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革命的日子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投降，沦陷区的民众霎时间激动起来。此种由长期蛰伏而突然活跃的群众转变，在我一生中可说还是仅见。我没有赶上辛亥革命，却自始至终参加了自一九二五年延及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我在沪杭看见了“五卅”，在北京参加了“三一八”，在广州我目睹了省港工人的伟业，在武汉也曾为那个革命中心跑过龙套。但是在那些时候，若就群众心理的过程说，其速度与范围总似不及日帝投降后发生于沦陷区民众的那么飞跃与广泛。八月十五日日帝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心理之由消沉死寂转而为活泼希望，完成于一夕之间，而由活泼希望转成为对统治者的愤懑不平，也是以快速的躐等姿态完成了的。我们从抗战开始时候起，就深信战争中尤其战争之后，必然要发生革命（战争乃革命之母）。所以在我们和独秀之间甚至和多数派之间关于个远景的不同估计，便是我们有着这样的信念：不但要准备革命，更加要为革命的来临而准备。虽然如此，一俟“革命逼人来”的时候，我们仍觉得是没有准备的。组织上固然如此，甚至思想上都有点这样。

　　群众发酵，却没有一个组织坚强与思想正确的革命党来将他们焙成饼或酿成酒。事情正是这样。当时中共在东南诸大城市里并没有组织，各个“民主党派”也只挂了几块招牌。就革命领导说是个半真空。在那个时候，如果中国托派拥有数百，最好能有数千名基干的组织，我相信能起来填补这个真空。如果填补了的话，则当中共跟着进来争夺领导时，我们也不一定会弃甲曳兵而败的。如此，则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国民党统治区”中的政治情势，至少会以不同的面貌留在历史上了吧——如果终于仍旧让中共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全中国的话。

　　任何人任何样式的后悔都是顶无出息的。我们如果怎样怎样，便能如何如何的冥想，当然有损无益；但若当个教训来了解，亦未尝无若干价值。何况我现在写的是个人的回忆，回忆中自有权利去作此种追溯的。近几年来每当我想起那一时期时，总觉得中国的二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不曾切实地做过再统一的尝试是很大的不幸。当时二派的人数都很少，合起来虽然不一定大有作为，但分裂行事毕竟是更不起作用。其实战争过去，关于苏联性质的争论还未发生，此时在重大的原则上并无非分裂不可之点，再统一的基础是存在的。群众有此要求，客观的工作有此需要；但小组织形成后所必有的排他性却妨碍着双方的领导者（我绝不想将自己除外）去郑重考虑这个可能。当然，在此地我仍必须指出：以彭刘为首的多数的与正统的观念，以及他们迅速造成的所谓“严肃的组织路线”（包括领袖权威的人为树立，派别界限的绝对不准逾越——例如属于“多数”的同志如与“少数”方面谈话，须得事先批准与事后报告。）主要地妨碍了当时再统一的尝试和实现。如果我们记得，彭述之对一九三一年的四派统一始终采取了反对态度，那末一九四五——四六年他不愿见二派之复合，乃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微弱的托派虽然分裂为两个更微弱的小派，对于当时的群众运动还是能够参与并且发生了作用的。我们的力量很快增长，影响因而扩大。这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的立场。八年抗战，人们受够了痛苦，他们不愿再见战争，他们渴望和平生活。可是“胜利了的”国民党却拼命准备一次反共的全面内战。战争打起来，整个国家陷于经济的严重危机与崩溃。结果，国民党控制下的人民，特别是其中的学生与劳动群众，在“反内战”、“反独裁”与“反饥饿”三大口号之下，愤怒地站起来声讨国民党政府。这些口号完全与中国托派的革命民主政纲相吻合。为了这个政纲的实现，中国托派已经斗争一二十年了。在抗战“胜利”初期，我们（《国际主义者》）便利用了一点社会关系，在由今天担任着中国政府驻伦敦代办宦乡所编辑的报纸——《前线日报》上，获得了一个副刊地位。一切能动笔的朋友全动员了，每天给这报纸写些战斗性的小品文。影响不能说没有。这对于战后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激发上，多少也起了一点酵素作用。可惜这副刊只延长了一两个月，国民党的社会局便出来干涉了。他们最初对副刊的主编者——一位在政见上并不同意我们，却极富有革命正义感的民主人士——施加压力，无效；进而向报纸的大老板顾祝同说话，于是那个战斗性的副刊被逼改换作风，主编为此辞了职。

　　此时我们已不再继续油印的机关报《国际主义者》。在各种各式的期刊像雨后春笋似的发行中，我们决定出版一种铅印的可以公开发行的报纸。我们的《新旗》便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问世了。这是一本十六开十六页的半月期刊。由于执笔的人数少，我们又不愿延误出版期限，超麟和我便负起了主要责任。那时期的工作相当紧张。《新旗》出版到第十六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明令禁止，报摊不敢为我们出售，印刷也成了问题；可是我们不愿放弃，决定用其他方法来继续，自己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工厂（比以前印《斗争》的却要大得多），由自己的同志来排印。此种较不漂亮的，手工印刷的《新旗》，一直出到第二十二期。第十六期以后的《新旗》不能按时与经常出版，为了印刷困难之故。那时我们遂将出版的重心移到书籍上。出版“新旗丛书”。记得已出的有超麟译作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ABC》以及他翻译的简本《托洛茨基自传》。我则校译了托洛茨基写过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和书信，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关于丛书出版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照例由国华筹募和办理，他当时又在汪孟邹先生的帮助下影印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在同一时期内，“多数派”也出版了期刊。先出一种学术性的杂志《求真》，后又发行了《青年与妇女》，复改名为《新声》。这两种杂志也有影响，特别在一些知识青年中。它们与《新旗》不同的不是在基本思想上，而是在编辑方针和批评态度上，为了竭力维护刊物的合法性与公开性，它们说话就含糊得多，并且把批评的最大火力射向了中共。

　　组织工作那时也相当开展。这一小半由于战争过后旧同志的散而复合，一大半则是文字宣传在群众运动高涨中的新收获，不少老朋友回到了上海，其中有我十五年前在苏州监狱中分了手的何资深。他这次带了独秀的遗稿来出版：《小学识字课本》（这是独秀费了许多年心血完成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已说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最后论文与书信集》则由朋友们集资自印。散处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的老朋友们，此时有的来沪作短期逗留，与我们重建了关系，有的则恢复了通讯。他们都是此时才知道中国托派己再度分裂，难免有些惶惑的。他们多数希望能统一，与双方谈话，借以探测分歧的深度与重合的可能。结果如事实所示，复合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可能，于是他们只好和二派之一缔结了联系。“老人”中除了尹宽“骑墙”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少数派”。

　　我们在战后所做的文字工作，与一些年轻的革命者“结了缘”，《新旗》每期印二千份，由报摊售出的约有二三百份。（这数目并不经常，因为斯大林派的作怪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在明令被禁前，有一期只卖出了六十余份。）卖不脱的却都设法送出去了。因此在识与不识的群众中，它总算起了不小作用。上海有一个名叫“翌社”的青年团体，成立于抗战时期，主要成员为大学生、中小学教员、商店以及工厂的职员，还有较少数的手艺人和工人。这个团体表面是学术性的联谊组织，实则还有抗日的政治目的。领导诸人的政治思想最初倾向于中共，后来由于私人的接触，个别地转向了托派。待到抗战胜利，《新旗》出版以后，差不多整个组织跟我们接近了。“翌社”朋友和我们的年轻同志经常生活在一起，成立了“笔谈会”，经常出版一种油印的笔谈汇录，让青年人自由交换意见，讨论问题。这个笔谈会后来便改组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当“胜利”以后，“解放”以前上海学生中掀起的多次“反内战”、“反饥饿”大运动，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及其组织，曾贡献了不小的推动力。

　　同样的发展与同样的工作，也曾在“多数派”中发生着与进行着。他们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据当时某些同志的描写，他们的群众活动似乎更多采取了斯大林派所提倡的文艺活动方式。

　　随着组织的相当开展，“建党”思想在托派的两部分中同时进展着。我说过，当时双方的领导层都没有再统一的愿望和决心，因之不管许多同志有此种“调和倾向”，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大踏步地从二派走向了二党。“多数派”的领导者们简直是以胜利者的神气从事于建党大业的。他们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关，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纲领，名其党曰“中国革命共产党”。我们这方面也积极地筹备着，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八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组织与政治问题的诸决议，产生了领导机关（共五人：超麟、资深、林焕华、原属“翌社”的俞硕遗同志和我）。[1]我们的党名决定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其实我们的党员是很少的，我记得，此时集中在上海的大概是六十四名，全国同志统算在内，不过一百余人。“多数派”大约比我们多一点，但即使多也多不了很多。二党合计的人数，不过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时的一半，甚至还不足一九二九年莫斯科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数字。但虽如此，到那时为止存在了二十个整年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经历了重重摧折之后，总算是走上了复兴的机运。如果这种革命前的群众运动局势不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迅速打断与控制，那末假以时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可能己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了。

　　不幸，事情并不依照了我们的最佳愿望来发展。

　　国民党政权从战争中出来，比战前更加腐败了，这情形原本是谁都知道的。当时围绕在国民党周围的统治阶级，早已变成一个投机家、走私客、寄生虫与抢劫者的庞大集团。它几乎脱离了乃至敌对着中国社会中其他所有阶级。但是，这个政权究竟腐败与孤立到甚么程度，却还是不完全清楚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之下，它表面上依然强大。只当它后来在内战的真实测验中，国民党这座威风凛凛的巍峨建筑，才被证明是全部已经让白蚁给蛀空了的大厦。这幢大厦倾倒之速，不但震惊了蒋介石集团及其华盛顿的主子，而且出乎斯大林的意外。在某一程度内它甚至还不曾为毛泽东所料及的。我们中国托派，不用说，也是未曾料到的。

　　如此，在一九四八年年底，当解放军在徐蚌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大军直逼南京之时，彭述之在他那一派的紧急大会上仍旧坚持说中国的斯大林派不能与不愿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虽然与此同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决定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与一些领导人员立即撤退到香港。

　　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之时，中共军队业己渡过长江，南京也己解放，陈毅的军队正沿京沪路而下，直指上海。那时候，中共之是否能够胜利早已不是理论的猜测，而是事实问题了。我们的大会是面对了这个事实而举行的，所以无论政治或组织问题都以中共的胜利作为考虑和布置的出发点。政治方面的详细见解，因为我有关的文件都己在香港的不幸事件中损失了，现在无法记忆出来。我只记得我们没有提出党纲，只起草和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纲的决议》（那是超麟写的），上面确定了我们所信奉的马列以及托洛茨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至于由此等立场引伸的关于现时代较现实的政治问题，并不是每一个都确定了立场，那个决议只提出多少指示，作为未来党纲起草委员会的依据。政治决议案是由我起草的，可是详尽内容，没有文件帮助，不能凭空记出来了。俞硕遗同志起草的组织决议案，特别提到了我们与“多数派”分裂的教训，即规定了在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应用下，党内同志可以持有不同意见，为了不同意见可以有派。少数派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则必须尊重少数的权利。这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中，首次正式地规定了这个真正符合于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那次大会上讨论得最多与最迫切的，乃是在中共统治下如何工作的问题。会议决定了组织不撤退。我们并非对中共的“宽容”存有幻想，也并非看不到中共那种群众性的特务制度将会很容易破灭我们的组织。会议所以如此决定，由于这样一个简单信念：为了在工人阶级中长留影响，一个革命党应该在行动中被扑灭，而不该未经接触而先行逃避。这个信念之确立首先自应归功于许多同志的坚强战意，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主张所能促成；但我仍必须指出超麟在此事上所起的示范作用。这个人，即使不计及其他的优点，仅凭他彼得使徒式的殉道精神，已足以在革命史上永垂不朽。在我们决定此一问题之时，情形确有几分像在尼罗王迫害下的原始基督徒。留在“罗马”呢，还是逃向安全地？这确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在考虑它，为它烦扰，有些人为了一己的命运，有些人则更多地想到了全组织的未来；可是超麟同志却仿佛想得很少，他不待“天空的声音”向他询问“你往何处去？”他早就下了决心留在“罗马”了。

　　当然，我们那时的态度决不是“集体自杀”。在那个根本态度决定以后，我们便进一步地考虑了并且规划了今后工作的方法。这方法简略说，就是切断横的关系，以不相闻问的小单位独立行动，同时将各单位的整个联系放在安全地方。我便是为了执行这个联系任务而受命离开上海的。所以按理说我不是逃兵，可是在整个“圣彼得精神”的感染下，我得承认，我并非不带了愧怍心情而走向“安全”的。

　　事情的发展往往推翻了人的安排，我们那次的工作安排更是被推翻得迅速而且残酷。在“安全”地带的我，四个月之后便发生了事故；在那里遭受了短期拘禁，便被迫离开了。而留在“罗马”的同志们的命运却一直延长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里。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在这时期中，我们的组织做了不少事情。年轻的朋友们还出版了油印的《新方向》，对新政权的种种作了应有的批判和鞭策。我们中间有好多同志参加了土改，原在工厂里的同志领导了斗争，在不少地方被群众推为领袖，由于他们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坚定，又因为他们有过较长久的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育。这期间当然也有些人在中共的胜利前面目眩，于是公然或秘密地放弃自己意见向中共投降。这些人的转向，曾经从一九五0年年初起给组织带来了多次的破坏（这情形特别发生于上海与温州）。那几次的事故中，也曾有人遇了害的，譬如温州的连正炎同志，以及广西的一两个早就与托派无关的过去同志，竟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不过一般说，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不曾清楚）。因此，在那三年有半的不短时间内，我们的人数有了增加，我们的影响不断在扩大。正因为这点增加和扩大，使得中共的特务机关不得不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采取了那次全国逮捕托派的大行动。那次行动株连的人非常之多，只因此后我始终没有可能与任何同志发生联系，故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特务送进了牢狱，我们无法估计。就我个人的关系说，那种株连的方式是非常可怕的。我的两个侄儿和一个内弟，除了看过一些我们的出版物之外，与托派并无任何组织关系，却都于那一个黑暗的深夜里同时被捕。更可痛心的，甚至他们的某几个朋友，连《新旗》读的资格都不曾具备，却也让那只大网给网进去了。我那个根本与政治无关的妻也受了短期拘禁……

　　如此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始终不曾公开出来。一切均保持在严格的秘密中。此事发生至今已过了四年有半，可是我们的同志不曾得到过一次公开的、多少按照点法理模样的审讯。他们自然没有释放，被关在监狱里，或受着劳改，或者竟已被枪决了。他们的被捕、被押或被杀，自然都是为了那个“反革命”的罪名；他们被迫与真正的反革命犯，与普通的刑事犯过着一样的、多半还要不堪的生活，受着更加难堪的精神虐待。可是我必须在任何一个机会替他们声明：他们是绝对不该受此种待遇的，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将一生的宝贵年月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利益的。中共不敢将他们作公开的审判，显然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李维汉等深深知道他们的“往日的朋友”，一旦把他们清白而革命的生平公开出来，会获得中国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的同情！

　　中共胜利所及于中国托派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乃是思想生活的开展和激荡。在一九四九年年终与一九五O年年初，标志了中国托派内部思想生活的一次高涨，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在思考问题，整个第四国际都进人讨论和研究的热烈心情中了。超麟在上海，我在华南的一个海隅，差不多同时研究了些有关斯大林主义、苏联性质、中共胜利原因及其新建国家性质等问题；并且各自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同志进一步讨论的参考。“多数派”或中国革命共产党中的情形也是一样。内部的思想生活沸腾起来，许多人写了文章，而首先出版的，则有刘家良的《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大约一两年后，彭述之写了他对国际所作的长报告。

　　自从写下这些思想记录，到现在又度过了六个多年头。其间中国和国际都发生了多彩与复杂的大小事件。究竟我们各人所写下的意见，在事件的证验下站住了多少，被驳斥了多少，又该作次深刻与全面的检讨了。趁这回忆的机会，我将在下一章里记下它的一些结论。

[1] 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的领导，除书中所举五人外，尚有广西麦俊奇同志和在香港的罗新同志。——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