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与组织再分裂

　　中国托派之再分裂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之后。促成分裂的直接原因有政治和组织两方面。政治上有关于中国抗战被卷入于世界大战后的性质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组织上（那是后起的），所争的是少数派的合法地位及其权利问题。

　　不过在记述那次事情之前，我们得先谈一谈第四国际中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争论情况。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协定签订，同年十一月爆发了芬苏战争。这两件举世震惊的大事，不但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中激起了汹涌的波澜，同时也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促发了广泛争论并造成了组织的分裂。争论的范围很广，牵涉问题甚多，不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乃是苏联的国家性质。托洛茨基直到一九四O年八月被斯大林遣派的凶手谋杀为止，始终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理由：这个国家里保存着国有财产制，它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不管目前统治苏联的早己不是生产大众而是非常跋扈与专横的官僚，但只要财产国有的制度未被取消，则其本质仍是工人的。如果它牵涉或被牵涉到大战中去，我们还是要保卫它，虽然我们对斯大林的统治阶层保持着绝不调和的敌对地位。托洛茨基将此立场确定于《被背叛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在《第四国际与战争》的小册子中，在《过渡纲领》（第四国际政纲）中。自从一九二七年以还，托洛茨基的此一立场，经常受到一部分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在左派反对派与继起的第四国际运动中，每次重要的争论和分裂也差不多总是为了这个立场。托洛茨基在此问题上不容许任何偏差和修正。为了它的歧见，他曾经一再和很亲密的同志分了手。

　　中国反对派的历史上充满了理论的争执。但是关于此一第四国际的主要立场，却从来不曾引起过争辩。有之陈独秀一人而已。而且他的不同意见，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也从不曾有系统地形成，公开用文字写出，并为之竭力争持的。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即当莫斯科审判初次上演时，在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曾经对“苏联乃堕落工人国家”的看法表示怀疑。但他的怀疑与其说是理论的，毋宁说是印象的。“这样不民主，还算甚么工人国家？！”这是他当时的牢骚想法。至于是否真的已从工人国家变成非工人国家，加何变，几时变，我们应该对它改取甚么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至少就我个人所知，他都不曾考虑。直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在他家中作客时，我们在谈论中偶尔触及这个问题，他对“老托”的立场也不曾提出异议，仿佛他还是同意着旧立场的。这要到一九三九年德苏协定之后，他才公开而坚定地否定了这一立场。当然他的否定仍导源于民主的见解：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可能是工人国家。

　　陈独秀之外，中国托派中，不曾有过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对托洛茨基的苏联看法表示过异议。因此，当一九三九年秋冬，整个第四国际（特别是美国支部）因苏联问题进入争论并陷于分裂之时，我们中国托派却是一致的，一致地拥护托洛茨基的意见。当德苏协定与芬苏战争发生时，我们都来不及等候托洛茨基的态度，根据了我们素来的立场，便在当时发行的《破晓》上发表了意见。这意见一方面指出这些都是斯大林多年来叛变世界革命所获致的结果，特别指斥他因和希特勒作外交妥协而放弃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根据了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不管苏联为何与如何卷人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我们这立场让陈独秀看了大为生气。在他当时写给我的信上说我们“思想上与死狗（按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见《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这个态度，与第四国际中当时发生的苏联问题的反对派（主要以美国的盘纳姆——夏克曼派为代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它没有能在中国托派中引起共鸣。以上海编委会为首的全体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德苏协定与芬苏战争的争论中，始终拥护了托洛茨基以及国际中的多数派，坚决反对任何对原有立场的修正企图。在讨论中，约略地与短暂地表示了不同意见的倒是彭述之，他在我们尚未接读托洛茨基对芬苏战争的文件以前，曾主张在苏联军队中提出反战与和平口号，因为他觉得根据于保护弱小民族独立的立场，我们未便拥护苏联对芬兰所从事的战争。这立场他保持得不坚决。一俟纽约方面与他相反的意见寄到上海，他便立即放弃了。

　　现在我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想批评当时的争论，而只是要指出这个史实，即在一九三九年与四O年，当国际托派为苏联问题争论得最热烈之时，我们中国托派却不受影响。当时不争论苏联问题的原因可以找出好几个来，而其中之一，我想应该说是中国同志将自己的最大注意集中在抗战问题上了。中国的对日抗战此时已经延长了两年有半，国民党政府局处在西南一隅，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欧及时爆发，多半整个国民党都要参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了。欧洲战争给了蒋介石以新的刺激和希望，让他在复杂错综的国际关系中，能从事于新的买卖、在抗战初期，蒋介石主要是依赖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合作），与日帝周旋，借向日帝争取较好的妥协条件。不过战争的进程，以及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国际条件阻止了蒋介石实现这一企图，抗战便长期化了。蒋介石只好坐以待变。等到一九三九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已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也就根本改变了抗战的指导方针，他决心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投入世界大战的民主方面。特别要将自己系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因此，在国内政策上也明显地转变着，他开始对一切左派施行弹压，后来向新四军开了刀。在美国大老板愈来愈积极的支持之下，他再不能忍受共产党的合作，也不需要一般民众的拥护了。蒋介石的此一倾向，当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日苏协定签订，日美战争愈形迫切，以及同年六月间德苏战争发生之后，更加来得显明。

　　中国托派从一九四O年初开始，内部就普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中国的对日抗战变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时，它的性质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对它的态度应否同时改变，大概在一九四O年秋天（已记不真切），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斗争》上，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抗战》，目的就是要解答上述的问题。文章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1，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战争不能不视作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不以美帝国主义者小盟友的资格作战，它的战争不能不从属于美帝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因而它的民族解放的目的也不能不从属于美帝争夺对弱小民族奴役权的目的；2，在中国多少以独立资格对抗日帝时是进步的，但当它参加于世界大战，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至少退居不重要地位了；3，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们中国革命者对国民党领导的战争态度，在本质上更应符合于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所揭出的“革命失败主义”。

　　这篇文章登出来时，前面加了声明，说这是作者个人的意见未能代表整个《斗争》报，亦即整个中国托振的态度。文章发表的用意在于帮助同志们的讨论。不过这个声明，并非表示当时编委会的其他委员都不同意此文的意见，相反，倒是全体同意的。那时彭述之去了香港，留沪的编委是陈其昌、郑超麟（这里必须附带提一提，当超麟从皖南来到上海后，就因他是统一大会上当选的正式中委而受邀参加了编委会）、国华、刘家良和我。文章审阅时，没有人反对，刘家良尤其赞成。差不多在同时，彭述之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仿佛是登载在香港的地方机关报《火星》上的，却发表了相反意见，他认为不管中国抗战如何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他附了一个条件——英美帝国主义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领土上与日帝进行战争，则那一部分战争的比质是不进步的。

　　所以等到彭述之回到上海，一场激烈而延长的内部争论就发生了。最初进行于编委会内，后来扩大到全组织：编委会中开头是五对一的争论，后来变成四对二，因为刘家良不久改变态度，转而积极拥护彭述之立场。在上海和香港的支部讨论中，在第一阶段，多数亦属于“抗战变质论”者，只因后来美国朋友们所采立场与彭述之相同，李福仁带了这个决议（它仿佛是以“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这样的名义通过的，为李福仁所起草）重来上海，这便影响了二种立场拥护者的比例，原来的多数派变成为少数派了，虽然编委会中的四二之比并未改变。

　　那争论继续了半年以上，采取着书面形式，两方面的文章集成了好几巨册的“校内生活”。要把争论内容在此地叙述出来即使择其最主要者，也都是不可能的。同时这样的叙述也不必要，尽管那争论在其逻辑的本身发展中，范围越广，研究越深，以致在某些方面对于实际政治以及纯粹理论都可能有若干价值，但争论本身总已为历史的迅速进展所超越了，抛撇在后头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问题，新问题又促发了新的歧见，而革命者的分分合合也主要地不再为了回顾过去，应该围绕于更迫切的分歧周围了。我个人，关于那一时期的思想争论的总结，曾经写入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译本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的长序中，因此更不必在此作任何交代。

　　思想问题的争论不曾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组织分裂乃由于一个有关乎组织原则的步骤。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个所谓中国托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因病根本没有参加。超麟、其昌与国华三人则因反对如此草率地召开大会，不愿参加。）[1]在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五个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2]。我们对那次会议的准备与进行都不满意，但接受了它的结果，我们自安于少数地位。不过我们要求一个权利，即在机关报《斗争》上辟一讨论栏，双方继续进行问题的阐明。新中委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又要求继续出版内部生活，延长讨论，又不获允，我们乃自行出版内部生活，后来我们命名这个独自辑印的内部生活为《国际主义者》，以此同时对党内党外的革命者发言。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时声明新中央如能答允我们在《斗争》报上开辟讨论栏的要求，随时可以停刊《国际主义者》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新常委会不允考虑我们的要求，并指出少数派的行动破坏组织原则，如果继续发行，则宣布所有少数派的同志已“自动脱离了”中国托派。

　　就这样，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起来的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再陷分裂，从此便以两个组织存在着，迄今不曾复合。

　　时间逝去得真快，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一经计算，这分裂离今天竟有十五年了！今天我自然不会以偏激的派别感情来重算旧账；既然为之分裂的政治歧见都已被历史推到很次要的地位，则较政治问题更次要的组织问题，尤其是有关组织问题的某些措置和步骤，更值不得来争辩是非曲直了。归根结蒂，组织是应该从属于政治的。不过有一个基本的组织观念，即关于党内派别的合法存在，少数派权利之应予确定和尊重这个问题，我觉得并未因争论问题之过去而过去。对于将来托派运动，乃至一般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运动，都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所以我不能不在此多说几句。

　　不少斯大林的罪恶假“列宁主义”之名以行。最重要的诸端之一，该是所谓“铁的团结”或“钢的团结”了。其意是说：党内禁止一切派别存在。换言之，那便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可是事实上，将成百成千，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末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就为此立过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与反对党。资产阶级民主的此一方式，井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是十八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而换得的。列宁的组织原则（包括他关于国家学说的一部分）并非根本否定此一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而是它的承袭，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不错，列宁鄙弃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制，但他的苏维埃制并非原则上排斥了多党政治。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苏维埃中原包括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苏联的一党统治，它的党外无党，本只是空前阶级斗争（内战）所形成的事实，而非根据于既定原则所做成的结果。至于党内，列宁一贯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完全不排斥少数派别合法存在的权利，更不曾禁止居于少数地位的同志继续向党内党外发言。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长史中，列宁本人就多次居于少数地位，而每当他成为少数时总是要享受这个反对派的权利，继续让自己为正确的主张而斗争。联共党第十次大会上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显然就是权宜性的、暂时性的。可是斯大林们却利用了这个决议，将它解释为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从此就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处罪之法，始则假乎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结果，列宁的“民主集中”原则，被以无量数革命者的鲜血画成为希特勒的：“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荒唐与反动的最可悲的讽刺画。

　　毋须说，列宁的组织原则被利用得如此丑恶，还由于更大的历史原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仍有若干理由说，斯大林的此一“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在其应有限度内，也助成了那些反动的史迹。

　　这样的“原则”在已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尽的纠纷与分裂。三十年来苏联和斯大林党的悲惨经验，已经充分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谁若仍以斯大林精神来了解列宁的组织原则，那他是不配称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

　　我不想在此地批判作为革命家的彭述之，顺带地，我却愿意在此声明：他自是一个革命者，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虽然，从另一视角看，他的稳定可能变成刘家良所描写的“绊脚石”；他的谨慎会变成对于较高权威的无思考的信赖，以致犯了超麟同志所称他的“王明主义”）。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我们上述的那个组织观念。我无意说，彭述之的此种组织观念造成了中国托派的再分裂，但是应该说，如果不是此种观念充塞了当时的组织，则分裂纵使仍旧发生，也可能迟些，采取不同形式，甚至可以避免。斯大林官僚式的、惟我独尊的组织原则，对于一个宣传较多于行动性的小团体，更具有毒害作用。故不论为了回顾中获取教训，或者为了未来工作中有所保证，都必须郑重地指出来。

　　组织分裂不久便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日帝军警侵入了租界，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投降为止，在整整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继续出版着，大约一共出了十五（?）期。《斗争》本由彭述之领导的新中央续办，但自“孤岛”沦陷之后不久，这个创刊于一九三六年的寿命最长的托派机关报终于停刊了。在日帝统治上海的长时期中，“多数派”除了最初一个短时期外，并没有机关报。

　　那是几个十分艰苦的年头。几乎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甚至我们的最低生活也不易维持。我们和国外的关系断了，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系也被割断。组织工作限于极小规模内的活动。在这方面，律师张德泽和他妹妹德涵之由同情者变成同志是值得一提的。由于他们的忘我捐献，我们能够在沪西工人区里办了两所小学校，以此作为基地，多少增加了些工人关系。绸厂工人与托派有长久渊源，此时由蒋振东同志领导，在我的侄子颂九（他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被捕后，自杀于毛泽东的监狱中）的协助下，经由一所小学校，又发展了若干新的关系，甚至领导过几次斗争。在电车工人中，我们总算也于此时生下了一点根，个别的同志曾经入了苏北苏南的抗日游击队。有些与组织脱开了联系的同志，曾经在游击队里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整个说来，我们那时期的组织活动是不足道的。我们主要的精神仍被放在文字工作上，在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性的分析与观察上，也就是说，在于《国际主义者》的继续出版。郑超麟长期从事于党内以及反对派内的文字工作，不过在过去，他的文字多数属于翻译方面；只有在那时，他的理论性的创建工作才达到了旺盛时期。超麟的文字精简生动，说理条分缕析，逻辑性非常之强。尽管你对他的结论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不为他的文字和理论所吸引的。在那最最黑暗的几年内，超麟写下了也许是他一生（自然我不希望如此）中最精彩与最结实的作品。他写了《三人行》，写了《回忆录》，写了《不断革命论ABC》；而以更谨严更郑重态度来写作的，则有《陈独秀评传》（根据我阅读原稿后的印象，觉得这是一部最出色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可惜的是：这些书除了《ABC》之外，都不曾付印出版。原稿虽曾录副，但均不及带出，故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托派全体被捕之时，稿与人同时被毛泽东的特务带走了。《国际主义者》上的主要文章出于超麟手笔，只有较少部分才是我写的。抗战胜利后，超麟曾有意将他的与我的文章分成单行本出版，号《国际主义者论文集》，这企图却终于不曾实现。时至今日，这些巨大数量的文宇竟连一张原稿纸都找不到了。长年累月的心血结晶，都变成了写在水上的字。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几个在那一时期失去的同志。“孤岛”一沦陷，内地与上海的通信完全断了。我们不知道留在川湘滇的一些朋友们的情况。那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某一日的日本军部出版的《新申报》上，我们看到了陈独秀逝世江津的消息。独秀去世消息对我们不能算是意外，因为他的病，血管硬化症很久已是绝望了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经常可以接到他报告病状的信，由上海的一位相识的医生给他处方，并寄送一些内地无法买得的药。据医生说，这种病是随时可以发生意外的。但虽如此，这噩耗在我们中间还是产生了激动。这激动虽不如二年前因托洛茨基被害所引起的那样深刻，但也有那样的沉重。在一些与老人曾长期相处过的同志中，这悲痛可能还会更加亲切的。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论文与书信》中所表示，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井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变影响之下，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的观察者的思想方法，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我们——当时《国际主义者》的编辑部，虽在思想上，特别在战争态度和抗战态度上，和陈独秀的距离比“新斗争”派和他相去得更远，却仍以同志的，甚至是学生的立场，在刊物上追悼了这位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巨人。超麟写了一篇长文，我写了一篇短文，来纪念独秀一生的为人和事业。同时彭述之也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一期油印的《斗争》上，指斥了独秀的“晚节不全”。

　　当时彭述之曾经非难我们的“非政治”态度，为了我们竭力颂扬一个在思想上业已走到敌对阵营里去的过去同志。我们当时不以为然，今天我更以为我们那时的态度是对的。因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物的评价，不单单是一个思想问题，而更是一个实际政治的斗争问题。在批评与追悼陈独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一个事实：为了炽热的政党斗争的利益，中共和国民党对陈独秀都采取了非常阴险的立场。中共采取的是沉默和诬蔑，国民党用的则是奉迎与曲解。手段虽殊，目的却同：不外乎要抹煞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或用丑陋的颜色涂在他的脸上。而这些目的的最终归趋，又都是要辱没中国的托派。因此，我们来追悼陈独秀，必须针对着中共和国民党在这方面的阴谋战略。我们必须尽量恢复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人可与抗衡的地位，他那一身兼具西洋史上从卢骚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同时要指明这样一个人物之终于走向托派，正表明出中国托派在中国的历史作用也是继往开来的。为要这样做，我们自必强调陈独秀的积极处，进步处，他的伟人处以及他在中国近二十年来所做过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的重大贡献。关于他晚年和托派间的思想距离（我们要特别指明，这距离根本不曾发生过甚么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我们自应置之于较不重要地位。在大敌之前，我们对于自已的老战友是不妨与应该“护短”的。

　　为确定陈独秀正当的历史地位而作的斗争，不但当时为必要，今后可能更为重要。这斗争和“恢复中国托派名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直到今日，并不因为自己的辉煌胜利与陈独秀的早已作古而缓和了这个斗争。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口授的传记（一九三七年曾在汉口发售）中，曾坦白承认了他受陈独秀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无论就思想或关系说，毛泽东都是陈独秀亲炙的学生。那本传记中所讲述的影响，无疑还是故意减损了的。可是为了当时奉命进行的反托反陈的斗争需要，这样的承认都觉得不相宜，于是那本书不久便收回了。从那时以后，延安及其外围的文化界便有计划地进行了对于近代思想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伪造。伪造集中于贬损陈独秀的作用。他们非分地抬高鲁迅的地位，以便将他来扮演陈独秀所曾演过的角色。这种伪造与窜改，最初毕竟因为史实太新鲜，偷换的手法太离谱，以致使一切参加过或见闻过五四以来思想运动的人们大为震骇；可是积非成是，见多不怪，到了今天，不必说对近代史全无知见的新一代，便是较老一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部钦定的“历史”了。中共胜利之后，毛泽东在那篇有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企图历数中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前驱者的名字，文中他竭力捧出了康有为，又照例赞扬了孙中山，可是他完全抹煞了陈独秀。康孙二人在中国晚近文化与政治运动史中所占地位无人可予否定。虽然康有为是真正的“晚节不全”，以发霉的清室遗老资格终其天年；虽然孙中山在文化思想上说，并无甚么贡献可言，他始终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但二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若从历史观点看，毕竟曾发生了巨大影响，故有其应得的地位。毛泽东的此种承认是应分的。可是承认了康有为与孙中山而抹煞了陈独秀，则犹之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把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奉作自己的先驱者而否定了普列哈诺夫的作用一样，这在列宁是绝不容许的。陈独秀在中国的革命思想史上，地位至少可以和普列哈诺夫齐肩，如果说他“晚节不全”，则至多也不过和普列哈诺夫齐肩。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表彰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号召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细心研读普氏的哲学著作，且誉之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此类文献中的最佳者”。在红场侧面巍然矗立的“先贤碑”上，普列哈诺夫的名字被列在直接走向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列宁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如此作为，不但表示出真正革命者的恢宏气度，也反映了辩证唯物历史观的正确应用。那末为甚么以中国列宁自况的毛泽东却不肯以同样的公平来对待中国的普列哈诺夫（其实陈独秀还不止是普列哈诺夫）呢？问题是很清楚的，使毛泽东不能如此做的主要原因，乃在于陈独秀和托派的关系。这个托派，不论中国的与国际的，直至今日为止，仍然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坚持着真正的马列主义，保持着十月革命的真正传统，因之，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掘墓人资格。

　　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里，中国托派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陈独秀这只死去已久的“大虫”竟仍然成为中国斯大林党不能安睡的梦魇。这个伟大的名字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真实作用，一直使中共头子们感到重大困扰。由此可见，陈独秀决不是中国托派的“盛名之累”，恰恰相反，乃是它光荣的象征。陈独秀历史地位之重被确定，如果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完全胜利，也至少将标志出斯大林主义对中共统治的最后结束。但愿中国的托派同志们能够懂得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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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哀悼了陈独秀大约一年之后，又遭受了一次惨重损失：陈其昌同志被日帝宪兵捕去而且加以杀害了[3]。其昌那次被捕，并非直接为了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为了他的抗日工作，因此，他在政治上的敌对者便乘机加以攻击，说他的牺牲是并不光荣的。这种攻击是恶毒的诬蔑。一个强调“抗日第一”的人，竟会指斥为抗日而遇难的同志，未免犯了宗派第一的毛病了。其实陈其昌不仅是中国托派的光荣烈士之一而且是最值得我们后继者学习与矜式的一个革命家。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甚相同的品格。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说，在艰苦的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地具有政治家条件的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家的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固然看重环境对于人的品质的决定力，但也不忽视个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随着其人的地位不同会发生大小不同的影响的。陈其昌可能不会成为好的政治家，但他具有最优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吃苦安贫，从不懂图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胜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置在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蒋介石白色恐怖最最猖狂的时期，中国托派的组织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坏，而在每次破坏后作惨淡的重建工作，使组织得有一线存续者，总是我们这位“大哥”。其昌在秘密工作上非常机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松弛的。不止一次的组织险遭破坏，都因他的事前觉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门口被特务追逐，他用尽方法，使自己既脱于难而又把寒君救了出来。这正与某些政治家不同，他们太看重自己地位，因此太看重自己的安全，因此一经嗅到危机便独自远扬，弃其他有危险的同志们而不顾。其昌最鄙视那种行为。自然，其昌和一切革命者（一切人）一样，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的。一种略偏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法，也许就可说是他的小毛病了。不过他丝毫不轻视理论。他做学问和他的做人一样非常之切实，所以基本理论的修养是很高的。有时他为人所诟病，多半是因为他欢喜归纳尤甚于演绎，调查研究比抽象和综合的思索更有兴趣吧。

　　我说过，他的被捕并非为了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乃因他的抗日工作。这工作原是他的长兄担任的，负责着一个报告日伪经济情况的秘密电台。可是一经被捕，日宪兵在他家中搜出了大批托派文献，“罪名”便改变了，案情也为之严重了。特务给他上了种种毒刑，要他招供托派机关，他虽被摧残得遍体鳞伤，却终于不屈，最后便在宪兵部内被秘密处死。

　　陈其昌同志河南洛阳人，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学生和工人的秘密革命工作。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可怕年月，他始终担任着党的中上级干部。一九二九年转人托派反对旅，被开除党籍。嗣后就全身投人托派斗争，以一九四二年某月遇难于上海。其昌生前也是以卖文为生的，写的主要是报章上的社评。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杂志上，那些有关乎国际政治的文章都出于他的手笔。亚东图书馆的小册子中，《我赌我的生命》是他译的，《莫斯科审判的真相》与《杜威委员会判决书》是他编译的。此外，他还写过一册《中国民族大迁移问题》。在托派的机关报《斗争》上，他是主要的撰稿者之一，差不多所有关于经济的文章都是他写的。

　　寒君同志大约在一九四五年新正病故于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占了这个英国殖民地，寒君没有可能离开，他留在那里做工，并保持了地下的组织活动。我们曾经设法让他回到上海来，为此国华同志还给他汇去了路费。他接到了，有信告诉我们，说他将争取第一个机会动身。可是始终不见人到，连个信息都没有。记不清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天还是在更后些时候，他的妻子发了一个信给我们，说寒君肺病严重，生活又陷绝境，希望我们设法资助；可是这封求援的急信最后来到我们手上时，日本已经投降，即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了。那时，我们事后才知道，距寒君死去已有大半个年头。我和寒君的相知比较浅，共同工作的时间也很短，而且在那个时期中彼此关系又都不甚愉快的，因为他把我算入“老人”之内。不过虽然如此，我体察到，而且应该在此承认，寒君是一个可贵的革命者。他的气质较偏于实际工作，处理事务很能干，有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这和他党内工作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原属于何孟雄们的一派，对工人运动很熟悉的。寒君同志对革命非常忠诚，曾入狱三年。干工作吃得苦，有毅力，由于生活永远和下层同志及党外同情的工人们打成一片，深得同志们的爱护。我们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就是与寒君在共同工作中相爱而结婚的。不幸他们二人同居了很短时间，寒君即被国民党特务捕去，等到后者刑满而快要出狱的时候，彩莲却咯血死了。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自己要跑一段野马，为黎彩莲说几句话，虽然她之逝世是在一九三六年，不属于我目前叙述的这个时间内。彩莲出生于汉口一个穷苦家庭里，父早故，母亲为人洗衣。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展到武汉，彩莲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可是她立刻投进革命浪潮中去了，在峤口一带做着积极的工人运动。革命失败，她被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联共党的派系斗争发展到中国学生中后，彩莲加入了秘密的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她与我们一同回国，在党内做了短期工作，与我差不多同时被开除出党。在反对派的四派分峙中，她属于“十月社”。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此后的彩莲就变得更加切实与深刻了，一面参加最艰苦的下层工作，一面又拼命研读马恩列托的著作。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人不堪其忧”，而彩莲则“不改其乐”。对于“美丽的小麻雀”，人们从来是爱惜的，可是一经她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完善的革命家，人们对她的敬重就远超过了爱意。我们简直是以惊异目光来注意了她的成长的，因为在如此娇弱的小躯壳中，竟会有这样坚强宏毅的灵魂。可是，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疗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一九三五年年初（经过了四年睽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仍然高昂，对事业满有信心，谈笑也仍不减当年的轻松乐观。我们都希望她那异常坚强的意志会克服体力的衰竭，希望她终于还能复原；至少，她的生命能维持到寒君的出狱。可是人的意志和希望终究还是战不过自然的法则。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的一个晚上，在供给她膳宿的那位朋友家里，突然死了。同志们的哀思可以从独秀当时写给赵济的一封信想见的。信中字句我虽不能原样复述，但因印象甚深，相信大致不差，他写道：“……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不，我不以为独秀“老了”才如此地感伤，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一样难过的。坚贞的同志的摧折总会使人难受，而坚贞的女同志的损失尤其令人悲悼，因为历史的条件使然，迄今女战士一般地比男战士少些，也因此更珍贵些，她们的牺牲或摧折更扣人心弦些。

　　彩莲的后事由国华同志料理，她的棺木掩埋在上海梵皇渡铁路附近的义冢里。寒君的遗骸据说葬在香港柴湾，现在当然也已淹没无踪了。革命者大多数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有如我们被日帝杀害的“大哥”，在西伯利亚被消灭的一二百名中国反对派。彩莲、寒君能得后死的同志们代为掩埋，算来已属“奢侈”了。我们自不必为这等事感伤，因为他们都会活在同志们的心坎里，而这个心的坟墓，比任何永固的坟墓更为永固。

　　以上各位并非中国托派在该一时期内所有的栖牲者。不，他们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继续受着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被捕，还有一些同志丧命在息烽的集中营里（其中有在一九三四年间参加过中央领导的王耀华）[4]。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5]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像这样因忠于自己的思想而遇难的，为数甚多，可惜我这里无法一一介绍。上举诸人及其事迹的简略叙述，只是想让人看到在那些年月中，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艰苦生活的一斑罢了。

[1] 王凡西和郑超麟得到通知：“你们愿意参加。就来参加！”可是并未说明是什么性质的会议。开会后，彭述之方宜布为继承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的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大会”。如果是先宣布了，王凡西和郑超麟就会以第一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的。——校者注

[2] 被举为新中委的蒋振东、毛鸿鉴二人不久却转变为“少数派”。

[3] 陈其昌被日本宪兵捕去牺牲，并非在独秀死去一年而是在独秀死去不久。——校者注

[4] 王耀华不是死于息烽而是死于临解放时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校者注

[5] 这里谈到王实味的这一句话，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给中共对王实味的平反带来了麻烦。为此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案”。回叙了大量事实之后，我写道：“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我的这个声明，据说曾经有助于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一九九三年八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