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89年
2月23日
读完《河殇》。从思想的主题着眼，其中有二段话最值得注意：
1．「……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巨大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见《河殇》，59页。)
2．「……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能够与海洋文明以直接对话的是他们；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的甘泉洒在黄土上的是他们！……
「比他们更有现实力量的，也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可低估。」
第一段话没有公开说历史证明普列汉诺夫的正确与列宁的错误，但意思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有了俄国、中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等社会主义革命与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痛苦经验，确实应该再度提出，重新考虑。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人与不断革命论者之间应该讨论的一个最根本问题。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其中的某些人已经做出了结论；即列宁与托洛茨基等当年在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首先以工人阶级名义夺取政权，实行工农专政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的革命历史观的，因而是后来斯大林主义一切罪恶的泉源。
把这个结论应用到中国来，这些人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年凭暴力夺取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们原应该以国民党的反对派自居，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共同完成国民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提高国民生产力。如此，据他们说，不但可以避免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而且中国今天多半已成为一个既富且强的大国了。
这些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亮们的最大毛病是把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抽象化了。彷佛中国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在它上面写作或绘画的。他们抽去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中复杂错综的阶级关系。这是「三座大山」——套用中共的一个术语——强迫中国近百年来的志士们一步一步地走了如实经过的道路的。当然，参加每一步前进或后退的那些主要人物，对于当时历史的造成要负或大或小的责任一这里包括了功与过——但是从更根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功或过，却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第二段，《河殇》的作者举了各式各样的人作为未来中国希望的寄托者，却独独不举大工业的工人阶级。这不是忽略，而是由于他们的基本看法：中国的真正得救与进步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要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得靠「企业家」，「小商人」与「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了。
3月16日
最近读完了一本卢森堡的新传记。作者也是波兰人，伊尔士别也塔·伊丁格（Elzbieta Ettinger）。她偏重于卢森堡的私人生活，与从来所见的她的传记不同。读起来令人有较多的亲切感，对这位伟大的女人有更多的了解。
3月28日
搭上午10时45分钟车赴格拉斯哥。卡拉尔换车，抵埗已下午三时许矣。未换车则乘客很多有站立在过道中的。我幸预定座位，安坐抵卡拉尔。换车后乘客稀少，一车厢仅十余人。在中央车站落车，坐的士至辛克来家。三年不见，相聚颇欢。他大病出院，在家疗养，看模样尚好，唯右目失明，读和写都很艰难了。
3月29日
陪辛克来在附近马路散步。这是我第三次来此。上次是1980年4月尾，距今已九年。此地情景依旧，只是我的记忆已模糊了。在附近小铺购些食物后，辛先回，我继续散步，刷新记亿。下午听录音带，漫谈几位已故与尚在的老友，迟暮二老，「相儒以沫」，想来有点悲凉。
3月30日
搭上午10时50分车回家，仍在卡拉尔换车。回程的情形与来时相反，前段挤而后段松。由卡拉尔动身后，我一人占四位，可躺可坐，因而有可能观赏沿途风景。这是英国火车旅程中最有名的一段，车经湖区与派拿因山区（Pennine ridge），景物别致，非其他地段可比。5时抵家。倦极。
6月17日
读完美国大西洋杂志有关方××的文章。方确实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体现者。日内拟读另一代表人物严××的文章。希望精力能好转，让我有力气亲写一篇评论二人思想的文字。
7月9日
读完严××作的《我的思想自传》。此人大概读过我翻译的马嘉维里的《帝王术》，颇受此书的影响。严从马克思退回到马嘉维里，退回到伏尔泰与卢骚。马氏的《帝王术》是政治哲学上从唯心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前进一步。
严的《首脑论》却是从唯物主义回向唯心主义的后退一步。他的「人的不完美性」，二千多年的荀子早已发挥在他「性恶论」里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理论家，其实贫乏得很。
严把他的《首脑论》最初献给赵××，后来又献给列根，这也是效法马嘉维里的——他献给洛伦佐。马嘉维里的呈献是希望洛伦佐出来统一意大利，这是进步，而严××的呈献的目的却是要借那二人之力把中国完全拉回到资本主义——这是反动。
8月3日
今天终于将二年前写给比艾·罗舍的长信译成了中文。这项译事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人到我这个年纪真是毫无用处了。译完后重读一下，实在觉得不满意，说理固然极不充分，文字也很拙劣。有时连写一句通顺的句子都困难。不过无论为何，这封信里多少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于那些能够思想的青年，多少会起一点促发作用。日内拟复印数份，寄给香港与国内朋友。
近来对古典作品愈来愈感兴趣。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汰的作品毕竟是不同的。早几天读Pascal的《思维》，今天起读摩亚的《乌托邦》。可惜白内障和神经衰弱作祟；一天读不到几页。读后的印象也留不长。
昨天读了孟台尔的书评，评勃鲁《托传》的。评得很公平，拟复印寄超参考。
8月23日
这几天的波兰变化很有意思。看来团结工会中的右派是急不及待地与官僚们妥协了。这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面。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盘算。官方想借团结工会的威望来实行一直为工人大众所反对的「紧缩政策」；工会右派则想凭这点威望所取得的地位，再借美国及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从经济开始，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在波兰的统治。
真正希望在于团结工会的左派方面。要工人们暂时放弃罢工权来推行紧缩政策，只有政经权力真正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才是可能的，才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
连日读Austin Coates作的Macao and the British，此书有点文不对题，谈澳门的极少，谈英人早期活动的甚多，原以为读这本书可以满足我的「乡思」，结果却只增加了一些英人方面如何看待鸦片战争的知识。
9月5日
班今晨离此起赴伦敦，将作蒙中三周游。他已完成十分之九超书的翻译。预计明春一定可以弄完，接德译者骞格尔函，颇读超写作时态度的诚实，比扬可曾缵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可见说老实话并不吃亏，好书自有人赏也。彭述之一味自我吹嘘，事实上骗不了人，鄙弃他的人是愈来愈多了。
9月11日
阿九来，他是参加了TUC大会来看我的。和他谈了关于「经济制裁」问题。很想就此一问题，联同「非暴力」问题写一专文，但力气耗竭，脑子终日昏昏然。这篇文章实看来终究写不出来的了。
连日校改班译老超回忆的稿子很是疲劳。
青年学人冯××送来他所著《农民意识与中国》；昨天读了几页，觉得很不错。他从来不知道苏联共党左派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最多只曾从史毛派的著作中窥见一二，因之他无法全面与正确地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
前天得家信，三月来第一次，知家人安好。
得辛克来函，他开题就说：
“It seems there is nothing one can do against old age and its attacks on the human frame.Nothing except acceptance...”信然。
9月21日
校改评稿告一段落，倦极。令方来电，她明天赴爱丁堡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将来看我。白克曼赠我一年杂志《抗流》，美国式的《新左评论》。灿来信，谈他父亲的病状：既不能像样活下去，又无法痛痛快快死掉，这情形真正可悲，但愿我不要跟他一样。
9月25日
我一有力气，当首先写一篇文章批评严××的《思想自传》。
玨将结婚，这消息使我又喜又悲。寄了一点钱去。一二年后，多半我要做曾祖父了。
9月26日
绍铭寄来了《工人自由》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利用我十五年前被日本朋友访问的一篇错误报导，作为我长序的引言，使我大大不快。决心写信去要求更正。今后应更加小心，不要跟那些小派别英雄们再打什么交道。
班已回家，令方未至。
9月29日
令方来，为我清扫室内积垢，可感也。
10月5日
昨日找到了1976年《国际杂记》上的《回忆》勘误表，寄绍铭，盼能发表。晚观电视节目《里昂·托洛次基》，甚好。它是法国布鲁耶主持，由白克曼等人供给材料的。这张片子比过去同一性质的任何片子为佳，倘能在中国或苏联放映，必然会发生巨大影响。若能在香港映出也是好的。日内当设法与岑联紧，不知他能帮忙否。
今晨精神较好，写了致《工人自由》杂志的编者信。收到超的词集并《毛论》平装本书三册。寄《毛论》给令方，由他转寄刘××。
10月13日
一个星期没有动笔。校改超回忆的译文外，没有力气再写一个字。可是这个星期里值得写写的事情是太多了。东德和匈牙利的官僚政权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一般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史大林主义走向传统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这趋势是要在那些国家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但很显然，促成这些改变的诸般力量中，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之外，还有广大的劳动群众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为争取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的那种力量。不但东德与匈牙利的情形如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如此。史大林主义是死定了；可是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制度呢？是资本制度还是民主、健全与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问题之问题。
10月17日
连日读《胡适来往书信选》，看到许多熟人的信，有如见故人之感。吴世昌与何子瑜的几封信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一向对这二位老友不怀很多好感，读了这些信，印象改善了些。二人都相当热中，都喜欢「附骥尾」；但从这些遗书看来，他们的热中还算有限度，骥尾附得也不太失自己的尊严。如果有力气，颇想写一小文来纪念世昌。对资深，我也将劝老超写点东西来纪念他。
10月26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数封我颇感兴趣。世昌于1935年11月18日及同月27日二次致信胡适，斥责他的「等待五十年」的谬论，好极。资深给胡适的信保存了5封，都是为独秀遗著的出版事。1948年11月5日一信是谈到《俄国革命史》的。信中所说例如再版300部一节，我完全记不得了。当时售价为每部150万元【朱正按 当时内战激烈，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收兑法币300万元，而一块银元可以兑换2元金圆券。所以150万元法币，不过金圆券区区5角钱而已，不过2角5分银元而已。】，现在读着彷佛是听到天方夜谭。极好史料也。今接超信，知托氏生平一片已于10月9日在苏俄放映，可喜的事。
10月30日
得慧雅信及照片。报告说他的第四个孩子将出世。无怪，人显得老了。但热情如故，可喜也。
前天又得水务局的最后警告，13日得付费通知，我竟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健忘如此，实在糟糕。前天校改完超回忆的《进潮与退潮》一章，吃力之极，但愿这件工作发生在廿年前！
灿来信，说他非常欣赏超的狱中词。「曲高和寡」，总算得到一个真正的知音。
11月8日
连日校阅超回忆译文，再无余力写日记。可是这几天的变化实在大。东德的形势简直像溶化的雪人，这个被目为东欧最坚强的史大林主义的堡垒一下子暴露了它全部脆弱点。
昨天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二年纪念。苏联发生了第一次纪念十月革命的对抗游行（自然1927年的反对派已举行过一次对抗，但是规模与性质很不相同）。人们公然叫出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口号了。叶尔青被捧成偶像。前几天《卫报》的记者Martin Walker说叶尔青可能成为苏联的莫索里尼这个预言值得重视。
前一晚第四电视台的新闻报导中有一段极令人兴奋的消息，说苏联的历史家竭力在恢复托洛次基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有一位将军说托洛次基是一个 Most Devoted Revolutionary 。
历史的进程真是复杂多变的。不过总的说来，我始终相信她是进两步退一步。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中国亦然）的历史是向前进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
11月10日
昨天两项消息：东柏林的城墙开放；邓小平辞军委主席职。前一消息意外，后一消息却是意中事。「苏维埃帝国」乃是史大林主义的产物，它是主要靠武力与阴谋造成、维持的。它和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不同。后者虽然也是靠武力与阴谋造成；但它确实代表了一个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占了极大优势的国家与阶级，去统治远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客观上，至少在一个时间内它还起了点「历史的进步作用」。可是「苏维埃帝国」的主体俄罗斯，特别对中东欧国家言，在好多方面却是较为落后的。原来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早被史大林主义所丑化与叛卖。它之控制一些中东欧国家，完全靠了军事力量与其他补充的力量（如特务等），这样造成的「帝国」，其基础之脆弱，作用之反动，是非常显然的。它始终得不到那些国家中民众之衷心拥护，原是十分自然。这个「帝国」能够维持到四十几年，已经不短了。随着苏联本国史大林主义的重重困难，并由这些困难中被迫产生出戈巴乔夫的改革，这些附属国家中硬生生建立起来的所谓「新史大林制 度」之垮台，原是必然的，问题只在迟早而已。几个月来波兰、匈牙利与东德的突变，给人多少惊奇的感觉，只在它们（特别是东德）变得太快吧了。
「苏维埃帝国」或更确切些称它为「史大林主义帝国」之分崩离析是已成的事实。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从这个变化中会产生出比较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它们将完全同化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主要得看未来各该国的阶级斗争来决定。我不相信史大林主义，或稍稍修正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还能有一个比较长期延续的可能。
孟特尔似乎认为有此可能，这是错的。
「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危机，在理论上证实了一点，即官僚们绝对不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是革命政权堕落后，发生在某些国家中的寄生阶层，他们决不能开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其作用是过渡性的：不前进（在革命劳工阶级的压力与打击下）而让位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便是后退至地道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次基是正确的。虽然「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并不好。我觉得：过渡性的国家也许更符合实际些。
11月11日
格雷[1]离英，超回忆的翻译将暂停。本想趁此机会到伦敦去住几天，腿上的静脉肿胀恶化，举步困难，决定作罢。
注释：1．即前面提到的「班」或「班顿」。
12月22日
东德之后，捷克也跟着发生了争民主的群众运动。这些中东欧卫星国的解体，原因自是深远的；但从较近的推动力看，以戈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的「改革派」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它纵然不曾积极干预，却是消极地表示了赞助－－赞助「民主派」起来造「保守派」的反。戈巴乔夫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货色，过去注意得不够，今后得比较详细地研究它一下。
11月24日
观7时电视广播，捷共全体领导人引退，杜勃契克回到不拉格[2]。这一阵民主改革风真是席卷中东欧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在群众的压力下表现得如此脆弱呢？为什么他们比中共的官僚们更经不起群众的压力呢？一个最大的原因，我想，乃是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是「劳动大众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红军与史大林官僚从外面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东西。」它们在各该国的群众中是没有深厚基础的。另一方面，像中共，越共以及古巴的政权，却不可否认是一场革命与革命战争的产物。它们虽然很快堕落——甚至一开始就在专横的官僚们的控制之下，但不可否认，他们曾经在不同程度内，在各自国家与民族的范围内，进行过革命，解决了若干民族的与社会的矛盾。因之，它们不是外国人移植进来的傀儡政府，他们在自己的民众中拥有比较广、深的支持。
当然，这个差别只是相对的。史大林制度之必然完结是注定了的。浪掷着过去一点革命威望来镇压觉醒起来的反官僚的民众，迟早要失败。
注释：2．布拉格。
12月3日
戈巴乔夫去朝拜罗马教皇，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大事。从这件事，也很可以让我们看到苏联当权者在意识形态上走得多远。史大林的宗教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革命的工农政权绝对应该容许宗教的信仰自由。但戈巴乔夫们的改正却并不意味着在宗教问题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它代表着这个政权与旧事物完全妥协的一个大步骤。
读最近《国际观点》上有关东德事件的文章，相当失望。他们似乎根本看不到，或者故意看不见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把一切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这多少是自我欺骗，自我陶醉。
史大林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的所作所为，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是损坏得太大了。光凭理论，光靠宣传，要让一般人相信除了在苏联、中国及其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见到的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的与健全的社会主义，人们是决不会相信的。今天，特别是受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的人们，只一味地倾向资本主义。只有让他们实际经受一下资本主义的祸害之后，让他们或者尝一尝彻底市场经济的「无政府」派混乱的痛苦，或者竟又尝到了由此产生的垄断资本的法西斯统治之后，他们才能回头去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
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决不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终结。这一点，连英国的大主教都见到了。但是，非常可能，从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再兴，恐怕要经过「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兴旺」时期。
看不见这个可能的社会主义者会在事变之前一再失望的。
昨天东德共党的整个中央委员与政治局辞职。这是在共党自己下层干部的压力下辞职的。这就不是「走资派」的压力或国内资本主义势力所施的压力了。所以更有意义。是否在东德，能够从史大林主义的倒塌中产生出健全的与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呢？我们的希望在这里。
12月6日
东德的克伦次与捷克的阿达美次先后下台，这两个国家的革命继续进展。很想多看些消息，多知道些内幕，可惜我又病了，病得连读报纸的力气都没有。
班已回来，译书又要进行，可是我真是有心无力了。但愿早日病忆，把超的回忆录译完，了却我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
又得忙耶诞的无聊应酬，做人真苦。
候家书不至。
12月14日
见到11月5日的《莫斯科新闻》，上面有苏联一些历史学家研究1917年革命的三篇简单报告。大致不差，多少是符合戈巴乔夫观点的。第二篇谈列托二人的关系。它一方面谈，托一向有「极左」观点，说他早在1905年之前就要「跳过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却说1917年4月以后的俄国革命恰恰是托的预见发展的。不管为何，这总多少反映出苏联的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此报复印寄超。
12月15日
詹纳尔突然来访。代赠超的《玉尹》给他，也许他将来会把此书译成英文。谈到近事，透露出这位「过去的毛派」对政治与革命史的浅见。对中国，他说「中国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对俄国革命，他认为「由二月革命发展成十月革命是历史的不幸」。言外之意，这个不幸是应该由列宁与托洛次基负责的。最后他说，史大林主义就是列宁主义。这个看法可以代表西方那些民主自由主义者的普遍见解。明知他与我之间的思想距离愈来愈大，我还是说明了我的不同看法。
非常可惜，我现在没有力气把这个争论系统地写出来
巧巧书到，即覆。
12月23日
好多天没有力气写日记，今天却不能不写几个字了。下午听广播，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科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倒下来了。这个东欧史大林主义的最后堡垒倒下得比人们想像的更容易，也更可耻。
晚间电视消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坐飞机逃亡出国外，去向不明，逃往何处呢？中国吗？
今晚看完汤玛斯·摩亚的《乌托邦》。这是四百七十年前一位思想家与政治家梦想中的共产主义。联紧到目前「共产主义」的实况来思考、研究一番，该是极有意义极有教益的吧。摩亚与马嘉维里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对政治「哲学」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但二人的想法却如此的不同。一个是空想家从丑恶的现实中虚构出一个理想世界；另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从丑恶的现实中寻找出一些规律来。基本上二人都是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社会的反映。
我译过马嘉维里的《帝王术》，写过有关马氏思想的文章。倘有力气，也想以同样态度写一篇有关摩亚思想的文章。
简单说，摩亚的思想的基本方式是：从 “Whatit is” 到 “What it should be.” 马嘉维里的思想方式是： “Why is it？” and “How it has been achieved. How can it be consolidated;or how can it be impressed.” 我想，前者，近于中国的儒家，而后者近于中国的法家一特别与韩非见解有颇多不谋而合之处。前者是静态的，是唯心的，后者是动态的，趋于唯物主义的。
12月24
晚与班的家人共饭。
12月25日
这是来英后渡过的第十五个耶诞节。匆匆十五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时光过得真快。今晚与班家及玛丽·斯汀生等共饭，谈得太多，倦极，回家后听了一下收音机，知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科夫妇已被反正的军队处死。感想颇多，只是疲倦之极，思路纷乱，更谈不到将它们写一点下来了。总之，两个月短短的时间，由史大林奠定下来的苏维埃帝国一下子像纸匣子那样倾倒下来了。这是一桩历史性的大事，无论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实践看呢，都必须把它们作一番彻底研究的。
12月26日
倦极，卧床不起，终日睡。
12月31日
连日困倦。尽管思绪万千，却一个字也写不出。1989年真是太不平凡的一个年头。西方的一些政论家称它为Annus mirabilis（拉丁语：充满奇迹之年）。无疑，这个数字将非常突出地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有如1789，1917等等。这一年「奇迹」从5月间开始，经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与捷克，终于轮到罗马尼亚。
这是数十年来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所紧积起来的矛盾与危机的总爆发。结果一直来貌似强大的政权，竟像纸糊匣子般倾倒下来了。
在全世界所有的政论家，政治家乃至一般的社会学家中，预见到这种变化，因之不把它们看作「奇迹」的，只有我们。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认识，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我们坚持的没有民主便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见解，我们早就肯定这些丑恶的史大林主义体制是绝对建立不起社会主义来的。这些体制如果没有新的政治革命起来彻底改革它们，便将退回到资本主义，乃至退回到野蛮主义去。
现在是临到紧急关头了。
在此局势中最使我苦闷的一个现象是：为此变革准备了半个世纪的第四国际，却未能在此巨变中起任何显著的作用！我们是应该起很大作用，必须起领导作用的！
但愿1990年开始，第四国际的作用能在大大发挥出来。
我们能比别人看得远，见得早；但每当局势依照我们的预见发展出来时，我们总发见自己被弃置在事变发展的进程之外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老托当年苦心草拟的《过渡纲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惜，我们这些「不肖门徒」却无法因此改变了事态。
做一个「失败的先知」并不可耻；但永远做这样的「先知」却决非所宜。甚至是可笑与可鄙的。
我们的能事绝不在于（像彭述之那样地）吹嘘自己的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而在于如何为正确的立场去取得胜利。对战争说，「胜利无代替之物」；对革命言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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