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94—1998年



1994年


2月10日


  今天是农历甲戌年元旦。1994年已过了一个月零十天,可是我的札记不曾记下一个字。上面一则是去年12月14日写的(没有写完就停笔了),离开现在已快两个月。这中间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不能算病,能吃能睡,也能作短短的散步。可就是无法动脑筋:一用脑就头痛头晕,昏昏欲倒。结果是终日呆坐,有时看点最无聊的电视。如此 下去,真的成了活尸。生活太无意义了。今年的最大希望:让它成为我在世的最后一年。

2月14日


  迁居一周年。奇寒。读唐宝林编的陈独秀年谱,为的改正班编的陈氏生平大事表。头痛,无法工作。

4月28日


  好久未得子春来信,甚念。今天终于收到了他的一个短简。原来他不舒服,又因玮春于本月23日逝世了。玮春是子春的胞弟,对政治无大兴趣,但为人方面,却与子春不相上下,有正义感,对朋友肯援手。在我心中,他一直是和汪孟邹先生并列的。

5月1日


  翻阅前些时子春剪寄来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黄昌勇作,见1994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诗)。文章写得不坏,态度极公正。其中引用我写的《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实。此文对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对毛泽东、史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处。只是作者摘引王实味夫人刘莹于1985年7月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的「申诉材料」,其中提及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的来往情况,却使我感到很大失望与痛苦。在「申诉」中,刘莹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次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次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

  这样的「申诉」,目的显然为要说明王实味和两个托派朋友有过的一点点关系,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觉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学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动地与那二人割断一切关系。

  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

  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次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次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刘莹所说的一些「事实」,完全与事实不符。这也许除了上面所说的「苦衷」之外,还因年份隔得太久,记忆失真吧。本想给《新文学史料》的编者写一封信,纠正那些不确之点。转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会登;如果登出来,徒然让这位受够了痛苦的老妇人心中再添若干隐痛。

  「身后是非谁管得」,随它去吧!

5月8日


  最近南非的巨变是值得注意的。可惜我对南非的种种知道得太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统地,从列宁主义的眼光看问题。把南非的ANC比之以中国的国民党,比之以印度的国大党,大概不致于大错吧。三者都是代表殖民地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同中之异是:前二者中的急进一翼主要是举起了反民族压迫的旗子。而后者则把那反民族压迫的斗争表现为反种族压迫的斗争了。

6月7日


  收到香港所印的4本《回忆录》,成绩比我预料的较好。

1995年


3月8日


  得梁耀忠从香港打来电话,知子春已于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会再写札记了。


  (一则王凡西1995年的剪报。)


1997年


8月28日


  不写札记已有两年半,最近却又有了写的冲动,那是由重温列宁和老托的著作引发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关系。特别关于革命者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这二位大师所作的分析与论断,真是精辟、深刻,每读一次,总有新的领会。今天翻阅老托的《战争与第四国际》(写于1934年6月),对我多年来所思考的问题大有启 发作用——特别是其中关于「『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那一节。 这个文件当年可曾翻译成中文出版,记不清了。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当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时,那末其中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得坚决拒绝为资产阶级的军事胜利而牺牲他们的历史利益。这些历史利益,最后分析起来,是和民族和人类的利益相符的。列宁提出的公式:「失败是较小的祸害」,意思并非说本国的失败比敌国的失败是较小祸害;而是说:由于革命运动高涨而促成的本国在军事上失败,比那由于实行「国内和平」而获致的军事胜利,对于无产阶级与全体人民说来,都是极度地更为有利。卡尔·李卜克内西曾经给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政策定下一个不能更好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会补救好因战败而产生的种种祸患,而且能创造出使未来战争与失败不再发生的最后保证。对于战争所探取的此一辩证态度,是革命教育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又是反战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59.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普遍的战略任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应该从属于这个任务。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及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后果(巴黎公社,俄罗斯的2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德国与奥匈二国的革命以及许多交战国家内发生的起义),都无可否认地证明了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近代战争,同时带来了每一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又证明了一个革命党的任务在于准备在阶级战争中使无阶级获得胜利。

  60.1914年到1918年的经验,同时又表明出和平口号与「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绝无冲突。相反,这个口号能发生巨大的革命力量,特别在战争延长的情况中。和平口号之所以会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即带有欺骗的、愚弄人的、使人萎糜的性质,只有在民主派的与其他政客们玩弄这个口号的时候;只有当牧师们为谋求最快地停止大屠杀而作祈祷的时候;只有当那些「人道的爱好者们」——其中也有社会爱国家——涕泪交流地祈求各个政府「以公道为基础」而尽快达成和平的时候,才是如此的。可是当和平口号从工人阶级地区叫喊出来,从战壕中叫出来,当它与交战军队的兵士联欢这个呼声联在一起,又和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这个呼声联在一起时,和平口号便与和平主义无任何共同之点了。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如果规模愈广,它采取的方式愈勇敢,它便成为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1998年


  上面这段译文是去年8月间搞的。原本想从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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