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一九六四年参观与学习《九评》
一九六二年开始，报上常有自力更生的宣传。我好生奇怪，又觉得新鲜，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怎么又自力更生起来呢？记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发表长篇讲话，题目就是自力更生。
一九五七年，为了对我们这些托派犯人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特地组织我们去东北和武汉参观，在东北参观了许多重工业工矿企业，据介绍都是在苏联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下扩建或改建的，在武汉参观的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完全是苏联国际主义援助建造的，国际主义是个抽象名词，形象化的教育是最有说服力的。
还记得五十年代，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掀起了一阵国际主义的热潮，伏罗希洛夫不论走到哪里，北京、上海，到处是举着花环的孩子们，亲呢地呼叫着：“伏爷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位伏爷爷正是斯大林的铁杆战友，场面是做给赫鲁晓夫看的。
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了，赫鲁晓夫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意识形态背后，是物质利害需求的冲突。
于是有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和中共中央的回信《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这之前，中国还出过一本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我看过的。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在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评》。
就在《九评》发表的期间，把我们托派犯人又集中起来，分成两个小组学习《九评》。还把刘平梅（从广州）、周仁生（从浙江）、喻守一（从武汉）、林华（从广西）调来上海，参加学习。
这次集中起来的托派犯人，四个未判决的：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桐，他们四个人是一个学习小组，八个判无期的蒋振东、藉云龙、王国龙、刘平梅、李培、叶春华、周仁生、熊安东；三个判十五年的沈文铃、林华、郑良；四个判十二年的陈莽、夏建勋、沈云芳、谢公墨。这十五个人是一个学习小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到二十日，组织我们在上海地区参观了五天，上下午各参观一个项目，主要是几家重工业工厂，因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苏联不给图纸，不供应零部件，使生产大受影响，有的甚至停产。
参观的重头戏是万顿水压机，江南造船厂一九六一年制造，这是自力更生的形象工程，一立方米的铁块，像揉面团一样地压轧，是大型发电机转子轴、大型轧钢机架、大炮筒管、导弹壳等锻造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
负责人讲解了制造这座庞然大物的过程，全靠自己的力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不供给技术资料，边造边学，先造一座一百顿的，行，放大十倍，造出座一千顿的，合乎设计要求，放大十倍，万顿的造成功了。修正主义还讥笑我们没有能力造出来，我们造出来了，他们又说我们是用黄金堆起来的，负责人气愤地说：“既算是用黄金堆起来的，你们有吗？”
参观结束了，正始〔注：此处应为‘正式开始’——录入者注〕学习《九评》。
《九评》全面批判了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批判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论点，批判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实现的论点，批判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全丢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不仅复辟了资本主义，并且修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九评》的发表，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当然〔注：此处应为‘想当然’——录入者注〕地引起我们托派犯人的关注，且受到震撼。
建国后，一直宣传“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都进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帮助我国新建、扩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项大型工矿企业，帮助设计，供应头等装备，派专家帮助安装，帮助建设大型水库，建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还有低息或无息贷款等等。一九五七年还曾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到东北和武汉参观学习，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形象教育。
一九六四年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参观，进行自力更生的形象教育，学习《九评》和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信里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是通过贸易方式进行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对中国的贷款，主要是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大部分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占对苏联出口的相当份额，抗美援朝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的。
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的形象教育冲得无影无踪。
《九评》中的某些评论用语似曾相识。
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词句下修正了马克思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概念，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也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延长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生前仍坚持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主要理由是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生产力不断社会化。
《九评》有篇《关于斯大林问题》，坚信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坚信斯大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赫鲁晓夫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修”得不像子，是赫鲁晓夫向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脸上抹黑，《九评》实际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冒充国际主义做的坏事，找赫鲁晓夫出气。
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修正主义，同《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两码事，不能因有些言词似是而非地当一码事，我们小组的学习发言都很谨慎，谁都怕一言不合《九评》旨意招来祸殃。大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一顶“拥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戴，不论学习那一《评》，结合这一《评》的内容，对准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狠批一通，这就叫做联系思想，所谓“拥赫迷修”的涵义是拥护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面，盲信赫鲁晓夫回归列宁原则。《九评》中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揭露托派第四国际曾在苏共二十大后，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赫鲁晓夫给托洛茨基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被轰下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好像中共没有改变对苏联国家性质的看法，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好转。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郑超麟一人学习《九评》后写了八、九万字的心得体会上交政府，题目《干部主义论》。后来政府干部宣布说——郑超麟写的东西是放毒，警告郑超麟，不准在小组里扩散。人斗人的一九六六年十月，郑超麟还是挨了批斗。
在重庆的曹惠白学习《九评》后，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被怀疑误会，招到了厄运，从而戴帽、判刑、离婚、坐牢，申诉又被认为翻案。拖到文革，情况变得更糟，横遭毒打，九死一生。
大概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监狱当局根据中央一项命令的精神，规定一号监的无期徒刑犯人不再到各劳改工场劳动，只能在一号监内参加糊纸袋和拆回丝等项劳动。
《九评》学习结束后，四个判十二年徒刑的陈莽、夏建勋、沈云芳、谢公墨都到期，前三个被迁送青海省的上海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劳动，谢公墨释放回家受管制。三个十五年的和八个无期的，还看四个没有判决仍然分作两个小组在一号监，上午学习，下午折回丝劳动〔注：此处应为‘拆回丝’——录入者注〕。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注意到一监新来了一位姓王的主管，有一次我听到一号监长称呼他“指导员”，我才知道这位王队长是指导员。作风简朴，没有官架子，别的主管总要有一张正规的写字台，写字台上还要有玻璃写字板，办公用具，一应俱全。这位王队长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张旧的学生课桌，所谓K字型桌，在一个角落里一放，是他办公的地方。上班自行带两个保温瓶上楼来了，不一需要喊劳役犯去打水，上午学习时，他在楼面走一趟看看，下午劳动时，他在楼面上走一趟看看。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劳动时，他对我们小组将了一军。我是劳动小组长，我领来一大包回丝布，按小组人数分成若干堆，回丝布有大有小，有容易拆的，有难拆的，在分堆前，我先搅划一下，为了公允，每堆旁我在地上编上号码，我再用纸片写上相同的号，让大家抽签，抽到几号就取几号堆的。王队长看我分完了，笑了笑：“如果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抓阄是一大发明，你们都是知识分子，还来这一套！”几句话，说得我们这些自命为唯物论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尴尬。学习小组长思想敏捷反应快，立马上纲上线做出自我批评，向王队长表态，接着把我也批评进去，说我“早就不应该这么做!”责任推到我头上，我沉默无言。从此，我省事也省心思，回丝布领来了，随便分成若干堆，让每个人自取一堆，我取最后一堆。
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劳动，这位王队长走过来，站在郑超麟面前看了一会，面向着整个小组对我讲：“我看，你就捡几块好拆的给他拆拆，你们看，他的手……”的确，由于患风湿关节炎，郑超麟的十个手指头都弯曲得伸不直，我早就注意到了，拆回丝，他很吃力，别人都拆完好几堆了，他的一堆老是拆不完。我不会想出这个便通办法，我想出了也不会做，我做了就犯了大忌，同情一个反改造分子。
一九六四年底，在这位王指导员的主导下，一号监成立了翻译组，把一号监会外文的犯人集中起来翻译科学技术书，托派小组的郑超麟、喻守一、周仁生、王国龙等调去翻译组。
之后，王队长又与上海十二机床厂联系，把机床厂的油漆车间搬到一号监的五楼，这个油漆车间专门漆螺丝刀的刀柄。
市场上大小型号的“555”牌螺丝刀，是上海十二机床厂生产的，我们把木质柄漆好后，送去十二机床厂装配成螺丝刀，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漆好的刀柄上刨出六条槽，使用时不滑手。
油漆组人多，一号监除了参加翻译组的，其他凡是有劳动力的都放到油漆组劳动。有了翻译组和油漆组，我们的伙食定量增加了，能吃饱，油漆组每天午饭菜里有荤。油漆散发的气体对人身体有害，外边工厂里的油漆工人都是增发营养费的，所以十二机床厂愿意让出油漆车间。
油漆车间分三个组：老粉组、砂光组和油漆组。
木柄的毛胚是在浙江山区加工好了运来的。毛胚的废品很多，有时一麻袋里捡出十分之一，正品先由老粉组涂上老粉，待干后，由砂光组在砂光车上砂光，之后由油漆组漆三道红漆再漆一道光漆，工序完成，装箩筐运出监狱送十二机床厂。
一九六五年元旦，专案组的李队条给我们托派犯人送来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每人一套。一卷和二卷，一九五二年我曾看过。我首先阅读了第四卷，这卷里包括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胜利四年间的政策、方针和评论文章。我读第四卷，初次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年内战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历程。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颂了《土地法大纲》〔注：此处应为颁布《土地法大纲》——录入者注〕，首先在已解放了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而国民党办不到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翻身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妇女和老人车轮滚滚送公粮，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不完全相同，这次农民战争在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物质“分配导向”指引下爆发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军，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抽拉来的壮丁，陷入了土地革命的浪潮中，淹没和瓦解了军心而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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