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继续劳动改造
由武汉回到上海市监狱后，我又到经纱车间劳动。
有一天，陪同我们出去参观的一位姓杨的科员到车间找我谈话，先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劳动情况，然后向我讲：明年还要参观，规模还要大，我听了这话满心喜欢。
一九五八年初，杨科员又到车间找我谈话，告诉我：原来参观的计划取消了，嘱我好好地劳动，安心地改造，听了这话我感到茫然失望。
一九五八年初，对犯人进行了“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课教育。在杨科员找我谈话后不久，我被调到织毛巾被的车间劳动。
织毛巾被的机子还是几十年前的手工操作的木制机，比乡下农家的织布机大几倍，结构复杂一点，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幼年时，我在织布机上摆弄着，对这个车间的劳动不感到陌生。
技术指导员向我讲解了操作规程，叫我先在车间里看看别人如何操作，同时帮别人做些辅助性劳动，一个星期后，有一个犯人生病，他那部机子停下来，技术指导员叫我上机试一试。他站在旁边看着，我就脚蹬手拉，像模像样地操作起来，他说：“行，大胆一点做。”
这位姓崔的指导员，从前是一家私营毛巾厂的技术工人，公私合营后，他被调到劳改工场刚刚建立的织造车间当技术指导员，人很忠厚，工作认真。在这个车间劳动的一个犯人也曾是那家私营厂的技术工人，不知什么原因，判了十二年徒刑，因为他有技术，就调到织造车间劳动。他们两人原来是朋友，如今虽然政治身份不同了，看得出，技术工人出身的技术指导员对那位成了犯人的技术工人还是默默的关照之情。
在这种木制机上劳动，只能一只脚落地支撑着整个身躯，另一只脚踏蹬板，是控制经纱盘头滚动的动力；右手拉杼，左手拉索，每拉一下索绳，管毛巾被上提花的龙头花板跳一格，同时梭子打个来回。人的四肢，有三肢在不停地运动着，一天十小时，就这样不断地、机械地运动着。三肢分别运动一次，织毛巾被的轻纱上增加了一根横的纬纱，一条毛巾被就是一根一根纬纱排列出来的。毛巾被上的花样，是龙头花板控制的经纱，在右手拉杆时刻出来的。这种提花技术是从织调厂移植来的，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
手工劳动速度同技巧成正比，也同疲劳成正比，三个月后，已能日织三条多一点，快赶上快手了。一天劳动下来，累得精疲力竭，浑身酸痛，骨头像是散了架。但看到自己织出的一条条漂亮的提花毛巾被时，感到赏心悦目。哪年哪月我能有这么一条毛巾被呀？心情凄然！
毛巾被车间是全日制，三顿饭在车间吃，十小时劳动后还规定学习二小时，二小时的学习也仅限于听读报和收听广播。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通过报纸和广播知道大跃进就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亩产万斤粮放卫星。
为了赶美超英，发动全民大炼钢铁，甚至孙夫人在庭院里一也砌了小高炉，都是我无法想象的事。监狱里关押的是犯人，不是人民，没有出现砌小高炉炼钢铁的事，至于监狱的管教干部有没有砌小高炉炼钢铁，我就不知道了。
亩产万斤粮，竞放高产卫星，报上报导密植的麦田里的麦穗紧紧挤拢，上面放个鸡蛋都滚落不下去，我更是无想象了。对于这些无法想象的事情，当时谁也不敢说不相信，连毛泽东都表示,粮食多了吃不了不知怎么办而发愁呢。我只有根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说法，相信这些报导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参观时，看到由若干互助组合并成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参观时，看到由若干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我看到了也相信了农业集产化比农民单干的优越发展前景，相信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是合并若干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起来的，农、林、牧、付、渔，工、农、商、学、兵、医卫，大而全兼而有之。报上宣讲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作法是“疯狂的奔驰”，是“危险的冒险”。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是“疯狂的奔驰”？是不是“危险的冒险”？我无法对比。对俄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我不了解。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看到的和知道的不少。解放后，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为自己生产，劳动热情大，我是理解的，亿万农民各自拥有小块土块单干，在自然灾害方面和自身生产手段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仍然摆脱不了两极分化的历史性悲剧重演。因此，当时我相信报上对农业合作的宣传，相信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亿万农民走人民公社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一九五九年初我又被调到针织工场劳动，在手套车间劳动了半年，又在袜子车间劳动了一年零八个月。织手套用的是手工摇动的铁机子，为了利用惯性省力气，摇动起来，上身就像扭秧歌一样，劳动强度比织毛巾被小了，但这项劳动很枯燥，摇出来的是一只只白纱线的工作手套，一天摇一大堆，要自己把正品和次品分开，正品交检收组，次品能修的修一修成正品，不能修的拆成纱线重摇。
十小时把精力都倾注到劳动上，一是忘却了一切烦恼，二是产量质量都上去了，我很少摇出次品。
修次品或拆次品都是得用吃饭后休息的那十几分钟。如次品多，在那十几分钟内处理不完，只好放在专供自己装原料的布袋里，慢慢处理。这种情况的人并不多。我初入狱时在一号监认识的那个喜欢汇报的姓孔的东北人，也在手套间劳动，他比我早几个月到这候车间的，该是个老手了，但我发现他的产量不高，次品不少，他交出的正品，检收组还会检出次品退给他。在饭后那十几分钟里，他同别人一样忙着处理次品，这并不妨碍他放下手中的活，到主管那里去汇报。他既不是学习小组长，也不是劳动小组长，我不明白他去汇报些什么。
这个车间只有两位主管，一位专职管教，一位是技术员。技术员本来是这种手摇机厂的保全工，管教主管姓朱，是从部队上转业到劳改单位的，这两位主管对待犯人的态度挺好，从不训斥人。有一天午饭后，我没有次品处理，坐在机子旁休息，技术员走来，叫我到他们办公室的小房间里去一下，朱主管笑着问我：“昨天午饭后你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到橡皮间去过。”“做啥？”“我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一想不对头了，有人打我的小报告！我立即向两位主管讲了几句承认错误的话。朱主管仍然笑着说：“没有什么错，我们问一问，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技术员接着说：“你去吧。”我回到机子旁时，技术员吹了开工哨。
一共有两个橡皮间，同手套车间在一个楼面，相距不远，据说是专门对付胡闹的或撞墙头想自杀的犯人的。每间大约十多平方米，只有一扇木门，没有窗，内部墙壁、地板、木门背后都铺牢一层很厚实的橡胶，弹性很大，撞不死的。平常两个房间的门都是关着，反上锁，那一天，一间的房门半开着，吃好午饭我没有事做，就去那间橡皮房间仔细看了看，故意撞了一下墙，在地面上跳一跳，果然弹性很大。
我想肯定是姓孔的汇报的，在犯人汇报时，政府干部都是表现出耐心听取的样子。这种现象，是把摘帽、减刑当作政治勒索手段的一种制度产物，这种制度是利用犯人在极度绝望的恐惧中产生的脆弱心理，扭曲心灵、狂费心机地向政府干部做汇报，像信神的老婆婆时时向神灵祈福一样。
像姓孔的这类人物，我碰到还不只一个，他们为了争取宽大减刑而表现积极，自觉地养成了月汇报、周汇报，鸡毛蒜皮天天汇报的习性。
我肯定不是劳动小组长汇报的，他的机子靠近我的机子，他的劳动勤奋又扎实，很少有次品，他原是工人，因点历史问题，判刑十二年，这个车间成立时就调他来当劳动小组长，已经好几年了，文化程度不高，每星期写小组劳动情况汇报时，常找我帮他改正错别字。姓孔的次品多，他对姓孔的劳动有意见，他对姓孔的这个人也有意见，但他不说出来，而是从他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午饭后休息的那十几分钟里，他常去帮人处理次品，我没有见去帮姓孔的处理次品。
也不会是学习小组长汇报的，学习小组长是个典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自扫门前雪的老好人，小学文化程度，他同我们一样地劳动之外，在每天规定的学习时间，他负责读报，报纸不是全读，他只能把标题上有红笔圈划的读给我们听。读完，他立即把报纸折叠好送交到主管那里去。
托派犯人集中起来学习时，我们看报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分散到劳改队劳动，劳改队的读报学习是有控制的。每天，报纸在分送各劳改队之前，就圈划好了，凡圈划的可以读，不圈划的不能读，这位学习小组长是个老实人，没有圈子划的，他看也不看的，我就坐在他近旁，有时免不了还要偷瞄他手里展开着的报纸，只能瞄到未圈划的大标题，内容字太小，是瞄不到的。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上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详细情况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也许当时报纸上就没有详细报导，也许有报导，因属于犯人不应知道而没有圈划出来读给犯人听。
事隔三十年后，我读了李锐等人写的书后，才知道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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