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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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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安东回忆录（2006）
青东农场管制七年
释放证收回
一号监是重刑监，无期犯人都关在这里。我在此已被关押二十年。监外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有白天和夜晚的交替。监内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没有任何变化。
每天早晨中哨声起身，三人关一个小监室，内务整理得像部队一样，有角有楞。各层楼面的夜班主管几乎是同时快速地开小监室门、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的撞击声，像一阵急风暴雨呼啸而过。初来乍到时，震得我头脑发胀，尝尽铁窗滋味。天长日久，听惯了，神经麻痹了，这阵金属撞击声变得像一曲生命交响乐。小监室门开后，马桶拎到门外，楼面劳役犯把马桶拎到楼下，一阵倒马桶、刷马桶的声浪自楼下粪池边传来，有时因风向关系，还会飘来阵阵臭气。劳役犯把马桶送到每个小监室门口后，马桶拎回室内，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三个人静坐室内，等劳役犯送洗脸水，每人一大号搪瓷杯水，劳役犯收倒污水后，又送来早饭，饭装在铝盒里，每人一盒，饭毕，空盒收走，整个监室变得静悄悄的，等待日班主管来开门。
又是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的撞击声，一阵震耳欲聋的交响乐。犯人都要走出小监室，分组学习。学习到远处伙房传来饭盒装车声响，此曲只应天上有，心情振奋。只等楼面主管：“回房间！”接着是一阵哐啷关门声，坐等吃午饭。饭后，自动劳动起来，把针织布的边角料拆成回丝。楼上楼下又是一阵开门的声响后，仍坐室内不动，一面拆回丝，一面等待分批下楼到两幢楼之间的院内放风半小时。放风回来，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继续劳动，等待吃晚饭。晚饭后，日班主管来点人帐、收封。所谓点人帐就是看看室里有几个人，同铁门上的番号对一对；所谓收封，即将钥匙插进锁孔里转旋上两圈——三道保险锁。一天到此结束，只等哨声睡觉。
明天，一切又重复一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吃过早饭后，该是开小监室门，放出犯人学习的时辰都过了，整个一号监都还静悄悄的。
托派犯人都关押在一个楼面，楼面主管开了我们的小监室门后，没有再开其他监室的门就回他办公室的前阳台去。
这个不寻常的动静引起我的注意。
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三个未判决的人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们三人已被关押了二十年，尚未宣布判决。
不久，王国龙、叶春华、周仁生三个
〔注：这里应该只有两个人——录入者注〕
（两个表现积极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们都是被判无期，已服刑二十年。
像是发生了什么变动，我陷入了胡思乱想。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
走进一间办公室，先调走的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王国龙、叶春华、周仁生、蒋振东等几个人都在那间办公室里，沉默地站在办公桌的周边。
在一九九二年，郑超麟写的回忆中写到：“公安局有人来向我们宣布释放，而且给了释放证，我们都盖了手印，但承办单位立即把所有释放证收去，因为我们不能回家……”（《史实与回忆》第二卷二二○页）。
我不记得发释放证的情节。那天我是最后到那间办公室的，或许在我到那间办公室之前，发释放证和收回的事情就已结束了。既然又收回去，也就不必再给我了。
一位面孔陌生的干部，在我走进办公室时，向我招手叫到身边对我说：“你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啊，今后你还要好好地改造思想！”这位干部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接管我们的事务，一直管到九十年代退休的郁洪飞。
宣布我们分别去劳改工厂（南汇县周浦劳动玻璃厂）和劳改农场（青浦县青东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炼狱的路，何其修远！
劳改农场受管制
在办公室吃过一顿监狱给我们准备的午饭后，在众多干部的陪同下，分两部汽车离开上海提篮桥监狱，分别去青浦南汇。
汽车驶出监狱大门后，铁门在车后又重重地关上了。二十年的青春年华留在这两扇铁门里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曾分别在两件玻璃器皿上，用一小块金钢砂石磨制上了我们生命的印痕；在一个小杯上磨上了一个“笑”字和我的番号“七六○”；在一个茶杯上磨上一座桥和桥下的流水、磨上了一朵牵牛花和一行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各表述了在那两个年代里我的心情和心态。两件器皿被我带出了大铁门，成了纪念品。
汽车驶出喧嚣的市区后，在一条备战公路（路面特别宽，把路两边的护路树砍倒，就是一条起落战机的跑道）上奔驰着，车行路当中，两侧成了农家的打谷场和晒谷场。蓝蓝的天空下碧绿的田野，呼吸着新鲜空气，回归大自然，心旷神怡。远处农舍传来鸡鸣犬吠声，悠然引发无限乡愁，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欢乐。
汽车停在青东农场天圣庄甲一号门前。
天圣庄甲一号是介于青东农场场部与农场所干部家属宿舍之间的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它的西面隔一条拖拉机土路是干部家属宿舍；它的北面是片水稻田；它的东面隔着一片水田是以农场场部，它的南面是一块桃树林，桃树林濒临一条可航行机船的河，河上有一座可供小型拖拉机行驶的石桥。桥南是个自然村——天圣庄。
这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共有十二间，每间约二十平方。每间朝北一窗，朝南一门一窗。这排平房的大门开在第二间，东面的一间供管教干部住，西面十间的门上都写了房号。一号是我们的学习室，二号到七号分住我们六个人，我住三号。八号放劳动工具和堆放杂物。九号和十号是十二中队的仓库，堆放蜂窝煤砖。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东西长约三十公尺，南北宽约十公尺。院内有一颗枣树，一颗苹果树，一棵梧桐树。入住后，我们自己动手移植了十棵葡萄，扎了很大的棚架。
室内已放好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桌和方登，都是新制作和油漆的。政府干部宣布我们每人每月生活六十元，公费医疗，可以接家属来同住或来探望。
农场派一位姓潘的干部专职负责我们的事务，是一位因残疾转业的军人，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政策性很强。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对我们的安置是安照中央文件规定。他举例说，这排平房顶高不达标，农场调了一百多劳教人员，用上几十个千斤顶，硬是把这排平房的屋顶抬升了一尺。我们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高于农场普通管教干部的月工资（平均四十五元），更高于刑满留场职工的月工资（十五元），而我们在农场的身份是戴帽的三类人员，可我们又不同农场的劳教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单独安置一个住的地方，规定不与任何人员随便交往。因此，这位潘队长认为，政府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并且是养老到底。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对我们这些人的安置的种种措施看，潘队长的讲法并非他个人的想象，可能是有上级指示根据的。
到农场的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屋门关了，电灯开着，在书桌前默默坐了良久。又把电灯熄了，在室内来回踱步，思绪万千。昨天晚上，还在监狱里躺在小监室的木质地板床上，等待次日早晨开门时那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撞击时的交响乐。今天晚上，我用自己的手轻轻在关上屋门，又轻轻地开了屋门，走到院子里，抬头遥看满天闪烁的繁星，笑看人间。人啊，生活在梦一样的现实中。
到农场安顿下来后，由农场医院的医生给我们几个人全面检查了身体，有病的治病。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先做了内痔脱肛的手术治疗，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拨光全口残牙，装配了一口义牙，多年来不能嚼咬的困难解除了。
政府把叶春华的妻子曹家骢从安微白茅岭农场调来青东农场，我们六个独居汉中有一人有了家室，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大事。
对于没有成家的想找对象成家，政府的态度是：不反对，不支持。在“不反对、不支持”的政策规定下，郑良积极找对象谋划成家，也是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关心的一件大事。
周任辛的妻子赵青音陪伴婆婆，携带儿媳抱着小孙子从温州来探亲。一家老少四代人团聚，更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对人对事都很达观。特地带来温州特产——老酒汗，送每人一瓶。此酒采用黄酒蒸馏而成，无色状如白酒。又亲手用老酒汗烹制油煎荷包蛋给每人品尝，酒香蛋香，好吃。使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
早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一个署名赵青音的人负责上海同南京的通信联系（同我通信联系），信上以姐姐处称。一九四七年秋，我从南京来上海，在周仁生的住处，经介绍彼此才认识的。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学生模样的少女，喜欢说笑。二十多年过去了，人大变样，沉默寡言。背负着托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家属双重身份，在劫难逃，“文革”初起时，经常拉出去挨批斗，折腾的心力交瘁，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理睬她。
与周仁生初相识时，他尚未结婚。现在看到他一家老少四代人团聚，我为他感到高兴，也哀叹自己。
周仁生住四号，我住三号，紧相邻。回到屋里，想到自己，已过耳顺之年，无儿无女，一幅无依无靠的凄凉晚景，呈现心头，无亘绝望。
两次回乡探亲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天潘队长交给我一封从山东乡下寄来的信，我们六人的信件，都是先由管教干部老沣
〔注：联系下文此处应为‘老潘’——录入者注〕
收下，然后再分送我们手中。
“家里还有啥人？”我看信后，老潘问我。
“只有老母一人。”
“不能来么，该回去看看”。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温慰，也感到疑惑。安置农场时，对我们宣布家属可以来探望或同住，没有宣布我们可以回家探亲。何况我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啊！”
“能行吗？”我试问了一声。
“你可以打个申请报告。”
想不到，批准了。老潘通知我做好准备，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干部郁队长和贝科长到农场，向我宣布了路上和到家以后应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又宣布：“由潘队长陪你回去，没有别的意思。”解释说：因为我离开社会久了，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买票、转车、住宿等手续都由老潘办理方便，等等。
真实不解释我也明白，一个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人能够独自一人在社会上跑来跑去吗？“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他们的政治职责。
列车是在黎明时分到达济南站的。走出车站，即看到街上挂着横幅，墙上贴满标语，满地是撕碎的标语纸屑，在晨风里翻滚着。两家“革命造反派”还在演真假孙大圣。
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的路上，一些年轻小伙子拉着地排车奔跑，有的拉着空车奔向市区，有的拉着装满了垃圾的车运向郊区。他们是为了生计而忙碌的农民，每天一大早趁在充许他们拉地排车进城的时间里，进城捡拾垃圾积肥。在化肥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北方的农民就有起早背着粪筐到村头地边转转，捡拾狗粪、人粪回来倒在猪圈里积肥的习惯，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种肥田方法。
做官的为了争权夺利忙于打派仗；种地农民为了盼丰收忙于捡拾垃圾积肥。
这就是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史，和自然界一样，它们有各自的内在规律，都按部就班地发展着，变化着。
从济南到我家一百八十里路，在离我家五里的公社所在地的集镇有汽车停靠站。老潘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我还要步行五里路才能到家。
“近乡情更怯”，我怯的是分别整整四十年后，将要见到我娘，不知她已老成什么模样。分别时她三十五岁，陪着我走到村头，我走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那时我十二岁。
“少小离家老大回”，唐朝诗人贺知章，在京城做官，告老回到家乡时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我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回来与老母见上一面还要生离死别地“娘，我去也！”凄惨！
看到我娘的一瞬间，几乎不敢相认。四十年间，时刻想念着她，三十五岁时的面影同眼前已苍老呆滞的面孔复合不起来，视觉神经迅速调整了焦距。我喊声：“娘”，扶她坐回坑沿上，相互对视了好半天，都讲不出话来，千言万语，在无言的对视中都灵犀一点通。我觉察她用怀疑的神情注视着我的嘴巴，立即明白她看不到那颗靠右嘴角的包牙
〔注：此处应为龅牙——录入者注〕
疑惑了。我把全口的义牙取出来给她看后，她满脸皱纹中闪出了一丝笑容。“和你老爷爷一样，换了一口假牙啦！”认出来了，确信了，就好了。又是一阵沉默，又是相互望着，看不够地看着。此时不讲话，比讲话更能表述内心的深情。
屋门口大踏步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提着旱烟袋杆。我三叔一面打招呼一面给我介绍：“刘大麦，是咱村支书。”我一听官衔，肃然起立，颔首致敬。颇有干部风度，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自行找了个小凳坐下，先塞满了一烟袋锅烟，用火柴点燃了，吧嗒吧嗒吸上两口，对我三叔说：“我从公社回来，知道安东回来了，嗯，嗯……。”
“要感谢毛主席、党中央伟大革命人道主义呀！”是对我说的，我敬听着。我猜想，他在公社里一定见到了老潘。
“回来能住多久哇？”
“批准一个星期。”
“那好，那好，能回来看看就好，嗯，嗯，忠孝难两全哪
〔注：此处应为呐——录入者注〕
！”
我想不到他嗯出了一句“忠孝不能两全”。回来看望老母当然是孝，那个“忠”从何说起呢？看样子他还有话要讲，我只好等他又吸上两口烟后，他说：“家里烧的，吃的都有哇？有困难向我讲。”
“不缺，不缺。”我三叔代我回答。我跟着说：“我这次回来，政府补贴了二十斤全国粮票。”
他走后，我才知道，他小时候没有念书，当了干部后，才学了一点文化。
我回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每家出一个劳动力到黄河滩割草当饲料，这是头一天晚上通知的。我决定拿把镰刀跟着去。割草的时间很短，很快就把几辆独轮车装满了。他们推着独轮车回去后，吃过早饭还要到大田里收割高粱。
我一个人留在黄河岸边呆了一会。泥浆一样的黄河水仍然是浪打浪地向东奔流不息，田野的景象同四十年前没有两样，只是刚才来割草的一群人，都还不到四十岁。他们，是人民公社社员，为生产队集体劳动。
回家的第三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鬼节，是给去世的人上坟的日子。我娘由我的堂弟用独轮车推着到十多里外去给我外祖母上坟，我没有跟着去。一因是，是上海公安局干部贝科长要我注意的事项之一，要移风移俗；二因，我三叔也不主张我去，要我注意政治影响，当时正在批林批孔，批孔孟之道。
我娘是想要我同去的，说舅舅很想念我。我说不去，也没有向她说明不去的理由。天下做母亲的都是无条件顺从儿子的心意的。我不去，她失望，但不勉强我。如今每想及此事，总感到痛苦、难过，欠了一笔心债！
没有跟娘去上坟，我跟三叔三婶还有生产队上的人，一同到河堤边湿地里去收割茼麻。生产队有一个搓绳小组，在我三叔的技术指导下生产各类粗细不同的绳索，是生产队的一项副业。
在我临走时，我娘从木箱里拿出一条新棉被给我。是她亲手纺纱，亲手织布缝制的。织被面的纱线先染成深浅不同的靛青色，搭配经纱，被面织成古朴的小方格图案。被里布是淡靛青色。共缝制了两条，一条给我，一条给我弟弟。两条棉被在她的木箱里存放了三十多年，一直想亲自交到我们兄弟俩手里。等啊，盼啊，三十多年流水逝去，我的一条总算亲自交到手，我弟弟的一条没能亲手交，那时我弟弟当军代表在四川某高等院校支左。我娘去世后，弟媳妇回家带走的。
走的那天早晨，我娘由我侄女扶着站在屋门口看我走，无言地分别了。上一次分别，一别四十年。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第二次回乡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收到三叔打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
老潘在把电报拿给我之前，他已同上海干部通了电话，并已做出了决定。所以他说：“准备一下，下午走。”口气是肯定的，申请报告也不要打了。
半夜时分，车过蚌埠，广播里突然响起一阵哀乐后，传来了周恩来病逝的噩耗，整个车厢静肃下来，有人发出悲恸的叹息声。
在济南换乘长途汽车，我在离家五里的集镇下车，老潘继续乘车七十里到惠民县城终点站下车，因为是冬天，公社招待所条件差，他要到县城找一个好点的旅店住。约定好，他把住址通知公社转我，有事电话联系。
我三姑家就在集镇上，我先到三姑家，三姑一见到我就哭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把丧事办完了，你三叔才给你打电报的。”
“你娘的坟就在西坡地。”
西坡地就在我村的西边。有几颗杨树，有几个坟堆，一塚新的当然是我娘的坟，坟头上的幡在寒风里飘动着。我立在坟头想大哭一场，哭不出。默默沉思娘的一生。在那父权和夫权的社会里，我娘的命运注定是时代变迁的悲剧角色，成了“五四”时期兴起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新思潮的祭坛上的牺牲，被丈夫遗弃。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两个儿子卷入历史的漩涡，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儿子坐牢，当了革命军人的二儿子转战南北。不知她在精神上、感情上如何受住了这反差的冲击？如今，期待与希望，不幸与痛苦都埋入了黄土，一切得以安息。
辞母坟（一九七六，一）
西坡坟头风微微，
漠漠落霞孤雁归。
呆呆痴想空垂泪，
堪恨难报三春晖。
思母坟（二○○六，一）
梦里孤坟夕阳微，
寒风斜照墓草衰。
冬去春来三十年，
岁岁清明路难回。
徐州看望父亲
回上海路经徐州，下车去淮海大学看望父亲，陪同的干部老潘也要拜访他的几位转业到徐州地方上工作的老战友，他同我住进了徐州饭店。
同我父亲也有二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他与世纪同龄。他一生都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曾先后在山东、四川和南京等各地的师范学校教书，南京解放后一度在市立二中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调无锡师范教书。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无锡师范迁徐州与徐州师范合并成立徐州师范学院（文革时期改称淮海大学），先后在体育系和生物系执教。
自从“文革”开始后，同父亲断了信息。他受到了冲击。挨了批没有挨斗。红卫兵把他下放到农场劳动，校党委书记又要回来，下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我问他：“教育革命搞得怎么样了？”
他想了一会儿说：“几个女学生，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坐在看书的凳子上，嗑着瓜子问我：‘老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咳，师道尊严一点都没有了！”
过了六年，一九八二年，我已解除了管制有了公民权后，去徐州看望他，谈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他说：“那时有许多教授挨批斗，胸前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有的不写姓名，就写上‘×叫兽’三个字！”说这些话时，还是心有余悸的神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风暴骤起，他受到冲击，被送到农场劳动了一些时期后又接回学校，下放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职位，重上讲台执教，一直教到八十四岁病逝为止。
吃午饭时，有个人来通知他：“全校的会不开了，各院系自行安排。”人走后，父亲向我解释说：“是悼念周总理的会。”之后又带着忧虑的神情说：“一会说开，一会又说不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着沉默不语了。
那时，谈古论今或借古喻今的批孔孟之道、评法批儒、评《水浒》等运动，弄得国家政治气氛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对国家大事，人人除了信从二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的旨意，谁都不敢多讲一句话。我的身份使我自知不便多问什么。
吃晚饭的时候，一位邻居来串门，父亲把我介绍成是从山东乡下来的同乡人！我一阵心寒，感到惭愧，这是什么样的人间世道！我丝毫都不怪怨我父亲，我有点后悔不该不期而至地去看望他，那时他还是下放图书馆管理借阅图书的“劳教”人员。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解放军的团政委，去看望他时，他会感到光荣，得到些许安慰。我去看望他，使他伤心并且羞于见人！晚饭后，他陪同来串门的邻居下棋，我告辞回徐州饭店。
买了火车票回上海的前一天，老潘带我去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和纪念塔，他参加过淮海战役。馆和塔离徐州市区十公里，位于云龙山的南麓。那天是馆休日，对外不开放，老潘从皮包里拿出两张证件去值班室交涉，他的证件真管用，不仅获准了，值班员还找来一位休假的讲解员陪同。在几座建筑得宏伟的馆厅里，她对仅有的两个观众做了一路详尽的讲解，我就一路认真地听和一面仔细地观看。
硝烟弥漫的战场，飞机、大炮、坦克、火海、人海，尸骨遍野，血染大地。一九四八年底，国共两党集结主力在徐州以北的碾庄地区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碾庄正北方就是台儿庄，整整十年前，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国军同入侵的日军在台儿庄进行过一场大会战。有谁能想到，斗换星移一度秋，徐州地区又是国共两党进行惨酷内战的战场，演出改朝换代的悲喜剧。
二千年来这一带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外族入侵，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走马灯式的历史画卷。成则王，败则寇，在徐州地区遗留下多少古（骨）迹！
停住我的胡思乱想，眼睛又跟着她的讲解棒观看。冒着炮火，堆着独轮车送军粮老大爷们的图片，抬着担架奔跑的农妇们的图片，在这些放大的图片下摆放着独轮车和门板改制的担架实物。一张大型图片里摄录了土改后翻身农民敲锣打鼓参军的欢庆场面，参军的小伙子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喜洋洋、气昂昂地列队向前。观看这图片时，我的思绪又飞离了她的讲解棒，我想到的是国民党统制区保甲长们四处抽拉壮丁的情景。被拉来的农民像囚犯一样一队一队地押解到师管区受训，然后送上前线。想逃跑吗？在湖北郧阳我就亲眼看到两个逃丁被捉回后，枪毙在一条小河边的惨象！
热情的讲解员讲解翻身农民送子、送夫参军的动人故事时，她的情绪也激动奔放起来，她仿佛是那动人场面的参与者，她用她的情绪感染她的观众。她哪里想到，眼前仅有的这两名观众中，竟有一个是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历史与现实就是这么折磨人！在她表现出来的真挚与善良面前，我感到仿佛欺骗了她，感到无可奈何地惭愧！
淮海纪念塔建立在一个小山头上。老潘同我拾级而上，进入半人高的围墙后，看到塔下四周堆放了许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前两天（十五日）在这里举行过悼念活动。
看到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奋力地把一个个花圈抛到围墙外的山林里，还有一个不断地清扫地上的纸屑，顺手倒到墙外。
看到这景象，我纳闷：为什么不是烧掉而是乱扔山林里？这是对悼念活动的亵渎！
老潘喊我：“走！咱们回去。”
在下山的路上，老潘对我说：“回到上海，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不要讲给他们呐！”
一月十九日回到上海，回到青东农场。来去十二天。
学习
一九七二年九月安置农场时，政府干部宣布我们要在学习与劳动中继续改造思想。学习为主，劳动次之，以自学为主。还规定了我们每人自备必读的书籍和报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每人订《红旗》月刊，六个人合订《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是农场订给管教干部老潘的，转给我们看。
每月我们六个人可以到青浦城镇购物一次，每年由老潘带领到上海市区购物中心一次。到青浦我们总是先到新华书店看看。到上海市区，我们要先到福州路的几家书店转转。我们可以自由地选购各自喜欢和需要的书籍和报刊。周仁生预约订购《列宁全集》，他是读外语的，他在外文书店订阅英文和法文报刊，购置了《英汉大辞典》和《法汉大辞典》等；刘平梅预约订购《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黄鉴桐预约订购《列宁全集》，还买了《资本论》等书；叶春华买到《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等。为了适应农场的生活环境，我购买了几本有关农业知识和蔬菜生产的书。
管教干部老潘看到我们每人都买了这么多书，为显示对我们的关心和尽职，叫我们自己动手做书架，顺口念上一句语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林彪虽已葬身蒙古沙漠，人们还习惯于“语录不离口”。做书架的材料他想办法，去请示了场政委和付场所长后，他带我和郑良到农场部的大院子里锯倒一棵已成材的樟树和两棵柳树。我用劳动车拉树干到十二中队的锯木车间锯成木料和木条，到场部仓库借了全套木匠工具，我们六个人竟各自制作出了虽不像样却很实用的书架。在农村环境，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己动手，添置点家具，别生一番情趣在心头。
除了参加集体学习和参加劳动，我们大都是呆在自己的屋里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到别人屋里串门，一则免得影响别人的自学，二则那已不是“千杯少”，“半句多”的古朴时代。人斗人的所谓阶级斗争，斗得人人神经紧张，斗得人与人之间无言话真思想，无言表述真感情。象形文字“狱”造得多么惟妙惟肖！我呆在自己屋里时，常把屋门关上，在朝南窗下的书桌边坐下，泡上一杯浓茶，从右手墙边取一本想看的书，潜心求索智慧，积累知识，自得其乐，陶然忘形忘机。也忘却集体学习会上那些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的枯燥表态发言和无事生非的口舌仗。
一号房间是我们集体学习室，室内有一张长方形台桌和几条板凳。每逢学习，各自捧着《红旗》月刊和笔记本围桌而坐，烟茶自备，态度彬彬然，气氛肃肃然。我大都到一号室坐下来才打开《红旗》翻看破指定学习的“社论”或“专论”，把“社论”或“专论”的主要旨意写在笔记本上，备表态发言时引用。学习小组长周仁生，称职尽职。管教干部老潘有时端一杯茶来坐一会，以示对我们学习的重视。其实，我们学什么和怎么学，他是管不了的，他只是传达上海干部的布置，尽一点监督的作用。
主要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学习各大批判组署名的重要专论。现在我还能记住几个常发表重要专论的署名：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等。
我们安置农场时，“九一三”事件刚刚过去一年。批林整风运动，批林彪极左路线和无无政府主义思潮。继之，批林彪的极右实质。极左怎么一下子变成极右？有了个“形左实右”的说法。揭发出林彪题写的横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把林彪同孔孟之道绑在一道，批林整风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孔子，批孔孟之道又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历史被想象化，大捧法家，大批儒家。在儒法问题上谈古论今或借古喻今的文章越做越大。两千年的中国史是儒法斗争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场革命，是对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的革命专政，是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是新生地主阶级的自卫措施等等。
杨荣国教授著文论证“孔丘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我在学习这篇指定要学习的专论时，我说：“孔子是农业宗法制社会的思想家，怎么会成了奴隶制的思想家？”小组里有人批评我并引起了争论。批评我的人并不同我争论对孔子的历史评价，而是因为杨荣国的论文收进了江青主编的并经毛泽东批转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小册子中，中共中央把它转发全国当作学习资料。当时我们人手一册。对钦定的学习资料上的文章产生怀疑，那还得了！“反对党中央”，一顶帽子放在桌子上了！对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动机，当时都是无可非议的。我只有力争辩护我没有反对党中央的思想。我还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制还是代表奴隶制，这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有不同观点的学术问题。” 一向谨言慎语的黄鉴桐规劝式地批评我：“人家冯友兰教授都写了批孔孟之道的论文，认为孔孟之道是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批判自己过去对孔子的评价”，言外之意是：你算老几，能比人家教授高明！示我不要再同无事生非者争论下去。这样的意见，当时也是不能反驳的。（八十年代，冯友兰教授对参加评法批儒闹剧大合唱队一事，作过批思自责：“只是附合当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作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正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学习会上的争论，引起管教干部老潘的注意，晚上他来我屋里来，对我讲了如下一段话：“你们争论的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从前我也听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现在又说是奴隶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认为你的讲法符合马列主义，你就坚持。如果不符合马列主义，你就要接受他们的批评。坚持错了，是不得了的！”
在小组学习会上我挂免战牌，承认思想没有改造好，但否认有反对党中央的思想。一场争论的结果是，别人的批评都写进了我的一九七四年半年思想改造小结，以后又写进年终思想改造总结。一九七五年，半年小结和年终总结时，仍要旧话重提。那是个只有向他人脸上抹黑才能显示自己正确的年代。别人对我的批评仍然写进我的半年小结和年终总结。
在“全面专政”的政治气氛里，不辩解、沉默、逆来顺受，免得落个“是不得了的”结局。
在“教育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鼓噪声中，日历翻进了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到一月十八日，我回山东乡下料理娘的葬事，又到徐州看望父亲，十九日回到上海。
十多天没有看报纸，回农场后，第一件事，我先找来《人民日报》，详细看了周恩来总理病逝后的有关报导。
报纸报导了遵照周恩来的遗愿，骨灰撒向祖国大地，没有送八宝山安放享人间烟火祭奠。我联想到一月十七日在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看到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乱扔山林的情景。不保留骨灰与花圈乱扔山林，这两桩事是不是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我这个人就是爱胡思乱想。
四月四日清明节，发生了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报导。管教干部老潘立即叫我们学习《人民日报》报导。我一时忘记了学习是表态，不是漫谈感想，我的发言中漏出了句“那里
〔注：此处应为哪里——录入者注〕
会有这么多反革命呢？”没想到这话被人抓住柄了，一顶“不相信《人民日报》报导”的帽子向我头上扣来！
在那个时代，从别人的话里找渣，抓别人的小辫子，上纲上线，揭发批判，美其名叫“帮助"，正是表态发言的最佳方式。我怎么辩解都不行。争论得激烈了，提温加热地又揭发我一条：“你的书架上没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两书”，并且说是经过长期观察，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购买这两本书。因此，一顶“对斯大林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帽子，向我头上扣来！
斯大林是革命导师，“怀有刻骨仇恨”，那还了得！曾有两位原判五年徒刑的同案，林华和沈文铃，五十年代末分别以“诋毁革命导师”罪加刑十年，只因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讲了几句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被其他犯人揭发出来。
我确实没有买这两本书，没有想到授人以柄，成了被人揭发的好材料！扪心自问，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安置农场时，政府干部规定我们自备自学的书包括这两本书。在政府干部看来，这两本书对我们“认罪”的思想改造更有针对性。当时我的思想也过于简单，我不想把不想看的书买来放在书架上装璜门面，改不掉的犟脾气，在这一生中吃了不少亏！
我自行戴上一顶“犯了不服从管教的罪错”帽子，抵挡那顶“刻骨仇恨”帽子，并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惩罚和教育。反正我没有说过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说我“刻骨仇恨”是别人的主观推断，不足为凭。
学习会后，管教干部老潘找我到他房间里谈话：“别人提的意见，应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明天小卖部（农场供应站，供应全农场油盐醋糖酒烟肥皂草纸等），有车去青浦（城镇）进货，你跟车去，帮他们装车，再到书店买那两本书回来。”
一九七六年七月半年思想改造小结时，在我的小结后面小组帮助意见项目中，除了一九七四年拖到一九七五年的那条旧帐，又加上两条：“不相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没有购置革命导师的书，是抗拒改造表现”。
斯大林的两本书虽然买回来放在书架上，我仍然担忧一九七六年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不知还要接受何等深度“帮助”！
一九七六年，是我国社会政治极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三月十一日，一颗巨型陨石坠落在吉林境内；四月四日清明节，发生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病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伤二十多万人；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病逝：十月六日，一举粉碎“四人帮”。
毛、朱、周的逝世与陨石坠落、地震等自然现象发生是巧合。当年《人民日报》曾回顾历史，查到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死的那一年，有一颗陨石坠落。造神运动造得我也糊涂起来，认为天人感应之说也许有点道理。
毛泽东病逝，一举粉碎“四人帮”，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惊讶似乎淹埋了人们对唐山大地震产生的恐惧和悲痛。
管教干部老潘天天忙于农场场部听报告、开会学习，干部们在统一思想认识。一九七六年最后三个月我们的学习较宽松，每天老潘临去场部前总是关照我们一声。要我们在自己屋里看报自我学习。
那时我的思想情况是，自从我娘去世后，我心上已无牵无挂，安身立命背负着无期徒刑十字架在农场度余生。反托谎言大山压制下，看不到生命前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老潘关照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写好年终思想改造总结。
因为每年都要写半年思想改造小结和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有人还坚持月月写思想汇报），我早已练就了一份腹稿，只要根据需要，酌情修改或增舍些字句，就复制出一份。内容少不了讲些什么加深或进一步加深揭批托派罪行，什么加强重视或更加加强认罪守法，加紧改造思想，认真脱胎换骨等等。大话、空话、假话、咒语、誓言一大堆，批评自我批评八股调，永远唱不完。
又过了几天，老潘召集我们六人在学习室漫谈思想准备情况。那天上海干部郁洪飞和贝科长都来了，听了我们每人的漫谈发言后，郁洪飞讲了话，主要大意有两点：一是要我们今后学习不要再搞形式主义：二是点名说我能暴露思想，对“四人帮”有独立思考。
我一听就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两年多来小组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本来是思想认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说成是改造与反改造问题，给我乱扣帽子。
有了这位干部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没有人借了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我提出什么批判和“帮助”。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三次半年小结和两次年终总结时扣在我头上的那几顶帽子，一风吹。
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思想改造学习更宽松，每天上午在学习室集体读报，下午参加一些劳动。老潘从场部给我们弄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读报之余，我们就听半导体。
报纸上天天宣讲：“你办事，我放心”，宣传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后成为接班人的英明领袖华国锋。
收音机里天天播放一个小女孩歌唱：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的山山水水真正美——”美的字音拖得很长，很好听。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沉，听之，那美的山山水水令人确信而神往。
英明领袖是交城县人。
小组学习会上就有人唱赞颂：“英明领袖的姓名多好哇，是人民共和国斩'妖’的宝剑呐！ ”
“妖”当然是指王江张姚“四人帮”而言。两年前，“四人帮”红极一时，《红旗》月刊上发表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赞颂者曾立马表态赞颂，说那两篇文章的“理论”分析是符合马列主义，并且表示要反复认真学习，加深领会，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云云。
政治天空。波诡云谲。我就如此这般地学习再学习，改造再改造，学会像念咒语一样地反复念诵“加深”、“加强”、“进一步加深”、“进一步加强”的套语在学习室的学习会上改造思想。
劳动
安置农场所后，分派我负责劳动方面的事项。
在农场，我们六人不属于任何生产中队。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半封闭式的院子里，大门开着，我们不得随便外出，不能与农场的劳改人员交往，因此，规定我们六人不参加农场的大田劳动。
劳改农场，顾名思义就是用劳动改造人的处所，不劳动怎么能行呢？于是，安排我们做些可不与外人接触且力能胜任的劳动项目。如每天早晨到农场干部宿舍区，把地上的树叶和生活垃圾扫除干净；每周日农场招待所把替换下来的棉被、床单、枕套等物送到我们院子里来，由我们拆洗干净；还有定时到农场场部院子里去锄掉或拔掉路边和旮旮旯旯的杂草；每年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四个节假日，我们要到农场场部的干部食堂伙房里去帮忙做些辅助性的杂务劳动，如杀鸡杀鸭，剥鱼洗猪肠，净菜洗菜等等。
每年六月，抢三夏是农业生产最忙的时节，无论是农场还是农村公社到处都是一样的忙。农场的副场长曾用以下的话形容这时节的忙：“早上一片黄，下午一片黑，明天一片绿。”黄指的是成熟了的冬小麦，黑指的是收割冬小麦后耕翻的土地，绿指的是经过一夜灌水后田里又插上的早稻秧。
不这样抢时间，就会误了稻的生长期而造成减产。在那三抢的十多天里，农场场部的各级干部大都抽调到各农业中队去帮助农业中队的干部督促和指挥在大田劳动的劳改人员。
负责我们事务的潘队长，虽是腿上受过伤的转业残废军人，走路还一拐一拐的，也不置身于这农忙之外。每年三夏还是领着我们到大田劳动十多天。收割冬小麦和插稻秧的劳动强度大，不要我们做。专门划出一块稻秧畦，让我们把秧苗起出来，供大田插秧用。另一项劳动是叫我们到田埂上去捡拾麦禾搬运后遗落在地上的麦穗。这两项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劳动，十多天下来，还是累得够呛。
我们居住的那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北边，有一块低洼湿地，杂草丛长，蝇蚊滋生。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九七二年冬在这块洼地的西、北、东三面开挖了一条长一百公尺，宽、深各一公尺的排水沟，挖沟的土方，填地垫高，沟边栽种河柳条围成篱笆墙，经过一九七三年大半年的陆续平整，修理成菜圃地，种上青菜，小白菜、茄子辣椒等。还有黄瓜架，丝瓜棚；遍豆，红豆爬上篱笆墙。自种自食，有田园生活乐趣。
每当集体学习结束后，我常带件工具，到这块菜圃或除草，或捉虫，功整修菜棵菜苗，或看蝶纷飞，蜂忙忙，借以调节在集体学习会上弄得疲惫了的神经，舒展一下心情。
插曲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问题，一风吹。在劳改农场受管制的几个右派陆续离开农场。看到这些情况，听到这类消息，我们思想有波动，但谁都闭口不谈这类问题，避免授人以柄，说成是不安心改造。我和周仁生有时能敞开心扉谈一两句，有话老是闷在肚里不说来并不好受，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认为现在我已不是托派了。”我不假思索地顶他一句：“你不是托派了，为啥还关在这里？”我们相对一笑，这一笑，不言而喻交换了对右派一风吹的感受，但我们没有谈右派一风吹问题。
我牢牢记住那次我们两人的对话，是因为没过几天，一位刑满留场就业职工来找我和周仁生。他带了一张图纸，测量了我们住室的门和窗，问我们对门和窗的大小、式样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从他那里我们得知，农场得到了上级指示，要重新给我们六人建筑新房，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依旧是砖瓦平房，每人住房面积不小于二十方米，另有公用灶间、卫生间和浴室，还另有一大间是活动室。
准备盖房地点，离我们当时住处有一里多路。那地块的北边和西边隔着一个大养鱼池塘是（海军）部队农场的农田；地块南边紧靠一条行驰汽车和拖拉机的土路，土路南面是劳改农场的农田：地块东边是片育树苗圃，供应城市绿化用树。站在这地块四望，视野内除了广阔平整的农田，看不到房舍。几年前，老潘带我去部队农场讨菊花苗时，曾走过这地块，挖养鱼池塘的土都堆放在这地块上，因此，它比周遭的农田稍高一点，与南边的土路持平。池塘周围的柳树，榆树都已树大成荫。
我一听说要在这地块上给我们盖新房住，满心喜欢。远离农场场部和农场干部家属宿舍区，生活将少受干扰而变得清静。第二天我就一个人跑到那地块细细观察一番，设想在住房周围空地上种菜、栽果树等，紧靠池塘，浇地用水方便，池塘岸边树荫下乘凉休息。
我还陪同黄鉴桐、周仁生、叶春华等人先后去那里观看多次，看到建筑队的劳改犯人已开始用劳动车运送砖瓦，我跑到十二中队木工车间，那里已放料开锯，准备做门和窗，我满怀激动不已，巴不得马上开工把房盖好，搬去住。
关于重新盖房，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管教干部老潘始终没有向我们讲。他不讲，我们也不好问，因为牵扯到对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有变动，我们没有问的权利，反正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九七八年底，听到消息，给我们盖新房的工作停下来了。我跑到那地块去看看，果然看到几个劳改犯人（人们习惯称他们“小劳教”，因为他们年纪轻，都是判三年五年的刑事犯）在一个刑满留农场的职工看管和督促下一车一车地运走砖瓦，我怅然而返。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们被宣布“给予公民权”，离开了农场。有家的回家，王国龙、周仁生回温州，刘平梅回广州，林华回广西；无家可归的几个人，安置上海市区分配住房。
给予公民权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在周浦劳动工厂受管制的六个人——郑超麟、王国龙、蒋振东、喻守一、林华、李培和在青东农场受管制的六个人——周仁生、刘平梅、郑良、黄鉴桐、叶春华、熊安东，共十二名托派重刑犯人，集中到青东农场的小礼堂，参加了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给予公民权的仪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从高级人民法院干部手中接到《裁定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书
熊安东，男，五十八岁，山东省惠民县人。
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逮捕。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二十年的监禁关押，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为由，“宽大释放”而不放，又送到农场严加管制七年后，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决定给予公民权”，才结束了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算起的二十七年关押管制，回到社会上，成了个无家无业公民。
是因为“反革命罪”，“有悔改表现”而“宽大释放”，不是平反。平反应是没有罪才平反，那时候说托派无罪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托派的反革命定性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直排本）的一六二页“注三0”为基调的。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政治书籍，《辞海》、《辞典》中有关托洛茨基、托派等条目，都是照抄“注三0”的，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注”。在这个“注三0”里引用了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现实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那时代，苏联和中国，虽然还没有发明出“最高指示”这个名词，但斯大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更具有权威性。所以在这个“注三0”里也对中国托派作了个定性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托派被认为是反革命，托派分子被判反革命罪，正是这个“注三十”所说的那些没有理由的理由。
在二十七年的关押管制中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接受“注三十”的定性结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如果做到自觉地说自己是“托匪”，经常写思想汇报并揭批“托匪”罪行，那就是改造积极分子了。一九六五年，郑超麟填写一首词《蓦山溪》中，给这号人做了素描画像：“不见旧相知，竟低头，然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整十三年。他那里会想到，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风暴骤起，在批斗会上，那“竟低头，然然可可”的“旧相知”，竟像是出自内心地怀着一种义愤的样子用手捺他低头承认是反革命，他才明白了：“原来，犯人要表现积极，争取宽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参看《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第二一九页和四三二页。）
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给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几起莫斯科审判案平反，证明了加给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那些吓人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那些审判案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制造的冤假案。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一六八页“注三三”修改了第一版时第一卷一六二页的“注三十”。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辞海》、《辞典》等也相应地做了修改。在第二版第一卷一六八页的“注三三”中，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定性讲话不加任何说明撤销了，对中国托派定性的那一句话也撤销了，对撤销的原因做了说明：“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二七十页“注十八”和第二卷五一六页“注九”）。
原来如此！说托派是汉奸，说托派是反革命，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国托派一网打尽，打成反革命罪，关押管制二十七年，竟是一场错误论断的闹剧！
凝眸被吞噬的韶华，伤心一笑。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写于石泉新村 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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