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学

　　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在海参崴停留了约莫半个月，后来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又过了十三天。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对于苏联这个国家，有了比较正确的初步认识。原先我们虽然不曾天真地以为这儿业已实现了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但想像总是不很明确的，和真实情形有着很大距离。初到海参崴，在码头附近发现了几个乞丐似的穷人，我还是很感惊奇的。大概是到后第三天吧，傍晚，我和两个朋友在街上散步，经过国际海员俱乐部，沿电车路向市梢走去，忽然从后面追上了一个人来，将一只烂番茄（或者是红柿子，我记不清了）抛在K的后脑壳上，愤怒而含糊地骂着．飞决地逃进了横街。此事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并非人人都欢迎我们的，有人恨共产党，因而更恨外国的共产党，这里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是十分尖锐的阶级牛争。这时我们开始更清楚地懂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绝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是短期间能够建立起来的。在过去，如果我算研究过一点理论的话，那总是关于如何革命以及如何胜利方面。至于胜利了如何建设，在工人当政的国家里如何继续阶级斗争，我们却从来不曾想到过。来到海参崴，面对了事实，这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些问题。此后我们不仅要为中国来研究革命理论，而且也要为苏联来研究它了。

　　在海参崴招待我们的是一个德国人，会说英语，他跟我发生联系。据他说，不久之前他还是海员，参加德国革命，现在是第三国际驻在海参崴的上作人员。另一个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是中国人梁柏台，那时是苏联远东省的一位高级负责者。这件事在当时我们看来亦颇新奇：在苏联“做官”的竟不一定是俄国人！狭隘的民族界限在这里是真止打破了。我们不是在书上，而是在真实的政治中看见了国际主义。这给予我们的感动是非常大的。

　　在海参崴的短期停留中，我总算明白懂得了：苏联的可贵并不在于它今天已经实现的情况，而在于它前进的方向，在于保证这方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我们要研究这些史无前例的好制度，同时要了解至今还包含着许多矛盾和困难的现状。这可说是我们到苏联来学习的第一课。

　　在横贯酉伯利亚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小事，非常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多少影响了我往后思想的，值得一记。火车上，中国学生包了两节车厢。依照长途车上的规制，每一节车厢有一个固定的管车员（或乘务员）。他的任务是照料这节车里的清洁、秩序、报告下一车站的情形（例如停多少分钟、有无开水供应、能否进膳之类），同时他也留意一般乘客的行动，每逢大铁桥将到的时候，他就大叫：“莫斯脱”（俄语的“桥”），拉上窗门，不准人探身出去。我猜想，这种管车员多半和公安部门有联系。我们那节车的管车员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中年人，退伍红军，对乘客很和善，关心得十分亲切。一开始，他和我们就交上了朋友，教我们认俄文字母。我们之间没有共通言语，却能够谈话，借助于手势和少数几个俄文单字（那是我们从海参崴旅馆里的女工学的）。有一次，几个人围在一起，拿了纸头和铅笔在学写俄文，我的教师站在旁边抽烟，指指点点。这时有人把斯大林这个名字用俄文字母写出来，教师看看这个字，不做声，眼光淡淡地移转了，望着另一个人的面，那人便竖起了大拇指，兴高采烈地对着俄国朋友说“斯大林！斯大林！哈拉血（好）！”我们所有人的眼光都望着他，表情都是兴高采烈的。可是对方的面色很难看，他鄙夷地扫了我们一眼，掷去了长长的烟头，伸出了小拇指，吐口口水，口称“哀朵，哀朵！”〔俄语：“这个气”。〕我们一怔，他却突然地激动起来，面色涨红，改竖起大拇指，同时连声说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哈拉血！”接着他气愤愤地走开了，口里叽咕着一连串我们听不懂的俄国话。

　　当时我们都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赞美斯大林会如此地触怒了他。对于联共党的内争，我们知道得还是很少；非常少的一点知识是在汉口时期听来的。根据那时的一般说法：列宁的继承人是斯大林，他是俄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至于托洛茨基，据说充满“个人野心、浪漫、而且仿佛是蒋介石型的军人”。

　　发生那次事情的时候，火车行程大约走了三分之一。在以后的行程中，这位管车员依旧是那样和善而亲切的，照顾得我们无微不至；但根本的态度是变了，不再和我们作哑剧式的谈话，不再教书，甚至不再是朋友般的随便了。这个改变的原因，只当我后来比较熟悉了苏联内情之后才能解释，他在感情冲动后有点后悔，有点害怕，怕我们将此事告发，因为他知道我们全是党员。

　　我们中间自然没有人告他的密，因为我们都还站于联共的党争之外，谁也不曾和任何一派联系起来。不过从这位退伍的红军口里，我们是第一次听到了，并且看到了，关于斯托二人的不同于已知看法的看法。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那时正当阴历八月间，火车驶过贝加尔湖的那夜，记得又适逢中秋。皓月当空，映照出万顷银波，壮丽无比。火车一整夜就是绕着靠南的湖沿走，我们差不多一夜不曾入睡，大家凭着车窗赏月。次晨，火车到达了湖畔大站伊尔库茨克，我们吃到了世界有名的贝加尔湖鱼的鱼干。

　　秋天的西伯利亚可能是一年中最美丽的。不冷，当然还不见雪，但一望无际的树林已显出萧瑟之意，基本的色彩已自绿中转黄了。空气是无比的清新，即使在车厢里也嗅得出原野和林木的香味。有些小车站及其附近的景色最迷人，房子全用木做，不着油漆，墙壁多半是用整段圆粗的木材叠成的。车站和火车都隐没在树林里。月台上，时常可以看见几个穿俄国衬衫的青年弹着“巴拉拉伊加”（近乎竖琴的俄国乐器），唱着，舞着。几个俄国乡下小姑娘和老妇人，向我们兜售些煮熟的鸡蛋和盐渍黄瓜之类的食品。这情景是既幽静而又欢乐的。那时候离俄国的农业集体化高潮还有好几年，中右派正要利用富裕农民来打击工人及其政治代表——左派，布哈林的所谓“由富农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见正被斯大林奉为圭臬。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个可爱的村姑们能够出卖她们多余的食品，倒是托洛茨基们给人打倒的原因之一哩。

　　我们大概在十月初旬到了莫斯科，被招待在史脱拉斯那雅广场附近的一座楼房里。几天之后，陆续又来了几批中国学生，大家住在一起，全数该有六七百人了。我们全都是准备进军事速成班的。这个军事班附设于东方大学，预定六个月毕业。大概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得太快，一切事超过了预计，学生到齐之后、学校却尚未准备就绪。我们闲住着。正在此时，上面决定要从我们这群人中拨出数十人，进东大当正式学生（二年期）。我也被挑中了。不过我那时却并未以被选中而高兴的，因为我们的本意是来学军事，不是来读书的；对于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尚未有深刻认识，武力决定一切的教训又太过新鲜。同时，我那时竟还保持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如果真读书，我不如回北大去，因为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不自觉地将“纯粹学问”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立着。幸而这个成见，或正确些说此一成见的残余，当我郑重而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便立即消失于无形了。

　　东方劳动大学是一个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生分属于七十多个民族。其中包括了苏联内部的东方诸少数民族，亚非二洲的各被压迫民族，以及日本人和美国的黑人。在孙中山大学没有成立之前，中国派来的学生都就读于此。我们住的脱威尔斯卡雅林荫道A字十五号那个宿舍，也就是瞿秋白他们留俄时候住过的。从一九二四年起，因为中国的革命形势开展，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送到莫斯科来，于是特别开了一个大学，即孙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但虽如此，每年派来的学生中，仍有少数被拨入东大。原因是：孙大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学生中颇多非共产党员，其中不少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另有一些是青年团员。所以党龄较长的老党员，多半仍被派入东大。不过到了一九二七年，人们对于东大与孙大的看法，又加上另一个政治角度了。孙大校长是波兰的老革命家拉狄克，他是出名的托洛茨基派；而东方大学则是纪念斯大林的，校长休免茨基乃是最积极的斯大林拥护者。站在联共党内派系斗争的立场上，他当然是要重东大而轻孙大了。虽然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孙大内部的斗争亦已决定，拉狄克已被撤职，新校长是斯大林派的人物米夫；该校中的托派学生，有的事实上已被开除出党，命运待决，有的则已悔过投降（其中有蒋经国）。但一般说来，依照斯大林派标准看，东大的行政当局和学生，在成分上仍旧是较为纯正的。

　　我们的正式学生生活一开始，立即被没头没脑地卷人到苏联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去。这个斗争将要在很大范围内，决定联共、苏联乃至全世界人类的命运的。我们对俄国的革命史茫然无所知，对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知识也几乎是完全没有，一下子接触到那些争论问题，简直叫我们无所适从。不过我们是有高度兴趣的，特别因为当时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这些争论在理论上虽然生疏，但史实却是非常熟悉，这些事多半是我们亲自经历过，而且引起过我们的疑虑，曾经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思索过的。所以一俟我们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和思想，就以全副精神注入于此一争论了。我们积极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如此地过了一个短短时期。等到十月革命十周年时候对问题已经摸到了一个大概再到十二月联共党第十五次大会时，我已把握了争论的本质，并且对争论双方已经有明确的向背态度了。

　　在最初，我们自然有先入之见的。党的教育使我们无条件赞成多数，尊重中央委员会。我们无须阅读文件，不需要明白争论内容，就预早断定了以斯大林为首一面一定是正确的。进学校没有几天我们就参加了一次全校的党员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事项是听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会场中，各民族的人分别坐在一起，由翻译将演说词逐句告诉我们。大意是说托洛茨基从来都属于门雪维克，专跟列宁作对，他参加十月革命的原因是投机，而且他的参加是害多益少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自然照单全收，我们根本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史。但在苏联同学（许多是高加索人与亚美尼亚人）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演说却不断引出愤怒的抗议。我们问翻译，这些人叫喊些什么。翻译的回答是：“胡闹，托派捣乱。”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可是座中的中国老同学，已经学会了听俄文的，却有人低声地告诉我们说：“他们喊：‘无耻！说谎！’”居然这样大胆！我们有点糊涂了。监察委员会主席演说过后，有一个俄国学生迅疾地跑上了讲台，听众中就嘘了起来。上了台的人不管一切，大声而愤怒地讲着话。下边的人就轰他；上面的人继续讲，座中人立起来了，有人冲向台去，另一些人想阻止他们，结果会场就乱成一片。台上的人已经给主席团制止了，有人提了他的胳膊，此人愤怒地叫喊着、挣扎着，情形差一点就是混战了。这时候，我们已经退出了会场。我听不懂人家叫嚷些什么，但是意义是很清楚的：群众中有人拥护托派，大多数人反对托派，斗争非常尖锐。

　　会议的情形推动了我们，让我们以加倍的努力和兴趣去研究文件。不过我们愈有兴趣，文件却愈使我们感到不满。这些文件都是摘要、片段，而且全数属于中央派（即斯大林派）一面之词。没有一篇反对派的文件发给我们。我们向党部要求，想同时看点反对方面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反对派的意见在中央派的文件里已经有了，在辩驳中有了引证。这说法当然不能满人意。因为文件中被引证的反对派诸领袖的意见太可笑了，有时竟是太荒谬了，我们不相信这些十月革命的大人物们竟会荒谬和错误到如此地步。怀疑引起怀疑，结果使我们对原来无条件接受的中央文件，反觉得有了问题。支部的负责人显然看出了这个恶兆，于是拿托洛茨基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席上的发言给我们看。这是记录稿的译文，但是经过仔细删节的。内中有一半是托氏的话，但因为经常被打断，不连贯，简直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另一半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插句，这些插句却记得非常详细的，而且还记上当时会场情形，说人们如何以欢笑和鼓掌来赞成对演说人的嘲笑和打趣，又如何以怒骂来帮衬总书记的斥责。看了这个文件，立即让我们想起了学校党员大会的情景，满心反感。

　　但虽如此我们终于从这些文件中，或正确些说，从文件的字里行间，从它的侧面和背面，领会到了双方的争论点。关于当时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我都还不能得到最后意见，因为到达双方结论的理由我们不清楚，尤其是反对派方面的。要我们下判断，首先得从头学习许多东西，例如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俄国革命史、苏联经济问题等等。我们（是我们，因为与我持同样态度的并不少）这种态度，怀疑的、甚至是超然的中立态度，当不为党的负责人所喜。依照他们的想法，我们的责任是无保留地拥护中央多数派的结论，阅读文件不过要让我们的拥护更自觉一点，更坚决一点。怀疑是绝不应该的。当时我们的“党性”也告诉我们不应该，所以不敢公然表示怀疑；可是我们的理性却不许我们没有保留，结果，我们便只好在内心的保留下作不怀疑的拥护表示，而事实上，差不多最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在举手赞成中央多数派的决议之后，却更热心地来研读一切理论，特别是反对派的理论。

　　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应不应该加入国民党？是否应该替国民党发展组织，蒋介石是否是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忠实同盟者？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否就是一种苏维埃？北伐胜利中是否不应该放手去组织农民？蒋介石叛变后是否还必须捧出另一个国民党领袖来造成“新的革命中心 ”？四阶级联盟这个策略是否在中国已经证明失败，这些个问题，我虽然完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如何，也不知道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及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如何，但仅凭我二年来浮游于中国革命潮流中的体验，也可以做出初步的答案了。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们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个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摘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可是我们谁也不敢，内心里也谁都不愿意去赞成被宣布为反革命的反对派。

　　小组会经常讨论文件。同志们的发言非常谨慎，只当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可说的话比较多，时常会提出一些事实和经验来，对文件中的某些意见表示疑惑，但一听领导者搬出大堆权威者的言论之后，我们就哑口无言了。有时我们企图将自己的经历作一番推广，将它一般化一下，想以此印证或批评文件中某一个见解，但发现列席的领导者带着优越的微笑，轻轻儿的向你指出：“同志，你这个意见恰好就是托洛茨基（或拉狄克）所欢喜的。”发言人便立即觉得狼狈万分，惶恐地将意见撤回了。中国的革命者并非懦怯成性的，其中大多数有精神勇气，所以然者，只因“党”、“中央”、“多数”这几个名字，当时听起来实在太神圣，太不可侵犯，以致谁垄断了这些个名字，谁就享有了无上权威。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来临时，我正是这样程度的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那一次的游行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的，场面大极了，我们的队伍黎明时就到区苏维埃门前去会合，一路游行，中午穿越红场，直到下午三四时才得回家。列宁墓前首次见到了斯大林等等的要人，他们举起了手，向经过的各个队伍，从扬声机里呼喊着各种口号。大概中国革命还太新鲜，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要表示中国革命并未失败，正在进入更高阶段吧，中国学生在红场上似乎受到了分外热烈的欢呼。我们的队伍才绕过克里姆林宫的围城转角，刚刚踏进红场人口，就听到了响彻云霄的巨声口号：“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群众响应，“呜啦！”“呜啦！”我们的队伍越行近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的，墓房两侧贵宾台上的，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们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的。我们何幸而生为中国人，何幸而成为中国的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经胜利了十年的俄国的兄弟们呀，这种欢呼一直送我们走过了红场。到达莫斯科河时，队伍绕城转出，我回过头来望那古色古香庄严灿烂的革命检阅场，对于今天主待这检阅的、站立在列宁墓上的斯大林，也不禁起了感激和从来未有的敬意了。

　　然而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今天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嘱”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

　　那天晚上，我们在学校俱乐部里看了关于十月革命的电影。当时我没有注意，究竟那部片子是谁编导的。多半是普道符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吧。因为现在我知道，苏联电影界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曾经决定由爱森斯坦与普道符金各导一片，爱森斯坦导的名为《十月》，根据约翰·里特的《震动世界的十天》。二人如期完工，而结果则《十月》不能推出来应节，因为它忠实于历史，将托洛茨基与列宁并列，作为影片中的二大英雄。这和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实际清况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有利于被打败的托洛茨基。普道符金的《末日》被通过了，在那个时候发行。如果此外不曾有其他关于十月革命的记录片的话，那末我当时所看见的便是《圣彼得堡的末日》了。这虽然是由当局（即斯大林派）认可的影片，但毕竟因为斗争尚在进行，史实又都在人们记忆之中，抑扬之间不能全无分寸，所以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诸领袖仍有出场的。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测验。每当电影上出现斯大林或托洛茨基时，群众中必然有拥护与反对的两种表示。赞成的大鼓其掌，反对者则顿足或狂吹口哨。因为场子是黑的，人们无异在进行一次安全的无记名投票。从敌对两个声音的决斗中我觉得双方比例与那次监察委员会主席演说后所表演的力量关系不同。即使不是托派压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势均力敌。记得有一连串的特写镜头，让托洛茨基继列宁出现在银幕上。此时引出了热烈与持续的鼓掌和欢呼，斯派的人想用顿足、口哨乃至叫骂来抵消欢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响战愈来愈激烈终于主持人不得不开亮大厅里的电灯，才使群众静默下去。

　　可以说，我和大多数中国同志，都是从那一张影片里第一次知道了十月革命的大体史实。第一次大体上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起了些甚么作用。事隔三十年，现在我无法记清楚电影是怎样安排这二人的，如何夸张斯氏，如何暗贬托氏。不过整个印象留得极深，斯氏和托氏，不管编导和剪接者多么苦心地做了一番厚此薄彼的工夫，可是二人的形相呈现在我们这些未为派别成见所蒙蔽的人的眼中，仍充分地表现出灰暗与明朗，平庸与杰出的强烈对比。我个人，在感情上对托洛茨基首次发生崇拜心理，倒是那回看了电影的结果呢。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它是斯大林派反动胜利的官式庆祝，是苏联堕落史上一个显明的里程碑。此时斯大林派在党内斗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该一小派所主持的政策（无论在苏联、英国或中国）却被证明为彻底破产。官僚们为了要确保胜利，就得用尽一切方法来掩盖破产。极其隆重地纪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便是此种遮眼法之一，甚至是最恶毒的之一。中国工农的血，英国工人的痛苦，苏联工人先锋队的委屈，全都被节日大庆祝的鲜艳旗帜和欢乐声音所掩盖了。用鲜血和痛苦证明了正确的反对派，被置于狂欢的背景中，却显得是苦口苦脸的咒诅者与捣乱者了。

　　十周年纪念大庆祝的此一阴险意义，我自然在事后许久才逐渐领悟的。当其时，我也是陶醉在一般的欢乐气氛中：不过反对派被殴辱的消息，十月革命的电影纪录，特别是影戏场中的黑暗音响战，也总使我从这欢乐的舞台面前窥探到后台的若干阴暗处了。

　　节日过后，党内斗争更趋积极。一星期中差不多要开几次小组会。会议事项也跟节前不同了。以前，我们讨论的大多是发下来的文件，谈的是些“正确的”与“荒谬的”理论；此时讨论的内容却一律是反对派的罪状。组织“反示威”当然是最大罪名。其次是“破获了”反对派的一个印刷机关，最初说是油印后来又说是铅印。最后又说有个名叫某某的人，是白党匪徒，与反对派勾结。对于这些罪名，在我们是无从讨论起的，所以一概是听听就算．听完了照例由支部负责人提一个谴责的决议，无异议通过。可是心里却很怀疑，最令我不解的所谓破获印刷机关问题。据我想，这些在过去，甚至直到那时还担任着国家重要工作的人，拥有一架油印机，或即令是铅印机，用以印刷自已或一些共同意见的人的文章，怎么能算犯法呢，？这个怀疑困恼着我，以致在有一次的小组会上，又提起这个罪名时，我就发问说：“我想知道，在苏联，印刷机与印刷机关的利用是怎么规定的?”翻译听了我这问题之后一怔，译给列席的俄国同志听。俄国人听了对我仔细望望，脸上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然后他经过翻译回答说：“原则上，问题很简单，我们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独享它的。反革命分子绝对不许利用。”“可是……”我听了还想问，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那个由德国转来的翻译便俏皮地、得意洋洋地接了口：“可是怎么？你以为反对派不是反革命，是不是？”翻译的眼睛笑眯眯地望着我，同志们的眼光也望着我，我非常狼狈，立即回答道：“不是……”此时我觉得有人重重地拉我衣裳，要我坐下，于是我又说了句：“当然不是”。随即坐下了。坐下后，我转过头去，轻轻地问我邻座的人：“怎么？”因为我知道是他拉衣裳的。那个人不回答，只管自己用支铅笔，在张纸头上乱画乱写。我注意他写了又划去的字，仿佛是：“慎言”或者“忍耐”，我己记不清了，但意思总是如此的。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和那位拉衣裳的人在脱威尔街道花园里散步，作了一次深谈。此时我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罗汉（平时，同学之间是以俄文名字称呼的，彼此不知真实的中国姓名）早年留学法国，与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等同时，学的是制陶工业，在巴黎加入组织。回国后，在广州担任过党内外的一些工作，最后做何应钦的党代表。[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反共，他和另一些同志不能继续工作，便被送来东大学习。依年龄和资历说，他均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辈，我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小弟弟。罗汉同志的天性特别厚道，沉默寡言，对人经常带着父兄般的关怀。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便以长兄似的态度，告诉我许多苏联党内斗争的实况，告诉我反对派的主张并非像官方文件中所描写的那样荒谬。他认为我们还应多多研究，才能断定谁是谁非；同时他又说目前学校支部负责的中国同志都是些趋炎附势者，和他们不足以言真理，所以在会议上，他劝我还是不说话最好。我问他有否见过反对派的文件他说偶尔见过一点；问他有否参加反对派，他说没有。他这话并非假的，因为在事后我知道，当时在东大的中国学生中，确实没有反对派的组织。与孙大的反对派有个人关系，偶尔看点文件者就只有罗汉和另一个姓段的。

　　罗汉没有将我变成反对派，但确定了我对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同情，让我认清了学校支部里负责人的面目,明白了斯大林派党机关的压制手段。我在这个斗争中不再是天真而糊涂的参加者，有了点定见，说话也有分寸而谨慎些。在以后的连串会议中，例如有关反对派诸领袖的被开除出党等等，我们只是附和罢了。

　　打击反对派的斗争在疯狂进行。行政的警察手段，甚至特务的流氓手段，代替了以往的“理论”斗争。反对派分子纷纷被逐出党，随即被逐出于任何工作和职业。殴打反对派的消息时常有得听见。在孙大，一批出了名的反对派被开除党籍了，属于反对派的教员全被解职。东大的中国学生虽无一人蒙上这个嫌疑，但人心也是惶惶的，同学们的关系日益紧张，窥探的眼光到处可以发现，我们这此新来者特别成了窥伺的目标。十二月初旬，联共党第十五次大会召开，反对派没有一个当选为代表的，他们在事先就被肃清出去了。会议上是清一色的斯大林派论调，通过的决议完全是将一切业已执行的办法．加以核准和认可罢了。大会决定开除一切反对派分子，交给秘密警察处置。孙大被开除的学生区芳、陈亦谋、宋逢春、史唐等十余人被遣送回国。在东大，不少属于苏联少数民族的学生被捕失踪了，可是这并非目见，只是耳闻。因为我们平时和他们的关系不甚密切。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受到影响，其他的民族班中也不听见发生甚么事情。惟一失了踪，被流放到芬兰边境的有一位荷属东印度同志。此人后来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时，经荷兰及荷印的代表团要求放还而送回本国，我想，他可能就是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活跃于印尼的一支托派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领袖——陈马六甲。因为据资产阶级的报纸说，他曾经在莫斯科留学。

　　关于整个反对派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领袖被迫害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快而且清楚。这是十分奇怪的，原因我始终不大明白。那时当局对付反对派，采取秘密措置，报纸上从不宣布。但是任何事情，例如十一月间，那位和孙中山发表过共同宣言的著名外交家越飞的自杀，我们几乎在当天就听说了。托洛茨基的起解，晨间发生于火车站上的纷扰情形，不到中午，就沸沸扬扬地在学生中传开了。空气中像是有种神秘的传导体，消息不胫而走。饭厅里，走廊上，教室中，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轻轻地交换着这些听来的消息。人们的脸上很少能发现愉快的表情，普遍的脸色是忧郁的、感伤的、怜惜与同情的。两三个月以来，人们每天都讨论着斯、托二派的问题。每天被告诉着前者如何正确，后者如何错误。在讨论中，我们都曾一一表决，赞成“中央”的斥责反对派，还举过手同意将反对派开除出党。但是到了最后，反对派真被开除，“中央”将这些人放进监狱，或押上火车，流放到边远去处的时候，人们却忧郁了，感伤了，甚至同情那些失败者了。这现象是难于解释的，心理过程比较复杂。不过简单些说，我想总不外乎两个原因吧：一、由于人类同情被压迫者的本性；二、斯派的胜利，实在不曾在思想上真正说服了我们。

　　全苏联的反应我无法说，若仅就莫斯科当时的中国学生说，情形便是这样的：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失败，开始了思想上〔或精神上〕的胜利进军。

　　大斗争结束后，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情绪普遍地抓住了东大的中国学生（包括六百多名的军事班）。人人都觉得有一股怨气，郁积于胸，无从发泄。可是怎么样的怨气，为甚么抱怨，却就谁都不清楚。其实论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住的是过去贵族的邸第，穿的洋服，吃的大餐，每月还有十个卢布的零用。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在国内从未享受过这样安定和奢侈的生活。尤其当我们初到之时，躺在温暖的床垫上，盖着轻软的毛毯，抚摸那用锦缎镶嵌的墙壁，欣赏着头顶饰以精巧浮雕的天花板和那座水晶流苏的大挂灯，简直疑心自己变成神话故事里的灰姑娘了。然而满足于生活享受的时间不很长，很快就熟习了，兴趣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中国革命失败的深度愈来愈明确，几个月学会了武艺回去扭转乾坤的雄心逐渐幻灭；在苏联，党内斗争所带来的窒息空气与专断作风令人痛苦，心口越来越不能齐一，内心同情与党纪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最后，六七百个刚从一次革命中跳出来的年轻的“反叛者”，精力也太旺了，太安定的生活简直要把这点精力闷死，他们要寻找发泄的对象。

　　对象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在东方大学里领导了此次反托斗争的一小群中国同志们，那时被我们称之为“旅莫支部残余”。这群人很久以来把持着学校党部，与学校当局及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很合得来，是十分忠实于斯大林系统的几个官僚。人们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这几个人的头上了。此事在最大多数的群众方面是直觉的，乃是一般的反官僚主义的特殊表现；可是在斗争中却为中国党内的派别斗争利用了去，同时又牵涉到联共党内同属于斯大林派的两个人的冲突，于此反映了人们为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斗争。此事对中共以后的发展，特别对中国反对派的发展，都有了甚大的影响，我将要详细地叙述它。

　　所谓“旅莫支部”，即旅居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支部。与周恩来等所主持的“旅欧支部”属于同样性质。这样的组织，严格说，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不相容。因为共产国际是一个超民族界限的机构，每一个共产党员，旅居在甚么地方，便应该参加（同时也有权利参加）该一地方的共产党，过着该国共产党的支部生活。这中间不应该有宾主关系，也没有“土生”或“侨民 ”的分别。但因当时欧洲和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主要关心是中国革命的特殊任务，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修养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专门是为了中国的，因此就发生了那两个相当畸形的组织。

　　旅莫支部在名义上（或理论上）直属于第三国际，而事实上却作为联共的一部分。这样混淆不清的“法理”地位，在平时并未发觉甚么不便和弊病，但当后来莫斯科学生的内部斗争趋于激烈时，王明派便利用这一点混淆而提出了所谓“转党”问题来打击异己者。此事我们且待讲到孙大时候再说。

　　我不知道旅莫支部最初成立于哪一年。早期的领导者是罗亦农和彭述之等，其后的重要分子是俞秀松；但等我们进东大的时候，负责人是武扶经了。此时这个支部大概已经存在了三四年，它形成了势力和自己特有的作风。他们的势力因为住得久，懂俄文，与党部的俄国同志有了结托，取得了上面的信任。其特殊作风则由于他们要维持这个既得的地位，故主张后来的中国同志不应该学习俄文，据说学俄文时间太长；也不应该研究理论，理由是多读理论会变成学院派。他们都是党部的负责同志兼翻译，垄断了“对俄”关系，成了党务上的买办。每逢中国派来了学生，他们便以口译或笔译的几点“党员必须知识’教会了他们，住上一年半载，便送回国去“参加实际斗争”了。谁若用心读俄文，或阅读“必须”以外的理论书籍，即侵犯了他们的专门职业，那他一定要受到严厉批评，被视作不积极分子，且有被提早送回的可能。

　　在我们来到之前，旅莫支部已经被牛争过一次。那是与罗汉一起来的这批人干的。这批人（其中有李侠公、朱丹吉、吴季严等）在国内做过一些工作，知识和经验都远胜于旅莫支部人物。所以他们无法守住“支部”加于他们身上的“纪律”，他们要求改善课程，增加自己研究的时间。结果，他们获得了初步胜利：俄文钟点增加了，精神虐待式的批评会减少了，理论研究的风气开始形成了，不过“党权”却仍旧操在那少数几个家长式的“买办”手上。

　　我们遇到的乃至与之斗争的，便是这样的一些“旅莫支部残余”。论人数，这集团不过十余人，而我们却有六七百之众；论势力，它终不过是“残余”罢了。为甚么为了推翻他们，还会发生斗争，而且相当尖锐的呢？原因我在当时弄不清楚，后来才逐渐明白起来。“残余”们后面显然站着东大当局，校长休免茨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亲信。东大既是斯大林的纪念学校，学校党部的一切负责者自都属于斯派嫡系，大多数是官气熏天的；东大附设的军事班负责人名叫马斯洛夫，一个最适于在宫廷舞会上周旋于贵妇们之间的军人，丝毫没有革命家气息，对中国革命更是一窍不通，但架子却是十足的，纪律要求很苛，对功课一味敷衍。课程大约为了要速成之故，定得非常简陋粗浅，再经过翻译们的七折八扣，以致学生们听起来极其不满意。学生中不少是学过军事的，有的干过军队工作，如今不远万里而来，却听些莫名其妙的ABC，于是很气愤，甚至感觉到侮辱。他们要求改良课程，第一个出来阻止的是那些翻译。这些红色翻译，和当年上海以及今日香港的白色翻译一样，或多或少带有官家气的。他们最讨厌“生事”，把一切自下发生的请他们转言的要求目为“捣乱”。他们想自行解决，解决不了，便按照了他们的想法，将群众的意见转给负责的俄国同志。中俄二官方的看法当然是一致的，他们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斗争便爆发了。军事班的学生和政治班的学生联合起来，反对旅莫支部残余（因为翻译们十九属于这一集团）与马斯洛夫。事情闹到了学校的最高当局，校长休免茨基给了代表们一通官话。学生们气极了，开了全体大会，推出代表去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也是毫无结果。最后军事班学生竟列队游行，到共产国际去请愿。此种请愿游行办法，在中国很流行，但在苏联，至少从斯大林一系掌权以来，那是绝不允许的。这事情于是弄得相当严重了。威吓的流言传开来，说主谋者可能要受严厉处罚；不过终于并未见有任何人受罚，这是因为斯大林官僚中另一个派系，正想来利用这次斗争，因之来“援助”它了。

　　那时候，中国党由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广州公社的暴动早已失败，共产国际正要举行第九次扩大的执委会议，党派了向忠发和李震瀛二人前来参加。这二人，尤其是向忠发，立即被牵涉到莫斯科学生的斗争中去了。向忠发是一个工人领袖，扬子江上的撑船工人出身，曾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国的工人运动史上，其地位与南方的苏兆征相等。他为人能干，爽直，但头脑稍嫌单纯些。他那次被选为出席国际会议的首席代表，一个重要理由，乃因当时人们正把中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党的知识分子领导，所以特别抬他出来。向忠发和旅莫支部人物毫无渊源，在我们这群新来的学生中却有许多熟人，所以一经接触，他个人就完全同情了学生方面。不过单单代表团同情并不能决定我们胜利；斗争之所以迅速获得解决．又因为有一个势力给向忠发撑腰之故。

　　这个势力便是孙大校长后来又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而作为此人助手的中国人，则是后来大大有名的王明（即陈绍禹）。米夫是联共党中新起一辈的官僚，以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出名，因此邀得圣眷，在孙大讲授《列宁主义问题》；陈绍禹本是武汉的一个中学生，在莫斯科加入青年团，小聪敏，善于趋奉。当拉狄克作孙大校长时代，他早就看出米夫当红的前途。他对其他科目不甚关心，就一味揣摩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因此见知于后者。一九二七年春天，米夫曾一度奉派赴华，陈绍禹被选为翻译兼随员。在武汉，这位国际代表竟曾将自己的爱徒推荐给中共中央，希望能让王明来主持宣传。当时的中共书记陈独秀当然不买他的账，分派陈绍禹在宣传部实习。陈不得意，乃于米夫起程回国时，又跟着屁股重去了莫斯科。在孙大的反对反对派斗争中，米、王二人始终是合作无间的两搭档。后来米夫由教员而校长，由校长而部长，王明自然也如影随形，步步高升。他和自己周围的一小群朋友，牢牢地控制了孙大的党部，成为旅莫支部以外的旅莫支部。

　　当我们正在东大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时候，米夫与陈绍禹的一个新的野心被鼓舞起来了，那就是：统一中国同志的学习，作为统一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希望把东大的六七百个中国人从休免茨基、马斯洛夫以及“旅莫支部残余”的影响之下夺取过来。所以他们自始“同情”了我们的斗争。中国出席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团一到，他们便找到了实现其“同情”的门路。透过代表团作为代表团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解决东大风潮的办法：一、“旅莫支部残余”全部遣送回国，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改正错误；二、东大学生全部归井到孙大；三、军事班结束（事实上业已超过了六个月的原定期限），其中多数回国，一部分进孙大，另一小部分派人苏联的正规军事学校深造。这些办法实现了，我们的斗争是“胜利”了；可是很决就发现，真正胜利的不是我们，而是米夫与陈绍禹这个集团。从此对中国革命者的训练工作可由他们一手包办了。他们的计划是远大的，从第一步的成功更走向第二步去。向忠发在开完第九次执委会后一直留在莫斯科，接受米夫对他的“训练”。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境内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便把瞿秋白打下来，将向忠发捧成总书记。如此，米夫和王明夺取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的工作就奠下了基础。

　　不过我现在不想谈这些事，我要谈的是那次反“旅莫支部”胜利前后，中国留俄学生中的分化和动态，尤其要谈谈我自己在那个时期思想上的变化。

　　在反“残余”斗争中我不是中立的．但亦非积极。我不喜欢“残余”们的作风，他们闭塞，小家气，上诌下骄，不注重研究，只叫人背诵上级“文件”。这些行径，我都无法忍受。然因那时我逐渐看到了反对派的秘密文件，更清楚了真正有关中苏革命命运的是哪些问题。所以对于同学们之集中力气来打击一小撮“残余”分子的不良作风，忽视了那些真正值得斗争的大问题，觉得有点无聊。有一次，我被推为三名代表之一，前去谒见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在谈话中，一位代表竭力撇清我们和反对派的关系，为自己的反托事业表了一番功，以此来博取联共最高当局对反“残余”斗争的同情，我听了心里大生反感。此后我就更不积极了，利用一切时间来学好俄文，拼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尽量阅读苏联反对派的作品。这此作品是由我的老朋友范锦标供给的。他原是我在杭州学生会中旧相识。后来在广州又遇见他。那时我想入军队而未果，他却终于当了团党代表，一直转战至浙江。师长严重被蒋介石免职后，他也离开了军队回到他故乡台州一带去组织农民。他后我一个月来到莫斯科，被拨入孙大学习，却先我而与该校秘密的反对派组织发生了关系。

　　我最早读到的一个文件是齐诺维也夫的《不得已的答复》，然后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纲》，以及反对派的《政纲》。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之一一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齐诺维也夫的文章虽然没有托洛茨基的一贯而有力，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原来并非没有人见到，因而并非不可能预防的。联共中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白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

　　关于苏联和英国的情形，这时我已有了基本知识，所以读了那些个文件后，我也完全同意了反对派在英俄委员会和苏联经济建设上的立场。

　　从此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当时反对派的名称）了，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又在组织土。那时候，东方大学的第二学期将近结束，风潮业已解决我们全休将被归并到孙大去。

[1] 据我所知，罗汉是北伐时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革命失败后才去莫斯科。今说罗汉是何应钦的党代表，待考。罗汉如果是里昂大学事件时遣送回国的，则他在法国未曾加入组织。——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