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受审与判决



　　被捕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突然听到大楼里有好多好多人唱起了《国际歌》，接着是责斥声，开门声，被拖拉者的呼叫声，喧嚣了一阵后，又突然寂静下来。

　　现代版的《唐吉林珂德》，把磨房上的风车视为魔鬼，骑驽马，持长矛，同风车作殊死战斗。我悲哀，叹息。

　　一九五三年元旦后的一天晚上，把我叫醒，带我下楼，送进一间预审室。气氛紧张，预审室外站着两列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我是从他们中间穿过的。审讯台后坐了三个人，中间的年纪大，看上去四十多岁，他右边是持笔的记录员，他左边是个胖胖的年轻人，在审讯台的左侧还有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站立着。

　　中间年纪较大的人问过我的姓名籍贯后，站立着的公安人员讲：“他是你们的承办人，我是公安局的。”他说话有点结巴，他继续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们的政策。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罪行，争取宽大处理。”之后又补上一句“苏联格别乌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中间坐看的承办人接着讲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们不打无准备的战，你不要存幻想，你们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我们不要你的材料，我们要你的态度。接着，他左边的年轻人和那位公安人员又重复讲了些类似的话。公安人员还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中间坐着的承办人：“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看看你老实不老实。”一个问题是要我讲出在学校里发展了几个学生，用他的原话是把几个学生“拉下水”；另一个问题是要我讲一讲在南京同国民党高官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是如何勾结的”。

　　我一下子被他问懵了，“拉下水”，“勾结”，这全是没有的事，我作了否定的回答。

　　承办人：“不要紧张，你不是读过哲学书吗？客观存在是不能否定的。你不要以为你在学生中有威信，做得巧妙，我们会教育他们的，他们明白过来了，不会讲吗？”

　　我做了解释：一九四九年公安局破获临委会时，要我们不要再搞组织活动，我遵守了，我在学校里没有发展学生。学校里希望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生以为我是共产党老师才同我接近的，我鼓励他们参加青年团（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概是一九五三年以后才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我确实没有发展学生，同我接近的学生，我都鼓励他们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解放初期是先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才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公安人员：“你不要强辩，我会拿事实给你看！那就对你不利了。”

　　胖胖的年轻人：“你不要害怕。讲清你同国民党高官的‘勾结’，对你是有利的，你可以立功。我们要从你身上证明‘托匪’同国民党的‘勾结’关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它们的欺骗和毒害，等等。”

　　公安人员：“我们培养你做典型！”

　　我顿时惧怕起来，是不是要复制莫斯科审判案？！莫斯科审判案都是无中生有的。

　　他们的态度和蔼，信心十足。最后叫我好好地想想，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患得患失，等等。

　　回到囚室时，值班人员吹响早晨起身哨子。

　　刚刚吃过早饭，又提我下去受审。

　　审讯台后只坐了两个人，记录员还是原来那位，审讯员是个年轻人，瘦瘦的面孔绷得挺紧。对我怒视了好半天才发话：“我们要你考虑的问题想好没有？”

　　我迟迟没有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他。

　　是个性情暴躁的人，整个上午，训斥、责骂、拍桌子，就差一点没有下来打我。在他怒不可竭时，记录员跑下台来，把木椅扶手上一块横铁狠狠地扣上，以示对我恐吓。审讯员一个劲地说：“快说！”这样地审讯持续到下午，他突然喊着我的名字：“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回去好好考虑，如果你再是这样的话，我先整你的态度，我关你五年再问你。”

　　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像是获得一个信息：不会是复制莫斯科审判案，如果复制的话，还用着关我五年？屈打成招就是了！从这句话里我也听出，不会用刑审的。

　　吹哨子睡觉的时候，又提我下去受审。我决定实话实说，不再拖，免得关我五年。

　　台后坐的是初审的三个人：记录员、承办人、胖的年轻人。那位公安人员不在。

　　胖的年轻人先开口：“我给你看三份材料。”

　　记录员拿着材料走下台来。

　　拿给我看的第一份材料，是写在报告纸上的，题目是《我交待》三个字，姓名签在题目下方。我看了头一页，他就从我手中取回了。

　　拿给我看的第二份材料，也是用报告纸写的，页数比第一份多，题目是《我控诉》，也签有姓名。我看到第三页时，他又从我手中收回了。

　　第三份材料是一张信纸，信首写了我的名字，信文只简单的几句话：“我们错了，我们应当把问题交待清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信尾有签名。

　　三份材料厂的字迹，我都认识的，都是熟人的字，不是仿写的。

　　三份材料收回后，承办人：“我们给你看材料，还是为了拯救你。比你老的，比你小的，你同辈的，都明白过来了，就只你顽固！”

　　我讲：“你们要我回答的两个问题都不符合事实的。我先把学生的问题讲清楚，我认为你们是根据斯佩瑶提供的材料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她随便问我，我开玩笑地回答了她〔详记于《市立长宁中学》一节中〕，她信以为真了……”

　　我讲到这里，承办人忽地站起来，又低头在桌子写了点什么后，走了。

　　胖年轻人：“客观存在是不能否定的，现象反映本质。你把同国民党高官的关系说说看。”我注意到他没有用“勾结”两个字。

　　我说：“他没有去台湾，现在还在南京，去年春节我回南京过节时，还去看望他，同他的关系，说来话长，不是让我写一写吧。”

　　“那好，那好，要写得详细。”

　　我回到囚室不久，记录员就送来一札报告纸和水笔。

　　在这里，我简略记下这个所谓“勾结”的故事。

　　所谓的高管，正好姓高。高传珠号敬斋，国民党第一批保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官员，北伐时期回国，在蒋介石第一军做政治工作，以后一直在南京做官。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书记。抗战结束后，到济南任王耀武当主席的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我父亲同他是小同乡又是中学同学，是世交老友。我小时候就认识他，喊“高伯伯”。一九四四年我到重庆后曾去看望他，战时异地相逢格外亲，他和夫人都把我当子侄看待。一九四六年我随校复员南京后，常到他留在南京的家中帮他夫人做些买米买煤球等家务事。有一次他从济南回南京，说要约见几个中央大学的山东籍学生，看看有没有人要跟他到济南工作。他要在家里请客吃饭，要我帮他招待。在他约请的中大同学中，有三个是三青团头头，在历次学运中，我同他们站在对立面，相逢不相识。他们被约请，有点受宠，更想不到我会在高家。我利用机会，充分演出了小主人的角色，敬烟奉茶。我有意避开他们同高的交谈，吃饭时我同高太太及其子女们在另一桌。饭后我再敬烟奉茶，他们告辞，我跟在高及夫人的后面送他们出门。从那以后，那三位三青团的头头与我相遇时，都主动颔首致意。官本位社会的奴才相。

　　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就听说他们三人中有人在南京被捕了。承办人要我交待“勾结”问题时，我就想到了在高家演小主人的那出戏，因此，我才有恃无恐的同那位性情暴躁的年轻审讯员僵持了一个上午和下午。

　　报告纸写了十多张交出后，很长时期没有提审。

　　三月五日斯大林突死后，才又开始了频繁的提审，是那位性情暴躁的年轻人承审，关于学生 “拉下水”问题，关于“勾结”问题，都没有再提及。

　　每次提审，这位年轻审讯员都是板上面孔，对我怒目而视。常常引用些诬陷托陈派的“材料”训斥我。有一次提审时他停下来，叫记录员把康生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给我看，之后又拿来一本书，翻到鲁迅《给托洛茨基信》给我看。有一次提审时他愤怒地说：“温州托匪分子放火烧了一条街！”这位年轻审讯员深信不疑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对托派做的结论：“……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杀人凶手的匪帮，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当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结论给中国托派所做的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因此，他把我看做就是这样“可恶”一伙中的骨干分子。

　　那位承办人也还审问过我，不是在预审室，而是在一小房间里，一大沙发和一小沙发，两沙发间放一长条桌，让我坐小沙发，他和胖胖的年轻人坐大沙发。不是提审的口气提些问题问我，在谈到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活动的情况时，他突然插入一句：“曹惠白不是受到你的影响的话，她应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啊！”我连声说：“是的，是的。受我影响的好几个人，原来都是倾向共产党的。”胖胖的年轻人问：“曹惠白的生活很朴素吧？”我说：“大概她只有一把梳头发的梳子。”他们在问我对自己的评价时，我说：“我也是从倾向共产党而转向托派的，我主观上是革命的。”承办人带有一点警告的口气说：“现在我是理解你们的，将来我们的青年人是不会理解你们，也不会谅解你们的。”两个“不会”的话音很重，显示他们反托的信心十足。

　　历史证明了斯大林的结论是错的！而中共根据斯大林的结论对中国托派做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现在改写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一九九一年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六页注九）。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下级根据上级的论断做出相应的结论，是政治组织原则问题。共产国际早在一九四三年就被斯大林解散了，有无“错误论断”，也无从查考了。

　　一九五三年底，把整理好的审讯记录拿给我看，然后签字，对我的审讯结束。

　　一九五四年整整一年没有提审，一个被禁闭在囚室里，没有书报看，思想空虚，生命和时间一样，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着，浪费着，除了吃喝拉睡，每天的日子寂静得可怕，囚室像一口棺材，精神濒于崩溃。窗台高过我的头，抬头透过玻璃窗望出去，只能看到天空浮动的白云，远处传来微弱的市井噪声。常常想着我做班主任的那班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做他们班主任一直做高中一年级。他们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以及家庭情况，我都熟悉，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我教他们信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曾带他们去参加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万人大会。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时，我曾带他们去梅林厂参加揭发批判不法资本家的大会，回校后，他们天天模仿那个不法资本家在麦克风前向群众交待问题，哆哆嗦嗦地只会讲“水牛——黄牛”、“公鸡——母鸡”时的滑稽相。（抗美援朝时，梅林厂制造牛肉罐头和鸡肉罐头供应志愿军，资本家用水牛肉冒充黄牛肉，用公鸡肉冒充母鸡肉以获取高额利润，运动一来成了不法资本家被揭批）。我被逮捕了，学生们怎么想法，怎么看待我，无法想象。

　　在中学读书时，教国文的李老师讲解唐朝诗人骆宾王的《狱中咏蝉》，因为老师说是好诗而当好诗背诵熟记。自己被禁于囚室，命运未卜。“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同诗人遭受诬陷被投入狱中的心绪和感受是相通的，但我比骆宾王幸运，他不堪思念妻子而愁白了斗，我无妻儿牵挂，不愁。

　　一九五四年夏，一位女工作人员开了我的囚室门，招手喊我跟她到一预审室，桌前一凳，叫我坐下，她到桌后坐下，不像是审讯。

　　她说：“我们关你半年，让你好好反省罪行。现在有什么思想？”

　　我无以答，也不知如何回答她所问。我无言地坐着，眼睛看着她前面的桌沿；我知道她居高临下地直视着我，僵持了很久。她说：“回去吧，回去再好好想想。”口气温和，她又把我送回囚室。

　　囚室门上有书本大小的一个方洞口，有小门，每天值班干部常打开小门，从洞向室望望。第二天早晨，小门打开了，洞口出现的是那个工作人员的面孔。她向室内望望后，从洞口送进一张报纸来，是七月一日的《解放日报》。过一天，送来七月二日的报，把一日的要走，从此我天天有了报纸看。

　　报纸正大力宣传过渡总路线，我顾不上思考这个问题，每天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命运问题，案子如何处理问题，为此，手里拿着报纸看，时不时地也会走神。

　　十月一日国庆节，午饭都吃过了，还没有送报来。我正在纳闷，门开了，管理干部带我到那间预审室，一位带眼镜的干部坐在审讯桌后，叫我坐下，他问我：“看了三个月的报纸，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现在有什么思想？”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所问，无言地坐在那里。

　　僵持了很久，他说：“回去吧！再给我好好地想想！”语气重，带有训斥声。

　　第二天，没有人送报来，从此又没有了报纸看。

　　一九五五年元旦把我调到一个大房间，屋里早有几个犯人坐在那里。管理员和国庆节那位带眼镜的干部指定了我的坐位后，关上门走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告诉我，那位戴眼睛的是看守所的训导长，掌管犯人的思想情况，他又唠唠叨叨地向我诉说，他是旧警察，留用人员，做公安，镇反时贡献不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等等。没等他讲完，房门上的监视小窗打开了，出现了管理员的面孔，把我喊过去，问我：“他在讲些什么？”我如实在述说了一遍，洞口又啪的一声关上了。做过中学老师的知识分子，我觉得人格上受了屈辱。

　　坐在旁边的旧警察喜欢唠叨，据他讲，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大案子的，一旦调到多人的大房间，就是结案等待判决。不几天，一个人被调出，据说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态度顽固，声称要为党国尽忠。旧警察估计说：“看来这个人要被敲掉了！”以后又有一小青年调出，他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是几个结伙打群架的头头，没有政治头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管什么党，我们工人就是靠力气吃饭。”旧警察说“打群架在旧社会也是犯法，要被抓的。这个人至多是送去劳改。”有一天，这位旧警察被调出，他笑嘻嘻地拿好自己的东西，用筷子挑着他那条湿毛巾，走了。

　　五一节后的一天，叫我把东西拿好，跟管理员走到一楼，把东西放在一个小房间的地上，领我到一预审室。那位训导长早已站在审讯台后。“现在对你宣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

沪军法判（55）市字第○○三四号


　　被告熊安东，又名熊永济、陈国瑞、路源，男，三十一岁，山东省惠民县人。
　　被告熊安东，一九四一年在四川参加托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后，积极在在学生中散布托匪谬论，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为首组织托匪‘支部’，又在各大学积极活动，一九四八年出席托匪‘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一九四九年三月潜入本市，又充任托匪‘江浙党团临委会委员’，直接负责领导上海托匪活动。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十月‘江浙党团临委会’破获，该犯漏纲拒不投案，又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为首纠集残余托匪建立‘中心小组’，并与托匪中央保持联系，搜集我国内军事政治情报等反革命活动，妄图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五五年一月××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日宣判后，“搜集我国内军事政治情报”、“妄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等语纯是莫须有的“推定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气愤，完全是诬陷。判我无期，我首先想到永远见不到我的生母，这还不如判死刑好。我才三十岁，不比六、七十岁的人，判无期比死刑更残酷。我现在已是八十四岁老人，能活到现在，还是幸运的，历史证明我无罪，托派无罪。但愿祖国人民不要再看到无罪推定论的悲丑戏上演。

　　一九六六年十月，郑超麟挨批斗时，政府安排我们托案小组的学习小组长和我，与郑超麟三人同住一室。大概是为了做郑超麟的思想工作，在囚室里，学习小组长对郑说：“批斗你，我体会是政府挽救你。”为了说明他这一体会，他讲了在判决前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四年，一位女干部找他谈话，问他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他做了表态的回答。女干部说：“有这样的认识是好的，以后还要深入反省。”从那以后，每天他有了报纸看。以后，又有一位干部找他谈话，问他的思想情况，他又做了表态的回答，并称颂过渡总路线宣传。这位干部对他讲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们对你们的政策，是摧毁组织，挽救个人，改造你们的思想，无论罪大罪小，首先要认罪才能求到改造，认罪并不等于不受惩罚、判刑，刑期不是死的，监狱门的钥匙，是操在你们自己手里，要争取，等等。小组长又说：当听到判无期徒刑时，他心平气和，认为是罪有应得。联系判刑前，政府干部同他讲的话，他认为无期徒刑就是无定期，只要认罪，好好争取。小组长确实表现积极争取的。当时郑超麟对小组长讲这番体会的话，听得进或听不进，或有什么感受，我无法知道。但郑超麟在挨批斗的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写的《蓦山溪》词中有：“不见旧相知，竟低头，然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学习小组长和郑超麟同样关押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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