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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双山（王凡西）


说明：此信与《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别写于1966年10月和1967年2月，1974年合编成小册子。后文收录于《毛泽东思想论稿》（1964.8） 。

· 出版说明
· 与友人书
·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信达出版社印行 1974年


出版说明


　　收集在这本小册内的二篇文字，写于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作者当时仅就运动动力，进行方式等等，推测它未来的归趋。可是后来事变的真实发展，除了那异乎寻常的残酷之外，基本上是证实了作者的事先分析的。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曾向作者提议，将此二文付印，再写一篇新文章，给那次运动作一个总结。作者答应这样做。可是他长期卧病，总结无法写成。我们觉得这一篇文章不但有助于过去的了解，而且有助于目前批林批孔，乃至今后中共内部矛盾的了解，因此，决定先将二文单独出版了。
　　第一篇系私人通讯性质，现在第一次发表。
　　第二篇曾陆续发表于《七〇年代》（未完），且曾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于两本不同的杂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致友人书

——略论中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个方向——



亲爱的朋友：
　　××兄告诉我，说你要我写点关于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特别关于那轰动世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我很愿意这样做。
　　只因我精神不够，无法写郑乎其事的文章，只能和你在信上随便谈谈。同时想谈的，又只能限于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
　　我想把我预备谈的归结到如下三个问题：①「文化大革命」如何发生的？②为什么在此时发生？③为什么它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发生这个「革命」？原因当然很多。同时，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人们会找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要全面地分折它们，那是需要很大篇幅的，我不能这样做。
　　现在一般的观察家们，最欢喜用「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来解释「革命」。这当然不够，而且也不对。中共最高层中为了争夺毛泽东的继承人地位而发生斗争当是事实；而这个斗争，强烈地影响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也是事实。但它却不是「革命」的原因，而只是「革命」的表现之一，或者可以说是它的结果之一。为什么会有这次「革命」，为什么在「革命」中发生继承人之争这个现象，那是要更深刻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去寻找原因的。因此，这封信里我不想谈到中共领导层中的斗争问题。
　　这里我想谈的是中共近几年来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局势，与最近发生的「文化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
　　兹先谈国际方面。关于中共近年来旳国际景况，你至少是和我一样清楚的。所以我不必在这上面浪费笔墨。总之，无论在一般的国际相处中，或者在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更或者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列中，中国和中共在过去几年都日甚一日地陷于孤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自动地从这个局势中发生出来；而问题的解答也可以说是自动地提供了的。问题如果从中国方面着眼，那末由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外交路线与反苏路线，特别是近来很不得人心的那个反对以共同行动援助越南的态度，显然是促成了这个孤立。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内部，包括它的最高阶层在内，有人对党的既定政策表示了怀疑，那是不但可能，还简直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假定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一群领袖，曾经对上述的路线和态度提出过一些怀疑，要求过作不改变根本方向的修正，或竟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反对都不会全无根据，都不会与事实相去太远。有了这样的怀疑，有了这样的要求与反对，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无条件的追随者们会怎样呢？他或他们会虚心接受？或至少会加以容忍吗？当然不会。因为时至今日，毛泽东在这些方面作任何妥协与退让，都必然要牵涉到责任，要影响到威望，甚至要变动他的地位。他当然绝对不肯负任何错误的责任，绝对不肯因承认错误而贬损其威望，更绝对不愿因变更路线而降低或丧失其地位的。那末怎么办呃？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运用高压，用斗争来击破党内一切忠贞的与不忠贞的反对派。现在让我们谈谈国内问题。
　　谈到国内问题，一切根源都得回溯到那所谓「三面红旗」。你当然已经知道，为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实，「总路线」——正像一位被整肃的文人所形容——只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大跃进」是一出「伟大的闹剧」，「人民公社」是一个伟大的幻想」。只因这些空话、闹剧和幻想，是让一个「伟大」有力的政府拿来付诸实施的，所以很快就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很快就引起了中共党内的斗争。
　　为了反对三面红旗，你知道，中共党内发生了它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第一个反对派（在这以前曾经发生过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集团」，但它的所以形成，就我们迄今所知的材料来看，很少由于政见上的不同，而主要由于权力斗争，他们似乎想结托外力——苏联——以便先行成立「独立王国」，然后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这个反对派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为首，得到参谋长黄克诚的支持，还可能获得当时的计划经济首长陈云的默许，结成了一个反对三面红旗的「右派」。其结果，你当然也知道，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取得了中委会内部的绝对多数，压倒了「右派」。
　　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在实施的方法上略加修改（例如：放弃了「吃饭不要钱」，停止实行城市也公社化等），继续高举和推行这三面红旗。
　　结果，如所周知，大跃进以无可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告终，人民公社造成了连续三年（一九五九年～六一年）的所谓「特大的自然灾害」；多、快、好、省的「伟大空话」，终于被证明为破坏建设与妨碍建设的最有效的「总路线」。
　　不过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错误，我不想在此地谈，它不在我想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想谈的是：在那三年「自然大灾害」期间，以及在这个时期前后，发生于中共党内外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下面这两个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在较高的领导层中，对于三面红旗虽然不再有人敢公然批评，但随着事态的越来越严重，错误的越来越明显，表示疑虑和不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久之前都曾经坚决拥护过毛泽东的，如今却暗地里对罢了官的「右派」表示同情了。他们有的是阳奉阴违，在事实上部分执行了「右派」所主张的路线；有的则明讥暗讽，对真正的当权者进行善意的或恶意的诤谏。这些人，就是今天被追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
　　在党的，特别是在政府与工矿企业的中下级干部中〔自然也在高级干部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利用了那个时期的物资的极度缺乏与普遍的贫困，利用自己的部分职权，实行肆无忌惮的贪污。对于这两个现象，毛泽东及其「三红」的死硬追随者，当然是耳闻目击的。对于这两个现象，他们当然是深以为忧的，因为第一种情形会损害毛氏在党内的独尊地位，甚至会损害他的领袖地位；第二种情形则将根本掘毁中共统治的整个基础。确实，这是有关乎毛和中共的生死问题。
　　他（或他们）一定要克服这两个不利现象。「文化大革命」在很大范围内正是从这个要求发生出来的。
　　但是，这个「革命」为什么不爆发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什么不发生于灾害年月结束的前后？为什么要再拖三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秋季才发动呢？
　　这是一个过程问题，要弄清楚这段过程，得稍稍叙述一点事实。
　　「自然灾害」在一九五八年已见端倪，到一九五九年年尾已成「燎原」之势。此后便迅速蔓延恶化达到空前严重程度，威胁着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起码治安，因而威胁到中共统治的存在基础。危机是太过严重了，此时中共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和注意集中到难关的过渡和克服上面，以致毛泽东及其死硬派不得不暂时容忍那些「动摇者」。他不能立即整他们，这是一。
　　还有，为了要渡过和克服难关，毛泽东不得不在这期间采取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在实质上，正是毛泽东自己也放弃了「三红」的原有办法和规模，暗中采纳了「右派」的立场。既然他自己的行径和那些「动摇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五十步与六十步之差，他也就不必立即去整他们了，这是二。
　　中共执行了退却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灾害性的经济局面从一九六二年起显示了初步的好转。正是这个时候，以毛氏为首的真正当权派就开始喊斗争了，开始整人了。不过他们的攻击不是同时对准上述的两个现象，而只是打击了其中的一个。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号召，反对在灾难年月中「幸灾乐祸」的「国内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全党，要「坚决地粉碎他们的阴谋」。
　　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发动了那个有名的所谓「四清运动」，亦即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党内外在灾难年月中乘机贪污作弊的中下级干部，而尤以人民公社及中小企业内的负责干部作为清查对象。清查他们「政治、思想、组织与经济」这四种关系。
　　或为贪污现象太过普遍，毛泽东对他手下的既存组织缺乏了信心，所以为了执行这个新的四清任务，他组织了一支特殊的「工作队」。其中包括了许多青年，甚至有不少不属于党或青年团的青年。他们普通都是大专学校的毕业生，被调动去参加一个时期工作的。
　　这是毛泽东以在党的与非党的青年群众来斗争党内外腐败干部或「不听话」干部的初步尝试。这个尝试，在毛氏直属的当权派心中，显然认为是成功的。事实上，打从一九六二年冬开始实行起，直至一九六五年秋（文化革命兴起）大约二年多些的过程中，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虽然发生过一些波折（注1），但是就我们迄今所听到的来说，这运动总体上是达到了毛氏所希求的目的的，它相当成功地清算和整顿了（主要在经济方面）乡村人民公社与中小型企业中的干部；在较小范围内，它也整肃了下级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局势，特别是它的国际局势，不曾在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间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很可能，四清运动已经足够为毛氏的「整风」目的服务了。那末在一九六五年的那段时期内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呢？
　　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得到了克服，尤其是农业方面，在所谓「连续三年的大丰收」之后，城乡经济确实显出些兴旺气象；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大不利于中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党冒险惨败；反修斗争越来越处下风……等等，使中共陷于空前孤立，它的声望空前低落。
　　前一变化显然于毛泽东有利，使他有了较为坚实的基地，可以比较放手斗争。但后一变化却非常不利于他。正如我在前面讲过，这使中共内部，甚至在最高级的领导层中，发生了一种「同情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就是说，发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愿望，要求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的斗争采取比较妥协与容让的态度，藉以一方面应付愈来愈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另方面打破共产主义阵营中日甚一日的孤立。
　　这样，毛泽东脚下有了可以进击的稳固基地，而面前却发现了必须斗争的迫切需要。怎么办呢？回答很简单：对「党内的当权派」，对那些「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代表」，对「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实行进攻。
　　毋须指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工作组」是「红卫兵」的雏型，「二十三条」则是「十六条」的初版。
　　所谓「当权派」，所谓「资产阶级代表」，所谓「修正主义者」，如果仅就党的上层来说，我在前面也指出过，那就是在灾难诸年中发过怨言，表示过动摇或拥护得不力的这些同志。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高抬了贵手的。本来，他也许可以始终放他们「过关」，不算他们的旧账的，因为事过情迁，而他们又恭顺如前。
　　可是国际局势一逆转，这些「旧账未清」的老同志们，都又欠下了「修正主义」的新账。这下子就无怪要龙颜大怒了，非得将他们新旧二账一起算，甚至要加倍清算不可了。
　　以「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算账运动，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冬天。发动以后，它便逐渐深入，迅速扩大，终于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形成了气势浩大的「革命」，并且和原已进行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合流起来。它把「四清工作组」的办法无限扩大而为「红卫兵」；把斗争的对象从人民公社与工矿企业的干部延伸到「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权威」，「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并且扩大到党内党外乃至整个居民生活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思想与行为。
　　我们上面的简单叙述，大致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何以在此时发生的原因。
　　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采取「红卫兵」这个近乎胡闹的形式？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较难于理解。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如下二者：
　　一、为了备战，毛泽东、林彪们想给解放军、迅速塔养出一大批后备军。
　　二、因为党政机构的腐败堕落太严重，太普遍；同时毛氏的明暗〔尤其是暗的〕反对派力量相当大(中共一直宣称「大革命」所反对的只有「一小撮当权派」，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小手术不济事，「四清工作组」不够用，就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藉收抗毒与镇压之效。
　　这两个说法自然都有理由，我们相信，它们都曾经是使毛泽东们设想出红卫兵来的原因；不过，如果我们想较为深刻地探索问题，那末停留在这两个解释上还是不够。
　　要寻找「红卫兵」所以产生的远较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必须从中共治下的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中，必须从毛泽东们争取下一代的努力中，必须从他们力图「铲除修正主义根源」的愿望中，亦即从他们对苏联领导的斗争需要中去寻找。
　　中共统治中国已有十七年。当它初获胜利时候那一辈的年青人，现在都已变成中年人了。这一辈青年，曾经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迎接、拥护与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并因此有一小部分成了迅速膨胀的中共的党员，成了它的中下级干部。（根据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为一〇七三万。其中十分之九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入党，百分之十是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后入党的。）这一辈人，一方面由于那随权势以俱来的腐蚀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一九五七年以来中共施政上的种种错误方针，其中有极大部分是幻灭了，或者腐化了；消极了，或者变得非常现实了，总之是对革命完全失去了热忱与信心。~
　　这一辈青年，今天有不少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之一。
　　另一辈青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出世与长成的。他们今天的年龄是十四五岁至二十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呢？按前面的推想，他们似乎应该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了。可是我们如果略为深刻地观察观察，较多地接触一些事实，却发见真相竟是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的。
　　这辈青年的基本特点是：根本不谈思想，完全没有理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唯一操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出路。
　　中共那种溯及既往、祸延子孙时「阶级路线」，对于青年入的心灵起着非常有毒的作用。他们口头上虽然有时说：「出生不由己，好坏靠自身」；可是事实上，一个孩子出生在所谓「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与坏人）或「五类分子」（上述四类之外再加「右派」）的家庭里，天然就低人一等。这些人的地位我想还远不如美国黑人的孩子。他们不能进大学，甚至不能进中学，更甚至不能进国立的小学校读书。他们不能进工厂工作，也难于进服务性的行业。至于参军，那是更无资格了（顺便谈一句，解放军是仅次于党或团的一个特权组织。一个青年进了军队，不但他个人的出路有了希望，便是他的全家，也因他而成了「军属」，生活上相当得到照顾）。唯一生活之门对他开着的，就是下乡去当最普通的农民。所以这些青年，除了怨望（怨父母，怨自己的命）之外，根本没有思想，也不可能有思想；没有理想，也不许你有理想。
　　另一个部分的「毛泽东时代青年」：工人的、贫下中农的以及职员们的子女。他们在「法理上」是有资格享受新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机会的。但事实上国家目前所能提供的机会太少，远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者。同时官僚的控制太严，他们只愿将机会给予合乎他们口味的要求者。因此这些青年便变得现实，变得势利，变得非常虚伪，变得会逢迎拍马，总之，竭力将自己做成上级所希望做成的类型，把自己做成官僚所喜爱的候补官僚，以便在无数同辈中争出头，给自己找前途。这样的青年当然不会有思想，也不会有理想。
　　还有一类青年，在广义和狭义上都应该冠以「毛泽东时代」字样的，那是中共统治下新特权阶层的子女们。他们的生活与出路凭他们享受着父母一辈的革命成果，他们毋须革命，因之也没有革命的思想与理想。
　　总起来说，在「毛泽东时代」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因为中共「阶级路线」的荒唐应用；因为窒息人心的思想控制；因为迅速堕落的官僚机器的压迫；他们不敢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之失去了任何思想。他们对世界无知，对国家与政治淡漠，对一切理想不感兴趣，对一切道德（不论旧的或新的）加以嘲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苦闷的，绝望的，看不见任何前途的；其中最大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到犬儒主义的程度，他们日夜担心的只是如何取得升学与工作的机会；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准备对「上级」的要求作任何迁就的。另一个小部分则自满自足，自大自狂；吃着革命的现成饭，却昧于革命最起码的道理。
　　这样苦闷绝望与现实空虚,，概括了目前中共治下青年一代精神生活的面貌。
　　他们不谈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但是这个「非政治」的态度，却代表着一个反对中共的最可怕的政治力量，因为「个人的享乐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都可以在这个态度上找到最肥沃的土壤。毛泽东与中共的其它领袖们不可能不看到这个现象，也不可能不觉察到现象后面隐藏着的危险。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前接见北京“革命群众”时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真是言简意赅地透露了真相。
　　那么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青年们关心国家大事呢？
　　他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变成宗教；「毛泽东思想」变成教义，软硬兼施地要让这些青年人变成这个宗教的疯狂信徒（注2）；二、给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以一个钦赐造反的机会，让他们的怨望、苦闷，有所发泄；让他们的趋附与努力有所引导；让他们的消极和淡漠能代之以积极活动和意气风发。
　　毛泽东采取这两种办法，除了要「争取下一代」之外，当然还另有目的的。他想以年青一代的「革命彩排」来扫除他下属机关中的「牛鬼蛇神」。这就是指那些程度不同的反对者，不满者以及腐化蜕变者。
　　毛泽东的这两个目的能否达到呢？
　　我想，他的第一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最多，只能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将一小部分青年变成毛教主义的狂热使徒吧了。等到热闹过去，幻想破灭，我们上面描述过的目前中国青年人那种思想情况与精神状态，不但将立即回复，可能还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事情很清楚，要想青年人意气风发，要想他们自动而真诚地「关心国家大事」，绝非疯狂而可笑地加强领袖神化所能办到，也绝非实行领袖思想的教义化以及国民生活的全盘极权化听能达到。真正的道路应该是恰恰相反的。
　　他的另一个目的，想用青年声势浩大的「造反」来打倒「当权派」，想用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来给腐化的官僚消毒治病，是否可以达到呢？这是得分开来讲的。
　　首先，如果问题真像中共的官方公报所说，文化革命是为的要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跻的当权派」，那么照目前中共最高层的内部势力关系看，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要打倒敌对的一派，根本不需要「依靠群众力量」，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了。而事实上今天也已经做了。林彪陶铸一系不是已经不声不响的代替了刘少奇彭真一系了吗？如今「一小撮」既已打倒，而真正的当权派却仍旧要再接再厉，继续「造反」，可见成问题的，即对毛泽东的内外政策表示不满态度的，决计不止「一小撮人」。他们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也不会有明确的共同立场，但他们为数一定不小，影响一定相当大。正是针对着这批似无实有的反对派，毛林等才需要发动革命，而且还要推进「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是否能将这些入打倒或争取过来呢？不可能。因为意见和思想上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些普遍存在的自发的反对者，只当你在行为上做到能令他们心悦诚服之时，他们才会停止反对的。群众性的镇压能使他们慑服，能使他们沉默，却不会从他们的心里除去不满和异见。
　　至于以群众「造反」来医治党和国家机构的普遍腐化现象，情形是相当不同的。在相当程度与短暂时间内，我看它可以收到若干效果。
　　不过我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一国共产主义」的总路线下，要想在长时间维持一个健全的工人政权根本不可能。要想这个政权因不断的注射血清和不断地施行大小手术而根本免于官僚主义的堕落，也是不可能的。
　　利用各种群众运动来监督清洗党和政府的官僚机关，不管它本身是多么地重要，但毕竟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要彻底消灭贪污腐化，要根本铲除「修正主义」，要真正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唯一办法是在深广度上推进革命；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抛弃一国共产主义，要对外实行真正的国际主义，要对内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要使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确实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远较进步与合理，以此去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使他们倾向共产主义，使他们在条件成熟时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成立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回过来帮助那些早已获得胜利，但因经济落后之故而陷于重重困难的「老社会主义国家」，使它们终于能完全摆脱官僚主义的危机，能健全地发展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乃至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
　　今天，中共「旨在防止修正主义」，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用的一切方法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疯狂的个人崇拜；野蛮的思想统制，以及对于民主权利和人身保障的极端蔑视，这在实际上是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服了最最出色的务。它比资本帝国主义的任何宣传与欺骗更有力量，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推回到资本主义去。
　　因此，这些办法纵能于一时间对中共目前党、政、军、文教等机关的中下级干部稍稍起点消毒作用，可是从略为长远的眼光看，他们却正是在助长这些病毒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信已写得太长了，可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方面，关于这个「革命」所提出的反动的与荒谬的文化观点，这里却完全不曾谈到。只好等有机会时再谈了。
　　不过在最后，我得说说我们对「红卫兵造反」运动应该采取的态度。照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影响之下的年青人应该参加进去造反，目的在于把假造反变作真造反。我们要把被反对的对象加以分别；对那些怀有正确批评意见的反毛派应予以批判的赞助；对那些真正堕落与腐化的官僚派应予以打击；而最主要的，我们应该将造反的主要矛头，设法转向着毛泽东的教主化，毛泽东思想的国教化，以及党政文教机构的疯狂极权化。这样，如果运动继续深入，如果它能脱离毛泽东们对它的绝对控制，我们也许能将它推上我们心目中的政治革命，我们以为可以使一个坏的工人国家走上健康道路的。

　　敬礼

一九六六年十月



注释

〔注1〕 据中共自己的文件透露，这些四清工作小组曾经犯了「左的偏差」，即他们斗官僚斗到中共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外了，因之在一九六四年中共制定了那个所谓「二十三条」，藉以「保证四清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避免走上邪路。」这个「二十三条」，目前虽然常见提及，但迄今未曾正式印行公布。当初颁行时，只以「告示」形式贴在墙上，让人阅览，却禁人抄录。显然，其中有许多「家丑」〔主要是有关干部贪污与堕落的实况〕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注2〕 毋需说，这仅仅是神化毛泽东的理由之一，并非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