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93年
1月1日
元旦照例写几句感想；可我似乎已经感觉麻木，好像已达到「忘言」的地步。
几天来的天气一直不好，今晨却阳光灿烂，可能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再像过去一年那样的「可怕」（英女王的话）了吧。
1月3日
前天起，开始校阅班兄翻译并注释的《独秀最后的书信与论文》。昨晚得怀耀电，说Y君已来英，将于下星期三来看我。
1月8日
陈清华于4日来辞行；今日离此返伦敦，将于19日飞回香港去。此人于政治方面所知不多，但品性不差。肯读书，对于我们将来的事业也许有多少帮助。
6日Y君来，依然老样子。他表示对陈独秀有兴趣，大概将奉陈作他本人的榜样，为时下的民主派张目吧。座谈了三个钟头，「言不及义」。临行前要了超的回忆与我的译文小册去。
最近二日又为楼上楼下的音乐所扰，日夜不安。他们二人从事「音响战」，我夹在中间，作为此战的受害者。二人都不可理喻，无力与他们争斗，烦极，想请求房东调屋。
1月15日
房东派人来谈话，结果很好，答允为我设法迁居。不过真的搬家，问题不少。自己没有力气，事事得靠人帮忙。
春寄来戴×等在美国召开的「王实味研讨会」的报导。文中所记的一些教授与学者们发表的议论，莫名其妙。国外研究王实味最早与最切实的学者应推班国瑞；但他未在邀请者之列。捧王实味而排拒托派。这些所谓民主派的学者们根本就失去了斥责史、毛派杀害王实味的道义上的资格。
1月20日
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就职。在过去二周中，行将退位的美国布殊总统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轰炸。理由是伊拉克没有遵守联合国的诸项决议。布殊此项行动的动机为何，评论家诸多猜测。有归因于布殊的个人心术的，有解释为萨达·胡赛因乘机捣乱的结果的……我觉得，这件事告诉世人以一项最重要的惨痛真理的，是：今后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这个以最新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行将在自由、民主、人道以及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利用联合国名义，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镇压一切对所谓「世界新秩序」的反抗运动）不管这运动是革命的，改良的，甚至是「反动」的。
克林顿必然要继续这条路线。
1月23日
今天是癸酉年元旦，得沪宅家书，见丰丰学习的成绩很好，非常高兴。穷苦困顿人家的孩子总比较肯努力。外祖母与他母亲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读前天《卫报》上的一篇香港通信。谈到李光耀的议论，很感兴趣。
这个二次大战后东南亚最狡猾因而最成功的政客，对于如何实行民主的看法，似乎比时下一些无论偏左或偏右的所谓民主人士，都更加「高明」。目前实行在欧美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民主制度，决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不是按照某一思想家定下的民主方案而实施的。相反，它是欧洲十六、七世纪以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劳动民众，经过许多次斗争、革命而逐渐实行出来的。它们是各国具体的社会结构演进的产物，是各国具体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
2月1日
上面这段话突然让房东允许我换屋的事情所打断了。心一乱，什么都写不出来，只好等搬家的事情解决后再续下去。81年4月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没想到会一住十二年，更没想到住了这么久之后还得搬迁。我一向怕动，如今年老力竭，什么事都得靠人，更加害怕变动。谁知那些吵闹的邻居竟迫得我非搬不可！
令方偕其男友傅大为来访。欢喜之极，我又犯了老毛病，只管抢话讲，结果大概使客人讨厌，我自己倦极。积习难返，真是无法可想。傅君给我的印象较预料的好得多，为令方庆幸。
2月13日
连日准备搬家，精疲力竭。全靠道拉帮助，大致已无问题。前晚怀耀来电，云本星期日（即明日）午后将来此协助，有他在场，大概可以顺利完成了。昨夜睡得不好，今晨头晕腰痛。
2月14日
得道拉、倪小姐、佛兰克兰之助，复得怀耀偕其内弟阿刚由伦敦前来协助，一切顺利进行。下午1时开始，约历2小时，全部书籍与家具已移入新居。6时就寝，头痛且晕，却无法入眠，夜10时许双腿抽筋，痛极。午夜后昏昏睡去。
2月21日
迁入新居已满一周，我还是疲倦之至。今晨勉强写了二信。头痛得无法支撑。天寒，开了暖气仍觉难耐。对新居已逐渐习惯。
2月23日
知人难，知人而能有所警惕更难。我常觉自己有知人之明，但往往因感情作祟，未能始终一秉此一明察而与人交往。
读《实庵自传》，最欣赏老陈的那一点自剖：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
我性情不暴躁，但对奸恶却同样缺乏严肃态度。性情温和而不能疾恶如仇，其结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3月1日
是十八年前的今天来到英伦的。闭眼一想，情景宛然。
翻阅前天的报纸，发现《卫报》上转载戈巴乔夫发表在意大利La Stampa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将于下周来到的史大林逝世四十周年。文章并无深意，只是有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
1987年在我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而作的演说中，我说：「史大林知道这些（镇压），他不但知道，他还直接参与这些镇压的。他的罪孽无可争辩，也无可饶恕。」但是我又说史大林保卫了列宁主义。今天我的看法相反，我相信：史大林是背叛了列宁主义。（见1993年2月27日《卫报》。）
戈巴乔夫在文章中说，「一个人的成熟是逐渐完成的」。再过一些时候，戈巴乔夫的思想是否会成熟到这个程度：宣布在史托二人的斗争中，是托洛次基保卫了与继承着列宁主义呢？绝不可能！
3月14日
俄罗斯的危机又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中爆发。史大林主义的统治崩溃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一直在扩大和加深，看不见有任何转机征兆。中俄二国近况在相比之下，人们会得什么教训呢？
老牌的史大林主义者多半会告诉我们：要统治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的国家，那里一般地没有民主传统，那里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要想使政局安定，经济发展，除了用极权、专断的统治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戈巴乔夫也许在后悔当初不曾顺从那些8月政变的军政领袖们的计划，出来捉回那些被他从瓶子里放出来的「民主」精灵们，实行一次苏联式的、流血或不流血的×××××吧。
叶尔春和国会里的各派头头们，事实上已各自在准备建立自己的独裁制，藉以实施各自的「民主改革」了。
过去是用个人独裁来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要用个人独裁来建立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嘲谑，是人类——特别是那些落后国家的人们今天所遇到的似乎无可避免的悲惨命运。……
3月22日
上面这段话，因为头痛，没有写下去。一搁数天。今天读早报，知道叶尔春和国会之问的争权已有了新发展。叶尔春决心要做拿破仑第二。我很早在他的身上看出莫索里尼的影子。今后在各美、英、法等几个「民主」国家的帮助下，他是否能做成Ⅱ Due呢？等着瞧吧。
3月23日
来了个不速之客，什么工作都给打断了。
4月15日
那位客人终于昨天走了。待客期间，什么事都不能做。连报纸都无法读。和这位客人是第一次接触，过去彼此知道，思想上似乎也接近。去年秋天曾来小住二天，给我的印象不坏。可是这回住久了，发见我与此人之间不但有无法逾越的「代沟」，而且属于大不相同的性格。在不小程度内，他是青年中多少带有反抗性的一群的代表。他们完全不曾受到中国旧道德的薰陶，却也没有西方伦理规范的束缚。他们不曾继承二者的优良传统，却充分沾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不良习气，同时保留着中国一些落后的成见和习惯。
不过我还是对他存有希望的。他资质好，爱读书。也许将来还能给我们的共同事业作些少贡献。
写完行将出版的《双山》新版的序。这是用子春名义，以他的立场来写的。寄港盼他能接受。
4月20日
将子春为新版中文《双山》写的「序言」改写了一下。前三天寄出，希望他看了能够同意。
连日又续译《双山》书评。
心情逐渐恢复平静；可是得德友信，他将于本月28日来访！做人实在辛苦。送往迎来，毫无意思。
4月24日
得子春短简，知他于本月17日中风入院，不能言语。看来，我们这一辈人是真的走到尽头了。十年来，我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来到，仍不免有甚大感触。子春与我的交谊，太长太深，「万言」难尽；最近代他草拟的序言，多少是表达了一些的，只不知他病后是否能读，读了又作何感想。
代拟的序言附在这里。
4月26日
据报导，俄国的「全民投票」结果；叶尔春获胜。莫索里尼的道路又走近了一步。
4月28日
鲁道夫·赛加尔偕夫人来。这是他第四次来里兹。第一次来谈德文《老托论中国》一书的长篇导言。这篇导言是由比艾尔·佛朗克推荐、让我来写的。第二次来是为了想译我的回亿。第三次来谈超麟回忆录的德文翻译。这次来，主要是同夫人来渡假，乘便又谈了独秀最后书信及论文的译事。鲁道夫是我来欧后相识的最可亲近的同志之一。格雷之外，他是我最密切的文字合作者。我们是属于同一辈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彼此身上都可以发现很多共同点。这种「前辈风范」; 不知能在我们的后辈同志们中保持一此否！
5月1日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莫斯科记者Davis Shipler写了一篇论俄国前途的文章。他预言了四个可能前途：1、变成「独裁性的国家」；2、俄罗斯联邦解体，发生战争；3、民主与市场经济；4、得过且过，一团糟，全无出路。此外，他认为别无前途。他完全排斥共产党复辟的可能。
这位记者和其他所有的俄国专家们一样，把史大林主义制度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其实，依我之见，在某种独裁制之下全盘恢复资本主义（即该文所说的第一与第三这两个前途的合并），自是今后俄罗斯最大的可能出现的前途。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史大林主义制度在某一形式中复活；更不能排斥在长期痛苦的「改革」过程中，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经危机的加深，俄国劳动大众有重新发生追求真正的、亦即民主的，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的愿望，从而造成俄罗斯的第二次十月革命。
这个前途显然不可能很快实现：但绝对不应该完全排除于诸般前途之外。俄罗斯的真正出路，恰恰只有这个前途。
从俄罗斯前途的推测来看今天的中国，来看她现正处于怎样的状态中，推测它最可能的实现是什么前途，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5月18日
这几天读了第四国际为准备明年召开第十四次大会而起草的一个文件：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相当失望。教派态度当然要不得，但是完全放弃自己传统，企图在一些非常起码的政治要求上统一起来——至少把自命为托派的所有派别统一起来，非但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不一定是好事。这是我初读文件的一个印象，希望不久能再仔细读一遍，也许它没有我初读时所得印象的那么坏。如有力气，希望能把再读时所得的意见写下来，跟朋友们讨论。
5月28日
友人借给我一本曼台尔的新著，《权力与金钱》。才读了那篇导言，觉得很好。准备慢慢把全书读完。我从来读书慢：人家一目十行，我却是十目一行，尤其近年来，脑子不能集中，记忆力大大衰退。读过的书留不住一点印象。这次预备随读随记，希望多少能从这本书里得到点新的知识。
曼台尔自是一位会写文章的人；但我每次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不够畅达，不够通俗，有时嫌他太爱「掉书袋」。和列、托相比，在这方面曼台尔确实差得多。列、托的文章，很少从别人的文章出发，而总是从直接分析或批判事物出发。因之他们的文章有力，易懂，其中可以说句句有用，无一废话。曼台尔似乎带上太多的学究气与书生气。
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毛泽东都比他高明得多。
5月29日
得玛丁娜寄来咭片，上面有曼台尔的问候：「最佳祝愿：祝您长寿，长寿！」感情可感；但是长寿而不能工作，长又有何用，徒然苦了自己，累了别人。
6月8日
多半是身体愈来愈差之故，这札记简直是无法继续了。书报还是多少读一点，看了也还是有点感想；但总是无力把它们写下来。原本打算把第四国际的讨论大纲仔仔细细重读一遍，只因呼吸困难，无力写。看来，此事只好算了。
白克曼寄来了一本大书：《国际托洛次基主义》。全书共1,123页，著者Robert J Alexander，美国Rutgers大学的退休教授。内容是记叙1929年至1985年全世界各国托派活动的历史。以一人之力，写了这么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大书，确不容易。
翻阅了一下中国部分，这却使我非常失望。他完全依靠一个名叫米勒的彭述之的美国朋友所提供的材料，将中国托派历史简单写成为彭氏夫妇俩的「丰功伟绩」。陈碧兰那篇一派胡说的文章：〈回顾与彭述之相处的二十年〉，成了他写中国托派运动史的主要根据。「吾不欲观之矣！」
班要我写一篇文章来批评，我不能，也不愿。把十分有限的力气去批评如此糟糕的作品，不值得。陈碧兰的狗屁文章，我早已批驳过了。
6月10日
赴医院检查眼疾，结果很好：白内障并不严重，今后只要一年检查一次就行了。
最近二星期来为干草热所苦。鼻子大成问题：一会儿清水直流，一会儿此路不通，尤其在夜里，鼻腔根本无法呼吸。以口代鼻，辛苦之极。我怀疑这不是什么干草热，而是鼻腔害了比较严重的毛病。明天想去看医生。只是一来一往，实在吃力，有时觉得得不偿失。
晚听收音机，听到一位著名谐星在谈笑中死去。羡慕得很。
7月1日
干草热一直害苦了我，夜不能眠，白天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不看报，不回信，更不能读书，迷迷糊糊地过日子，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7月9日
今天身体似乎好一点，两条腿能比较轻松地走几步路。脑子却仍旧一片混沌。前几天得老超写的一篇近作：〈记谢澹如〉，甚好。他真是「人瑞」。简单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歌德说，一般人都只有一个青春期，而少数人却有第二个青春期，你该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又说：「读着你的文章，决不相信作者的年龄是九十有三，应该是三十有九。」其实，老超20、30岁时，写的文章远不及他八九十岁时写的。理由：《向导》和《布尔雪维克》上的文字是奉命而作；而近年来写的却打从自己心中出来。文字，特别是文学性的文字，实在不能遵循任何路线的，不管这条路线是进步或者反动。
7月11日
翻阅旧书报，翻出了1958年8月间记的一些札记，其中有几则还有点意思，转录于此：
一
午后读惠德曼诗，发见有一节颇好，意译如下：
胜利是伟大的吗？
是的——但我如今却以为，
到了无可奈何时候；失败是伟大的，
死与悲苦是伟大的。
（《草叶集》，310页）
世间事，确有「伟大的失败」，正好如有「渺小的胜利」一样。拿长久的历史尺度来衡量，许多真正的杰出人物，都可说是短暂的失败者，是长远的胜利者。
二
白鸽巢花园里有葡国诗人贾梅士的衣冠塚，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
希望这些尘土里含有我们伟大诗人的微粒。
从来有不少艺术家和诗人都是不知葬身之地的。最著名的有如莫箚德和白莱克。
可为什么一定要有葬身之地呢？
三
意大利著名的歌剧作者凡尔第写过这样的话：
l am extremely frank, decided, sometimes irascible, even savage if you like, but never touchy as precious. I have been working constantly now for years and I have never sought publicity, nor begged a friend, never courted rich people to achieve success. Never, absolutely never! I do my operas as well as I can, for the rest, I let things take their course without ever trying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If the artist has strength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urrent of opinion and keep straight ahead on his own way, he will be safe... he will not fail if he is armed with heavy, shield of indifference and conviction.
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我行我素的勇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更不必谈伟大的创作了。
四
有一张自1949年至1953年我写电影剧本所得的稿费账单，可惜残缺了。但多少记载了我在那几年中的生活来源。
1949 年
沈家庄得稿酬2,000元（法币）
火炼3,000元，末路英雄未得稿酬
1950 年
三人行1,500元（以下均为港币）
1951年
朱老师3,500元
1952年
同林鸟3,100元
1953年
补收末路英雄稿费600元。
自从1949年因数春进入文华电影公司关系，我开始试写电影剧本来维持生活。从上海到香港，最后到澳门，这期间，我一共写了十多个剧本。最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关系，除了一个《南北和》之外，没有一个拍成电影。其中最可惜的是《母女俩》这个剧本。一切拍摄的准备都弄齐了，却因为导演费穆死去而停拍。
现在这些剧本都已不知去向。精力全部浪费。
7月14日
子春寄来了一张我自来著或译的书籍单子，预备作为附录，放在新版回忆录后面。这个书目当然不完全。我凭记忆，给他拟的书目补充了一些，一共竟有大小不一的三十多种。我反对把这样的书单用作回忆的附录。理由很简单：一、这些书大多是译作，译的目的又主要为的是钱（因此我时常署名「惠泉」）；二、我从心底里反对无聊的自我吹嘘。
本年4月份取消人头税，改行「市政局税」。四个月来，我收到了3份缴税的通知，第一份要我每月缴35镑；第二份，31镑；第三份，前天收到，要缴57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的话，新税比旧税高出10倍！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反对人头税，为了它太不近情理。代之以「市政局税」，为了平息民愤，据说它比旧税合理得多；可是从我的情形来看，它却坏了10倍。我曾一再去信抗议，请求审核，却均无结果。今天班兄给我去电查问，据说因为电脑坏了：此事摆了乌龙。按新税规定，原来我根本不需要缴一文钱的市政税。
新技术给人类带来大量好处，但它也给带来了不可想像的害处。
8月4日
二十多天没有写笔记。精力真的是愈来愈衰竭了。小毛小病是经常有的，只是过去遇到头晕腰痛时，多少还能写几个字，这回腰痛，并不比往常更严重；但是什么都不能做……
终于收到耀忠寄来的回忆打字稿。略略看了一下，错得很多。这样的校样无法请人帮忙，只好自己来。
9月3日
耗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校改了回忆的全部稿件。今天寄出最后一份「书目」。过去一月内竟无力写一个字札记。一月来每天早晨勉强集中脑子，校改若干页，人使昏昏欲倒。有时觉得天旋地转，立即躺下，准备更坏的现象出现。还算好，每次发生这种情形，只要闭眼睡几分钟，昏眩就过去了。看来，我还得活几年。
今晨得超信，他祝我能活到他的岁数，也就是说，我还得捱六年。可是我实在已感到万分疲劳。希望能早些休息。
9月7日
汤姆生（E. P. Thompson）死了，报纸上的反应远远不及一个普通电视演员之死所引起的。英国是出人才的国家；但这里的上层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却不会比中国好许多。特别是对于那些左派的人才。
很遗憾，汤姆生的大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我拿起放下地读了好几年，却始终不曾读完。这是我一生所犯的最坏毛病：不能把喜爱的作品一口气从头至尾地读完。他的死又让我记起这本书来，想认真地再读一遍。可是精力愈来愈差，这个心愿多半只是我无数同样的无法实行的心愿之一吧了。
汤姆生是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家；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革命家。除了那部研究和叙述英国工人为何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巨著之外，他主要还写了英国的二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维廉·摩利斯和维廉·勃来克。他写这二位诗人的传记，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主要目的是要证实他的一个想法：英国工人阶级之阶级意识，特别是其中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流派，是从两个传统来的，一个是经济的与政治的；另一个是文史与宗教的。汤姆生本人之同情工人阶级，拥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乃至反对核武危害，首先也是由于后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行着一种想法：自从马克思写了资本论，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感情出发的、反对资本与其他压迫的社会理想，都无益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而只能替一切剥削者与压迫者起麻醉作用。这种说法，其实是偏颇的。发展到极端，甚至有害。
不但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出现之前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便是在它出现并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决定性影响之后，也还有这一类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怀有这些思想的人，大多最初是从感情出发来接受社会主义，然后在理智上来了解社会主义，以此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上战胜了一切仅从感情出发的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在实践上组织了工人阶级，争取到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还在一些国家中，首先在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并进而企图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后，人们之走向社会主义与接受社会主义，也还有不少是从感情出发的，这些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在实际斗争与继续的理论思考中，很多能进一步成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仍有不少一部分人，始终停留在感情阶段。这些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历史证明，对社会主义的革命曾经起过，而且将来也还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9月13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政府今天在华盛顿签了和平协议。如何看待这个协议，不但在巴勒斯坦人中间，而且在以色列内部；不但在一般的国际舆论上，而且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都发生了相反的看法。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使历史倒退的运动，本质上是反动的。二次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者扶植起以色列这个新国家，显然是为了反对中东阿拉伯民族的反帝斗争，为了继续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而在这个地区强行安下一枚忠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棋子。这个作用事实上是发挥了的。首先在英国的，接着在美国的积极扶助下，由300万左右的犹太人组成的国家，居然对抗了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人的联合进攻，居然阻止了苏联在这方面的势力进展。
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反对以色列的为虎作伥，反对它特别对于原居民——巴勒斯坦人——的残暴压迫，那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东形势，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首先，原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后离开了这个反以阵线，纷纷同以色列的撑腰者，特别同美国和解了。其次，以色列这个国家逐渐成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最后，从来即使不是从革命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只是从谋世界均势的立场出发，曾经多少给过反以色列斗争以若干援助的东欧与苏联集团，也不但不再支持，而且自己和以色列谋取妥协了。终于其自身土崩瓦解了，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使势单力薄的巴勒斯坦人继续作不妥协的斗争呢？
形势所迫，「巴解」是非改变态度不可的。
光是大叫抗争到底，绝不妥协，显然在情在理都已不符实际的了。
我想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者今后的任务，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人取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反对以色列统治者的扩张和压迫巴勒斯坦人；同时鼓吹以色列劳动阶级与巴勒斯坦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联合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此作为中东未来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
9月15日
谢山寄赠一诗，录如下：
生死论交日，几人独至今，
屡经风火劫，不变岁寒心，
怀旧情仍热，伤时感更深，
白头俱老矣，万里尚相寻。
1993年8月
9月16日
英国绅士们提倡fair play；但在行动上表示出来；特别是那些体育记者们却绝对不是good loser（心平气和的失败者）。他们于本国运动员获胜后，趾高气扬，见到他们失败则百般丑诋对方。这，我以为是没落中的大英帝国沙文主义的丑恶表现。
9月22日
昨晚，叶尔春发布命令，封闭俄罗斯国会，今后将以总统命令处理一切国事，直至本年12月中旬选出新国会为止。这是叶尔春走向个人独裁的更进一步。西方的所有民主国家，都急不及待地支持叶尔春这一项根本违反民主的措置。
当年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都曾经取得民主国家的支持的！历史似乎又在重复这个「错误」了。
9月30日
据《卫报》消息：干了廿一年之久的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显，从医院里写信给法共中央委员会，说在明年1月25日召开的法共第廿八届大会上，他将辞去总书记之职。在信中，他提了几项建议，其中之一是今后要放弃「集中的民主」，即放弃民主集中制。他说：
「大家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制度。
我并不把这个观念和史大林主义混淆起来，我是指它的本有意义而言的。这个原则好像只是与一种革命战斗相符合，而革命战斗却已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了。
我们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我们的成员。现在是须把我们的党加以改建的时候了。还得给我们的领导机构取一些别的名称。」
马显本是顽固的史大林主义者。在过去廿一年中，他就是用史大林式的「民主集中」来行使他的领导权的。史大林主义的统治相继倒台后，马显是西欧史大林主义头头中坚持得最久，最顽强的一位。可是今天，在他73岁的退休信中，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是垂死的哀鸣呢，还是真正反思的结果？抑或是索性由官僚主义的时左时右，终将一去不复返地和社会民主党拥抱的宣告呢？
等着瞧吧。
不过一切能自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显的话里也多少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第一、本义的民主集中制，即列宁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当然不等于史大林主义的独夫党制。第二、列宁当年着重地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建党原则，本是针对着当时流行于俄国社会民主义党人的「手工业作风」，以及这个作风在沙俄的警探恐怖下面的不相宜。他并非要把它当作一个革命党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政治环境中都必须严格执行的制度。随着客观政治条件的变化，这个党制的二个成分：集中与民主，必须作及时与适当的调整的。
史大林主义的诸般罪恶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将列宁的这个思想绝对化，片面化，乃至施行绝对集中——集一切权力于「总书记」一人之手的毒化。
马显抛弃了史大林主义的「集中民主」，更要进一步根本抛弃列宁所设想的机动的民主集中制，多半，据我看，只不过是他彻底转变到社会民主党去，实质也只是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去的一个步骤罢了。
10月3日
莫斯科爆发了「新的十月革命」。迫叶尔春的赌博固然导成了「内战」。其实这个「内战」，是叶尔春蓄意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个人独裁。
10月4日
「新的十月革命」果然依照挑起这「革命」的叶尔春的意图给血腥地镇压下去了。至少在不短的未来，俄罗斯的莫索里尼政权会存在的了。
克林顿与马卓安之拥护「民主的」叶尔春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乃是一些从来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特别是那位一向崇拜托洛次基的英国名演员Vanessa Redgrave竟也全心拥护叶尔春——为了反对「史大林主义」！
10月5日
汤尼·朋在今天的《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极好。全文如下：
10月9日
写过《让历史裁判》一书的前苏联历史家劳伊·麦特维也夫今天有一篇文章在《卫报》上发表。很不错。大意如下。（见剪报）
In Russia today practically all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ave stopped working. A military-police dictatorship is in place. The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Yeltsin are trying to convince public opinion both within Russia and abroad that all current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only temporary measures. However, the logic of recent events leaves little room for optimism.
Russia'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e not deep-rooted; a civil society has not yet developed in our country. Not a single generation of our citizens has grown up in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For these reason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emocracy to a totalitarian or authoritarian form of rule has not aroused any protest among the Russian population, the majority of whom are tired of politics and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problems of day-to-day survival. Many people of different politica persuasions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certainty and order.
Yeltsin's economic reforms have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old, ineffective and inefficient system but nothing has been created to take its plac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majority has fallen sharply. Radical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both the extreme left and right, has grown.
Yeltsin should have given up radical reform and ahead for economic stability before holding carly elections for both the president and parliamen. This would have been a peaceful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reforming society. The second option was to remove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an op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bloodshed and violence, the path towards a coup d'etat. Unfortunately he has gone for the latter.
The outcome of the traffic events in Moscow is already clear: hundreds dead, thousands wounded. Both sides, who were unable to reach a compromise, must share the blame. Not all those who defended the White House and stormed Ostankino, the state TV station, were peaceful supporters of parliamentarianism. But neither the rebels Alexander Rutskoi or Ruslan Khasbulatov were able to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extreme anti-Yeltsin camp which included fascists, Stalinists and armed bandits without any political convictions whatsoever.
There are few who doubt that if General Albert Makashov or Viktor Anpilov, leader of Trudovaya Rossiya (Workers Russia), had gained the upper hand then the fate of democracy in Russia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terrible and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would have been even high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was enough to at least to a small degree to hold back President Yeltsin. Among the radical opposition there were no such limitations.
Yet those in power are the ones who must accept the real guilt for the schism in society. The real cause for the recent bloody conflict was their decision to dismiss parliament.
Both in Russian and in the West, Yeltsin's supporters propagated the myth that a conservative, pro-communist parliament was opposing a progressive president who had destroyed a totalitarian communist system.
Yet this point of view does not stand up. In 1990 free democratic elections were held in Russia for parliament and old restrictions were removed. Many of the Russian deputies were elected precisely because they had spoken out in support of Yeltsin and against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t was the Russian parliament which elected Yeltsin first as its chairman then passed, in support of Yeltsin, the law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st of President of Russia. It was the Russian parliament itself which supported Yeltisn in August 1991 and then granted him special extraordinary powers and allowed him to form a govenment which was practically outside their control.
Of course, among the deputies there were many former member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ut Yeltsin himself and those closest to him were not merely form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d also held high posts in the party hierarchy.
The second myth was that Yeltsin was fighting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that the conservative deputies opposed the market economy. Yeltsin was fighting not for reform but for his own personal power.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people, so painully visible in Russia today, would be difficult to call reform. The Russian parliament, the same one in which until recently the majority of the deputies supported Yeltsin, spoke out only after a great delay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Conflicts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are natural in a democratic state. One of the slogans with which Yeltsin and his circle came to power was: “‘For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and law-abiding stat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the highest organ of state power is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and the president is only the head of executive power.
The dismissal of parliament by the president was inadmissible under the law. In Russia neither a law-abiding state nor a democratic society has yet been created; the process toward their creation has only just begun. In this situa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by unlawful means can lead only to a new form of totalitarianism.
Any democratic system has a di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and a free mass media. In Russia today there is no parliament. After the forced resignation of Valery Zorkin, Chairma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power is virtually paralysed. Opposition newspapers have been closed (although some have reopened), and the monopoly of television, in the absence of any private companies,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Ahead of us lies a hard winter and an ever deepening economic crisis. In such circumstances elections to the new parliament are unlikely to be truly free. It is as though the regime wants to surprise the world with a new experiment to create, in a country growing poorer before its eyes, “democracy" without freedom.
11月10日
忙于写有关胡风遗著的一篇文章，札记竟停写了一个月。精力实在愈来愈差了。放下一切来写文章，文章却迄未写成。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还只了写了22张稿子。昨天返看一遍，觉得实在不成东西。预备扔了，但子春来信说要看看。今天将前面的十五页寄给他了。
今晨接黎绍珍寄来《回忆》校样。二月余音讯全无，原以为此事吹了。略看一过，似觉成绩不差。准备一星期内看完，寄回去。
11月24日
《回忆录》校样已于上星期二寄回香港。接着续写有关胡风文，昨天写完，共得二十六页，寄给春。
11月28日
几乎半年不得家书，昨得裕生长函，颇善。近来颇思家，这该是我生命快近终点的征象。
12月12日
今日俄国举行对叶尔春宪草的全民投票，同时要选举新国会，代替那于10月间被叶尔春用坦克解散的旧国会。
12月13日
俄罗斯全民投票与国会选举的结果，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叶尔春的宪草是「通过」了，有50%以上的人投了赞成票。可是国会选举的结果却出人意外：公然主张法西斯路线的「自由民主党」，据初期统计，已得票24%；拥叶尔春的政府党「俄罗斯的选择」得票14%；共产党得票11%；农业党得票9%，「俄罗斯妇人党」得票9%。
看情形，叶尔春是否能当上俄罗斯的莫索里尼，还不是确定的事。可能成功，亦可能步戈巴乔夫的后尘，为更为坚决的反动家——席林诺夫斯基所取代。如果席林诺夫斯基真的取代了叶尔春，那末叶尔春留在历史上的作用，怕将是一个使俄罗斯向右急进中的新的克伦斯基罢了。总之，俄国的政治离一个暂时稳定局面尚远。未来的变化还很多。唯一令人悲观的是始终看不见一个像1917年时候的布尔雪维克党。
左边不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有好几个自称不同于过去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政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见一个认真对过去史大林主义制度作出彻底与正确批判的、同时又坚持真正马、列、托路线的左派团体。
俄国的第四国际的人我以为应该加入一些较好的由过去共产党下层组成的新政党中去，以便从内部，同时又从外部宣扬我们的主张，以便在俄罗斯往后的政治发展中，起较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2月14日
俄国的情形近来时常为一些政论家拿来和中国的情形相比。十天前，《卫报》上登载了劳平·勃来克朋写的一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乐队车转上了超级市场的手推车〉。文章主要是谈苏联原有的领袖们如何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宣讲师」一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歌颂者。他拿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作例，借对 他新出的书所作的批评来发表一些议论，然后拿俄国的现状和中国的情况相比，企图得出一些教训来。勃来克朋文章的前一半很有趣，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史大林主义的「思想权威」是如何的浅薄与虚伪后一半，即他比较了中俄二国「改革」而提出的结论，却极不高明。
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勃来克朋的文章里是这样介绍的：「大学一毕业，他便当上了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全职的官员。1969年（那时他才45岁左右），被委任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后来一直担任党要职，其中包括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莫斯科世界经济学院院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直至最后，在1987年，跃而成为党的政治局委员。」
此人最初拥护戈巴乔夫的改革，成为perestroika（改革）与glasnost（开放）的主要宣传家，等到戈巴乔夫一失势，他改投叶尔春阵营。思想上，跟着从共产主义（史大林主义）的改革家逐渐变成为公开与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记录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叛离。据勃来克朋的引述，书的主旨如下：
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于深思熟虑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关于经济实况的知识的，因为它和这样一个观念深相结合着，即它肯定资本主义是命定着要陷于停滞的。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必须垄断政治生活，它又否定个人的任何价值。
如此肤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出之于长期间扮着「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角色的人之口，真正难以令人相信。要批驳这种谬论当然非常容易。勃来克朋自然很容易把他驳倒了。可是接下来，勃来克朋想拿中国的改革来和俄国改革相比，从而指出任何以前者成功与后者惨败的原因，却显得非常不济。我们这里撇开中共的改革是否成功，以及成功到何种程度这类问题不谈。从中共改革确已成功的前提出发，勃来克朋所指出的成功理由是站不住的。他所列举的几个理由中，最站不住的是说：「一部分由于数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统治的官僚制及其控制的经济已经分崩瓦解了……」这完全不符事实。
何以中共的「开放」、「改革」会比俄国的perestroika（改革）与glasnost（开放）获得不同结果，至少截止目前为止，前者多少可以称作成功，而后者弄得一败涂地——这分别应如何解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热烈讨论的问题。
我们，中国的少数残存托洛次基主义者，迄今为止，似乎不承认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原因，主要是根本否认中共的改革已取得任何成绩。第四国际的领导者方面则完全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应该郑重地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下面这个问题：
中共十多年来的所谓「开放」与「改革」。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究竟代表着怎样的一种发展。是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从一种独裁的资本主义，从一种带着浓重封建色彩的前资本主义，逐渐进步为民主的与自由的本义资本主义？从这二种不同的认识，应该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看法。依据前者，那些改革代表着反动与反革命；依据后者，它们却是十足的进步乃至革命了。
问题的前提还是国际托派中一直争论的那个老问题：究竟史大林的苏联与毛泽东的中国代表着什么性质的一种国家？
依照托洛次基一贯坚持的立场，史、毛二人主持下的苏联与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特种」（国家的，或封建的或官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一种由一次彻底的革命所造成的，并且由各该国与国际的种种条件所决定的、一个过渡性的国家：它们由革命所造成的财产所有制的变革，可以继续前进而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亦可以向后倒而完全恢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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