的讽刺味的“桌间上的感觉”,真形容得无可再妙,简直概括了一切冷笑文学的效果。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