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各方面研究了毛泽东思想。最后，我们还得谈一谈毛泽东这整个人物，谈一谈他事业的功过，谈一谈他在纵的历史与横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自己在一首词里发泄过的感慨，这里我们却想来试做一个交代。
衡量人物，与衡量任何事物一样，首先得选好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人物之所谓伟大或渺小，很难在绝对的意义上显示，而只能在相对的与比较的意义上确定的。
用以衡量一个革命家的尺度，自然应该是革命家。人们不能拿袁世凯和孙中山比功业，更不能在俾斯麦与马克思间论高下：类型不同，无从比起。
中国有句古话说：“拟人必于其伦”，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道理，又可以反过来看的：一个政治家拿历史上的什么人来和自己相比，总是毫不含糊地泄漏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孔夫子梦见周公，诸葛亮自比管乐，斯大林从伊凡雷帝的镜子里欣赏自己，蒋介石将“曾文正公”的家书当作他本人的手谕——这中间，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气，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负，甚至相同的阶级立场。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尺度乃是测量人类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见托洛茨基《自传》、《列宁的死和政权移转》一章）。所以他虽然“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对他会怀着怎样的感想……”（卢那查尔斯基语）但据列宁夫人告诉我们，当他死前不久，却曾注意地，也许感动地，一再读了托洛茨基将他和马克思相比的文章。
这是十分自然的，列宁只能以马克思来自况，只能以马克思来自励。
人们也只能从马克思这个“最巨大的尺度”，才能确定像列宁那样伟大的身型与崇高的地位。至于俄罗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沙皇们，在列宁的词汇中，永远与“刽子手”和“绞刑手”联在一起的，他们与列宁属于绝对相反的类型，又怎么可以相比？又怎么可以拿来测量？
然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情形却非常特别。他们一方面虽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即是说，他们以今之马克思或今之列宁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自拟于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伟大祖先们”较文釆，比武功。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
因为：列宁所代表的是纯粹与彻底的革命；而斯大林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却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此，对于列宁，以及次于列宁但与列宁同属一型的真纯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我们只能用马克思这个唯一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去确定其历史地位；但是对于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同类人物，都可以，而且也应该用双重标准去测量的。我们必须一方面从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测量他们；另一方面从过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与反动的大统治者的镜子里去观察他们。
这里我们自然不谈斯大林，只论毛泽东。
毛泽东如果站在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巨人身旁，其高度纵然能高及膝头，却总不能升达他们的腰际。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有自知之明的。从来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都甚少想到从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于语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却由于他心智上的隔阂。关于政军二方面的行动，他觉得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和经验，已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汲取。从国外输入的，只要共产国际的若干决议，斯大林的少数著作，已经够他受用了。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与其说是做他行动的理论指导，毋宁说是替他的独自行动作辩护的幌子。毛泽东至少在他从事最近这次国际思想战之前，根本不曾普遍与深入地研读过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另一些理论家们的作品。斯大林的著作，如我们前面所述，他是读过了的，但也只限于《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该书中几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因此，若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理论的水平看，毛泽东不但对马、恩、列三人是望尘莫及，便是与第二第三两国际鼎盛时代的那些其它领袖，例如与未曾变节以前的考茨基，与卢森堡、梅林，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着很大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所掌握到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几个大的方面，仅仅是几条一般的原则，仅仅是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一些方法，而所有这些，特别是那些方法，又都是斯大林工厂里制造、冒名列宁的假货色。所以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的谱系中，所能占据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挥上看，那他甚至还根本没有地位哩。
不谈理论家，仅就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标准看，毛泽东的地位是否会高得多呢？是的、会高得多的，但也决计高不到与那标准齐肩的地步。这里最大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永远是原则决定问题，而毛泽东却与斯大林一样，总是准备拿原则来交换一时政策上的便利。实例甚多，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曾经讲过了。
在马克思与列宁的尺度前面，毛泽东显得非常渺小的还有国际主义者这个身份。尽管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毛泽东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产党人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本口号，但是实际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却完全不曾进入毛泽东的灵魂里。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泽东只是观念上存在的东西。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跟这位成长在华中农业地区的知识分子既无生活上的接触，亦无精神上的交流。他对他们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毛泽东从苏联所给与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援助上，首次体会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真义。但因苏联在斯大林当权之后，那种援助在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策的支配之下，结果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以致毛泽东在这中间仅仅获得了中国革命必须自力更生的教训，巩固了他的民族成见，巩固了他的非国际主义的成见。等到中国革命成了功，以及成功后他所统治的中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之间所发生的关系，那就最后打消了毛泽东心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理想。今天，毛泽东虽然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领袖自命，可是实质上，正如我们在有关中苏争论的两章（这里是指作者另一著作《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一书。详见本书附录《王凡西主要著译书目》）中所指出，促成毛泽东出来扮演真正国际主义者这个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这和列宁当年之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立场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始终一贯地，不计成败利钝地，反对修正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马克思与列宁这两个伟大标准旁边，毛泽东的身型显得最为渺小的，乃是在领袖神化这个方面。马克思与列宁都非常看重领导和权威的意义；但因他们是彻底唯物史观的阐明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最懂得伟人和天才在群众的历史运动中的适当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决不“妄自菲薄”，当仁不让，另一方面却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扩张到不相称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们是始终谦虚的。马克思穷困一生，未尝当权，所以他的谦逊还不曾有充分表现机会；列宁及身成功，当上了国家、党乃至国际共产党的领袖，可是他的谦虚平易作风，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变，而且因实际责任的重大，在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数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员会给他庆祝五十生辰大会上的表现。在那次大会上，他没有公然斥责那些好心为他祝寿的同志们。他感谢他们──为的没有叫他听祝寿演说，没有听那些纵非无聊，却属多余的恭维话。其次，他拿了一幅讽剌祝寿的漫画给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他引证了考茨基还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时候写的一段文字，其中说到“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王凡西）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最后，他说，“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聇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四八四页至四八六页。）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多么朴素，多么高超，多么有远虑与多么彻底的大革命家！在这种并不铺张的（没有后来斯大林时代同样仪式万分之一铺张的），完全出于同志诚意的（其中绝无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寿会上，列宁却已经无法忍受了。列宁是绝对不会容许，也绝对不能容忍颂祷与谄谀的，那怕是一点点的阿谀，那怕是真实的称颂，他都要提出反对，要提出警告。这样做不单单为了谦虚的美德，更为了这种无聊习气会使一个政党堕落，会使它衰败。
可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谆谆告诫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对的习气和作风，等到十年以后，在他所缔造的党内和国家里，不但一一出现，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现，以一种比普通官僚国家中所习见者还要严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着。等到列宁五十生日之后的第十九年，当斯大林做他的六十大庆之时，那种列宁所忧虑的“骄傲自大”，那种无聊庸俗，在斯大林神化手术中简直达到了人类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从大革命家鄙弃虚荣这个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宁与斯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经有霄壤之殊了。
而毛泽东的身型，显现在这个问题上，恰好与斯大林看齐，因而无法望到列宁项背的。
毛泽东表面是谦逊的。人们还能指出，迄今为止，他还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还在党的决议上规定，根本不许给在生的党领袖们祝寿，也不许以他们的名字去“占有”工厂和街道。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人人能够看到，一点也不妨碍中共所推行的疯狂的领袖崇拜，特别是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的表面谦虚同他实质上的最不谦虚，应该怎样解释？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观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一般落后，在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深厚的农民基础，它们无疑给了伪善、官僚习气与领袖膜拜以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不过在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我们还不能不从毛泽东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根源。儒家是讲谦德的，而实际上却是最不谦虚的。因为首先，儒家的谦，和他们的全部的所谓“礼”一样，严格地受着阶级与阶层的限制，它与庶人与小人无缘。谦，只实行于“君子”之间。它是实行于封建贵族上层社会中的一种行为守则，因而不适用于对下的关系（“礼不下庶人”），更不适用于对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其次，儒家的谦，还受天命说的决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构成了懦家阶级学说的基础。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轲——的一些改良主义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义的萌芽，给一切成功了的专制暴君的存在作了护符。可是在同时，这个“天命所归”或“天生德于予”的信心，有时也能使暴君谦虚起来，甚至会扩大到自己的阶级之外。他们越是相信自己的天命，越是有恃无恐，就越能“谦恭下士”，越能“纡尊降贵”，去同小民们“同甘共苦”。这时候，我们便见到表面上的异常谦虚与实质上的最不谦虚联在一起了。在这种人身上，最狂妄的优越感往往以最谦虚的形式表示出来。
毛泽东的外表谦虚与他内里的最不谦虚，应作如是观。
当然，限制了儒家谦德的那种阶级观念，在毛泽东身上换上不同性质。他不代表旧式地主贵族，但他代表着一种新式贵族，一种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官僚贵族。要明白这种贵族，我们就得看一看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不同看法。
列宁的见解是这样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有别于本阶级的大军，乃至有别于其它所有的劳动者，只在于前者的阶级觉悟比较高，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并且其中大多摆脱了一般谋生的职业，倾其全力来从事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列宁虽然将先锋队（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与非先锋队加以区别，但没有将这二者划成两个等级、更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与不可踰越的差别。
斯大林修改了这个观念，他提出了那个有名的说法，“布尔什维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据这个认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动群众，不再仅仅是先锋队与后续大军的关系，却是两种天生不同的人的关系了。前者用较高材料制成，后者用次等材料制成。因此，前者指挥，后者被指挥；前者役人，后者役于人；前者天赋特权，后者天生无权。从这个认识引伸，共产党中的领导者，当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领袖中的领袖斯大林，不用说，那是由造物主特选的无以上之的材料来制造的了。
斯大林这个学说远远地向后倒退，退过了十七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诸大师的主张，回到了最反动的基督教的“上帝选民”与“先知”的谬论。
毛泽东完全接受斯大林这一个谬论，并使这个外来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说结合了起来。于是，中共变成了从上而降，从外而入的中国工农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则成为“天命所归”的“大救星”。
就这样，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谦虚”一方面为新的“阶级”，即为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为最反动的神权说所决定，他们不管嘴上说得多么谦虚，而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僭妄。这，和列宁之真正从工农大众的民主出发，真正以劳动者的一份子自居，真正弃绝过去一切统治者们的庸俗与小气，真正做到无产阶级大革命者的朴素与谦虚，那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由此可见，站在“测量人类用的最伟大的尺度”前面，毛泽东的身型确实矮得可怜；特别在个人崇拜与领袖神化这一点上，简直显得渺小而丑陋的。
然则，站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孙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当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让我们先看看这尺度本身。
如果马克思列宁的尺度主要标志出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与平民精神，那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这个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专制一统的君主绝对主义，以及等级严明的官僚主义。
这个尺度也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道统”。它一方面以汉民族的崛起、巩固、图存与扩张的传统为经，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纬：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编织而成的。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它绳绳相继[1]，在各朝各代的伟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而一切自命为圣贤之人，也都以此道统为自身努力的标准，并且拿它来作为评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远的且不谈，就拿毛泽东所举的四位“先进中国人”来说吧，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可是在本质上仍然受着这个道统支配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三人当然如此，就是孙中山也是如此。
将孙中山排在这个道统之末，不能说单单由于戴季陶蒋介石们的别有用心，孙中山自己也确有此一抱负。在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中，虽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归根结蒂，这二者都还是为了民族。对于孙中山，正好像对于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样，复兴民族是主，是目的，至于其它的主张则全都是辅，是手段。孙中山正为的要完成民族主义，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个统治了汉族达二百余年的异族专制，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改良主义），拿来替换那个腐败无能的君主绝对主义。他这是处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承继着并且企图更加发扬这个道统的。
不用说，这个样子的承继和发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在离开这个道统，已经在部分地否定了这个道统。但是总的说来，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所占地位，恰恰要用这个尺度来评量，而且也只能用它来评量，才能显出他应有的高大。
毛泽东比诸孙中山，自然离道统更远，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较的为大；但是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远到和大到不适于用此尺度来评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彻底了解毛泽东，要估定毛泽东的真正意义和地位，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倒是非用这个道统来做尺度不可哩。
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毛泽东利用俄国人所曾用过的方法，把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泽东已经将集权一统的政制发展到了极致。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处处组织与层层领导中，毛泽东已经把尊卑长幼的等级官僚主义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总之，无论从个人角度看，或者从全体中国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站在“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前面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个人论，他是英雄得意，“帝业”成就；对民族言，则不但使赤县神州免于沦亡，而且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这般功业，纵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却已迈过唐宗汉祖了。
自从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以世界为单一舞台之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一直居于被奴役、被鄙视的地位，起着可怜与卑屈的作用。中国政治家，自从在清末被资本主义的风暴强拖进国际事务中去以来，一直扮演着被人揶揄，受人欺压的小丑角色。透过这些“代表们”，中国人的脸是丢尽了，气也是受尽了。结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国人，便根本丧失了自信，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彻底认输，变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国人，在重重的聇辱和压榨之下，深深感觉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损伤，他们被激怒了，吼叫了，起来反抗，他们成了反对国外侵略者与反对国内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前后相继的动乱和革命，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寻求满足。这个具有数千年悠长文化历史的汉民族，决不肯长期屈居人下，遭受欺凌的。他们要翻身，他们要不受鄙视和轻视，他们要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纵使不占据主要地位，至少要占据平等地位。
不过，为要实现这个愿望，得通过颇为艰苦曲折的斗争，得经过很不短暂的时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中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五年开始的革命的发展，一直到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在此时间内，希望不断出现，失败却很快跟来。中国人以血泪换来的代价，往往只是梦想的破灭。同时许多次“民族地位”的抬高，实际上却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被捧为“四强”之一了，而其实呢，事事随人摆布，处处被人鄙视，“胜利”归来的国民党中国，无论在内政外交上，实比过去更明白地仰美国人的鼻息了的。
蒋介石国民党之失尽人心，不小原因是由于它违反了这种民族自傲心的复兴运动。
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也得归功于他和他们对这个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军队一进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变得服服贴贴，老老实实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派出去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们，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却再也不扮演让人操纵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丑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敌人敢于怒目相向，敢于以牙还牙：对“朋友”不肯奴颜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弃自己立场，于必要时还能说个“不”字。
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事。
这些事，既然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给中国人干出来的，那末，他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之前身长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当然，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国工农大众胜利了的革命，决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也不能归功于他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最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个错觉，将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己，以此造成了个人膜拜制度。
不过我们这里不想再来讨论前面业已充分讨论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即：毛泽东在自己“伟大祖先”面前越显得是好子孙，那他在马克思列宁面前便越显得是坏学生。本来这两个尺度并非绝对冲突的，也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相容的。问题第一在于你到底认哪些伟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于你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多么大的比重；又在于当“民族主义”在革命过程中业已完成了它的进步作用，开始在发挥反动而有害的作用时，你是否能及时与坚决地遏止它，反对它，抛弃它。
关于第一点，我们又想借用列宁的文字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极有关联，文字如下：
“我们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歧视民族自傲心呢？当然是不歧视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最努力于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觉悟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皇朝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最感伤心。我们因这种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受到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造成了群众的革命党，大俄罗斯农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牧师和地主等等事实而自傲。”（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四五零页）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地解决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原来列宁以自傲的伟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中任何一个“明君英主”——虽然站在历史观点上看，既然某几个沙皇多少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俄国的西方化，尽过一点力，因而也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列宁也不曾把苏伏洛夫与库图左夫一类杰出的将军当作“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们的赫赫战功，如果从大俄罗斯人的“爱国”立场看，确乎值得自傲的。列宁当然更不曾把东正教中的任何一位“圣洁的”主教当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虽然在宽广的意义上说，东正教对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宁所提及的语言在内，确实有过多少贡献的。列宁是最懂得，并且最能应用辩证的历史观的。他当然会“历史地与客观地”给这些祖先们以应有的价值。但他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者，所以当他对待民族的历史问题时，他也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阶级立场，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斗争任务，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罗斯人的伟大祖先，是拉吉舍夫[2]，是十二月党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列宁这样认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这样分清谁是自己真正伟大的祖先，真是给了一切（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以一个极好范例。它指示出应该如何去“酷爱”自己的祖国。它告诉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民族自傲心”，才能无损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还能巩固和加强国际主义。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背道而驰。毛泽东则与斯大林殊途同归。
诚然，毛泽东也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起义领袖自傲的。他也曾给中国的拉吉舍夫，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中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时，甚至是更为经常地，他却着眼于那些为“多娇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们，怀念那些为竞争帝业而终于获胜的豪杰们。他以这些人自况，以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宁眼中，在俄罗斯，这些人却是“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宁“最感伤心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最大不同点。
关于第二点，我们这里就不用多所辞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讲到过它。在本节中也曾联系着毛泽东和列宁的对比，讲到过它。总之一句话，在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始终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后者才是目标和目的。自然，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从中苏发生思想争论以后的中共言论中，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多么地矢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不想在这上面多所争辩。因为有关中共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原因，本书在专门的章节中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此地我们不怕多余地想再提醒一下读者的，只是下面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持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即认为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可以建设到彻底胜利，并且认为纵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完成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得与都能成为独立单位的──保持和坚持这种思想并切实加以实行的人，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不管他国际主义的旗帜举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叫得多响。
毛泽东目前已经是七十高龄的人了。不容说，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尚未“盖棺”，即不能“论定”。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论是多么坚强的人，总要受事变影响的。现在，中共和苏共正在争论。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是当上了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毛泽东的这一个新角色是事态逼成的，是表面与实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们难道可以断定：今后在事变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作用下，这位逼上梁山的国际革命派的盟主，不会假戏真做，并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纵使站在马克思列宁的尺度前面，也具有伟大身型呢？在理论上，我们自不能否定这样的前途。但是这里必不可少地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进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国际主义的革命者产生，特别在中国，在中共内外，必须有这样一派国际主义者形成，而且获得能起作用的地位，这样才能使毛泽东虚假的国际主义，在相应的程度中，在左边的压力下，由假变真，实行出来。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多少已意味着中共及其国家经历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将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而对此改革，毛泽东是不能适应，并且多半要成为改革矛头所向的目标的。因为，毛泽东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与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统与绝对主义，实在使他无法去适应（更不用说真心接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工人革命的国际主义了。
说到这里，不期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
“原来美德有一个永恒的仇敌，
更甚于暴力和欺诈的；
那便是古老的习惯……”
雪莱的这首诗是为拿破仑而作的。为了他的称帝，雪莱骂他为“最无大志的奴才”，说他“选择了脆弱而血腥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一种最最古老的习惯，它不知毒害了古往今来多少“美德”的。
斯大林受惑于“脆弱而血腥的辉煌”，变成了历史上最有野心却“最无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个“永恒仇敌”的牺牲者。
毛泽东具有斯大林同样大的野心，但迄今为止，却表现得同样地“无有大志”。是否将来在百年定论之时，毛泽东能终于证明出不做“古老习惯”的奴隶呢，能终于在行动上否定我们的看法呢？
这，主要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的斗争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可能会有种种摇摆，但是无论如何，这摇摆决不会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为未来革命之首要目标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写完
[1]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汉族受制于异民族的时代，特别是元清两朝，异族统治曾经延长了数百年之久。这在表面上，似乎中断过此一道统，其实不然。原因第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始终无变，儒家的一套落到异民族统治者手里的时候，完全不失其功用；第二，由儒家思想酿制而成的汉族民族主义是有弹性的，并不偏狭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中夏圣人”的大道，有时反而能假“夷狄”之手而持续起来。
[2]拉吉舍夫（A.N.Radishchev 1749-1802）——俄国最早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贵族出身，主张废除农奴制，反对专制政体。一七七○年出版《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他是“比普加乔夫更厉害的恶棍”，逮捕判死刑，后减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一八○一年亚历山大第一登位后，拉吉舍夫起草了一个国家改革方案，以自由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基础。这方案被拒绝，且有再被充军的危险，一八○二年，他在心身交瘁中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