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90年
1月1日
宗教改革家约翰·韦思理在他1785年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不管今年是否为我生最后的一年，我希望它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 我有同样感想，也有同样愿望。
1月5日
好多天没有写一个字，虽然想写与可写的事物极多。眼睛突然坏了：白内障恶化得很快。看书看报都几乎不可能。这个样子的生，实在不如死的好。我应该修改元旦摘引的韦思理的愿望：但愿今年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
超把曼特尔介绍布鲁耶《托传》的文章译成了中文。今天收到他的译稿。九十高龄，作此工作，真是难能可贵。
1月13日
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政府」昨天宣布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政权很可能会慢慢转入军人之手。一个新的拿破仑，甚至一个罗马尼亚的平诺显，好似隐约出现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地平线上了。
史大林政制的一种最坏的取代者。中国会出现同样的情景吗？
得布克曼信，说《回忆》的平装本可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承印。
1月15日
又得布克曼信。邀我参加本年8月间将在墨西哥举行的老托遇害的五十周年纪念会。时间过得真快。彷佛还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转眼竟是半个世纪了。布克曼慷慨热情，愿意负担我前去参加的全部费用。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去。衰颓至此，去了即使不会病倒或者死去，总也是疲惫万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决定给未来的纪念会写一封信去，谈谈我这个老兵半世纪来的感想以及今后的希望。
对社会主义前途我仍旧是充满信心的。虽然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后得好好研究。
1月16日
得老超回忆录「恋爱与政治」一章。来得及译成英文，喜事也。
1月27日
今天是农历庚午年元旦。照习惯演算法，我是84岁了。不与家人一起渡岁已有四十一年，节日的感受已完全没有。
昨天读了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J.K.Galbraith的文章：〈为什么左（原稿似为右字？）派搞错了？〉觉得很有见地。他解释何以史大林主义完蛋，何以这又不表示资本主义的「翻生」，说得都相当好。对于目前的新形势，我们确该有较深的认识；光是背诵老书是不行的。为的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我们得提出新的解释与新的论据。光是说眼前倒下去的是史大林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它不是共产主义——是不够的。
现在许多人宣布：由十月革命开始的整个历史时期结束了。今后人类的历史将朝着别的方向前进。这个看法对吗？我以为：就近期看它是对的：但就长期看它是错的。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去的门，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全世界统统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久远的事，纵非几年间事，却决不会是百年以上的事。历史的进展是比任何人的设想更为复杂多变，现在证明当时的乐观的想法并未实现；可是新近的，乃至近数十年间的历史是否证明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理想也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它是否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将永续不变，资产阶级的统治将永远存在呢？绝对不是。长些，短些，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时代仍然继续，它所揭橥的目标和理想，一定会实现出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唯心的愿望吗？不是的。只要阶级存在，贫富存在，贵贱存在……那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斗争决不能消失。要消灭阶级，贫富、贵贱之差，除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却别无他途可循。
乔治·奥威尔不仅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家，我以为他是一个更为出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反对史大林主义，他比任何一个反共作家更有力地反对史大林主义；但他并不因此拥护资本主义，他十分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前途。他在1938年9月22日写的佛朗次·包克脑所著《共产国际》一书的书评中，写过以下的话：
包克脑博士（Dr.Franz Borkenau）以为共产国际政策之所以诸多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事实，即马克思与列宁所预言的革命，并且在俄罗斯多少发生过的那种革命，对于先进的西方国家来说，至少在目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层我相信他是对了。但当他说：西方的民主国家今后只能在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与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而完成的有秩序的改造这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我和他的见解便分歧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种可能，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每年收入5万镑的人；同一个每周收入15先令的人，能够愿意合作的。他们之间那种关系的性质十分简单，那就是其中一人在抢劫另一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个抢劫者会「改过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真要得到解决，看来只有经过一条第三种途径，经过一次真正的革命的运动，亦即经过一次这样的革命，它能实行各种激烈的改革，如属必要它又能应用暴力来实行这些改革的；但在同时，它却并不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够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决非不可想像。在许多国家中早已存在着这种运动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是会生长的。无论如何，如果它们不能生长的话，那末我们正在其中生息的那个猪圈是没有出路的了。（见New English Weekly）
在基本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当然，他文章里的「共产主义」 应改为「史大林主义」。
2月3日
连日有客来，多谈了些话，非常非常疲劳。来客中有一位波兰来的女革命家，是「团结工会」一个分部的发言人。按理，我原该多听她讲点波兰工人斗争的经验；可是结果还是我夸夸其谈。说了我的，没听她的。我这个老毛病真是无可救药的了。
2月5日
得刘××来信。在目前所有的民运头头中，我对此人的感觉最好。今后得跟他好好交换些意见。也许他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真正朋友的。同日得令方信。
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天召开全体会议，戈巴乔夫提议自动终止共产党垄断政权。无论怎样看待它，它总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至少，它应该与当年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相比。这是一次上面发动的革命，是上面的统治者——其中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感觉到客观的需要，感觉到下面的压力而作出的让步。它和当年的解放农奴一样，是为了保存旧制度，为了给旧制度寻求继续存在的出路。它决不是统治阶级或阶层的自杀。苏联的官僚层和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是不会自杀的。
但它一定会和历史上一切被迫自我改革的统治者一样，戈巴乔夫的改革也决不会是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的否定。它多半会像亚历山大的改革一样，不是导成真正的革命，便将开启一个时期更反动的局面。有人说，戈巴乔夫是一个Great Facilitator。看来有点像。
2月11日
给刘××写了回信，想引起他对独秀思想的注意。从他的信来看，他的最大注意与最大兴趣是「揭露中共对异己者的暴行」。此人是新闻记者，不是深邃的思想家。这个局限看来是打不破的。但虽如此，他的正义感确很可贵。能否把此人从一般的「反共义士」立场拉到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呢？看来不易，但值得一试。
2月13日
黄紫红把老超写于1942年的一篇文章译成英文，寄来要我校改。无法改，原样寄回给她，同时给她寄一本老托给中国同志的信，请她读一下独秀最后写给老托的信。近来颇觉得教条主义者——不管是极左或极右的——真是不可救药的。
2月16日
天气好，大自然向我招手。三个月来第一次去Otley。回家来非常疲倦；但神经松了一下，病眼似乎也舒适得多。
2月18日
阿来克西来电话，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回忆》的廉价本。他年余努力总算有了结果。
2月23日
得刘××自传。连日腹泻，不能吃东西，疲倦得很。待精神较好后当仔细读刘传。略翻一过，觉得材料很可贵，都是第一手的。我不曾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一天。过去中共与毛的批评，都从理论出发，依据的材料，全是从报章杂诗来的。刘的叙述很诚实，他笔下的官僚主义事实，可补我材料方面的不足。
2月24日
得灿云信，知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死了。他不信宗教，却说「息劳归主」！有时候，虚幻的信仰也能让人多少减轻一些悲哀的。
2月27日
今年的今天恰好是农历二月初三日。我的生日。我从来不看重这个日子，从来不记得亲友们的生日。很难了解，为什么许多人把这个日子看得这样重。毛姆的《七十自寿》写得极好。比他那本《札记》里的任何一则都好。毛姆的人生哲学，他的种种见解，和我相去很远，但他对生日的态度确使我欢喜。要不然我不会把它翻译出来的。
连日大风大雨，今日毫无好转迹象。看来，今天只好一人在家闷坐了。昨天尼加拉瓜的山特尼斯特政府在「选举」中失败。美帝继巴拿马侵略后的又一侵略，又一「杰作」。
3月1日
十五年前的今天到英国。回想起来，一切都好像是昨天事。在这漫长的年月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除了把回忆译成外文出版外，可说一事无成。68岁来到此地，精力已经衰竭了。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彷佛是理所当然的。
前天，戈巴乔夫被赋予总统的全权。这个人，将来究竟会成为当年解放农奴而终于被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呢，还是成为拿破仑一世？难说；不过他决不是能成为使俄国革命复兴的列宁或托洛次基，却是可以断定的。
3月7日
天气暖，今晨出门去，看见水仙花已经盛开，路旁樱花树也有开放的了。牛津答应将版权给还我，喜事。廉价的美国版可能出得来。
3月13日
读郑学稼作《陈独秀传》。态度比中共的御用作家们，特别比唐宝林好得多。材料搜罗得不少，有许多是我未曾前见的。但绝对不是佳作。作者无「史识」，亦无史笔。最讨人厌的是他谬托知己的态度。
郑学稼让我对独秀的晚年生活知道得更清楚些。为了应付环境，竟不得不同薛农山、任卓宣、张国焘等等周旋，实在太可哀的。
刘××的自传还只看了一半。白内障日益严重，一天只能读几页书。刘书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他能哭也能笑，但不能理解。这是一位有文学天分的新闻记者，不是纯粹的文学家，更不是深刻的理论家。但是这样的新闻记者还是非常可贵的。前天先给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他「笔头带感情，叙事有良心」。
3月18日
今天玨玨结婚。有什么感想吗？太多，无从说起。竟可说毫无感想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3月22日
前日得白克曼信知哥大事尚未定局。但我还是准备重印的本子，外文版中被删掉的「在寂寞中思索」预备在美国版中放进去，译稿不理想，决定改译后半段。
上星期五天气好，坐车去绮尔克丽一游，回来后疲倦极了。一连躺了几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忘记自己的年龄是应该的；但是记得自己的年龄却一样重要。「忘记」是精神的胜利；「记得」却是生理的、亦即物质的需要。这里也有一种「辩证关系」。
格雷写了一篇中托史，要我看。我虽然没有余力校阅朋友们写的东西，但此篇却非校阅不可的。超《回忆》中的「恋爱」一章已补译完毕，得校读一遍。
邮差送来Baruch Hirson作的一章《李福仁传》，要我校读。这个人很真诚，无法拒绝他的要求。慢慢来吧。
希望收到的信却不见来。
3月23日
赫逊文章里摘引了1934年1月29日托洛次基覆李福仁的信，谈到有关李和易洛生在《中国论坛》工作的问题，这封信我以前不曾见过。赫逊的文章让我知道不少关于李易二人在上海时期的工作与生活情形。
给Y[1]写了一封信，两星期得不到回覆，不知何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确实很微妙，这中间硬是有点「缘」，「缘」一尽，任凭怎么挽救都是无效的。希望我和他之间的友谊不至于就此完结。
收到L君旧作的选集。不知什么原故，我全无兴趣读他的作品。论才他是有的，论人品也不算差，但我无法喜欢这个人，也无法对他的东西发生兴趣。
注释：1．这里原稿涂了的，好像是「绍铭」二字。
3月26日
得白克曼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决定接受《回忆》。决定给它写一篇短序。
4月2日
意外得傅XX函，很高兴。几年不通音讯，时常想念。我不喜欢精明能干的女人，当然也不喜欢精明能干的男人。「精明能干」往往只是庸俗不堪的同义词。
4月3日
得白克曼函，说同时寄出合同，但未收到。哥大事算是确定了。可惜我身体不争气，想写一篇短序，竟屡试不成。今天想再努力一下。
4月5日
得裕生、巧巧信，知志勤已于上月10日去世。年63岁。诸侄女中，她最聪明，书也读得最好。最能了解我的也是她。才女多薄命吗？去年10月寄给她的字典[2]，她竟始终不曾见到。
注释：2．字典是指《双山回忆录》。
4月10日
得宇平寄来玨玨婚后照片。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同。试写美国版回忆录序，仍不成，实在是老迈无用了。白克曼来信，云稿子必须于6月1日前缴清，今夜希望好睡，明晨或可写点东西。
4月15日
决定不写美国版的长序。试了将近半个月：第一天勉强写了一些，第二天总觉得不满意，放进了字纸簏。实在是年老力衰，无法振作了。决定改写几百字的一篇小序，并将旧文〈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谈起〉作为附录。如此一来，只是译者的工作加重了，不知班兄愿意否。
4月18日
长序写不出，短序也写不成，真老了。今晨原想好好地试一下; 可是楼下的神经音乐爱好者又跟我捣蛋：照例绝早5时就奏乐。给他吵醒了，再也睡不好。7时起床，原想等他9点钟左右停止音乐后，试写序文，谁知此公的音乐一直不停。忍无可忍，大声蹬了几下楼板，这下可坏了，音乐非但不停，而且音量大增。八四老翁怎能和二十多岁的疯子斗呢？只好认输，离家避难，先去中区，消磨不多时间。好在天气不坏，乘车去Otley。在Curlew喝了杯茶，赏了一阵樱花，1点钟回家，原以为风波已过，哪晓得音乐之声仍达户外，而此公却早已出门了。留着音乐专给我欣赏！「呜呼！」该怎么办呢！！
4月23日
终于写成了一篇短序，吃力万分。几年前就声明搁笔，可有时还得破戒，做人真不自由。写好序，心里没了压力，精神也似乎好些，再休息几天，得回复一些积下来的信件。
5月1日
得大哥、福全及王佐信。王佐是志勤的儿子。二人我都未曾见过，他们告诉我志勤的死讯。佐函是他母亲病故前十天写的，要他告诉我字典早已收到了。
5月3日
今天《卫报》上登载英国几个大公司头头的薪水，很有趣。把它剪下来贴在此地。
五十二年前奥威尔举英国人中每年收入最高的是5万镑（见1月27日日记引文），现在是153万镑。这样巨大的增加，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英镑所值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Thatcher政府下富者愈富的真相。据《卫报》记者的演算法这些大经理们二周所得，等于一位普通职员全年的收入。如果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距当更加大了。为此「人民资本主义」能够万寿无疆吗？又：这群高级经理们的薪水每年增加33%，而工人的工资增加却只许7%或8%！
5月8日
Baruch Hirson来访。他是南非社会主义者，正在写李福仁的大型传记。提的问题不少，主要是关于三十年代初期李福仁与易洛生与刘仁静联紧后，前二人受刘的影响而反对陈独秀的情形。此人与李并不认识，却如此热心地要给他南非的前辈留点纪念。很难得。
5月9日
Baruch Hirson再来访，谈了三个钟头，都是关于李福仁的。赠我三书，可惜我实在无力看郑重的书了。对于南非，我一无所知，不敢妄妄发意见。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对目前世界政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完全无知，应该引以为耻的，但是「补课」怕已经太迟了。二次长谈，只觉得这个人很好，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5月16日
得白克曼寄赠的Van Heijenoort的《与流亡中的托洛次基在一起》 (编者按：大陆上海三联版书名为《托洛次基流亡生涯》)。此书我几年前早已在图书馆里读过。又得超写的《九十自述》。超真是人瑞。如此高龄、还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他能活到百岁是十分可能的。
寄春信，附《一封新发现的旧信》。老托当年给李福仁的忠告：「为了延生命而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为代价，这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说得极好。
5月19日
班驾车失事，幸受轻伤。昨天去探望他，走多了路，今天倦极。
5月21日
回忆录的全部新加文字：一篇序，最后一章法文版序，正误表以及班兄改写的导言今日寄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总算又完成了一件工作。最近自觉健康情况比去年此时好。路能走得多些，头脑也比较能集中些。大前天译了老托寄李福仁的一封旧信，寄去香港。或者我还能做点事，写点东西。
5月22日
罗马尼亚选举结束，过渡政府的「救国阵线」获得大胜。这个结果，美国的统治者非常不满。我不很清楚这个「救国阵线」中起重大作用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一批人物。不清楚他们过去反对齐奥塞斯科政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但据「阵线」的一位顾问Silviu Brucan的话（「罗马尼亚的革命不反对共产主义」）来推断，再从美国竟于事先撤回大使这件事来看，「救国阵线」里仍有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他们至少不曾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不肯照他们代为规定的日程来恢复资本主义，是可以肯定的。
5月23日
连日校阅超回忆录译文的注释，倦极。头脑又完全不能用了。
6月1日
子春寄来二帧照片，是儿孙们为他祝贺生日的。这多少引起了我一些感慨。我一生不曾为子女尽过心，他们对我冷淡是应该的。记得法国的一位女影星说过一句话：「我不曾把我的孩子当儿子，他当然也没有理由把我当母亲。」（大意为此）。
读了子春寄来的戴×文：〈我的入狱〉。此人的态度似乎比严××等好些。文中描写的监狱生活，如果不是特殊待遇，那末比之于我们当年所过的监狱生活，确实好得多，这也证明中国确实已有若干进步了。
6月2日
戈巴乔夫说：苏联现在好像是一艘失掉了锚的船。抛弃史大林主义，连带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因囿于传统，又阻于下层劳动大众的反抗，不敢飞速地恢复资本主义。这是戈巴乔夫一切困难的原因。叶尔青可能代替戈巴乔夫，他可能会步莫索里尼的路。
6月17日
8号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累得我疲倦不堪。一天看一场，有时甚至看两场，实在吃力，结果连写一点简单的日记都没有力气了。
6月18日
今天的《卫报》上有一篇关于叶尔青的长文，作者Jonathan Steele值得注意。以前有些人说他可能成为苏联的莫索里尼，读了这篇文章，又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很大。
6月19日
一位苏联的国会代表，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讲座教授，全苏联外国文学图书馆主任，不列颠皇家学院的通信院士Vyacheslav Ivanov教授今天写信给《卫报》，呼吁英国人民采取一切可能步骤来援助苏联解救苏联人民面临的饥荒。苏联的危机是暴露无遗了！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十年，苏联竟会陷入这样严重的经济和粮食危机，究竟该怎样解释呢？现成的答案是史大林主义的制度使然。但是这样的解释至少是过于笼统的。据我看使苏联以及中国弄到这个地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重大原因是用尽一切力量来和美国从事军备上的竞争。结果，在军备上变成「超级大国」，但人民却给弄得连起码的饭都吃不上了。当年陈毅的一句名言：「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现在是见到报应了。军备竞争带来了许多后果，富甲天下的美国，竟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财富上远远不及美国的苏联，在借贷不易的情况下，只好造成灾荒了。第二次大战后不准重整军备的西德与日本，想不到竟会因祸得福，变成为西方与东方的二大经济霸主，这也是历史老人给人们开的一个极大玩笑。（注）[3]
注释：3．注：重看二年前写的这一节日记，觉得它只指出了问题的一半；即它只指出了军备竞赛给各国——特别给美苏二国——的经济带来的灾难影响。它没有谈到因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不曾谈到它促使科技进步与随之而生的一般生产力的提高。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的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的异常繁荣，绝对不是因为消费市场的扩大，不是因为一般人的购买力空前提高；它的主要的与直接的原因是冷战双方一特别是美国方面一为要在冷战中胜过对方而必须创袭出愈来愈新奇的杀人武器。因此，一旦冷战结束，疯狂的军备竞赛失去了存续的理由，就势必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二年来发生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愈来愈严重的所谓的「经济衰退」，主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懂得正确，看得明白。
赢得了冷战惨胜（Pyrrhic Victory）的美国，为了应付与克服这个危机，必 须把整个经济的重点逐渐从军用工业移转到民用工业方面去。同时，必须给多年积存下来的杀人利器，多少找到一点用武之地。由此产生了布希政府陆续采取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内，实行对劳工阶级的更凶恶的榨取，对外，利用联合国机构，以创建「世界新秩序」名义，一再挑起小规模的战争。
美国是否能因此渡过并克服这个危机，说起来话长，不谈了。
这里我只想再指出一点的是：苏联因为它经济力量远较薄弱之故。在冷战的军备竞赛中仅仅得到了它的坏结果，即「有了核子，没有裤子」，有了45,000颗核子弹头，有了太空站，有了核子潜艇，却完全不见了最普通的民间日用品，没有了牛奶，甚至没有了面包，至于将最先进的科技发明如何应 用于民用工业，使生产力急速提高这个有利因素，因为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对工业经营之愚蠢的控制和「计划」，完全不曾起过什么积极作用。（1992年8月20日补记）
6月23日
超寄来了一篇文章：〈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他认为过去一次世界革命的潮浪始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终止于1927年的广州暴动。此后，新的潮浪不曾再起，直到现在还在低落。这看法我以为站不住，太简单化了。
得白克曼信，知辛克来又患病入院。
6月29日
连日倦极，今天终于决心去看医生。做了检验，据说身体一般正常，嘱多休息。
上面的好邻居迁出了，楼下的音乐狂人则「岿然不动」，原想更上一层楼，较远噪音，只奈年轻朋友星散，无人帮忙搬家，只好算了。忍住吧！
不少信待覆，希望明天起精神好些，还点信债。
前晚意外地接到令方从台北打来的电话。
7月7日
一直不舒服，什么事都不能做。从2日起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廿八次大会。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决定对今后的苏联局势，甚至对世界局势都会有大影响。每天的报导很多，可惜我没有力气仔细阅读。
班给我送来了VP但尼洛夫的一篇文章：“We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rotsky”，很好，立即覆印转寄。托洛次基让人误解为「革命的恶魔」；他的主张让人了解为「一味激烈」「一味靠左」。这篇文章大有助于此形象的打破。当托洛次基的真正主张和行为为一般的苏联人所知道之后，我想情形会很不同的。
前日得刘××信，询问春的地址。对于这个人，我还存有若干希望的。
晚得查理·文·格尔顿电话，知鲁易·辛克来逝世。虽是说「生死惯见浑无泪」；但眼见真正的朋友相继离去，这感觉实在难受。
7月12日
得春函，知超患病入院。但愿一二天内能收到病愈出院的好消息。
得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读伏尔泰的《戆弟德》，很感兴趣，可惜头痛眼花，读书太辛苦，一天才读得四、五页。让时间淘汰下来的古典旧作，毕竟不同。不管它们有什么毛病，（没有毛病的书，正如没有缺点的人一样，世间根本不可能有）却总含有特别可贵的东西。
7月14日
苏共第二十八届大会昨天闭幕，以Yeltsin为首的所谓激进派声明退党。苏联的官僚阶层公然分裂。不管怎样，这是一件行将发生深远影响的大事。
这次大会标志出一个明确的趋势：苏联这个从来既可前进至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可后退至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的制度，今后多半将循后一可能加速前进了。苏联将成为一个十足资本主义国家——除非在今后的「改造」过程中引起新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并由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派领导的一次或数次革命，才能改变这个趋势。
目前存在于苏联的三个主要政治派别，所谓「激进派」，「中间派」 与「保守派」，无论哪一派掌权，都只能完成这个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其间差别，只在快慢而已。
7月19日
得文·格尔顿信后其所写的辛克来追悼文。辛克来追思会将于9月28日在格拉斯哥大学举行，预备写一追思文寄去。
7月21日
白克曼来，迎于车站。五十一年后重逢，真的有如隔世。
7月22日
整天与白克曼谈天，主要是怀旧。这个人太重感情，太容易激动，每逢谈到一些「可歌可泣」的往事，他总是泪盈于眶。和格拉斯比，正好两个极端，一个太冷静，一个太热情。他明晨5时就要离此返美，不能送他。此生大概不会与他再会了。
7月23日
晨得超麟信，是本月11日发出的。说病情不严重。他又说仔细看了我为《回忆》美国版所写的序，完全同意，这使我高兴。
11时，鲁道夫·西格尔到。
7月28日
连日与访客谈天，还得弄两顿简单的食物。勉强应付，苦不堪言。走路略多，两腿几乎无法站立。幸亏西格尔与班的关系有所好转，超的德文回忆至少可以顺利出版。
今天是宇平来英探我的二周年。得裕生信。
7月29日
今晨西格尔离此赴曼彻斯脱。倦不能举步，没有送他的行。下星期三有几位伦敦朋友要来看我。
访客绝迹是凄凉的，太多却又无力应付，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8月1日
怀耀、荣佳来访。休息了三天，精神略好。欢谈半天，客人怕我太疲倦，即日回伦敦。今天楼上的新邻居来了，一进门就开电唱机，大播摇滚乐，其吵闹比楼下那位制造的更甚。无法想，只好两耳塞满棉花，逃入后房避嚣。
这种所谓音乐的音乐，如此可怕，而年轻人嗜之若命，不可解。有人说，那得怪我们这一辈的落伍，没跟上时代。是这样的吗？要适应环境，简单为了与邻居们和平共处，我得努力去理解和欣赏那些音乐。可是这样的适应，至少对我来说是肯定地办不到的了。真希望早些离开这个世界。
昨天得德友平安返里的电话，今覆一信，问白克曼安好。
8月5日
五天前得慧雅寄来的她第四个孩子的照片，要我给孩子取一个中文名。今天才有力气写回信，我一生不曾给孩子们取过名字，连自己的儿女的名字都是别人给取的。慧雅的四个孩子真是一个例外，名字全都是我取的，可以说是「缘分」。
8月7日
今晨醒来听到消息：巴基斯坦的布托女总理被总统免职。由于两天来伊拉克侵占库威德的消息占据了头版新闻，巴基斯坦的消息几乎不甚引人注意。其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变。它和数月前缅甸选举中反对党获胜却军人政权不肯让位的新闻，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们告诉我们，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也不是任凭哪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的。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想照抄英美民主而未能成功的历史。落后的中国必须「以俄为师」是对的，可惜中共所师的是史大林的俄国；而不是列托的俄国。今天的民主派想根本否定「法俄」，而想一模一样地「法英美」，他们应该从缅甸，巴基斯坦最近演出的「民主悲喜剧」抽取一些教训的。
8月9日
《卫报》上见到 Ralph Miliband 写的泰玛拉·独伊彻多夫人的讣闻。她是7日逝世的。十几天前，白克曼在她家里拍摄电视片段，预备在托洛次基被害的五十周年放映的。我们向白克曼问了泰玛拉的近况，据告她身体还好；哪知道突然去世了，上一个月7日，辛克来逝世。我到英国后结识的几位好友，1月之内失去了两位，实在难过。他 们二人都比我年轻，健康情形都比我好，可是先我而去了。翻翻十多年来泰玛拉写给我的信，真挚的感情，清丽的文字，加上深远透彻的思想，让我更加痛感到她的逝去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是她，把我的回忆介绍给牛津出版社的。但愿我的精力能够回复一些，让我把十五年来她与我的来往写一点出来。
连日焦待白克曼的信：怕他来去太匆忙，旅途辛苦，病倒了。
8月10日
得白克曼信，知道他归程中一切平安，大慰。
8月17日
有机会重读爱恩斯坦四十一年前写的文章：〈为什么你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对于他文章末段论计划经济的话感到特别兴趣。他批评资本主义的话是很深刻与正确的，特别是谈到科技进步对劳动大众的消极影响时，更显得这位大科学家的精辟见解。不过，爱恩斯坦的这些见解，在当时，能够说出来的人并不少。不但马克思主义者，便是一般的略为左倾的学者或政治家，都能说出类似的话。而且，他们还都能告诉你私有资本制度必将让位，它必将让位于有计划生产的财产公有制度。爱恩斯坦比这一有些进步的、左倾的五十年代的学者们不同的，在于他不仅赞成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而且他能预先指出那种公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无条件比生产工具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它的是否进步，还得看许多条件来决定。它可能、而且应该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好，但也可能比资本制度还要坏。下面是他的文字：
我相信要消灭这些重大罪恶（指他在文章前段列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西）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以趋向社会目标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经济中，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拥有，而且要以计划方式来利用这些工具。一种有计划的经济，将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经济制度，会把应做的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而且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与孩子的生活。对每个人所施的教育，除了提高他本人原有的能力之外，还要试行培养他具有一种对别人的责任感，要用这种责任感去代替我们目前社会中那种对权力与成功的歌颂。
不过，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光是计划经济，也许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完全受到奴役。要使社会主义成功，必须解决一些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Socio-Political Problems）；鉴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使官僚们不致成为全权与专断？如何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从而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力量来对抗官僚的权力?
同样意思，托洛次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例如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他说过如下的话：
要把私有财产变成为社会所有的财产，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国有阶段，这好像一条毛虫要变成蝴蝶，必须先经过一个蛹的阶段一样。无量数的蛹曾经在成蛹的阶段上死去而未能变成蝴蝶。国有财产要变成「全民财产」只有到了这样程度的时候，即社会特权与社会分化已经消失，因而国家已不再是必要的时候。换句话说：国家财产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其过程是与国有财产不再是国有财产这个过程成比例的。反之亦然。苏维埃国家愈是高踞在人民的头上，它愈是以财产守护人的资格和那被当作财产浪费者资格的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则它愈是明显地注明出这样的国有财产是与社会主义性质相反的。(见《被背叛的革命》，英译本，237页。)
这段话是1936年写的，比爱恩斯坦的话早出十三年。却是何等地相似！从来有些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不少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在内，一提到国有财产，便无条件地赋与它以「进步意义」。他们应该把上引的二段意见体会的。
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不少国有财产的「蛹」未能变成蝴蝶就死去了！
8月29日
晚观电视第四台有关老托遇害五十周年的影片。片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老托生前在墨西哥流亡中的生活片段，这是白克曼当年拍摄的。经过一些剪接，效果很好。它让人看到这位大革命家的温情的一面。这里面没有谈政治，没有谈思想，但我以为它比谈政治与思想的电影更有利于老托这个真实形象的恢复。第二部分是在泰玛拉家的书斋里拍的，主要是谈话，参加者有泰玛拉，泰力·阿里，白克曼，老托之孙伏尔可夫以及伏尔可夫的女儿蒙妮嘉。泰玛拉发言最多，话也说得最好。谁能料到：此会之后不到二十天，这位杰出的女作家竟会死了！
9月3日
写了一篇忆念辛克来的发言稿，寄给文·格尔登，请他在本月下旬举行的辛克来追思会上宣读。
《卫报》上有长篇关于叶尔青的报导，从报导看，此人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俄国的莫索里尼或宾诺显。我最初对他的看法比较合乎事实，戈巴乔夫是半推半就地拥抱资本主义，叶尔青却是大模大样地走向资本主义。无论向左或向右，无论革命或反革命，彻底的与坚决的一派一定会更易得到群众的支持。
9月6日
一月来一直为楼上邻居的噪音所困扰，不得好好休息和睡眠，苦恼之极。跟那位女士谈了一次话，又写过一张字条，请她夜间不要开电唱机，白天如果开的话，请她尽量开低些。她满口答允，连说Sorry，事实上却依然不改。上星期给房东写了信，请求调换一个 房间。房东寄来了请求调屋的申请书；但我还是决不定到底要不要申请。搬家，对于我目前的处境来说，简直是天大难事。年轻的朋友都走了，我自己却是连举手投足都日感困难；怎么能搬动那么多的书籍与杂物呢？看来，只好再忍下去。希望那位女士能在房东的劝告下，稍稍检点些。
我的房东是一种不谋利的、半民办半公助的组织，主持人比较前进，他们首先要为那些比较困难与比较贫苦的人解决居住问题，这本是好事。可是从我九年来的邻居的情况看，确也看得出英国下层社会中一些严重的问题。
与我同时迁入一位在我楼上的是一个单身的中年妇女。迁入的第一天就来了警察，说她偷了同居的人们一个皮包。几个月后，警察又来半夜里叩门。揿错了电铃，把我给弄醒了，问明来由，说是为了我的邻居拐带了她朋友的一个孩子。这个妇人其实有神经病，有 时人很好，和和气气，有时却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无端端打上电门来。此人认不得几个字，不懂得拼音，把我的姓读成KAN。这位「芳邻」如此这般地与我在同一幢房子住了五年，最后因积欠房租，不缴电费，断了水电，搬了。
楼下的房客变化很大。最初是一对老夫妇。装了电话，隔壁的一位黑人邻居常来借打。老人让他利用；可是那个黑邻居却得寸进尺：他把这个号码告诉自己朋友，让他们打进来，要那老人「传呼」。老人最初忍住气，传呼了几次。后来不胜其烦，不转达了。那位流氓竟因此大发脾气，打上门去。老夫妇就此吓跑了。接着来的是一对年轻人，住不到两个月，我根本不曾认清过他们的面貌。二月作邻，只留给我两个深刻印象：1、深夜，大雪，忽然让一阵猛烈的拍门（楼下的门）声和大哭大嚷声所惊醒。那对年轻人中的女的给轰出门外，不让进屋。大约吵嚷了一个钟头，女的在大雪中哭着走了。2、此事发生后不久，也是在深更半夜里，我从梦中醒来，只听得下面不断传来的器物击捶声，木板破裂声，玻璃破烂声。起身查看，只见后面的空地上停着一辆搬运车，有人在往车上搬东西。次日起身下楼，只见门窗已尽被破坏，住客在半夜里溜走了——后来听收租人说，此人根本不曾给过房租。第三个楼下邻居又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寡身，养着一条狗。人很和气，跟附近的一些小孩们弄得很好。一天，孩子们照例去拍门，门不开，一位男孩子爬上窗棂去探望，只见老人扑倒在地上，旁边蹲着那一条狗。孩子们叫喊，地上的人不动，于是报告caretaker 。他破门进去，发见那人已气绝身死。我是那个疯婆子给我 报讯的。最初我不信，因为不多一会前我从后窗里还看见他带着狗散步回来的。此事由caretaker报告了房东，房东设法通知了死者的亲人——住在邻市的兄长。黄昏时，开来了一辆长长的黑色车子，运走了尸体。那条狗让死者的兄长牵走了。
这之后，楼下在很短期间住过一对埃及夫妇。他们与人不来不往。见面微笑打个招呼。每天清晨传来的如唱非唱，如哭非哭的大声祈祷，总会把我吵醒。除此之外，却是毫无令人讨厌之处的。接着埃及人来住的便是我现在的邻居一那位撞车伤脑，清晨三、四点钟便 大开其电唱机的青年。三年多来，不曾看见他干过任何工作。不知他靠什么生活的。
这个人的自私与不近人情，使我恨极，愤极，生平似乎从来不曾这样恨过人，也似乎从来不曾有人使我生这么大的气，可是有了楼上新来的女人，相形之下，竟使那个最讨厌的家伙都不那么讨厌了。
9月9日
新秋天气，「云淡风轻」，阳光温柔而娇艳。下午去公园散步，第一次躺在草地晒太阳。直望天空，侧看地面，顿觉与平时见惯的完全不同。这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不同，所见有异。这对景物如此，对事理说亦然。偏观偏听，实在是妨碍进步的。
9月13日
鄂嫩君将去日本一年，特来辞行。昨天卢苇打来电话，说越之胃出血进了医院。香港的年轻一辈中，此人确是最有希望的，可是身体不好。给他写了封问候的信，同时告诉他，我身后的书籍中，有关内部生活的那些英文小册子统统留给他们。
9月20日
玛丁妮来，照例煮一碗素斋招待。她吃得津津有味。她这次来，也是辞行性质。下星期回法渡假三月，假后继续教书，等这个学年终了，她将辞职不干，回法另找事做。她在英国已呆了九年，厌了，说：到头来还是故乡好。
今天《卫报》上登载了艾力克·赫法的致捷克总统哈佛尔的一封公开信，写得不坏。英国的左派议员中确实要数他最好，最不忘本，最有骨头。
前几天在Sunday Organizer （第459期） 看到一节转载自9月2日《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的文章，极有意思，值得一记。作者名叫Janet Daley，文章题目叫做〈别让托派来挽救社会主义〉。文章中节引的一段如下：
共产主义失败，未能同时伴以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立即消失，主要是由于托洛次基主义的广泛影响。让英国左派中人奉为大英雄的，毕竟是托洛次基。
这几句简单的话，说出了比这位作者自己所能想到的更多的东西。它们也暴露出她对她所深恶痛疾的共产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了解得如何浅薄。
跟所有的反共作家一样，她把史大林主义的失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字中。总是说，不管是马列主义也罢，托洛次基主义也罢，归根结蒂，都只能是史大林主义，因此他们硬是要说，最近在东欧与苏联所发生的不是史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失败。至于托洛次基主义，据这些人的看法，不但就是史大林主义，而且比史大林主义更坏，因为它比史大林主义更左，更激烈，更主张专权，更反对民主。托洛次基之所以反对史大林，依他们之见，完全是个人权力之争。在斗争中托洛次基偶尔发表 一些比较开明或民主的话：那只是一种手段，是策略，不是他真正为之斗争的原则。所以，他们以为，如果当年苏共党内斗争获胜的是托洛次基而不是史大林，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苏联，东欧乃至整个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可能不同，但这个不同只能表现得更坏，更糟——更不人道，更不民主。
托洛次基身后留下来的大量文献，大量著作，足以充分驳斥那种看法，它们充分证明了托洛次基不是在事后，而是在事前或在事件正当发生期间，便提出了与史大林们所主张的根本不同的见解。而这些见解，特别在今天史大林主义彻底失败的光照之下，显得多么地正确。姑且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专政下也得实行多党制……诸如此类的先见、远见，现在是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都见到了。
可见，Janet Daley一类的「民主派」想把托洛次基主义的思想影响从英国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中驱除出去，只是一种妄想罢了。
我确信，今后整个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很大限度内，正有赖于托洛次基主义的存在，正有赖于这个「嫡传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所有的劳动人民中不断地扩大它的影响。
假使不曾有托洛次基主义作为史大林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对立面而存在，今后社会主义的命运会更加艰苦的。
9月21日
最近读了伏尔泰的《戆第德》。昨天又买了一册歌德的《意大利游记》。
得白克曼信，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终于决定不接受老超的回忆录。意中事，但仍然多少感到失望。不接受的理由是「作者无名」，这显然是籍口。其实，西方人的眼中，「有名」的中国人除了孔夫子之外，大概只有毛泽东了。
幸而《双山》的重印计划没有变卦。
9月24日
昨天阿九偕同几个朋友和他新结识的女友来访。这位女友至少是他第五个结合的对象了。
晚得格雷电话，他从中国回来了。又知令方延期来英。晨发致李怀回信，请他帮忙秀如女婿的签证事。
9月25日
昨晚7时开始，楼上的「音乐」一直继续到今晨8时，破纪录的长，整夜不得安眠，头痛之极，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今天政府的「环境部」发表白皮书，其中据说有专门对付Noise Pollution的条文。它能解决我目前的问题吗？昨晚收音机中听到本届爱丁堡艺术节中一位中国年轻作曲家谭盾的作品，名叫Orchestral（管弦乐的）Theatre。它把中国京戏的味道与情调，（特别是像三叉口等的武打戏）用现代新派音乐的手法表达出来，非常成功。我觉得它比「梁祝协奏曲」更成功。我从来无法接受新派音乐，可是谭盾的尝试似乎给新潮音乐开出一条新路——它也抽象，但至少对像我这样多少能欣赏京戏的人来说，却很「具体」——非常形象的。听着、听着，心眼上彷佛看见一出精彩的京剧正在演出。
「梁祝协奏曲」还只是中国戏曲与西洋音乐的混合品，「管弦乐剧场」却已是二者的化合品了。
9月28日
楼适夷给老超的回忆录写了书名，昨天收到，今天寄给鲁道夫。字写得很好。
今天辛克来的朋友们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亚当·斯密馆开追思会：我事先被邀参加，路遥，体乏，无法去，我的悼文将由查理·文格尔顿在会上宣读。
上星期日阿九与阿T来，谈话时曾经涉及如何在朋友中间处理不同意见的问题。这段谈话似乎值得追记一下。阿九在我书架上发见有老彭的选集，大奇！问我为什么要珍藏那个仇敌的书。这问题使我觉得比他更为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能阅读，乃至保存与自己怀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著作。把不同意见的人说成「仇敌」，这是大错特错，是史大林主义、乃至一切专制学派与专制体制的一个重大特征。彭述之和我之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不能、也不曾成为「仇敌」。也许彭早已把我看成仇敌，但我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看法。他生前如此，他死后我还是如此。在我给他写的悼文里，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革命家。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与行为，便是我的仇敌，因之必须无情打击甚至必须彻底消灭！这是史大林主义的最大病症，最大罪恶。一个真正革命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与真正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必须引以为戒，必须坚决反对，必须彻底摆脱这种作风。
不错，在争辩中，特别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有不同意见，双方都须明白提出来，必须不讲情面，为各自的见解力争。在剧烈的争辩中，不可否认，会影响到争辩者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但是在思想上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必须具有「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却完全同意你有权利保持不同意见」的那种态度。列宁在思想上与政治上是最最严格的，他绝不容许有其他因素来影响他对问题的看法和坚持；但是他从来不把不同意见者当作仇敌。例子太多，我只想举出他和托洛次基与布哈林之间的关系，与前者，十多年的争辩不妨碍他于革命到来时与之作亲密的合作。对后者，他不曾因为布哈林曾经要将他逮捕起来而给他歧视。始终视之为「党内最可宝爱的同志」之一。
从彭述之我们又谈到陈独秀与老超，谈到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我说老陈是我最尊敬与最崇拜的一位前辈；老超是我最亲近的一位战友和朋友；但这并不是说，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不同意见。相反，我们有过不少不同意见。为了这些不同意见，我们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文字也争辩过。但是这些争辩绝不曾减少我对他们的敬爱，我相信他们也决不曾把我当作「仇敌」。
当然，这里除了我们在有关革命的基本看法有共同点外，在一般的「做人」态度上亦有共同之处的缘故。
总之，我对阿九他们说，无论谈社会主义革命也罢，或者谈民主斗争也罢，把异己者看成仇敌，必欲杀之而后快，那是最大罪恶。
我不赞成耶稣教的「爱仇敌」；但我完全拥护孔老夫子的「和而不同」。
10月1日
看到Bill Jenner的一篇文章，转载在一本名叫《匹夫有责》的英文刊物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黑暗面〉。这是一篇很糟糕的文章。一位文字好，知识富丰的学者，未必有高明的判断力，于此文得一证。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种愤激说法拿来刺激一下自己和别人是好的；但若有谁以之作为「理论根据」，从而得出结论，那就太糟了。持此论调的中国人终于会变成汉奸、洋奴；持此论调的洋人则只能为帝国主义者提供理论根据。
10月3日
中秋，白天阴雨，夜间皓月当空。从窗子里看了一会儿月亮，忽然记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来。这首词还是六十多年前在苏州监狱里读的，触景生情，居然还记得起几句。
可惜楼上的「音乐会」吵了一夜，使我不得安睡。牙痛、头痛，苦极。
今天是东西德国统一的日子。
10月18日
从14日开始，不断有客人来。星期日招待了一位丹麦友人。星期一欧焰绿与耀佳二人来访。晚8时离去。半夜后梦中为拍门声惊醒，原以为是楼上交际花的朋友给我捣乱，起来开门，谁知是香港四五行动的梅君偕其女友从巴黎来访。次晨与访客讨论许多问题，疲倦得要命。星期三客人离此赴伦敦。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客人不来则已，一来便接二连三。住澳门时如此，来英国后还是这样。
星期二晚得令方电话，她已回来了。下星期可以和她见面。今天给房东又写了一信，为了「芳邻」的吵闹。
10月20日
春将我的「美国版小序」送给香港的一家杂志，登出来了。听梅说，这是一份亲台湾的杂志。
前天得秀如女婿信，知道他已找到朋友担保。
连日雨，今日大雾，寒冷。下午到公园散步。落叶满地。一派深秋景象了。
10月24日
中午令方来。一年不见，还是那个老样子。她带来许多可口食物，物不轻，人情更重。
10月25日
兴致很好，与令方同游Otley。本想看看深秋红叶，谁知连日风雨，落叶全已着地，失望。中午饭于Curlew Cafe，颇可口。饭后在小市场一带漫步，到Chippendale铜像前摄影，再缓步到河边。下午3时才回家。走得太多了，倦极。
10月25日
头晕、腿痛，终日睡。今晚本应赴Dora之约，到她家去吃饭。结果只好不去。Islay来，十二年不见，她依然健美。
10月28日
昨晚令方去迪莉亚家里。今晨起来，觉头晕更甚，腿亦疼痛。致电班，不去珍宝聚餐。
11月1日
令方回来，将于明日返伦敦。晚9时许，虎头突然从巴黎来。
11月3日
晨令方离去，虎头将在此住一些日子。故人的孩子，八、九年不见，各方面好像成长得多了。
11月6日
得超函及其所拟的《论陈独秀》一书目录。书中未论及独秀的晚年思想，这是一大缺憾。我们得保卫这个真正杰出的大革命家，但也不应探取为亲者讳的态度。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当然离开了列托们的立场，那是无法为他辩护的。说独秀关于民主的说法全是一些「愤激之言」，是「过头话」，不是他的真正意见，这不但不足于服人，甚至独秀「泉下有知」也会出来否认的。
11月18日
有客在家，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好多天没有写札记。本月7号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五周年纪念日，发生在莫斯科的种种，引起了我无限感慨。本来有许多话想说，只因生活打乱了，头晕脑胀，什么都不能做。我曾经把戈巴乔夫比作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把他的改革比作当年那位沙皇的解放农奴。从最近苏联的情形看，这个比拟好像是可以成立的。如果红场上那天发射的子弹打中了戈巴乔夫，那末这个历史模拟竟连细节都相同了。
戈巴乔夫的改革竟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促成了俄罗斯与各小民族狭隘民族主义的勃兴，甚至引出了复活俄罗斯帝制的一切「牛鬼蛇神」，这非但出乎戈巴乔夫们的意料之外，而且是为任何史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者们所无法见到的。
近几日读了方××的书。感想甚多，可惜没有力气把它们记下来。总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与其他许多政客型的民主派有所不同。人家把他称作「中国的沙哈洛夫」，是有道理的。和沙哈洛夫一样，他从「共产主义」一下子跳到了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所有经历了和他一样的生活与思想过程的人一样，主要的毛病是把史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在他们以及他们同类人看来，除了「真正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即史、毛主义及其政制）外，不可能有另一方式的社会主义。
不过方××似乎比沙哈洛夫，特别比绍兴尼春好一些，他推重瑞典、意大利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所含有的社会主义成分。
方××不懂得的是：这些比「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靠某些高明的知识分子设计出来，更不是资本主义自我成长的结果，而是那些国家中在第二次大战后内部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随着各该国经济与政治的演变，特别是受着近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所经历的危机影响，正受到来自资本阶级的攻击。它们不仅有减小的危险，而且有被取消的可能。最清楚的例子是英国：Thatcherism (撒撤尔主义）出现与当令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容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他们要回复亚当·斯密所阐明与赞扬的绝对自由的（即资产者有据抢劫的绝对自由，劳动者有忍饥受冻的绝对自由）的「纯料」资本主义。
方××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他所欢欣赞叹的瑞典、意大利与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才能了解它们的产生、现状及其可能前途的。
毋需说，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看法与论点是过了时的。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其实亦在比马克思主义更早的一些学说中）那个认为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却不曾过时的。
所谓阶级调和，其实只是阶级斗争的方式之一罢了。
方××和所有民主运动的领袖们一样，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特别指责史、毛制度下知识分子遭到歧视、轻视乃至虐待的情形。他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他的不对的地方是认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彷佛他们生活于阶级社会之外，超于阶级，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其实知识分子只能为某一阶级服务，这是无法否定的真理。
过去史、毛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美化、神化。当然是错的。马克思与列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作用，着重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起、乃至必须起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曾把工人阶级美化，更不曾把个别的工人美化与神秘化，彷佛一经当了工人，便与众不同。彷佛工人阶级不是由普通的劳动者组成，而是由一些特选的、与众不同的人组成的。他们更不曾、不会把工人阶级因其被剥削与被压迫地位而形成的知识上的相对落后，说成为一种美德，因而将工人和工人阶级有时表现出来的落后行为，也说成是先进的范例。
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先进地位与革命作用，不是从肯定他们的现状这方面发生出来，相反，而是从必须否定其现状（必须挣脱他们身上的锁链）这一个必要上发生出来的。因此，当工人阶级——由其所支持的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获得胜利后，一个对工人阶级说来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育自己，要加速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要把工人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绝对不是要把知识分子降低到一般工人的知识水平。
史、毛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完全是过去一些最反动暴君们的愚民政策。它与马克思、列宁、托洛次基等所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学说并无丝毫共同之点。
11月21日
令方今日离英，明年她再来时可能我已不在人间。
11月22日
晨10时，得格雷来电，告我M·Thatcher（即玛·撒撤尔）终于辞职，大消息。
11月23日
报纸上满是对辞职的T夫人的评述。真个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是我以为T夫人最突出的一点，却没有人提到，那个特点是：她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但是在一个意义上，她却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和马克思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冲突的诸阶级所构成；而政治则主要是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在这一点上，她确实比所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政治家们要高出几头。
真能打中Thatcherism要害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不用说，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漫画化了的、荒唐地歪曲了的史、毛主义，那只能助长Thatcherism。东欧、苏联及至中国的「改革」情况，便是最好证据。
12月4日
收到德文《托洛次基论中国》上下册，非常高兴。1979年秋天，已故的比艾·法朗克介绍我给德国朋友，让我给他们准备翻译和出版托洛次基生前所写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写一篇序。我以三、四个月的时间写成一篇长序、80年寄去德国，离开此书的出版已足足十个年头了。
12月8日
初雪。连日翻阅方××的自选集。读了将接近半个多月，还唯读了十分之七、八。我读书从来慢，上了年纪，更加慢得要命。不过就我所读的方××的作品（其中大多数是演说）来说，我觉得上月18日我对方氏思想所作的初步批评，并不需要修改。他基本上走的路子与当年胡适所走的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位生活在共产党未曾胜利之前，另一位生活在中共取得政权并充分暴露其史大林主义罪恶之后。二人都主张全盘西化，二人都认为西方诸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进入中国，主要起的是开明与进步的作用，并无剥削与压迫的性质。二人都否认有什么帝国主义。
不用说，这是错的。胡适与方××们的看法如果彻底发挥起来，应该说本世纪内一切落后民族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但没有进步性质，而且是反动的。对中国言，不但中共的反帝斗争是反动的，而且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都违反着压迫历史的进步。倒是一切买办、洋奴与汉奸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利益了！不必说，胡适没有走得这样远，方××也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但若他们只看见资本先进国家对殖民地落后国家所起的进步作用，完全看不见在这方面的反动与压迫的作用，那末至少在思想上必然要达到那个结论的。
列宁不曾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与落后国家所曾起与所能起的进步作用；但他更着重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作用。
不管近几年来因史、毛主义的荒唐歪曲与罪恶应用而使列宁的殖民地反帝政策蒙受了污损，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看，它的正确性是无疑的。它在过去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将来亦必继续起这样的作用。
由于「命运的安排」，方××今后多半要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生活一个长长时期。长期的生活经验可能改变他过去短期出国所获的对于西方的一味赞美的看法。方××在他的本业中追随爱恩斯坦，或许，在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上面，也能略同于他心仪的大师吗？希望他能够如此。
12月14日
近来发觉自己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反过去，容易发怒，一发怒，全身颤抖，心跳加剧，头晕欲倒，这怕是我生命将告完结的征兆。为了邻居的胡闹，我发过多次脾气，结果总是食欲全失，终夜不眠。需要好多天才能把精神恢复过来。昨天晨间10时，虎头出外，说是到附近走走，直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她返来。到了6点 钟，我们平时吃晚饭时候，仍不见她的影子。7点，8点，毫无消息，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深怕她遭到了什么意外。八时半，才接到她从诺丁汉打来电话，说和新认识的朋友到那边游玩，行将回来，要我等门。我平时9时上状，昨晚等到11时。她回来后我立即返房就寝，却因心绪恶劣，无法睡得着。今晨不能起状，她进房来向我道歉，我脾气发作，将她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结果弄得非常不快。
12月21日
昨天苏联外交部长希凡那次突然在人代大会的会议上宣布辞职，这消息轰动世界。他说：「独裁制正在进迫」。这句话透露了不少消息。十月革命后的过程曾经重复了法国革命后的过程，它让我们看到了「特米多」……是否也要重演拿破仑的称帝，乃至皇朝的复辟呢？有一件事似乎可以预先肯定：戈巴乔夫这个走中间路线的改良派，多半只能起过渡作用。他迟早要让位给左边或右边来的激进派的。或者成为任何一派的俘虏，充当这派或那派的傀儡。
12月22日
收到慧雅的圣诞礼。照片与美好的函书。同日见到哥大出版社寄来的《回忆》校样。
12月26日
惯于大放厥词的未来英王，22日晚在法国电台的访问节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节译如下：
谈到柏林围墙拆毁的周年纪念时，亲王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一桩最了不起的事。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将来会记得他们是后生见到的。不过他不以为这件事代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倒塌，也不表示共产主义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胜利。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他说，「事情本质还要深刻得多。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地设想出一种方式来，将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加以发展，使这二种制度之间能够得到平衡。
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但它也许需要更合乎人道的面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其中的大资本会对各个地方性的社团，对外国的社团以及对各个发展中国家，表示更大的兴趣。」（见24日 《卫报》。）
查尔士的这段言论，自然不会比他对建筑学的批评高明多少，但是比之于Thatcher之流的狂妄的反共壮士，比之于对马克思主义「幻灭」的过去的史大林主义者们，却确实深刻得多。
「别笑得太早。别笑得太快！」一些比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早就向他们近视的同道们提出警告了。可是他们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汇合（Convergence）」，真能消除未来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吗？不能。
翻阅白克曼寄赠的托洛次基画传，由独依奇夫人写序的。很好。
12月30日
校阅完哥大出版社寄来的《回忆》校样。
12月31日
回顾行将过去的一年内的事故，在我个人方面，死掉了二位好友：路易·辛克来与泰玛拉·独依奇夫人。又死掉了比较了解我的侄女志勤。写作确实已经停止，一年内可以说只写了一篇哥大新版《回忆》的短序。此外，比较有点意义的，就是帮忙格雷译完超的《回忆录》。这方面的一无成绩，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早已深深体察到自己的 力竭「才尽」，原已经决定「搁笔」了。毛姆的《七十自寿》多少给了我一点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我的自知之明。
大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我以为是：波斯湾战争危机与英国撒撤尔夫人的下台。撒撤尔夫人自以为她双手促成了苏联的变化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个说法当然是狂妄与荒唐的；但苏联与东欧大量的所谓「激进派」与「改革派」却确实相信撒撤尔主义是使他们从史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的最佳办法。现在，撒撤尔主义在它诞生的国家内宣布完蛋——不管这完蛋的真相如何——总该让那些天真地相信撒撤尔式资本主义万岁的人们动动脑筋，甚至有所醒悟了吧。
撒撤尔夫人说过一句颇为传诵的话：民主国家不要战争，也不会发动战争。这个说法，竟使自命进步的《卫报》评论员都相信了。可是发生在本世纪内的多次大小战争历史给我们证明：发动与进行这些战争的大多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以布殊总统为首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府，在短短几年内，不是已经发动并进行了对格兰那达的战争，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对巴拿马的战争，以及目前正行将爆发的海湾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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