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寂寞中思索

　　与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正五十岁。在中国人门外的一个小岛上蛰居，也已过了整整八年。有的是空闲，有的是思索的机会，几年来为了生活，我曾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戏剧的写作上，不过没有因此改了行。我始终注视着世界上发生的变动，特别注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变动。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十二日我在国内的同志们悉数被中共捕禁以后，我不再能有什么积极的政治活动，但思索是不曾停止的。在绝对孤独的情形中，思想生活反而更加紧张起来。可惜的是：生活的挤迫使我不能在这方面作广泛与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有机会将所有思想过的事物统统记录下来。

　　在这里，当然不适于做此种记录工作。不过当作感想，多少应该在这里做个交代。

　　阿Q精神要不得，尤其对革命者而言。不过自来革命者却最易犯这个毛病。真正的革命者需要百折不挠的坚韧，需要对自己的事业有无限信心。正为此故，往往不肯认识别人的胜利，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个精神原极可贵，它与卓绝的革命性不可分离。但若超过限度，盲目保护自己的信心，因之将他人胜利的事实说成失败，以自已的失败当作胜利，那便是最要不得的阿Q精神。这种精神对革命者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因为事实终究是事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早晚要和你碰头。盲目的否定会叫你碰得焦头烂额，终而致于卸甲丢盔，向无情的事实作无条件的投降。

　　真正的革命者的信心应该建立在对事实的清醒认识上，建立在对胜利和失败的冷静的理解上。只有建筑在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上的热情，才是可靠而持久的。任何人的热情都是如此革命者的热情更是如此。

　　认识别人的胜利不等于投降，确认自己的失败不等于灰心。因为人世间的一切斗争，特别是现社会中复杂而惨烈的阶级斗争，乃是一个胜利和失败不断更迭的过程。它不是坦平笔直的，而是岖崎起伏的。不通过失败不会达到胜利，不领受过失败教训根本就不会胜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两句被毛泽东征引过的老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借来看斯成托败，人胜我负的这一个事象。

　　祸福无定，能理解者便属有福。托洛茨基最喜征引的那句斯宾诺莎的名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含义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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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面说过，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九年年终到一九五O年年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次紧张的思想生活。当时发生在国内的种种，实在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中共从来执行的政策，我们深信是错误的；托派一贯坚持的战略，我们相信是正确的：可是到头来，取得胜利的反而是中共而非托派，这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个问题苦恼着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苦恼驱使我们深思，它驱使我们在新事变的光照之下，去重新考虑我们某些基本的立场和信念。在非常纷乱与热烈的气氛中，我企图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着手，去了解中共胜利的原因。结果写成了一个提纲和一篇长文，合印一小册，题名《苏联研究》。在那本书里，我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则是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党。因此，我认为中共的胜利只是一个集产主义的官僚政党的胜利，它决不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的胜利。

　　这个新立场，我觉得，对于苏联与斯大林党的许多现象，尤其对于中共何以能够胜利这个事实，确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解释上的便利。跟着我便从这个立场出发，企图规划出对中共应该采取的某些具体态度与步骤。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逐渐地又发觉到，这个新立场在理论上虽然帮助我们解开一些思想上的结，但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却显得颇不相宜。于是我又从政治领域走回到社会学的领域来从实践性的思考再回到纯理论的探索，终于我又肯定：关于苏联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在目前流行于第四国际内外的诸般学说中，最站得稳，因之最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还得数托洛茨基的旧立场。

　　关于我那一次思想探索的详细历程，当然无法在这里叙述。此项工作，只好俟之异日。[1]

　　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讨论两个问题：l，中共的阶级性质；2，一般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所以要先来讨论它们，因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所作的种种错误分析，完全导源于他们对此二问题所采取的特殊立场。

　　好多年来，中国托派中流行着一个见解，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何所据而云然？大家都仿佛没有郑重考虑过。简单视之为当然而已。因为，仿佛事实摆在面前：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长期存在于农村中，其成分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与少数知识分子，其主张则偏向于阶级合作和劳资两利。

　　究竟是谁最先提出这样的看法呢？无从查考，彭述之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向第四国际书记处提出报告把这个看法的首倡者说成是托洛茨基。他说“托洛茨基不断指出中共已逐渐从一个工人政党堕落成农民政党”。但是这个说法并无根据。彭所引证的托洛茨基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国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根本不曾说过中共“已逐渐从一个工人政党堕落成农民政党”的话。他在信中只指出了中共内部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可能结果。他说：如果在由斯大林派的农民军队与由列宁派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发生了内战，那末“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将不再是两个共产主义的派别，而已成为敌对的两个政党了——各自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但是做了这一个理论假设之后，托洛茨基立即问道：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前途吗？“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完全不那么想。在斯大林派（即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不仅仅有农民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也还有无产阶级的倾向。”

　　由此可见把中共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个见解，不能推在托洛茨基身上。

　　何况托洛茨基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离开他决定号召组织新共产党与新国际之期尚约有整整一年。当我们还自居于中共内部一派之时，托洛茨基怎么能声称这个党已经由工人党堕落成农民党呢？

　　不过无论如何，正是这一个不知不觉间形成了的有关中共阶级性的错误估计，在很大限度内，决定了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我们对中共胜利的看法。既然断定中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我们为自己看法的逻辑所驱使，必然要达到这样的结论：这个党决不能领导一次真正的革命，更不能领导它取得胜利。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特别是根据由托洛茨基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莫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便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因此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进行内战时期，我们虽然衷心支持中共一边，竭力要使它赢得胜利，但同时我们却总认为由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军队是无法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一定会陷于死巷之中——有如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一样。后来，事实证明，中共所领导的农民军队正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我们便说，这个军队胜利不将等于革命胜利。再后来，胜利了的中共证明出它能确保胜利，还能加深胜利，并且能从事于国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深刻改变，这时候，我们便觉得若要坚持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立场，就无法同时保持对中共阶级性的原来看法。因为中共的胜利极其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或者我们承认，在目前，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在中国那样的国家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仍有可能领导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使其成功，这也等于承认不断革命论至少不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形；或者，我们改变对中共阶级性的看法，承认它至少在某种程度内确实还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党，因而在某一意义内，我们承认中共的胜利代表着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经过并不构成不断革命论的例外。

　　对于这样一个抉择，超麟与我是痛切地感觉到的，因此我们努力去解答面临的问题。彭述之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则根本不曾体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不断革命论的基本介场与中共乃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个看法在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事实面前，对他们说来根本不曾产生任何矛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即一直在－九五一年十一月以前，彭述之始终肯定北京新政权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巴拿帕脱的军事独裁”，并且说“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甚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彭述之的这个见解，乃是简单拒绝承认中共的胜利所代表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以此非常轻易地回避了不断革命论与我们对中共所作阶级性看法之间的矛盾。但是回避绝不等于解决，而中国当时发生着的连串事变，逼得你非去解决不可。因为北京新政府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巴拿帕脱军事独裁”，在事实上愈来愈清楚。终于，彭述之觉得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间他突然宣布“在过去两年余的时间内，中共内部的工人党员已经增加，它的工人阶级方向业已加强……”（见彭述之《写给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报告的几点补充与修正》）。因此，中共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工人政党了，北京这个“赤裸裸的巴拿帕脱军事独裁”也就变成畸形的工人国家了。

　　如此这般来解决矛盾，其实只是添加了矛盾。例如：一个以武装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从而建立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巴拿帕脱军事独裁的那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会在两年余的时间内自动增加其工人党员，自动加强其工人阶级倾向？一个增加了工人党员并加强了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为什么便可以从小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工人阶级政党？再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权，如何可以因执政党内工人党员的增加与工人阶级倾向的加强而和平地变成为任何类型的工人国家？诸如此类的问题，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们却从来不去思索，因而从来不曾给我们解答。

　　我们当然不会如此对待历史给我们提出来的重大问题。我们，主要是超麟与我，首先认为，过去把中共看成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是错了。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旧公式。因为事实已很清楚证明，无论就斗争的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它所表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份决心来说，中国当时发生的革命，决非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领导的。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只看见过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曾经发挥过类似而更大的力量，完成过类似而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可是同时我们又觉得，如果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那种控制与调唆而绝非依靠与信赖的态度）来看，中共决非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然则既非小资产阶级政党，又非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到底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呢，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它是代表着一个全新阶级的利益的政党。这个新阶级超麟称之为国家资产阶级，我则名之曰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依我们之见，这些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本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们却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两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

　　就这样，郑超麟与我，把我们向对中共阶级性所作的旧看法，[2]进一步地发展了。

　　我在上面说过，这个新看法我保持得并不长久（超麟在这方面后来是否也有所改变，因他被捕入狱，不能确知）。在迅速发展的新事变的印证下，在政治实践的驱策下我终于放弃了宫僚集产主义的说法，承认中共在某种程度内仍不失为个代表工人阶级的党。这样做，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在企图解决上述那个抉择时，却始终是合乎逻辑的，是郑重地经过思考而不含有任何其他考虑的。

　　彭述之的情形与我们恰恰相反。他惟一关心的不是要在明显的矛盾（旧看法与新事实之间的矛盾）中去求得正确的解决；而是要在这个矛盾中竭力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因此他的努力显得支离破碎，穷促狼狈，丝毫不曾堂皇地做出什么交代，其成果也就无教益可言。[3]

　　其实中国与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真想从过去学到点东西，以免将来重蹈覆辙，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共阶级性看法的错误，并仔细研究所以错误的缘故。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我们最初宣布中共已堕落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之时，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从城市撤退到了乡村，它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农民。自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它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下投降了国民党：宣布信仰三民主义愿意改编红军为国民党军队，并答应放弃阶级斗争政策。这些事实，就其本身说，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足以构成我们对中共指责的根据。因为一个政党既然和工人阶级完全脱离，离开了主战场并且放弃了它的革命政纲，它自然不再有资格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后来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乃因我们一经确定了这个看法之后，却从来不再拿之来和发展中的真实加以核对。我们只留心一切利于证实我们看法的新事实；却不愿考虑不符合于我们看法的另一些事实。

　　现在，如果我们回顾当时情形，至少有四个事实显然是为我们所忽视了的。第一，中共之从城市撤退到乡村，既非自愿，亦非有意，它主要是国民党疯狂镇压与迫害的结果，因此不能拿来当作它改取新战略（即以农民战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证据。第二，当中共撤退到农村之后，无论在言论上或实践上，都不曾放弃它“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联合战线”的纲领。第三，在一九三七年中共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中共确实放弃了阶级斗争，取消土地革命，并且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当此具有决定意义的紧要关头，我们斥之为最后的投降，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观因素是中共内部继续存在着反对斯大林投降政策的一些倾向）中共这条退让路线并未引伸到它合乎逻辑的结论。在大体上，这种退让只限于策略性的纵横捭阖，却未达到改变战略方向的程度。第四，不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者在“联合战线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其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家组织：它的党员与兵士的征集，也始终照顾到阶级标准。上述种种情况，如果我们中国托派曾经密切注意，经常拿这些事变发展来核对我们对中共的看法，那末我们便不致于无法理解中共胜利的真正意义；当我们决定自己立场与采取行动之时，也一定会少犯一些错误了。

　　关于如何决定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如下的一段话。那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说的，当时讨论英国共产党应否加入工党的问题。列宁说：“当然，工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工人。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党员的工人成分，而也要看领导这个政党的是些什么人，也要看它的行动及其政策的内容如何。只有看了后举两种情形，我们才能决定究竟我们所面对的可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惟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作有关加入英国工党的演说。）

　　依照列宁的方法，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要确定中共的阶级性质，原该多多注意那此领导中共的人，密切注意中共领导中各个派系（特别是毛派与王明派）之间的斗争，并且不懈地分析它的“行动与政策的内容”。如果我们曾经这样做的话，我想，我们对于中共的估价早该有个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承认它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是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一个政党。虽然，它是以非常丑陋与奇异的方式来保持的，它是异常可怕地官僚化与特务化了的，其成分由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其理论则常常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之政客式的曲解与玩弄。

　　只因我们当时对中共未曾作过这样全面的理解与认识，以致我们在四十年代及新政权建立直后对中共所作批评，会显得如此的不济。

　　除了对中共阶级性的错误判断之外，我觉得，我们从来对于一般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胜质的了解也促成了我们在中共胜利面前所感到的思想混乱与狼狈。

　　自从发起第四国际（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第三国际及其所属诸党有这样一个传统想法：整个地与历史地看，第三国际是完结了，它不再可能起世界革命总司令部的作用。其所属各党，无论在制度与思想上都已彻底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因之再不能经由改良方法使之更生，此后这些党不可能领导任何革命甚至不愿领导革命胜利，更甚至不能与不愿让他们自己胜利。因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最后计算上总不利于克里姆林宫官僚统治的存续，而各国斯大林党则骨子里都是克里姆林宫的臣仆。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此一见解，基本上不能算错。而且从一九三三年直至一九四五年世界上发生的主要事变，几无一不证明了此一立场的正确。但是，一部分由于原则立场中包含有比较机械的，因而是不尽正确的肯定，另一部分由于人们在解释和应用这个想法时又作了过分夸大；以致至少有一个见解变成了成见，即认为斯大林党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中都只能破坏革命，它们不能与不愿使之（即使那革命会推它们走上政权）成功和胜利。

　　怀着这个成见，面对了中共的胜利，我们便无法不感到惶惑了。

　　我们这个成见到底何自而生与如何形成的呢？为了使问题更易说明起见，我必须将托派对斯大林党态度的演变作简略的历史叙述。

　　在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党大会前后，因斯大林、布哈林联合的中右派用简单组织手段解决了托洛茨基和齐诺维也夫的反对派，并借助警察和特务力量，逮捕、监禁、流放了反对派的成员。这时候，有一个工人反对派，由萨普朗诺夫领导的（即所谓“民主集中派”），便宣布联共党业已彻底堕落，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取消，俄国的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建立新党并实行新的十月革命了。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个“革命”立场，坚持“改良”办法。他认为不但十月革命所由创建的社会制度还有不少存在，而且那个被中右派把持的共产党仍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核心和传统，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的帮助之下，遭逢到较为有利于革命的国际形势极有可能推翻中右派的官僚统治的。因此，左派共产党人虽在组织上被摈于党外，却仍以党内一派自命。整个努力集中于改良党的领导，绝不容许任何独立建党的企图。这个态度，托洛茨基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三年。

　　这是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一年。我们知道，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胜利，直接乃由于斯大林及德国共产党的帮忙。托洛茨基曾经及时发出了警告：注意德国法西斯胜利的严重危险，提议全德工人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可是斯大林们非但不接受这个警告和提议，反而骂托洛茨基对社会民主党投降。他们提出了“社会法西斯”口号（即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才是法西斯），视社民党为“主要敌人”；以此轻轻放过了希特勒，让国社党坐大，终致于让它夺得了政权，一举消灭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

　　在此时期中，不仅充分暴露了斯大林党的错误与罪恶，而且暴露了这些党的彻底腐败（最出名的有如汉堡党部的大贪污案）。一个政党犯下了如此巨大的罪恶，并如此玷污了革命旗帜那是不能不受到历史膺惩的。信仰过它和从属过它的切革命者与工人阶级迷惘了，消沉了，愤怒了。在这时候，一个最迫切的历史需要，是要竖起一面新的旗帜来代替那污损的，建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来代替那个被篡窃与叛卖的。于是，托洛茨基改变了他一向对共产党改良的立场，宣布第三国际的完蛋，发起一个新的、号称第四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此事与一九一四年列宁因第二国际诸党之拥护帝国主义大战而宣布其死亡，从而准备建立第三国际，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

　　不过，自从发起第四国际到现在的二十余年中，我们可以看出：被我们宣布为完结了的第三国际诸党的所作所为，与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第二国际诸党的情形，并非完全一样。自从一九一四年之后，作为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二国际，确实已经死了。虽然这些政党迄今仍旧存在，它们在许多国家里依然控制着不少工人群众；有时候迫于形势，它们甚至还领导一些斗争；可是它们为资产阶级在工人中充当代理人的作用始终不变，他们实际上破坏革命的作用也始终不变，他们是死定了。可是一九三四年以后的第三国际诸党呢？是否和第二国际诸党一样，始终不变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一往不复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走去呢？并不尽然。我们且回过头去看看他们二十余年来的作为吧。有时候，他们比第二国际更无耻，更赤裸地为资本主义服务；更残忍、更大胆地去背叛革命。例如，他们在苏联杀害了整代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所有十月革命创建起来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最可怕的个人独裁与官僚等级制；在西班牙，他们肆无忌惮地替帝国主义者扑灭了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名义之下，实行了对全体“民主”资产阶级的投降。然后在一个突然的转变中，斯大林与希特勒拥抱起来，替法西斯清洗罪孽，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各国共产党人完全抛弃了列宁立场，无原则地跟在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后面打转，表现得比第一次大战中的第二国际党人更加可耻……这些事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那个决定的历史必需性与正确性，证明了第三国际（意即各国斯大林党）的完结。但是在另些时候，或者可以说，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这些党和第二国际诸党之间有个根本不同，即他们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仍处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们在苏联保存与扩大已有的国有财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则亦以此一制度的实现为目标。诚然他们时常说着与写着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典型的门雪维克言语和政纲。但这个“门雪维克主义”与旧有的门雪维克主义不同。如果后者是原则性与战略性的立场，前者却始终（至少自一九三O年以后）被当作策略、手段、以及施展诡计的烟幕。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时常不区分这两种门雪维克主义，以致忽视或低估了斯大林党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在最近十年内，至少有二件大事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三件是：一、苏联从大战中出来，非但没有恢复资本主义，反而更巩固了国有财产制；二、靠了红军的刺刀，这制度被输出到了东南欧；二、中共获得胜利，在中国也大踏步地建设起苏联的那种制度。

　　是的，今天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过去我们是低估了斯大林党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斯大林党迄未尽失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因此今天我们回头去检讨一九三三年的决定，我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

　　一方面，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长远的与真实的利益说，第三国际诸党从那个时候起，确实可以断定为不能再起积极的正面作用了。易言之，这些政党的思想、作风、制度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让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不再能导成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再可能缔造早期苏联那样的工人政权了。内部改良的道路已告绝望。历史需要的是一面新的旗帜，一个新的政纲及其国际。

　　这一个立场，不但在一九三三年是惟一可行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也还是正确的。我们不但过去坚持得应该，今后更应该贯彻这个方针。

　　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从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往往作如下的推断：第三国际诸党此后只能直接为克里姆林宫服务，间接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它们在苏联只能浪掷革命成果（指国有财产制），在国外只能妨碍和断送革命机运。它们在任何方式与任何条件中都不能起若干革命作用。它们不能与不愿使任何革命得到成功，甚至不能与不愿使自己走上政权。这种推断是颇成问题的。

　　但是二十余年来决定托派对各国斯大林党的态度者，主要正是这种推断。我们中国托派，纵使不是此一看法的最坚决的怀抱者，至少是最坚决者之一。无怪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当中共军队完成了徐蚌决战之后仍硬说他们不能胜利；在广州解放之后仍宣布他们不愿胜利；当中共已在北京组织政权，土地改革行将推及全国之时，尚说他们不能与不愿保持政权，说他们必然要对资产阶级让步，又莫名其妙地预言土改将以长江为界！

　　这套看法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说斯大林党对资本主义之不变的投降以及它们不能与不愿胜利之类，必须予以放弃，因为它们被历史所否定了。

　　那末，有些人说既然承认这个看法有错误，承认一九三三年以后各国斯大林党仍保持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仍有可能领导革命以致于胜利，而且胜利后又有可能完成社会关系的变革；然则又怎能说一九三三年我们发起第四国际的决定曾经是正确与必要，且将继续是正确与必要呢？为什么不干脆宣布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定根本是一个错误的历史判断？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干脆宣布结束第四国际，不干脆向共产党投降？

　　主张并实行此种投降路线的，在我们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些中国托派的老战士，我曾有机会与他们长期共事过的。可是我必须说，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利益来说，他们的行为是罪恶的。

　　我们决不该将上述的两个方面混淆起来。斯大林党尚能反对资本主义，尚能够在某些特定条件之下造成革命是一回事；而它们如何反对资本主义，如何造成革命以及造成怎样的革命与制度却是另一回事。后一回事决不比前一回事不重要。相反，随着新国家之愈益增多，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了。

　　我们当然不能订造革命。不能事先划定一条“必由之路”，强使一切事实的革命者循此道而行；也不能悬挂起一张理想蓝图，要求发生着的革命将它照样体现，不然的话，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加以承认。这样的想法至少是书呆的。过去中国托派多少有过近似的想法。但虽如此，我们却仍然相信手段与目的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虽不能说只能通过一种手段，却绝非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我们相信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对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能“建设”成怎样的社会制度？以前我以为它可能造成（甚至在苏联已经造成）官僚集产主义的社会，却决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今天我仍旧肯定它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但，不以为代之而来的是官僚集产主义这个制度。立足于国有财产制度上的官僚等级的统治，我相信会引起不断的战争与革命。它们除非在新革命成功的条件下更生为健全的工人国家，因而建设社会主义；便将在战争与反革命的打击下陷整个社会于破坏、黑暗与野蛮之境。

　　这是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抑野蛮主义”这个公式的传统了解。我赞同这个看法。

　　看见了南斯拉夫经验，看见了联共党第二十次大会的揭发，看见了波兰事件以及匈牙利悲剧之后，谁若以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作风与制度已经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或完善的手段，借此人类便可以安稳地走向社会主义，则此人不是自欺，必然是政治上的盲目者。

　　如何完成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如何缔造与保持一个工人政权，使它真正为工农谋利益，乃至为全人类造幸福，亦即真正建设社会主义——这课题在历史的现阶段上，以无限的具体性与迫切性提出于人类之前。可是为要解答这个课题，在世界现存的政治集团中只有第四国际有斗争的经验与完备的思想。

　　我们怎能在最需要第四国际的时候抛开它？怎能在最需要普渡众生的时候自沉这只慈航？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南国联邦国民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有名演说，中间有一节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说：

　　“……应该注意到，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太缺乏克服官僚主义的经验，还谈不上能从其中最后总结出一种民主形式。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而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群众的自治机构。从而使社会摆脱了官僚主义分子力图借以使整个社会陷于停滞不前的那些政治形式和方法。”

　　卡德尔强调了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是对的（南斯拉夫本国未曾做到这一点是另一问题），他说“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当与历史不符。他首先忘记了，或者故意不肯提到，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所认真从事的一半固然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另一半恰恰就是有关乎“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这两半实质上是紧密联接的，因为胜利了的工人国家不发生堕落的最佳保证乃是世界革命的顺利发展。）托派正是从反斯大林派的官僚主义斗争中诞生的。它关于保持工人政权的“民主形式”和“摆脱官僚分子”的腐蚀，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且完成了深刻与正确的理论。第四国际纵使在实践的政治斗争中不曾有过巨大成就，可是至少在关于过渡时期种种矛盾的检讨、理解和提出解决办法这上面，却总是独步的。正是这方面，它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高成就。

　　联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反官僚主义是虚伪的，它主要是被用作斯大林死后统治层中权势争夺的一个武器，故决不能算成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一个认真企图。一九五六年秋天的波兰事件，确实是矛盾的爆发，因之它确实代表了波兰工人阶级与部分波兰共产党人的“认真”努力，目的在于探求解决办法。不过他们迄今找到的办法还不是官僚主义的真正解毒剂。匈牙利悲剧无情地揭破了斯大林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最可靠办法的神话，同时它反衬出了只有第四国际的纲领才能使此种悲剧不再重演。南斯拉夫在它与克里姆林宫决裂后的十年中，虽已透露了些少工人民主的可喜象征，但离十月革命后初期工人政权的程度尚远，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主义更远。总之，无论波兰或南斯拉夫，或无论二十次大会以后的苏联，纵然它们有了或多或少，或真或假的反官僚制度的斗争；但若不能采取第四国际所贯主张的“办法”或“措置”，则其探求都不可能是认真的，真正与健全的工人国家都不能建立起来，这也就不可能顺利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

　　今天，人家一边叫喊着反官僚主义，或甚至叫喊着反官僚制度；一边却仍在反对或漠视第四国际的经验与理论。这情形决定了那些叫喊所能获得的效果，决定了他们还不想实质上与真正地摆脱斯大林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了。三十余年来托派所从事的斗争，至少在客观上已得到了印证和声援。斯大林主义那个看似全盛而将会永续的控制已开始在各方面显出其裂缝了。事情还要发展的，也一定会发展的。下一步发展的成就如何，将决定于第四国际的主张究竟和一切共产党中的反官僚主义分子以及一切共党统治下反官僚制度的群众两相结合到何种程度来决定。

　　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正适应了这个历史要求，也能够适应这个要求。惟一的条件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必须经常在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检讨我们自己，坚持我们的正确的立场，同时将某些被事实所否定的论断随时加以纠正与舍弃。

　　如此这般的具有生命的第四国际，今后自然比从来任何时期更有它存在和扩大的必要，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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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一九三三年发起第四国际以还，我们对斯大林党的统治采取了革命而非改良的立场。对于所有的斯大林党则采取了“另起炉灶”的独干态度，而非加入进去加以转变的反对派态度。这个态度的确立，一半由于我们对斯大林党的认识，半也由于共产党党制所促成。今后在共产党与共产国家开始出现分化，显示了它们又有自内改良的些少可能时，我们是否也要改变态度呢，我想，直到目前为止，主观上不应该，客观上也不允许我们有另样的态度。所以在基本上，我以为仍应该是革命的而非改良的。匈牙利事件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党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层会怎样保卫自己。非到万不得已，不在群众的革命威胁之下，他们是决不退让半步的。反官僚制度的斗争乃是一次艰苦的政治革命，这看法决不容许我们有任何摇摆。但同时我以为，在新的条件中，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作机械的了解今天的各国共产党，今天的各个共产国家在保持或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程度上是有些差别的。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斗争。不加区别而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将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应该不倦地注意这些矛盾与斗争，参加它们，干预它们，使它们向彻底反官僚化的道路走去。矛盾可以很小，斗争容或很微；但只要它们是反对官僚制度的，则不管它们代表着党内二派之一，或二党之一，或两国之一，我们都必须尽全力来支持它们（这里的所谓支持自然是批评的支持，有如我们支持改良派去反对资产阶级之类）。到了这样的时候，那末对于被我们支持的某党或某国，在策略应用上，我们必须是机动灵活的。将所有的共党派别与共党国家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形中都视之为“一丘之貉”，以同样态度攻击而排斥之，其实据我看，不但会使我们自陷孤立，而客观上又是帮助了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官僚制度。

　　今后我们政治革命的基本立场，必须在具体情况中作具体的规定。不用说水远站在争民主、反特权的劳动大众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半斯大林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制，乃是我们不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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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中共究竟占了怎样的地位？它是不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它的斯大林主义化的程度如何？毛泽东会不会成为铁托，或他是否已经是铁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为何？我们应该对它采取怎样态度？

　　这一连串问题，近来也常在我脑际萦回，这里也该约略谈谈。从我前面的忆述中，特别是从一九三六年以来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若就人事系统上说，毛泽东从来不是斯大林派。斯大林集团不可能要一个会自作主张的人作亲信，毛泽东也不是一个软脊骨者。我不曾与毛泽东有过生活上的接近，但我的老友许志行却是毛泽东教书时代就开始的伙伴，他们二人一直从长沙相处到广州时期。何资深与毛泽东有过长期共同工作的经验，相知颇深。我从二人那里所得的间接印象，再证以毛泽东本人的自来言行，觉得毛氏为人的基本态度及其性格，与陈独秀是不乏共通点的。他们知识上的初恋都是儒家思想，主要是线装书筑成了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础，一般的西洋近代学问，特殊的马列主义，都是到达了成年之后，才加建于那个基础上的。所以在本质上，陈毛都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欧化”者。他们始终脱不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土气”，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中国旧式读书人的“傲气”。我们知道陈独秀对“洋人”的态度是非常不恭的，特别当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将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推诿在他身上之后，更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时常以最厌恶的口吻来提起那些“红色买办”。毛泽东将“红色买办”客气地称之为“教条主义者”，他非常鄙视那群只会子曰诗云引证马列经典的王明之流。据何资深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天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这句话我相信有真实性的。它明显地表示出毛泽东所怀的“大志”。十分符合于“沁园春”词中的口气。

　　克里姆林宫中那个大野心家不会不感觉到当时困斗于江西山区的另一野心家的不恭。所以他一贯地支持其亲信王明，终至取毛氏的地位以代之。其后“红色买办”在实际的战争中证明得全不济事，毛泽东于被摈几年之后复出掌权。从那时起，毛泽东其实早已是未有铁托之前的铁托了。

　　所以郑超麟时常说：中共一向有铁托主义。

　　然则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中共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受官僚制度可怕地控制与窒息着的国家吗？

　　决不能够如此说。

　　毛泽东不属于斯大林嫡派这个事实，并不妨碍毛泽东本人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中共是个充分斯大林主义化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要依照了斯大林主义塑造的一个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因素，比之于任何个人的好恶是无可比拟的更为强大些。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中共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争；再加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的不断加深的堕落，使毛泽东和中共自愿地与不自愿地采取了斯大林主义。这个主义在基本的思想上是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党和政府组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的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己，党内不许有派，党外不准有党……凡此一切，毛泽东和中共纵使不曾变本加厉地接纳，却总是照抄如仪的了。

　　国际上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共之所以胜利，主要因为它脱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因此依他们之见，我们不应再把中共看成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这个看法是大有毛病的。问题应该分开来看。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受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直接影响，以致在指导革命斗争的策略上部分违反了斯大林的命令和意旨，特别在严重关头，违犯了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领导他们斗争，因而获得了胜利，这是对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胜利乃离开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之故，自然正确。因为事实正是如此。但若以为胜利前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主义，基本上已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这样说却就错了。因为从我们刚才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特征来看，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仍然具备于毛泽东主义之中。

　　当中共胜利之初，好多人曾经有这样想法：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将较易与较早地被清除。在某些方面，斯大林主义的体制甚至可能不被完全建立起来。这想法已被事实证明为相当天真的。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执著，比我们所想像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垒。

　　何以会如此？也只能在另外的文字中说明了。[4]我这里只指出这个事实。此地该略略谈到的，那是关于中共这个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趋势问题。

　　“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对斯大林主义的建立和巩固说，毕竟是损多于益的。尤其是共产党在较先进的国家中掌权，虽然在暂时间增加了斯大林主义的声势，但从较长时距来看，却是要毁坏它的。因为归根说来，斯大林主义毕竟是一次工人革命被禁锢于一国之内且被迫在落后基础上挣扎图存而产生的一种丑恶制度。如果问题已不再限于单独一国，而且已不完全在落后基础上谋解决，则其解决的方式终究会不同。不错，今天中共脚下的基础比当年的俄罗斯更原始，它建设的计划主要也是民族的奥他基（Autarky)的。因之我们仍旧可以从一国和落后的理由去预言中国斯大林生义的继续存在和进一步的发展；但时代毕竟和斯大林主义兴起和巩固的当时不同了。世界革命不是在走向低落而是在上升了。而且，即使被民族的斯大林主义所牢牢限制的革命运动，也仍有其感染力的。请看吧！如果没有匈牙利的革命，哪里会有“大鸣大放带反右派”的中国悲喜剧？自然我们不会天真得将那出悲喜剧当作中国认真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的一个企图，但匈牙利革命与此剧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从“大鸣大放”中看得出来，中国不仅最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相当多的学生、工人，以及几乎全体农民，都对中共的斯大林主义统治表示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只有小部分代表了真正右派的资产阶级倾向，大部分反映了工农民主的健全要求。这些要求如今是遭到了“残酷斗争”与“无情扫击”了。而其结果却亦必如毛泽东所说：“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经过此次“反右派”斗争，中共的斯大林主义的作风和体制如果愈益巩固了，则中国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的反斯大林主义爆发将愈即临近，并且爆发时会愈加有力。在国际国内种种革命因素的影响下，中共将会发生一个有力的真正左派。他们多半会和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联合起来，将领导一切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由此使中国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顺利而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任意的愿望，历史一定会证明给我们看的。

[1] 在本书写成后的次年，即一九五八年，我终于在另一本小书：《思想问题》中做了这个交代。——1976年注

[2] 郑超麟自始便未接受中共是小资产阶级党的说法，不管这说法是否出于托洛茨基。固然，他未曾公开反对这说法，但他考虑问题、议论问题，从来没有以这说法为根据。——校者注

[3] 对于彭氏这一方面见解的批评，我于一九七三年写了篇长文《论第三次中国革命中中共胜利与中国托派失败的原因》

[4] 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关系》及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论稿》中，已作了充分说明。——l976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