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口到莫斯科

　　恐怖和战争的气氛笼罩了上海。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筑起了碉堡，堆满沙袋，拦着铁丝网。中国地界，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景象显得凄清肃杀，让你嗅到不久以前弥漫过的血腥味。路旁墙上，看得见涂抹了的标语：“扫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反对白色恐怖”……

　　在海轮上我们就听见这样的传说：从上海坐长江轮船到汉口去很危险码头上时常有人被捕。但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们还只得硬了头皮去试。心情相当紧张，有人还“化了装”，拼命想叫人看不出我们是学生。可是上到船上，并没有像传说之甚，很方便地通过了检查。

　　船抵汉口江边，一眼就让我们看到跟上海完全不同的情景。这里仿佛甚么都热烘烘的。天气热，政治空气似乎更热，一个长长的行列，人们舞动着小旗子，高呼口号，正由几个月前还是英租界的马路上昂首过去。那气概就叫我们的心里沸腾起来。码头和马路上熙来攘往，人人都显得忙碌和兴奋。为了正在召开的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大幅红布做成的标语横挂在马路中心，威严壮丽地在风中飘荡；我们给感动得几乎要掉泪了。因为我们是刚从这样一个地方出来的：那里连放在房间里的一本红皮书都会让你蒙上嫌疑的。在许多高大建筑物的墙上油漆着庞大字体的革命标语，以及俄国革命领袖（列宁、齐诺维也夫等）的警句名言，这都使我深深感动。总之，这个革命中心的外表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心。我们激动，我们高兴，我们庆幸于自己终于能投身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了。

　　但是失望很决就跟着到来。报到之后，我们并不能得到“轰轰烈烈”的工作。据说许多工作正在收缩中。很多应召而来或被蒋介石驱逐而来的革命者都在待命。我还算幸运没有叫空等着，被派在“四省党部”工作。这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因蒋氏“清党”结果，大批同志逃难来汉而成立的。这个“党部”的原来目的是策划该四省的秘密工作，而实际则是招待流亡人员。这工作我不甚感到兴趣因为无工可作。不过总算有了着落了，同时在那些流亡干部中也实在有优秀人物的，与之同处，能收切磋之益。最使我们失望的乃是知道了“革命中心”的内在关系竟不像外表那样令人兴奋，而是充满了危机的。那时候夏斗寅的叛变已早给武汉的学生军和工人打败了。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己经过去。武汉军队在河南击溃了奉系军阀，报纸上正大吹胜利，宣称革命政权已进一步巩固。但是暗中，在组织内部，忧虑增加着。“唐生智态度可疑”，“汪精卫靠不住”，“孙科向宁方暗送秋波”，诸如此类的传说到处可以听到。“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疑问，几乎浮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头上。一年前的情形似乎又在重复；当时是眼巴巴地望着蒋介石，只见他日益跋扈，日益右倾，却不能动一指来防阻他的叛变。现在我们是同样眼巴巴地望着汪精卫和唐生智。在表面上，此时我们与“左派国民党”的关系似较一年前对蒋介石为有利。汪精卫仿佛还在我们势力的监护之下，武汉政府对苏联援助和共产党的支持仿佛仍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情形愈来愈不对，革命危机更表面化，连作为下级干部的我们，都可以看出局势的不妙了。

　　我当时听说，在四五月间，即当蒋介石公开与武汉决裂之后，此地曾经发生了一次争论：北伐张作霖呢还是东征蒋介石？结果，据说莫斯科主张继续北伐，大军遂由唐生智率领，沿京汉路进发。如此决定的理由，当时许多人是不清楚的。一种普通的解释，就是说为了与冯玉祥会师。这个冯玉祥，据说在莫斯科曾经受了教育，非常革命；所以会师之后，对付蒋介石就不成问题了。我对冯玉祥原没有信任，但因数月前在北京看到过他“玉祥本工农子”的回国宣言，（我们曾替他秘密印发了的）又听说当李大钊等被杀之后他曾下令三军挂孝，誓必复仇；故对他也不免存有若干幻想。我们到达汉口的后几日，冯玉祥与武汉政府诸领袖举行了郑州会议。会议结果，并不充分公开。许多人以为冯玉祥一定会前来武汉，共商讨蒋大计，可始终不曾实现。我们上边的人毫不见得兴奋，连国民党中真正偏左的少数领袖都显得很沮丧。据说冯玉祥要“调停宁汉冲突”。几天后，我遇见了一个北京的老朋友，他原是一年前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的：相谈之下，才知冯军中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在该军出了潼关以后，即被有礼貌地送上专车，运来了武汉。从他的叙述中，我才清楚我们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冯玉祥的革命姿态仅仅为了骗取苏联军火，等到自己站稳了足，立刻露出他反动军阀的真面目来了。

　　郑州会议以后，武汉情势激剧恶化，农政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称病辞职，跟着劳工部长苏兆征也辞职了，汪精卫们更公开地斥责两湖农民运动的过火，大胆地要求共产党人约束武汉工人的革命行动。我们的党显然是在步步退让的，从《向导》的论调中，我们只看见轻微的抱怨，婉转的辩护。没有反击，甚至没有防卫的意图和组织。反革命的声音日益响亮，其言语日益明确，而我们则不晓得怎么办，彷徨和忧虑抓紧了每一共产党员的心。

　　党的正常的组织生活似乎已经停止。除了个别的直属上级和我不时接头之外，我在武汉简直不曾正式参加过支部会。因此无法知道党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真实态度，有了疑间也根本找不到负责人讨论。同志兼朋友的人是很多的，我们也常常见面，但他们的情形和我完全一样。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因之是慌慌张张的。在此情形中，传说代替了报告，猜测代替了分析。有些在国民党高级机构中工作的同志，反而成为可靠消息的来源了。因此我们只知道敌人的动态，却不知道自己的策略。

　　一天下午，我在汉口街上走，只见许多辆黄包车上装着枪枝，后面跟了工会的纠察队员。行人纷纷议论，据说是工会自动向警备司令部李品仙缴械。我看了非常诧异，就去找到我的上级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他说，这举动为的要避免引起误会，使政府相信我们没有异心。我听了大不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想不出应该怎么办。我只是直觉地想：如此退让，决非保卫革命之道。

　　我在杭州时候的老朋友许志行（共产党员）此时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要工作，我的消息时常是仰给于他的。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去找他，正赶上开纪念周，他约我一起到大厅里去坐坐。那天，恰好听到了汪精卫那篇有名的《在夹攻中奋斗》的讲演。这是篇明目张胆的反共宣言。汪精卫演说时的倨傲神气，大多数听众对他的热烈反应，以及继汪登台演说的几个湖南地主党棍的“索回血债”的叫嚣，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比任何地方更使我嗅到了反革命火药气，更唤醒了我一直来迷糊的幻想，因而更感觉到我党一筹莫展的痛苦。许志行是整个儿地颓丧了。散场后，他和我二人去吃饭，他想到自己可能突然被杀，很天真地嘱咐我，要我设法收敛他的尸骨。他很久想离开这个工作，可是据他说，组织上没有批准。

　　关于革命的策略，我知道党内早已有了争论。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争论的内容为何。从《向导》上看不出一点影子来。同志中传说，争论的双方是瞿秋白与彭述之。但我始终看不到文件。瞿秋白那本《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我在那个时候方才弄到。和我一起的几个同志，争先恐后地读了那本书，由于我们的理论认识太浅，对于基本的革命问题不能懂得很清楚，只是依照瞿秋白的排比论列，我们便认为：土地革命的彻底发展自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两段革命当然不及一次革命正确。不过他的书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疑虑，首先是国共关系问题，工人武装问题，利用军阀问题等等，他并没有具体的、与正式领导根本不同的态度，因此井未指出应走的方向，应做的方法。这些问题要等一年以后，我们读到了当时联共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才在事后获得清晰的解释。

　　我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汪精卫的演讲，对这个左派革命领袖是大大地不敬了。可是在我们党的公开言论中，却从不曾读到过对于此人的批评或攻击。在基本态度上，我们还是要捧他出来“领导革命的”。此事我十分不解，时常和朋友们讨论这个疑问。个人觉得我们必须还击。那时候，我在暇时常给汉口一张日报译写点东西于是我发生了幻想：最好能写篇文章来骂骂汪精卫，可是同时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半郑重半玩笑地写了一点东西，说到汪精卫的反革命。写完后出门去，文字留在房里，却给同房住的一个“左派国民党人”发见了，立刻拿去告密。

　　当天夜里我被捕了，被拘禁在河街的公安总局里。这是我一生中四次入狱的第一次。

　　这是个旧式的拘留所，木笼子、泥地、三面都是墙，不开窗眼。靠木栅栏一边也不见天，所以这儿是没有一点阳光的。一盏小火头的电灯高悬在栅栏外，笼子里更显得阴惨惨了。骤一进去，满眼只见是赤膊蓬头鬼影似的囚徒，一簇簇拥挤在里面。一股强烈的奇味向你袭来，辨不清是汗酸、霉气还是粪便臭，只觉得头昏心恶，反胃欲呕。一移步，脚下滑而腻，定睛细看，却原来是满地泛滥着便溺。小时候听人讲过阴世地狱，中学里读过但丁的炼狱描写，万万想不到真正的人间地狱是如此的可怕。我有生以来八分之一的岁月消磨在牢狱中，可是今日想来，全部遭遇中还要算那次经验最为难堪。

　　不过精神上比感觉上应该是更加难受些。在当时共产党人中大概我是第一个进了监狱的。共产党进监狱在那地方尚未成为风气，而掌管这监狱的政府当时还被公认为“革命的”。我虽然已经相信汪精卫是反革命，但毕竟只是个人的想法，党没有公开反对他，甚至共产国际都仍想“挽救”他。对于自己为之入狱的那件行为，无论思想或感情上我都没有支持的。这就使我更加难堪了。本来，人对于痛苦的忍受力并非绝对，个人的信念和社会的风尚具有决定的力量。在某种时候，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的力量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它要求众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来为将到未到的某一确定思想的实现而开路时，人们不但以入狱为荣，甚至以就义为乐。反之，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不但对于凡夫俗子，即使对于英雄豪杰，也会是难于忍受的。在当时的武汉，历史正在对革命者提出牺牲的要求了；只因人为地拖延着这个形势的展开，我竟以“未成熟的先驱者”资格踏进了汪精卫的监狱。

　　半天处下来，我立刻知道了拘留所里人犯的成分：一部分是湖南押来的未决地主，另一部分是由汉口总工会寄押的工贼和小资本家。我却是他们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自然不吐露我的身份，人家就本能地猜我是他们的同道。其实我心里明白，像我这样的囚徒不久就会来替代他们的地位了。

　　我的“难友”中每天有开释的，而我却毫无声气。提讯不曾举行，外边也无消息。直到入狱的第四天，我的朋友S才获准进来探我，叫我安心，说四省党部里所有的同志，连真正左倾的国民党员在内，都为我这件事打抱不平，不久就可自由的。

　　我真正获得自由却又在旬日之后。拖延的原因，朋友们事后对我作如此解释：国共那时的关系已搞得十分恶劣，由党的朋友直接出面来营救，会使事情更坏，于是他们托当时任国民政府商民部长的经亨颐出面，将我担保出去。

　　时间大概是七月中了。武汉情势与我入狱前又已大大不同。反革命日益露骨，同志中更显出了狼狈。有些人已开始离开武汉。经济情形每况愈下，国库券每小时在跌价。人们拿了十元钞票已吃不到一杯冰淇淋了。人们最大的关心是准备几个银元，以便随时逃难。党的领导已经纷乱，有些机关都结束了。号召东征的队伍在游行，拥护孙夫人宣言的标语到处张贴，但这一切都掩不住人们心里的沮丧和悲愤。谣言满天飞，关于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的提议，关于陈独秀的行踪，关于蒋介石和唐生智们的行动。我所认识的年轻党员中，不少人想随贺龙军队东下，我也想去；可是和党的负责人商量之后，他却要我到莫斯科去，去学军事。

　　因为革命在它的四周先遭失败，革命者纷纷投奔到“中心”来。此时集中在武汉的各省共党干部，虽然不曾见过正式统计，但相信是要以万计的。这些人来时大都和我一样，满腔热血，万丈雄心，原想在此地找到适当了作，参加革命，或听一听中央“面授机宜”，以便回到原岗位或其他地区去作秘密工作。可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因为“革命中心”事实上正在变成反革命中心。工作非但不需要人，人反而愈来愈多地被迫离开了工作。中央的领导此时仿佛已无力及此，对各省来的同志只好置之不顾。拿我们来说吧，自从报到以后，除了事务上的接头之外，根本不曾有人和我们谈过或询问过关于北京的情形。其实我们这十个人乃是李大钊同志遇难后首批来到中央的。后来形势日益恶劣这些流亡干部的处境也愈过愈坏。他们的心情非常不安，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被本省通缉，欲归不得。如今革命不成势将在“长安”求乞与被杀了。如何处置这革命战争溃败后的大量游勇散兵，成为当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挑选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即是此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据说这还是莫斯科的主意，目的在于短期内训练出一批军事干部来，借以进行武装革命斗争。

　　那时被选中的共约七八百人，标准是以工农为主；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所占成分很高，约在半数以上。我们从北京前来的十人中，就有五名被选在里面了，幸而被选中的人是兴奋的，人人都为那不久就将学会使用武器的远景迷惑。在革命溃败的悲愤空气中，有一个感想流传得最有力，那就是：武器是决定问题的最后力量。人们这时候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没有能力去研究革命失败的更深原因。事情是摆得太清楚了：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期中，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一个军人跟着另一个军人，从“革命”领袖变成革命敌人。他们无耻地、倨傲地、野蛮而血腥地先后欺骗了我们、叛变了我们。而我们却像是被遗弃的痴心的“佳人”，是可怜而无可奈何的“秀才”。若要革命成功，必须自己拿起武器，，这个结论当然非常自然，而且本质上亦是正确的。（顺便在这里说一句，中国托派的一个大错误，就没有充分理解得这个教训。）

　　现在好了，我们有机会去自己学习如何掌握武器，将自己拥有军队，不必再专在现成的军人中去寻找“对象”了。这在我所认识的那些被选派者中，可说是共通的感想。

　　大约在七月二十以后的某口，我坐船离开汉口。此时反革命局势已成，当地的报纸上仿佛已开始出现某些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在上海，我们潜伏在小旅馆里，听到了南昌暴动的消息。改变中央领导的非常会议正在武汉举行；不过那时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数日后，我们偷偷地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前往海参崴。同伴六十余，其中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一家。

　　船出吴淞口，我们从货舱里爬上甲板去，似乎是再生了。初秋的阳光令人神爽，大家不期然地欢呼跳跃，高唱起国际歌来。船渐渐远去，祖国郁郁葱葱的海岸也逐渐淡去，海面如镜，平静恬适，沉思又代替了刚才的欢呼。人们倚栏远眺，思潮起伏。各人的私生活将开始新的一章，中国革命仿佛也将有新的开始。在新的一章中，全部文字将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书写的；而我们行将拿起来的武器，要在这里面起多少作用。思念及此，多月来经受的失败、恐怖与委曲，都好像一扫而空了。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以前大约一个月，我们到达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