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党内斗争的力量关系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照毛泽东们自己说是这样的：
（１） 最高领导层中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干部中，有四种人物：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这四类干部派系分化的实际力量对比是否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用什么“实况调查”或统计材料来加以证实或否定。不过，从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看，我们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毛系这一个说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币，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
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这个“一大伙”在中共的全部当权派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它占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在实际上可能还是多数（毛派文件上时时透露他们自己居于少数）他们在八届第十一次中全会上所以会屈居少数，多半是由于毛泽东们施加种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压力才造成的。
干部中，被毛派称为“好的”与“比较好的”；其意即为从来绝对服从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据说是“大多数”，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调度，不论中外，从来都操于总书记之手。谁当总书记，谁的系统便占据了党组织中大多数的要职。当年斯大林如此，后来的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所谓“党主席”或拥有其它更高荣衔者，则虽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广大干部的联系上，却总不及总书记的近便。就连列宁吧，特别是中风以后的列宁，都曾深深感到总书记斯大林的掣肘与违拗，今天毛泽东也多少会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对党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联盟，那么，这两个前后相继，长期来握住了总书记大权的人，当然已将大多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干部位置于重要党部中了。
中共内部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为首的反对派，是人数众多（远远多过毛派）与影响颇大的一群，他们虽不能说有成形的组织（更确切些说，除了现成的党团之外，他们没有特殊组织）；却具有严密与深长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与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却是因长期的工作关系与人事的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思想者，他们对于“主席”的不满，只是因为十年来毛泽东所倡议的内外政策给带来了失败的后果；只因这些痛苦的经验给他们打开了眼睛，让他们知道了毛泽东不是永不错误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人，甚至是因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于狂妄想法的，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安于尊荣，少理党国大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
在中共的最高层与较高层的干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们相信占颇大多数。
至于中下层远较广大的干部中，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毛氏的机会，没有直接认识领袖的可能，他们自不会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红旗”的痛苦经验他们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级干部们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英明领导”，也必然在这些人中间大大降低了信心。从来，在这些干部的心目中，毛与党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三旗”之前，人们是无法叫这些干部将毛与党分开，更谈不上二者的对立；可是“三旗”之后，如果代表党中央的人出来诉说毛的错误，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有可能站在党的立场来反对主席。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中共中下级干部里有了这个新现象，那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对派即使不曾拥有固定的巨大群众，却总已有了潜在可能的庞大基础。
此外，还有党内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机、蜕变的官僚腐化份子。这些人的数量也许是更多的。他们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也根本不会因原则或政策而成为反对派，不过为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乌纱帽”，却准备反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人，并且随时准备拥护任何保护他们的人。这些人，如果毛泽东今天的“革命”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将会坚决地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边，相反，如果毛系愿意暂时利用他们来“揭发”和“打击”当权派，他们是更愿意为“万岁”效劳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党内反对派的较近真实的情形。
毛刘之间
关于中共最高层内各个领袖之间的分化离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较多资料，却仍旧难于作明确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真相，必须要在事后好多年，才能让史家作出接近真实的记载来。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毋需这样做。我只想谈谈下面两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如何？二、林彪为什么会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的战友”？
在许多方面，毛刘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刘偏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国农民和中国旧读书人的气息，刘却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毛的学养主要是中国的，而刘的中国旧学底子甚浅；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后才进修马列主义的，刘却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国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毛雄才伟略，英雄主义十足，帝王思想深入灵魂，刘则谨小慎微，平民气息较浓，民主精神略占上风；毛敢作敢为，勇于创新，强调主观能动性；刘冷静审慎，循规蹈矩，常常考虑客观条件；毛急于事功，为目的不择手段，“教条”对他不起作用，刘却稳步前进，目的与策略之间常带关联，原则对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学生、农民与兵士之间，几耗毕生精力于武力的培植，刘的工作重心则偏于工运和党务，尽注其心血于机关的策划和布置……总之，这两个人，无论在长处或短处方面，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而是相反的。
然则在过去他们二人又怎能相辅相成，“合作无间”呢？
撇开别的不谈，最最主要，我想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帮助毛泽东打败了他的长期对手王明，曾经在理论上替毛泽东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成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大会上正式写进党纲，使之成为中共唯一的与公认的指导路线。
主要是这个功劳，使刘少奇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且曾公然宣布为毛氏的继承人的。
刘少奇捧出“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为“一尊”，使毛氏本人确立为最高的唯一领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违背了本心，只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这样干的呢？换句话说，是否刘少奇从来“反对毛泽东”，他之所以高捧这个思想，只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认为不是。
多年来，有不少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人，总爱说刘少奇是所谓“国际派”的领袖，是从来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开出来的毛刘之争，他们便更以为是，以为他们从来的所信得到证实了。
其实这是违反事实的。
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历来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过教育，回国后不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凭“留学生”资格窃据高位，并挟共产国际以自重者，他们一切听命于莫斯科，自己无独立主张，甚至一切依赖莫斯科，并不想自力图强。此派人中自以王明为杰出代表，而刘少奇不与也。无论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后，他都不曾扮演过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派”。刘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数十年，前期搞工运，后期干党务，在工作态度上既以比较切实见称，在党内关系上亦从不闻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之事。故若中共党内确实有了刘少奇派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决不是依“国际路线”走出来的。
不过，如果我们将毛刘二人对照起来看，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称刘少奇为“国际派”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是偏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国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他当然更了解世界大势，尤其是更了解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现状，更着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国际关系。一句话，刘少奇比毛泽东具有较多的国际知识，具有较大的国际眼光，因此，在毛泽东的民族见地与“民族主义”的陪衬下，刘少奇确乎是国际主义的，确乎是国际派。
但是在过去，毛的“民族主义”与刘的“国际主义”非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原因：刘之所长恰恰可以补毛之所短。不论在一般的党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国际派”斗争中，毛之成功和胜利都和刘少奇的支持分不开。
没有毛的“民族主义”，刘的“国际主义”不容易在中国落后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没有刘的“国际主义”，毛的“诗云、子曰”毕竟也无法去和王明们的“希腊、罗马”斗争，并斗争而胜之。我们这样说，虽然流于笼统抽象，但本质上和大体上却不曾错。
然则，毛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立者，到了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过了相成性，以致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二派首领呢？
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毛刘矛盾开始的时间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红旗”为主的对内政策以及因“反修”斗争而引起的对外政策。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上，我们上举的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特点，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有农民们天真的平等主义。有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又有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却由毛氏更加发展了的“一国共产主义”；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又在在显出了毛泽东的“磅礡气概”，显出了他的敢作敢为，显出了他的勇于创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号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马恩列的科学“教条”，甚至也不看重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失败经验。
当毛氏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在性格和思想上处处与之对立的刘少奇会无条件的拥护，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吗？不可能。
由于中共胜利以来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刘可能在最初一个时期拥护这些政策的；但当这些政策在很短期内暴露出可怕的错误后果，以致连彭德怀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来反对之时，那个头脑比较冷静，思想比较清楚，理论较有根底的刘少奇，自然要表示异议了。
如何表示？如何为自己的不同看法斗争，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所透露那样，刘少奇在同志们的推动与簇拥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将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从此以后他和邓小平等竟自作主张，对毛氏敬而远之，一贯地管自己进行“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呢？我们不想加以推测和猜度。我们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实：为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共所采取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乃是毛刘由亲密合作转变为敌对冲突的主要原因。
毛刘因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立场而发生异见，后来又因国外政策，特别是因对苏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异见。在这方面，毛刘二派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们在国内政策上的歧见更少。原则上，我相信毛刘是同样坚决反对“苏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于策略方面。毛泽东本来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灵活而巧妙地—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则来迁就策略，藉以获取一时之利。然则在这些年来的“反修”斗争中，他怎么会扮演最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角色，以致中国和中共，日益陷于孤立无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同情呢？主要因为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苏共的冲突结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让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会影响到毛的威望，甚至影响到他的地位。自从“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派”出现以后，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过敏的程度，他要防止发生“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派”。为此，他必须争取全胜，甚至在细小策略上都不许退步，不许软弱。
可是这个态度，对于整个中共，对于中国，乃至对于目前的国际反帝运动与革命运动，显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成功地与胜利地反对这个大敌，自非与苏联妥协不可。但毛泽东今天非但不此之图，反而在相当程度内，在主动地促成美苏合作。毛泽东一向讥笑王明派的战略，说他要用“两个拳头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却犹有过之，简直是以双足双手，同时要打倒所有敌人。外交部长陈毅的名言，邀请美苏同时来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观非常可笑地表示出来了。这种态度，别说是中共党内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策略家们，就是普通工人，也都会觉得不切实际的。
刘少奇等当然会表示不同意见。
不过使毛刘二系的矛盾公然爆发的对外政策中，我认为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对越援助的联合行动问题；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变及其惨败问题。所谓联合行动，无论在工人运动一般革命派的传统中，或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都是通行的。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一个特殊的斗争需要，各派革命工人与政党，可以而且应该不计及某些较大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种行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援越问题上，可是中共却对此提议采取了消极否定态度；这态度不但使“真联美，假援越”的苏共振振有词，而且使许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与北朝鲜共党，都逐渐离开了中共。中共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毛泽东的坚持，刘、邓、彭真等一定对此极表不满。真相如何我们虽无文件可稽，但光看这样的事实：日共宫本显治等于一九六六年初来华访问，与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们会谈之后，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开始转向，这其间是透露了一点消息的。
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与中共的政策有多少关系，无法说，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党的方针有否发生过分歧，我们也无法推测，不过印尼共的政变企图多少受着中共武装革命路线的影响是显然的；她的悲惨失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显然的。印尼共的流产政变发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海瑞批评”发射于十一月，这个时间上的吻合，当非偶然。
印度尼西亚共的惨败代表着中共在亚、非、拉美地区外交战中一连串挫折的顶峰。达到这个顶峰，那末一向对于毛氏的对外政策怀有异见的人，很自然会借此时机，对“党”，对毛发动猖狂进攻了。
三 为什么林代替了刘少奇？
为什么毛要将林彪代替刘少奇？这个问题，我以为比较简单。
首先因为，军队比之于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在人事系统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会这样，第一在于毛之重视枪杆子，他自来就特别注意军队干部的选择；第二，由于军队中的庞大群众乃至低级干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为最高领袖的威望所左右，较难为部队首长的人事关系所束缚的。）
其次因为，“职业军人”的林彪，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一定远远超过了“自作主张”的刘少奇。自从他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解放军内有系统地进行着（严格说是执行着）神化毛泽东以及将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整套办法，是很得了“伟大领袖”之心的。
一方面为的要依赖军队来整肃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另一方面为的要酬答嘉奖林彪全力神化领袖之功，毛泽东遂决定拿他来代替刘少奇，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当年刘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为他“圣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尊，那么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将毛泽东思想更高地捧成绝对的教条。
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来抬举，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祭司。
将毛思定为一尊，纵然荒唐，却仍属于理论和思想范围的事，这工作需要理论家，或至少需要理论家型的政治家。
将毛思捧成为教条（甚至捧成为符咒），这已属于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这工作需要狂热的教徒或能装成狂热的阴谋家。
刘林交替，若从对毛的关系看，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主要应作如是观。
至若从今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实际过程看，林彪究竟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大使徒，成为毛教的大祭司，这问题我们就难于推测了。因为这中间必须牵涉到无数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不必说我们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内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阶层中人，一时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们无须去猜测，也不必去猜测。这种猜测乃是野史轶事的分内事，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根本无关。
我们可以谈谈的，只是如下几个问题：
毛林合作，到底谁居主动地位？许多人——特别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证实之时，都以为毛因病废或老迈之故，实际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们断言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军队为手段，藉以打击刘少奇一系，篡夺党政大权。这种推测，已被事实证明为不确。从一切迹象看，毛今天还是手握大权的。在“毛林公司”中，他显然处于主动的与决定性的地位。
当然，这毫不排斥林在这个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动的与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从第九（根据中共八大选举中委的票数）跃居为第二，要使自己为“伟大领袖”特别垂青，寄以重望，决心排除种种困难，使之代替那业已当了许多年“继承人”的刘少奇，不必说，林彪一定在趋奉、迎合方面做尽了一切工作，甚至做尽了一切诡计（包括走皇后内线在内），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复能获得“最亲密战友”这个称号。
另一个问题是：林彪突起，解放军凌驾乎共党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式拿破仑专政的可能？这，我想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在利用各种矛盾的力量，使它们相互冲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稳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来是拿破仑——拿破仑第三——主义者。毛泽东是运用策略的高手。当他利用某一力量来对付另一力量时，这时他根本不看重原则。以党治军原是共产党的原则，但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用枪杆子来敲破党官们的脑壳时，毛并不受“教条”束缚；可是你若因此而以为今后毛将以军代党，那就错了；到了某种时候，当实际斗争的需要，当他脚下的诸般矛盾的冲突需要以党制军时，他便会高举那条今天被他踩在脚下的原则，要用党来肃军了。（除非毛因病死而来不及如此做，或因国内和党内诸力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们所以会强调军事独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来看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其实这是大错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非但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苏联共党和红军的关系比。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产物。而中共政权却是解放军的产物。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一般说来，中共和它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党固然是军队的政治指导，是军的灵魂，但在同时，军却常常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与推广者。
因此，中共的党和军并非截然划分，它们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认为他将变成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氏今天用军队来解放党部，而便认为中国今后必将有一个军事专政的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从“圣化”变为“”神化”，从“一尊的思想”一变而成“独断的教义”，再变而为驱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么？
毋需深究；这显然是表示了毛泽东近七八年来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中共内部与民众中间声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们对于毛泽东“英明领导”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内部反对毛泽东政策的种种意见的抬头，它表示出因毛泽东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共内部斗争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错误领导所酿成的悲惨后果的严重——它们一方面加深了工农群众与迅速堕落的统治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中现有诸阶级之间的矛盾。
总之，这丝毫不表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灾，总只能是病况沉重的标志。
四 红卫兵与年青一代
病况沉重的另一个无误的标志是药石乱投，而红卫兵则是毛泽东乱投乱抓的药石之一。
“红卫兵”问题，乃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人现象中的最迷人者。显然，在中共现有的诸领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对于党、政、军、警（公开的与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大些（我仍旧相信他大些），总不会比他小些。那么当年斯大林可以运用秘密警察这个武器来肃清他党内与军政机关中的一切敌对者，为什么威望较高，力量较大，地位更稳的毛泽东反而不能以简单的组织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来对付刘邓一系以及他们下面的党羽呢？为什么他必须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钦命他们造反，以致将全国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乱呢？
正是这样的问题，使一切所谓中国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称红卫兵运动为“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人们因为解不开这个谜，因而有人说毛泽东病了，患了脑筋软化症，失去了判断能力；有的人说他死了，天安门上站的是替身，其实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则说他疯了，患了痫癫症，对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亲信的御林军头子。
其实，这些“聪敏人”的假设都是错的。红卫兵这种办法不管怎样离奇，却还是可以解释，而且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曾经指出：红卫兵运动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是“苦闷、绝望、现实而空虚”的，它是中共官僚统治的当然结果，也是对于这个统治，特别是对于其荒谬的青年政策，所表现的那一种极度不满的消极抗议。
毛泽东本人就是从学生运动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绪与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长无原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故当他发现手下的党政组织大半为他的对手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们那种深刻的但是消极的不满。发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消极不满变为积极行动，矛头指向他的对手，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干，在毛泽东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数鸟的，第一，原该首当青年人怒气之冲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点，脱尽了责任，而且成为反官僚、反贪污、反资本主义腐化的“伟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击了刘邓当权派，并进而彻底消灭一切反对派，藉以建立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第三、以群众运动方式，一边“革命”，一边“教育”，可以训练成一大批绝对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干部，代替那些不听话的或腐败的老干部，同时可以预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危险。
怀着这样的打算，毛泽东出来鼓动青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什么手段都耍出来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个行之已久的口号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宣布这个历来扼杀青年的所谓“阶级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唯心主义”。（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我们曾经把中国目前的青年分成三类：一类是工农子弟，人数最多；另一类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数居次，第三类是“英雄、好汉”的儿女，人数最少。这些人中，怨气最大的自是第二类人。他们最不满意现状，他们最愿意乱。因为天下一乱，他们不但无所损失，却还可能有所获得的。过去他们苦闷绝望，只因为他们看见共产党的绝对控制，看不见任何变乱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来主张公道了，出来替他们“平反”冤屈了，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冤屈是党政机关里的当权派造成的，所以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号召他们“夺权”，号召他们去打倒这“一小撮人”——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春雷，多么巨大的一个推动；无怪乎青年人都疯狂起来了，带着“冲天的干劲”出场了，他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然，有资格入学读书而又有资格当红卫兵者，很少系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类”人，但是学生中，甚至红卫兵之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毕竟不是属于“英雄好汉们”的子女（他们还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视，被明令“劝告”不可当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的），而是第一类，即工农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满意现状的，是反官僚的，他们的怨气一半由于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则表达了他们父母的不满。因此，他们也是能够受毛泽东“反当权派”的蛊惑性的煽动的。
毛泽东的“红卫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冲锋队”。这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点，如果看不见这些根本不同，贸贸然在二者之间划等号，那是荒唐的；不过有一点相同却是事实，那就是：“当权派”中的最当权的一部分，利用广大年青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制度的深刻不满，使用了一切“革命的”与好听的口号，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藉以打击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藉以保存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毛泽东利用青年人对于共党官僚统治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籍以保存这个官僚统治。
“希特勒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就阶级性质说，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就他们利用青年群众的理由与情形说，都是相同的。它们表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特别是和青年群众之间，那种极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制度内发生了危机，那就通过议会斗争来解决。可是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不正常”的阶段，一到这个国家里发生了“不正常”的危机的时候，议会斗争这个民主道路就行不通，于是就来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革命”办法，以此来解决危机，以此来保存和延续资本制度。同样，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条件下，一切问题（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内）都应该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如此，政府（苏推埃）之内亦是如此。列宁时代的苏联党政机关中，不断的发生矛盾和危机，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来解决了的。可是等到党和国家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堕落了，这时，那个传统的解决矛盾方法便不再适用，却产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紧急手段”，所谓紧急手段，截至目前为止，历史主要地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一种是斯大林的，他应用了秘密警察，应用了司法罗织，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谋杀；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便是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而以斯大林的那一套为辅。前一种是少数人的阴谋，后一种是多数人的“阳谋”。
斯、毛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然多少与二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总在于他们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师事斯大林[2]应该用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过分自信）来解释的。毛相信，凭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敌对者（他们霸据着大多数党、团、政以及其它机构的地位），用“组织手段”或其它的阴谋手段来排除，虽然也能办到，但他觉得这样干不彻底，不充分，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他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要实行“大民主”，要进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为他所不喜的敌对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义”免疫针的新干部。他相信，这样干虽然会激起很大的反抗，会搅得天下大乱，但他仍以为事情能在他划定的路线内进行，不会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五 三个可能前途
事情的发展是否真如毛泽东所愿呢？
先让我们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个客观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斗引起内战，大至造成长期内战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预期的胜利，在短期内（假定一两年）完成任务，
三、由假造反变成真造反，革命群众把所有的“皇帝”，特别是毛泽东这个大皇帝拉下了马，于是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迈进。
先看第一个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斗变为武斗，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这“武斗”是否会变成小规模的内战，甚至变成大规模的乃至长期性的内战呢？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还是不大。刘邓派（假定他们有决心进行武装对抗的话）当然也可能在解放军中找到忠于他们的若干队伍，但若这个队伍不是驻扎在与苏联为邻的边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苏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在现在条件下，要想认真与毛林为首的军事力量为敌，要想长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内战中取胜，那是难于想象的。
因此，只要毛泽东不突然死亡（七十三岁的老人，死亡不应该算是意外），只要中苏不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内战可能，特别是长期与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总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说没有。
没有这个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与决定着：刘邓派不可能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进行有效反击，更不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当作与反对派“辩论”的唯一“论据”，那么反对派拿不起武器来，或根本没有决心去拿起武器，也就无从进行“辩论”，更无法“辩论”以胜之了。
然则，“文化大革命”是否只能有上述的第二个前途？即是说，毛泽东是否一定能如愿地完成其任务呢？这，我看也不尽然。
刘邓派不能以武器对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评来反对毛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武器批评，诚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有原则的反对派，如果他们真有与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纲，如果他们真有为贯彻自己正确路线的决心，并且真能为此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纵然一时没有武力、他们的斗争也未必输定了的。就算一时占了下风，或暂时输了，也终于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嬴回来。
真理常会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胜利，历史上，乃至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经让我们见过不少先例。
因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说：军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一样受着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样受着政治斗争的影响。军队接受影响，比之于其它群众集团，可能迟些；要这个影响发生结果，见之行动，也一定比较的难些。但是迟些难些，绝不等于不可能。军队一旦接受了影响，一旦采取了行动，却会比其它的群众集中得多，强烈得多，而且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一时没有武力，并不等于始终没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转手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有赢取武力的正确的政治立场，在于你是否有以正确纲领去嬴取武力的决心。
可惜的是：刘邓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样的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反对派，他们不是一个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反对派。他们也没有为实现自己政纲，不惜将斗争进行到内战的决心，他们（至少那些高级领袖们）基本上始终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不仅为了策略之故，口头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万岁”与“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实质上他们也是“忠于万岁”的。如果他们对毛有所不满，对他的主张表示了异议的话，那只是“忠良之谏”，决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谋王篡位。其次，由于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则性的反对派，如此他们不可能有系统的纲领，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帜，更不可能作战斗性的号召。他们只能作毛派的一个消极影子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们斗争和“反扑”的性质和力量，决定了他们斗争的被动性，消极性与软弱性。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反毛派的斗争手段让我们见到的，确乎只有如下三种：一、“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多半是最上层的）；二、发动“经济主义”，“慷国家之慨”，藉以争取人心（中级的）；三、“躺倒不干”，听凭处置（下级的）。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刘邓派既然是这样性质的反对派，他们所采取的又既然是这样子的斗争手段，那么，要想它去抵御毛派的攻势已嫌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打败毛派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能够击败他的反对者的，也可以说，他是能够完成“文化革命任务”的。
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毛派却不能完成任务，至少是不能如其所愿地完成任务的。
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看，“当权派”的“反扑”虽然成事不足，却属败事有余。它显然已经大大打乱了毛派的如意算盘。同时原本以为收放由他，操纵随意的群众运动，也显然因为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难于收拾。红卫兵运动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团体”，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来的，现在却凭着他们自己发展的逻辑，多少在自下而上地发挥其独立作用，他们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发动者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为了应付这些意外发展，毛派时时弄得举棋不定，进退失据。朝令往往夕改，友敌每常于顷刻之间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于被动，结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开一切伪装，动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反对者，以致失却了任何信用，丧失了任何威望。
在这样的情势下，有两种危机酿成了，第一，工农生产大瘫痪，财贸交通大停顿。由此可能造成再一次的“自然大灾害”。第二，真正的革命危机，它可以危及整个中共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主要由“当权派”的消极反抗所促成，第二个危机则由中共内争引起的群众运动所造成。
面临这两个危机的威胁，毛派多半会（而且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不为已甚，尽量缩小打击面，同意与更多的“当权派”妥协，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
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胜利，但总也不能说是毛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把上面所说的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问题只限于毛派和反毛派之间，又如果那个被召唤来参加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基本方向上始终没有脱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那么在目前的种种条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夺权斗争中获胜，多半不会被他们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过这个“胜利”不会如他们所预料者那样的“干净彻底”，不会不是“腐败”而妥协的。
但若问题不只限于毛派与反毛派之间，即是说，如果在斗争中，那个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大大超过了毛林当权派与刘邓派所严格划定的界线，如果在群众中出现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一个流派，那么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官僚阶层内部清算的斗争，而是官僚与反官僚的斗争；事情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前途了。这时候，毛泽东为了要压下那个被他召唤出来的“革命魔鬼”，将视需要之大小，尽快与反对派作相应的妥协。这时候，毛泽东如果还是遭到了清算，那么清算他的人决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 毛泽东的企图能否实现？
不过我们暂且撇开第三个前途不谈，先谈谈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的“主观意图”。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所谓的“一石三鸟”的企图，究竟能否实现。
首先是那个转移民间怨气的打算。来了这下子红卫兵运动之后，是否能够将多年来人民大众的怨气，特别是最为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毛对中共所郁积的怨气，转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泄，同时又能藉此挽回并提高毛的声望？
据我看，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早已过去了。当然，毛在这方面占尽便宜，他始终处于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败了他的对手，那更可以将一切罪状加于人，一切责任推给人，拿失败者当作献给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术语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独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至于胜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绝大的说服力量，但问题毕竟更在于怎样取得胜利，在于是怎样的胜利，如果毛凭以取得胜利的手段只限于枪杆子的高压，只限于毫无原则的手腕与最无耻的欺骗，如果为了取得胜利，他不但对他的敌人，而且对他的拥护者都一样应用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不光彩的，十分腐败的，换汤不换药的，甚至是似胜实败的，那么，从胜利中出来的毛泽东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这份致献的牺牲。
如今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手段与这样的方式在赢取他的胜利，同时他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于我们上述的胜利，因此，“胜利”的结果，只能给这位最大的舵手招来最大的怨气，让所有怨气，特别是幻灭了的青年人的怨气，集中于他一人之身罢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企图。它们是：一、通过这次群众运动，打倒党内与国内的任何异己者，以此造成一个思想上为毛泽东主义所绝对统一，组织上为毛泽东个人所绝对控制的党和国家。二、通过这次运动，训练出一大批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新干部。
这些能够达到吗？
要回答第一点，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统一”程度与怎样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说来，中共二十年来早就思想上统一于毛泽东主义，组织上受控制于毛泽东个人。不过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个程度的统一，不满意这个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统一”与“控制”受到严重挑战之后，他更觉得不满意，更要加强它们了。然则，要加强到怎样程度的绝对统一与绝对控制，毛泽东才能满意呢？显然，他要在这方面远远超过斯大林，甚至要远远超过希特勒，他要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最专横的教皇，他要成为摩罕默德式的独尊的教主。他要将自己的片言只语都全部变成“最高指示”，变成“绝对真理”；他要使《毛选》变成圣经，使语录变成符箓，并且要使这本圣经与这些符箓，代替人类古往今来知识活动的全部成果，钦定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万有文库。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其它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帽子而加以焚烧，将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艺术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上“牛鬼蛇神”的恶名而加以迫害。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绝对荒谬反动的，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不过我们将在论文化问题的专文里讨论它，此地不再多谈。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样子的思想统一与这个样子的绝对控制，是否能够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们从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从人类思想的一般本质看，服从权威与反抗权威这两重性是始终同在的，从人类思想总进步的现阶段看，那个新的集体主义总必须包含那被“扬弃”了的个人主义；从中国一国的文化发展看，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毕竟提高了，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的了，从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看，那么不管有多么强的阻力与多么大的逆流，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共产主义行将取代警察化的共产主义，总已是确定的趋势了。
因此，毛泽东那种超越秦始皇，盖过斯大林的万丈雄心，结果总只能被历史证明为枉费心机，只能被证明为时代错误的大笑柄。纵使他在表面上与短期内能够做到这个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历史对他个人与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应得的惩罚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红卫兵运动，能否训练出一大批对“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干部？
我们的答复是：新干部正在训练，而且终于会训练成，但是如此训练成功的新干部，却完全不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堕落。
理由为何，我们早已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了，不再详述。总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断革命的方针，不彻底抛弃“一国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如果不把中国胜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它部分（包括落后部分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而将它看作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国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当作社会主义（即使在贫困国家中），可以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示范，以此吸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及一般劳苦大众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以此促成他们在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终于（在长时期内）没有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后地区的革命前来支持，那么，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要想反对与防止“修正主义”，要想自己的干部永远免于“官、暮、娇、骄”四气的渲染，不管你发明什么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样的手段，结果终是徒劳。
在毛泽东主义的，亦即在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共产主义”总方针下，行将从今天红卫兵中选拔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因为是在革命彩排中“夺得了权力”的，因为是在免费串连中完成了“长征”的，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温室里人工助长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们少不更事，趾高气扬，一定会比那些老干部们（今天被他们“砸烂了狗头”，其中却不少是从长期真正战斗中出来的）会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进那“官、暮、娇、骄”的四气之中。
七 假革命与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国的革命政权免于变质，要使未来的革命干部免于“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的堕落，人们必须为上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可能前途而奋斗，也就是说，必须为变假革命为真革命的前途而斗争。
先谈这个前途的现实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谁能预言出中国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连毛泽东自己也不会相信。
不过现在，当我们看到了最近全国各阶层动乱的情形，那么谁若否认中共统治下有革命的可能与必要，这个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好处，就是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十七年中共统治所积聚起来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竟有这样的多，竟是这样的深！
这么多与这样深的矛盾是必须用革命——不是御用与钦赐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来解决的！
这个客观需要，预先决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发展成为真革命，也预先决定了它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
然则这个潜在的与可能的现实性；将如何在客观上实现出来？我们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观上使之实现出来？
客观上，在半年多来，特别是近两个月来的“造反”斗争中，其实有许多行动已经超出了官方给划定的界限。这就是说，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统在欢呼由上海开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时，就拚命号召解放军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专政机关”行动起来镇压“反革命”。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又特别重登了毛泽东的那篇旧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此去反对存在于“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都显明地表示出群众运动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论所说：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它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皇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见《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段话也生动地告诉我们，群众确实是起来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变天”的害人虫，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陈伯达们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多数“受蒙蔽”的普通工农。他们在十几年的官僚专政之下受尽苦楚，现在看见了可以变革的机会，奋然而起，要同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算帐了。“经济主义猖狂地泛滥”，逼得毛泽东穷于应付，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无误的标志，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钦定的了。假革命已开始变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变、在发展，这是事实，它还要继续变下去，继续发展，这也是必然趋势。但是它究竟将怎样变与怎样发展，我们是很难确切预言的。
我们可以预言的是这样一件事，如果没有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先锋队加以领导，那么，这个革命纵然发展得大大超过了毛派或刘派划定的界限，也迟早会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争斗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务，或者为二派联合的力量所镇压。如此，则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现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势必不曾解决，暂时又潜伏下去，等待新的爆发。
因此，目前中国那个颇有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的“造反”局势，需要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它作及时的与正确的认识，并进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拥起来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领导，能知所团聚，并能为确定的方向而斗争。
一句话，那是革命者主观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实现出来的问题。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众以正确的领导，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门的所谓造反者与造反组织中，分别出谁是真革命者，谁是假革命者。因为今天出现在全中国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团体，表面上，个个都打着拥毛旗帜，人人都喊着“毛主席万岁”。而究竟什么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根本不曾把具体的政纲宣布出来，以致究竟谁真谁假，谁革命谁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简直无法分别。甚至谁真拥毛，谁假拥毛，也都是“扑朔迷离”，无从判断。朝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帮”者，已屡见不鲜，而昨天让人打成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荣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为并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动都是革命的，也并非所有“拥毛派”的行动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别真伪革命的标准更难确立，同时也更需要确立。
不确立这些标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不知道应该打倒什么与拥护什么，不知道应该联合谁与打击谁，不知道应该向那里走，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斗争。
下面这几个标准，据我看，乃是适用于目前中国的具体条件者。它们可凭以区别个人和团体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为中国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一个初步的斗争纲领。它们是：
1.是否反对神化大领袖；
2.是否反对官僚特权与贪污堕落；
3.是否真正赞成与真正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是说：是否实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选举工厂委员会，选举贫下中农委员会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并以此种“公社”来代替各级“人民委员会”；
4.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保证劳动人民的宪法权利（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保证言论、出版、结社、示威与罢工的自由，保证信仰自由，保证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5.是否反对以反“经济主义”的名义，削减或甚至剥夺工人农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证；
6.是否主张并实行给政治上不同意见者以充分答辩的权利；
7.是否主张并实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内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败，进行充分的检讨；
8.是否主张和实行在文艺创作及一般文化活动上，除了简单明确的政治标准外，允许充分的自由；
9.是否认为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与苏联结成联合战线，藉以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
10.是否在思想上与实行上都遵守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利益服从于世界革命利益这个大原则。
凡是以“是”字来答复上述问题的个人或团体，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们挂的是什么旗，保的是什么皇；反之，凡是以“否”字来答复这些问题的，都应该归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们是拥毛的，还是拥刘的。
我们反对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并愿意和他们联合行动，号召一切革命者在这个政纲之下团结起来。
八 革命领导问题
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开宗明义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这一个历史性的论断，不但二十九年前的当时是正确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不但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是正确的，就是在已发生过此种革命的国家中也是正确的；它不但适用于世界的其它国家，也适用于中国；而且，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说，它还最最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哩。
因为今天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次成功的争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观的先决条件，即使不曾开始“霉烂”，至少是已经“成熟”了。“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革命的先锋队。”
今天中国如果存在着一个组织良好，人数相当众多，而且具有正确马列主义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那么，这次由毛泽东自己挑动起来的假革命，一定会被转变成反官僚争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经被转变成了。
不幸，事情并不如此。
中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各种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不存在——至少，他们不可能以有组织有联系的政治派别而存在。因此，他们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起任何作用。不过他们的思想还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中是留得影响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红卫战报》上，就说到在“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动”。
当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日益变得有利于真正马列主义的滋长与繁殖之时，那些陈年的思想种子会发育，同时新生的种子也会到处冒出头来。
培育这些种子的条件是官僚极权统治下工农大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渴望，是狭隘民族主义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对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泽东的政权越发走向疯狂的个人独裁，越发剥夺劳苦大众的一切权利，越发使国家变得孤立无助，众叛亲离；那么这些造反种子就越会自发地与野生地滋长起来。
这样，毛泽东治下无产阶级争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条件是成熟了的，问题只在于怎样给他们以正确的领导。
说到领导，我们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国第四国际党在组织上的再建问题，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强和发展问题。
不用说，这是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并应认真付之实行的问题。因为第四国际纲领代表着四十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最全面与最彻底的反官僚主义堕落的旗帜；它代表着共产主义事业与理想被斯大林主义所污损毒害后唯一坚持着的马列主义的传统。因此，我们相信，今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或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们成功，要想他们成功了而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么忽视这个旗帜，背弃这个传统，都是不行的。
但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能不能够说：所有上述国家的革命，只有在各该国的第四国际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之下，才谈得到成功或成功后的正确发展呢？能不能够说：如果不在第四国际党派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之下，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说它们算不得革命呢？
当然不能够，这样说与这样想，将是最最无救的宗派主义者。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组织未曾再建与发展之前，中国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会发生，可能会不止一次地发生；而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层中分裂出来的左派领袖领导的。这些领袖可能部分地解脱了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拘束，可能在客观上已经采取了第四国际中国党的若干立场，但他们决不会自命为第四国际派，甚至会极力反对第四国际派。对于他们，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应该坚决拥护他们的革命，诚恳地批评他们的不足，勇敢地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以此达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总之：重要的在于实质，在于政纲的实施，并不在于用的什么名义，打的什么旗号，也不在于是否置于我们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毁，这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们采取了类似态度（只要极少的一点就够了），那么唯一的结果是：历史将迈着大步，鄙夷地从我们紧闭的那所小门之前过去。
然则我们上述的拥护态度，是否可以应用之于目前中国斗争中的刘邓派呢？
我以为不能，至少目前还不可以。
理由：一：根据目前所知道的材料来判断，刘邓派未曾发动过什么革命，相反，他们是毛林派发动的“革命”的对象，因此，“拥护刘邓派”这个光秃口号，首先就意味着保持现状，反对“乱”，反对“夺权”。我们并不满意现状，不反对乱，也不反对夺权。我们反对“为毛主席而夺权”，却坚决主张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夺权。第二，不论就过去的事实看，或就今天的表现看，刘邓等人根本不曾跨出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稳地立足于中共的统治层中。他们所主张的乃至所执行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在于对毛的过于冒险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却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刘邓派当然不等于革命的左派，他们的胜利不可能等于革命左派的胜利，甚至我们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认真得势，刘邓派会立即放弃其微弱与消极的抵抗，拜倒乞怜于毛派的脚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胜利，因此，我们不应该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幻觉——即刘邓派等于革命派的幻觉。
不简单地提出“拥护刘邓派”这个口号，当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场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支持刘邓派（特别是他们的群众）的斗争，与他们（不仅群众，而且领袖）联合行动。因为我们主攻的矛头显然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又因形势所迫，刘邓派是比较的能够（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们政纲的若干点的。
九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
以上所谈，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与事实方面。下面想研究一个比较深远一点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的？
斯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苏联保守的官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代表了这个阶层的中派立场。他纵横捭阖，左右开弓，野蛮而顽强地保护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了这个阶层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有化的财产制度。
毛泽东怎样呢？当然他也代表着官僚集团的利益；不过，他所站的立场，似乎与斯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仿佛是统冶阶层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指，好像是略等于苏联当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一九三○年前后完全与当时的左派反对派决裂之后，它的队伍中（至少在它的领导层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从那个时候起；所有发生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不论发生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大多是由于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于简单的权力冲突，极少由于原则性的革命战略的异见。如果问题牵涉到思想路线的话，那么最多代表着这样的两个方面：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与斯大林主义的右翼。而这里的所谓左翼与右翼，如果用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尺度，真正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都是属于中派的。斯大林自己，在他独自掌握苏共命运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时而左倾，时而右倾，不断在中派的圈子里来回跳跃。
长时期内受斯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过这些跳跃的影响。每当一次跳跃，中共内部也总是会相应地出现一个转变，而完成这个转变时候，又常常会或大或小地起一次斗争；发生于新立场与旧立场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这些斗争中并非时时居于左翼，不过大体上偏左的居多，因为在以武力夺取政权这个问题上，毛不会退缩；而对于和资产阶级联合这个问题上，毛也不会划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论，毛泽东应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传人，他特别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后的斯大林主义，这里面包括着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以极左的革命名词来掩护的），个人极权的官僚主义，自居于阶级矛盾之上的拿破仑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当然不等于马列主义队伍中的左派，这是“中派”里面的一个左派。它之所以被称为“左”，仅仅对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斯大林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从来只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卑躬屈膝，作无原则的妥协，甚至作最无耻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险的、盲动的、宗派主义的与官僚主义的野蛮罪恶手段来反对他们。前一态度是右，后一态度便是所谓“左”了。它的右，当然根本背叛了马列主义，可是它的这种“左”，也完全与马列主义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或右或“左”，无论它拥抱资产阶级或打击资产阶级，却总是于无产阶级无利，总是于社会主义无利，或至少是害多于利的。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把斯大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和马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混淆起来。这二者本质早已不同属于一个范畴了。如果我们将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来看问题，那是要大上其当，会大错特错的。
譬如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在许多时期的许多问题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革命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九三○年左右苏联农村的集体化问题，一九三三年以后，德国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战线问题，表面上，斯大林的立场都比较“左”，可是实质上却非常之右，因为它们或者推迟了革命，或者让革命的前进付出了惨重异常的代价。或者干脆破坏了革命，这些在客观上都帮助了资产阶级，所以实质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极右的。
今天毛泽东及其一派的所谓左，基本上也应作如是观。站在“右”边的反毛派，其中（特别在那些一贯坚守斯大林主义立场的领袖们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张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下去的路线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数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斯大林主义束缚的广大群众（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层分子），却未必真正右的，他们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实左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可能是更符合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毛泽东的立场，对于前一类的反毛派说是左的，对于后一类的反毛派说却是右的。因此，和当年的斯大林一样，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场；他所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和当年斯大林的“反右”斗争一样，纵然含有若干“反资”意义，却绝不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徘徊跳跃于二者之间，而以官僚阶层中最特权，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为依归。
“不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动员成千成万非官僚的群众来向官僚们造反夺权吗？这不是正在彻底打击，甚至打毁官僚阶层吗？”
不错，这情形我们在前面说过，确乎与斯大林当年的不同。但我们也说过，这个不同仅仅属于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实质上却都为了要保护官僚阶层的利益。只是斯大林之保卫官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保卫官僚利益，比较的为假象所蔽罢了。
不过同中似乎有异。他们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个官僚层，就其倾向与性质说，似乎稍稍不同。斯大林当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较保守的一派。它的对内政策在第一时期是一味对资产阶级影响让步，在后一时期则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险与狼狈的反扑；于它的对外，那是始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以致最后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事业。毛泽东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层，比较地说，好像是更为激进的。无论在对内或对外政策上，他都表现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协。在国内外的种种敌对势力压迫之下，毛泽东非但不愿一息屈服，反而更加强了战意。这种不同的表现，是否意味着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统治阶层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因为任何中派都是跳跃的，它时左时右，可左可右。我们拿斯大林的例子来说吧，从一九二○年代的后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之初，虽然其总的趋向是右的，是对国际帝国主义妥协的，是放弃甚至破坏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间却不乏向左的盘旋，最著名的是所谓“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直到一九三三年），斯大林派在国内用野蛮恐怖手段消灭了富农，在国外孤军奋战，不顾一切地实行盲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结果处处碰壁，将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反动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剧右转，提出了所谓“人民阵线”的政策。
今天毛泽东们的内外政策，一般可以说，略等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它是过去“人民民主主义”合作路线的反动，而在更多更大的打击之后，它多半又将成为新的对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屈服的前趋。他今天的极左路线，乃是他昨天的极右路线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为明天再一次极右路线之因。
如何才能打断中派路线这一个绵延不绝的因果反覆呢？只有一条路，趁今天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假革命机会，扩大而加深之，使之成为真革命；使无产阶级的民主真正成为今天中国的统治精神。
十 简短的余论
从狭义的文化观点来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而且也应该说。只因毛泽东这一次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积极方面实在与文化一无关系。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他随手抓来的一个幌子，藉以掩盖他清算异己的权力斗争罢了。而在消极方面，那么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态度和行动，又是太过荒谬，太过明显地违反了马列等大师的遗教，以致我们暂且可以不必为它多费笔墨，留待以后再作总的批判了。
在这里，我们只想摘引列宁的两段“语录”，让大家先作一个比较：
（一）
“旧时学校是崇尚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闭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它们变成一些依法炮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从此便想做出结论，说毋须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便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无需领会共产主义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识，而只要通晓共产主义口号，只要通晓共产主义的结论已经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见《青年团的任务》——中文本《列宁文选》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二）
“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认为这样，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见同上文，同上书，二八五页。）
看了列宁在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这两段老话，今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对马列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最新发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
[1] 最近我们看到未经证实的一篇所谓“刘少奇的自我检讨”，其中他把自己的错误，远溯到一九四六年二月，说他曾向党中央提出书面意见，认为成立政治协商会，将保证中国进入“和平的新阶段”；这可能是真的，因当时斯大林正要求中共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此外，刘还指出了几个老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大抵已经在事实的发展中解决了的。
[2]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次基的”。这话当然荒唐，但亦非完全无因。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于青年学生的正确态度起见，附带讲一讲那个老故事也许是必要的。原来苏联在一九二三年时候，列宁病危，党政大权操在斯大林、齐诺维埃夫、加米涅夫三头之手，党迅速地陷于官僚化的危机。那时托洛次基认为，要克服这个危机，“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见《新路向》中译本第十一页。而要实现民主，据托洛次基看来，“问题首先是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因为“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在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均见上引书第五页。）为了这，托洛次基讨论了老辈与年青人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青年学生们在为党的民主化斗争中所能起的作用问题。在这方面，他写道：
“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征兆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只是记录天气……至于青年学生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见上引书第十一至十二页。）
托洛次基如此正确地估计了青年人的作用，却被斯大林们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蛊惑与煽动，说他想利用“无知”青年来反对老革命家和党。结果，如我们所知，因为一连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客观原因，以托氏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摧毁了，苏联当时年青一辈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们的残酷摧残，以此更加深了苏联官僚化的堕落。
苏联评论家指出这个史实，其用意显然是说，毛泽东和托洛次基一样，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这样的历史类比，站不站得住呢？当然站不住。因为二者的情形虽有相同之处，却有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人相似之处是：1、他们都享有驾凌侪辈（这对托氏的情形说，垂危的列宁已不能列入侪辈之中了）的威望，但党机关却不在他们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较毛更甚）；2、为了“夺权”，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辈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仅此为止，二人的差异却更为根本，而且更为巨大的。它们是：第一、托氏当年所以会在党内居于少数，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却因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立场，而斯大林们则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对国内国外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立场，因为正逢上国内国外革命退潮的影响而受到较多群众拥护，这就让斯大林们能够霸占党政机关。毛泽东之所以失去他在党内影响，最最主要却因为他在近十年来所主张的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掷了他固有的巨大声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学生来和官僚主义斗争，绝不是想破坏党，不是要用青年人来代替老一辈，他说：“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见上引书第七页。）可是毛泽东今天发动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恰恰就是要将党的老一辈“放进档案库”去，甚至要步斯大林的后尘，要把这一辈斩尽杀绝。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学生的力量，重视他们的作用，但绝不因此将他们抬到工人阶级之上。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将工厂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并且将党内危机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于“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见上引书第九页。）毋须说，他更不会利用他在红军中所享有的无比威望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用枪杆子去打破党官僚们的“狗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无聊地讨好学生，以学生反对工人，以军队打击党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视青年学生，那是真正把他们当作“党的镜子”，当作苏维埃政权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当作“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一句话，目的在于靠富于朝气的与敏感的青年们的帮助，廓清党内的官僚暮气，以便恢复乃至发展党内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泽东的发动学生，其最大目的却是要神化他个人，要彻底消灭中共内外原极有限的民主。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泽东的无原则的政治诡计，与托洛次基的立场和行为之间，无丝毫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