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水肿病回一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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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水肿病回一号监

　　一九五九年七月把我从手套车间调到摇袜车间劳动，一直劳动到一九六一年初因害水肿病才调离了劳改队。

　　织袜车间与手套车间在一栋大楼里，不同楼面。织袜车间有五、六十部织袜机，半电动化，打袜头和袜跟时，还要手工操作，比起织毛巾被和摇手套，织袜劳动省力。

　　织袜车间分日夜两班制，早六点晚六点交接班，每两个星期有一个白天班休息，可以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整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我国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犯人日定量是六两米，两顿稀饭一顿干饭，菜里没有一点油水，像是盐水煮的，几个月没有荤菜。国庆节那天，菜里有了点小鱼小虾，管教干部向我讲：为了节日改善我们的伙食，监狱干部出动，到郊区的河浜里捕捞来的，还告诉我们：自然灾害，外边的人都没啥吃。

　　为了照顾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每天每人加一个猪肝色的“馒头”，不知是用什么植物的茎磨成粉蒸制的，我还是能吃得下的。人饿急了，什么东西都能吞进肚里去，如果菜是芋艿，芋艿皮也要嚼碎吞咽到肚里去，蚕豆皮就更不在话下，我还算是幸运的，在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多少万人民连树皮草根都没得吃而活活饿死！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有些犯人因脚肿从车间调走，被调走的人都很不情愿，因为调回监房不劳动了就更吃不饱。一九六〇年底，我的脚面子有点肿，睡八小时后就能消下去，我以为不要紧，瞒着不报。一九六一年初，肿得厉害起来，睡八小时不仅消不下去，小腿肚也肿了，我被调离劳动工场，回到一号监。

　　一号监所有患水肿病的犯人都安排在同一个楼面，每室住两人，允许白天可以躺下休息，每天晚上十一点钟被叫醒，喝一碗菜粥再睡，体现政府对病犯的照顾。

　　与我同住一室的名叫季苏，比我大十多岁。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时被揪出，叛徒罪，获刑十五年。一九二五——九二七大革命时期二十岁不到，入党，当交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悔过、释放，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陕西边远的山区当县长。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用了十根金条在四川北路顶下两开间的门面，开了绸布店，与地下党又结上头，做联络点。上海解放后，安排到市公安局坐机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一九五五年国家机关肃反运动中，他被整肃。他自称对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没有陷害同志；对于悔过，他说：“如果不悔过，我的头早就没有了。”

　　他对一九五二年肃托的情况知道一点，对于原是共产党员，后又是托派的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也知道一些。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一九五三年我被初审时，那位站在审讯台上讲话有点口吃的公安干部名刘大勇，是当时公安局长杨帆的副手，对于这一点，到文化大革命时证实了，我看到监狱办公大楼上拉出了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叛徒杨帆的黑干将刘大勇！”

　　我同季苏同住了三个多月，一九六一年五一节前，他被转移到八号监，八号监是病犯监。我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医院楼距八号监不远，住进医院，就像普通病人一样，整天躺在病床上，打针、吃药。午饭和晚饭都有荤菜，一个煎蛋或一片肉或一块炸鱼等，早饭后还有一杯豆汁。两个多月的功夫，脚肿腿肿全消，我走上磅称，四十五公斤，被捕前我体重七十三公斤。

　　水肿消退后，把我转移到八号监住了三个星期，我又碰到季苏，他的水肿好了些，但没有全消退，他的爱人每月都来接济他，有规定可以送入的十个蛋，一个玻璃瓶装的肉类罐头，都是用高价买的。

　　他告诉我，看到好几个水肿病人抬出去了，同他同住过一个山西人，他眼看着他走了。我问他是不是姓杨的？他说：“是的，是个旧军官，叫杨广文，你怎么认识他的？”“我初入狱时，同住过，是个积极要求改造的犯人。”季苏苦笑了一下，“他病成那副样子，还常写小汇报。”

　　这个时时刻刻都表现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犯人，带着他的“守罪论”，走完了人生。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前，我被调回一号监。

　　一九六二年开始，一号监的重刑犯人（实际都是判无期徒刑的），按规定不能离开一号监到任何劳改工场去劳动，只能在一号监内参加各项劳动，一号监内的劳动项目先后有：拆回丝，糊火柴盒，糊分装药物的小纸袋，糊供应商店包装商品的纸袋。那时，塑料袋尚未引进我国。一九六五年成立翻译组，让一部分会外文的知识犯人有用武之地，之后，利用五楼楼面成立油漆车间，为十二机床厂加工油漆螺丝刀的木柄，我参加了各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